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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抛书人 发布时间：2015-11-16 21:57:03

  反复借，反复读。1.5 弄掉一本，买回一套。

• 作者：Redoct 发布时间：2016-11-27 15:58:10

  好书是好书，就是太零散了，每篇都不错，可是捆在一起就迷糊了。缺少主线、深度。

• 作者：百噸 发布时间：2013-08-20 21:35:57

  指導老師推薦的，對於世界觀的形塑有著深刻的影響，很能理解老師為什麼要用這本書，因為臺灣在觀念上真的太親西方了，以致於忘了自己所在的位置與角色，搞混了對自己定位的認知。

• 作者：若兮 发布时间：2018-04-10 20:49:54

  名字没取好 差点以为是宫心计那种的。。。其实作者一本正经的讲历史，可读

• 作者：徘徊客 发布时间：2024-04-22 04:34:04

  谏书

• 作者：BETTER 发布时间：2023-12-10 15:46:37

  等一个对象

• 《布达佩斯往事》万字简略版：在一个贬低人格的制度下如何存活？

  作者：Float 发布时间：2019-06-03 15:44:53

  写在前面：之前向一个专门把几十万字的书概括成几千字的微信公众号投稿，我选择了这本书，不过那个公众号需要强趣味性的，我自己的写作和这本书的风格都不足够有趣，所以没有通过，也不打算投到别的平台了，直接发豆瓣吧。这本书原文22万字，我用了一周时间看完，又用了三天左右缩减成9千多字，要想详细了解冷战时期作者一家在匈牙利以及美国的经历，建议读原书，要是没有时间，只想大概了解一下这本书的内容，读这篇也差不多了。

  PS：内容确实不够趣味性，读不下去的，估计你也不会去读原书，杠精请绕道

  导读

  本书是以第一人称叙述的个人家庭回忆录，作者是匈牙利裔美国记者卡蒂·马顿，在《布达佩斯往事》里她讲述了一家四口在苏联时代匈牙利的生活故事，许多关于她父母的往事来自冷战时期匈牙利秘密警察长达20年的档案。

  1950年代初，卡蒂的父母马顿夫妇活跃于布达佩斯的新闻界，他们分别是两家美国通讯社的记者。但此时，执行苏联化的匈牙利通过秘密警察布下庞大的告密网，匈牙利人生活在拉科西政权的恐惧之中。因为真实报道匈牙利现实情况，马顿夫妇长期受秘密警察的监控，并因叛国和间谍罪而先后入狱。

  伴随着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罪行的揭露、拉科西下台以及匈牙利欲修复与美国的关系，马顿夫妇被释放和特赦。但在一家人移居美国后，秘密警察曾经把马顿夫妇当作“告密者招募”的对象，美国政府也对他们进行了几年的监控......

  原书简读

  一、从二战到冷战，我们一家与秘密警察和告密网

  在布达佩斯的黄金时代，我的祖父母发达起来，那是19世纪的最后三十年，自由价值和包容精神相对流行，他们并不隐瞒自己的犹太出身。等到父亲成年，匈牙利的摄政和海军总司令霍尔蒂·米克洛什的铁腕政权正在收缩已被同化的犹太人的机会。

  1938年，德奥合并数天后，霍尔蒂向全世界宣布，匈牙利发明了法西斯主义。反犹主义造就了父亲一生的选择。由于匈牙利对犹太学生的“总数限制”，他无法被法律学院录取。他跟同样是犹太背景的母亲结婚，当然是因为爱；但还有许多女孩子，他是无法迎娶的。

  母亲出生于北方工业城市米什科尔茨的一个富商家庭。她父亲在一场牌局中输掉了他的钱和房产。十八岁那年，她进了德布勒森市的加尔文教会大学。一贫如洗但有历史博士学位，二十二岁的她嫁给了富有但年长许多的当地地主布罗迪·山多尔。但没有爱情，三年内就分了手，再次一贫如洗后，她来到布达佩斯。

  一年后，她遇到并爱上我父亲。他们的恋爱和随之不久的婚姻，恰好碰上德国党卫队中校阿道夫·艾希曼和他的犹太指挥部抵达布达佩斯。艾希曼缉拿了她的父母，使之永远消失于奥斯维辛集中营。

