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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鼎彦观雪 发布时间：2022-10-16 21:33:13

  时属京师清秋孟冬之交，此书乃余适书箧飘然无骛所得，偕余至日昃将定之时，亦未尝为略无所摭。言语平近切理处常见颜氏謦欬之用心，当乃半生积蓄，欲以示后也，就此立言，其人亦可谓是众人不祧之祖。然行色匆匆，体大精繁，盖余所观者，亦囫囵辄止;余未及观者，犹蕴玉抱清辉者也。凡此種種，正文所披之恶习亦如缯缴之入吾心，余其惮坠曾云之巅也。中乎吾阅，《勉学》为最善，其余多有事无巨细之衍谈。

• 作者：有龙则灵 发布时间：2023-03-04 00:21:26

  老颜是个正统的士大夫，亲身经历三个王朝的毁灭，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大江南北，冷眼旁观了各种丑态和惨剧，让他变得保守世故。此书教育意义颇重，也得以流传下来，或许也是对混乱时代的一个总结，他怀念故国，他讽刺乱象，他的许多朋友坟头草一丈高。听老颜的话，长大不吃亏，眼界比海宽，塞北千人帐，江南万斛船。

• 作者：世卿 发布时间：2019-09-07 16:08:23

  颜实在是摸爬滚打数代官场，深明为人利害的人，行文以深情，言说以厚爱，慈父形象跃然纸上。若非理学家指摘归心一章，无虑千年凡俗士子之准绳。

• 作者：Hans 发布时间：2024-01-15 18:21:23

  时属冬至入寒广粤之际，购籍于广州书店而拜读颜训。颜公家训，治家格言，于家有成则于国有成。其言切切，其意深深。既为圣后，洵不出六经。高山仰止之怀，心志愿而攀附也。鄙人南蛮子，不逮古遗，亦不能广弘尚德，宇宙之大，尚有目不能及，智不能通，乌遑论其他。故潜心坟籍，识别声色，凡此厉害，虽仁义不识，受颜氏一家之训辄无大咎。然《归心》一卷，受益匪浅，曾患无智谤修，耳目见害，不识人有高低善恶，何况修行说经之人耶，实在自悔扼腕。总流眄于诸姓家训，自家未逮祖先遗训，不免跺地摇首，前人既望后人，后人亦求前人，待及他日发愿著述，垂训自家，俾益晚萌，忝耀宗门而后遂心而已。

• 作者：Han 发布时间：2010-11-07 21:12:21

  爱情！

• 作者：彼何人斯 发布时间：2016-03-15 15:59:30

  唯一的遗憾是简化字。。。

• 南北朝时期不同的政权所处不同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文化，呈现不同的区域特色

  作者：牛一点 发布时间：2009-05-18 12:52:01

  南北朝时期不同的政权所处不同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文化，呈现不同的区域特色

  [摘要] 南北朝是一个历史上一个分裂割据的时代，同时又是一个孕育着新的事物，展现着新活力的时代。其风俗也在民族融合中出现了新的元素，如《颜氏家训》所记载的家庭生活方面，出现了许多南北异趣的风俗。在嫡庶有别上出现了“江左不讳庶孽”和“河北鄙于侧出”的不同。而且，北方人多“躬俭节用”而江南则“奢侈”。此外，北方妇女在家庭生活中地位的提高尤其引人注目。

  [关键词] 南北朝；家庭生活；南北异趣；《颜氏家训》

  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分裂割据时代，是以政权更迭频仍，社会动荡为时代特征的。然而，正如春秋时期出现了文化上的“百家争鸣”一样，南北朝时期也孕育着新的事物，展现着新的活力。比如在社会风俗方面，伴随着民族大融合出现了新的局面。本文试从家庭生活入手，以《颜氏家训》所记为例，进行研究，以期以小见大。为便于说明问题，从以下四个方面分论之，不足之处敬请指正。

  一、“江左不讳庶孽”与“河北鄙于侧出”

