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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空空大士菇菇叽 发布时间：2015-08-31 10:15:11

  “A Dialectic Approach to Film Form."

• 作者：浅蓝的摩卡 发布时间：2021-06-30 07:59:02

  通常情况下，杂交水稻的产量比普通水稻多20%+，并且对于栽种的土地质量要求极低，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粮食的压力，同时也能够保障农民种粮的收益。试想，如果没有杂交水稻的研制成功，如果没有袁隆平毕生的研究项目，现在的中国可能还在为十几亿人的吃饭问题而发愁，哪有余力去发展科技、军事、经济以及其他各个领域？哪有精力去国际上博弈和周旋？一切都将成为空谈。

• 作者：末世的堂吉诃德 发布时间：2014-11-02 22:09:23

  跪求通过。。。。。。感觉在这个破考试上砸了快五位数了。。。。

• 作者：屋塔房纪实_ 发布时间：2020-12-29 20:16:54

  2020068 不过我发现了一个微妙的共同点 在某一个方面走到极致的人都必须具备完整自洽的逻辑 并且一以贯之 矛盾的人说服不了自己也很难一直坚持

• 作者：皎皎小姐 发布时间：2022-08-28 23:51:06

  还不错吧，图片很多很清晰，有一些有趣的背景故事。但真的到养护阶段，还是宁可多刷刷小红书看看别人的经验

• 作者：Lifeng 发布时间：2020-10-10 10:55:38

  绝佳的一本工具书，应常伴左右，时时咨询。

• 讲故事的人|马国川：从启蒙到歧路，日本是怎么走向战争和疯狂的？

  作者：飘赣 发布时间：2020-07-26 10:24:45

  这是我入职四年来，做过的最有现实意义的访谈。结合前些天胡锡进表示帝热战，以及美国驱逐我方领事馆的事件后，尤其如此。特别推荐马国川先生的《国家的启蒙》和《国家的歧路》，通过明治维新以来的一个个人物，生动刻画了日本是怎么从暮气沉沉的幕府时代走向明治维新的意气风发，又如何从大正民主的美好年代走向昭和时期的排外、偏狭与疯狂，在“厉害了我的日本”的情绪下走向了与全世界为敌的道路。

  读《国家的歧路》，越读到后面越心惊胆战，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吧：你坐在一艘船上看了部海难的电影，看完抬头一看，怎么觉得自己这艘船和周边的环境，和那电影里几乎是一样一样的呢？甚至更恐怖的是，当时日本碰到的，还是比较正派的罗斯福和奉行孤立主义的美国，所以冰山是沉默的。现如今我们面对的，是已经癫狂的特朗普和蓬佩奥，即使你什么也不做，冰山也在不断向你逼近。

  本文原载于

  2020年7月23日的“澎湃新闻·私家历史”

  。

  十四年抗战，是中国人无法忘记的伤痛。或是通过历史课本，或是通过影视剧，我们每个人都对抗日战争有着自己的理解和记忆。但我们对于发动这场战争的日本，其实了解并不多。

  1853年黑船来航，日本和中国一样在西方列强的冲击下被迫打开了国门。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中日两国的历史走向了巨大的分水岭。甲午战争、“九一八”、“七七事变”……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日本的侵略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也把自己带向了毁灭的边缘。

  同样是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方国家，同样在西方列强的逼迫下被迫开国，日本何以在“明治维新”后的几十年时间里迅速完成国家的启蒙和富强，成为亚洲的第一个现代化国家？经历了大正民主的短暂熏陶后，拥有宪政和议会民主的日本又为何会迅速地滑向军国主义？所有人都知道与美国开战必败，可日本又为什么会偷袭珍珠港自取灭亡？一个原本充满希望的国家，最终是怎么一步步走向自我毁灭的？《财经》杂志主笔马国川先生的《国家的启蒙》和《国家的歧路》两本书，就通过日本近现代史上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来重新勾勒了日本从启蒙到疯狂的这一过程。带着对以上问题的思索，澎湃新闻（

  www.thepaper.cn

  ）记者专访了马国川。

  

