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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艾佳之城 发布时间：2020-06-11 10:18:44

  这本书编排非常精美且有逻辑，通过目录就能深切体会，全书共分观察力、记忆力、阅读力、创新力、逻辑力、数学力六个篇章，每一章都详细表述通过怎样的训练能得到相应能力的提升，非常适合7-13岁孩子的思维训练，就是大人，在亲子阅读中也有很大的收获。

• 作者：[已注销] 发布时间：2017-05-15 16:14:31

  将情谊以阔分类，别有情致。然材料博杂，失之于浅。

• 作者：了了 发布时间：2012-07-11 09:34:29

  终于啃完了 唯一的收货是买了本维吉尔的《艾涅阿斯纪》 和套《纪伯伦》全集

• 作者：死球圣诞要发歌 发布时间：2023-09-15 16:48:20

  对于初中语文的大部分篇目，切莫浅尝辄止

• 作者：棉花糖不糖 发布时间：2017-12-14 20:47:47

  有鹿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日本之行回来后收到好友顾同学的礼物，惊喜又意外，跟着这本书再一次浏览京都，书中所提之处都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 作者：慕思意 发布时间：2015-02-27 18:58:48

  做完了一整本书的ppt，我觉得我已经是企业伦理学的专家了。但是我觉得这本书翻译得不好，逻辑也不清晰。

• 方晓读书笔记：当阮籍遇上裴楷

  作者：方晓 发布时间：2009-03-29 15:20:47

  至亲至友之丧，是人生极大悲痛和哀伤之一。即或鼓盆而歌如庄子，也说：“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概然！”当是之时，我怎么能不伤心呢？

  谢安喜欢音乐、歌舞，四弟谢万死，谢安十年不听音乐，这还好说，为长兄谢奕送葬回来，天晚雨急，赶车的人喝醉了，平日喜怒不形于色的谢安拿着车把子来捅驭手，声色甚厉。雅量如谢安，当此之时，也难免被讥，何况吾辈？

  这是至亲之丧，再说至友之丧。

  伯牙闻钟子期之丧，“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复为鼓琴者。”

  另外一个好琴的是顾荣，家人把琴放在他的灵床上。张翰往哭，不胜悲痛，径直坐上灵床弹琴，数曲毕，抚琴曰：“顾彦先（顾荣字）颇复赏此不？”痛哭不已。

  曹丕逢王粲之丧，说：“王粲喜欢听驴叫，大家应该各学一声驴叫来送他”，于是吊客每人都学了一声驴叫。

  伤心都无差别，然而哀伤的表达方式却完全不同。

  阮籍生性至孝。三岁丧父，寡母孤弱，抚养成人。父亲阮瑀，建安七子之一，生前友好曹丕、曹植、王粲、丁廙妻并作《寡妇赋》以悯之。孤儿寡母，可以想象阮籍对母亲的感情。官府抓到一个杀母者，阮籍愤然说：“嘻！杀父乃可，至杀母乎！”同坐以为杀父是天下之极恶，怪他失言。阮籍解释说：“禽兽知母而不知父，杀父，禽兽之类也。杀母，禽兽之不若。”众乃悦服。

  母亲的丧报传来，阮籍正在与人围棋，对弈者求止，阮籍定要一决胜负。然后喝了二斗酒，大吼一声，吐血数升。等到葬礼，蒸一个小肥猪，喝了二斗酒，诀别之际，直言“穷矣！”只一声，又吐血数升。哀毁骨立，瘦瘠如骨骸支立，几乎要死去。

  母丧而饮酒、吃肉，是不符合当时的礼仪的。阮籍放纵喝酒，一直为尊崇礼法的人所攻击，疾之如仇。尊崇礼法，就意味着道德标准，是很难违抗的。高坐道人在王导家做客的时候，常常仰卧在王导身边，见到卞壸，恭敬端庄，说：“彼是礼法人。”礼法之威，连不学汉语的西域和尚都不敢违。

  可阮籍从不在意，当他在当时的实际统治者、大将军司马昭的宴席上公然饮酒吃肉时，何曾就借此当众发难：“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丧显于公坐饮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风教”，要求司马昭把阮籍流放海外，以端正风俗教化。

  何曾在当时，也是以生性至孝闻名的，死后谥号也是“孝”，然而两个“性至孝”的人，对孝的理解却如此的不同。作为礼法之士的何曾，要求事事合乎礼法，而作为阮籍，仅仅是按照自己的内心表达自己的感受，任性而为。