  在家庭生活方面，嫡庶有别之俗，在南北朝时候很流行，而南北却有很大异差。《后娶篇》中有一段话最为有名，是这样说的：“江左不讳庶孽，丧室之后，多以妾媵终家事，......河北鄙于侧出，不预人流，是必须重娶，至于三四，母年有少于子者。”【1】足见南北地区有关后娶方面的差异，被历代史家所重视，近人唐长孺先生就曾就此论述南北嫡庶身份之差异，认为嫡庶之分在东汉时期已有某种迹象，永嘉之乱后，“江左不讳庶孽”之风兴起，至于北朝，轻视庶生子之风则变本加厉。【2】此篇名为“后娶”，申述由于后娶之故，前后母子兄弟未来继承权而互争嫡庶，至于在“父亲”身没之后，“辞讼迎公门，谤辱彰道路，子侮母为妾，弟黜兄为佣，播扬先人之辞迹，暴露祖考之长短，以求直己者，往往而有。”【3】这正是当时北方地区家庭生活中类似事宜的真是写照。而江东地区的人家则是“疥癣蚊虻，或未能免，限以大分，”【4】虽然有隐患坏处却不足为虑，由于身份的限制很少闹出事来。南北差异为今人考察南北朝时期的家庭生活情况保存了弥足珍贵的史料。

  二、“北土躬俭节用”与“江南奢侈”

  另外，在《颜氏家训》中，我们能看到这样一个事实：“今北土风俗，率能躬俭节用，以赡衣食；江南奢侈，多不逮焉。”【5】即南人多挥霍浪费，打肿脸充胖子；而北方人却比较实际，不讲排场，大都能亲自操劳，生活俭薄节省，这是南人所不及的。比如说有的江南朝士“假令有者，皆信僮仆为之，未尝目观一坡土，耕一铸苗，不知岁月当下，岁月当收，安识世间食务乎？”【6】所以办理家务时糊糊涂涂不知处理，经营家业则无力承当；又如南方的清贫人家“皆事外饰，车乘衣服，必贵整齐；家人妻子不免饥寒。”【7】北人多能勤俭持家，躬身操劳，北方妇女的织布纺纱本领，缝制刺绣的功夫大大胜过江东的妇女；【8】南人的奢侈浮华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可这并不能说明南人多么的富有，这只是当时的社会风气使然，大多数人的奢侈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的生活却很贫苦。

  三、“江东妇女略无交游”与“邺下妇持门户”

  南北朝妇女在家庭生活中地位的变化尤其引人注目，特别是北朝妇女，她们的地位显著提高，而南方的妇女在家庭生活中的地位远远不及北方妇女。

  “江东妇女略无交游其婚姻之家，或十数年间，未相识者，惟以信命赠遗，致殷勤焉。邺下风俗，专以妇持门户，争讼曲直，造请逢迎，车乘填街衙，绮罗盈府寺，代子求官，为夫诉屈。”【9】这是出自《治家篇》中的一段话，虽简短却反映着许多问题。在妇女的交游自由方面，以邺下（河南临漳）为例，北方妇女是可以当家作主的，她们在社会交往中比南方妇女要自由的多，可以乘车出行，可以诉讼公堂，可以迎宾送客，甚至可以代子求官，为夫鸣冤等等。而南方的妇女在出嫁以后，很少与人交往。而且，就连亲家之间有的也是十几年不亲自来往，只是派人赠送礼物，代以问候，以此表达亲情。另外，南方重男轻女的现象也颇为多见。如颜氏提到他有一个远房亲戚，其妻生产时就怕人守在门口，“若生女者，辄持将去；母随号泣，使人不忍闻也。”【10】这是何其残忍的事情啊！再如，虐媳的现象在南方也并不少见，以至于有谚语“落索阿姑餐”【11】的说法。

  北方妇女在家庭生活中的地位为何会出现如此大的变化呢？究其原因，我认为大致可以归为一下两点：第一，受南北朝多元思想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多元化的时期，其思想的多元化极大的冲击着封建传统思想，特别是“贱经尚道“的社会风俗，为妇女走上自由造就了难得的契机。第二，受北方少数民族的影响。这一时期北方大批少数民族纷纷内迁，在不断地民族融合中，少数民族妇女社会地位较高的现象渐被汉族妇女所认识，她们长期被压抑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逐步去追求自己的价值和权利，【12】而南方妇女却被紧紧地束缚着，只得依附于男人，仰承鼻息。

  四、试儿

  书中记载了一则有趣的家庭生活风俗--“试儿”， 即抓周。婴儿周岁时，父母陈列各种小件器物，任其抓取，以试测小儿的未来志趣和成就。这一天父母 “为制新衣，盥浴装饰，男则用弓矢纸笔，女则用刀尺针缕，并加以饮食之物，及珍宝服玩，置儿之前，观其发意所取，以验贪廉愚智，”这就是“试儿”，在这一天“亲表聚集，致宴享焉。自兹以后，二亲若在，每至此日，尝有酒食置事耳。”【13】这一风俗至今犹存，而且变化不大。宋赵彦卫在《云麓漫钞》卷二：“ 魏晋以前，不为生日，南北朝江南风俗，儿生一期，随男女以纸笔鍼缕置前，观其所取，号为试儿。每至此日，饮酒宴乐，后人因为生日。”从以上记载来看，此风俗在南北朝时期似乎仅限于南方，因为以上都只是点明这是“江南风俗”，并未言北方亦如此。

