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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1达 发布时间：2006-02-04 16:10:47

  新学期的目标

• 作者：魔云兽 发布时间：2018-06-22 11:30:38

  世界上最好的科普童书，不接受反驳。构思想象科学性人文气息趣味性逻辑可读性都无可挑剔。除了太便宜这一个缺点之外就是完美的代名词。

• 作者：一梦星河 发布时间：2016-06-04 09:01:22

  现在看多数观点已是老生常谈，但大都仍然实用。

• 作者：uga 发布时间：2023-04-30 17:56:42

  最佩服的是持续的研究和思考。柯布真有社会责任感。

• 作者：张大宝 发布时间：2017-06-12 13:11:36

  一个普通话都讲不好的主持人讲述一些清汤淡水的故事，可以肯定的是作者人脉绝对牛B

• 作者：普罗 发布时间：2021-04-23 14:57:11

  五星是打给原著的，【导读】部分看到后边直接略过了。《增广贤文》虽有些说法不合当今文化潮流，但是换个角度仍有积极意义。喜欢全文最后一句，教导“守己”，说实话，我们除了调整自己，对于周围的人和事又能改变什么呢…

• 能人辈出的仁宗时代

  作者：gy,sabrina 发布时间：2020-04-19 22:15:26

  前几日看了两集《清平乐》，突然就想读读宋史，不能被影视作品牵着鼻子走对吧，购买的书尚在运送途中，在电子书中随便找了一本打发时间，居然发现异常好看，作者文笔了得，并且绝对是一个研究宋史的行家，多处写到宋朝青年才子跟仁宗的交锋都会让我哈哈大笑，可能为了突出仁宗皇帝的帝国精英所以本书的内容比较散，但是不影响阅读，我觉得作为宋史入门是非常好的；

  宋仁宗是一位在位时间很长，但是存在感觉极低的皇帝；纵观中国历朝帝王之中，我们游长城会想到秦始皇，游大运河会想到隋唐帝；读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豪言，会想到汉武帝；论及“郑和下西洋”的盛况，会想到明成祖永乐帝；但是似乎没有场景让我们想到仁宗帝，即便是民间的艺术家创作作品，仁宗也不会成为他们首选的主角，即便有他的本子基本上也只会以背景板出现，存在感就是这么低，但是他在位的时期创造了创造了整个宋王朝的盛世；用作者的话说，庙堂之上，他是一个特别喜欢和稀泥的主，但是这并不代表他真的昏庸无能，他的这种“平庸”也是一种掩饰，因为正是在这位君主的在位期间，中国涌现了非常多的杰出之才，也为他的后台创造了非常好的治理条件；

  文学界中，明朝人评选“唐宋八大家”，其中有6位北宋人，分别是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他们全部在仁宗朝登上历史舞台。

  学术界，宋代可谓百家争鸣，著名的“宋初三先生”（石介、孙复、胡瑗）与“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灏、程颐），全是活跃于人总是带的大学者。

  政治界，不但主持“庆历新政”的范仲淹、富弼、韩琦、杜衍等是仁宗时期的中坚，而且，领导“熙丰变法”的王安石、章淳、吕惠卿、邓倌等新党中人，主导“元佑更化”的司马光、吕公著、范纯仁、苏辙等旧党中人，也是在人总是带的政坛中暂露头角的。

  科学界，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中，有三项均出现在人仁宗时代；宋代最聪明的两位科学家——苏颂和沈括也都成长于仁宗时代。

  还有很多很多，类似像包拯、庞籍、狄青、吕夷简、柳永、宴殊等等，举不胜举，仁宗朝人才之盛，历史上几乎没有一个时代可以比肩，这可能也是一个皇帝仅把自己当普通人所给那个朝代最宝贵的财富吧。

