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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ner of the Lionel Trilling Award

Nominated for the National Book Award

“A major contribution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some of the great themes of modern European history—the relations between Jews and Germans, between economics and politics, between banking and diplomacy.” —James Joll, 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I cannot praise this book too highly. It is a work of original scholarship, both exact and profound. It restores a buried chapter of history and penetrates, with insight and understanding, one of the most disturbing historical problems of modern times.” —Hugh J. Trevor-Roper, London Sunday Times

“[An] extraordinary book, an invaluable contribution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Germany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Stanley Hoffman, Washington Post Book World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historical works of the past few decades.” —Golo Mann

“In many ways this book resembles the great nineteenth-century novels.” — The Econom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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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cognized authority on modern Europe, Fritz Stern (1938–2016) was a Seth Low Professor of History and former provost at Columbia University. He held three degrees from Columbia, where he taught for over four decades. He also taught at Cornell, Yale, the Free University of Berlin, and the University of Konstanz in West Germany, and as Élie Halévy Professor at the Fondation National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 in Paris. He received a DLitt from Oxford in 1985 and the Leopold-Lucas Prize from the Evangelical-Theological Faculty of the University of Tübingen in 1984. His works include The Varieties of History: From Voltaire to the Present; Dreams and Delusions: National Socialism in the Drama of the German Past; Gold and Iron: Bismarck, Bleichröder, and the Building of the German Empire, which was nominated for a National Book Award; 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Despair; and The Failure of Illiber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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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Winner of the Lionel Trilling Award

Nominated for the National Book Award

“A major contribution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some of the great themes of modern European history—the relations between Jews and Germans, between economics and politics, between banking and diplomacy.” —James Joll, 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I cannot praise this book too highly. It is a work of original scholarship, both exact and profound. It restores a buried chapter of history and penetrates, with insight and understanding, one of the most disturbing historical problems of modern times.” —Hugh J. Trevor-Roper, London Sunday Times

“[An] extraordinary book, an invaluable contribution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Germany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Stanley Hoffman, Washington Post Book World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historical works of the past few decades.” —Golo Mann

“In many ways this book resembles the great nineteenth-century novels.” — The Economist

• 作者：锦绣星河 发布时间：2023-12-31 16:47:07

  虽然以前没有听说过长泰，但是我对漳州挺有好感的。

• 作者：台湾古早味蛋糕 发布时间：2021-02-22 10:31:16

  在出版社看过的稿子，是为记

• 作者：余儿 发布时间：2021-10-17 12:13:03

  作者真诚，拍摄方法受用

• 作者：王食欲 发布时间：2022-07-26 11:06:31

  不知道是不是翻译风格的奇妙，感觉我读了个日本小说。

• 作者：艾習角™ 发布时间：2013-05-15 14:58:35

  无论对郭有怎样的争议，都不能否认郭是多才而勤奋的人。终生平均单日千字的生产量，怕少人能及。

• 作者：坐看云起时 发布时间：2022-06-21 23:18:27

  胡竹峰是好读碑帖的文人，《黑老虎》是他历年读碑帖后所思所想，由晋至清历代著名碑帖大多录于其中。作者推崇晋帖，写得令我也心生向往：赠人橘子书之，服药书之，得赠韭菜书之……家常气息里透着魏晋风骨的澹然随意。诚如他所说，艺术上规矩越多，成就越小。不独书法，余皆如是。

  《黑老虎》又不止是讲碑帖，由碑帖而及人，由人而及人生、饮食、器物、风景……发散到九霄云外，一切所见所闻，成为清新淡雅的随笔。胡竹峰的文风有点像雪小禅，恰好雪小禅也好读碑帖，当真天意。这种风格的文章读下来，有点快雪时晴的泠然清静，殊为别致。

