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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坤伶皇座:童芷苓》内容简介：童芷苓，一个从京剧中寻找自我、以艺术为生活的女人。从天津剧坛一颗熠熠生辉的明珠，到享誉梨园的“坤伶皇座”，再到“文革”炼狱、浴火重生，一代名伶的璀璨人生始终伴随着令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坤伶皇座:童芷苓》系作者在多次访谈和广泛搜集资料的基础上历时多年锤炼而成的一部呕心之作，童芷苓精彩而曲折的人生、精湛而多变的艺术、豁达而不服输的性格在书中充分展现。严谨而不乏生动的文笔使《坤伶皇座:童芷苓》璨然可读，富于思考的时代追问使人难抑慨叹。

丛书总序一

丛书总序二

第一章 童年的梦

一、一块璞玉

二、我要养家

三、初涉艺海

第二章 拾级而上

一、烽火江南路

二、机缘垂青有备人

三、登堂入室

第三章 扬帜称雄

一、“纺”上海

二、“劈”申江

三、梦圆“中国”

四、走南闯北

五、坤伶皇座

第四章 童芷苓旋风

一、通缉令

二、童芷苓旋风

三、时尚拜师

四、幸会“夜店”

五、警钟长鸣

六、闹天蟾(I)

七、闹天蟾(Ⅱ)

第五章 人生选择

一、十字路口

二、良机错失

三、凤还巢

第六章 蓄势养锐

一、“三记”试新

二、随遇而安

三、飘香欧陆

四、乍阳又阴童家班

第七章 大步越雷池

一、大马金刀赵一曼

二、双峰插云

三、大步越雷池

四、武则天

五、福兮祸所伏

第八章 “文革”炼狱

一、莫须有

二、打不死的童芷苓

三、留得青山在

第九章 浴火重生

一、我要唱戏

二、春风吹又生

三、极品《金玉奴》

第十章 昨夜星辰更灿烂

一、海内存知己

二、誉满香江(I)

三、誉满香江(Ⅱ)

第十一章 艺高人胆大

一、独家《王熙凤》

二、单刀赴会

三、我又回家啦

第十二章 风景这边独好

一、风景这边独好

二、世界文化名人

三、折了擎天柱

四、一定要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

五、饮水思源

六、童派国剧研究社

七、《杀》、《戏》双绝

第十三章 雁过留声

一、咱们有缘

二、金山之行

三、晚霞红遍

第十四章 壮哉童芷苓、美哉童芷苓

一、最后一搏

二、壮美人生

三、有志者事竞成

朱继彭，1938年出生于上海，华东理工大学教授。196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化学系，后从事石油化工研究，1981年起任教于华东理工大学。自幼酷爱京剧，七岁起频频出入戏院，对京剧的迷恋几近痴迷，在六十多年的戏迷生涯中，常以自研为乐，几无中断。20世纪90年代开始写作，著有《童芷苓传》和《武生泰斗王金璐传》两本名家传记，并发表评论文章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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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坤伶皇座:童芷苓》内容简介：童芷苓，一个从京剧中寻找自我、以艺术为生活的女人。从天津剧坛一颗熠熠生辉的明珠，到享誉梨园的“坤伶皇座”，再到“文革”炼狱、浴火重生，一代名伶的璀璨人生始终伴随着令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坤伶皇座:童芷苓》系作者在多次访谈和广泛搜集资料的基础上历时多年锤炼而成的一部呕心之作，童芷苓精彩而曲折的人生、精湛而多变的艺术、豁达而不服输的性格在书中充分展现。严谨而不乏生动的文笔使《坤伶皇座:童芷苓》璨然可读，富于思考的时代追问使人难抑慨叹。

• 作者：野蔷薇 发布时间：2012-02-26 17:55:45

  身强力壮是王道！

• 作者：Ufakir 发布时间：2023-09-06 10:10:25

  看过第一本，新版更新了不少东西，要慢慢消化

• 作者：东土大唐 发布时间：2018-01-04 22:34:00

  改革开放后大陆旦行首席，十八般武艺精通。一场“史无前例”，差点使京剧灭亡了，这一时期童的经历与她的老师荀慧生的经历让人不忍卒读。梨园史出名的是新艳秋偷戏，却不知童芷苓才是偷戏大王。童是偷学锁麟囊的第一人。此书的缺点就是一直膜拜，没有负面的评价。

• 作者：七紫三羊不应 发布时间：2018-01-23 23:48:37

  老派

• 作者：GHenry 发布时间：2016-12-06 15:36:20

  传主主演的《红楼二尤》令人印象深刻，对于传主产生了大的兴趣，书写的算是中规中矩吧。20100902购于当当网，23.4元。

• 作者：隐君子 发布时间：2023-05-02 14:04:41

  写得不细，只能略知一二吧。

  但凡能成大器者，天份勤勉意志缺一不可。

• 读书笔记:疯癫与非理性

  作者：littlebamboo 发布时间：2010-04-07 12:57:39

  福柯于1961年发表的博士论文《疯癫和文明》是他的第一部著作，由此开始他关于理性与系谱学的探索。在这部书中他向我们指出：我们现有的关于疯癫的知识都是理性的噪音，真正的疯癫在缄默。本文是该书的学习笔记，旨在综述福柯关于理性、非理性与疯癫的关系、疯癫的话语与权力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在时间维度上的展开。

  一 、问题的提出

  在《疯癫与文明》的序言中，福柯指出：“疯癫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种随时间而变的异己感。”“它纯粹是理性与非理性、观看者与被观看者相结合产生的效应。”那么，通过辨析疯癫的结构及其变化，有助于人们理解：理性和非理性之间的对立是如何产生的，理性居于非理性之上的统制地位是如何获得的？

  福柯回答问题的方式是通过历史材料，讲述不同时期人们对疯癫的观念和作为，包括艺术作品中的表现、医治方式，甚至包括政治经济结构。因此，待回答的问题就展开成了一部疯癫史。同后来的著作《词与物》一样，《癫狂与文明》中论述的历史时期主要划分文艺复兴时期、古典时期（大约指17到18世纪）、现代三个时代。这部历史中的两个意味深长的标志性事件：1656年，“总医院”在法国建立，对穷人、流浪者、罪犯和疯人实行大禁闭；1794年，比赛特尔收容院的部分带镣囚禁者被解放是划分这3个时代的依据。在这部历史中，我们看到的是被理性敬畏、扭曲、展现、审判的疯癫。

  二、文艺复兴时期的疯癫史：疯癫是被禁止的知识

  无论福柯所述的“愚人船”意象是否真实存在过，他想表达给我们的是：中世纪结束前，癫狂意味着某种边缘地位。水域和漂流充满了象征意味：带走、漂流、净化。愚人船被放逐的同时又是寻求理性的工具，具有朝圣意味。

