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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房地产企业税收安全策略》内容具有新颖性和创新性。《建筑房地产企业税收安全策略》是基于国家颁布的*新税收政策而编写的税务实践之书。笔者从法务与税务相统一、合同控税、账务控税和制度控税四维角度，巧妙地把*新税收政策应用到企业租赁合同、建筑总承包合同、专业分包合同、劳务分包合同、包工包料合同当中，通过合同管理、合同设计和制度设计，从源头上来控制企业的涉税风险，提高企业的税收安全，具有很强的新颖性和时代的创新性。

《建筑房地产企业税收安全策略》实用性和操作性强。《建筑房地产企业税收安全策略》收集了较多的实例，大部分是来自于笔者在全国财税培训实践中所积累的实例，特别是建筑和房地产行业中的众多实例是笔者在长期税务咨询实践中收集的真实案例，让读者看后，就知道怎样在税收实务中处理各类合同中存在的可能涉税风险点，富有实际操作性和可行性。

《建筑房地产企业税收安全策略》能够作为各地税务干部、财务总监、财务部经理、企业家或老板的培训教材，也可以作为广大教师、科研人员、税务官员、注册税务师、注册会计师和税务律师的参考用书。

第一章 企业税收安全的基本理论

第一节 企业税收安全的内涵

一、什么是企业税收安全

二、企业税收安全的表现形式

[案例1:某投资企业投资政府土地改造项目不理解税收政策而多交税的分析]

【案例分析2：某社会投资者投资土地增减挂钩项目的涉税处理】

三、税收安全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指标

第二节 提升企业税收安全的三步法

一、第一步：事前税务规划

【案例分析3：某公司债权融资的税务规划节税28.3万元的分析】

二、第二步：事中企业税务风险管理

【案例分析4：某企业业务发生中没有签好合同导致多缴纳税收的分析】

三、第三步：纳税自查，排查账务中的纳税盲点

[案例分析5：某建筑公司出租房屋合同中免收租金条款的房产税处理分析]

[案例分析6：某房地产公司自查发现收取会所租金挂往来的涉税风险分析]

【案例分析7：某园林公司采购苗木账务处理自查实现多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的分析】

第三节 企业税收安全应遵循的三大基本原理

一、 “三证统一”原理：法律凭证、会计凭证和税务凭证相互统一

［案例分析8：某公司购买商铺合同瑕疵多承担税费的分析］

[案例分析9：某公司“三证不统一”的涉税收风险分析]

[案例分析10：总承包合同中的开工保证金和履约保证金条款的税务处理和账务处理]

二、四流（三流）统一原理：合同流、资金流、票流和物流（劳务流）相互统一

[案例分析11：某公司让他人为自己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涉税分析]

【案例分析12:某房地产企业指定分包方中票款不一致的涉税分析】

三、三价统一原理：合同价、发票价和结算价相互统一

第二章 建筑房地产企业税收安全策略一：法务、财务和税务融合控税

第一节 法务、财务和税务融合控税的实操要点

一、税务处理需要参照有关法律的规定。即在应用税法条文的规定进行税务处理时，对税法条文中没有明确规定的地方，需要相关法律的规定进行佐证。

二、税法上没有规定的，必须依据民商法的相关规定进行税务处理。即当一笔经济业务的税务处理，税法上没有规定的情况下，必须以相关法律、司法解释中的规定为主。

【案例分析13：拥有土地使用权的工业企业与房地产公司合作建房分配利润的涉税分析】

三、企业的财务处理要有时需要依据《会计准则》规定还不够，还要结合税法和相关民商法的进行处理。即有的经济业务，在进行账务处理时，必须依据税法、《会计准则》和相关民商法律的规定进行。

[案例分析13：某房地产企业收到政府土地返还款的法务、财务和税务处理]

第二节 法务、财务和税务融合控税的实操业务

一、土地使用的相关法务与税务处理

[案例分析14：某企业土地使用合同中未明确土地交付使用时间而多缴纳土地使用税的涉税分析]

