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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主要以费正清与列文森为代表，认为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缺乏内部动力突破传统框架，只有经过19世纪红叶西方冲击之后，才能向近代社会演变。相反，柯文则认为对中国社会的研究应避免以西方社会发展模式为标准，反对把非西方社会的历史视为西方历史的延续，倡导以中国本身为出发点，深入精密地探索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动力和形态结构，并力主进行多科性协作研究。美国史学界第一次对中国中心观做出明确详细的描述，也是对几十年来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三种主要模式进行批判性总结的第一部著作。

每一位研究中国的历史学者都应该阅读此书。柯文揭开了塑造和扭曲美国关于19、20世纪中国历史研究的隐藏假设。他道出了大多数美国历史学者对中国的过去所提的问题，以及他们据此写出的历史，既受他们自己的文化偏见所限制，也为中国自身的历史现实所左右……一次提升意识的体验。——《美国历史评论》

批判精神的内化

中文版前言

“中国中心观”：特点、思潮与内在张力

英文平装再版序言

2010年新版序言

序言

绪论

第一章 “中国对西方之回应”症结何在？

第二章 超越“传统与近代”

第三章 帝国主义：是现实还是神话？

第四章 走向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史

索引

东亚研究所学术成果

柯文，1934年生，美国韦尔斯利学院教授，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著有《中国与基督教：传教运动与中国排外主义的发展（1860—1870）》（1963年）、《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1974年）、《在中国发现历史》（1985年）《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等。

译者简介

林同奇，1923年生于北京。1941年入重庆中央大学化工系，两年后转入重庆北碚复旦大学历史系，1946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49年起先后在香山、北京西郊、张家口和洛阳的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任教，长达35年之久。1984年赴美，先后在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哈佛大学东亚系和哈佛燕京学社任研究员(Associate)直至2015年7月去世。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与美国学术思想。发表中英文论文约40余篇，译著数本，专著代表作为《林同奇文集：人文寻求录——当代中美著名学者思想辨析》。

张隆志，台湾大学历史系学士、硕士，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供职于台湾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并任教于台湾师范大学。主要研究领域为台湾社会文化史、比较殖民史、史学史及公共历史。已出版研究专著《族群关系与乡村台湾》，口述历史《坐拥书城》（合著），史料集《恩典之美》（合编），以及中英日韩文学术论文多篇。

肖艳明，华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前瑞士银行香港分行董事总经理，哈佛大学香港同学会前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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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变化具有“形状”，当然只是一种比喻，其主要含意（此点十分重要）在于说明所谓变化并不就是我们可以指出的就“在那里”发生的某事，并不就是“过去的一些事件”，它同时也是（也许主要是）某种经由史家决定或“塑造”的事物，而史家作出决定或进行塑造的依据，则是他自己当时碰巧想寻求的是哪些过去的事件。E.H・卡尔曾提醒我们：“事实就像广漠无边、有时无法进入的大海中的鱼，史家捕到什么鱼主要取决于他选择在大海的哪一部分捕鱼以及他选用哪种鱼具捕鱼——而这两个因素当然又取决于他想捕捉的是哪种鱼。”更直截了当地说，如果史家想寻找的事实是甲，他就不大可能发现乙或丙，因为即使他碰上了乙或丙，也不会认为它们有什么重要意义。

戊戌变法从六月十ー日光绪皇帝颁布第一道改革旨开始，到九月二十一日慈禧太后替侄儿光绪重新摄政告终，在这段通称“百日维新”的日子里，光绪帝曾就一系列问题广泛须布了改革法令。在康有为的推动下，年轻的皇帝不是把中国的古代圣君树为楷模，而是把明治天皇和俄国彼得大帝这类力主改革的君主视为样。”诏书不断下达：改革考试制度建立新式学堂；推进陆海军、警察和邮局制度的现代化；修订法律精简官僚机构，削减冗员；发展商业、农业、治矿和工业；等等。

虽然这些改革措施大部分（如果说不是全部）已由王韬、郑观应（一位颇有思想的买办，1842~1923）等人陆续提出但是总合起来，则远远超过以前的任何改革，是对中国陈旧过

时的体制所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进攻。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它也是第一次由最高层发动的进攻。

