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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宗名臣的正面与侧面

  作者：绯村拔刀斋 发布时间：2020-09-01 11:17:22

• 【轉】徐沖：川勝義雄《六朝貴族制社會研究》評介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19-09-25 19:26:26

  【提要】本文介紹了日本學者川勝義雄《六朝貴族制社會研究》一書的主要內容，並試圖在日本戰後學術史的脈絡中把握川勝史學的進展。以1967年《漢末的抵抗運動》為界，川勝氏的研究可以分為前後兩期。在其後期的研究中，"貴族政治"發展為"貴族制社會"，成為與"封建社會"對舉的綜合性概念，顯示了欲囊括內藤湖南"文化史觀"與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于一體的創新意圖。

  【關鍵詞】川勝義雄京都學派 貴族制 貴族制社會

  一、前言

  日本學者川勝義雄（1922—1984）的名著《六朝貴族制社會研究》（以下簡稱“本書”），2007年底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作為“日本中國史研究譯叢”之一種出版。作者川勝義雄是戰後日本魏晉南朝史研究領域的重要學者，其與谷川道雄所共同提倡的“共同體論”，更在上世紀60、70年代對於日本的整個中國史研究學界產生了影響。由谷川氏所主導的“譯叢”編輯委員會[1]，首先推出內藤湖南的《中國史學史》[2]與本書，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川勝氏在日本中國史研究學界所具有的地位。

  川勝氏1922年生於京都市。1948年畢業於京都大學文學部史學科，1950年即入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工作。此後除了短期的法國訪學以外，近三十五年間基本都是在京大人文研開展研究工作，直至1984年因病逝世[3]。《六朝貴族制社會研究》一書是他最為重要的作品[4]。

  本書日文版出版於1982年12月[5]，不過當然不能據此認為這是一部20世紀80年代的作品。據作者《序》，是“將我迄今所撰關於六朝貴族制社會的十幾篇論文綜合成為一冊”，而這些論文的“整個撰述時期，約有30年左右”[6]。其中最早的一篇《貴族政治的成立》，發表於1950年；最晚的一篇《東晉貴族制的確立過程》，發表於1979年。故本文將首先按照本書的篇章次序簡要介紹各章內容，然後再從學術史的角度，以時間順序整理川勝史學的演進軌跡，最後則附出對於中譯本譯文的一點意見。至於與中國學界相關研究的比較，因為篇幅限制，就只有留作將來的課題了。

  二、內容簡介

  本書題為“六朝貴族制社會研究”。在20世紀以來的中國中古史研究領域，“六朝”是一個所指頗為靈活的概念。中國學界多以此指自孫吳、東晉至於宋、齊、梁、陳這些建都建康的江南王朝，帶有濃厚的地域色彩；而日本學界言及“六朝”者，則範圍多包括了整個魏晉南朝，有時甚至也包括了十六國北朝在內[7]。本書所謂“六朝”指的是魏晉南朝。川勝氏認為，他在本書中所描述的“魏晉南朝的貴族制社會從成立至崩潰的過程，還是較為完整地顯示出了中世前期貴族制社會的形象”；而“中世後期亦即隋唐帝國的核心部分源自北朝，所以應將北朝隋唐作為後期貴族制社會及其前史的問題另加探討”[8]。

  本書的主要內容共分為三編，分別為第一編《貴族制社會的形成》、第二編《朝向封建制的傾斜與貴族制》和第三編《貴族制社會的變質與崩潰》。每編下設四至五章，實際上每一章基本都是一篇獨立的論文[9]。在描述“魏晉南朝的貴族制社會從成立至崩潰的過程”時，川勝氏坦言他所關心的核心問題是，“如何思考貴族制社會與封建社會的關係”[10]。更明確的說，則是何以中國“中世”沒有形成如西歐、日本那樣典型的“封建社會”，而是形成了文人貴族優先的“貴族制社會”。“中世”、“封建社會”、“貴族制社會”，關於這些概念的糾纏，我們會在下一節中涉及。這裏只是要先明確川勝氏的問題意識與敍述思路，看看他是如何用一本書來回答自己所設定的這一問題的。

  第一編《貴族制社會的形成》探討的主要問題是，曹魏、西晉時期的貴族制社會是如何形成的？相對而言，川勝氏並未在描述曹魏、西晉時期的貴族制社會之歷史特徵上花費過多筆墨，而是把重點置於了此前的東漢末期，即貴族制“前史”[11]。第一章《貴族政治的成立》，明確提出了“產生魏晉貴族的母胎即是漢末清流勢力，後者的結構對前者性質影響甚巨”這樣一個核心命題。作者反對如楊聯陞那樣從豪族群之間的對立來理解漢末的清、濁對立，認為清流勢力具有如下結構：在政治上依據共通的儒家國家理念，在個人交際上依靠共通的儒家道德感情形成了廣泛的輿論，以此確定代表者，互相取得聯絡。而對那些歪曲君主權力，擾亂國家正常狀態的濁流勢力持反對立場。第二章《漢末的抵抗運動》，一方面將清流範圍擴展至包含了鄉邑之中的“逸民式人士”在內，另一方面也把濁流勢力的根源追溯到了在鄉邑中推行“領主化路線”的富裕豪族。這些豪族與宦官政府相勾結，使古老的鄉邑秩序面臨分裂與崩潰的危機。而清流—逸民—黃巾則被理解為先後分別由知識階層右翼、知識階層左翼和底層民眾所擔當的對於上述危機的一系列抵抗運動。這些抵抗運動抑制了漢末社會向典型的封建社會發展，而促成了以士人階層為基礎的貴族制社會之成立。第三章《魏、西晉的貴族層與鄉論》，以“鄉論環節的重層結構”這樣一個關鍵概念來說明漢末到魏晉時期貴族層“自律性”的構成原理，並認為在魏晉貴族制社會形成之際起到決定作用的“九品中正制”，亦是以此為前提而成立的。但與此同時，在魏晉王朝建立之後，佔據鄉論環節最上層的名士集團，逐漸脫離了基層鄉論，利用九品中正制來進行本集團的自我保存與自我再生產。第四章《貴族制社會的成立》，對於前三章涉及的問題進行了全盤清理和重新論述，再次強調需要從起源上——即東漢時代的基層鄉村社會——來探尋貴族制社會成立的本質，並通過對於九品中正制和戶調式中課田規定的分析，說明豪族共同體累積型的貴族制社會在國家形式上的表現。