[案例分析15：江苏某酒店集团土地使用税的涉税分析]

二、企业注册资本认缴制后的法务、财务和税务处理

[ 案例分析16：某企业在注册资本从实缴制改为认缴制后的财税处理分析]

三、 房地产企业项目内配建保障性住房的法务、财务和税务处理

四、善意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法务、财务和税务处理

[案例分析17：某企业善意取得虚开增值税发票的企业所得税前扣除的诉讼法律分析]

五、取得走逃（失联）企业开具增值税发票的法务、税务、财务处理

【案例分析18：收到走（逃）企业开具发票的涉税处理】

六、房地产企业两种“红线外支出”的法务、财务和税务处理

七、 建筑企业“四种”农民工用工形式下的法务、财务和和税务处理

[案例分析19：某劳务派遣合同中不同用工费用条款约定的财税处理分析]

八、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管理的法务、财务和税务处理

【案例分析20：劳务分包合同规避税务风险签订要点的示范举例】

第三章 建筑 房地产企业税收安全策略二：巧签合同促节税

第一节 建筑 房地产企业节税的关键性合同条款剖析

一、合同中“合同价格”条款的涉税分析

【案例分析21：某铝合金门窗生产安装企业销售安装合同中的涉税风险分析】

二、合同中“设备或材料供应”条款的涉税分析

三、合同中“工程结算和工程款支付”条款的涉税分析

[案例分析22：某施工企业与房地产公司工程进度结算款的增值税纳税义务时间、发票开具和账务处理]

四、合同中“发票开具”条款的涉税分析

第二节 建筑房地产企业巧签合同促节税的合同签订要点

一、建筑总承包合同的签订要点：建筑合同与招标投标文件的实质条款保持一致

【案例23：某施工企业与交通局签订“甲供材”补偿协议适用简易计税的涉税法律分析】

二、建筑企业包工包料业务节税的合同签订要点

三、“甲供工程业务”的两种合同签订方法的涉税分析及其合同签订要点

四、 PPP项目中土地征拆费用由SPV公司承担的涉税风险管控的合同签订要点

五、农民工工资专户管理下的税务风险管控的合同签订要点

【案例分析24：总承包方代替专业分包方发放农民工工资的合同签订要点示范】

六、房地产企业购买电梯及安装服务节税的合同签订要点

七、母公司中标子公司（孙公司）施工和总公司中标分公司（财务独立核算）施工涉税风险控制的合同签订要点

[案例分析25：某总公司中标分公司施工项目规避税收风险的合同签订技巧]

八、采购合同中运输费用“一票制”和“二票制” 涉税风险规避的合同签订要点

【案例26：采购合同中运输费用“二票制” 涉税风险规避的合同签订要点】

【案例分析27：采购合同中运输费用“一票制” 涉税风险规避的合同签订要点】

九、建筑企业租用机械设备的涉税风险及控制的合同签订要点

[案例分析28：某企业代出租人代缴租金收入税费的涉税分析]

十、房地产企业免收租金出租自持商业或城市综合体节税的合同签订要点

[案例分析29：某房地产企业出租写字楼节税的合同签订要点的涉税分析]

第三节 企业经营过程中节税的关键环节:合同签订环节

一、园林绿化公司绿化工程节税的合同签订技巧

【案例分析30：房地产公司购买苗木的不同合同签订方法的增值税抵扣分析】

二、园林公司养护工程节税的合同签订技巧

［案例分析31：某园林绿化企业签定养护工程节税的合同签订技巧］

第四章 建筑房地产企业税收安全策略三：法律框架下合法税务筹划

第一节 建筑房地产企业税务筹划新理念

一、新理念一：用好用足国家的税收（优惠）政策是最好的税务筹划

[案例分析32：某房地产企业用足 “混合性投资”税收政策节税的税务筹划]