  战争的最后几个月，纳粹在匈牙利的翻版——箭十字党经常与艾希曼携手围捕犹太人，再把他们送去多瑙河旁的枪毙执刑队。布达佩斯幸存于五十一天残酷的围攻，以德军投降于苏军而告终。

  苏联占领军首次注意上父亲是在1946年，其时他为一家匈牙利报社工作，报道了弗拉基米尔·斯维里多夫将军的最后通牒。战争刚结束的混乱时期，统治匈牙利的是同盟国管制委员会，而斯维里多夫是该会的苏联主席。他命令匈牙利当局解散包括童子军在内的青年组织，并禁止反苏的政客担任公职。父亲在新闻稿中指出，这是自德国占领终止后，外国力量首次公开干涉匈牙利内部事务。这份新闻稿导致秘密警察建立了父亲的档案，更开启了对父母近二十年的全面监视。

  匈牙利秘密警察，其正式名字叫国家安全局，简称AVO，是匈牙利共产党内的苏维埃党派。它于1946年9月成立，下设十七个科。它的第一科试图通过庞大的告密网，来渗透控制匈牙利的政治生活，招募告密者主要依靠恐吓。

  这个告密网包括我家的大部分亲友，还有我家的保姆加布里埃勒·吉耶梅，我们叫她“夫人”。秘密警察档案显示，她是一名勤奋的告密者，跟我们一起生活的那些年里，她的真正工作是以代号“加什帕尔”向秘密警察汇报我家的一切。

  纳粹统治与共产政权之间有一个短暂时期，母亲尚可参加工作。1948年，她就遭到教育部解雇，名字出现在“政治上不受欢迎者”的名单上。一年之后，父亲经营的独立的、政治态度温和的报纸也被取缔，他也加入了失业队伍。

  到1949年，拉科西·马加什成为匈牙利无可争辩的统治者。此时，从字面上讲，公开钦慕西方已是一桩罪行。

  美联社著名的欧洲通讯记者丹尼尔·特鲁斯来到布达佩斯，在他的劝说下，父亲成为了美联社的特约记者。1948年初，特鲁斯因为一篇有关匈牙利推行残酷的苏维埃化的报道，遭到拉科西的警告后主动离开布达佩斯。我父亲接替了他的工作。

  很快，父亲说服母亲接受了合众社（UP）的类似职位。（但实际上是父亲在同时向美联社和合众社送交各自的新闻稿件。）

  有好一阵子，父母的努力令匈牙利的新闻不离美国报刊的头版，得以击败苏联想在西方的雷达下悄悄行事的企图。他们是本国人，无法驱逐；又有较高知名度，不容易轻易“消失”。所以，秘密警察在静静等待，只在父母周围编织愈来愈密的告密网，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

  二、父母被捕之前、拉科西东山再起

  1950年9月18日，秘密警察正式裁决我父母是“我们人民民主政权不共戴天的敌人…”。冷战变得更冷。1951年7月3日，美国驻匈牙利公使馆被正式指控“参与……推翻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阴谋……”。

  在1951年7月31日递交给美国公使馆的“外交照会”中，匈牙利人民共和国“要求美国政府关闭图书馆，停止播放由美国新闻处组织的美国电影和音乐，因为该新闻处已被证明是间谍和颠覆活动的伪装外壳”。

  新闻自由在匈牙利终结。1948年，匈牙利有六十五名正式的外国记者；由于逮捕、逃离、恐吓，到1953年仅剩三名。其中两人，就是安德烈·马顿和伊洛娜·马顿，剩下的第三人“安德拉希”还是秘密警察的告密者。

  1952年4月30日，国际社的布达佩斯通讯记者绍特马里·耶诺遭严刑拷打之后签署一份“招供”，称马顿夫妇传送情报给美国公使馆。

  1953年1月21日，根据绍特马里的“招供”和父亲对匈牙利“具有攻击性和破坏性的报道”，内政部“建议以帮助美国刺探情报的罪名，逮捕安德烈·马顿”。

  然而在1953年3月5日，奇迹发生了，斯大林去世了。但在布达佩斯，拉科西仍在执政，数千特务和告密者所操纵的恐怖机器仍在运转。没人发布指示，让那些敬业的办案人员撤销马顿夫妇的档案。