• 对于一个人来说，身份重要？还是钱重要？

  作者：麒麟 发布时间：2024-03-04 11:46:58

  异性相吸的原因之一在于其互补性。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和盖尔森·布莱希罗德（Gerson Bleichröder）的出身截然不同，原先分别生活在不同的世界，向往不同的地位，但他们的人生发生交集，并在三十五年间相互帮助。作为各自领域的翘楚，他们互相改变对方的人生：一方的影响可见而强烈，另一方的虽不可见但同样深远。政客为了支持保守君主制而试图绕过普鲁士宪法，他需要天才犹太人银行家的帮助，而后者为了获得贵族地位也必须跨过当时的社会等级。合作逐渐变得类似友谊，他们的不寻常关系将是本书的核心。

  

  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历史上德国的每一次的政治性格与外交政策路线改变，几乎都与大规模战争有关，比如一战二战，于是似乎给人留下一种好战的印象，德国位于欧洲中央地带，让它不免成为了是非关键之地，纵观千年以来的历史，如果把德国历史看作一个连续的整体，会令人惊奇发现，在铁血宰相俾斯麦之前的时期，德国其实很少发动战争，几乎没有发动过侵略战争。

  从这一点上，也许俾斯麦对德国历史的改变比那个“狂人接任者”更加重要。而如此这样一个关键人物，还有他背后不太受人关注的人的支持，也就是布莱希罗德，看过王家卫电影《一代宗师》的朋友应该对赵本山与梁朝伟厨房那段对话有印象吧，“一门之中，有人做面子，就得有人做里子。面子请人吃一支烟，里子就得杀一个人。”这种同盟搭档的关系模式也许是一种成功的必备条件，俾斯麦有自己的布莱希罗德、希特勒有自己的希姆莱、蒋介石有自己的孔祥熙和戴笠。其实我感觉布莱希罗德跟中国古代秦朝的商鞅有点像，很多有才能的人，也需要依附于别人来施展自己的才华，但是一朝天子一朝臣，还是利用的关系，天子换了，下面的人也好不了，必然遭到反噬。

  

  

  但凡成功之人，背后必然有鼎力辅佐的人，而这本2024年新版本的《金与铁 : 俾斯麦、布莱希罗德与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就是对这两位关键人物进行讲解分析的。现在的年轻读者朋友们，其实也可以通过这本书引发自身现状的思考，身处这么一个我们的时代，当下我们自己是否有背后支持的那个人呢？

  当时，封闭而等级森严的基督教社会把犹太人看作宗教和社会的毒瘤，当局的行动也反映了民众的情感。犹太民众生活在社会边缘，他们居住在自己的社区，说自己的方言，穿特别的服饰，吃特别的食物，并遭受特别的限制。在这种状况下，他们只能提供非犹太人不愿做或做得不够好的服务。于是，大部分犹太人从事放债业务和沿街兜售各种商品，不断买进和卖出—卖家和买主、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永远弥漫着怀疑的气氛。基督徒指责犹太人只关心钱，著名哲学家摩西·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为此愤怒地高声反驳说：“他们捆住了我们的双手，然后抱怨我们不会用手。”双方都认识到彼此间存在鸿沟，就像一位当代历史学家所说：“犹太人的头脑并不过于关心外部世界。”

  

  

  俾斯麦后来说：“

  1866年，他[布莱希罗德]把战争的必要资金交到我手中。此举让我不得不心存感激，因为在当时的情势下，我与绞刑架和宝座几乎一样近。”——俾斯麦与布莱希罗德因为金钱而结识，一位是古老历史的贵族，一位是犹太银行家，虽然俾斯麦通过他获得了巨额财富，助力了自己的铁血政策，布莱希罗德也获得了名字里的“冯”（贵族册封），成为唯一受颁铁十字勋章的犹太人，但可以预想而知的是，因为他的身份，终究晚景凄凉备受排挤，在他身上，仿佛看到了很多人的影子，沈万三？胡雪岩？也许都有点吧。

  俾斯麦是典型的容克掌权者代表人物，是普鲁士的地主和贵族，容克贵族一直控制着政权特别是军权，似乎我们可以得出一些经验，好像这种有钱没权势的角色，在面对有权有势的角色时，往往就会沦为被利用，而后被抛弃的凄惨结局。