【案例分析33：房地产企业用好用足成本分摊税收政策节税的税务筹划】

二、新理念二：在税法和相关法律框架下合法税务筹划

【案例分析34：建筑企业节约社保费用的“农民工”用工策划之道】

三、新理念三：税务筹划与企业战略管理相结合

第二节 建筑房地产企业税务筹划节税秘诀

一、房地产母公司中标拿地，项目公司（子公司）开发节税的税务筹划秘诀

【案例分析35：某国有企业的土地变更到全资子公司名下进行开发节税的税务筹划】

二、企业不缴纳社保费用的筹划秘诀：与劳动者建立劳务关系而不是劳动关系

【案例分析36：基于劳务关系和劳动关系判断是否缴纳社保费用的法律分析】

三、“甲供工程”增值税计税方法选择的税务筹划秘诀

[案例分析37：建筑企业采购材料物质价税合计＞44.21%ד甲供材”合同中约定的工程价税合计，选择一般计税方法的分析]

[案例分析38:建筑企业采购材料物质价税合计＜44.21%ד甲供材”合同中约定的工程价税合计，选择简易计税方法的分析]

四、“甲供工程”涉税业务中的认识误区及选择简易计税的税务筹划秘诀

第五章 建筑房地产企业税收安全策略四：建立涉税内控制度

第一节 涉税内控制度影响企业税负

一、良好的企业涉税内控制度是控制企业税负的重要因素

[案例分析39：某房地产企业采购制度设计不合理的涉税成本分析]

二、企业税务风险最终归因于企业涉税内控制度问题

【案例分析40：某企业工资薪酬和福利费制度对高管人员社保费用和个税负担的影响分析】

第二节 建筑企业内部承包经营节税的内控管理制度设计

一、建筑企业内部承包经营的模式

二、建筑企业内部承包经营模式的经营管理制度的特点

三、建筑企业内部承包经营模式的经营管理制度存在的税收法律风险

第三节 建筑企业挂靠工程税收安全的五项涉税内控制度设计

一、合同管理制度

二、物质采购管理制度

三、实行集中统一的财务收付结算管理制度

四、招投标的内控管理制度

五、挂靠项目的施工管理制度

第四节 节约社保费用的职工福利费制度和职工培训制度设计

一、企业节约社保费用的职工福利费制度和职工培训制度设计的法律依据分析

二、少缴纳社会保险费用的职工薪金、劳动保护和业务提升培训制度设计

肖太寿，

经济学博士，研究员，中国财税培训金牌讲师，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博士后（2011年12月至2013年12月），2016年9月被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评为“*具影响力税务老师”。先后就读于江西财经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现更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中央财经大学。是我国第1个法律凭证、会计凭证和税务凭证 “三证统一”筹划理论和“合同与账务税务处理相匹配和合同与发票开具相匹配”的合同控税新理念的提出者。精通中国税法，具有较深的财政学、会计学、税收学理论水平和丰富的税收筹划实践经验。主要擅长PPP（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中的税务策划、合同节税、企业纳税筹划、企业税务管理、税务审计、企业涉税疑难问题处理、税收风险识别与防范以及税务稽查应对，精通房地产行业、建筑安装行业和工业制造业的涉税管理、税收风险识别、纳税筹划和税务稽查应对。为企业提供财税培训1000多场，特别是为房地产和建筑企业及PPP（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提供节税设计方案，降低企业税收风险，捍卫了企业纳税人的权利。

在国家公开刊物发表论文100多篇。出版专著5本，编著8本。代表著作：《中国国际避税治理问题研究》《商业模式下的合同控税策略——6类经济合同中的涉税风险及控制》《合同控税理论与51案例真解》《小微企业财税扶持政策研究》《合同控税：21种合同签订技巧及72案例》《有效降低成本的战略与方法》（云南出版集团出版）、《纳税筹划》（经济科学出版社）、《砍掉企业税收成本3把刀及76案例精解》（经济科学出版社）、《企业税收成本控制》（税务咨询师教材，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建筑房地产企业合同控税》（中国市场出版社）、《建筑房地产企业税务管控》（经济管理出版社）。