  就像在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中象征的那样，疯癫是“无法接近的真理”。中世纪意义过多的自我繁衍、事物本身背负起过多的属性、标志、隐喻，超过了人直观理解的能力，使得编织的细密精神意义之网瓦解，哥特象征主义衰落，因此为梦幻开辟了天地。疯癫意象、野兽、怪异形象这时具有独特的魅力，它是关于人本性的难以把握的一面。在文艺复兴之初，野兽摆脱人类的牢笼，却反过来抓住了人，向人揭示自身的真理。疯癫就是知识，被禁止的知识，难以接近的真理。可见，古典时期的疯癫是非理性的一部分、一种表现，而理性和非理性不是对立的，而是平行的。 理性不具有凌驾于非理性之上的权威，也没有解释非理性的能力。

  三、古典时期的疯癫史：疯癫是谵妄与虚无

  由于隔离有效，麻风病在欧洲突然消失，大量麻风病院闲置，管理成为重要的经济问题；同时城市内有许多流浪、乞讨者。这是1656年在法国成立“总医院”的背景。它并非一个医疗机构，而是半司法机构，囚禁违反习惯法者、家庭浪子、无业游民、疯人等。若干年后，一个由医院、拘留所、监狱组成的庞大囚禁体系建立起来，用于相同的目的。用治安手段进行禁闭，是出于劳动的需要，反对游手好闲和行乞。国家不再像之前那样驱逐疯人，而是为他们的基本生活负责，但要以他们的自由为代价。正像《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早期，劳动具有某种道德魅力：劳动意味着苦修和赎罪，而混乱的游手好闲的生活既是贫困的根源，又“意味着这个创造物对上帝的第二次背叛”。因此总医院还承担起道德责任，使被禁闭者不再无业、游手好闲，强制他们劳动，虽然这样未必有好的经济效果。于是在这个时期国家法律和心灵法律和二为一，道德义务和民法被捆绑在一起。而疯人和其他被禁闭的罪犯、流浪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不仅贫困，而且无工作能力，也无与群体融合的能力，禁闭的意义也在于将一种找不到自己位置的形象从社会秩序中清除。——这是这个时期疯人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位置，已经不同于文艺复兴以及更早时代的边缘化，而是在社会中的虚无。

  古典疯癫的一个简单意义是谵妄（delire），其词源为lira（犁沟），指“偏离正确的理性轨道”。语言是癫狂的首要和最终结构。疯癫者的推理往往严格符合形式逻辑，但其内容是错误的。疯癫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层是与幻觉交流的不健全理性，一层是依存于无懈可击的话语的严谨的结构。 “偏离理性却坚定地相信自己追随理性”就是发疯了，疯人的头脑受到心象的梦幻任意性的引导，一方面用错误的意识循环论证来束缚自己，这是自欺。谵妄是用梦一般的语法系统表达的假命题系统。疯癫在梦幻、谬误的接触面上纵横移动。“梦幻”指心象与幻觉，而“谬误”指疯癫的非真理性和肯定/否定的任意性。用心象填补谬误的空白，用肯定假象把幻觉联系。疯癫具有光明的形式和黑暗的内容，白昼的力量和夜晚的影像。它在视觉上是盲目的，对心象的判断是错误的，把各种否定因素结合，形成极度的空虚。它与理性最贴近又最疏远，是理性的眩惑。非理性和理性的关系，就如同眩惑与日光的关系。白昼与黑夜交替是古典主义世界必然、简洁的规律，但既然有对立，就有混乱、冒犯的可能性。古典时期的疯癫，已经不再是另一个世界的符号，而是非存在物的荒谬表现。

  激情本性被认为是疯癫妄想的基础，疯癫中的狂暴和平静都是激情所致（平静往往是十分强烈的激情导致的强直性昏厥），都市、宫廷、沙龙生活的恐惧和希望的刺激、宗教想象都容易导致癫狂。癫狂的起源可能与某种恐惧的印象有关，恐惧引起“髓纤维的肿胀和被压迫”感，局部肿胀使灵魂注意它，使它孤立、偏离，更强化了恐惧。灵魂将一些关键附加在思想上，从而使恐惧的力量最终压倒意志。

  古典时期是以非理性为背景认识疯癫，癫狂者直达狂乱的最低点，并揭露出隐匿的非理性王国。这个时期，尊重疯癫就是承认它是人类生命在动物性范畴内的极限，它说明了“上帝的恩惠能够广播多远。”这个范畴里，人与自然紧密相连，人彻底堕落到兽性的范畴，但又在道德上彻底天真无邪。

  文艺复兴时期，人们让非理性的形式暴露于公众场合，那时人们认为只有让罪行公开化然后才能镇压。但从古典时期起人们认为罪恶公开化只会推波助澜，惟有遗 忘可以抑制罪恶，而禁闭就起到了避免人们毁誉的作用，因此对一般罪恶不再公开展示，但唯独对疯癫的展示一直延续到了19世纪初。因为疯癫已经在理性/非理性界线的另一侧，受到理性的监视和观赏。

  禁闭院中的疯人被关在囚笼中，他们不再是心智错乱的人类，而是被本性狂乱折磨的野兽。癫狂的动物性使他们没有一般人的脆弱感、危机感，能够忍受饥饿和寒暑，因此不被当作病人；对待他们的方法，例如纪律，目的不在于使兽性变成人性，而是使他们恢复到纯兽性状态，这时成为驮兽的人顺从于智慧，脱离狂暴，回到仁慈。

  古典时期除禁闭外，治疗疯人的最主要手段是长期物理疗法——用铁剂强固神经、用海浪翻滚等方式进行运动调节、用水进行浸泡（其中含有宗教的“净化”意味）、用苦药、肥皂、醋等清洗体液，等等。其目的和人们对疯癫的理解紧密相连：癫狂的一面是不洁、邪恶和谬误，它是非存在的可见形式，用空虚、谵妄的感情表达非存在，另一面是脱离现世、真实，由此表达出绝对的纯洁性，它是主体的消失点。因此，针对疯癫的不洁一面，使用净化和浸泡疗法，以治疗“体液腐败”；针对“虚无”一面，使用纪律、规律运动的疗法，其中隐含着“世界力图控制精神错乱者”的观念，用“齐步走”的口令使其回到现实、回到自己的位置、忘记疯癫、把自己托付给现世理智。古典时期的医治方法还包括唤醒法，由医生（外在的“我思”）闯入和打断病人的梦幻，或者用突然而强烈的情感唤醒疯人，或者让理智循序渐进但又一往直前地穿过疯癫领域。从治疗方法上来看，古典时期的理性已经完全取得了凌驾于非理性之上的地位。

  四、现代时期的疯癫史：疯癫变成罪愆

  古典时期人们往往用体液的性质、“元气”的动力学等方式来解释躁狂症、忧郁症等具体的疯癫疾病，然而19世纪人们开始在人体的固液成分中探寻精神疾病的秘密。神经疾病被认为与肉体较低部位的器官运动有联系，于是疾病也就代表了肉体的报复：人发疯是由于情绪过于炽热，与周围的一切过于紧密。于是，在19世纪的门槛上，疯癫有了新的内涵：罪孽、道德制裁。新建立起来的疯癫意识将古典时期疯癫结构中的一切原因——从物质原因到精神谵妄全部瓦解，新建立的精神病学散落在心理学和伦理领域表面。