  第二編《朝向封建制的傾斜與貴族制》探討的主要問題是，3世紀（曹魏、西晉時期）在華北成立的貴族制，為何能在4世紀（東晉時期）的江南得以再生？這在第二、三、四章中是作為一個完整的歷史過程被描述出來的。第二章《孫吳政權與江南的開發領主制社會》，將3世紀的江南描述為尚處在開發中的殖民地社會，土著豪族和自立小農民都遠未成熟。與此相應，在孫吳政權下的大多數地區，由將軍們各自統率帶有私兵色彩的屯田軍，實行軍政統治；孫吳政權是由這些將軍們和孫氏之間的人格性主從關係來支撐的。這種權力體制被川勝氏命名為“開發領主制”。第三章《從孫吳政權的崩潰到江南貴族制》指出，在孫權死後，支撐孫吳政權的人格性主從關係走向崩潰；以社會流動化的顯著為背景，屯田體制也走向了解體。西晉亡吳後所實行的放任式統治及西晉末年的大亂，促使江南地區社會流動化的大潮繼續發展。期待秩序安定的江南土著豪族擁戴幾乎毫無實力的晉室王族司馬睿，是試圖利用後者的名分，建立一個由自己掌握的政權。但以王導為首的北來貴族群利用鄉論主義意識形態的先進性與江南基層社會的後進性，成功的在江南建立了自己主導的貴族制統治。第四章《東晉貴族制的確立過程——與軍事基礎的問題相關聯》，則從軍事力量的角度探討了東晉貴族統治體制的確立過程。認為在東晉政權的草創時期，北來亡命貴族所固有的軍事能力幾近於無；即使是王敦，事實上也以江南土著豪族勢力作為自己的軍事基礎。其後，北來流民武裝逐漸為建康政府所掌握，得以在長江下游建立了以鄉論主義為秩序原理的貴族制統治，分化、壓制了江南土著豪族勢力。但同時也付出了代價，不得不容忍陶侃在長江中游建立封建色彩較濃的半獨立勢力圈。事實上，這樣一種權力特質不僅僅見於東晉的“西府”和孫吳政權。第一章《曹操軍團的構成》，將漢末的曹操軍團也視作一個由許多武裝豪俠集團構成的複合體。認為無論集團內部的結合紐帶，還是形成複合體以後的上下統屬關係，都是以基於個人信義的任俠式人際結合作為支柱的。第五章《門生故吏關係》，則對整個魏晉南朝所存在的“門生故吏”現象進行了細緻考察，確認其並非父家長式單方面的支配隸屬關係，而是一種自由民與自由民之間的個人臣從關係。當時的社會由這些私人結合體累積而成，這阻止了“王法”的貫徹，而顯示了向封建制的傾斜。

  第三編《貴族制社會的變質與崩潰》探討的主要問題是，江南貴族制社會在進入南朝後從變質走向崩潰的過程。第一章《劉宋政權的成立與寒門武人——從與貴族制的關聯來看》指出，雖然傳統上劉宋時期被視為貴族制的全盛期，但劉宋政權的軍事側面主要由王族與寒門出身的武人承擔，貴族則喪失了對於軍事權力的控制，反映出以貴族為中心的支配體制已經出現了極大倒退。第二章《〈世說新語〉的編纂——元嘉之治的一個側面》，則通過分析《世說新語》中所見的對於劉宋政權的批判傾向，推測其可能成書于何長瑜這樣具有反體制傾向的人物之手，認為在其內心深處掩藏着對於正在逝去的貴族制時代的眷念。第三章《貨幣經濟的進展與侯景之亂》和第四章《南朝貴族制的崩潰》，從不同的角度探討了侯景之亂前後南朝社會所發生的巨大轉變。第三章指出，隨着江南開發的進行，南朝社會出現了發達的貨幣經濟。但是流通的貨幣總量不足與政府的通貨政策缺乏一貫性，最終導致了貨幣的二重構造。這一方面造就了大量流亡農民和半失業商業人口，一方面促進了商人階層和土豪將帥階層的興起。第四章則指出，貨幣經濟的進展使得南朝貴族無法繼續維持封閉莊園，而不得不在經濟上倚賴商人。梁代的通貨膨脹則給單純依賴俸祿收入的貴族以巨大打擊，使大多數人陷於困頓。侯景亂後，貴族的社會勢力和政治實力亦一落千丈，只是成為文化傳統的一點象徵了。因此，可以說侯景之亂標誌着南朝貴族制的結束。

  縱觀上述三編的內容，正如渡辺信一郎曾經敏銳指出的那樣，在描述“魏晉南朝的貴族制社會從成立至崩潰的過程”時，上述三編並未貫徹同樣的理路。相對來說，前兩編的思路較為統一（儘管其中也不無紛雜，詳見次節），是圍繞鄉論主義意識形態的形成來討論貴族制的形成過程和本質所在；而明確提出其軍事基礎（如掌握北來流民武裝）和經濟基礎（如大土地所有制、莊園經濟等），都只是上述意識形態本質所派生出來的次要因素[12]。但是第三編在討論南朝貴族制的變質與崩潰時，主要關注的問題卻是貴族如何喪失其軍事實力和經濟實力。而其本質所在的鄉論主義意識形態在這一進程中究竟是如何變化的，起到了怎樣的作用，並未明確[13]。不過之所以出現這樣的差異，恰恰反映了川勝史學本身在日本戰後三十年歷史中的演進軌跡。這是我們要在次節中關注的問題。

  三、京都學派？——學術史中的川勝史學

  對於戰後日本中國史研究展開的敍述，“京都學派”與“東京學派”之間的論爭往往是敍述的重點。川勝氏的研究成果，一般也與谷川道雄一起，被歸入內藤湖南、宮崎市定以來的“京都學派”這樣一個系譜之中[14]。這當然應該納入我們的視野。川勝氏本人也坦承，“對我的研究思路產生巨大影響的，是由內藤湖南開創，在宮崎市定、宇都宮清吉等諸位先生的繼承下發展起來的所謂京都學派”[15]。然而，在深化我們對於川勝史學乃至於日本戰後中國史研究理解的時候，這樣的標簽，是否可以提供足夠的資源？或者更簡單的說，是否足以解釋本書第一、二編與第三編之間所出現的理路差異？早有論者指出，即使是在“京都學派”內部，內藤湖南關於“貴族政治”的構想，也並非是被完整繼承的[16]。而在東與西的論爭往復之中，事實上也很可能存在共通的背景和困境。也許從“時代”而不只是“學派”的角度，可以讓我們更為深刻的理解學術史中的川勝史學。