社会职务：清华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税收学专业硕士导师、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协会专家委员会专家、中央财经大学税收教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财税精英家园协会财税专家委员会专家委员、剑桥大学CIE—CFO中国同学会特聘专家、《财会信报》和中国会计视野优秀撰稿人、中国注册税务师行业继续教育特聘老师、北京市注册税务师协会师资库特聘老师、北京解税宝科技有限公司首席税务专家。

高亚莉，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原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博士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财政部PPP专家、国家发改委PPP专家。研究方向：财税、金融、投资PPP等。

在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专著《中国股票发行市场发展研究》；在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合著suspporting sustainable post- Earthquake Recovery in china (世界银行课题)和《支持中国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可持续发展》；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地方财政研究》《经济研究参考》《环境经济》《开放导报》等经济类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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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建筑房地产企业税收安全策略》内容具有新颖性和创新性。《建筑房地产企业税收安全策略》是基于国家颁布的*新税收政策而编写的税务实践之书。笔者从法务与税务相统一、合同控税、账务控税和制度控税四维角度，巧妙地把*新税收政策应用到企业租赁合同、建筑总承包合同、专业分包合同、劳务分包合同、包工包料合同当中，通过合同管理、合同设计和制度设计，从源头上来控制企业的涉税风险，提高企业的税收安全，具有很强的新颖性和时代的创新性。

《建筑房地产企业税收安全策略》实用性和操作性强。《建筑房地产企业税收安全策略》收集了较多的实例，大部分是来自于笔者在全国财税培训实践中所积累的实例，特别是建筑和房地产行业中的众多实例是笔者在长期税务咨询实践中收集的真实案例，让读者看后，就知道怎样在税收实务中处理各类合同中存在的可能涉税风险点，富有实际操作性和可行性。

《建筑房地产企业税收安全策略》能够作为各地税务干部、财务总监、财务部经理、企业家或老板的培训教材，也可以作为广大教师、科研人员、税务官员、注册税务师、注册会计师和税务律师的参考用书。

• 作者：shtim 发布时间：2011-02-25 20:49:26

  简单 明了 适合刚接触线性代数的同学

• 作者：huang_w 发布时间：2021-02-12 23:08:33

  过于简单了，起这么个霸气书名有点不搭，比较失望。可能真是定位给创业者和老板们扫盲的

• 作者：江湖路人 发布时间：2010-05-21 19:39:38

  假正经好！！！！！！

• 作者：Pecho.King 发布时间：2021-08-29 21:35:34

  李光耀两次用暴力清剿反对党、工会、学生会，从而奠定李氏一党江山，也奠定了“新加坡的思想自由只有头顶几厘米高”的笑话。人无耻果真无敌。

• 作者：四夕青俊 发布时间：2015-10-13 19:38:17

  翻译的太生硬了

• 作者：属于自己的日常 发布时间：2023-01-01 12:23:01

  我们爱一个人不是因为他漂亮，而是因为我们爱他，所以他看起来漂亮

• 非常好的概率书

  作者：ArchaicMoon 发布时间：2017-06-22 09:43:37

  非常非常好的概率书。我仔细读过Billingsley，翻过Durrett和Dudley，比较下来，还是最喜欢Shiryaev的这本。这本书思路清晰，写法干净简洁。我最喜欢的几点：（1）书中经常有点睛之笔，或精要综述前文，或点出后文所述理论之缘由。这样，对于“我在干什么”和“我为什么要干这些”就一目了然。我个人觉得，相比而言，Billingsley就要乱许多。（2）作者在引入random variable后很快就引入了random elements，后面讲weak convergence of probability measures的时候又尽量考虑probability measures on metric spaces而非只是probability measures on Euclidean spaces的情况。这一点和Dudley的书一样。Durrett和Billingsley的书就基本只包含weak convergence of probability measures on Euclidean spaces。（当然Billingsley有另一本经典书目专门研究前一种情况。）（3）这本书是概率论书籍中少有的详细讲述了stationary random sequences and L2 Theory的一本。对于time series econometrician来说，自然是宝物。Billingsley, Durrett和Dudley就没有相关的内容。