  从古典时期起，罪犯和疯人被囚禁在一起。这使得疯癫不仅成了禁闭的主体，还成了折磨犯人的手段；因为许多住进教养院的正常人也被折磨致疯，所以使人发疯某种意义上也成了禁闭的目标。甚至疯癫成为了混合禁闭的象征，是犯人最恐惧的东西。18世纪起，人们已经开始呼吁分开犯人和疯人，当时的理由是不应该如此不人道地折磨罪犯；而19世纪，有人发出同样的呼吁，人们的义愤却在于疯人受到的待遇并不比罪犯更好。

  这个时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新兴工业的发展使人们对“贫困”有了新的认识:贫困不再意味着懒惰，因为经济危机可能造成大量的失业；穷人也不仅意味着国家的经济负担，因为贫困者意味着多劳动和少消费，没有庞大的穷人阶层，国家就无法积累财富；穷人的劳动能够创造财富，这点并不受财富波动的支配，所以人口不应当仅被视为负担，而应该被视为资源和财富。由此，人们认为大量禁闭穷人是错误的经济措施。1790年后，禁闭仅限于服刑人员和疯人，禁闭时代结束了。由于疯人的特殊性，按法令，疯人应该被送至医院。但这次对待疯人政策的改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几十年。当人道被重估时，在一个重建的社会里安放一个被重新进行价值判断的群体，可以想见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

  19世纪初精神病院初建时期留下了许多被神话的故事，例如皮内尔医生解放比赛特尔收容院，而其背后是一系列的运作。19世纪的精神病院中仅有少量强制措施，因为这个时代理性和非理性在特定环境下相遇时，非理性已经预定了失败。疯癫不再是一种抗争形式，而是代表了未成年人的地位：没有自治权，只有依靠理性世界才能存活。法律也将精神病人规定为没有完全行为责任能力的人，与孩童地位类似。

  图克建立的精神病院中引入了类似于公谊会教友社区的环境，使得休养院成为道德和宗教隔离的工具。它将精神错乱者单独置于道德环境中，宗教发挥自然本性和外界制约的双重作用，使精神错乱者不断受“戒律”或“越轨”的困扰，因自己的被孤立而产生深刻的内在恐惧。疯人一旦认识到自己的客体地位和自己的罪过，病人就会恢复对自我的意识，成为自由又负责的主题，从而恢复理性。这种治疗结构中，疯人需要承担体力劳动，通过这种途径回到上帝规定的秩序中去。另外，疯癫者纯粹是被理性世界观察的对象，理性人对其进行“谴责”和“审判”。实际上，这使得疯人越来越远离理性人的世界，因为理性世界中他们是迟到者、“陌生人”。

  由于精神病人被认定为没有完全行为能力的“儿童”，休养院十分强调模拟的家庭的概念，在“家庭”结构中组织对精神病人的看护，这实际上剥夺了他们的自由。图克的问题是：如何建造最纯净、最有人情味、最自然、古老、与社会反差大的家庭？他选择在精神病院中重构了资产阶级家庭的模式，并任其存在、自由演变。

  皮内尔认为宗教不应当成为生活的道德基础，因为宗教想象导致的精神病发作非常常见。应当“过滤”宗教，对宗教的图像形式和社会主题加以拒绝，反对宗教中那种让人感觉到“统一教派中的兄弟姐妹”的狂热，而保持宗教的道德内容，尤其是安慰和信任、对大自然的顺从，就能起到够驱散意象，安定情绪的作用。

  在皮内尔的主持下，疯人院的治疗或教育手段主要有以下几种。首先是缄默。文艺复兴时期，理性和疯癫不断展开对话；古典时期的拘留是对语言的压制，而压制本身促成了一种无声的对话；而19世纪后，缄默笼罩了一切，谵妄的语言不被认为是语言，只是越轨，语言被慢慢磨损成了道德规定之下的独白。后来，当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谨慎地恢复了语言交流时，听到的疯人的话中有很多是这种道德压制之下的习惯性独白。第二种治疗手段是审判，使疯人认识到自己受监视、审判、谴责，越轨行为必定导致惩罚。在疯人院中，根据生活美德，一切过失都成了社会罪行，病人不断悔悟——疯癫被禁锢在一个道德世界之中。第三种治疗手段是镜像认识，治疗者通过引导使病人陷入不断的自我对照的观察中，从而意识到自己发疯了。

  在精神病院里，仅有少数病人仍然遭到了禁闭，例如某些宗教狂人不为纪律所动，认为自己“服从上帝不服从世人”。而宗教狂热导致的不服从、拒不工作、偷窃正式对抗资本主义价值观的三大重罪，疯癫所致也不能宽宥，必须禁闭。皮内尔式医院存在的理由是道德和社会一律化，这种罪行对这种一律化造成了威胁。

  18世纪末，疯人院因医疗人员的引入而成为一个医疗空间。实际上这个空间并没有引入实证科学，而是引入了一种以科学为面具的人格，医生的角色实际上是法官和父亲，他们具有一种包含着家庭、权威、惩罚的威信。病人认为医生既有神圣力量又有魔鬼的力量。

  19世纪初，人们开始使用道德疗法医治精神病人，这实际上是一种心理疗法，因为它脱离了古典时期物理疗法的灵与肉的象征意义。心理疗法以惩罚为中心构建：按照道德要求制造痛苦，不安慰、说理，不同悲同喜，只能使用强大的理性力量，因为疯人“身上只有痛苦的弦还振动，要勇于拨动。”

  五、总结

  通过梳理福柯在《癫狂和文明》中所论述的历史，可以看到生动地看到力量/身体/知识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政府、强制部门、医疗、大众言论、艺术、形而上学之间交错的运动。文艺复兴前，疯癫是未知、神秘的知识的象征；古典时期，随着疯癫者的被禁闭，他们逐渐被解释为虚无谵妄，是理性的眩惑；随着现代精神病院的诞生，疯癫陷入彻底沉默，在理性话语系统的统治中完全失语。这样的讨论告诉我们理性和非理性之间的对立不是必然的，而事实上理性未必具有完全解释非理性的能力。后来当弗洛伊德把病人从疯人院的状态中解救出来时，并没有根本上改变疯癫的沉默状态，而只是重组了疯人院的各种权力，集中到医生手中，并扩展到极限。精神分析能够消除某些形式的疯癫，但始终无法进入非理性的统治领域。18世纪以来，尼采、 荷尔德林等人的作品是非理性偶尔划破夜空，它们绝不可能被归为可治愈的精神错乱，它们凭借自己的力量对抗着巨大的道德桎梏。