  1953年7月4日，救星突然出现，为我们解了围。斯大林死去的四个月后，斯大林“最好的匈牙利学生”拉科西在特别国会会议中遭到罢免，被迫将权力移交给温和的共产党改良派纳吉·伊姆雷。但拉科西的追随者仍在掌管秘密警察。1954年2月5日，秘密警察再一次向内政部长提出要求：“逮捕和审讯美国公使馆最活跃的特务安德烈·马顿…”

  克里姆林宫里面，斯大林的继承者之间的权力斗争仍在风雷激荡，其结果将塑造冷战的进程。同时，父亲却向他的敌人提供了弹药。

  1954年7月14日，父亲从国会会议室将一份国家预算拿走了，而在当时，政府刚刚宣布预算将不再发给媒体，新闻记者只能在国会里阅读，不可带走。但父亲却将预算本子从国会带到美国公使馆。经济参赞汤姆·罗杰斯将预算本子留下看了几天，又通过外交邮袋送了一份拷贝去华盛顿。

  秘密警察终于取得一项对父亲的具体指控：“偷”政府文件，将之交给敌人。这个“被偷”的预算，再加上有机会窃取公使馆机密者所提供的其他证物，构成了我父母案件的核心证据。

  而在1953年斯大林死去，至1955年我的父母被捕这期间的一年，父亲在布达佩斯时曾与英国经济参赞杰拉德·辛普森的妻子佩吉相好，这几乎导致他们婚姻破裂。父母之间的紧张关系日益明显，我们姐妹则经常被留给朋友兼桥牌伙伴切里·拉约什。布达佩斯外交社区到处传说着辛普森太太与马顿的流言蜚语。母亲则与拉约什越走越近，并最终陷入爱河。

  父母之间发生复杂的婚姻危机；他们的宿敌拉科西·马加什和取而代之的纳吉·伊姆雷，也在进行生死攸关的权力斗争。

  1954年12月21日是庆祝苏联红军“解放”我们十周年，父母应邀参加在德布勒森市举行的国会特别会议，拉科西是主要发言人。

  会议结束后，所有记者应邀出席官方招待会。纳吉·伊姆雷缺席，除了官方名义，他实际上已是一个半死人。东山再起的拉科西离开招待会时，我母亲和父亲趋前见他。拉科西看见他俩，卸下他通常敦厚的面具，未等他们开口就予以打断。“我为什么要与你们谈话？”他的下颚挑战式地向前突出，咆哮道，“横竖你们是不会报道真相的。”父亲保持着他的沉着，但母亲一下子愣住了，她从没见过如此憎恶的表情。父母那时就明白了，斯大林的党羽拉科西·马加什重新掌权，改革家纳吉·伊姆雷将不是唯一的受害者。

  三、父母的被捕、屈服与判刑

  1955年2月24日晚上7点30分，父母开车去美国军事参赞哈里·菲尔兹的公寓吃晚餐和玩桥牌游戏，直到凌晨2点才离开回家。就在父亲搀扶母亲下车时，一堆身穿黑色制服的秘密警察拥过来，将父亲带去了监狱。25日半夜2点至清晨，五名秘密警察闯进我家，翻箱倒柜寻找针对父母的“证据”，最后带着五只盛满“可疑”材料的手提箱离开。

  审讯父亲的是秘密警察中最老练的审讯官之一鲍比奇·佐尔坦上尉和他的主要助手鲍拉日·贝拉上尉，他们不单是逼取“供词”，还意图瓦解父亲的抵抗。将近七星期野蛮的审讯，辅之以睡眠的剥夺，父亲却仍然否认他是美国间谍。他们本以为我父亲会招供出美国的招募是如何完成的，他又泄漏了何种机密。将近两个月过去了，父亲并没有照办。

  斯大林死后两年，匈牙利处于“社会主义法治”时代，秘密警察再也不能将囚犯屈打成招。在父亲一案上，秘密警察正确地认识到，不让他得到任何有关妻子和小孩的消息，将是迫使他就范的最有效武器。

  父亲在监狱里遇到了一连串狱友，全都是告密者。这些牢房难友会帮助秘密警察套取我父亲的招供。利用父亲对母亲的愧疚，老奸巨猾的狱友说服了父亲以自己的招供来救母亲。就这样，经过两个月的审讯和心理高压，父亲承认自己是美国间谍。