  如前所述，本書是由川勝氏在三十年間所陸續撰述的十幾篇論文綜合而成的。雖然每章最後都已經標明了最初發表的時間、刊出處等，為了討論的方便，還是先按照這些論文最初發表的順序，排列如下：

  1.《貴族政治的成立》，1950年；

  2.《曹操軍團的構成》，1954年；

  3.《門生故吏關係》，1958年；

  4.《貨幣經濟的進展與侯景之亂》，1962年；

  5.《南朝貴族制的崩潰》，1962年；

  6.《劉宋政權的成立與寒門武人——從與貴族制的關聯來看》，1964年；

  7.《漢末的抵抗運動》，1967年；

  8.《魏、西晉的貴族層與鄉論》，1970年；

  9.《孫吳政權與江南的開發領主制》，1970年；

  10.《〈世說新語〉的編纂——元嘉之治的一個側面》，1970年；

  11.《貴族制社會的成立》，1970年；

  12.《從孫吳政權的崩潰到江南貴族制》，1973年；

  13.《東晉貴族制的確立過程——與軍事基礎的問題相關聯》，1979年[17]。

  1950年的《貴族政治的成立》是川勝氏發表的第一篇論文。依據內藤湖南關於中國中世“貴族政治”的定義而展開自己的思考，似乎是比較“京都學派”的。然而若觀察1950年前後的學界動向，又不能不感到這篇文章的特別。如所周知，這一年在東京的歷史學研究會大會上，經由西嶋定生和堀敏一兩氏的報告，以“世界史的基本法則”來把握中國歷史的“歴研派”正式登場[18]。此前，前田直典已經對京都學派的六朝隋唐中世說給予了強烈批判[19]。這時更體系化為秦漢至隋唐為奴隸制、宋以後為封建制這樣的時代區分論，從而與京都學派以漢末劃分上古與中世、以唐末劃分中世與近世的時代區分論相對立。對此，京都學派的代表學者宮崎市定和宇都宮清吉很快也作出了回應[20]。值得注意的是，根據所謂的“唯物史觀”主要從生產方式形態變遷來把握中國歷史的“歴研派”自不必說，即使是作為對立方的宮崎氏和宇都宮氏，也把更多的關注點放在了與社會經濟相關的物質層面。具體到貴族制論，則傾向於在大土地所有制和莊園經濟中尋找中世貴族的社會基礎[21]。這種風氣，事實上一直延續到了1960年代前期。然而川勝氏的這篇“處女作”卻從儒家國家理念和民間輿論的角度來考察貴族政治的成立，毋寧說與上述時代風潮保持着一定的距離。此文發表後受到增淵龍夫所謂“過於理想化”和“缺乏社會基礎”的批判，似乎也可以從這樣的角度來進行理解[22]。另外，這篇論文從漢末清流的特質來追尋魏晉貴族的基本性格，反而很容易讓人聯想到西嶋氏在此前一年所發表的論文《中国古代帝国の一考察——漢の高祖とその功臣》。如所周知，西嶋氏此文是從高祖集團的家內奴隸制性格來把握漢帝國之結構的[23]。

  然而，從1954年《曹操軍團的構成》開始，直到1964年《劉宋政權的成立與寒門武人》的發表，川勝氏並未延續第一篇論文中的上述思考。這十年間他顯示了運用學界主流思路把握問題的能力，並且取得了不俗的成績。《曹操軍團的構成》和《門生故吏關係》可以看作是站在“京都學派”的立場對於歴研派“六朝奴隸制論”的反擊之作[24]。前文主張曹操軍團的結合紐帶乃是基於個人信義的任俠型結合關係，後文則認為門生故吏關係乃是自由民與自由民之間結成的個人臣從關係。但是，這種從個人之間的關係類型來把握時代性質的理路，事實上也是西嶋氏開其風氣之先[25]，儘管雙方的具體結論完全相反。其後的《貨幣經濟的進展與侯景之亂》和《南朝貴族制的崩潰》更是與戰後社會經濟史的研究主流合拍，明確將“江南貴族的經濟基礎在於其大土地所有以及莊園經營上”作為定說接受[26]，從南朝後期貨幣經濟的進展如何在促進商人和土豪將帥階層興起的同時，也讓貴族喪失了社會經濟基礎，來說明貴族制的崩潰過程。自述苦於尋求貴族經濟基礎之法的守屋美都雄，對於川勝氏的這兩篇文章給予了很高評價，也可以看出其與戰後學界主流的合拍程度[27]。

  值得注意的是，在《門生故吏關係》一文中，川勝氏把這種六朝時代的臣從關係稱之為封建社會所特有的人格性結合。這是“封建社會”這一指稱初次出現在他的論考之中。其所強調的“自由民”、“個人信任”等方面，顯然是針對歴研派的“奴隸制”“父家長支配”等概念而發。但是在作為對一種整體社會形態的指稱这一點上，川勝氏對於“封建社會”的使用卻是與歴研派對於“奴隸制”的使用相通的，而不同於“京都學派”的前輩宮崎市定在其論考中所使用的法制史性的“封建制”概念。同時也可以觀察到，在川勝氏這一時期的諸論考中，雖然“貴族”、“貴族制”之語被頻繁使用，但尚未出現“貴族制社會”這一概念[28]。其所謂的“貴族制”，實際上只是作為魏晉南朝時期的一種歷史現象而言的——尤其指一種占據優勢地位的“政治制度”，而并非指整個社會體制本身。這一用法，無論是“京都學派”的前輩宮崎市定，還是在並非“京都學派”的越智重明和矢野主稅那裏，也都是共通的[29]。