  但是，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本身不也是一种理性话语，一种有组织的语言、秩序、句法或工作吗？用这种话语去讨论疯癫，是否含有某种内在矛盾？也许疯癫本身就是一种虚无，只有用理性化语言说它的时候，这部原本不存在的历史才被构建出来，它的意义是作为一面镜子，让人们理解理性时代。

  参考文献

  米歇尔.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译 疯癫与文明 北京：三联书店 2003年

• 【轉】仇鹿鳴：隱沒與改篡——《舊唐書》唐開國紀事表微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2-08-17 22:45:44

  作者簡介：

  仇鹿鳴，1981年生，上海人，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主要研究興趣爲中古中國的國家與社會、士族政治、石刻文獻等。著有《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长安与河北之间 : 中晚唐的政治与文化》《大唐创业起居注笺证》《读闲书》等。

  一

  眾所周知，唐太宗李世民經玄武門之變、殺兄逼父方登上帝位。因此，他生前便非常關注國史中對其事功形象的記述，曾以“亦欲以爲鑒誡，使得自修改耳”為由向史臣索閱實錄。在太宗的促迫下，貞觀十七年（643）七月十六日，司空房玄齡、給事中許敬宗、著作郎敬播等上所撰高祖、太宗實錄各二十卷[1]。

  太宗見六月四日事，語多微文，乃謂（房）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鴆叔牙而魯國寧，朕之所爲，義同此類，蓋所以安社稷、利萬人耳。史官執筆，何煩有隱？宜即改削浮詞，直書其事。”[2]

  儘管太宗表面上強調實錄不妨秉筆直書，毋需曲筆隱諱，毫無疑問，貞觀十七年所上高祖、太宗實錄已是史官自我審查後的產物[3]。因此，太宗披覽之後，對實錄的敘事大致滿意，除編之秘閣外，“并賜皇太子及諸王各一部，京官三品以上，慾寫者亦聽”[4]，稍廣流佈。儘管《太宗實錄》最終完成於永徽元年（650）閏五月，太尉長孫無忌修《貞觀實錄》畢，但這二十卷實錄，起貞觀十五年，至二十三年，僅是貞觀十七年進呈本的續編[5]。可以相信關涉唐開國史的紀事，在太宗生前便已定型。至顯慶元年（656）七月，太尉長孫無忌等修國史成，起義寧，盡於貞觀末，凡八十一卷，藏其書於內府[6]，將編年體實錄改撰為紀傳體國史，之後雖有刪削訂補，大體仍沿襲舊文[7]。這構成了後世認知唐開國史的基本史料。高祖、太宗兩朝實錄皆完整保存到了宋代[8]，宋人纂修《新唐書》、司馬光編撰《通鑑》時仍多有參酌，兩書雖在資料上有增益之處，但總體上仍承襲實錄與《舊唐書》的敘事[9]。客觀而言，太宗確實是這場“歷史敘事”爭奪的勝利者，相當成功地將其父李淵塑造成一個性格懦弱、胸無大志的人物，而將自己描繪為太原起兵的主謀。

  唯一溢出這一史料系統的是溫大雅所撰《大唐創業起居註》，成書在武德中[10]，較為公允地記載了高祖及隱太子建成在唐開國中的作用，早為學者注意，《通鑑》多有引用[11]，後世學者亦據此為高祖辯誣[12]。不過以往的討論多屬“翻案式”的研究，強調《大唐創業起居註》與《舊唐書》記載或必有一誤，未能系統辨析相關材料的史源，因高祖、太宗實錄今已亡佚，我們也缺失了關鍵的中間環節。

  不過據《通鑑考異》引《高祖實錄》提示的線索，我們可以判斷《冊府》卷七“帝王部·創業第三”所引一段從大業中至高祖稱帝的編年紀事[13]，係節鈔自《高祖實錄》。證據有二，《通鑑》卷一八四義寧元年《考異》引《唐高祖實錄》：“驍勇千餘人已登其南城，高祖在東原，不之見。會暴雨，高祖鳴角收衆，由是不克”[14]，《冊府》卷七敘其事云：“戊午，高祖率衆攻屈突通於河東，士卒登城南面者已千餘人，高祖在東原，望之而不見。會雨暴至，鳴角止軍，由是不克”[15]，比較兩處引文，知皆出自《高祖實錄》，《通鑑考異》稍有節略。同卷義寧元年十一月丙辰，軍頭雷永吉先登，《考異》曰：“《唐高祖實錄》作‘雷紹’，今從《創業注》”[16]。檢《冊府》卷七，正作“十一月丙辰，軍頭雷紹先登”[17]。同樣《新唐書·高祖紀》溢出舊紀的部分，亦當是據實錄增補，如義寧元年“十一月丙辰，克京城。命主符郎宋公弼收圖籍”[18]，此事不載於舊紀，卻見於《冊府》卷七。循此線索，我們亦可推證《冊府》卷一九“帝王部·功業”中關於太宗的長篇編年紀事出自《太宗實錄》[19]。

  因此，關於李唐開國的紀事，我們可以比對出三個不同層次的文獻，即出於溫大雅之手《大唐創業起居註》、《冊府》中節錄的唐實錄、因襲國史舊文而成的《舊唐書》。比較這三個文本，我們大體上可以判定《舊唐書》本紀基本據實錄刪略而成，而《創業註》雖屬另一史料系統，但實錄、舊紀敘事的順序、重點以及文字都與之大同小異，可以推斷貞觀中纂修《高祖實錄》時，曾將《創業註》作為重要的取材對象[20]。實錄與舊紀對《創業註》紀事的刪減，大約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對《創業註》中連篇累牘的詔命、勸進文字節略減省，其次則對李淵起兵時與突厥聯絡的細節頗有諱飾，如隱去了致書稱“啟”、改旗幟以示突厥等事[21]。

  由於《大唐創業起居註》對李淵從太原起兵至入關受禪這三百五十七天的經歷已有詳細記載，較之於刪減，實錄與舊紀增益改寫的部分更值得注意，或較為直接地反映了太宗所慾塑造的形象。增潤部分的首要目的無疑是凸顯太宗本人在太原起兵中的作用，以《創業註》與實錄對同一件事的記載為例，略作分梳。

  後突厥知帝已還太原，（王）仁恭獨留無援，數侵馬邑，帝遣副留守高君雅將兵與仁恭并力拒之。仁恭等違帝指蹤，遂為突厥所敗。既而隋主遠聞，以帝與仁恭不時捕虜，縱為邊患，遂遣司直馳驛繫帝而斬仁恭。帝自以姓名著於圖籙，太原王氣所在，慮被猜忌， 因而禍及，頗有所晦。時皇太子在河東，獨有秦王侍側，耳語謂王曰：“隋曆將盡，吾家繼膺符命，不早起兵者，顧爾兄弟未集耳。今遭羑里之厄，爾昆季須會盟津之師，不得同受孥戮，家破身亡，為英雄所笑。”王泣而啓帝曰：“芒碭山澤，是處容人。請同漢祖，以觀時變。”帝曰：“今遇時來，逢茲錮縶。雖睹機變，何能為也。然天命有在，吾應會昌，未必不以此相啓。今吾勵謹，當敬天之誡，以卜興亡。自天祐吾，彼焉能害，天必亡我，何所逃刑？”爾後數日，果有詔使馳驛而至，釋帝而免仁恭，各依舊檢校所部。[22]