  秘密警察导演这出残酷的剧中剧，向新狱友提供道具来设置圈套。父亲使用他的难友“偷带”进来的铅笔头，在卷香烟的薄纸片上，写下给母亲的情书，并在信中让母亲变卖所有财产，向西方使馆寻求政治庇护，带两个孩子离开。同时，父亲还给美国公使雷芬达尔写了一封求救信。

  但这两封信都没能超越鲍比奇上尉的桌子。他想告诫母亲和争取“美国人”帮助的尝试，统统归于失败——反向秘密警察提供了更多叛国的“证据”。到4月，他已束手无策。他知道，他鲁莽的两封信已使妻小陷入更深的困境。

  而在父亲被捕后的数月里，母亲不顾一切上访内政部，她表现出异常的自我克制，不公开父亲的被捕，不向美联社或美国公使馆寻求帮助。在征求官方指教两个月却一直没有回复后，母亲决定联络美国人。”布达佩斯公使馆给国务卿杜勒斯的秘密电报中写道：“马顿太太希望在西方媒体公开渲染这一案件，作为向政府施加压力的最后一招。”5月初，各个主要西方新闻社报道了已拖延良久的我父亲被捕的消息。

  6月初，告密者“安德拉希”和“夫人”告诉秘密警察，母亲在计划逃跑。6月10日题为“关于安德烈·马顿太太”的备忘录以此结尾：“安德烈·马顿一案，我们现掌握的资料还相当单薄。为帮助我们巩固他的证据，充实他的［间谍］招供，我们请求立即逮捕他的妻子——安德烈·马顿太太…”

  6月23日傍晚，我家门铃响了，母亲被穿工作服的男人塞进奔驰汽车。被捕后，秘密警察少校盖罗要求母亲签署逮捕证（签发日比实际上的逮捕早了整整一个月），她才看清罪名是为美国刺探情报。母亲被警告如果不签，她将在监狱里待一辈子。少校盖罗熟练运用着对付我母亲的最残酷武器，她无法忍受长期得不到我们姐妹的讯息。7月7日，她“招认”为美国人刺探情报。

  她作了招认，相信自己很快将获释。秘密警察原答应她与孩子重聚，却在8月29日向内政部提出要求（秘密警察实际上只对拉科西负责）并获得批准，将她“无限期拘留，以待调查结果”

  狱方曾允许父母在审判之前会面，这是他们九个月后的首次会面。会面后不久，父母被带入监狱建筑物内一个简陋法庭，面对秘密警察特别挑选的“法官”中最为臭名昭著的乔纳斯·贝拉博士，外号“血腥法官”，专门审判阴谋、间谍、叛国的案件。

  对父亲的指控是严重的：他是美国人的“常任顾问”；具体说，他建议他们派黑人外交官来布达佩斯，建议改善《美国之音》的播出；他“窃取”匈牙利的预算，送交美国经济参赞。父亲不承认所控罪行。

  对母亲的指控是可笑的，甚至按秘密警察的标准也是如此：她与美国人讨论蛋（和肉）的价格，这在拉科西时代的匈牙利就是叛国罪行。

  判刑——就像这个进程一样——是预设的。母亲记得：“我们站在那里。我突然忆起，曾看到很多类似情形的人，听法官宣读同样的文字：‘以共和国的名义，我们查明你有罪’。”父亲被判十三年监禁，母亲被判六年。

  四、一家人的重逢与离开

  母亲被捕后，我们被寄养在一户陌生人家。而被迫在自己的国家沉默的父母，开始获得匈牙利边界之外的注意。

  在他们受到实际审判的两个月之后，《纽约时报》在1956年1月15日推出标题为《匈牙利判决美联社记者及其妻子》的头版新闻。同时，公使雷芬达尔敦促国务卿约翰·杜勒斯，对囚禁我父母的人采取更强硬态度。

  1956年4月3日，我生日的这一天，母亲回到了我们身边。几天前，少校盖罗把她自牢房召来，指示她草拟一封递交给司法部的特赦请求书。赫鲁晓夫在第二十次全苏党代会上发表演讲，揭露斯大林的罪行；数星期内，苏联帝国兴起风起云涌的重大事件。几乎仅一夜之隔，妈妈的请求就获得批准。