  马国川

  由福泽谕吉引发的思索

  澎湃新闻：

  虽然您在《国家的启蒙》一书中对写作的动机有过简单的介绍，但还是想问您最初是为什么想写这个系列，为什么研究对象是日本？在这背后有您怎样的现实关怀和问题意识？

  马国川：

  起因是偶然的，2016年夏天我受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邀请，在日本做了四个月访问学者，地点是在庆应大学。我去的第一天在校园转，就看到了福泽谕吉的雕像。其实对福泽谕吉以前也知道一些，但是那天仔细看他的样子，觉得跟我们中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知识分子很像，有特别的亲切感，我就想这个人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呢？到现在还是日本万元大钞上的头像。

  原来对福泽谕吉的了解，基本停留在他主张“脱亚入欧”等等，但是也没有看过原文，他到底有什么事迹，我也不了解。于是就想查查资料，写写这个人。当时界面新闻的总编跟我说是不是能索性写个专栏，多写几位人物。我答应了，于是开了个专栏，叫“扶桑读史”。写了四个月，回来以后他们说你继续写吧，就写到了明治天皇去世，觉得就可以打住了。中信出版社的朋友看到以后跟我说可以整合成一本书，就有了《国家的启蒙》这本书。其实这几本书真的没有一个所谓的全盘规划或者说顶层设计，就是

  

  福泽谕吉

  越写越觉得有意思，就收不住了。

  出书都需要有人推荐，我就找到吴敬琏老师，想让他写个推荐语。吴老先生看完以后跟我说，应该继续往下写，写到1945年，日本的战败，这才是完整的日本现代化第一阶段的故事。我听完觉得非常有道理，我在写的过程中就觉得，如果只写到明治天皇去世，很多事情交代不清，比如明治后期的军国主义是怎么抬头的，这也是我自己好奇的。于是我就开始写第二本，从明治天皇去世写到日本战败，这就是《国家的歧路》。

  在写第二本书的时候，我深刻地意识到日本其实经历过两次现代化。第一次是明治维新到1945年，第二次是战败后日本在美国的主导下的转型，到1970年代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我觉得应该把这个故事讲完整，这才是一个完整的后发国家现代化的故事。

  至于你说的“问题意识”，其实就是读日本思中国。虽然写的是日本，但是想的都是中国的问题。中日都是东方的古国，而且都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学习者，因为地域和历史的相近，所以转型的过程中必然有很多相似性。我对中国的现代化有很多困惑，然后试图在日本的现代化过程中寻找答案，我想这就是我的现实关怀。

  另外我也要特别强调，我做的绝对不是影射史学。虽然我有中国关怀，但我给自己的原则是我一定要尊重历史事实，在这个基础上我才发表一些自己的议论。比如我写的那篇日本近代化历程中的“爱国贼”，在网上传播比较广，有人说你是不是在暗示什么，我说真的没有，只是就事论事。你去看那段历史，真的就是那样：一群对于现代文明没有认识的极端的民族主义者，仇恨现代化和西方文明，在“爱国心”的驱使下把国家带向灾难，就是那个时代日本的真实写照。

  澎湃新闻：

  这两本书基本都是以人物为主线的叙事，在体例上属于纪传体通史，您为什么选择以人物为主题来写这个系列？

  马国川：

  其实我基本上还是按照时间轴来组织主题的，当然我很注意描绘人物。很多历史书往往只是把一个历史事件的经过梳理出来，但是里面的人已经风化成雕塑了，我们感受不到他们的血肉。我就是想写出他们的血肉，努力把宏大的历史叙事和微观的个人结合起来，让历史活起来。我不是像司马辽太郎那样写历史小说，而是在一个历史的大背景下去写这些人物真实的际遇。我在第二本书的后记里特别写到，首先是用鸟的眼睛俯瞰，其次是用虫的眼睛，是扎到土壤里，去感受那个氛围；最后是鱼的眼，看到的是一个复杂的世界。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探索。

  以人物为核心来写，也是希望读者能读到比较生动的历史。明治维新也好，日本近代史也好，我的案头有太多书了，但读起来让人有共情的很少。扯远一点说，你去读一本写唐朝的制度史的书，可能会觉得离自己很远。但是你读到杨家将，读到郭子仪这些人物，好像一下子自己也进入了那个场景。我们看《史记》就不会有这样的距离感，虽然两千年过去了，但那些人物会一下子打动我们，也同欢乐也同愁。我总觉得《史记》，是历史写作的最高境界。