  未幾，突厥寇馬邑，高祖遣高君雅拒之。君雅頗憂罪譴，高祖亦懼煬帝節度。隋師不捷，時太宗從在軍中，知隋祚將亡，潜圖爲義舉，欲以安天下。因進白曰：“大人何憂之甚也！當今主上無道，百姓愁怨，城門之外，皆已爲賊。獨守小節，必旦暮死亡。若起義兵，實當民欲，人人之願。此天授之機，可因轉禍，以就功業。既天與不取，憂之何益！”高祖大驚，深拒之，太宗趨而出。明日，復進說曰：“此爲萬全之策，以救族滅之事。今王綱弛紊，盜賊徧天下，大人受命討捕，其可盡乎？賊既不盡，自當獲罪，且又世傳李氏姓應圖籙，李金才位望隆貴，一朝族滅。大人就能平賊，即有功，當不賞，以此求活，可恃乎？”高祖意少解，曰：“我日夜思量，汝言大有理。破家滅身亦繇汝，化家爲國亦繇汝。”繇是定計。遇煬帝遣使者馳拘高祖，送詣江都，高祖素被猜忌，及是大懼，謂太宗曰：“事急矣，計將安出？”太宗又進策，高祖然之，方令太宗舉兵以自濟。會有詔釋高祖，繇是止。[23]

  《冊府》卷七節錄的雖是《高祖實錄》，敘事重心卻在太宗，刻意誇大其作用。比較兩個文本，《創業註》雖亦載太宗勸高祖起兵事，但明確點出李淵的顧慮是事起倉促，“兄弟未集”，世民之後的獻策不過慾效劉邦亡命芒碭而已[24]，實錄不但把太宗描繪成起兵的主謀，將李淵置於受人擺佈的角色，所臆造的高祖“破家滅身亦繇汝，化家爲國亦繇汝”一語，則大有助於太宗將後來玄武門之變中“殺兄逼父”的行為合理化。

  太原起兵之後，唐軍一度困於賈胡堡，因霖雨積旬，餽運不給，旬月不得進，軍中遂有回師太原之議，《創業註》中對此有詳細記載，實錄與《高祖紀》不但將《創業註》中建成與世民共同諫爭高祖一事歸功於太宗個人[25]，《冊府》卷一九節引《太宗實錄》還為他增加了一段“哭戲”：

  高祖不納，促令發引。帝遽將復諫，會暝，高祖已寢，帝不得入。夜漸久，遂於外號泣，聲聞於內。有命引入，問其故，對曰：“今者兵以義動，進戰則尅，退還則散。兵散於前，敵乘其後，死亡須臾而至，是以悲耳。”高祖乃悟，曰：“兵馬已去，如何？”帝曰：“初遣兵之使，世民並執於堡外矣。所領右軍，嚴而未發，左軍雖去，猶應不遠，今請自追之。”高祖笑曰：“吾成敗在汝，知復何言。任汝也。”[26]

  這一出深夜追軍，以及後文“馳入深谷，遂失道，下馬步上，久而得路”的戲劇性橋段，並不見於《創業註》，乃是纂修實錄時添補的，可靠性令人生疑[27]。

  除了“增益”之外，還有“潤色”，如將《創業註》所載李淵起兵的瑞應，移花接木於太宗身上。

  大業十三年，望氣者云：“龍門有天子氣連太原甚盛。”故煬帝置離宮，數遊汾陽宮以厭之。至是太宗稱述此事，以白高祖。既舉義師，旦日，太宗所居處有紫雲當其上，俄變爲五色，狀如飛龍。[28]

  這一記載乃是據《創業註》改寫，“大業初，帝為樓煩郡守，時有望氣者云：‘西北乾門有天子氣連太原，甚盛。’故隋主於樓煩置宮”，煬帝因此巡幸太原，拜代王為郡守以厭之[29]。《創業註》繫其事於大業初，所說雖屬虛造，不過巧妙對應了李淵大業初曾任樓煩郡守、煬帝大業四年（608）四月“以離石之汾源、臨泉，雁門之秀容，爲樓煩郡。起汾陽宮”、大業十一年（615）令代王留守太原等一系列事件[30]，作為一種政治動員手段，足以自洽。大業初，太宗不過八九歲的少年，且曾身染重疾[31]。自不可能與聞其事。《太宗實錄》中將此事改繫於起義前夕的大業十三年（617），高祖因太宗轉述，方才獲悉此事，暗示太宗在太原起兵籌備過程中居主導地位。後文又云起兵之日，太宗居處有慶雲之瑞。事實上，這一瑞象“移植”於高祖，“明旦，有紫雲見于天，當帝所坐處，移時不去。既而欲散，變為五色，皆若龍獸之象”[32]，雖然《高祖實錄》也依然保留了“五月甲子，慶雲見”的記載[33]，所述反不及《太宗實錄》詳盡。通過祥瑞的“複製”與“轉寫”，太宗重構了他在太原起兵中的作用。

  除了抬高太宗地位外，實錄增補事跡亦處處貶低太子建成的能力與事功，除了如上文引及“所領右軍，嚴而未發，左軍雖去，猶應不遠”這類隱晦的比較外，《冊府》卷七霍邑之戰中亦增加了一段突兀的描寫，“老生之軍背城而陣，高祖以中軍與建成合陣於城東，太宗及柴紹陣於城南。老生麾兵疾進，先薄高祖，而建成墜馬，老生乘之，中軍與左軍卻”，仰賴“太宗自南原遙見塵起，知義師退，率二百騎馳下峻坂，殺一賊，遂橫斷其軍，出陣後，表裏齊譟，響若摧山”[34]，方得反敗為勝。而據《創業註》記載，此役高祖“仍命小縮，偽若避之”，命部隊佯退，誘使宋老生遠離城下佈陣，然後“命大郎、二郎依前部分馳而向門”，斷其歸路，最終斬殺宋老生，攻取霍邑[35]。《創業註》對戰事經過的描寫與實錄有異，也沒有“建成墜馬”的橋段。

  並不是說“建成墜馬”的情節就一定是虛構的，《通鑑》卷一八四《考異》比較《創業註》與《高祖實錄》兩書圍攻河東的記載，指出溫大雅所述有虛美成分[36]，歷史記載的關鍵有時並不在於“事實”之有無，而在於如何來裁剪與表述已存在的“事實”，《創業註》中“仍命小縮，偽若避之”與實錄“老生麾兵疾進，先薄高祖，而建成墜馬，老生乘之，中軍與左軍卻”記敘的或是同一件事，也有可能是同一件事件的不同側面，但通過對細節的檢選與呈現，表達的意義與效果迥然不同。因此，在高祖、太宗實錄中刻意增潤種種稱揚太宗、貶低建成等人的細節，構建了一種固定的故事格套，直到現在，依然或隱或現地影響著我們對唐建國史的認知。