  7月中，克里姆林宫解雇了拉科西·马加什，叫他提早退休去苏联，由副手盖罗·埃尔诺继位。盖罗是离职老板的忠实仆人，但较隐晦，不会造成恐惧和颤抖。斯大林和拉科西的肖像，实际上是在一个晚上，销声匿迹于全部的公共场所。

  获释后，母亲重新担任了合众社的记者，并接替了父亲的工作，同时担任美联社的记者。但实际上，她的获释有附带条件。每隔十天左右，母亲要去“安全房”与秘密警察会面口述她的近期活动。

  1956年8月13日，拉科西已经不在了，布达佩斯洋溢着新鲜的自由和暂时的自信。秘密警察官员科瓦奇·雷若（Rezso Kovacs），在提呈给内政部长的最高机密备忘录中表明：“安德烈·马顿博士的罪行——叛国和间谍——我们已有充分证据。所以不建议减刑，马顿应继续服刑。”

  但第二天风向就转了。8月14日，《纽约时报》通讯记者麦科马克，对共产党新首脑盖罗·埃尔诺进行一次罕见的访谈。8月15日，《纽约时报》以头版刊登麦科马克的文章，标题为《匈牙利要求与美国更为紧密的关系》。

  8月15日中午，父亲被通知，他已获得官方特赦。8月17日，爸爸再一次上了《纽约时报》的头版新闻，标题为《匈牙利释放美联社通讯记者》。报道中写道：“...东西关系的解冻，特别是拉科西先生的消失，显然促成了马顿博士的释放。”

  档案透露的另一个秘密，父母只愿彼此分享，而不愿公开。像妈妈一样，爸爸的自由也有附带条件。从他获释到 “匈牙利革命”，父亲必须定期向秘密警察汇报

  1956年10月23日，父亲和我去多瑙河的布达一侧的伯尔尼广场。平日里是很安静的地方，这时却挤得水泄不通。一名妇女出现在一个阳台上，挥舞着匈牙利的三色旗，原来占据中心位置的铁锤和镰刀已被剪除，仅留一个大洞。“匈牙利革命”的象征由此诞生。在匈牙利国旗中除去苏联象征是不可逆转的举措。内政部于同一天宣布，安德烈·马顿博士的个人档案正式封存。

  10月25日，节日的气氛急转直下。苏联坦克在国会广场朝徒手的和平示威者开火，父亲和麦科马克是现场仅有的新闻记者。最后的计算揭露，七十五人被杀，二百八十二人受伤。隔天，父亲关于国会广场大屠杀的报道出现在《纽约时报》头版，还出现于许多主要日报。

  革命慢慢耗尽氧气，西方国家则另有要事。10月30日，英国、法国、以色列向苏伊士运河发起攻击，事前又没通知美国，令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深感愤慨。1956年的美国总统选举正处在最后一周，竞争双方是阿德莱·史蒂文森和艾森豪威尔，杜勒斯又因患癌症而突然住院。苏联指控华盛顿在安全理事会提出匈牙利事件是在打马虎眼，以转移世人对其盟国干涉中东的注意力。被激怒的莫斯科指责西方伪善，投票否决了自布达佩斯撤军和停止干预的提案。杜勒斯的使节爱德华·韦尔斯于11月2日抵达布达佩斯，为时已经太晚。华盛顿虽倍加赞扬这反对苏联的首次武装起义，却任其自生自灭。

  11月4日的清晨，我们听到猛烈的枪炮声。俄国人回来了，苏联坦克在1956年11月占领布达佩斯。11月底，俄国人摧毁了最后的武装抵抗，七百名苏联军人在与匈牙利人的作战中阵亡，但人口低于一千万的匈牙利，有二千五百人死去，大部分是平民，二万人受伤；另有二十万人逃离突然开放的奥匈边境。