  1967年發表的《漢末的抵抗運動》一文在川勝氏的研究生涯中具有重要意義[30]。這篇文章吸收了前述增淵龍夫的批判意見，在谷川道雄“共同體論”的啟發下[31]，從鄉村社會的基底入手，重新討論了1950年《貴族政治的成立》一文所考察的对象。其進展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一）通過“逸民式人士”的引入，將“清流”與小農階層連接在一起，並將其斗爭重點從維護“儒家國家理念”調整為鄉邑“共同體秩序”的重建；（二）前者的對立面也從擾亂正當國家秩序的宦官政府調整為豪族的“領主化傾向”，即試圖以其財力和武力對鄉邑實行赤裸裸的支配。（三）儒教意識形態在豪族階層中的廣泛滲透，與上述抵抗運動一起，共同抑制了豪族的“領主化傾向”，使其未發展成典型的封建社會，而形成了以士人階層為基礎的貴族制社會。

  可以看到，與之前的研究相比，川勝氏此文最大的進展，就在於從漢末鄉邑社會內部把握魏晉“貴族制社會”的形成。這與谷川道雄對於“貴族制”的理解是密切相關的。此前學界對於六朝貴族的主流理解，毋寧說主要是以上層統治者為主體來進行把握的。為人所關注者，乃是“貴族”與其他統治勢力（如皇帝、武人、寒人等）之間在權力格局上的進退，而對於貴族與民眾之間的支配與被支配關係，則并無異議。在此可以說，“貴族制”基本是被理解為“貴族政治”的。川勝氏1950年的論文題為《貴族政治的成立》，從字面上也反映了對於貴族制的舊有理解。即使是宮崎市定關於“九品官人法”的“鄉品—官品對應說”，也基本停留於其作為選官制度之一環的論述上。而谷川氏則對此做了進一步的解說：

  官品為鄉品所決定這一事實，即使可以看作貴族的身份、地位是由王朝所賦予的，本源上卻是由其在鄉黨社會中的地位、權威所決定的，王朝不過只是承認機關——即使這種承認具有很大的作用。[32]

  這樣，高高在上的貴族就經由“鄉品”而與鄉邑中的民眾發生了直接聯繫，從而獲得了“社會基礎”。兩者之間的關係，也就由支配與被支配、剝削與被剝削，轉為支持、代表與保護。川勝氏顯然在這一思路上與谷川氏是完全接合的。“貴族”獲得了“社會基礎”，“貴族制”也順理成章的發展為“貴族制社會”。川勝氏在此文中開始使用的“貴族制社會”概念，不再僅僅停留於一種政治制度，而是發展為一種囊括這一歷史時期所有對象的整體體制，是可與“奴隸制社會”、“封建社會”相對舉的歷史範疇。這一點和谷川氏的思考也是相通的[33]。

  川勝氏在此文中也開始使用與豪族的“領主化傾向”相對應的“封建社會”概念。而所謂的“領主化傾向”，是指豪族以其財力和武力對鄉邑實行赤裸裸的支配[34]。這與其前述1950年代研究中所揭示的“封建社會”像——基於個人信任的人格性主從關係——相比有很大的變化。另一方面，“貴族制社會”又是與共同體冀求運動和儒家意識形態支配聯繫在一起的。這樣我們可以得到如下圖式：

  

  此後川勝氏的諸研究，可以說就是以上圖式在三國兩晉歷史中的具體展開[35]。1970年發表的《魏、西晉的貴族層與鄉論》，通過“鄉論環節的重層結構”這一概念——即鄉或縣、郡、中央三個層次上的鄉論——來說明魏晉九品中正制創制的背景，並指出儘管上層的貴族集團實際上脫離了基層鄉論，但鄉論主義意識形態仍然得以出現。同年發表的《孫吳政權與江南的開發領主制》，則在孫吳政權統治下的江南社會中觀察到了上述圖式中B的缺失和向A的傾斜。認為與曹魏、西晉統治下的華北社會相比，這顯示了江南社會的後進性。由此，圖式中的A/B又在地域差別的背景下帶上了後進/先進的標簽[36]。1973年發表的《從孫吳政權的崩潰到江南貴族制》和1979年發表的《東晉貴族制的確立過程》，則詳細描述了流亡江南的華北貴族，如何利用先進的鄉論主義意識形態與後進的江南豪族曲折周旋，最終在江南確立了貴族制社會的統治秩序。

  今天看來，奠定川勝氏學術史地位的，無疑是他1967年后的諸研究[37]。然而在發表當時，在個別結論受到好評的同時，毋寧說以對於思路與立場的批判為多。這些批判，大多又是針對他和谷川氏所共同提倡的所謂“豪族共同體說”[38]。最能反映當時學界一般態度的，可以菊池英夫在《史學雜誌》1970年度的《回顧と展望》中的如下評論為例：

  但是，關於谷川道雄《北朝貴族の生活倫理》一文，其過度強調精神因素和士大夫的倫理性，認為鄉黨共同體結合與支配服從的契機在於救濟與謝恩之心的連結，“貴族作為貴族不可缺少的資格”在於“人格上精神性的高大”，重田氏的批判也是理所當然的。這與谷川氏從前的立場也有所不同。很難想像這是接受過階級史觀洗禮的人的想法。[39]

  對於學界的這種“意識形態式”的批判，川勝氏和谷川氏都做了回應[40]。雖然在回應中強調所謂“階級史觀”之神聖化乃是戰後歷史學的一大缺陷，但對於自己屬於“接受了階級史觀洗禮的人”，谷川氏並不否認[41]。而川勝氏在回應中也言及，自己是在“能夠消化谷川氏的共同體論後”，對于辯證法“才稍有領悟”[42]。同時，在本書中還可以觀察到一個很有趣的細節變化，就是在1967年《漢末的抵抗運動》一文中，“逸民式人士”的“左/右”指稱與前期相比發生了顛倒：

  我曾經將清議之徒的抵抗視為左翼，而以逸民式人士為右翼（拙稿《六朝貴族制》，《歴史教育》12-5，1964年，頁27），這主要是以抵抗的積極性和消極性來劃分左右的。但是考慮到逸民具有的更接近民眾這一階級性質，本文對於左右作了重新劃分。關於逸民的階級性質，參照第四節。[43]