  二

  如果說《大唐創業起居註》、實錄、本紀同為編年體的史料，比較三種文本的增刪及敘事的“變形”，區別史料的不同層次，並不難分辨出哪些記載稍近於歷史事實，哪些則是太宗朝纂修實錄時的添油加醋。相較而言，散落於各人傳記中的紀事，不僅較為零碎，而且缺乏如《創業註》這樣可資比勘的參照物，既往學者措意較少，以下筆者嘗試從立傳標準與傳記改寫兩方面切入，略作申論。

  關於唐國史開國功臣傳的立傳標準，《舊唐書》卷五七中保存了一段重要的記載：

  （劉）文靜初爲納言時，有詔以太原元謀立功，尚書令秦王某、尚書左僕射裴寂及文靜，特恕二死。[37]左驍衞大將軍長孫順德、右驍衞大將軍劉弘基、右屯衞大將軍竇琮、左翊衞大將軍柴紹、內史侍郎唐儉、吏部侍郎殷開山、鴻臚卿劉世龍、衞尉少卿劉政會、都水監趙文恪、庫部郎中武士彠、驃騎將軍張平高李思行李高遷、左屯衞府長史許世緖等十四人，約免一死。武德九年十月，太宗始定功臣實封差第，文靜已死，於是裴寂加食九百戶，通前爲一千五百戶，長孫無忌、王君廓、尉遲敬德、房玄齡、杜如晦等五人食邑一千三百戶，長孫順德、柴紹、羅藝、趙郡王孝恭等四人食邑一千二百戶，侯君集、張公謹、劉師立等三人食邑一千戶，李勣、劉弘基二人食邑九百戶，高士廉、宇文士及、秦叔寶、程知節四人食七百戶，安興貴、安修仁、唐儉、竇軌、屈突通、蕭瑀、封德彝、劉義節八人各食六百戶，錢九隴、樊興、公孫武達、李孟嘗、段志玄、龐卿惲、張亮、李藥師、杜淹、元仲文十人各食四百戶，張長遜、張平高、李安遠、李子和、秦行師、馬三寶六人各食三百戶。其王君廓事在《廬江王瑗傳》，安興貴、安修仁事在《李軌傳》，李子和事在《梁師都傳》，馬三寶事在《柴紹傳》。李孟嘗，趙州平棘人，官至右威衞大將軍、漢東郡公。元仲文，洛州人，至右監門將軍、河南縣公。秦行師，并州太原人，至左監門將軍、淸水郡公。並事微不錄。自餘無傳者，盡附於此。[38]

  卷五七在《舊唐書》中位於隋末群雄傳記之後，功臣傳之首，主要內容記錄了唐開國最重要的兩位功臣裴寂、劉文靜的事跡。今附錄於劉文靜傳後的這段文字由兩份名單構成[39]，一是武德元年（618）八月六日，高祖即位之初，下詔公佈有免死特權的“太原元謀勳效”名單，包括“加恕二死”的裴寂、劉文靜與“恕一死”者十四人，總共十六人[40]。其次則是武德九年（626）十月，太宗登基後，定功臣食實封戶數的名單，受封範圍為在世功臣，計有四十三人。去除重複，兩份名單合計五十二人。除了“事微不錄”李孟嘗、元仲文、秦行師外，其餘人等作為開國元勛，皆有資格立傳於國史，因此史臣特意將在其他各處無傳的劉世龍、趙文恪、張平高、李思行、李高遷、許世緒、劉師立、錢九隴、樊興、公孫武達、龐卿惲、張長遜、李安遠等十三人的事跡附錄於裴寂、劉文靜傳之後，立傳順序也與兩份名單的先後一致。

  顯慶元年七月，太尉長孫無忌等所修國史起自義寧，迄貞觀末，已將高祖、太宗兩朝實錄改編為紀傳體國史，這批唐初功臣傳記似當形成於此時。但在此之後，許敬宗監修國史時，引發一系列爭議，使問題變得複雜。

  唐許敬宗，顯慶中，爲太子少師，仍東西臺三品，依舊修國史。先是國子祭酒令狐德棻依紀傳之體，撰成國史八十卷。其後敬宗續修，增爲一百卷。敬宗自掌知國史，記事不直，論者尤之。初，虞世基與敬宗父善心同爲宇文化及所害，封德彝時爲內史舍人，備見其事，因謂人曰：“世基被戮，世南匍匐而請代；善心之死，敬宗舞蹈以求生。”敬宗聞而銜之，及爲德彝立傳，盛加其罪惡。左監門大將軍錢九隴，皇家之隸也，敬宗與之結婚，乃爲九隴曲叙門閥，妄加其功績。敬宗爲子娶尉遲寶琳孫女爲妻，多得賂遺，及作寶琳父敬德傳，悉爲隱諸過咎，太宗作《威鳳賦》以賜長孫無忌，敬宗改云賜敬德。白州人龐孝泰，蠻酋凡品，率兵從征高麗，賊知其懦，襲破之，敬宗又納其寶貨，稱孝泰“頻破賊徒，斬獲數萬，漢將驍健者唯蘇定方與龐孝泰耳，曹繼叔、劉伯英皆出其下”。虛美隱惡如此。初，高祖、太宗兩朝實錄，其敬播所修者頗多詳直。敬宗又輒以己愛憎，曲事刪改，論者尤之。

  高宗以敬宗所紀多非實錄，命太子左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劉仁軌，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李敬玄，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郝處俊，黃門侍郎高智周同修之，謂仁軌等曰：“先朝身擐甲胄，親履兵鋒，戎衣霑馬汗，鞮鍪生蟣虱，削平區宇，康濟生靈。數年之間，四海清晏，方始歸功上帝，臨馭下人。昨觀國史所書，多不周悉。卿等必須窮微索隱，原始要終，盛業鴻勳，咸使詳備。至如先聖作《威鳳賦》，意屬阿舅及士廉，敬宗乃移向《尉遲敬德傳》内。又嘗溫湯敎習，長圍四合，萬隊俱前，忽然雲霧晝昏，部伍錯亂。先聖既睹斯事，恐其掛法者多，遂潜隱不出，待其整理，然後臨觀，顧謂朕曰：‘振旅訓兵，國之大典，此之錯失，於法不輕。我若見之，必須行法，一虧軍政，得罪人多。我今不出，良爲於此。’今乃移向《魏徵傳》内，稱是徵之諫語。此既乖於實錄，何以垂之後昆。朕嘗從幸未央宮，僻仗已過，忽於草中見一人身帶橫刀，其人云：‘聞僻仗至，怕不敢出，仗家搜索不覺。遂伏不敢動。’先聖斂轡即還，顧謂朕曰：‘此事若發，數人合死。汝可於後伺看，早放出之。’史家唯此一事差似，不失其眞。”[41]