  澎湃新闻

  ：读了您的这两本书我发现，从明治维新以来，非常多的日本政治领袖都死于暗杀，这让我觉得很好奇，为什么日本的政治人物为什么那么容易被暗杀？

  马国川：

  这个问题我没有专门研究过，只能大概回答一下。

  首先是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或许跟日本的武士文化有一定关系。武士文化影响着日本人的思维方式，他们似乎觉得把这个人搞掉，问题就解决了。《国家的歧路》里我特别写了那些专门从事暗杀的小人物，他们觉得自己在给社会治病，其实他们自己才是病态。

  其次我觉得暗杀是一个大的历史转型时期独特的社会现象，大的历史转型期也是思想、利益冲突最激烈的时候。当这些矛盾不能在体制内被很好解决的时候，有的人就通过这种方式来解决。我们放大一点来看，俄国在19世纪下半页和20世纪上半页，以及中国在清末民初的时候，暗杀都很普遍。

  第三和日本政治家本身也有关系，感觉他们安保意识没那么强。比如说伊藤博文，那么高的身份，就在哈尔滨火车站被安重根射杀了。还有日本的第一位平民首相原敬，也是在火车站被人打死了。

  而且暗杀在明治时代和昭和时代也不大一样。

  明治时代的暗杀没有特别强烈的政治诉求，个人恩怨比较多。昭和时代的暗杀者都有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们提出昭和维新，要像明治维新一样搞改革。这种思潮和大萧条有关，大萧条以后日本贫富分化严重，于是这些人觉得不能无视社会的不公，他们在强烈的爱国心下采取行动，结果日本被这种爱国心推向了战争和疯狂，这应该是日本历史的最大悲剧。

  天皇的战争责任

  澎湃新闻：

  既然说到了天皇，那我也想专门向您请教一下。在两本书中，对于从明治到大正再到裕仁天皇，您都没有专门写过。我特别好奇的是，以您的观察，您认为裕仁天皇在整个二战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要为日本走向疯狂和毁灭付多大的责任？

  马国川：

  你读得很细，这也戳中了我的盲点，甚至是我研究日本的痛点。

  首先我要强调一下，我不认为日本人对天皇的崇拜是一种“传统”，其实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人对天皇并没有过多的尊崇，天皇既不掌权，也不是这个国家运转的核心。民间对天皇，称之为“云上的人”，就是天皇这种云山雾罩，虚虚幻幻的存在的精确描述。真正灌输天皇至上，是明治时代才开始的，是明治维新的元老们认为一个现代化的统一国家，要有这样一个精神领袖，才打造出来的。

  当然元老们的这种打造也很成功，比如通过《教育敕语》，通过各种教育活动，成功灌输了天皇神圣的理念。但我不认为崇拜天皇，是日本人的传统，这是一种操纵出来的意识。

  我极力想要去了解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几位天皇，他们的性情，他们在政治决策中扮演的角色。但看了很多书，最后的印象依旧是模糊和暧昧的。

  我手头有本书，去年出版的，就是《明治天皇》，看完也依旧觉得很模糊。恰恰是因为我没看清楚，所以我没有写。但是我也有自己的一些心得。

  日本的天皇，在制度设计上，有很多问题，集中来说是两个问题，

  第一，明治宪法里规定天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一切权力归于天皇，天皇主权论，就是说这个国家本质上来说是天皇的，而不是人民的。

  第二，明治宪法本身就是内在矛盾的。一方面天皇掌握所有权力，但是另一方面制度设计和具体运作上，又有君主立宪的味道。虽然权力归属天皇，但在具体行使权力的时候，是由内阁和军部等部门来分担行使权力的。天皇是一个君主立宪制的天皇。

  明治天皇基本上从来没有明确地对国家政治有过表态，虽然不少诏书是由他的名义下发，但也是别人操纵代写的。明治时期，真正的权力是掌握在元老手中的。像伊藤博文、山县有朋这些人，他们才是这个国家真正的缔造者。

  我想这和日本历史有关，在历史上，比如说漫长的幕府时代，天皇是虚位，真正管事的是将军，历史当然有他的惯性。后人说明治天皇是明治大帝，我觉得这个说法有点虚，和彼得大帝这些完全不能比。