  “左/右”顛倒的理由，在於對“逸民式人士”之“階級性質”的判斷。另外，在前期川勝氏研究中尚被敘述為沒落與衰弱的鄉邑小農，到了1970年發表的《貴族制社会と孫呉政権下の江南》與《貴族制社会の成立》兩文中，卻轉而上升為形成鄉論和阻止豪族“領主化傾向”的主體[44]。這樣的變化，如果再和川勝氏自己“誇大妄想狂”的自我諷刺——試圖以“豪族共同體論”來包容內藤湖南的“文化史性”貴族制論和歷史唯物論立場的封建制理論[45]——聯繫起來，或許可以在“京都學派”的標簽之外給我們以更多的啟示。

  四、關於譯文

  作為日本中國古代史研究領域的一部重要作品，本書的譯介，無疑將對促進中日學界的相互瞭解、深化中國學界的相關研究起到積極作用。兩位譯者為此付出了艱辛的勞動，理應得到學界的感謝和敬意。但是本書個別譯文的處理尚可斟酌。如31頁“買官”當為“賣官”、45頁“郡”當為“鄉”、47頁“第三次鄉議”當為“第三次鄉論”、58頁“眾”當為“聚”、74頁“第二次鄉論”當為“第三次鄉論”、130頁“以及”當為“即”、135頁“想像”當為“現象”、152頁“周氏”當為“周玘”、158頁“吳郡”當為“吳興郡”、198頁“胡琴”當為“胡床”、295頁“陷於”當為“限於”，等等。有的也許是手民之誤，只是譯者與責任編輯在審讀校樣時，還是應該察覺改正，以免白璧微瑕之憾。另外還有一些偏離文意或者漏譯之處，似乎不能歸咎手民。列舉如下。

  （一）序

  1.頁2：將唐末劃為古代的時代區分學說。

  擬譯：將唐末以前劃為古代的時代區分論。

  （二）第一編

  1.頁11：這種全國性的士大夫輿論，最終將鋒芒對準了扭曲國家主權的濁流，它引發了忠於儒家國家理念的官僚的共鳴，並將他們爭取到了與濁流的鬥爭之中。

  擬譯：這種全國性的士大夫輿論，最終將鋒芒對準了扭曲國家主權的濁流，並與忠實於儒家國家理念的官僚產生共鳴，支援他們與濁流進行的鬥爭。

  2.頁18：就我的理解而言，逸民人士是當時知識階級的一個組成部分，既然說清流勢力構成了知識階級的主體，那麼便不能將逸民人士從清流勢力中切割開來。

  川勝氏所用的“逸民的人士”是一個特定概念，指的是漢末徐穉、薑肱等“具有逸民風範的人士”，主要見於《後漢書》列傳四三，指因時勢而決意不仕者，並不同於“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純粹逸民。譯作“逸民人士”無法體現這一區別，當譯為“逸民式人士”或“逸民性人士”。後文還有很多類似場合，不列舉。另外，“既然說清流勢力構成了知識階級的主體”當譯為“既然說清流勢力是以知識階級為主體而構成的”。

  4.頁23：也就是說，清流勢力的中心是“儒學行義”者，在其兩側則分別是遊俠式富豪與包括逸民人士在內的各色人物。

  擬譯：也就是說，清流勢力以一般的“儒學行義”者為中心，在其一翼分佈着遊俠式富豪，另一翼分佈着逸民式人士，包含了多種歷史要素在內。

  5.頁27：這一抵抗滲透到了上層權力，通過公共權力揭發實權派的罪惡，從不惜身死地積極抵抗到逸民採取消極的“守道”，其形式可謂多種多樣。

  擬譯：從進入高層權力、運用公權來揭發實權派的罪惡，甚至不惜將其處刑這樣積極的抵抗，到最為消極的“守道”之逸民式抵抗，這一抵抗以多種形式表現出來。

  6.頁28：本文不準備詳細敍述這些，而着重想探討導致豪族領主化走向複雜以及對之進行監視的一個重要問題。

  这里所谓的“监视”，原文为“チェックする”，即check，在日语中当然也有监视、检查之意，但这里当译为“抑制”或者“阻止”。後文還有幾處誤譯為“監視”的類似場合，不列舉。

  7.頁40：儘管處於戰亂時代，但這種運動的結果，是阻止了武人領主形成階級，而促使文人形成了士人階層。

  擬譯：儘管處於戰亂時代，這一運動最終還是阻止了武人領主的階級形成，而促使文人式士階層得以成立。

  8.頁42：在那之後，堀敏一氏援引谷川道雄氏的思路，將魏晉貴族制社會“植根於豪族支配的鄉黨社會”這一認識與形成於鄉黨社會中的“鄉論”結合起來，在此基礎上論述了貴族制社會的制度基礎——九品中正制。

  擬譯：其後，堀敏一氏援引谷川道雄氏的思路，從魏晉貴族制社會“植根於豪族支配的鄉黨社會”這一認識出發，對於作為貴族制社會制度性基礎的九品中正制，以其與鄉党社會中形成的“鄉論”之間的關係為軸心，進行了考察。

  9.頁44：必須承認，在直接形成豪族，並對其進行支持的方向上，鄉論是較為容易受到操縱的。

  擬譯：必須承認，鄉論確實是直接由土豪層所形成的，很容易被操縱而轉向對於土豪層的支持。

  10.頁47：不過儘管是一種典型模式，但當時它也是建立在九品中正制度之上的，並且以該制度作為前提而存在的。

  擬譯：不過儘管只是一種典型模式，這一模式卻是當時作為制度的九品中正制所因之得以成立的前提。

  11.頁57～58：大體上，典型的漢代鄉村社會，與在河北省武安縣午汲鎮北方“午汲古城”遺址中所看到的那樣，由矩形土城環繞的小街所構成。在那裏，自耕農民以“三族制”的家庭形態聚居在一起。各家的耕地散佈在街道周圍，他們一般白天在田地勞動，傍晚回到家中，過着朝出晚歸的生活。