  南北朝时期的家庭生活风俗远不只此，本文只是对《颜氏家训》中所记的部分风俗事项进行探讨，综上所述，南北朝时期南北风俗的差异是多方面的，有着极其明显的碰撞与交锋。而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主要是受民族差异和政权差异的影响。北方少数民族的大举内迁，在不断地民族融合中，给中原地区带来了新鲜血液。而另一方面，不同的政权所处不同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文化，呈现不同的区域特色。南北朝时期出现的新的风俗事项是南北多彩文化的一部分，是我国民族发展过程当中极具特色的一环，对后世风俗的发展和演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注释：

  【1】王利器 ：《颜氏家训集解•后娶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第47页

  【2】唐长孺 ：《唐长孺社会文化史论丛》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1

  【3】王利器 ：《颜氏家训集解•后娶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第48页

  【4】王利器 ：《颜氏家训集解•后娶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第47页

  【5】王利器 ：《颜氏家训集解•后娶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第55页

  【6】王利器 ：《颜氏家训集解•涉务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第297页

  【7】王利器 ：《颜氏家训集解•治家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第60页

  【8】王利器 ：《颜氏家训集解•治家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第62页载：“河北妇人，织纴组紃之事，黼黻锦绣罗绮之工，大优于江东也。”

  【9】王利器 ：《颜氏家训集解•治家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第60页

  【10】王利器： 《颜氏家训集解•治家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第62-63页

  【11】王利器： 《颜氏家训集解•治家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第63页

  【12】李亮茹：《魏晋南北朝时期妇女社会地位研究》，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05硕士论文（未刊稿）

  【13】王利器： 《颜氏家训集解•治家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第118-119页

  The differents of family life customs betwween the south and north China in The South and North Dynasty,for example The Old Sayings Of Yan’ Family.

  Abstract: The South and North Dynasty is a fission and separatist regime time.at the same time,it is also a time pregnant with new things and emerge new energy.The custom present new element in the nationality fused,For example the custom of family life present many differents between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which recorded in The Old Sayings Of Yan’ Family.The people living on the left of the Yangzte River do not look down upon the son with poor background,and the people live in the northern are ashamde of it.People in southern China live in luxury but the north people there are very deligented and economic.By the way,the status of women who live in the north China is especially noticeable in the family life.

  Key words: The South and North Dynasty, the family life,the differents betwwen the south and north China , The Old Sayings Of Yan’ Family.

• 颜之推的人格美学

  作者：注销 发布时间：2014-04-23 22:09:29

  颜之推作为南北朝时期重要的思想家和作家，其人“学优才赡，山高海深” 。[1]（609）颜之推的主要著作《颜氏家训》也为历代文人学者所推崇。“人之爱其子孙也，何所不至哉！爱之深，故虑焉而周；虑之周，故语焉而详。”[1]（627）因此，“《颜氏家训》虽曰平易，然出于胸臆，故虽浅近，而其言有味，出于胸臆者，语意自别。”[1]（613）学术界在颜之推生平经历考订、教育思想、文学主张、思想特点与矛盾，以及《颜氏家训》的辑佚和校勘、叙述特点、语言特色和文学成就等方面积累了许多成果。但关于颜之推的美学思想，尤其是人格美学方面的研究，还未曾涉及。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注意到了：“乃公当梁、齐、隋易代之际，身婴世难，间关南北，故幽思极意而作此编，上称周、鲁，下道近代，中述汉、晋，以刺世事。”[1]（616）即《颜氏家训》的写作目的在于批判社会。然而，颜之推写作《颜氏家训》，不仅仅是为了表达个人对于时风的“破”（批判），更是为了教育后代子孙而有所“立”（建构）。本文认为，颜之推所“立”者，正是其人格美学思想。下文试就此进行分析论述。

  一、“人”的美学

  图书分类自古有之。目录学家依据著作的思想倾向、学术源流等方面，对其进行合理分类，但《颜氏家训》一书却出现了分类上的困难：

  晁公武《读书志》云：“之推本梁人，所著凡二十篇，述立身治家之法，辨正时俗之谬，以训世人。”今观其书，大抵于世故人情，深明利害，而能文之以经训，故《唐志》、《宋志》俱列之儒家。然其中《归心》等篇，深明因果，不出当时好佛之习；又兼论字画音训，并考正典故，品第文艺，曼衍旁涉，不专为一家之言，今特退之杂家，从其类焉。[1]（638）（《清文津阁四库全书提要》）