  大正天皇我们不说，因为他本人一直有各方面的疾病，基本是不理政事的一个状态。

  昭和天皇也是这样，在1921到1922年他曾经去欧洲游历了一圈，尤其是英国王室对他的影响特别大。他就觉得英国的立宪君主是最好的，我就是名义上的，这样也不负具体责任，所以他一直是以英国氏的立宪君主来自我期许的。

  我们再看具体政治运作中，天皇参加内阁会议时，是一句话不说的，而且是不允许说话，只是一个最高贵的听众。如果一旦发表意见，元老们还会批评他。比如说田中义一，就是皇姑屯事情炸死张作霖时候的首相。田中一开始跟天皇说不是军人放的炸弹，不是我方责任，后来又承认是我方责任，天皇就大怒，说你怎么能骗我呢？田中义一被天皇一批评，吓得不轻，赶紧辞掉了首相，不久就病死了。结果天皇的这个举动受到了西园寺公望的严厉批评，说你怎么能表明你自己的态度呢？

  再看1941年和美国开战的时候，天皇其实一直是反对的，但是他没法说。到后来开战的时候，他念了一首他祖父明治天皇的诗，翻译成汉语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人间奈何起风波”。所以我个人觉得，天皇对于战争的爆发，责任没有那么大。

  很多人倒果为因，说1945年的时候，你一句话，日本就停战投降了，你开战那会儿怎么不出来说句话呢？回到历史现场，1945年的时候，当时的首相是铃木贯太郎，内阁会议争执不休，有人说要和，有人说要玉石俱焚，天皇不说话。最后是铃木两次请求天皇，请天皇圣裁，天皇才说那就停战吧。天皇出来说话，是彻底打破了原本的政治运作。

  当然天皇肯定有他的政治责任，但天皇是否是战争的最大罪魁，我觉得不能这么说。我们中国人理解的皇帝，和天皇其实完全不一样，丸山真男专门谈过这一点，说天皇是一个无责任的政治体系运作的关键一环，一切权力都在天皇，但理想的天皇应该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做。

  明治宪法的结构性缺陷

  澎湃新闻：

  在书中我能看出您对日本实行代议制民主和普选是非常赞同的，但是事实似乎是随着元老的凋零和他们对日本政治的影响力下降，以及民众参政的增加，日本越来越民粹，外交方面也越来越不理性和狂热，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马国川：

  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重要。一方面，普选权和民主权利的扩大，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个进步和值得肯定的事情。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制度的保障一定要跟上。比如说政党制度，议会制度还有媒体的言论自由。虽然日本的普选权扩大了，但很快搞了一个《治安维持法》，其中规定“以变革国体以及否定私有财产制度为目的的结社者……除以十年以下徒刑及监禁”，但“国体”是一个内涵不清的概念，这就给了执法者任意定罪的权力。《治安维持法》就是对着普选来的，是绝对的恶法。

  这些年受吴敬琏老师的影响，让我觉得制度比文化更重要。思想的启蒙，不同意见的交锋当然很重要，但是这些东西最后一定要固化为制度。在大正时代，其实有很多问题。首先是制度本身没有完善，很容易被动摇。第二是根本制度没有人去讨论过。在大正时代，应该重新修正明治宪法。比如军部独立的问题，随着元老的凋零，应该被纳入内阁文官的管辖。像思想警察，“特高”，应该被废止掉。还有贫富分化的问题，这一系列的改革都应该推进，但是都没有做。

  结果到了昭和时代，这些文明开放的成果，思想解放的势头，因为没有制度的保障，一下就被逆转了。其实1929年的大萧条对日本的影响非常大，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让日本人开始怀疑西方的民主制度。正好法西斯主义的那一套传进来，青年军官提出昭和维新，觉得要砸烂这一整套的制度，把所有的政治家和资本家全部打倒，请天皇亲政，引导我们搞改革，北一辉就是这种思潮的集大成者。

  澎湃新闻：

  您的这两本书对，对我很有启发。14年抗战是我们所有中国人都很沉重的一段历史，过去我们经常是把日本看作一个整体，觉得日本的统治者从明治维新、甲午战争之后，就处心积虑地要入侵和瓜分中国，但是在这本书里面我们看到了日本的多重面相。感觉日本有很多机会可以不走向战争的，滨口雄幸、犬养毅两任首相都坚决反战，最后却都被爱国愤青杀害，甚至连山本五十六这样的战犯，都是最坚决的反战者，但是最后整个国家都被青年军官以下克上，被这群“爱国青年”给绑架和裹挟了。这折射了战前的日本在政治制度的安排上的哪些结构性缺陷？