  阮籍一向很投司马昭的缘，喜欢东平，就要求去那边当东平相，司马昭高兴得不得了，立刻批准。阮籍骑着驴到了东平，把官衙的墙壁全部拆掉，“使内外相望，法令清简”，“剖竹十日间，一朝风化清”（李白《赠闾丘宿松》），十天就回来了，司马昭居然一点也没不高兴，还任命他为大将军从事中郎。后来阮籍听说步兵营的厨师善酿，有好酒三百斛，就自求为步兵校尉，如愿以偿。

  司马昭还曾经为司马炎，就是后来的晋武帝向阮籍求婚，阮籍大醉了六十日，没有开口而作罢。这件事是蝴蝶的一只翅膀，直影响此后百年。若司马炎娶了阮家的姑娘，哪来司马衷这等白痴皇帝？

  司马昭如此爱护阮籍，正如稽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里面说的“阮嗣宗（阮籍字）…幸赖大将军保持之耳”，这次当然也不例外，他不仅没有处置阮籍，还批评何曾：“嗣宗已经哀毁劳顿到这个样子了，你不和我一起为他担忧，还说这样的话？再说，有病喝酒吃肉，本来就是合乎丧礼的啊！”阮籍在一旁吃喝不停，神色自若。

  《礼记•曲礼上》：“居丧之礼，头有创则沐，身有疡则浴，有疾则饮酒食肉，疾止复初”，可见当初设定礼仪，都是考虑到实际情况的，“高柴泣血三年，夫子谓之愚。闵子除丧出见，援琴切切而哀，仲尼谓之孝。”后人不知经权变通之道，寻章摘句，大违本意。

  再者，人的表达方式各不相同，岂能按一种模式千秋万载，一统江湖？

  杜乂家祖坟塌了，他的表情不够悲伤，庾亮解释说：“弘治（杜乂字）身体极弱，不可以太伤心”

  对阮籍、杜乂，司马昭、庾亮曲意为之解释，主要还是出于个人的偏爱，而裴楷就跳出了礼法和反礼法的框框。

  裴楷去阮籍家吊唁，阮籍刚喝醉，散发，叉开两腿坐在坐床上，没有哭。喝酒、叉开两腿坐、离开了丧位坐在坐床上，都是不合丧礼的。裴楷按照礼法哭泣、吊唁毕，就走了。有人问：“大凡吊唁之礼，主人哭，客人才行礼。阮籍不哭，你为什么哭呢？”裴楷说：“阮籍是超脱世俗的人，所以不尊崇礼制；我们是世俗中人，所以要遵守礼仪准则。”

  阮籍能为青白眼，见到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嵇喜来吊丧，阮籍给他看白眼。嵇喜的弟弟稽康听说后，就带着酒挟着琴去，携酒挟琴吊丧是很奇怪的事，可阮籍大为高兴，就用青眼。当阮籍遇上裴楷，虽然未必青眼有加，但也不至于白眼相待，大约阮籍眼中，礼俗之士是那些死守礼法，不知变通的人，裴楷应当不在其中。

  无论是“俗中人”，还是“方外之人”，都实践自己的理想和信念，而不以自己的是非黑白要求对方，也不因对方的黑白是非而改变自己，因此当时的人很赞赏两人的举动，“叹为两得其中”。

• 《新京报》| 手稿中的足迹：陈寅恪一家三代手迹的集藏故事

  作者：文津出版社 发布时间：2020-05-01 13:53:29

  方继孝的书斋“双序斋”中，珍藏有大量近现代文化名人的书札、书法、手稿和照片。譬如国学大师陈寅恪的手稿，就偶然得自碎纸屑之中。陈寅恪连同其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和其兄陈衡恪，陈氏一门三代的手迹，是方继孝集藏中国近现代文化名人手迹的重中之重。

  撰文丨方继孝

  周越然先生的《书的回忆》中有一段话说：“做官有幸运，就是连升；经商有幸运，就是赚钱。购古书者，也有幸运，就是：（一）我要什么书，马上买到什么书，并且价钱不大。（二）或者在冷摊上偶然拾得一种毫不相干的破书，归来审察，发现某名士的印记，某名士的批校。（三）又或者书贾拿了奇僻的古本来售，索价不高，故留之。后来细作考查，知是海内外孤本。” 周先生谈到的三个方面的幸运，我都经历过。别的不必说了，就拿2003年年末我偶得陈寅恪先生手迹的故事来说吧，那简直就是想要什么，就会有人送上门来。

  大家书话《笺墨记缘：我的收藏三十年》 方继孝著 文津出版社

  