  俾斯麦也并非全能，他的权势也需要斗争获得维持，而斗争自然需要金钱的支持，所以他们两个在书中被称为“焦虑的同盟”，这倒是一个好思路，我们看历史或今天的大人物，也许深究下去，总能找到背后支持他的那个人，对于我们研究人物，确实起到了方向上的引导作用。

  

  

  1873年的经济危机更是给他的事业带来了沉重打击，导致他面临破产的困境。此外，他的婚姻破裂和与子女的疏远也让他在家庭方面失去了支持和关爱。这些因素相互交织，使得布莱希罗德的晚年生活充满了困境和孤独。当俾斯麦下台后，布莱希罗德失去了这位强大的政治庇护者，导致他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大幅下降。布莱希罗德作为犹太人，红极一时又晚景凄凉，这是欧洲犹太人的一种集中反映，就连一人之下的布莱希罗德在19世纪晚期的德国社会都已经会面临歧视和排斥了，这种歧视的惯性在纳粹时期达到了顶峰，反犹主义成为了官方政策，犹太人遭受了更为严重的迫害和剥夺。《金与铁》所记录的故事还可以看作是希特勒纳粹时代的前奏。

  布莱希罗德家族的衰败甚至比它的崛起更加迅速。这是一个耳熟能详的故事：经常有家族被财富腐化和摧毁。德国社交界的诱惑也许比其他地方更大。抵制这些诱惑离不开家族意识和自我意识，后者尤为重要。但年轻的布莱希罗德家族渴望成为他们永远无法成为的另一种人，因此他们虽然富有，却没有什么自尊。声色驱散雄心，父辈的辛劳满足子女的放纵。这一切在富豪中耳熟能详，但背景和最终的结局是独一无二的。

  ——————

  布莱希罗德没有墓志铭。他留下一个成就、胜利和毁灭的故事，一个徒劳的希望被历史潮流撕碎的故事。他是德国社会大转变的一部分；他的人生（包括成功和痛苦）折射出那个社会的活力和有缺陷的特点 [26] 。他的多重公共角色使他成为那个时代的重要人物，但甚至他的私人生活也被他与一个迷人但不友好的社会的茫然斗争所支配。他同时是那个社会的主人和奴隶。德国最富有的人远非最自由的人。他的故事讲述他本人和他人对他的狂妄，讲述黄金锁链如何蒙蔽人们的双眼，让他们接受钢铁般无情的奴役。他人生中的某些教训远比他的影响或财富更加重要：它们是他永恒的纪念碑。

  

  

  市面上对于俾斯麦的研究汗牛充栋，而对于布莱希罗德的研究却少有耳闻，这就是“面子”“里子”的区别吧，在无数的关于俾斯麦的研究中，有关于“银行家”的内容都随着时间被慢慢删减掉了，也许这就是光辉人物所特有的盲区吧，所以这本《金与铁 : 俾斯麦、布莱希罗德与德意志帝国的建立》能发掘到这一层面，揭示他们之间“一体两面”焦虑同盟的关系，确实还很珍贵，值得一看。最后提出一个问题，作为一个人，是身份重要？还是钱重要？

  

  

  

  

  

  

  

  

  

  

  

• 权力的影子

  作者：维舟 发布时间：2018-10-19 10:58:48

  在主流的历史叙述中，呈现在人们眼前通常都是一些政治、军事的“大事件”，这往往在有意无意中让人忽视了一个隐藏的问题：很多军政大事都需要钱，尤其打仗是世界上最花钱的事。1862年，新任的普鲁士首相俾斯麦在下院的首场演说中宣称：“当前的种种重大问题不是演说词与多数议决所能解决的——这正是1848年及1849年所犯的错误——要解决它只有用铁与血。”确实，他在此后不到九年的时间里通过三场战争干净利落地完成了德国的统一，创建了一个强大的帝国，也因自己当年这番强硬的宣言博得了“铁血宰相”的名声，但就算是他，完成这一功业其实靠的也不仅仅只是“铁与血”——至少还有“金”。