  這裏所謂的“小街”、“街道”，原文為“町”。川勝氏在此援用了宮崎市定關於中國古代聚落形態變遷的著名論考，當譯為“城”。

  12.頁59：實際上，這是豪族成長的一大原因。在漢帝國崩潰的大動亂中云云。

  擬譯：豪族的這種成長，也是漢帝國開始崩潰的一大原因。其時云云。

  13.頁67：由鄉論環節重層構成的清議世界裏，按照政府官僚的序列另外製造一個名士的序列。

  擬譯：在由鄉論環節如此重層構成的“清議”世界裏，出現了不同于政府官僚序列的另外的“名士”序列。

  （三）第二編

  1.頁91：這一傾向在集團內不佔優勢時云云。

  擬譯：這一傾向在集團內佔據優勢時云云。

  2.頁93：這本身就使我們感到某種疑問，即質任關係的本質難道就只是要解除上下出現的相互不信任嗎？

  擬譯：這本身就讓人懷疑，是否質任關係的本質僅僅只能從上下之間的不信任來解釋呢？

  3.頁101：這就如同秦始皇，並沒有徹底執行作為客觀規定的法律。

  擬譯：這並非是如同秦始皇那樣，將作為客觀規定的法律一律加以徹底執行。

  4.頁123：一般認為封建領主制是超越古代的一個標誌。

  這裏的“超越”，原文為“超克”，也是一個有特定含義的概念，現在學界一般也徑以“超克”譯之。

  5.頁128：其年冬，諸葛恪試圖在與曹魏的戰爭中一戰而勝，於是不顧和自己有姻戚關係的滕胤等人的極力反對，在253年強行北伐，結果大敗而歸。

  擬譯：趁着其年冬天與魏軍戰鬥中取得的大勝之餘威，諸葛恪不顧以姻戚滕胤為首的許多人的反對，於翌年（253）強行大舉北伐。結果落得大敗。

  6.頁129：如上所見，失去了孫權這一主從關係的中心，以及在其晚年出現的由於群臣之間的分裂，導致了主從關係的分裂，其主要原因在於中央政府的掌權者觸發了開發領主制內本來內在的分離化傾向，進而在阻止這種分離時，又採取了種種不合理的措施。

  擬譯：如上所見，失去了孫權這一主從關係的中心，以及因其晚年群臣間的分裂而導致的主從關係產生裂痕，都觸發了本來內在于開發領主制中的分立化傾向，並促使欲阻止這種分立的中央政府當權者採取了種種不合理舉措。

  7.頁133：或許，這種行為的意義在於針對中央政府加強掠奪——“租入過重”——而通過“利薄”的屯田農業進行補充云云。

  擬譯：或許，這種行為的意義在於針對中央政府的強化掠奪——“租入過重”——而通過商販來對“利薄”的屯田農業進行補充云云。

  8．頁146：石冰、陳敏、錢璯與“三定江南，開複王略”的周玘在建興之初亦即313年前後，已經對“中州士人佐佑王業”、“多居顯位，駕禦吳人”的狀況而“內懷怨望”。

  這裏所謂“內懷怨望”的主語是周玘，石冰、陳敏、錢璯則是他在“三定江南，開複王略”時所平定的對象。

  9.頁146：其時，江南人士的指導者，對北來貴族心存尊崇的顧榮於312年死去。

  擬譯：其時，江南人士的指導者，北來貴族亦要讓其三分的顧榮，於312年死去了。

  10.頁161：同樣，它也是後來江州刺史華軼與琅邪王司馬睿的關係中產生的一個現象。

  擬譯：同樣的關係，成為其後陶侃與江州刺史華軼和琅邪王司馬睿之間發生關係時也都可以看到的現象。

  11.頁164：之所以對這些南方勢力“不窮治”，而是採取溫存、默認，根本原因在於他們並沒有窮治的力量。

  日語“溫存”意為“保存、承認、縱容”，不能徑以“溫存”譯之。後文還有一些類似場合，不列舉。

  12.頁166：面對這種傾向，所謂田野豪族們顯示了反抗。

  原文為“田舎豪族”，譯為“鄉下豪族”、“鄉村豪族”或“地方豪族”似較“田野豪族”為妥。後文還有一些類似場合，不列舉。

  13.頁166：面對這種傾向，所謂田野豪族們顯示了反抗。在314年周勰之亂失敗後，他們對還不成熟的文人官僚制度已不抱指望，而是把目光投向了君臨“用武之國”之上的王敦，從中乘機加以策動。

  擬譯：所謂地方豪族們對於當時這種傾向的反抗，因314年周勰叛亂的失敗而受挫。其後，他們的目光很自然的轉向了對於王敦的策動，因為在其所君臨的“用武之國”，文人式等級秩序尚未成熟。

  14. 頁169：這些集團的到來，對江南土著的人們來說，是相當困惑的。

  擬譯：這些集團的到來，給江南土著人群帶來了很大的困擾。

  15.頁173：以上就是針對庾亮等強行實施的貴族制官僚等級制度進行的一次抵抗，造成了極大的破壞。

  擬譯：這是針對庾亮等強行實施的貴族制等級秩序所進行的強烈抵抗，其目標就是要破壞這一秩序。

  16.頁174：總之，江州刺史溫嶠苦心周旋，終於成功地使陶侃下決心討伐蘇峻。

  後面還有一句未譯出：依靠陶侃軍團的力量，終於在329年平定了蘇峻、祖約之亂。

  17.頁175：平定了蘇峻之亂，恢復了權威的建康政府，重新以司徒王導為中心，以體制內的忠實勢力也是唯一保存下來的北來軍團長郗鑒為司空，以割據長江中游的軍團長陶侃為太尉，實現了三公處於最高位的形式。

  最後一句當譯為“整備了處於最高地位的三公之構成”。

  18.頁185：這便是江南貴族制的本質所在，他們培養的軍事基礎以及不久在各地開拓的莊園等經濟基礎，都是以這種骨骼作為再生的源泉而派生，並加以彌合的，這一點是第二條主要原因。