  《笺墨记缘：我的收藏三十年》，方继孝著，文津出版社2020年1月版

  那年岁末的一个下午，快到下班的时间了，我接到经营旧书的朋友杜先生的来电，他说带来一包手稿，已经到了我办公的楼下，请我下楼看看 ，如果我喜欢，可以卖给我，因他准备回老家过春节了。我马上下楼，钻进他的小轿车里，打开包书稿的旧报纸一看，原来是几年前与我擦肩而过的冯承钧先生所译《蒙古与教廷》手稿。

  《蒙古与教廷》是冯承钧先生20世纪30年代所译，撰者是法国的伯希和先生。由于各种原因，这部译著，直到1990年才出版。冯承钧先生生于1887年，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通英、法、梵及蒙古文和比利时文，曾任北京大学等校教授，对历史地理学有深入研究，尤长于中西交通史和元史。壮岁即患风瘫症，1946年卒于北京。冯氏著译甚丰，主要有《中国南洋交通史》《马可·波罗行纪》《多桑蒙古史》《西突厥史料》《郑和下西洋考》《帖木尔帝国》《吐火罗语考》等，《蒙古与教廷》亦是他的重要译著。

  冯先生所译的《蒙古与教廷》这部手稿，和我真是有缘分。还是20世纪90年代中，大概是1995年或1996年，我和几个倒腾旧书的朋友在一位赵姓书贩的家里小聚。赵先生听说我开始积攒名家手稿，告诉我说，他认识一个安徽籍的旧书贩，他的手里有一部冯承钧先生用毛笔书写的手稿，如果我感兴趣，可以叫他把书稿带过来谈谈。我说，好啊，价格合适，冯先生的手稿我肯定会留下的。当即，赵先生约那个书贩马上到他家来。也就是二十几分钟，那个安徽人背着一个大布袋子来到了赵家。寒暄之后，知道他姓刘，因身材高大，圈内人称他“大刘”。

  大刘带来的书稿正是冯先生所译的《蒙古与教廷》手稿。这部书稿共三册，非常完整，确为冯先生亲笔，于是开始谈价格。那个时候，名人书札、手稿的价位都不高，我依照当时旧书市场通行的手稿价格，给冯先生的这部手稿出了个价，每册1000元，三册3000元（人民币）。结果这个家伙脑袋摇了好几下，嫌太少。我让他开价，他“狮子大开口”，每册2000元，三册6000元（人民币），并说已经有人给过这个价了。还说少于他开出的价，就不谈了。我又提高了1000元，总共4000元，他依然不卖。老赵出来打圆场儿，我出价到三册5000元，可这小子就是不给面儿。我也恼了，告诉他，不卖算了。

  这件事儿，我早就给忘了。谁曾想，事隔几年之后，这部书稿居然辗转到了杜先生的手里。书稿原样没动，价格却翻了个跟斗，杜先生一口价：人民币10000元，没商量。我没犹豫，上楼取钱，下楼付款，取货。为什么我会这么痛快地接受了小杜开出的万元价格呢？时过境迁，进入到21世纪以后，名家书札、手稿的价格已是今非昔比了。杜先生给我开的价，其实是个朋友价，假如书稿依然在安徽大刘的手里，现在他开出的价格绝对要比小杜的一万块高出很多。

  除了冯先生所译《蒙古与教廷》手稿，杜先生还把随稿带来的几封书信、残稿等送给我。晚上，我整理那些书信、残稿时，有一页发旧并有水渍的文稿引起了我的注意，字迹很像陈寅恪先生的手迹。我小心地拿起这张陈旧泛黄的稿纸，轻轻地把它放在写字台上，并小心翼翼地用镇纸压住，然后一字一字地往下读：

  冯先生译文正确（译文时有删节，但无害于大意），又间附注自己所发明者于原文后，甚有益于读者。惟外国字原文之有符号者，仍多未移写正确，将来付印时，似必须悉照原文一点一画皆不讹误方妥。又如伯君原文注五十七云：“此文（指《册府元龟》原文）不言王玄策的实在官名，而名之曰：道王友，颇奇（伯君原文自谓不解‘道王友’之语）。”殊不知“王友”乃唐时之实在官名，并非朋友之泛称，如《旧唐书》卷四十四《职官志》云：‘王府官属：友一人，从五品下’之类，若一一悉为考订改正，则限于目力，想有所不能也。

  再往下读，紧靠纸边有几个并不起眼的字：“寅恪谨注。六月七日。”

  