  对政治家来说，这是很现实的问题。弗里茨·斯特恩在这本《金与铁：俾斯麦、布莱希罗德与德意志帝国的建立》中已清楚地洞见这一事实：尽管俾斯麦作为一个老派贵族和保守主义政治家很少公开提到钱，但无论是在公共还是私人领域，他都完全理解金钱的力量。尤其是在他发动统一德国的前两场战争需要钱时，他所鄙视的议会都拒绝拨款，如果不是犹太银行家布莱希罗德帮他筹到钱，他大概只能另谋出路：要么放弃自己的蓝图，要么向议会屈服。1864年联合奥地利对丹麦进行的一场小型战争，耗资就达到往年盈余的三倍，而议会拒绝批准还意味着俾斯麦此举本身就是违宪的，尽管他鄙视阁僚们怯懦而缺乏想象力，但在他的冒险成功之前，其压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正如书中所指出的，问题在于“一个被社会上大量富有阶层痛恨的违宪政府能否找到冒险发动战争的必要资金”。

  后来的历史证明，俾斯麦通过自己多管齐下、见机行事的可怕手腕一次次都成功了，他永远都会同时准备多个选择，然后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迅速地抓住时机去实现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最有利的那一个。不过，毫无疑问的一点是，布莱希罗德那个时代一流的银行家，在幕后为他做出了极为重要、但却不为人知的贡献。他的筹资能力、理财手段和遍布各地的财经情报网络，不仅确保了俾斯麦的个人资产，使得他能在议会反对的情况下继续弄到钱强行推进自己的政治议程，甚至还能比外交官提前八天迅速获知各地发生的政经要闻，这也使得他能在时代复杂变动之际学会从更广阔的视角出发来理解一个由金钱、技术、贸易构成的新世界。当然，这也强化了俾斯麦的政治地位，因为有了钱他就可以不用向议会让步来获得拨款，这是事理之常——在1697-1822年间，葡萄牙国王由于从南美洲获得的黄金等新财富，在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都不再召集议会。

  在早期欧洲历史上，曾有许多银行家专门为政府运作贷款，比如14世纪英法百年战争爆发后，英王爱德华三世就曾向佛罗伦萨银行家借钱，但这些都从未像俾斯麦和他的犹太银行家这样达到如此深层次的紧密结合。19世纪的大多数现代化国家其实已逐步可以通过税收、或发行公债、贷款来筹集到资金，然而这种财政权力通常都掌握在议会手里，限制执政的国王和首相的权力，以免他们的挥霍或冒险将国家拖入破产的境地。俾斯麦后来的成功使他免于被追究，证明了自己确实比议员们更有远见，然而不可回避的事实是：他绕开了宪法规定的议会体制，不顾任何人的反对，为了确保自己的蓝图能贯彻实施，不惜通过非正式渠道另辟蹊径。他在与新闻媒体打交道时也是如此：利用被扣押的没收资产建成的韦尔夫基金，以便不通过公共审计使用它来贿赂、操纵记者和媒体。你可以说他达成了目的，将所有人都耍得团团转，但这样不择手段地灵活行事显然也腐蚀、破坏了原有的制度。

  在当时的反犹声浪中，有一种论调暗示，俾斯麦不过是他身后那个犹太银行家的金钱力量所操纵的傀儡。这让俾斯麦极其恼火，无疑也背离事实：别说是“操纵”，两人之间甚至都谈不上是“合作”，因为彼此本就没有平等的基础，确切地说，布莱希罗德倒不如说更像是俾斯麦忠诚的仆人。虽然这位犹太银行家在焕然一新的德意志帝国已是首富，拥有令人嫌憎交织的金钱和社会影响力，但他仍然从未获得足够的安全感与归属感。他的焦虑、不安和挫败不仅是他个人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也可说预示着几十年后犹太人在德国的悲惨命运。