  二十万名匈牙利人逃跑后，布雷区、警卫犬、瞭望塔全部恢复，铁幕被重新建起，刚刚恢复掌权的警察国家，让特务再次尾随我父母的每一步。

  1956年12月21日的秘密警察档案透露，父亲找到他的秘密警察联系人扬博尔·阿帕德上校，请求他来我家公寓。父亲明白，我们的命运掌握在匈牙利真正有权者的手上，而那权力只听令于莫斯科，所以直接寻求扬博尔的帮助，以申请我们四人的护照。这一次，他将家庭放在职业和自己的骄傲之上。他劝说他的敌人，放我们走，反而对他们有利。他将永远是“一名友好的匈牙利人”。如果他继续留在匈牙利——即使在监狱里——也只会制造麻烦。扬博尔也有他自己的计划，这位秘密警察在档案中写道：“马顿将来可能会有用，一半出于社交，一半出于爱国。”

  在数天内，我们拿到了护照。那个冬日，我们开车前往奥地利边界，四小时后抵达边境哨卡。一名穿苏联式厚大衣的匈牙利军人，头上的绒毛皮帽上挂着一颗红星，趋前要看我们的护照。

  几分钟后，我们花了当时的我整个人生的时间试图跨越的哨卡徐徐升起，那名军人挥手让我们出关。我太年轻，太专注于自我，没去思忖父母永远离国的感受。他们在此出生，尽管在法西斯和匈牙利当局治下，承受如此的苦难，仍对之深爱不已。

  五、故事还没有完——“告密者招募”

  离开布达佩斯后，我们去了维也纳。然而妈妈没有感到幸福。苏联军队前不久才从奥地利撤走，她觉得，这么近的匈牙利犹如脊背吹来的飕飕冷风。她看起来比在布达佩斯时更为烦恼。我们在2月获悉，父母将被授予新闻界最高奖项之一的乔治·波尔克奖（第一对获奖的夫妇），她看到一个良机。我们将去纽约领奖——再也不回来！她要与这旧世界一刀两断。

  美联社却倾向于让我父亲留在欧洲。不过，父母因受逮捕和审判而赢得的名声帮上了忙。他们对“匈牙利革命”的署名报道，特别是父亲的，使他们在美国家喻户晓。美国国会众议员和参议员们都渴望他们出席国会的“匈牙利革命”听证会提供证词

  我们准备离开维也纳去慕尼黑，再搭乘前往纽约的难民飞机。1957年4月4日，《纽约时报》以一篇《两名匈牙利人获得波尔克新闻奖——为报道反抗在此获得荣誉的夫妇团队》，报道我们的抵达。

  5月6日，第十八届海外新闻俱乐部奖的晚宴，父亲被授予海外新闻俱乐部第一个总统奖，因为他在“最异常的骚扰和政治压力之下，仍忠实坚持最高的新闻道德”。

  美联社将爸爸分配到国务院（妈妈的胜利，她拒绝返回维也纳，限制了美联社的选择），我们搬去华盛顿，定居在郊区。我们姐妹全力以赴，一头栽进尽快变成合格美国女孩的努力之中。

  我们到达美国后，故事还没有完。在我研究的后期，取得了父母的B卷宗，B代表“Beszervezes”（“告密者招募”）。B卷宗始于1962年，那是我们抵达乐土的五年之后。

  1962年5月，匈牙利国外情报部门开始了对我父母的监视。代号为“Virag”（“花”）的特务，其任务就是想方设法与我父母建立友谊，目的是“为了招募”；其他的特务，则开启了对马顿一家的外围监视。

  花”披有理想的外衣来完成任务。他是匈牙利官方新闻社的驻外记者，持有国务院的通行证，定期走访外交记者的办公室

  1962年5月21日，匈牙利内政部要求匈牙利驻华盛顿大使馆的情报部门，开始“招募，或至少打通与［马顿的］妻子的交往以争取招募”。“花”获得指示，要维持与我父亲的联系，避免引起任何怀疑，但要撰写详尽的备忘录。1962年底，匈牙利大使馆拟就一份针对我父母的行动计划。“花”将深化与马顿的交往，并伺机利用我父亲对匈牙利的“思乡之情”。

  一年后的1963年8月1日，匈牙利内政部的基拉·约瑟夫将军向华盛顿的特务下达指示：“建立马顿的招募档案。”依据“花”的消息，基拉在1964年2月3日建议——应缓慢进行！——如果我父母能回匈牙利，“万一招募不成，将予以逮捕和审讯”。

  整个1965年，“花”和他在华盛顿及布达佩斯的主子都在精心策划，如何劝我父亲回到匈牙利。1965年3月10日，华盛顿的秘密警察情报主管通知布达佩斯，“我们计划今年招募马顿太太。”