但是很明显，一阵喧过后，留下的后效甚微。只有几个省（特别是湖南，这里的巡抚同情改革）曾认真努力实现旨。整个帝国其他部分的反应，则从茫然不知所措直到顽强抵抗。许多官员可能愿意实施改革，但并不理解改革。另外一些官员，则由于摸透了改革的意向，而竭力阻挠其实施。满人因皇帝信赖的改革者多为汉人而深感恼怒。保守派惧怕任何改革；温和派则深恐改革会加强他们所厌恶的康有为一派人物的政治影响。在整个官僚体制中，许多人虽然也许并不反对改革本身，但唯恐某项改革会危及他们个人的仕途。总而言之，戌维新的志士如果说善意有余，则实现这种善意所必备的实际政治头脑与经验却极端不足。光绪皇帝本人尤其如此。正如邝兆江（ Luke Kwong）令人信服地指出，光绪没有自己完整的变法纲领，是一个极端无能的政治领袖。

上面勾画出的一幅19世纪后期中国改革运动的轮廓，在很大程度上是把改革过程理解为中国对西方和日益西方化的日本所造成的种种新问题的回应。根据这种看法不仅把改革和西方挑战密切联系在一起，而且几乎把它完全看成一种思想问题...

对满族人说，1860年秋天真是满目苍凉，暗淡到极点。英法联军趁“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势，占领北京，毁坏圆明园。咸丰皇帝一行风尘仆仆，避难热河。太平天国运动在五十年代后期似乎即将销声匿迹，可是随着李秀成（死于1864年）和洪仁玕一类领导者的得势，又生气勃勃，卷土重来。统观全局，清王朝大有分崩瓦解之势。

但是，清朝竟然奇迹般地起死回生。1861年咸丰去世为清廷出现新纪元铺平了道路，汉满两族协力支持朝廷。此后十年，占据政府要职的都是难得的贤才。外军在迫使清廷签署一系列新条约以后，撤离首都，返回南方，表示他们无意垂涎中国的领土。尤为重要的是，部分由于上述因素，太平军终于形势逆转，到1862年败局已定。

中国人曾把同治时期列为“中兴”，意指朝廷在最后时刻决心对整个体制摇摇欲坠的基础注入新的生命力，以重新获得民众与绅士阶层的支持。中国历史上曾有过几次中兴，但这次中兴却有个特点，即面临西方入侵。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探讨一个问题：同治中兴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对西方做出的回应？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就六十年代所倡导实行的种种改革稍加说明。从总体上说，这些改革的性质与其说是“革新”（innovative）不如说是“复旧”（restorative）。例如在文官制度方面，固然大家都认识到选拔人才的重要性，但是所谓 “才”则仍然沿袭旧意，指的是无所不能的通才而不是专业人才。而且大部分中国人仍然深信只要政府选贤与能，制度上的改变是不必要的。同样，当讨论到恢复遭受严重破坏的科举制度时，议政者最多只能遵循旧法，建议考试应注重文章内容而不应注重形式和书法。没有人做出任何努力吸收西学各种科目，使考试内容赶上时代。

在经济领域亦复如此。正如芮玛丽所有力证明的那样，在拟议的改革中压倒的重点是重新恢复内乱前的经济。在农业方面不外削减皇室开支、增加耕地面积、兴修水利等。对...

虽然19世纪最后数十年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识到有必要按照西方方式进行变革，但是由衷地承认这种变革确实是一件好事却姗姗来迟。因此，改革家们往往不得不用各种思想外衣来伪装仿效西方的变法主张，使变法不致显得有失体统。这种思想伪装在多大程度上出于改革家自身心理上的需要，在多大程度上出于应付对方批评的政治上的需要，依然是有待思想史家们解决的难题。

为革新辩解的最常用的办法，不少是根据中国所谓“本未”的思想。“本”（原意是“树根”），指开端，根本，实质；“末”（原意是“树枝”），指尽端、偶然、非实质。体现这种思想方法最著名的例子是“体用”之说，此说经张之洞(1837~1909)于1898年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著名论断后，终于流传后世。“体用”之说于九十年代后期尤为盛行，其目的在于证明“西学”由于实力显著，应该采纳，但同时再度肯定中国文化是至圣极德。有的中国人不用“体用”而用“道”（最终价值）、“器”（技术手段）二字，但根本含义相同。根据列文森分析，这类思想终必陷入一种智力游戏，进退两难，两相抵消。随着越来越多的西方“榜样”为中国改革家所接受，随着“用”（或“器”）的内容从坚船利炮扩大到科学、数学，再到工业化，最后到现代教育，“体” （或“道”）的内容势必不断缩小。中国人终于发现自己从事一桩无法实现的工作，即试图通过根本改变一种文化的办法来保存这种文化。

