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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怣忈有钱有钱 发布时间：2024-03-28 09:53:08

  最新版本

• 作者：梵阿一铃 发布时间：2017-08-01 17:07:41

  这电话粥煲得。。。

• 作者：六欲浊流谢晦渊 发布时间：2018-07-29 10:45:12

  那个打钉子，很惨烈，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帝国底层女性

• 作者：麻瓜斯基 发布时间：2020-06-30 19:20:20

  上卷4星，下卷3星。我的直觉，小说里的怪诞与猎奇一定能在现实的某个角落找到映照。

• 作者：菖蒲河沿 发布时间：2022-03-24 18:15:52

  翻阅

• 作者：caedmom 发布时间：2019-03-14 21:04:07

  自己给个4星吧，哈哈哈，翻译的不好，凑合着看看，对于学UE4蓝图还是一本比较全的书了，配合着射击游戏的开发，不会显得那么枯燥。建议先大概看一遍，然后照着图连蓝图就好了，一个字一个字看，太啰嗦了（不是我要这样的，老外原文更啰嗦啊）

• 数学，因为迷人，所以有趣

  作者：喵 发布时间：2022-07-27 13:48:21

  这套童书可谓十分应景，对照最近大火的题材剧——《天才的基本法》。再次让数学这个概念重回大众的视野。而且是一种碾压大众智商的超新奇姿态横空出世。对于我这种数学学渣来说。过程中虽然有些许困难，但是却也是一个可以重回数学世界的机会。数学，因为迷人，所以有趣。

  

  浅谈我看到的数学知识——

  【1-100/1-1000相加】

  这样的难题我们从小也是经历过的。从1-100相加，求出它们的和。我想大家应该都是会做的，在这里，我们可以跟随小朋友们再次温习一下这个类似于脑筋急转弯的数学题。

  1+99=100 2+98=100 3+97=100 4+96=100 5+95=100 。。。。。

  以此类推，一直加到49+51=100.如此，我们就加了49组数字，得出结果4900；那么还剩下50+100两个数字之和，4900+50+100=5050.

  1-100 5050

  1-1000 500500

  1-10000 50005000

  1-100000 5000050000

  数学最有趣的地方也是在于它的规律之美。小伙伴们从这里发现了奥秘，原来只要把这组数字中间的数写两遍就是总数之和。根本没必要再做无谓的加法了。

  【你还记得质数吗】

  一伙盗贼闯入了平静安全的社区中，许多家庭遭遇失窃危机。警察频频受扰，却对盗贼的动向摸不着头脑。正是组成【小天才数学探案小组】的三位成员们，苦思冥想间才发现盗贼犯案的规律所在——原来他们是按【质数】的规律来寻找犯案对象的。

  这里也是让我重温了一把质数的含义。是除了能被自身整除以外，不能被其他数字整除的数为质数。

  数学，果然妙不可言啊。

  还有，一个特别应景的故事，就是【哥尼斯堡七桥问题】。

  

  原来这个问题，是数学中的【无解】啊！看剧的时候，我还在费解，始终不明白到底怎么走这座桥。看到书后的解释篇中，才明白点与点之间的关系。无法达到解题的要求，最终只能无解收场。

  数学，有它的磨人之处，其实，也正是它的魅力所在。

• 入侵/合作的困境

  作者：Deetz 发布时间：2015-11-19 13:24:10

  卜正民教授最早以自己关于明史的研究而为人所知。如果不是这本书的出版，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卜正民从本世纪初开始就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向了民国史，而且还是获得关注较少的抗战早期史。《秩序的沦陷》便是这一阶段的一部重要作品。

  卜正民教授在这本书中选择了五个个案，从五个不同的关注点切入日本军队在37年全面入侵中国后，在江南地区加强对基层控制的尝试，以及中国居民——特别是留守的地方精英——对这些尝试的反应。这五个关注点分别是：外观（嘉定）、成本（镇江）、共谋（南京）、竞争（上海）和抵抗（崇明）。这些主题都是入侵/抵抗议题中蕴含着内在矛盾的地方。正是这些内在矛盾，使得各个活动者行动的后果变得模糊。作者认为，正是这种不确定性充满了通敌/抵抗两个极端立场之间的中间地带。

  外观这一议题关注的是政权组织的形式和实际效力之间的矛盾。在1937年到1938年之间，负责建立地方临时政权维持会的日本机构是由民事官员组成的“宣抚班”。然而，宣抚队既缺乏资源，又无法以自己的意识形态建立起具有合法性的地方行政组织——不论是他们，还是被占区的中国人，都明白合法性的唯一的来源是日本军队的武力。在嘉定，这种矛盾体现为，宣抚队找不到可以信赖的地方精英来组织地方政府，他们对愿意参与维持会和后来的自治会中的人物又都保持怀疑。这些限制使得宣抚队只能不停地做表面上的工作。

  成本这一议题考察的则是日本人和他们的中国共谋者对受益的考量。在抗战初期沦陷区中建立的维持会和自治会得不到日本人财政上的支持，他们也很难建立起自己的财政来源。在这种情况下，参与到这些日本人控制的基层组织的中国合作者并不一定能够从共谋行为中获得收益。相反，他们极有可能还会因此付出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代价。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默认，我们能够从收益的角度解释占领政府中的中国人的参与行为。