  1967年6月的一天，匈牙利大使馆的三等秘书贝尔纳特·埃尔诺，突然自大使馆消失，事先没有任何预兆。他其实是莫斯科训练的间谍，但披有外交官的外衣。美国联邦调查局或中央情报局，为他家安排了新的安全居所，为每名家人配备新身份。过后，没有更多详细资料的浮现，他慢慢退出公众视野，可以假定，隐入了证人保护计划。更重要的是，贝尔纳特负责招募我父母的任务，也指挥“花”的活动。可以推测，贝尔纳特向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坦白了一切。

  六星期后，贝尔纳特的上级，职业外交官劳德瓦尼·亚诺什打紧急电话给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劳德瓦尼是代理大使，也请求政治避难。

  1967年7月14日，劳德瓦尼叛变的一个月后，匈牙利内政部的基拉将军通知他在华盛顿的同事，马顿案件因两名变节者而“告吹”。由此终止了秘密警察对我家长达二十年的监视，正好是我们抵达美国的十年之后。我们的生活——不管我们知道与否——终于摆脱了仍在布达佩斯当权的执政党间谍的遥控。

  我为最后的研究回到布达佩斯，这次回来，我与“花”见了面。在与他的对质中，他坚持不认为自己是特务。

  赴布达佩斯作最后一次研究旅行后，我回到纽约，获得了一份新的档案，档案还披露出一些戏剧性的细节。从1957年到1959年，用联邦调查局的专门术语，我父母是“调查的潜在对象，有可能与匈牙利政府合作，为其提供信息”。

  住在共产国家时，“他们亲西方，与西方过从甚密”，激发了秘密警察的怀疑；这同一特质，使父母在埃德加·胡佛（美国联邦调查局第一任局长）的华盛顿也变得不可信赖。如我早已推测的，秘密警察和联邦调查局都不相信他们。

  1958年12月11日，联邦调查局特工“在安全的条件下”访问我父亲，发现他“全力合作，如果遇上匈牙利政府代表的接触，愿意立即通知华盛顿区办公室”。所以，父母在第一回合中获得清白。但他们没有获得彻底的自由，至少在埃德加·胡佛的世界中没有。

  四年后，即1962年5月1日，联邦调查局的内部备忘录“发现［马顿夫妇］没有参与颠覆活动。”尽管联邦调查局消除了爸爸是匈牙利特务的怀疑，他显然感受到了压力，要向联邦调查局汇报他的活动和联系。

  1962年，大约是秘密警察为招募而重新打开我父母的档案时，联邦调查局也显示出新的兴趣。因此在1967年8月8日，联邦调查局授权对我母亲进行一项“谨慎的背景调查”。

  1968年7月30日，呈送给埃德加·胡佛的秘密备忘录总结说：“综合考虑手头的种种资料，马顿夫妇此时似乎没有构成安全威胁。马顿太太的情报潜质似乎是负数的，马顿先生的潜质似乎与资讯来源有关。就这点而言，如有必要，将继续与他保持接触。”

  这是父母在联邦调查局档案中最后一份文件。自那以后，父母开始过上了郊外普通夫妇的生活。妈妈和爸爸从冷战中幸存，终于回家，不过是在美国。而父亲自始至终都没有打开那第一份秘密警察档案，它仍躺在书桌上，原封不动。

  写到最后，我抬头看看我最喜欢的父亲的照片——镶着银色相框，挂在可以俯瞰中央公园的我家客厅。他坐在国务卿办公室外面的长沙发上，膝盖托着记事本，视线避开摄影师镜头的打扰。父亲以尊严为盔甲，是个超脱、镇定、警觉之人。我希望他能听到我的声音：谢谢你。

• 拿破仑是一个时代的象征

  作者：～简～ 发布时间：2014-11-18 21:14:28

  这本书让我知道了 一个人的两面性 。从维护主权的正义战争到侵略战争，拿破仑走向了一个极端，到了后期拿破仑对自己的帝国没有很清楚的认清 也是他失败的很重要原因，家庭内部不合 危机重重 远征莫斯科没有考虑到哪里的严寒天气 。还有一点的运气，拿破仑的运气用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