  我读的是第二版。书中略有些印刷错误，但是如果理解书中内容的话，这些小错误一眼就能看出。另外，书中有些定理是直接引用而未证明，有些定理是在简单的情形下完成的证明。但就此书在其篇幅内所涉内容的广度与深度而言，实在不应多求什么。

  总之，这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

  附文中所提其他书目：

  Billingsley: Probability and Measure

  Durrett: Probability: Theory and Examples

  Dudley: Real Analysis and Probability

  Billingsley的另一本高阶一点的概率著作：Convergence of Probability Measures

• 刘学：《周书》点校本出版拾零

  作者：理一分殊 发布时间：2022-11-28 15:12:31

  《周书》是记述北魏东西分裂之后西魏和北周政权的纪传体断代史，中华书局点校本由前辈史学大师唐长孺先生负责整理，是“二十四史”中除前四史外出版的第一种。从计划伊始，到1965年完成点校，制版付型，再到最终出书，绵历十余年，其间种种因由，通过留存下来的书稿档案，才得见鳞爪。

  1958年，在国务院领导下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以后，中华书局随即正式启动整理二十四史计划。在同年10月拟订的计划中，整理二十四史被分为标点集注本和普通本两种系列，分别供专门研究者和一般读者需用。在集注本中，鉴于清初李清所撰《南北史合注》芜杂疏陋，而后出考订以及石刻文字等资料大多为其所未见，南北各史的纷乱脱误又较其他各史更甚，故而有新编《南北史补注》的设想。不过二十四史的集注本始终未能落地实施。在同年最早的一份《标点二十四史（普通本）约稿计划》中【图一】，便已经确定南北朝各史分别由山东大学和武汉大学承担，其中北朝四史（《魏书》《周书》《北齐书》《北史》）和《隋书》五种史书的标点整理者都是“拟约武汉大学”（《隋书》后来因武大、山大都未接受，另做了安排），预计完成时间则都是1959年11月。

  

  图一：标点二十四史（普通本）约稿计划

  这一时期的点校整理分头在各高校展开，实际开展工作已经晚于计划的完成时间。1960年底，武大历史系内成立了校点小组，由唐长孺任组长，姚薇元为副组长，组员中还包括陈仲安、石泉、赵婷、陈庆中、曹绍廉、谭两宜，正式开始点校工作。初步的整理计划是“先搞《周书》……其余三史，俟《周书》完成继续搞下去”，这也就使得《周书》成为“北朝四史”中最早整理的一种，而规模较大的《魏书》《北史》在此阶段一直没有着手。由于校点组也是第一次进行校史工作，标点和校勘的体例还处于摸索之中，加之时间和任务紧迫，初期也遇到一些困难。在1961年1月赵守俨所拟回复武大历史系《校点〈周书〉小结》的信中，赵先生特别强调：“各史的校点工作，根据上级指示，是要求早日完成的；但更重要的还是保证质量，力求使这个校勘标点本成为超越前人的最好本子。根据这个精神，我们向有关方面提出了较高的校勘标点的要求。校勘工作的四个方面（引者按：指版本对校、本校、他校、吸取前人成果），需要非常认真细致才能做好。”这封回信中还提到总结出的校勘工作十条具体原则【图二、三】：