  看完本书中那些轮番登场的才子们，你会发现那是一个美好的年代，真可谓是帝国精英啊，怪不得文人士大夫都会向往回到宋朝；

• 《创业史》与我国早年农业集体化尝试

  作者：tjchenbin81 发布时间：2017-09-23 21:45:44

  一、《创业史》的文学意义

  比起《山乡巨变》（周立波著，同为十七年文学代表作，题材同为五十年代中期的农业合作化）人物塑造和矛盾设置大量参考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柳青的《创业史》的原创性更强，且对浩然和路遥等几代农村题材作家都有巨大的影响作用，在文学史中的意义更大。

  《创业史》中，梁宝生、梁三老汉和郭振山这三个典型人物，是原先与同期的中国小说中所没有的，在文学形象上有扩展意义。

  梁三老汉这个角色的深刻和丰富性，比《山乡巨变》的亭面糊，甚至《被开垦的处女地》的狗鱼老大爷都更为动态且立体。他是一个老派农民，偏传统的观念和梁生宝‘新人‘理念有不少冲突，但也有很多一致，最终在事实面前，主动改变自己，转而支持儿子的事业。《创业史》中多次借他人之口说，梁生宝很多方面都随他的继父梁三老汉。比如，踏实肯干，勤劳实在，还有，梁三老汉“心眼正”，他对妻子、女儿很好，对梁生宝视如己出，对童养媳也当亲闺女疼，算得上是一个模范家长，他也从不算计乡邻。他是很有真性情的，比如在清明时，见儿子没想着给童养媳上坟，替童养媳感到委屈，在她的坟前哭了一场，以至于招到思想保守的亲属的指责。这都说明老汉的品质与儿子有很大的一致性。

  有人觉得梁三老汉头脑和眼界有限，其实不然，他也算是小说中一个明白人，他按自己的理念做事的，想通过自己的勤劳获得一份家业，“二十亩地砖瓦房、老婆孩子热炕头，最好再来一头牛，踏踏实实过日子”是他的目标，他几次立家业的梦想成空，前几次还很乐观，因为他还觉得养死两次牛是偶然因素，直到后来儿子被逼逃丁，还把牛赔进去了，地也租不下去了，他明白自己的失败是坏世道的必然，郁闷得了气喘病，直到解放后分了田地，生活有了盼头气才顺过来。但他绝非贪财物的人，解放前继子被抓丁，他毫不犹豫地卖牛赎回儿子。他对儿子的事业一度不理解，但也从不暗中破坏，只是儿子不用庄稼人的老路子走，他觉得不牢靠。老头他怀疑儿子办合作组能成功，在别上劲的时候，不是随意发狠，而是主动去找他知道的明白人-乡委的卢书记去聊一聊。卢书记给他耐心做了工作后，他也就觉得儿子换个路子试试不是坏事，可见他虽然倔，但讲理，并不是一味保守。后来合作组取得成功，他的家业目标虽然还没实现，但穿上了新棉裤棉袄，生活前景乐观，还因为是梁生宝的爹被人尊重。他此时想的是儿子的事业过了最难的阶段，但还有很多事等着他，足见这个老头看事物时有比一般人强的地方。

  书中对梁宝生的评价，“公平”和“能干”，在当时的农村里一个村也挑不出几个。习惯小生产的农民能做到“公平”难能可贵。梁宝生的“家教好”，养父梁三老汉言传身教，通过诚实劳动，做正直善良的人。在租地时长期受压迫，逃丁时遇到共产党，后来当了民兵，参与了土改，他通过自身的经历，接受了“只要还有私有制，农民就会穷的穷、富的富”的社会主义观念，因此积极参加合作化。

