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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流浪梦想家_ 发布时间：2021-05-27 11:08:33

  非常巧合，一起在读的是郭延庆老师的《应用行为分析与儿童行为管理》。序言中写到：浮躁的环境下，一些青年医生写书以抄为捷径，随便翻看几页就知道出处…我虽然不知道这本书的出处，但读起来总像是四处大抄特抄的综述论文，没有行文逻辑

• 作者：咳咳董kirkTung 发布时间：2019-12-28 16:05:02

  第一册说的是西班牙 第二册是拉美 书其实还不错的 但是第一册很多学校做大一听力素材。第二册用的人好像不太多了，书是彩色的其实真的不错的，但是不知道为啥不受欢迎了。

• 作者：Vaudius 发布时间：2024-03-31 16:29:42

  有点水

• 作者：暮雨听花楼主人 发布时间：2024-02-28 22:58:08

  本书非常适合现代人阅读，文白对照加上极其细致的注释，细致到繁琐，同一个注全书能翻来覆去出现很多次——但是这种做法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方便读者。这种做法非常符合本书的定位，对于文化普及是非常有用的。

  本书以《道藏》本为底本，参考王明先生《合校》成果，全书有不少考证信息，配合前述方便，从一般阅读的角度来看应该是明前最好的本子了。

  读起来不禁感叹，《太平经》可谓是道教第一奇书。和《想尔注》不同，本经并非只有神哲学思想，而是整个神灵谱系、符箓法术、性命修炼、治国方略等等无所不包，而且这些内容读起来完全能看到后世道教的身影。道教一起步就这么高，实在令人感叹；可惜本经传至今日残损了约一半。

  另外就算对道教不感兴趣，本书对于理解汉代思想也是极有用的，尤其是其中高度成熟的五行思想，承上启下，很有代表性

• 作者：祝羽捷 发布时间：2023-10-10 21:25:13

  Silvia Federici的研究中，把西方资本主义过渡（圈地运动）与恶女、将妇女的妖魔化联系起来——猎巫、奴役、殖民和生态破坏——是一种令人深思的突破，资本建立了性别权利。延伸到更近的情况，接着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女性在再生产中的无偿和被剥削，就非常说得通了。

• 作者：Yan.M 发布时间：2017-12-01 21:40:07

  依稀还能忆起第一次读《社戏》。江南的水乡，白蓬船、松柏林，乡间的大戏。一切都那么遥远，又那么鲜活。生活的趣儿都在这里。质朴而厚重。

• 美国黑人青年的“在逃”生活——美社会学者6年调查记录

  作者：周粥粥 发布时间：2019-01-11 15:23:0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2月12日第679期 作者：本报记者 王建峰

  【核心提示】爱丽丝所说的“在逃”，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法律词汇，而是一种动荡不安的生活状态，即使不被通缉的黑人青年，也会因恐慌入狱而选择“逃亡”，拒绝与司法机构合作，致使他们长期处于“半合法”的边缘，游离于正常生活之外。

  

  本书作者

  2002年，当爱丽丝·戈夫曼还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在校学生时，就开始为黑人高中女生艾莎辅导功课。不久，爱丽丝搬进费城一处黑人社区，住在艾莎家附近。艾莎的妈妈称爱丽丝为“另一个女儿”。通过艾莎，爱丽丝认识了她的堂弟罗尼，通过罗尼，又认识了21岁的麦克。罗尼和麦克刚刚从监狱获释。一名白人女孩的出现，引起麦克邻居和伙伴们的警惕，爱丽丝在街头遭到盘问。麦克走过去解决了问题。

  爱丽丝不仅成功融入费城这个叫做“第六街区”的黑人聚集区，还征得同意去记录他们的生活，从此开始了她为期6年的现场调查。2009年，她在普林斯顿大学读社会学博士期间，在《美国社会学评论》上刊发了调查报告《在逃：费城通缉犯》。爱丽丝的发现令人吃惊：大量美国黑人青年处于“在逃”状态。

  现在，爱丽丝是威斯康星大学社会学系一名助理教授。今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她的新书《在逃：一个美国城市里的逃亡生活》，该书在前期论文的基础上增添了更多的细节。作为一本社会学著作，这本书引起的反响是惊人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纽约客》、《大西洋月刊》都刊发了书评。