  此事見載於多處，以《冊府》卷五六〇所述最為完整，繫用兩段出處不同的史料拼接而成，比讀《舊唐書·許敬宗傳》，知前半部分出自許敬宗的實錄本傳[42]，後半當採自《高宗實錄》，《冊府》以小字附錄。

  關於許敬宗篡改國史，以下兩方面尚待進一步澄清，一是修改的是實錄還是國史，其次，改篡的範圍。關於許敬宗執掌史館的成績，劉知幾曾有記錄，云其“以太子少師總統史任，更增前作，混成百卷。如《高宗本紀》及永徽名臣、四夷等傳，多是其所造。又起草十志，未半而終”[43]。則他主要的工作是承接長孫無忌顯慶元年進呈的八十一卷國史，續寫紀傳，並嘗試撰志而未果。而前引文揭出經許敬宗上下其手的封德彝、錢九隴、尉遲敬德、龐孝泰、魏徵五傳，涉及的亦是傳，而非實錄。由於五篇傳記多涉貞觀名臣，學者亦懷疑改篡的範圍或更廣[44]。不過若做進一步考索，龐孝泰為高宗時人[45]，尉遲敬德卒於顯慶三年（658）[46]，本屬許敬宗職任所在。魏徵卒於貞觀十七年[47]，封德彝雖早在貞觀元年（627）便已去世，但之後他生前陰附建成事被揭發，十七年遭唐臨追劾，黜其贈官，改謚繆[48]。他的傳記亦需隨之調整，為許敬宗“盛加其罪惡”提供了機會。總體而言，許敬宗主要工作仍是編纂《高宗實錄》與續寫永徽以降名臣傳記，除了因政治原因或個人好惡對高祖、太宗兩朝個別人物傳記有所更易調整外，改篡的範圍當較為有限[49]。

  許敬宗改篡的傳記亦包括目前附錄於《舊唐書》卷五七《錢九隴傳》，史稱“敬宗嫁女與左監門大將軍錢九隴，本皇家隸人，敬宗貪財與婚，乃爲九隴曲敍門閥，妄加功績，并升與劉文靜、長孫順德同卷”[50]。對許敬宗的批評有二，一是“曲敍門閥”，將錢九隴皇家隸人的出身包裝成世家大族，其次則升其與劉文靜、長孫順德同卷，那麼我們目前所見《錢九隴傳》面貌是許敬宗改寫前還是改寫後？檢《錢九隴傳》，開篇即云“本晉陵人也，父在陳爲境上所獲，沒爲皇家隸人”，並未隱晦其出身，推測是傳與《武士彟傳》一樣，因“佞出敬宗之筆，凡涉虛美，削而不書”[51]，恢復了原來的面貌。事實上，前引文中所涉對許敬宗撰史的各項指摘，皆不見於今本《舊唐書》，知許敬宗卒後，在高宗的指示下，對國史進行了調整與恢復[52]。

  較難索解的是“升與劉文靜、長孫順德同卷”一語，暗示長孫無忌所上顯慶國史中劉文靜曾與長孫順德同卷，之後許敬宗慾抬高錢九隴地位，改易編次，將其升與兩人合傳。檢今本《舊唐書》，劉文靜、裴寂居卷五七，長孫順德則與唐儉、劉弘基、殷嶠、劉政會、柴紹、武士彟等人同傳，位於卷五八，並未在同一卷中。劉文靜武德二年（619）因怨望被殺，貞觀三年（629）雖追復官爵[53]，在太宗朝地位並不突出[54]。如貞觀十七年，圖形凌煙閣二十四功臣中有長孫順德而無劉文靜。因此顯慶國史中，劉文靜與長孫順德等同傳，倒也符合他當時的地位。那麼《舊唐書》以裴寂、劉文靜兩人列於功臣傳之首的編次是何時成型的？我們或可從高宗朝幾次追贈功臣的排序中窺見唐初國史編次的蛛絲馬跡。永徽五年（654）二月，隨著武后地位的上升，詔“屈突通、殷開山並贈司空……劉政會、武士彟並贈并州都督……”，此次追錄武德功臣的原因，史稱時武昭儀用事，贈其父，故引功臣以贈之[55]。如果說永徽五年的追贈，尚屬猶抱琵琶半遮面。隨著顯慶年間武后權勢日熾，父以女貴，武士彟先後累贈司空、司徒，追封周國公[56]。至總章元年（668）三月分定武德、貞觀功臣等第時，武士彟已堂而皇之的位居第一。

  太原元從，西府舊僚，今親詳覽，具爲等級。贈司徒士彠，贈司空開山，贈司馬、淮安王神通，并州都督劉弘基，贈并州都督劉政會，并州都督唐儉，左衛大將軍竇琮，荆州都督長孫順德，涼州都督史大奈，贈幽州都督龐卿惲，潭州都督錢九隴，贈華州刺史柴紹，贈潭州刺史張平高，贈工部尚書裴寂，洪州都督李思行，洪州都督秦行師，贈靈州都督許世緖，涼州都督李高遷，齊州刺史劉義節。贈太尉高士廉，贈司空屈突通，贈太尉房玄齡，贈司空杜如晦，贈司徒尉遲敬德，揚州都督段志玄，益州都督程知節，徐州刺史秦叔寶，涼州都督宇文士及，荆州都督張公謹，荆州都督杜君綽，荆州都督公孫武達，荆州都督李安遠，代州都督鄭仁泰，荆州都督李孟嘗，幽州都督獨孤彥雲，始州刺史劉師立等，並立爲第一等功臣。其家見在朝無五品已上官者，子孫及曾孫擢一人授五品官。[57]

  這份名單無疑是特定政治氛圍下的產物，但功臣等第的確定，無疑會影響他們在國史中的位次與敘事，武士彟是其中最特別的案例。《冊府》中仍保存了不少肉麻歌頌武士彟的文字，如云其“武德中，爲工部尚書，判六尚書，賜實封八百戶。士彠爲性廉儉，期於止足。殊恩雖被，固辭不受。前後三讓，方遂所陳”[58]，無疑是這一時期改篡國史的孑遺[59]。除了抬高武士彟的地位外，仍有值得注意之處，名單包括太原元從與西府舊僚兩部分，根據各人先後順序，可知從武士彟到劉義節屬太原元從，從高士廉至劉師立則是西府舊僚。在太原元從中，劉文靜並未在列，而裴寂僅位於張平高之後。與武士彟的上升不同，裴寂、劉文靜的隕落與高宗朝的現實無關，而是武德、貞觀政治闘爭的遺產[60]。太宗登基之後不久，便指摘裴寂需為武德中“政刑紕繆，官方弛紊”的局面負責，將其斥歸蒲州，一度遠貶交州。既然太宗已公開數落裴寂“計公勳庸，不至於此，徒以恩澤，特居第一”[61]，那麼在長孫無忌修纂的顯慶國史中恐怕也不會將裴寂列為武德功臣第一。至神龍政變之後，功臣名單再次因時勢而調整。