  1. 凡改底本处，都要有校记简要说明根据和理由。改字需审慎，凡不易肯定或底本可通的，都不必改。2. 底本未改字，但别本或它书的异文有参考价值的，或某家之说言之成理的，都可做一条校记。3. 别本或它书有误，底本不误者，不入校记。前人虽有说，而我们认为不妥甚至错误的，校记也不必提及。4. 各本间虚字的出入；它书及本史的另一处文字歧异，而文义无殊者：都可以不写校记。5. 与它史及类书比勘，着重记其人名、地名、官名、时间的异文及文义较有出入者，史实的不同不入校记。前人对史实的考证也按这一原则处理。6. 各本对校是最基本的校勘工作。凡版本上能够解决的问题，校勘记只说据某本改即可，不必再牵涉别的书。某家说作某字是、应补应删某字，而我们取校的本子正有与他的说[法]相合的，至多在“据某本改”后面加一句：某家说作某是。比较复杂的问题，可举些旁证，但应力求简明。7. 凡前人的校勘记或读史札记之类已发现的问题，校勘记引用时，一律指明这是哪一家的说法。8. 殿本“考证”作为前人研究成果之一，只采其可用诸条并入新写的校记。即使以殿本为底本，也不再附印“考证”。9. 校勘记对于采用各本、各书、各家之说的称谓要一致。可以用简称，但要避免前后不同。将来出版说明中请开列采用书目，并附注简称。校勘记文字的写法也请做到基本上一致。10. 校勘记以一卷为单元，将来附印在每卷之末，以便读者检查。

  今天回看这些原则，依然堪称是校勘整理古籍的重要经验，也基本上被今天的修订工作吸收。

  

  图二：赵守俨回信中提出的勘工作十条原则（1961年1月6日）

  

  图三：赵守俨回信中提出的勘工作十条原则（1961年1月6日）

  这一时期书局和校点组还有一些书信往来，其中值得一提的是1961年4月石泉先生的来信【图四】。石先生在信中说：“我是武汉大学历史系的一个教师，从去年年底以来，在我系参加了由您局组织领导的校点北朝四史的工作。由于没有经验，我们走过（湾）[弯]路，进度很慢。我们也一直在摸索，希望找到些多快好省的办法，以求提高新版本的质量，又能加快工作进度。……按我们目前的工作进度与工作状况（例如病号多，经常只有四五人进行工作，最近以来又不能全时间搞，工作质量不齐，办法也不多，副组长姚薇元先生因课忙，始终也未参加这一工作……），能在年底以前完成北齐、北周二书（约四十万字）就算不错。”石泉先生还在附件中提出三条建议【图五】，其中第一条建议悉数删除《魏书》《北齐书》《周书》中原本已残缺、复经后人补足的部分，还各书以原貌。但因这一点关涉过大，打破了一千多年来三书的既有形式，各书的残缺配补情况又有其复杂性，后来书局在征求专家意见后便没有采纳，只是在点校本的校勘记中做了阙卷和后人补足情况的说明。

  

  图四：石泉先生来信（1961年4月12日）

  

  图五：石泉先生信后所附建议

  由于古籍校勘程序复杂，最初是将对校、本校、他校等步骤分开来做的。在1961年5月赵守俨出差武汉、济南的工作汇报中提到，“武汉大学校点的北朝四史，暑假前可完成《周书》、《北齐书》的本校和与《北史》的校勘，估计再有七个星期可以完成这项工作”。从7月8日书局收到的卷十一《晋荡公护传》校勘记初稿来看【图六】，校点组确实也是先做了本校和校《北史》工作，而《册府元龟》因为卷帙庞大，翻检不易，通校工作是准备放在后面补做的。

  

  图六：中华书局1961年7月8日收到的《周书》校勘记初稿

  但由于校点组成员的教学、科研任务都比较重，一直不能集中精力进行工作，又受编写魏晋南北朝史教材的任务影响，时做时辍，《周书》在武大一直未能完成彻底点校。1961年底，书局便有了借调校点者进京集中工作的动议。在赵守俨所拟“关于各史校点者借调问题的建议”【图七】中提到：“目前亟待解决者为南北朝八书。武大为了教材任务，北周、北齐二书不得不暂停。……武大担任的《周书》功亏一篑，《北齐书》也做完对校，并初点完竣。就进度来说，借调唐长孺先生也是可以考虑的。惟鉴于他正在编写教材，在系里担负的教学任务较重，……拟作为第二步进行。”这一次借调动议主要针对承担南朝各史的山东大学，促成次年王仲荦先生被调进京。1963年，由于经过四年工作二十四史点校进度仍很迟缓，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指示各史的整理需争取在第二年内完成，最终在7月15日由教育部正式发文武汉大学、山东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四校（63教二蒋旭字第1148号）【图八】，借调唐长孺先生来京整理北朝四史，发文上的计划时间是“1963年内完成《北齐书》、《周书》，1964年内完成《魏书》、《北史》”。此时《周书》已接近于完成，需补作的工作并不多，而《魏书》《北史》尚未进行。