  其实，书中记录的种族问题，美国社会并不陌生，但却依然为之震惊。论文及图书并未采用社会学传统的研究方式，比如统计，而是准确记录。记录的笔锋就像手术刀，在众人已感知的痛处划了下去。

  没有钥匙，只有手铐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加大对贩毒、暴力犯罪的打击力度，在全国社区部署大量警力，实施 “零容忍”政策。有研究显示，过去四十多年，美国监狱羁押人数增加近7倍，其中黑人占相当大比例；每9个黑人青年中就有1个待在监狱，而这一比例在白人中不到2%。

  爱丽丝调研了“第六街区”的217个家庭。她亲眼目睹直升机在头顶盘旋，警察在街头拦截审查，夜晚破门而入，搜查、拘捕。拘捕的罪名，除了贩毒、抢劫、谋杀，大部分是轻微罪或过失。

  爱丽丝发现，从2007年到2010年，“第六街区”年龄在18岁到30岁之间的308名黑人男性中，有144人曾因未缴纳诉讼费或未按时出庭被拘捕，117人因违反假释或保释条例被拘捕。这意味着，“第六街区”每一个黑人青年都可能会因犯个小错而失去自由。

  麦克的朋友查克，上高中时只因无法忍受同学辱骂他的母亲为“毒贩子”，一气之下打了对方一拳，随后被拘留、监禁，失学，贩毒，入狱，人生轨道彻底偏离。

  “第六街区”的司法生态开始紊乱。为躲避牢狱之灾，黑人青年想尽一切办法避开警察，甚至选择逃亡；警察在抓捕中，则用尽手段，比如威胁、殴打、胁迫揭发，而这又进一步扭曲了社区中家庭及朋友之间的关系。

  爱丽丝研究发现，更为糟糕的是，这种状态反过来又造成“第六街区”的暴力犯罪几率加大。受到追捕威胁的人几乎自动放弃司法资源，任何冲突只好依靠自己解决，最终常常诉诸暴力。处于假释或保释期的人，也在竭力避开警察，他们可以随便找个理由将其送回监狱。

  爱丽丝所说的“在逃”，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法律词汇，而是一种动荡不安的生活状态，即使不被通缉的黑人青年，也会因恐慌入狱而选择“逃亡”，拒绝与司法机构合作，致使他们长期处于“半合法”的边缘，游离于正常生活之外。

  有社会学者提出，爱丽丝这篇研究揭示出美国社会治理中存在的一个重大失败之处：花费大量财力、人力去监控、拘捕，而不是帮助黑人走出困境，造成“种族隔离感”越来越深。在研究中，警察处在被批评的位置上，但爱丽丝清楚，这终究还是社会问题，不能只把责任推给他们。

  “许多执法者也明白，这些贫穷、失业、毒品、暴力都是社会问题，不是把人抓进监狱就能解决的。可是，他们没有配备解决这些问题的‘钥匙’，他们只配有手铐。”爱丽丝写到。

  远离警察和医院

  亚历克斯和多娜的儿子刚刚出生，爱丽丝去医院看望他们，这时两名警察追了过来。他们要拘捕亚历克斯，因为他几个月前曾因喝酒违反了假释条例。见一名警察拿出手铐，多娜哭着请求他们不要把亚历克斯抓走，请求让他陪着过了今晚。

  爱丽丝后来从两名警察那里了解到，他们原本并不知道亚历克斯就在这家医院，只是那天送一名受到枪击的疑犯到医院，顺便浏览了一下医院的来访名单，碰巧看到他的名字。

  亚历克斯被拘捕以后，“第六街区”的年轻人都不愿意再在医院里出现，即便是受伤，甚至是他们的孩子出生。

  一天早上，爱丽丝正与麦克和查克在外面吃早餐，庆祝麦克结束监禁期。查克的母亲打来电话，说他新买的汽车被人放火烧了。查克断言一定是“第八街区”的人干的，有人刚刚同他结仇。查克沉默很久，他正被警察通缉，报警是自找麻烦。查克说放火的那个人也清楚他一定不敢报警。