  

  1929年，犬养毅与蒋介石

  马国川：

  日本的政治框架，基本是由《明治宪法》决定的，关于这部宪法，我觉得应该从这么几点来说。

  首先明治宪法是东亚国家的第一部宪法，当亚洲都还在帝制时代的时候，日本在1889年就颁布了宪法，在那个时代真的是非常了不起的。因为宪法意味着把整个国家纳入宪政和法治，而不再是人治。清末行政，清政府预备立宪，基本就是照抄了明治宪法。

  但是这个宪法本身确实存在很多缺陷，它以当时德国宪法为蓝本，又有英国宪法和法国宪法的影子，它是一个杂糅的产物。后来美国占领军要日本重新立宪的时候，讽刺明治宪法是一个“杂种宪法”。关于明治宪法的缺陷，我觉得有这么几条。

  第一，对于天皇的权力和职责没有一个清晰的界定。比如我们前面说的，一切权力属于天皇，但天皇怎么运用这些权力，天皇在国家政治中到底发挥怎样的作用，根本没有明确的界定。天皇到底是一个机关呢，还是一个实体呢？这也和我们之前谈到的，天皇到底负有怎样的战争责任，有很大关系。

  第二，关于军队的设置。明治宪法规定军队直接服从天皇，军队和内阁是平行的。这里面存在巨大的问题，元老在的时候可以管得住军队，但元老不在了以后，文官政府和内阁对军队没有任何可以制约的力量。军部根本不买内阁的账，说我只对天皇负责，可天皇又不亲政，等于军队可以为所欲为。

  第三，内阁本身的设置也有很大问题。根据明治宪法，内阁里面首相只是首相，在权力上和其他大臣是同等的，他没有组阁权，阁僚不对首相负责，只对天皇负责。现在的日本宪法是阁僚对首相负责，首相对议会负责。明治宪法的这个设置，到后面就出现了大问题，比如最典型的，为什么军部可以挟持内阁呢？因为陆军大臣如果辞职了，然后军部对首相不满意，那我就不派人参加政府，不推荐大臣，没有陆军大臣首相就组不了阁，这样一来这个内阁就倒台了，首相就要下野。所以说，明治宪法在国家机构设置和责任主体的明确上，都有巨大的缺陷。

  再举一个例子，明治宪法对于首相如何产生也没有明确的规定，后来就变成暗箱操作。元老们还在的时候，经常是轮流坐庄，伊藤博文当完，山县有朋当，之后西园寺公望和桂太郎轮流当……就变成了一种寡头政治。到后来元老死得差不多了，就变成了重臣会议，就是剩下的元老和那些当过首相的人开会，来决定谁当首相，变成了密室政治。

  到了大正时代，随着民主时代的到来，这个宪法已经远远跟不上时代的要求了，可对宪法本身又一直没有修订。军部挟持国家走向疯狂，就是钻了这些制度的漏洞。

• Note

  作者：陆地蝙蝠小顽熊 发布时间：2013-02-13 11:50:11

  我个人对阿城先生是有偏爱的，我喜欢他说话的风格——有趣！著杂文的一个关键或许也在于此，简单地表达出自己的喜恶，不需要太多顾忌世人的看法，给人一个导向而不需要给想象留有太多余地。此书也还是阿城的风格，主观意识强，字里行间都透漏着作者为人处世的哲学。

  而且每次看阿城先生的随笔杂文，都觉得先生及其乐观，虽然自明却又不孤高，各类诗歌艺术拿捏得当，朋友也是遍布天下。

  这本书并不严肃，主观偏好很强，比如，作者推崇世俗，细化来看，谈论到中国人对于世俗的眷恋与西方宗教的格格不入；孔子作为圣人的被误读；以及作者对“礼义之于庶人”的不满等等。但书中很多观点，哪怕就那么一句话也是够后人发挥出各种洋洋洒洒的论证的。与其抱着这本书死磕，不如把它当个引子继续探讨一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