  不错，这个新德国以远超欧洲传统强国的速度狂飙突进，但在经济繁荣的外衣之下，这也是一个社会发生巨变、充满焦躁不安的时代。相比起英法，德国的现代化显得特别快速和浮夸，那些原本出身边缘或低下阶层的群体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赚足了钱，这愈发使得原本的精英阶层憎恶现代化。老派的普鲁士容克地主奉行的是荣誉、节俭、责任和自律的简单道德生活准则，渴求金钱的念头本身就令人厌恶，因而他们虽然有求于布莱希罗德，但又厌恶这么做；令人难堪的是，他们如此喜欢银行家为他们理财，但却又那么讨厌他的行当，因为正派人是耻于谈钱的，尤其不会通过商业欺诈手段来赚钱。

  如果以为这只是保守倾向的德国精英的问题，那就错了。事实上，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在我们现在看来，通过公平对等的市场交易发财致富无可厚非，但在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中，商人多是通过不光彩的狡猾手段赚钱的，一个腓尼基商人被描绘成“内心虚伪狡诈、已经做了许多害人之事”的角色，而英雄人物则是通过战争或掠夺获利。在古罗马，元老院的贵族总是乐于宣称不会让商业玷污自己的双手，在他们看来，若不撒谎、欺骗、作假、贿赂，一个商人又如何获利？固然这种优越感并未妨碍老加图、西塞罗等上层人士从商业活动中获利——当然都是通过代理人来完成的，而绝大多数代理人都是“新罗马人”。旧制度时代的法国贵族也以好逸恶劳、鄙视工商业而臭名昭著，在话剧中被讥讽为“只有从娘肚子里出来时使过一点劲的人”，他们的资产都由管家、经纪人代理。正如J.M.罗伯茨在《我们世界的历史》中所说的，“几百年来，欧洲北部的大多数贵族都理所当然地认为，只有从军、加入教会或打理家产才是配得上自己身份的职业。和其他行业相比，贸易与他们绝缘的程度最为彻底，除非通过代理人经手。甚至数百年后，当这一障碍不复存在，对零售贸易的不齿依然是那些保持着贵族作派的人最后才放弃的矜持。”俾斯麦与布莱希罗德正是这一传统最后的一幕。

  这种优越感在传统牢不可破的时代还算无可厚非，但资本主义的兴起逐渐动摇了这种社会结构的根基。随之而来的现代社会是一个充满了流动性的社会，这势必造成一种越来越严重的现象：人们的社会声望与其财富地位无法匹配，“穷贵族”和“新兴暴发户”并存的现象几乎是各国现代化时期不可避免的，有时甚至到了啼笑皆非的地步。人类学家康敏在印度喀拉拉邦发现，当地有位大富豪因为出身贱民，不能使用寺庙周围的公共道路，因此每当坐车到某个他所属的种姓不能通行的地点，必须下车步行绕道一英里，而他的司机作为穆斯林反倒可以不受限制地开过去，在前面等他。尽管他是当地最早拥有汽车的两个人之一，却不能改变他仍是贱民这一事实。

  在第一个现代化国家英国，这个问题相对容易解决：由于大批贵族在玫瑰战争中战死，遗留下来的贵族群体原本就仅有稳定的数千人，世袭贵族的政治特权又被逐渐剥夺，因而社会总体上比较能接受资产阶级社会地位的上升，往往破落贵族和富商联姻，皆大欢喜。尽管如此，在整个18世纪，也只有3%的贵族男性娶了富商之女，而直至1832年，政府所有要职也几乎仍由土地贵族独占。1856年，棉纺织工厂主爱德华·斯特拉特成为第一个受封的“工业贵族”，通过将那些出身低微但具备杰出才干者封为贵族，英国确保了原有制度的弹性。不过，直至20世纪初，仍有一位上院的世袭议员抱怨首相劳合乔治将一些新爵位给予那些刚刚置办了大片地产的百万富翁，当有人问他“您祖上是怎样得到爵位的”时，他厉声回答：“全靠战斧，先生，全靠战斧！”