  几天后，查克与麦克开车到“第八街区”，照着他怀疑的人开了一枪。没打中。有目击者认出查克，报了警。于是查克又多了一张拘捕令：蓄意谋杀。

  17岁的雷吉也在被追捕，但警察几次都未能抓到他。一天夜里，警察破门而入，命令雷吉的弟弟和爷爷趴在地上，双手抱头。雷吉不在家。警察看了雷吉的妈妈一眼，又瞧了瞧地面上的蟑螂和猫屎，然后警告她，如果她不把雷吉交出来，他们就给儿童保护机构打电话，把她的小儿子带走，“这里不适合孩子居住”。这一晚，爱丽丝也在现场，这已经不是第一次破门而入了。

  儿子刚刚度过一岁生日后不久，一年前从医院被抓走的亚历克斯获释回家，假释期还剩一年。他在父亲的空调修理店本分工作，终于熬到还剩三个星期假释期就将结束。一天晚上回家路上，有枪顶在后背，将他逼进小巷。蒙面人不仅抢走他的钱，还用枪把重击了他的后脑勺和面颊。麦克与爱丽丝赶到现场后，看到亚历克斯正趴在地上找牙，满脸是血。亚历克斯坚决不去医院，他说假释官会以违反宵禁或打架斗殴之名指控他违反假释条例，从而把他送回监狱。

  爱丽丝六年来在“第六街区”接触到的所有人里，只有亚历克斯一人顺利度过假释期。

  戈夫曼

  以上都是爱丽丝论文中记录下的细节，她依赖细节支撑结论。记录式的“民族志”研究曾经一度在美国社会学界占据一席之地，但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这种研究方式逐渐遭到边缘化，社会学者们更多使用问卷调查与统计方法。尽管在上世纪90年代有所复兴，但“民族志”研究成果仍被一些社会学者诟病为“更像新闻作品”。

  年轻的爱丽丝·戈夫曼再次给“民族志”研究带来争议。有学者批评爱丽丝的研究结论欠缺科学性，在他们看来，数据比细节更能说明问题。然而，爱丽丝的著作因引起的巨大关注而有可能影响到美国黑人聚集区治理的政策调整。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布鲁斯·韦斯顿称赞《在逃》作出了“突破性的贡献”。

  “我能够现场记下他们的讲话，就标有引号；他们讲完我再记录下来的，不用引号；事后再记录的，总结大意。”爱丽丝在《美国社会学评论》上发表的论文中解释了她记录的方法。她很少去提问，只是冷静旁观、记录。麦克、查克、亚历克斯等一连串人名，甚至连“第六街区”都是虚构的名字。

  《纽约客》上发表的书评，出自长期关注美国社会问题的著名作家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之手，他称赞《在逃》是一部了不起的作品。据美国《高等教育纪事报》报道，美国社会学界不少人很早就在期待爱丽丝·戈夫曼的著作问世。

  在社会学界，戈夫曼不是一个普通的名字。欧文·戈夫曼是上世纪美国最著名的社会学家之一。他于1982年去世。那年，爱丽丝还是一个婴儿，她是欧文的女儿。

• 有所不为何其难

  作者：Knight 发布时间：2020-01-10 12:37:24

  1、《有所不为的反叛者》，作者是北大历史系教授罗新，这本书收集了作者18篇文章，不是专题论著，而是学术随笔，其中有四篇思考史学理论问题，余下的大多是和边疆民族史有关的书评及随笔。这是2020年我读完的第二本书，断续四天内读完。作者的专业是中古史和民族史，这是我读他的第一本书。他有本用历史学视角行走中国后写的书叫《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作者从北京健德门出发到内蒙古锡林郭勒，重走了元朝两都之间的辇路，似乎颇可一观。

  2、读完本书，对关于史学理论的四篇文章印象最深，也很有启发。罗新教授在《历史学家的美德》这篇文章里说，“历史有什么用”是一个伪命题。确实如此，这个命题里的历史等于“过去”，一个人要是不记得自己的过去、自己家族的过去以及自己国家的过去，他如何安身立命呢？如果人只有金鱼般七秒钟的记忆，那人也不成为我们歌颂的伟大的存在物了。那什么是真命题？