  陈寅恪审读冯承钧《蒙古与教廷》手稿

  果然不出所料，这页文稿确为寅恪先生亲笔所书！这真应了那句“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的老话。陈寅恪先生写下的这段文字，是在伯希和的文章《六朝同唐代的几个艺术家》中，收入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八编》，该文注五十七，写有，“此文不言王玄策的实在官名，而名之曰道王友，颇奇”云云。那时，陈寅恪先生是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编译委员会的委员。这个委员会的委员长是胡廷。由此推断，这页文稿是陈寅恪先生在审读《六朝同唐代的几个艺术家》时记下的。

  陈寅恪先生是江西修水人，生于湖南长沙。祖父陈宝箴，道光辛亥举人。累官至湖南巡抚。在湘执行新政，并保荐杨锐、刘光第。“戊戌政变” 陈宝箴被“革职永不叙用”。父陈三立，字伯严，号散原。光绪丙辰进士，授吏部主事。日军据京时，忧愤不食而死。有《散原精舍诗》，为晚清宋诗派大家。母俞明诗，浙江山阴人，能读书习礼，晓之大义。兄陈衡恪民初大画家，曾执教于北京大学。夫人唐筼，字晓莹。广西灌阳人，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陈寅恪先生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很小就能背诵十三经，广泛阅读经、史、哲学典籍。早年随兄衡恪东渡日本，后负笈海外前后14年，精通蒙古、藏、满、日、梵、英、法、德、巴利、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语言，梵文和巴利文尤精。1925年归国，即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等并列为清华大学研究院国学门导师。

  陈氏治学极其广泛，主要致力于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以及唐代文学与政治及社会关系方面的研究，除此文外对佛经翻译、校勘、解释，以及对音韵学、蒙古源流、中西交通史及中印文化交流等课题研究，均有重要发现。他留下的四部专著近百篇论文，千余多读书札记，绝大部分是不朽的传世之作。他不是一个单纯的考据家、资料家，而是一位识见卓绝的思想型的学问家。他的学术思想和方法，对我国学术文化的发展有重大的价值，是海内外学术界公认的最有见识的、最优秀的史学家之一。

  20世纪40年代初，相继出版了陈寅恪先生《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篇》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二书。这两部书都是博大精深之作，虽然篇幅不算太多，却把南北朝至唐代政治文化的关键指示出来。

  陈寅恪先生的手迹，连同他的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和其兄陈衡恪，陈氏一门三代的手迹，都是我集藏中国近现代文化名人手迹的重中之重。自20世纪90年代初，我就开始了陈寅恪及其乃祖、乃父和其兄衡恪（即陈师曾先生）手迹的寻觅活动。之后，我曾在一次拍卖会上见到过陈宝箴先生的手迹，但拿捏不准真赝，没敢举牌；陈三立先生的书札、对联我见过几件，但都“不开门儿”。后来在琉璃厂一个旧书铺里看到陈三立先生的一副尺幅很小的对联，价格不高，买下了。一个朋友到我家里玩儿，看了这副对联后，说“不好”。

  我的收藏习惯是，家藏的书画、信札及其杂项等，凡是圈内人不看好的，我也拿不准的，就一定会送人或转让。既然朋友不看好这副小对联，我也不是十分喜欢，于是我便把它送到一家拍卖公司卖掉了。据说竞拍到这副小对联的是上海的一个书商，他放出的口风是：经专家鉴定，这副对联是真迹。直到我准备写《旧墨三记》了，才在北京一家拍卖公司举办的古籍拍卖会上买到了陈三立先生的两页诗稿。

  说起我能竞拍到这两页诗稿，还真要感谢收藏大家和宏明先生。那天的拍卖会我和他挨着坐，我举牌的几通书札，和先生也都举牌参拍。对于那些书札，我并不十分在意，当价位到了一定的高度，我也就不举了。结果和先生一连气拍到了好几通。到了陈三立先生的诗稿开拍的时候，场上举牌者不下十几个，当然和先生亦为之一。

  

  陈三立感和易仲实诗

  一般拍卖会我很少去现场，大多是办委托。我这次来拍场，主要是为了请回陈三立先生的诗稿。开始拍的时候，我并没有上手，直到竞争者仅剩二个人的时候，我才始举第一牌。这剩下的二个人，其中的一个，就是和先生。他看我开始举牌，便问我：这个你要啊？我说，我有用。他不举了。和先生的实力，我是清楚的，他这是成全我。一件拍品，最后只剩下两个人时，也就是到了决战的时候了，这时拍品的价格也自然超出了物品的实际价格。最终我竞拍到了陈三立先生的两页诗稿，我把它收录到我的《旧墨三记》的开篇。