  《唐志》和《宋志》根据《颜氏家训》内容的思想倾向和写作立场，将其列为儒家。《清文津阁四库全书提要》却认为《颜氏家训》全书所涉的内容不仅有儒家，并且有佛教、书法、绘画、音韵、训诂、考证等驳杂的内容而将其列为杂家。作为孔门弟子颜回的后人，颜之推不但“文之以经训”，并且在《戒兵第十四》开篇颇为自豪地说：“颜氏之先，本乎邹、鲁，或分入齐，世以儒雅为业，徧在书记。仲尼门徒，升堂者七十有二，颜氏居八人焉。”[1]（348）其儒家立场，清晰可见。《颜氏家训》又独辟《归心第十六》一章，明确表达：

  原夫四尘五荫，剖析形有；六舟三驾，运载群生：万行归空，千门入善，辩才智惠，岂徒七经、百氏之博哉？明非尧、舜、周、孔所及也。内外两教，本为一体，渐极为异，深浅不同。内典初门，设五种禁；外典仁义礼智信，皆与之符。仁者，不杀之禁也；义者，不盗之禁也；礼者，不邪之禁也；智者，不酒之禁也；信者，不妄之禁也。至如畋狩军旅，燕享刑罚，因民之性，不可卒除，就为之节，使不淫滥尔。归周、孔而背释宗，何其迷也！[1]（368）（《颜氏家训•归心第十六》）

  尽管颜氏认为儒家和释家“本为一体”，但两家相较而言，释家“岂徒‘七经’、百氏之博哉？”“归周、孔而背释宗，何其迷也！”正因此，有论者提出颜氏思想为“佛儒一体论”[2]或为“援佛入儒”。[3]又有学者提出颜氏的“孝亲观在诸多方面还是有异于先秦儒家思想”，[4]并且开始挖掘颜氏思想的“道家因素”[5]。对于颜氏思想的理解，古今学者，纷纷聚讼。

  考察颜之推思想的研究史，论者们都着力于论证颜氏在哪些因素的影响下有了这样的思想状貌，而没有充分地从思想者主体能动性的角度分析其思想之根性，即思想者始终处于“被影响”和“被选择”的状态，而失却了能动的思想生成机制。这正是此前颜氏思想研究视域的盲区，也是论者产生众多具有较大差异性结论的原因所在。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政权更迭，社会动乱，诸族并兴，南北文化融合等各方面的原因，儒家思想不复汉代的独尊统治地位。“人”的觉醒是这个时代的主题。“魏晋南北朝是一个艺术的自觉的时代，也是一个美学的自觉的时代。”[6]但归根到底是“人”的时代。“人”不再被思想所禁锢，从“被影响”、“被选择”、“被统治”到主动去吸收、去生成、去创造新的思想，并最终汇聚成一股异于中国古代任何一个时期的思想潮流。把颜之推看成一个身处这个时期的觉醒的“人”，而不是一个被某种思想所裹挟的附庸，就不难看出，颜氏看似复杂矛盾的思想，《颜氏家训》中看似驳杂内容，都是其对于各种思想的主动选择和吸纳的“我”的选择，因此才会出现：说他是儒家，他不“忠”；说他是道家，他不“玄”；说他是释家，他不能“放下”。颜之推的人格美学追求的是一种以“人”为本体的美学，他并不是亦步亦趋地执行某一种思想的价值尺度，对世界的判断标准不属于任何一“家”，而属于本体的“我”，因此用儒、释、道任何一家思想去框定颜氏之思想的研究方法都是无效的。

  二、颜之推人格美学的修养论：“礼”与“节-慎”

  《颜氏家训》作为“家训”，具有鲜明的教育指向，这就要求颜之推提出具体的人格品质要求，以培养子孙美好高尚的人格品质、把握正确的处事态度和实现生命的充实完美。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围绕着以“人”为本体的人格美学，提出了“礼”、“节-慎”两大修养要求。

  首先是“礼”。颜之推选择儒家六艺中的“礼”作为其人格美学首要的修养。不论是作为修养要求的“礼”，还是作为“礼”的思想的载体《礼记》，在《颜氏家训》中都多次出现。

  “虽读《礼传》，微爱属文，颇为凡人之所陶染，肆欲轻言，不修边幅。”[1]（4）作为儒家经典的《礼记》，是颜氏从小研读的重要经典，颜氏对其中的内容十分熟悉，信手拈来。