  

  图七：赵守俨拟“关于各史校点者借调问题的建议（1961年12月11日）

  

  图八：教育部“借调教师来京校点《二十四史》”发文（1963年7月15日）

  1963年秋，唐先生和他的青年教师助手陈仲安来到西郊翠微路2号大院中华书局办公，由此开始了三年翠微校史时光。到1965年，《周书》整理完成，拟待发稿，在书局还保留有一份《重编周书目录的几项原则》【图九】和相应讨论记录。这份文档由唐、陈二位拟订，由古代史组提出在座谈会上讨论。《原则》中说“令狐德棻《周书》目录的本来面目已不可见，大致宋本比较接近原貌，但其总目与分目已互有分歧，南本以下多有更动，殿本增入更多，皆意为升降。今天重订目录不必拘牵各本，应该从读者便于翻检着想，大幅度地增加人名”。并将列传部分为正传、附传、附见三个层次，分别按不同格式编入目录。在讨论记录页上还能看到郑天挺、王仲荦、宋云彬、卢振华、冯家昇等各史负责人和书局赵守俨、肖项平的发言要点，讨论底本旧目、新目的关系，附传、附见两类的升降依据以及各史与此相关的特殊情况等。从点校本出版后的目录看，《周书》在付型时并没有完全采纳《原则》中的意见。

  

  图九：《重编周书目录的几项原则》

  《周书》付型之后，由唐长孺先生撰写过一个出版说明，本拟在次年即可出书。但随着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不少专家学者遭受错误批斗和不公待遇，书局也停止业务工作，集中搞运动，校点工作被迫停止。这也就使得二十四史点校本在“文革”前实际只出版了前四史（最晚的是1965年出版的《后汉书》），三年翠微校史的成品则以付型未印的《周书》《南齐书》《陈书》为代表，整理工作陷入停顿。

  1967年5月，戚本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指示书局继续点校二十四史，要求一两年内完成，并表示可以用前一阶段参加工作的“旧人”，点校工作又有了短暂恢复。在5月8日至12日间，书局出差至武汉大学，和当时的领导机关“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以及“文革”中一系列群众组织了解唐长孺、姚薇元、陈仲安三位的情况：“我们和各组织联系过以后，由他们分头和自己组织的成员商量。五月十一日我们（有）[又]与各组织负责人联络，询问各组织讨论的结果，一致同意把这三个人调出来工作，也一致认为这三个人够不上反动‘权威’和四类干部。”并与三位先生商定了以5月17日为行期。

  唐、姚、陈三位先生来京后，被编在负责北朝各史的第一组内。这年《周书》的主要工作，就是撰写序言（由第七组出版说明组负责）。按照这一阶段的计划，序言被分成二十四史总序和各史出版说明两种，前者重点要交代“封建史书的反动实质，对于各史书有共同性的反动立场、反动观点，加以批判”。在1961年10月21日出版说明组给书局“革命联合指挥部”的信中提到《周书》出版说明事：

  我组接受的《南齐书》、《陈书》、《北周书》三部：前两种的原校点者未参加此次工作，体例可由我组来作；《北周书》系唐长孺同志校点，体例由他作比较合适，驾轻就熟，当然，由我组来作也无不可。又，《北周书》的出版说明已成初稿，因改作编校体例，所以搁下来没有修改。