  南京的案例则更为极端。为了突出不确定性，作者花费大量的笔墨描述了一名叫做王承典的中国人。此人因为进入了留在南京的西方公民设立的保护区而从大屠杀中幸存下来。他从入侵中似乎发现了商机，这是他与日本人合作的主要动力。王在合作期间的行为是模棱两可的，一方面他能够从城外向城内运进粮食，并同日本人讨价还价；另一方面，他又曾诱使一些中国公民从保护区中出来，为日本人提供服务。比如王曾屡次前往金陵大学招募为日本人服务的妓女。作者试图以王的例子说明，一个人行为的道德意涵在战乱的年代可能是高度不确定的，我们不能说明到底是王，还是向日本人妥协的国际委员会，更好地帮助了在南京的难民们。

  在五个作者选择的案例中，上海是学界研究得最多的城市。这些研究中也不乏对于抗战初期的研究，比如魏斐德的《上海歹土》和安克强主编的《旭日的阴影下：日占下的上海》（In the Shadow of the Rising Sun）等。卜的切入点是，不同背景、不同层级的中国合作者在孤岛时期早期的竞争。他认为，对于日本人来说，这样的竞争说明了地方精英愿意与日本人进行合作，但是在实际的运作中，这样的竞争则削弱共谋，也削弱了建立一个稳定的占领政权的可能。

  在本书中，崇明的案例最为简略。作者指出了两点：首先，名义上的抵抗者是多种多样的，他们可能真的是国共领导的游击队，也可能简简单单地就是土匪。其次，作者认为更重要的是，正是因为不确定性，抵抗的活动可能给当地的居民带来更大的危害——一次游击活动带来的日本人的报复可能使得一个村庄被屠杀。在这种不确定下，我们并不能做出很好的道德判断。

  除了以上五个案例之外，作者还从合作行为中得出了一些总体的推论。这五个案例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日本开始大规模侵华时，并没有对如何从被占区中汲取资源做出规划。他们的入侵更像是一种无计划的一次性行动，而没有能够很好地控制住被占区的基层。这与英国，甚至日本更早在朝鲜半岛和台湾的殖民行为形成了对照。作者还指出，因为日本人更可能从没有能够被国民党政治吸纳的地方精英中寻找合作者。入侵者的高压政治使得原有的地方精英在被占领期间进一步与地方社会疏离开来。军事占领加快了地方精英权威的流失，使得依赖于地方精英的国民党在战后失去了与地方权力的联系。相对来说，依靠自己培养的干部的中共则没有这样的困扰。这也可能是本书能取名为《秩序的沦陷》的一个重要原因。

  本书的最后一章的标题是，“消失的四类历史真相”。这一章中，卜正民回到了一个历史编纂学的结论，他在最后一段写道：“模棱两可和困难意味着我们不能根据我们强加的道德要求来推断处于仓促条件下人们行动的原因，亦不能仅仅根据参与者不能预测的结果来评估他们的行为。应让历史行动远离被民族主义情绪束缚的假想，或者远离使其老掉牙的道德预设，使事件退回到无法预料的不确定状态。”问题是，这一宣言真的是什么新的东西吗？卜又从“民族国家”中拯救出了多少历史？我想，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消极的。历史学家急于将自己的作品拔高到历史编纂学的层次，是比社会学家们倾心于因果解释更为严重的疾病。

  首先，卜并没有说出什么新的东西，他的这个历史编纂学的结论，至少对于大部分的历史学习者来说已经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魏斐德在研究上海孤岛时期的抵抗时，早就给出过类似的结论。处在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中也很容易理解这种复杂性（比如父辈一句简简单单的“你只能去适应这个社会。”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不需要由学者来灌输。相反，将道德要求和基于结果的衡量放在一起，结果则更为诡谲。后者的有效性成为了摒弃前者的基础，也使得整个的故事中的入侵变成了一种机械的、去道德化的背景。比如说，在关于崇明的案例中，卜曾向反抗的行为提出疑问：如果游击队炸了日本人的火车，日本人因此报复袭击了一个村庄，那么游击队的反抗行为岂不是没有能够保护，而是伤害了地方的居民？尽管作者的本意可能是说明，我们不能因为这样的不可预料的后果就否定游击队的行动，但却很让人困惑。因为这个例子中，道德责任难道不是应该由日本侵华部队担当吗？卜的这个结论并没有展现出什么新东西，反倒有强行植入之感。

  更让人失望的是，卜正民也没有能够拯救出多少历史。与这一相对激情的宣言相对应的是，本书的五个案例都显得有些单薄。嘉定一章主要依靠的是两份材料的对照，而崇明一章则仅仅靠一篇回忆录重构。这种材料的困难遍布全书。作者已经明白，相关主题的历史材料的留存不但有偶然关系，还有权力的关系：不少的材料是在日军快要投降，或者投降之后不久被人为的销毁的。就此而言，关于合作者的历史书写面临的最大的困难，并不是，某种史观遮蔽了历史，而是史料留存的不足。相反，卜关注于历史编纂学的结论，反而放弃了对一些更加细微的理论思考的努力，比如“入侵中的不同“矛盾”如何转换？”、“外观或者“面子工作”在合作者的角度看来意味着什么？”等等这些问题完全可以有更加深入的讨论。

  尽管有着这些不足，卜正民教授的这本书还是对研究较为薄弱的一个时期做出了贡献。希望中译本的出版能够带动更多更加详细的研究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