另外一种为改革辩解的办法是申言西学来自中国。这种说法盛行于戊戌变法（1898）前后。它是许多世纪前中国人为接受佛教而辩解时提出的所谓“化胡”理论的新版（这种理论认为佛教是中国道教印度化后的一种表现形式，因此中国人可以冠冕堂皇地接受它）。例如，许多人都宣称西方的军事技术、科学、数学和基督教，最初都来自战国时期的哲学家墨子。这种说法好处甚多：第一，它既认可了得自西方启发的变革，又无损于中国人文化上的自豪感...

此言在一定程度内固然甚是。不过，也可说大谬不然。因为它过分强调一种特定的局外性，从而流露了言者对一般史家力图寻回历史真相时所面临的局限性有根本误解。事实上所有史家——不仅包括从外部探索中国历史的美国史家，也包括从内部探索中国历史的中国史家——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局外人。所有人在一定程度上都被自己所处的环境囚禁，囚禁在这种或那种自己所关切的狭隘事物里。我们每个人都势必通过自己的词语与概念，使自己心神贯注之事影响自己的历史研究，从而限定我们所寻回的历史真理。

但是，限定真理并不等于取消真理。归根结底，一切历史真理无不受到限定，因为历史真理并非体现过去的全部真相，而只体现对事实有足够根据的一组有限的陈述，这些陈述是对史家心中某一特定问题或某一组特定问题所做出的回答。史家的关切不同，心神贯注的事物不同，提出的问题自然也会不同。这其实不成问题。问题在于史家未能充分意识到隐藏在自己提出的问题中的前提假设，其结果是“真理”不是来自史料之中，而是强加于史料之上，最后我们得到的历史的画面——由重要的历史变化构成的那幅画面——就会过多地受更家内心世界的制约，而过少地受史家所描述之世界的制约。这种历史就成了真正的局外的历史。这种历史不仅美国人可能写出，中国人也可能写出，而且是任何史家都不可能完全避免的。但是所有人，只要意识到这个问题，并认真对待它，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设法减弱其影响。在这个意义上，由美国人来写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并不是什么自相矛盾之语，而是美国史家在我们研究中国历史时完全适宜的——也许是唯一适宜的——奋斗目标。

The fact is–not only Americans approaching Chinese history from without but also Chinese historians approaching it from within–are, in some sense, outsiders. All of us are to an extent prisoners of our environments, trapped in one or another set of parochial concerns. And the truth we retrieve is inevitably qualified by the intellectual and emotional preoccupations each of us, through our vocabulary and concepts, brings to bear on the study of the past.

To qualify a truth is not, however to nullify it. In the last analysis, all historical truth is qualified, in that it consists not in the whole truth about the past but in a limited set of factual statements, adequately supported by evidence, that constitute the answers to a particular question or set of questions that the historian has ...

书籍介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主要以费正清与列文森为代表，认为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缺乏内部动力突破传统框架，只有经过19世纪红叶西方冲击之后，才能向近代社会演变。相反，柯文则认为对中国社会的研究应避免以西方社会发展模式为标准，反对把非西方社会的历史视为西方历史的延续，倡导以中国本身为出发点，深入精密地探索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动力和形态结构，并力主进行多科性协作研究。美国史学界第一次对中国中心观做出明确详细的描述，也是对几十年来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三种主要模式进行批判性总结的第一部著作。

每一位研究中国的历史学者都应该阅读此书。柯文揭开了塑造和扭曲美国关于19、20世纪中国历史研究的隐藏假设。他道出了大多数美国历史学者对中国的过去所提的问题，以及他们据此写出的历史，既受他们自己的文化偏见所限制，也为中国自身的历史现实所左右……一次提升意识的体验。——《美国历史评论》