  真命题是“历史学有什么用”。“历史学”不等于“过去”，历史学是从无比巨大、混沌一团的过去中选择材料并赋予意义和秩序的一种叙事。

  被历史学家们讲述出来的历史就不等同于“过去”了。我们人类无时无刻不在使用历史，从历史中寻找秩序和意义，如何确保历史知识的正确与准确，适当地使用而不是滥用或错用，关乎人类精神健康和心智发育，这便是历史学家的职责。要履行这些职责，罗新教授认为历史学家要具备三大美德：

  批判、怀疑和想象。

  这里面作者最看重的是批判与怀疑精神，因为历史如此有用，生产伪史、篡改历史、制造遗忘的事就会常见。所以历史学家面对旧的历史知识，首先要怀疑与批判，勇于揭破神话、创造新知。

  罗新认为历史学家“归根结底不是传承什么文化，也不是要把某种古代的东西保存下来。他的使命本质上是质疑现有的历史论述，去反抗、去抵制种种主流的历史理解”。他呼吁历史学家们要做rebel。

  3、罗新说人们经常滥用历史，即使是历史学家也不例外，他举了一个例子，是我们初中历史课都在讲的一个说法，即魏晋南北朝时期江南的开发。这是中国古代史上一个重要事件，因为开启了南北经济重心的转移，整个历史都发生了变化。魏晋南北朝时期江南得到开发，原因为何？我们教科书里说北方战乱，北人南迁，给南方带来先进技术，这是一个重要原因。但罗新说这个说法经不起追问，什么样的北方生产技术带来南方？工具还是耕作技术，作物还是劳动组织形式？旱作农业的技术能直接移植到稻作农业吗？当时的南方劳动者主要是哪里来的？土著还是北来的流民？罗新说南方的劳动者更多是土著人民，不是北方移民。当然，北方来的统治者改造了这些南方土著劳动者，使他们成为国家体制下的新型劳动者。在江南经济上得到开发的同时，也是江南在文化与政治认同上转型的过程、华夏文化蔓延的过程。从我们今天的视角看，这里有浪漫主义的气息，毕竟是我华夏文明不断壮大的重大历史事件，但这里其实也充满了征服与反抗、血泪与压迫。从这个我们初中历史教育里就开始接触的历史知识来看，历史的滥用不仅存在，不仅是个人的滥用，而往往是依托国家政权在滥用，这种危害性往往更大。所以历史学家要保持批判与怀疑，做一个rebel，一个反叛者。而如何做一个反叛者，罗新说要“有所不为”，这是第一原则。我们可能有许多想要做的，但受制于各种条件的限制，比如来自相关部门的压力等，我们没有积极去做，这个时候我们要清楚什么不可以做，不可以做的，坚决不做。这就是

  “有所不为的反叛者”

  。这与“真话不全说，谎话坚决不说”是差不多的意思。

  4、“有所不为的反叛”已经让“反叛”这个词温柔了很多，因为罗新知道历史学对过去的叙述并不总是合宜当下的，所以不把“有所为”当作第一原则，而是把“有所不为”当作第一原则。尼采在《不合时宜的沉思》里有句话说，关于过去的知识只有在服务于未来和现实，而不是削弱现实、破坏未来之时，才是值得获取的。这里有一个经典的例子，即北魏崔浩国史之狱，体现了秉笔直书的史德与文化转型现实需要之间的矛盾以及史学在这种现实和未来之间所做出的牺牲。