  “能干”包括三方面，一是劳动技能高，梁宝生随老爹自小干农话、拉长工，各种农活动精，在本村的年轻人中算首屈一指的；二是脑子活，能活学活用，看事能长远，他虽只上过扫盲班，文化水平差点，读写算比不上同村上过几年学的，但是通过主动的党内学习，对党的政策能有自己的理解，甚至和县乡两级的领导谈起政策来也能说得头头是道（领导走的时群众路线，用的是群众语言，要是换个说官话的那个领导，照样也谈不了），在农民找富裕户借贷失败后，他能想起省里模范互助组在大会上介绍的搞副业的经验，组织贫困户上山砍竹编扫帚卖钱，使贫困户渡过春荒，增加收入，这更是他学习能力的体现；三是组织能力强，梁宝生逃过抓丁，年纪轻轻就在外地磨砺，懂得和人打交道，他执行起来合作化“依靠贫农、团结中农、限制富农”的政策，非常得心应手，合作组有人闹退组时，能和颜悦色地让坚决退组的两家退出，还留下活话“随时都能回来”，同时说服犹豫退组的一家，有道德缺陷的“油子”白占魁申请入组时，能力排众议接受，使得很多组员佩服梁宝生年纪轻轻就有大将之风，他办事公道，积极带动贫困户，不为私利，因此更能服众。

  梁宝生属于农村青年社会主义“新人”形象，路遥在《平凡的世界》有所继承。不可否认，现在有一些人不喜欢梁宝生。对美国化的新自由主义者来说，梁宝生一心扑在社会主义农村改造事业中，甚至经常要放弃一些私利，对他们来说，法无禁止的个人利益都是要争的，否则就是不自由的，反人性的。但是，要是按照法德的主流自由主义观念，梁宝生为实现人生价值而奋斗，“不为物欲所驭”，这才是真正的大自由、大人性。每个读者的价值标准都不一样，至于怎么评价梁宝生，不必强求一致，如果能对他的的人生理念有所理解，对读者来说仍是一件好事。

  郭振山是一个很动态、比较复杂的人，他在土地改革中起过领导作用，还是有名的庄稼把式，在村中十分有威信，日子过好了，郭振山一度有发家的想法，甚至还定了个“五年计划”，受批评后，经历痛苦的思想斗争，决定将个人利益与党的要求相协调，把发家的计划放弃了。他对自己在村里的权威很看重，不希望被梁宝生这个后起之秀挑战，因此不愿意梁宝生的合作组壮大，不过也不曾想过下绊子。在另一方面，他也很努力地进行党的工作，也领导一个合作组（但这个合作组属于强强联合，被批评后才开始接受困难户），在粮食国家收购中表现也不错，平常看不惯损人利己的行为，对一些贫困户生活上的困难比较关心，总体上仍能对农村的建设事业有贡献。上级说他有能力但也不一心为公，做合作化的基层领头人的条件不及梁宝生。

  路遥《人生》中人民公社支书高明楼，就是郭振山这一类人，有觉悟、有水平、也有私心，对人民公社总归还是起稳定作用的。到了在人民公社体制出现城乡拉开、人身绑定、在很多时候和地方阻碍生产，相比其他农业模式出现比较性劣势的时候，郭振山式的领导会使这种劣势加重。

  早时候的一些评论说，郭振山是在“堕落”的过程中，只是还能或主动、或被动地受到体制的约束，没到自绝于党和人民的最终结果。这种说法过于偏激了。读者不难相信郭振山这样的人物在现实中是大量存在的，对社会起到的作用也是利弊均有。

  《创业史》中对矛盾的设置还是很可观的。梁生宝（社会主义新人）、郭振山（有缺陷的农村领导）、梁三老汉（较开明的传统贫农）、郭世富（有中庸意识的勤劳上中农）、姚士杰（心地阴暗，有能力的富农）这些重要角色，每一个人都有一套理念，这些个理念各由不同的部分组成，不同理念的不同部分有的针锋相对，有的不共戴天，有的能达到妥协，甚至有的还能深度契合，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农村意识形态圈。相比之下，《山村巨变》连反革命都反得那么地“田园化”，在思想认识上明显不如柳青那么沉厚。