  这一阶段所写《周书》的出版说明初稿，目前还存有1967年9月29日、10月28日、11月3日、11月7日、11月14日、1968年1月3日等不同时间的草稿，篇幅不断删省，最后删到了两千五百字左右。据资料较为丰富的9月29日草稿前附的贴条说：“这篇说明初稿，是在唐先生提供的初稿基础上写成的。原稿资料丰富，写的太长（一万言），考证引证素材太多。我做的主要是简化改写工作。”这篇“出版后记”的草稿虽然最终也没有采用，唐长孺先生提供的较长材料也已不存，但里面还是有一些正式出版后的点校本所没有的内容，比如提到在存世宋本（即三朝本）、南监本、北监本、汲古阁本、武英殿本、金陵书局本、百衲本七个本子之间，《周书》点校本底本最终选择武英殿本的理由【图十】：

  在这七个本子中，我们选择了殿本作底本，原因是：南、北、汲三种本子流传不广，也没有胜于他本之处；局本即以汲本为底本。所以，这四个本子，就都不加考虑了。余下三种，论时代宋本最古；百衲本在宋本的基础上有所改正，声名很大；殿本在清代很少人敢非议，清末以来所有石印本、翻刻本，几乎全据殿本。百衲本出版后，由于张元济在诸史跋文中，一方面吹捧宋元旧本，另一方面又列举了不少殿本的缺点错误。因此殿本声誉大为低落，百衲本身价则大为抬高。为了慎重起见，我们曾试行把宋本、殿本、百衲本进行了对校。现以经过比对的第一、第二两卷为例：在这两卷中，此是彼非、此非彼是的异文共25条。其中宋本错而殿本是的18条；殿本错而宋本是的6条；宋本、殿本同错的一条。如以百衲本和殿本比较，殿本是而百衲本错的14条，殿本错而百衲本是的7条。所以，单就这两卷的比对情况看，这三个本子，以宋本错得最多，殿本错得最少。此外，宋本和百衲本的古体、别体字较多，殿本一般都已改作通行体，排印也比较方便。因此，这次校勘《周书》，决定以殿本作底本。

  

  图十：1967年9月29日《周书出版说明（初稿）》局部

  由此可见点校者对于底本的选择是经过慎重考虑和前期试校时对文字正误情况统计的，而在《周书》点校本出版说明中，只简单提到“在上列七种本子中，殿本刻误和古体、异体字较少”，大为简省。不过，由于这一时期思想路线和组织上的混乱，整理工作受到政治的干扰很严重，各史进展不大。随着1968年初戚本禹被隔离审查，为期半年多的短暂恢复也旋即告终。

  1971年，在毛泽东的批示下，点校工作再度恢复，并又一次借调唐长孺、陈仲安先生到京工作。6月21日书局刘德麟所拟初步计划中提到：“借调人员中以白寿彝、唐长孺、王仲荦为主，中华书局配备较大编辑力量，先修改、补写《南齐书》、《陈书》和《周书》的出版说明。……如以七月初开始工作的话，估计《南齐书》等三史的出版说明八月份能写出，年内即可出书。”在9月份向出版口汇报二十四史工作情况时，也说：“这三史是文化大革命前已经付型的。现在对于标点和校勘记通篇检查了一遍，发现点错的地方只是个别的，主要问题在于校勘记比较烦琐。为了利用旧版，可改可不改的，不改。对于点校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拟在出版说明里向读者交代清楚。这三部书，争取在国庆节前发厂挖版。在挖版期间，撰写出版说明，于十月中旬发排。”由于“出版说明”在撰写时又经反复修改多次，发排时已经到了年底，排出后又经审定，等到《周书》实际见书，已经是次年了。

  回顾自1960年开始工作后，点校工作先是受限于繁重的科研教学任务，不能集中精力，体例也还处于摸索之中；1963年后各史点校学者在京集中整理，才有了较快进展；但1966后风云变色，政治翻覆，因为一篇《出版说明》，《周书》等三史迟迟不能出版。等到正式出书，已然是七年之后。《周书》篇幅不大，出版过程竟也充满波折，点校二十四史期间种种甘苦，恐已非身历其事者所能切实感知。

  

  本文首发于《澎湃新闻·上海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