  “第二條主要原因”讓人不明所以。實際上原文是說，與鄉論主義意識形態相比，軍事基礎和經濟基礎都只是決定江南貴族制本質的“次要因素”。

  19.頁207：到了流刑地，如果又感覺到主人有生命之憂的話，便襲擊負責護送的吏人，與主人一起逃走。

  擬譯：也有人因斷定去了流刑地故主一定性命難保，就在中途襲擊押送吏人而與故主一起逃亡。

  20.頁212：既然要使人感到威脅，那麼門生故吏也就沒有隸屬于主人的必要。

  擬譯：要使別人感到恐懼，並不一定非得讓門生故吏隸屬於故主。

  21.頁214：同時也顯示了在面對長官時，屬僚有着否決權，並非是自動加入這種君臣關係，並且維持這種關係的。

  後面還有一句未譯出：在晉代，連皇帝也不能對此加以強制。

  22.頁216：漢代的具有專制色彩的君對臣的支配關係。

  原文為“漢代的”，當譯為“漢代式的”。

  23.頁217：家族本身處在能幹的首領之下，當試圖維持組織的強大性時，便會發生上述行為。

  擬譯：據說這是基於家族本身意欲在能幹的首領領導下盡可能強有力的把自身組織起來這樣一種要求之上的。

  （四）第三編

  1.頁296：在這一情況下，門生不再受原來應有的主人約束，實際上變成了利用主人特權牟取利潤的商人，他們用利益分紅或是特權使用費的形式向主人交納一定的錢物。

  擬譯：在這一情況下，門生向主家所交納的束脩，就喪失了其本來的意義，實際上變成了利用主家封建性特權牟取利潤的商人，在利益分紅或者特權使用費的意義上向主家交納的稅金。

  2.頁298：在貴族的所有收入之中，較多而較為安定的部分就是俸祿。

  擬譯：這樣，在貴族的收入中，雖然低下但至少穩定的部分就只有俸祿了。

  3.頁309：從3世紀到6世紀中葉亦即從魏晉以直到梁代的所謂中世前期的貴族制，使其發生崩潰的與其說是北方的武力，不如說根本之處在於南方興起的新興階級。

  擬譯：從3世紀到6世紀中葉，亦即從魏晉以來直到梁代的所謂中世前期的貴族制，與北方蠻族支配下成立的至於隋唐的後期貴族制並不是直接相連的。而使前期貴族制發生崩潰的，與其說是北方的武力，不如說根本在於南方所興起的新興階級。

  管見所及，未必允當，尚乞譯者與學界同仁有以教之。

  附記：本文刊于《中華文史論叢》2009年第1期。發表時基本刪去了第四節關於譯文的內容。

  注释：

  [1]此譯叢編輯委員會包括夫馬進、古賀登、谷川道雄、尾形勇、岸本美緒、森正夫諸位。據《總序》可知，谷川氏在其中發揮了主導作用。

  [2]內藤湖南《中國史學史》，馬彪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3]关于川勝氏个人的详细介绍，可以参考島田虔次为其遗文集《中国人の歴史意識》（初出1986年，東京，平凡社ライブラリー，1993年）所撰《後記》、礪波護为同上著所撰《解説》和気賀沢保規为其文库本通史《魏晋南北朝》（1974年初出，東京，講談社学術文庫，2003年）所撰《解説》。

  [4]此外，尚有遗文集《中国人の歴史意識》（主要收录了作者關於中国的历史意识、道教与佛教以及概论“中国中世史观”三个方面的文章）、文库本通史《魏晋南北朝》（已经成为与西嶋定生《秦汉帝国》齐名的通史著作。西嶋著作的下限止於東漢前期，川勝著作的起點則放在了東漢後期，這種時代上的前后銜接，與兩氏在時代區分論上的對立，構成了頗為有趣的對比）。另編有《中国中世史研究——六朝隋唐の社会と文化》（東京，東海大學出版會，1970年。此书名义上为“中国中世史研究会编”，但据其《後記》可知，川勝氏为实际的编辑担当者）等。

  [5]川勝義雄《六朝貴族制社会の研究》，東京，岩波书店，1982年。本書出版後，“中国中世史研究会”內部曾組織了評議活動，三編的評議人分別為東晉次、渡辺信一郎和吉川忠夫。正式的书评则有越智重明《書評川勝義雄著「六朝貴族制社会の研究」》，《史学雑誌》93-2，1984年；渡辺信一郎《六朝史研究の課題——川勝義雄著「六朝貴族制社会の研究」をめぐって》，《東洋史研究》43-1，1984年。谷川道雄《貴族制と封建制：川勝義雄氏の遺業に寄せて》（初出1987年，後收入氏著《中国中世の探求——歴史と人間》，日本エディタースクール出版部，1987年）對於川勝氏的整體學術思路也進行了較為清晰的整理。其後，在多種學術史性的回顧中，川勝氏的研究都是重點敍述的對象。如谷川道雄《日本における魏晋南北朝史研究の回顧》（《中国史学》2，1992年）、中村圭爾《六朝貴族制に関する若干の問題》（氏著《六朝貴族制研究・序章》，東京，風間書房，1986年）、同氏《六朝貴族制論》（收入谷川道雄编《戦後日本の中国史論争》，名古屋，河合文化教育研究所，1993年）、安部聡一郎《清流・濁流と「名士」―貴族制成立過程の研究をめぐって―》（《中国史学》14，2004年）。本文之写作，自上述诸论考获益之处甚多。

  [6]本書《序》，頁1。又，本文引用本書內容，基本按照中譯本譯文。但也有個別地方參照原文做適當改動。

  [7]谷川道雄即常如此使用“六朝”一詞，如其代表作《中國中世社會與共同體》（東京，国書刊行会，1976年。中譯本為馬彪譯，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一編第二章題為《中國的中世——六朝隋唐社會與共同體》，第四編題為《六朝名望家統治的構想》，其中的“六朝”都是統括魏晉南北朝而言的。

  [8]本書《序》，頁5。

  [9]只有第一编第三章《魏、西晋的贵族层与乡论》和第二编第二章《孙吴政权与江南的开发领主制》本为同一篇论文《貴族制社会と孫呉政権下の江南》，收入前引《中国中世史研究——六朝隋唐の社会と文化》一书。

  [10]本書《序》，頁1。

  [11]其所著文庫本通史《魏晉南北朝》也專設一章來討論這一問題，即東漢後期的社會與政治狀況如何成為了“貴族制社會形成的序曲”。

  [12]本書第二編第四章《東晉貴族制的確立過程——與軍事基礎的問題相關聯》，頁185。中文本此處將“次要因素”譯為“第二條主要原因”，不確。

  [13]前引渡辺氏《六朝史研究の課題——川勝義雄著「六朝貴族制社会の研究」をめぐって》，頁176—177。

  [14]代表性綜述如劉俊文《日本的中國史研究④ 中國史研究的學派與論爭（上）》，《文史知識》1992年第4期；同氏《日本的中國史研究⑤ 中國史研究的學派與論爭（中）》，《文史知識》1992年第5期。又可參考高明士《戰后日本的中國史研究》，臺北，東升出版事業公司，1982年。