  《礼》云：“见似目瞿，闻名心瞿。”有所感触，恻怆心眼；若在从容平常之地，幸须申其情耳。[1]（61）（《颜氏家训•风操第六》）

  《礼》云：“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盖须切磋相起明也。[1]（206）（《颜氏家训•勉学第八》）

  《礼》云：“欲不可纵，志不可满。”宇宙可臻其极，情性不知其穷，唯在少欲知足，为立涯限尔。[1]（343）（《颜氏家训•止足第十三》）

  《礼》曰：“君子无故不撤琴瑟。”古来名士，多所爱好。……唯不可令有称誉，见役勋贵，处之下坐，以取残杯冷炙之辱。戴安道犹遭之，况尔曹乎！[1]（589）（《颜氏家训•杂艺第十九》）

  颜氏不仅是以《礼》的经文作为准则来要求子孙，“礼”的修养更成为颜氏教育子孙立身做人，提升人格之美的重要内容。颜氏认为“礼”的修养在社会生活与家庭生活等各方面都尤为重要，正所谓：“君子处世，贵能克己复礼，济时益物。”[1]（395）殷外臣在他妻子去世后又娶了一位王氏，但由于他的孩子每次拜见王氏都想起他的生母，失声痛哭，王氏也十分悲伤，不知如何面对，不到半月就请求退婚。虽然是王氏要求退婚，但殷外臣并没有为难王氏，依然“以礼遣”[1]（38）。虽然殷外臣后娶之事颜之推并不赞同，但他表现出的一位有礼君子的良好修养，是颜之推所肯定的。颜之推认为日常生活持家应当节俭，但节俭并不同于吝啬。两者之区别正在于“俭者，省约为礼之谓也；吝者，穷急不恤之谓也。”[1]（42）即消费和施舍合乎礼，才不至于走到吝啬一端。

  颜之推对于当时社会上存在的各种不守礼法的行为，都在《颜氏家训》中直接予以指出和批评，以表明自己的立场，提醒子孙要引以为戒。“河北人事，多由内政，绮罗金翠，不可废阙，羸马顇奴，仅充而已；倡和之礼，或尔汝之。”[1]（48-49）颜之推对于当时黄河以北地区夫妻间相互唱和的礼节沦为轻贱的称谓明显持批评态度。上行下效，一家的主人人格低下，修养不高，其下人必定也是如此：“晋文公以沐辞坚头须，致有图反之诮。门不停宾，古所贵也。失教之家，阍寺无礼，或以主君寝食嗔怒，拒客未通，江南深以为耻。”[1]（124-125）因此，重视礼的意义不仅在于提升个人品格修养，更在于家风、门风、世风的提振与净化。颜之推始终坚持“礼无明文，则吾不取”[1]（77）的原则立身行事。“梁武帝尝问一中土人曰：‘卿北人，何故不知有族？’答云：‘骨肉易疏，不忍言族耳。’当时虽为敏对，于礼未通。”[1]（87）虽然是智慧机敏的答对，但由于有违于礼，颜氏不能认同。

  可见，颜之推将“礼”作为其人格美学核心内容之一，其对于子孙以礼立身为人的要求贯彻《颜氏家训》始末。在颜氏人格美学思想中，“礼”主要涵养人的内在人格品质，是贤人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的价值判断标尺。

  颜氏人格美学提出的另一个修养是“节-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政权更迭，由政权主导的社会价值体系崩溃，加之佛教道教盛行，很多士人都走向玄虚之一端，谈玄说理蔚然成风。颜之推并未盲目跟风，而是走向了崇实的思想。颜氏有着鲜明的崇实观念，在《颜氏家训•名实第十》中，对玄谈务虚的士风进行批评，并告诫子孙立身做事应当务实。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颜之推的崇实观念曾被误解为“今观其书，大抵于世故人情，深明利害。”[1]（638）而产生这样误解的原因有二：其一，清人以道学家之眼光评价颜之推之崇实观念；其二，清人没有将颜氏的崇实观念放入其所处的整个社会文化背景下去评价，因而看不到颜氏崇实观念异乎时代之风的特殊价值。立足于崇实观念，“节-慎”成为颜之推人格美学中与“礼”并立的一个重要修养。从《颜氏家训》中多个章节的标题都可见出颜之推对“节”的重视，如“省事”、“止足”、“诫兵”、“养生”等。