  实际上陈氏一门三代的手迹，我得到的第一件正是陈寅恪先生的手迹。那是21世纪初，与人合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名人墨迹》一书的时候，我和一个经营书画的徐姓朋友聊天，他说家里藏有陈寅恪和吴宓两位大师的诗稿，并提出我可以拿书画和他交换。我并不怎么收藏书画，可家里也还是有几张不错的画。于是约好时间，我带上那位徐先生指名要的几张画，到他家进行交换。遗憾的是，他翻来找去仅找到了陈寅恪的诗稿，而吴宓先生的手迹则不知被他的夫人藏到哪里去了。虽然如此，我还是将带去的书画全部给了他。

  

  陈寅恪（1890年7月3日—1969年10月7日）

  诗是陈寅恪先生执教于西南联大时，于1940年年初赴重庆，出席中央研究院评议会议之后所作，诗云：“自笑平生畏蜀游，无端乘兴到渝州。千年故垒英雄尽，万里长江日夜流。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楼。行都灯火春寒夕，一梦迷离更白头。”据说，陈氏与会时，见到了蒋介石，深觉其人不足为，有负厥职，故有此诗。 后来，我把这件诗稿收录到《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名人墨迹》中。书出之后，沪上有个藏友提出拿一件我更加需要的藏品与我交换陈氏的诗稿，我同意了。我当时想，偌大的北京城，再找一件陈寅恪先生的手迹不应是件难事儿。谁曾想，之后的几年，尽管我费了不少心思，也没有再见到第二件陈寅恪先生的手迹。直到我得到了前文所述的陈寅恪先生在审读《六朝同唐代的几个艺术家》时记下的文稿，才了却了我的心愿。

  我得到陈师曾先生的画作，是我与友人徐先生交换到陈寅恪先生的那件诗稿不久的事儿。那是陈师曾先生所绘的一幅国画，画幅不大，但却蕴含着汉高祖刘邦醉斩白蛇和刘邦创作的《大风歌》的故事。画面上的草泽之中有一条红蛇昂首向前，有所向披靡之势，笔简意饶，形态逼真，颇有意境，耐人寻味，显露出典型的陈氏的水墨画风格。画面配诗一首，曰：“赤帝白帝谁英雄，同是盘旋草泽中。夜深提剑偶然行，气盖山河歌大风。”虽然落款书“师曾戏笔”并钤有一“游戏”之印，但我们可从其题材的选择中看到他独特的笔墨趣味，与他对现实的思考，并对其所谓“文人画”更有了深切认识。

  

  陈师曾绘《气盖山河歌大风》

  陈师曾先生画作的原藏者，是上海的一位姓郑的藏家。后来，这位郑先生迷上了集藏各个时期的股票证券。恰好我收藏一种民国时期周学熙先生在北京创办电车公司的股票，这些股票的主人原本是著名报人邵飘萍（本名邵振青）先生，后来他被张作霖杀害了。邵飘萍先生遇难后，他的夫人汤修慧女士继承夫志，决心恢复邵氏生前所办的《京报》，于是汤夫人委托黄濬（字秋岳）和冯耿光（字幼伟）先生将这些股票抵押给一家银行，以筹措重新启动报馆的资金。新中国成立后，这些股票从银行流落到民间旧书市场，被我买到了。

  

  汤修慧股票

  一次，陕西的《收藏》杂志和我约稿，我便写了一篇介绍这些股票来龙去脉的文章，发表在这个杂志上。不久，我接到了一位读者的来信，就是上海的那位藏有陈师曾先生国画的郑先生。信中，他说想用一些书画和名人书札与我交换那些北京电车公司的股票。也是巧，接到信后没几天，因事出差赴沪，我和郑先生取得了联系，经过一番协商，我把家藏的北京电车公司的股票全部转给了郑先生。郑先生则把包括熊十力、马一浮、余绍宋、马公愚、陈铭枢等名家的十余件字画、书信转给了我。其他的都有钟泰先生的上款，唯独陈师曾先生的这件没有上款，可郑先生坚持说，这件确实是来自于钟泰先生的家里。

  本文节选自《笺墨记缘》一书，原标题为《碎纸屑里找出的陈寅恪手稿——陈氏一门三代手迹奇遇记》。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作者丨方继孝

  摘编丨何安安

  编辑丨张进

  校对丨王心

  推荐阅读：

  《流云散记》 孟超 著 / 方继孝 整理 北京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