  两性观念在中国农村题材革命小说中几乎是落不下的。而且，共产党的婚恋政策和性权利观念往往与传统农村的保守观念有抵触，这逃不出敏感的作家的眼睛，他们希望通过小说施以影响。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还算是尽量拉近这两者的距离，把农村保守观念中对恋爱自由的微弱支持最大化地利用了。孙犁《铁木前传》中，小满希望离婚另嫁，最求幸福，也多少得到了些同情。而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写了在日军兽窟中受蹂躏，最后携带情报逃出的农村女孩贞贞，最后随干部们去延安学习，并投身革命的故事，而干部们对贞贞的尊重和友善，使保守的村民不理解和敌视。《创业史》中，梁宝生性格上的缺点（一听改霞说去工厂就不想理人家了），和错把个人爱情置于靠后人生行动的做法（非要等秋收后再谈恋爱），使他失去了一次获得一个不错的人生伴侣的机会。而素芳的遭遇更加令人心酸，素芳被家庭深度压迫，因为自身的想法较为狭隘，在试图找到出路的尝试中，又被姚士杰玩弄，在村中也备受歧视，这也说明了，人类解放的进程中，在事实上总有一些角落的人，因为各种原因，并未被真正解放。这也是《创业史》的一个超越时代的意义。

  二，《创业史》与我国早年农业集体化尝试

  《创业史》第一部，写了陕西一个农村在1953年创办农业互助组的经历。

  互助组创立之初，昔日村里的土改领导人郭振山认为，互助组对贫困户抱团取暖多少还是有些用处，也方便协调一下人力蓄力分配，再大的好处一时想不出。主人公梁生宝诚心实意把互助组当成事业去做，因为他确实见到省里的示范互助组办得不错，能解决不少问题，也有一些经验能参考。

  《创业史》中有一段开会时，乡委吕书记对郭振山说，乡委、村委的领导者走的地方比一般农民多，想的深，而中央领导看得更远，已经超出他的理解能力，“不知道马克思、列宁说什么，想什么。”当然，之前党的土地改革在全国的迅速成功，已经证明了制定政策的领导人绝对是大聪明人，他也就对这次合作化政策抱乐观态度。这间接说明一个问题，以集体主义推行农村的合作化和集体化，对国家至地区再到基层的各级核心有较高的要求，比如政策的上传下达通畅，一线领导者必须能干且公平，更重要的，政策的制定绝不能有颠覆性失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学苏联的经验，结合中国的实际，还有一个潜台词，说白了，就是躲苏联曾经摔跤过的坑。列宁用分土地获得贫农支持（但更重要的是依靠工人和士兵，并夺取了工业集中的城市，可以说既有人，又有枪有炮有运输，这是列宁能够短平快地在国内战争取得速胜重要砝码，但中国没这条件），但在战时的余粮征收制与明抢无异，严重损害中富农的利益，导致农民暴动此起彼伏。中共在土地革命时期用苏联分田地的经验，但放弃使用苏式余粮征收制，改用负担小的税收形式交粮，并重视经营农村，促进了农村生产和生活，成功赢得农民支持。解放后战乱平息，三年土地改革时期更是轻徭薄赋，使农村经济快速恢复性增长，农民利益获得极大满足，不仅贫雇农，连中农都成了中共的基本盘，毛泽东把农民转化成“革命主力军”的战略取得极大成功。

  到了1953年．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但仍十分贫困落后的中国又到了一次选择国策、决定国运的时候，这时的苏联的社会发展情况是这样：在落后大国的基础上，以计划经济起家，通过农业集体化，控制了农业经济，以剪刀差的方法，从农业那里获得在资金，有计划地快速建立起成套完善且先进的工业体系，工业体系建成后，再将剪刀差缩小，当时已经有了工业回哺农业的趋势，农业实现了机械化，经济发展稳定且仍在快速上升。而且苏联已经要援建给中国全套的工业体系，形势非常有利。中国的领导层没有理由不采用苏联的经济方案。