  颜之推所认为的“节-慎”的修养主要内容为：节制而不恣纵，戒慎而不轻薄。

  首先，颜之推要求为人必须节制而不恣纵。他认为行事有所节制，不论对于个人还是国家，平民还是贵族都十分重要。“今北土风俗，率能躬俭节用，以赡衣食；江南奢侈，多不逮焉。”[1]（43）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治家第五》中认为北方人节制用度的生活习惯才是持家之道，而对江南人的奢侈风气提出批评。不仅是个人治家需要节制，在服药养生方面也需节制，否则养生不成，反误性命。 “近有王爱州在邺学服松脂，不得节度，肠塞而死，为药所误者甚多。”[1]（356）王爱州服药不知节度，最终丧命于肠塞。

  不但普通百姓需要节制，王公贵胄同样需要节制。

  齐武成帝子琅邪王，太子母弟也，生而聪慧，帝及后并笃爱之，衣服饮食，与东宫相准。帝每面称之曰：“此黠儿也，当有所成。”及太子即位，王居别宫，礼数优僭，不与诸王等；太后犹谓不足，常以为言。年十许岁，骄恣无节，器服玩好，必拟乘舆；常朝南殿，见典御进新冰，钩盾献早李，还索不得，遂大怒，诟曰：“至尊已有，我何意无？”不知分齐，率皆如此。识者多有叔段、州吁之讥。后嫌宰相，遂矫诏斩之，又惧有救，乃勒麾下军士，防守殿门；既无反心，受劳而罢，后竟坐此幽薨。[1]（16）（《颜氏家训•教子第二》）

  由于齐武成帝及其皇后对于他们的孩子琅琊王高俨没有节制的宠爱，高俨的性格才会变得骄纵。又因为高俨“骄恣无节”，不知道节制自己的性情，任意妄为，最终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颜之推还在文中特意指出：“识者多有叔段、州吁之讥”，意在指出“节”之重要，不知节制而招致杀身之祸的例子不绝于史，当引以为戒。因此，不论是百姓还是君王，行事有节都十分重要。颜之推更进一步指出，一国之君不但于家事应当有所节制，对于国家政策的制定施行更应知道节制。面对有人指责当时的佛事“糜费金宝减耗课役为损国也”[1]（372）时，颜之推认为：“皆由为政不能节之，遂使非法之寺，妨民稼穑，无业之僧，空国赋算，非大觉之本旨也。”[1]（372）国君过于放纵而不能合理地节制佛事，既导致了百姓的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还使得崇佛反而成了误佛。因此，不论是百姓还是君王，行事有节都十分重要。

  其次，颜之推人格美学中“节-慎”的修养还表现为行事戒慎而不轻薄。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反复告诫子孙为人行事要警惕慎重。在婚配问题上，一定要找清白的人家，而不能以权势、地位和金钱作为考量，否则“或蝟壻在门，或傲妇擅室，贪荣求利，反招羞耻，可不慎欤！”[1]（53）在文章写作的学习上，一定要多听亲友的评点和建议，“慎勿师心自任，取笑旁人也。”[1]（257）而在下笔之时，语典的运用，也要谨慎小心，不能有丝毫过失：“北面事亲，别舅摛《渭阳》之咏；堂上养老，送兄赋《桓山》之悲，皆大失也。举此一隅，触涂宜慎。”[1]（274-275）除了不能犯大的过失，在诗文创作中，如地理知识等细节方面，也要谨慎。梁简文帝的《雁门太守行》和萧子晖的《陇头水》，虽然文采出众，但出现了地理常识错误，颜之推认为“此亦明珠之颣，美玉之瑕，宜慎之。”[1]（292）入仕为官，身处朝廷，更应谨慎小心，知道收敛。权不可过重，位不可过高。颜之推告诫子孙：“自丧乱已来，见因托风云，徼幸富贵，旦执机权，夜填坑谷，朔欢卓、郑，晦泣颜、原者，非十人五人也。慎之哉！慎之哉！”[1]（347）

  人足所履，不过数寸，然而咫尺之途，必颠蹶于崖岸，拱把之梁，每沈溺于川谷者，何哉？为其旁无余地故也。君子之立己，抑亦如之。至诚之言，人未能信，至洁之行，物或致疑，皆由言行声名，无余地也。吾每为人所毁，常以此自责。若能开方轨之路，广造舟之航，则仲由之言信，重于登坛之盟，赵熹之降城，贤于折冲之将矣。[1]（304）（《颜氏家训•名实第十》）