  5、崔浩是鲜卑族北魏的汉臣，因主持编纂北魏国史而引发政治迫害。440年，北魏太武帝扫平诸多政敌，将要统一北方，觉得有必要把自己非凡的成就写入历史，下诏命位居宰辅的崔浩重修以前的北魏国史《国书》，意思应该是让其歌颂记录自己的辉煌武功，把这一部分续写进《国书》里面。而这《国书》最早是由另外一个官员邓渊编写的。后来崔浩重修《国书》就是在邓渊旧稿基础上编写的。而给崔浩惹下大祸的主要不是续写的太武帝时期这一部分，极有可能是十几年前编订的旧稿，特别是其中涉及北魏早期历史的那一部分。以崔浩的政治经验不大可能记录太武帝时期让拓跋统治者蒙羞的政治和军事事件，实际上太武帝对记录他的那一部分一开始是很满意的。而涉及北魏开国及之前历史的部分内容，记录了很多鲜卑族作为一个草原民族时期的风俗习惯，包括继婚习俗。北魏道武帝之父死后，很可能道武帝的祖父收继了道武帝父亲的妻子也即他的母亲为妻，这就造成南朝汉人不知道道武帝到底是其祖父的孙子还是儿子。这种继婚习俗在鲜卑草原社会里不足为奇，但放在华夏文化里则是人神共愤的乱伦行为。那为什么《国书》在刚刚编写出来第一版的时候，这种记录并没有遭遇鲜卑贵族的反对，而在几十年后重修的国史面世后遭到激烈反弹呢？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前后几十年的历史，鲜卑的汉化程度已深，一方面可以读懂汉文的鲜卑贵族大大增多，另一方面时隔几十年后，鲜卑人不仅深入了解了华夏文化，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华夏文化的价值观，所以当鲜卑贵族在读到新修国史《国书》读到早期历史里收继婚习俗，自然是羞愤难当。崔浩在新修国史之后不知道大难临头，还在举行祭天大典的附近立碑铭刻，向公众发布新编国史的内容，如此招摇的结果就是造成了史上最为惨烈血腥的国史之狱。

  6、崔浩时代的北魏鲜卑人已经或者部分告别了其鲜卑珍视和遵循的草原文化价值，开始很大程度上认同华夏文化价值，在这种文化转型的过程中他们必须要遗忘一些历史记忆。在某种程度上遗忘造就了记忆，就像博尔赫斯在短篇小说《博闻强记的富内斯》中讲述的富内斯的故事，当一个人记住他所有过目的事物及细节时，他的记忆就像一个不断膨胀的垃圾场，最终其生命会被吞噬。历史正是在这种有选择地过程中发展，历史就是遗忘竞争的结果。我们所了解的历史，无不是被种种力量筛选过、幸存下来的碎片。而在中国古代，因为政治权利高度集中，历史叙述主要体现为政治权力要排斥一切不利于或者无助于政治权力的历史叙事，从而使服务于政权的历史叙述获得独尊地位。所以在古代修史传统里，官修国史占据重要地位，甚至是主流。崔浩国史之狱正体现了政治权力在遗忘竞争中一时的压倒性优势。之所以说是一时，是因为后世总会根据漏网的残存论述使被遗忘的历史重新登台，并倾向于批判和否定历史上权力对于直笔的压制，这也算是历史学对先前竞争失败者的一种补偿，以及对滥用权力者的一种报复。

  7、但是从鲜卑人的角度来看，他们要完成文化转型便不得不遗忘一些草原文化的价值习俗，从有利于文化转型来看，这个时期的历史叙事确实要根据华夏文化的价值系统去筛选鲜卑的历史，去建立鲜卑拓跋氏政权的合法性以及实现文化转型的信心。因而不可以把北族鲜卑描述的过于和华夏社会不同，特别是涉及到伦理上重大问题的时候，不能显得鲜卑是野蛮的。罗新认为，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下，史学作出牺牲似乎变得不可避免。这个时候，历史学家的“有所不为”可以理解为选择不说出部分真相，也即遗忘可能破坏未来的历史。但是，无法解决的问题又来了？谁能判断这些可以被遗忘的过去就可以削弱现实、破坏未来的呢？更何况要做到有所不为谈何容易，面对高压，你有可能不能保持剑默，而是必须说出假话，当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历史学家们又该怎么办呢？

  8、作为一位强调批判和怀疑的历史学家，罗新教授在自己专攻方向里特别注意边疆民族的历史，本书相当多篇章是在反思一种“民族主义史学”。极端民族主义，甚至是纳粹主义，是我们警惕的事情，像希特勒这样的领导人也是被历史制造出来的。因此罗新的这些文字对当下中国是有特别意义的，值得一观。

  2020年1月9日于贝丽南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