  [15]本書《序》，頁2。另外，如前所述，川勝氏為京都人，其一生也基本都是在京都度過的。他的學生気賀沢保規曾有如下觀察：“我暗自覺得，川勝之研究的構想與視線，對於輾轉於艱難時代的中國文人貴族及其貴族制世界，可以說抱有無限的熱愛，這是由於其為京都人的緣故。”前引気賀沢氏文，頁484。

  [16]川合安《六朝隋唐の「貴族政治」》，《北大史学》39，1999年。

  [17]基于前引谷川氏《貴族制と封建制：川勝義雄氏の遺業に寄せて》所作类似排列，頁257—258。

  [18]均見《国家権力の諸段階》，東京，岩波书店，1950年。其中西嶋报告《古代国家の権力構造》後又作为附录收入氏著《中国古代国家と東アジア世界》，東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

  [19]前田直典《東アジアに於ける古代の終末》，初出1948年，后收入鈴木俊、西嶋定生编《中国史の時代区分》（東京大学出版会，1957年）及氏著《元朝史の研究》（東京大学出版会，1973年）。

  [20]宮崎市定《宋代以後の土地所有形体》，初出1952年，後收入《宮崎市定全集11　宋元》，岩波書店，1992年；同氏《中国史上の莊園》，初出1954年，後收入《宮崎市定全集8　唐》，岩波書店，1993年；宇都宮清吉《僮约研究》，初出1953年，後收入氏著《漢代社会経済史研究》，弘文堂，1955年。对于以上论争經過，谷川氏为前引《戦後日本の中国史論争》所撰《総論》无疑是最为简洁而精当的介绍。

  [21]前引渡辺氏書評，頁175。

  [22]增渊龍夫《後漢党錮事件の史評について》，初出1960年，後收入氏著《中国古代の社会と国家》新版，岩波书店，1996年。

  [23]初出1949年，后收入氏著《中国古代国家と東アジア世界》。

  [24]五井直弘在1950年代尝试将西嶋理论运用於六朝史研究，发表了《後漢時代の官吏登用制『辟召』について》（《歴史学研究》178，1954年）、《曹操政権の性格について》（《歴史学研究》195，1956年）。

  [25]池田溫《史學雜誌·回顧と展望·1958年·三国～唐》，史学会編《日本歴史学界の回顧と展望　『史学雑誌』第59～95編　第5号復刻》13《中国Ⅱ 三国～唐　1950～85》，山川出版社，1987年，頁47。

  [26]本書，頁292。

  [27]守屋美都雄《史學雜誌•回顧と展望•1962年•魏晉南北朝》，同上注所引書，頁90。

  [28]在1962年發表的《六朝貴族社会と中国中世史》（收入前引《中国人の歴史意識》）一文中，川勝氏使用了“六朝贵族社会”这一概念。但這與他1967年後所謂的“貴族制社會”是完全不同的。

  [29]以上，前引中村氏《六朝貴族制論》之二《貴族制の概念》，頁74—79。

  [30]前引谷川道雄《貴族制と封建制：川勝義雄氏の遺業に寄せて》，頁270。

  [31]從1960年代開始，川勝氏與谷川道雄一起組織了中國中世史研究會，其研究受到谷川氏“共同體論”的極大影響。見本書《序》，頁3。

  [32]谷川氏《六朝貴族制社会の史的性格と律令体制への展開》，《社会経済史学》31-1～5，1966年。前引中村氏《六朝貴族制論》一文已經指出了谷川氏對於宮崎學說的這一發揮，頁98。

  [33]前引谷川氏《六朝貴族制社会の史的性格と律令体制への展開》。参照前引中村氏《六朝貴族制論》之二《貴族制の概念》。

  [34]前引渡辺氏書評引用西歐和日本“封建領主制”的研究成果，批判了川勝氏對於“領主”的這種理解。

  [35]只是B中的“共同體冀求運動”多被置換為“鄉論主義意識形態”。前引谷川道雄《貴族制と封建制：川勝義雄氏の遺業に寄せて》，頁271。

  [36]川勝氏從“先進”的角度來把握中國的六朝社會，似也與1960年代冷戰背景下國際學界的“封建制”研究中“亞洲停滯論”再次興起的一波潮流相關。參考前引谷川氏《中國中世社會與共同體》第一編第一章與第二編第四章中的相關介紹。

  [37]前引谷川道雄《日本における魏晋南北朝史研究の回顧》，頁224。較新的反思與討論，參考安部聡一郎《党錮の「名士」再考—貴族制成立過程の再検討のために》，《史学雑誌》111-10，2002年；同氏前引《清流・濁流と「名士」―貴族制成立過程の研究をめぐって》。

  [38]如重田徳《中国封建制研究の方向と方法—六朝封建制論の一検討》，《歴史科学》247，1971年。参考谷川氏《「共同体」論争について―中国史研究における思想状況》，初出1974年，收入前引氏著《中国中世の探求——歴史と人間》。

  [39]菊池英夫《史學雜誌•回顧と展望•1970年•魏晉南北朝》，同358頁注1所引書，頁202。

  [40]川勝氏《重田氏の六朝封建制論批判について》，初出1971年，後收入前引《中国人の歴史意識》；前引谷川氏《「共同体」論争について―中国史研究における思想状況》、《日本における魏晋南北朝史研究の回顧》。

  [41]前引谷川氏《「共同体」論争について―中国史研究における思想状況―》，頁192。

  [42]前引川勝氏《重田氏の六朝封建制論批判について》，頁342。

  [43]本書第一編第二章《漢末的抵抗運動》，頁28，注1。

  [44]前引安部聡一郎《清流・濁流と「名士」―貴族制成立過程の研究をめぐって―》，頁170。

  [45]前引川勝氏《重田氏の六朝封建制論批判について》，頁3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