• 作者：慢慢走 发布时间：2018-06-30 09:31:47

  薄薄一册书有近一百页的前言，罗列了大量西方汉学解构方法，系统阐述了作者的思路:冲击回应(双变量完善)，以中国资料为核心(去标签化)，横轴以区域为主体(由外层入内)，纵轴偏向中下阶层。

  看完的感觉是，之前那本《历史三调》需要二刷了。

• 作者：vanguard 发布时间：2018-07-25 20:25:47

  真正影响过学术界的重要著作，可惜甲骨文的情况就是如此，经典得分并不高，《地中海三部曲》之类的历史小说倒是捧得不得了。

• 作者：怀疑的一代 发布时间：2017-09-17 06:42:44

  蛮可以和《重构近代中国》对照读，此本考察美国研究中国近代问题的三个范式，而《重构》也如是。

• 作者：BOXING 发布时间：2017-08-05 19:19:02

  數年后重讀。中國中心觀早已延伸出微觀史、「向下看」或區域史等眾多議題，衝擊﹣反應，傳統﹣近代，帝國主義等框架也被談論頗多。借柯文寫作思路，或可追問，衝擊﹣反應等框架如何為中國學界乃至官方「利用」，如何演化為大眾常識。此外，如何把柯文和後現代史觀並置討論？Review範文。

• 作者：goodfella 发布时间：2019-04-15 00:52:37

  美式生产方式积弊已久，股东价值理论是一种精致的再分配机制，回避了战略分割问题，扩大了分配不均。

• 作者：我就是楚囚 发布时间：2017-08-21 08:36:16

  收的第3个版本。再次重读此书已无当年的激动矣，毕竟许多观点现在已经成为常识了。

• 历史哲学的沉思：读Paul A. Cohen的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作者：Aristotle 发布时间：2010-08-13 22:38:37

  数年前读过Paul A. Cohen的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的中译本。林同奇翻译的中文书名为《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文名的副标题并没有直译，直译的话应该是“美国对中国最近历史的叙述”，注意这儿的the recent Chinese Past不能翻译为中国近现代史，柯文反对“传统——现代”的历史二分法，故用the recent Chinese past 代替 the modern Chinese history一词，作者在书的开篇即有说明，林的翻译“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虽然点出了作者的主要观点，但是这并不是全书的主要内容，如果书的内容就是“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那么这本书除了能激起中国人的自豪感而外并无多大价值，在美国学术界内部也得不到多大承认，以至于成为柯文的代表作了。说实话，当时看中译本看得云里雾里，觉得柯文没什么，他只是为了他跟老师唱反调，批评同行，以提高自己的声誉罢了，印象中最深的就是他不断地批评，却没有任何他自己真正有分量的东西，而且中译本有不少地方根本不通，看不懂说的是什么，所以我对此书的评价一直很低，还搞不懂中国人为什么推崇此书，也许是因为柯文提倡以中国为中心写历史迎合了我们而已，大家平心而论，有多少人正是因为这样才推崇这本书呢？（当然，是否真的读懂或者只是读过，那就值得拷问了）最近有同学需要此书的读书报告，我借此机会就把英文版找来好好读了一遍，发现和我原来读中译本的感觉完全不一样，我发现英文版中的柯文是娓娓道来，而不是像个刺猬似的随意刺人，柯文是一个了不起的哲学家，彻底改变了我对此书的印象。

  中译本把副标题翻译为“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我想应该是出于商业的考虑，但是如果读一读英文版的，我们发现中国中心观在每一章中有提及，但是对中国中心观的阐述集中于最后一章，此书能启发人的地方不在于作者的中国中心观，而是作者对于美国中国史研究的反思的睿智和对历史学学科的哲学思考。