  领导层制定的政策，就是要建立计划经济，而关键的工作是制度设计，既要达到目的，又要力图避开苏联早期发展计划经济在农业集体化方面摔下的坑，坑1：苏联在放弃战时共产主义后，实行农业集体化前，对农业有过一段无为而治，这期间，农村出现两极分化，贫农失去刚分到的土地，出现了一批新富农，并成为了重要的社会力量。坑2：苏联发展工业化，需要大量的工业从事者和社会管理者，必须买越来越多的粮食养他们。在1928年，粮食因需求多而涨价，与“剪刀差”背道而驰，更严重的是，农民开始囤积居奇，粮食大量进入自发市场交易，国家即使出高价仍收购不了足够供应城市的粮食，导致丰年不但不能出口粮食换外汇，反要花外汇买外国粮供养城市，迟滞了工业资金的积累。只能强力取消自由市场交易粮食，并开始农业集体化，以获得余粮。坑3：在集体化时，富农反对力量强大，导致阶级斗争，斯大林把他们赶出家乡，数百万人迁到了西伯利亚，造成大量非正常死亡，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坑4：集体化先期的生产资料赎买工作和宣传工作不到位，农民一听集体化风声就杀牲砍树，再加上集体化后养护不善，导致大量生产资料挥霍，直到机械化铺开，才把畜力的损失抵消掉，导致集体化前几年，粮食生产一直往下走。坑5（最大的坑）:粮食出口换机器，过于急于求成，导致粮食储备下降，抗灾能力减弱。1932年底，突发自然灾害导致多地粮食大面积减产（粮食还没收完，就让雪给埋了），重灾区为乌克兰、乌拉尔、哈萨克斯坦等粮食总产区。结果只能在非灾区和轻灾区过度征粮（粮食只能让农民拖过春荒），凑齐工业人口全年最低量口粮，春荒过后，疏散部分城市人口到非灾区与当地农村人口靠粮食代用品生存，多数重灾区的农业人口只好主动放弃（围死灾区），结果饿死几百万人，造成人道主义灾难，大大迟滞的经济发展进程。结果：1936年，苏联付出惨重代价，完成了农业集体化，机械化和水利建设走向正轨，当年粮食产量为历史最高产量。之后，尽管在战争中一部分地区农业受到破坏，但直至《创业史》的1953年，苏联的农村现代化进程还是往上走的。

  回过头看《创业史》，“三大能人”中的原土改带头人郭振山和富余中农郭世富，都是几个兄弟未分家，共同劳动，而且家境比较好，有壮劳力、有牛、有好地。1952年分地后，郭世富又多囤了不少粮食，郭振山则盖了房，后来郭振山因为买了穷苦户的一亩多地，在砖窑投了股，在党内受了批评，他经过思想斗争，想到自己得到的几乎都是党给的，个人利益必须和党绑一起，就把股给退了。现在有人质疑，郭振山和郭世富其实都不是害人的人，相反身上并不乏优点，他们的生产模式，在现在有个时髦词，叫“家庭农场”，在日本“家庭农场”弄得还很不错呢！为什么当时把他们当成“自发势力”，不允许其发展呢？就是国家要避免苏联农业集体化的“坑1”（富农抬头），当然，没有了“坑1”，不存在大量的新富农，也就没有“坑3”（集体化时的阶级斗争）了。到后来，政府能以“枫桥经验”原地安置势力很弱的地主和富农，他们虽然在一段历史中受歧视，但远比前苏联大流徙的百万富农幸运得多。