  “礼”和“节-慎”的修养论是支撑颜之推人格美学的两大基石。颜之推之所以强调“礼”和“节-慎”的修养，其深层意蕴在于颜氏认为给生命留有“余地”，人才能保全生命，涵养生命，进而才能拓展生命，而不被各种因素所裹挟致使无法实现人的生命的完整、健康与自由。一旦生命的开拓如“开方轨之路，广造舟之航，”其人格力量必将如“仲由之言信，重于登坛之盟，赵熹之降城，贤于折冲之将。”颜之推认为，这样的生命，是富有力量的理想生命；这样的人格，是美的理想人格。

  三、颜之推人格美学与人物品藻论

  品藻即“品评”和“鉴定”。《汉书•扬雄传下》曰：“仲尼之后，讫于汉道，德行颜、闵，股肱萧、曹，爰及名将尊卑之条，称述品藻。”[7]（3582）颜师古注曰：“品藻者，定其差品及文质。”[7]（3582）宗白华先生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中曾有论断：“中国美学竟是出发于‘人物品藻’之美学。”[8]《颜氏家训》中也有大量的人物品藻，下文主要以分析颜之推对于文学人物的品藻为例，进一步具体地认识颜之推的人格美学思想。

  夫文章者，原出《五经》……然而自古文人，多陷轻薄：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宋玉体貌容冶，见遇俳优；东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马长卿，窃赀无操；王褒过章《僮约》；扬雄德败《美新》；李陵降辱夷虏；刘歆反覆莽世；傅毅党附权门；班固盗窃父史；赵元叔抗竦过度；冯敬通浮华摈厌；马季长佞媚获诮；蔡伯喈同恶受诛；吴质诋忤乡里；曹植悖慢犯法；杜笃乞假无厌；路粹隘狭已甚；陈琳实号粗疏；繁钦性无检格；刘桢屈强输作；王粲率躁见嫌；孔融、祢衡，诞傲致殒；杨修、丁廙，扇动取毙；阮籍无礼败俗；嵇康凌物凶终；傅玄忿斗免官；孙楚矜夸凌上；陆机犯顺履险；潘岳乾没取危；颜延年负气摧黜；谢灵运空疏乱纪；王元长凶贼自诒；谢玄晖悔慢见及。凡此诸人，皆其翘秀者，不能悉纪，大较如此。……今世文士，此患弥切，一事惬当，一句清巧，神厉九霄，志凌千载，自吟自赏，不觉更有傍人。加以砂砾所伤，惨于矛戟，讽刺之祸，速乎风尘，深宜防虑，以保元吉。[1]（237-238）（《颜氏家训•文章第九》）

  《颜氏家训•文章第九》开篇一段，颜之推对于历代著名作家进行品藻。由于颜之推几乎对文中提及的三十几位作家都提出了批评，因此引起论者的极大关注。检讨以往学者对于本段的研究，依然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郭绍虞先生认为：“《程器篇》中历举文士之疵，殆与此节相同；不过，《程器篇》谓：‘人禀五材,修短殊用，自非上哲，难以求备。然将相以位隆特达，文士以职卑多诮’，则尤是较为公允的论调耳。”[9]王运熙、顾易生先生认为：“他对许多作家的指责是错误的，……他不能理解某些作家的优秀品质和不满现实、反抗现实的积极精神，而一概目为‘轻薄’。与《文心雕龙•程器》称赞屈原和为文人鸣不平相比，便尤其显得落后了。”[10]朱东润先生认为：“此则饱经世故，遂有此言，未可以为定论也。”[11]近有佟艳光博士阐发新论，在论及《颜氏家训•文章第九》开篇这段人物品藻时指出：“值得注意的是情性将文章与文人品行紧紧连在一起，相同的情感模式在本属于不同门类的文学与德行之间建立了较为稳定的同构关系，从而实现了南北朝文德论质的飞跃，为隋唐主张文品与人品一致的‘文如其人’说的产生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在颜之推之前因为南北朝文德论的研究对象即文人品行与文学并无必然联系，而始终游离于文学之外，所以相当长一段时期以来南北朝文德论并不能算作文学思想，只有在颜之推文人文德论的诞生以后，它才真正成为文学思想理论的组成部分。”[12]