  作者在此书中反复提及历史研究与过去的关系。作者认为每一个历史学家都是他的时代和环境以及个人观念的囚犯，所以对历史的考察，无一例外都是带有偏见的研究，所以得到只能是一种洞见，而不能窥其全豹，我们认为某些东西很重要，所以我们对历史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和假设，而恰恰是这些我们关注的问题和假设使决定了我们在历史学中种种结论，但实际上我们忽略了许多历史中存在的东西，我们就把历史简单地化约为冲击-反应，传统与现代，所以后面的历史学家一旦改变了原有观念和假设，必将在历史中发现另外的东西，推翻前辈历史学家的结论。以此为思路，作者认真反省了美国研究中国史的三种主要方法：冲击——反应理论（compact-response approach），现代化理论（modernization approach），帝国主义理论（imperialism approach）。冲击反应理论是费正清的主要观点，认为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西方冲击（武力征服），中国为了寻求出路不得作出回应，学习西方，因此近代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由此中国传统与现代截然两分，得出了传统与现代（现代化理论）的研究思路。帝国主义理论与前两种方法也是如影随形，这是西方的帝国主义使得中国不得不回应西方。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不是完全否定这三种研究方法，而是一一指出这三种方法的局限。作者认为任何一种理论都像物理学中的牛顿定律一样，有一个适用范围，牛顿定律是物理学中研究宏观物体的主要力学定律，能解决很多力学问题，但是却不适用于微观的分子、原子，任何理论都有一定的适用范围。作者认为对于冲击反应理论，最适用于研究近代的中外贸易和沿海港口城市，研究内陆则不适用。中国很多问题看似由于西方的冲击而引起的，但是中国古代也曾有过类似现象，只有从中国的传统中才能理解最近中国历史（the recent Chinese past）。比如戊戌维新变法，如果不从中国古代的改革传统中去理解，就很难明白康有为为什么要托古改制，又比如农民起义，表面上是受西方的影响，但是如果不从地理环境去研究中国区域史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农民起义集中于一些特定区域。这些问题都需要跨出简单的冲击-反应模式才能寻找到答案。至于传统与现代理论，作者在书中说到，历史不是必然截然分为传统与现代，这种二分法本来就存在很大问题，把历史化分为传统与现代，就把过去与现在完全分开来了，所以我们对过去很多与现在相同东西就无法理解。帝国主义文化理论研究的是完全沦为半殖民地的国家，比如印度，但是中国则不然，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而且其影响主要集中在一些沿海地区，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占领是小部分的、短暂的，西方国家主要目的在于贸易，真正有心蚕食中国领土的是俄国和日本，因此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在物质层面是短暂的，但是另一方面，在精神层面却是持久和深刻的，这一点可谓一针见血，看看我们中国现在的整个学术局面就知道了，说现在中国的现代学术源头在西方毫不为过，中国人一波又一波留学海外足可说明此问题。作者在最后部分，提及了在美国在20世纪六、七十年时代，由于越战打得艰难，美国人失去了原有的那种自傲心态，于是在学术上也开始给予别国更多地位，中国史研究领域开始有不少学者批评前辈史学家的观点，兴起了史学新领域，比如中国区域史研究、市场体系研究、城市史研究，以及中国明清史研究（从古代史中探寻最近中国历史，这些进展表明美国中国史研究更趋深化和具体化，作者认为中国特点是多样性，层次性，所以不能笼统地研究中国，作者自己的相关研究中就把中国分为沿海和内陆，而G。William Skinner又从地理角度将中国分为九大区域：东北、北部，西北，长江上游，长江中游，长江下游，东南沿海，岭南，云贵地区。作者还提醒说，其实中国区域的划分不是固定不变的，应该根据所研究的问题进行划分，而且要注意不要习以为常地以行政划分（省州县）为标准，而应该以地理文化的因素来决定哪些地方可以化在一起，哪些不行，因为行政划分是人为的划分，不是地理和文化的区分。作者还总结性地说到，我们研究历史往往是根据历史家自己时代的价值观念和自己的偏见来看过去，如果要相对客观的话，我们必需从历史本身出发才能真正理解，所以研究中国史就必须从中国自身的脉络中才能理解中国史，这正是作者提出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history）的理论依据。

  综观全书，柯文是在自己的思维脉络中展开的一次对美国中国最近历史研究的哲学思考，而不是胡斯乱咬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同行和前辈，但是我读中译本时却有如此这般印象，看来中译本真是误人不浅，所以还是劝大家读国外学术著作，最好读外文原著，不要读中译本。对于费正清的观点，我们怎么看呢？我想还是不能彻底否定的，只有站在前辈的肩上我们才能走得更远，这正如费正清自己所言：

  How Can mankind move upward except by standing on the shoulders and faces of the older generation?(摘自该书开篇所引非正清语录)

• 中国中心观的由来及其发展——柯文教授访谈录

  作者：莫少康 发布时间：2011-03-27 19:5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