  在英国这样相对自由宽松的国度，尚且花了两三百年的时间过渡，那么像德国这样贵族人数更多、社会结构和价值取向更为保守、现代化进程却又更为迅猛的国家，这一转变有多难就可想而知了。在经济繁荣的背后是高压锅一般的不满：那些通过个人努力获得了相应财富和成就的人，发现自己仍然无法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和权利；而那些死守着固有理念的传统精英则从骨子里瞧不起这些暴发户，认为他们不过是通过投机和不正当手段才获得所谓成功，要让这些不安分的异类和自己平起平坐，那真是对所有社会精英阶层价值观的侮辱。更为棘手的是，在德国19世纪下半叶的经济发展中获利最多的还是犹太人这个一直以来遭到嫉恨的边缘少数族群，这几乎为全社会涌动的怨恨、沮丧、偏见和憎恶提供了现成的靶子。

  在这一点上，正可看到像德国这样原先相对落后的国家，在剧烈的现代化转型中所遇到的问题。理论上说，现代社会应当不问每个人的出身、血统，为他们提供平等的机会和权利，并在他们获致成功时予以承认；但现实中远非如此。对19世纪末的德国犹太资产阶级来说，他们的成功背后险象环生：他们的财富非但不能顺利转化为社会地位，反倒强化了大众原有的偏见和嫉恨，当经济萧条时人们想的不是去完善市场机制，而是指责犹太人的贪婪、投机应为此负责。与此同时，相比起邻国，普鲁士的社会流动性也尤其低：旧贵族极不情愿将有影响力的犹太富豪册封为贵族，仿佛这是拿了不干净的钱来充实自己口袋。在整个1870年代，威廉一世总共只擢升了两位银行家为贵族。与现代社会的流动性必然带来的那种阶层模糊相反，德意志帝国总体上仍是一个阶层分明、难以逾越的世界，社会精英将“荣誉”看得比“财富”重要得多。

  在这样的社会气氛笼罩下，德国的资产阶级只是权力的影子，他们无法自信地站在舞台上。这比同样说德语的奥地利更严酷，斯蒂芬·茨威格在回忆一战前的奥匈帝国时说：“作为个人，我必须要承认，无论是在学校，在大学，还是在文学界，我从未因自己的犹太人身份遭到一丝一毫的压迫或侮辱。”但在德国，正如本书中一针见血指出的：“就像这个帝国不是资产阶级的国家，资产阶级无法（在一定程度上也不愿）建立自己的价值标准或生活方式，而是模仿潦倒的贵族。”根本就不存在独立自主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则一直发育不全，因而市民阶层从未获得充分的权利保障。这对犹太人的命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他们大部分人就是城市中产阶层，在跻身新富群体的同时却毫无保障，这样，一旦出现经济萧条、战争这样的紧急状态，他们往往就是混杂着仇富与排外理念的暴民最理想的替罪羊。

  这不仅仅是布莱希罗德或德国犹太人的悲剧，甚至也不仅仅是德国的悲剧，而是每个向现代化转型的国家所必上的一课。在美国这样原本就没有封建贵族的国家最为简单，几乎不经过阵痛就能度过镀金时代，但越是那些传统社会结构缺乏弹性的国家，这一过程就越是痛苦漫长。在印度尼西亚，苏哈托在漫长的统治时期里虽然与诸多华人富豪保持密切的私人联系，但他们却无人能被容许跻身政治精英阶层，这与随后到来的华人悲剧，看起来就像是德国犹太人历史的一次小规模重演。现代化所带来的社会流动性冲决一切，即便是印度那样几千年不变的种姓制度，都已经造成“百万叛变”的社会不满，因为最终只能是社会结构重组来与新情况吻合，而无法将新事物重新塞进旧的紧身衣里。从某种意义上说，德国犹太人是以他们的受难，告诉了我们这个惨痛的教训。

  已刊2018-10-13《第一财经日报》，标题改为《犹太人跻身德国新富群体，如何变成仇富和排外的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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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勘误：

  p.183：引发法国的内部奔溃：崩溃

  p.210：威廉却不愿接受德意志皇帝(German Emperor)这个新头衔。普鲁士国王只想要德国皇帝(Emperor of Germany)的头衔：确切地说前者是“德国人的皇帝”，而后者是地理意义上的“德国皇帝”

  p.677：1871年，汉堡居民中有43%的年收人低于840马克，但其中只有3.4%是犹太人：应是“但犹太人中只有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