  上述观点中，郭绍虞先生认为，虽然同样是批评作家品德之疵，但《程器篇》更为公允。言下之意是颜之推在本段中对作家的批评有失公允。《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与《中国文学批评史》持论基本相同，都是以对这些作家的“历史定评”为标准，从事实层面否定颜之推的判断。两书作者都未着眼于颜之推论断与“历史定评”的矛盾，进一步研究颜之推思想的特殊性。佟文则从价值方面充分肯定了颜之推在文人文德论方面的开拓性意义，但其立论基础却颇为值得商榷。佟文肯定颜之推文人文德论在文学思想理论上的开拓性意义的基础在于，其认为颜之推“文章之体，标举兴会，发引性灵，使人矜伐，故忽于持操，果于进取” [1]（238）的论述，是以“情感模式”在文学和文人德行之间建立了“同构关系”。在逻辑上，所谓“同构关系”有两种情形：一则创作者自身人格修养高，其创作的文学作品自然高妙；二则正好相反，创作者自身人格修养较低，而其创作的文学作品却有高格名句。佟文中的“同构关系”当与颜之推于文中原意相一致，即为后者。倘若就《颜氏家训•文章第九》的开篇一段而言，佟文似乎没有错解颜之推之意，但通观本章，就不难发现颜之推的观点并非佟文所认为的文人品性与其创作之间有着必然联系（“同构关系”）。在评价屈原、宋玉、阮籍、嵇康等人的这段论述中，颜之推对于他们的人格品性是否定的，但对他们的文章都是持肯定态度的，认为他们是为文之“翘秀”，即属于创作者自身人格修养较低，而其创作的文学作品却有高格名句的情况。

  颜之推述及其父，不但人格品性是“不从流俗” [1]（269），其文章也“甚为典正” [1]（269）。颜之推对于自己没有保存好其父的文章，“衔酷茹恨，彻于心髓！[1]（269）由此可见，文章是否有高格名句，与创作者的人格品性并无必然之联系。佟艳光博士由于没有全面分析颜之推的文人文德论，因此其结论有失偏颇。

  最后看朱东润先生的论述。朱先生既不是按照“历史定评”评价颜之推的文人品藻是否符合历史真实，也不是直接论断颜之推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学术价值，而是给出了一个判断：“未可以为定论也。”朱先生认为颜之推对于历代文人的这段品藻所表达的不是颜之推的观点，或者不是颜之推观点的全部。朱先生以其对于颜之推思想的把握以及敏锐的理论触觉，发现此段与历史定评相矛盾的人物品藻以及颜之推对于文学与作家关系的论述的复杂性，可能存在着更深层的理论问题。

  本文认为，《颜氏家训•文章第九》中对于历代著名作家的品藻与他们“历史定评”之间的矛盾，以及颜之推论述中文学与作家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其深层原因在于颜之推人格美学所具有的独立品格。颜之推的人物品藻是其人格美学的实践，其审美对象是“人”，而颜之推的艺术美学则是通过其对于文学艺术作品的评赏体现。所谓人物的“历史定评”，是历代共识的一种“公共表达”。但是“公共表达”并不能裁判“私人表达”，更不能替代“私人表达”的意义和价值。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的人物品藻，不论是作家还是其他人物，依据的都是其对于“人”的审美标准，做出符合其人格美学思想的“私人表达”。这正是其人格美学思想的独立价值所在。同样的，其对于文学艺术的审美也具有独立性。其实，颜之推是有明确的文学审美标准的：“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1]（267）颜之推对于具体作家作品或者文风的评价都以此为审美标准。因此，他并未因人废文：他批评屈原、宋玉、东方朔、司马相如等三十几人的人格，因为这文人“轻薄”，并不符合颜之推的“礼”和“节-慎”人格美学。但颜之推因这些作家的作品符合其艺术美学之标准，同样肯定了他们乃历代作家中之“翘秀”，有“才华”。

  四、结 语

  颜之推的人格美学思想是颜之推思想中十分特出的一个面向，其人格美学思想所具有的独立品格既独标当时，又暗合魏晋南北朝思想解放的思想潮流，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珍贵的思想标本，因此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现在学界对于颜之推及《颜氏家训》的研究还不够充分，其研究价值仍然尚待进一步开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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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陈启智.颜之推“归心”佛教析[J].东岳论丛,1985(6):48-51.

  [4] 杨振华.颜之推异于先秦儒家的孝亲观[J].保定学院学报,2010(4):11-14.

  [5] 刘育霞.论颜之推思想中的道家因素——以《颜氏家训》为考察中心[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2):201-203.

  [6] 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183.

  [7]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8] 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209-210.

  [9]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153.

  [10] 王运熙.顾易生.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107.

  [11] 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72.

  [12] 佟艳光.南北朝文德讨论的终结——颜之推的文人文德论[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39-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