  《创业史》中建立合作组的一些经验来自苏联，比如示范试点都在水土条件好的地方开始，给予信息和组织的支持，有金融和政策的优惠，优先开展技术改良推广等。《创业史》中，梁宝生的村子地处平原，而且土地基本都是河滩地，这个土地条件是很棒的，适于规模化经营，如果地处贫瘠山区，则不适合集体劳动；小说刚开始，梁宝生去外地购买生长期短的“百日黄”种子，可以实现麦稻两季的种植，这就是党委给他的信息。找富裕户“活跃借贷”失败后，梁宝生按照示范组的经验，带领一些穷困户搞副业，砍竹给供销社编扫帚（这小说中写，如果梁宝生的带的组能发展到百人，整个山头就不够砍的），供销社给合作组专门的信贷优惠——预付款，帮助组员顺利度过春荒并取得生产资金；播种前最关键的技术活——育秧是上面派的技术员帮着搞定的，而且带来了密植技术。尽管有的组员对新技术有担心，但政府的威信还是起了很大作用，最终合作组通过新技术取得前所未有的丰收。组员一举丰衣足食，并支持了国家的粮食收购。小说中作为合作组核心的梁宝生，确实是少年老成，能干无私，但他的合作组取得的成功，并一举盖过“三大能人”，并非因为梁宝生的能力比“三大能人”更强，而是因为他顺应了时代的潮流。

  全国的土地改革刚开始时（1950年），老解放区已经开始合作组的示范试点（小说中的大王村示范组），农村的政策衔接这么紧密，这么刻不容缓，其原因就是要避免“坑2”（个体农户抵制粮食收购）。小说中，郭世富在春荒时在集上卖余粮换肥料，当时国家除了统购外，还允许私粮商在市场交易。郭世富发现粮食相当地供不应求，这是因为国家发展工业对粮食的需求增加所致的，他当即决定不再多卖粮，而是多屯粮。在小说尾声，富农姚世杰拒不卖粮给国家，郭振山带着农民们集体堵门，姚世杰原先处心积虑从合作组挖来的两个搭伙贫农，因为看到合作组干得好，希望再次入组，就把他家有大量存粮还偷偷屯粮事实给抖了出来，姚世杰势单力薄，怕再被斗，只得卖粮。可能的粮食收购危机因为合作社组织的大量出现被预防了。。

  至于“坑4”（农业生产资料在集体化过程中损失），《创业史》第二部，合作组已经发展成合作社，大牲畜的处置方法比较灵活，可抵股，原主人喂养还可额外算公分，也可由合作社分期赎买，有效控制了大量宰杀牲畜的问题，但也出现了大牲畜喂养和使用不善。小说中就有社员白占魁发狠使牲口，被开会批评的事。我国到58、59年确实出现大牲畜保有量的小幅下降，但不像苏联那么严重。但三年困难时期大牲畜下降还是很明显的。

  我国在“坑5”（政策失误导致饥荒）跟斗摔得比苏联还厉害，不过这个时期比《创业史》要错后六七年。人民公社的快速推进，使农业效益出现了下降。除了粮食出口，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还浪费了大量的粮食，还因为浮夸风，政府对存粮短缺没有有效的警惕，在这个时候两年全国范围的极旱加一年重旱，造成了不可弥补的粮食缺口，我国非正常死亡以千万计，可谓损失惨重。之后，由于内外环境的变化，国家放弃了超常抽取农业资源、快速发展工业的经济方案。

  到毛时代结束时，我国现代化进程不仅没能复制苏联的前几十年曾经的成功，甚至也低于同时期的朝鲜，在农业方面，一些适宜农业的地区积累了一些机械化、水利和科技的底子，但远未完成农业现代化。但世事复杂，坏事经常会变成某种程度的好事，在事实证明苏联模式难以为继时，经济发展水平低，至少为我国进行经济转型留了很多的冗余度。随着国家转为由市场调配资源，经济、社会功能高度集中的人民公社因不符合市场化的要求而全部解散，部分经济比较好的地区还保留一定的合作化。直至新世纪初，工业在市场中有了整体效益后，我国才真正出现工业回哺农业。

  现在，随着“土地流转”等顶层设计的出台，农村在市场的条件下，再次进行新一轮规模化、集体化的尝试，出现了很多新的组织形式。而《创业史》这一类表现当年农业集体化的作品，重新引起了读者的重视，在历史方面，它提醒我们建立适合的经济运行机制时，遵从社会发展规律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