  神龍元年七月制：“段志玄、屈突通、蕭瑀、李靖、秦叔寶、長孫順德、劉弘基、宇文士及、錢九隴、程知節、龐卿惲、竇琮、苑君璋、李子和、張平高、張公瑾、梁洛仁、安修仁、秦行師、獨孤彥雲、蘇定方、李安遠、鄭仁泰、杜君綽、李孟嘗等二十五家，所食實封，並依舊給[62]。”

  這次變化的核心是拿掉了武士彟，但裴寂、劉文靜亦不在列。可知高宗、武后時代功臣位次的調整及國史改篡是以武士彟的升降為核心，而裴寂、劉文靜兩人受武德、貞觀政爭的影響，一直地位不彰。

  以裴寂、劉文靜作為武德功臣之首排序目前所見較早的記載是建中元年（780）九月五日史館奏，“武德已來，實封陪葬配饗功臣名跡崇高者，十一人第一等”，排名前兩位的便是裴寂與劉文靜[63]。不過史館奏上的這一功臣排序絕非安史之亂後才形成的，反映的是玄宗朝編纂國史時的編次[64]。經過高宗、武后兩朝的多次反復之後，開元時國史編纂漸入軌道，“史館舊有令狐德棻所撰國史及唐書，皆爲紀傳之體。令狐斷至貞觀，牛鳳及迄于永淳。及吳長垣在史職，又别撰《唐書》一百一十卷，下至開元之初。韋述綴緝二部，益以垂拱後事，别欲勒成紀傳之書”[65]，韋述國史雖在兩書的基礎上有所增補[66]，但範圍集中於垂拱以後的史事。那麼我們目前所見以裴寂、劉文靜為武德功臣之首，合為一傳，並將各處無傳者附錄於後的編次調整，很可能出自吳兢之手。由於顯慶國史原文俱在，或可推測武德、貞觀功臣傳大體依傍舊文，吳兢的工作主要是調整編次，確定立傳標準，也可能據實錄本傳補寫了部分附傳[67]。

  因此上文所引關於國史功臣立傳標準的文字，很可能出自吳兢手筆[68]。同時我們可以注意到根據這一標準，獲得立傳者並非以太原起兵元勛為主，太宗登基後酬庸名單佔據了其中多數。事實上，雜糅太原元從與西府舊僚大約是高宗以來的基本取向，前引總章元年分定功臣等第詔書亦如此[69]。但武德九年十月食實封名單，雖被史臣歌頌為“凡關佐命，爰第實封，小大不遺，賢愚自勸，太宗之行賞也明矣”[70]，實際上來源駁雜，係臨時拼湊，不但保有裴寂、劉弘基等開國舊臣，更囊括了削平群雄過程中陸續歸唐、立有勛勞的羅藝、秦叔寶、安興貴等人，其中至少還有劉師立、李孟嘗、龐卿惲三人之前事功庸碌，僅因預玄武門之變而得攀附其間。劉師立本係王世充部下，平洛陽後當誅，被太宗赦免，收入賬下，任左親衛，地位平平。玄武門之變前，太宗“嘗引師立密籌其事，或自宵達曙。其後師立與尉遲敬德、龐卿惲、李孟嘗等九人同誅建成有功，超拜左衞率”[71]，武德九年食實封一千戶，與侯君集、張公謹同列，封戶數竟高於李勣、劉弘基等勛臣，可知他雖事跡寥落，實因在玄武門之變中起到關鍵作用，方得後來居上[72]。李孟嘗，唐人便云其“事微不錄”，幸神道碑已出土，知隨王君廓歸唐，本秦府舊將，隨世民削平群雄，但在玄武門之變前僅居“折衝之重”，至“二凶挻禍，窺覦神器。釁生非慮，義在泣誅。公貞勁之節，霜霰無改。大憝銷亡，茂賞遄及，于時武德九年六月四日也”，因功授右監門副率，賜物五千段，黄金三百兩[73]。龐卿惲倒是太原起兵元從，後隸於秦王帳下，仕至秦王左一副護軍，又補左內馬軍副總管。“九年六月，以業預艱難，効彰忠款，蒙授左衛副率”[74]，李孟嘗、龐卿惲政變後皆受封四百戶，大約亦功勞相若。

  吳兢編纂國史時拼合武德初免死功臣與玄武門之變後封功臣食封兩份名單作為立傳標準，或有便於操作的技術性考慮[75]，但也暗符太宗以來推重削平群雄之功臣，輕忽太原元從的基調，而未能列入武德元年免死功臣名單的“太原元謀勳效”即使在唐開國過程中立下汗馬功勞，有事跡可稱，也很大程度上隨之湮沒。《大唐創業起居注》云李淵太原起兵後，自稱大將軍，開府置僚屬，任命統軍將領。

  癸已，以世子為隴西公，為左領軍大都督，左三統軍等隸焉；二郎為燉煌公，為右領軍大都督，右三統軍等隸焉。世子仍為太原郡守，命裴寂、劉文靜為大將軍府長史、司馬。以殷開山、劉政會、溫大雅、唐儉、權弘壽、盧階、思德平、武士彠等為掾屬記室參佐等官，以鷹揚王長諧、姜寶誼、楊毛、京兆長孫順德、竇琮、劉弘基等分為左右統軍、副統軍。自外文武職員，隨才銓用。[76]

  這一名單除了建成、世民外，共十六人，構成了太原起兵時李淵集團的中堅，與《舊唐書》列傳相勘，其中權弘壽、盧階、思德平、王長諧、姜寶誼、楊毛六人未獲立傳，比例頗高。考訂六人事跡如下。

  權弘壽，《宋本册府元龜》卷一三八：“（永徽五年二月）故太僕卿、贈兵部尚書權弘壽贈太子少師”。[77]

  思德平，《冊府》卷七六六：“田德平，太原晉陽人，隋末補鷹陽府正。高祖留守太原，引爲兵。大蒙任寄。義師起，拜銀靑光祿大夫。歷大將軍，兵曹參軍，封漁陽縣公。”《舊唐書·武士彟傳》有留守司兵田德平，疑即其人。[78]

  王長諧，《冊府》卷四一三：“唐王長諧，隋末從太宗舉義，平西河郡，遂爲太守。召募得數千人，與大軍西會，以爲右一統軍，從破宋老生，進授光祿大夫。”《冊府》卷九九〇云武德中“左武侯將軍王長諧爲天紀將軍”。[79]

  姜寶誼，《冊府》卷三四五：“姜寶誼，天水人。隋末以軍功致位通議大夫、鷹揚郎將，以其府兵從高祖討捕于太原。及義兵起，授左統軍，平西河，下霍邑，皆有功焉”。[80]

  楊毛，《冊府》卷九九〇：“右監門衛大將軍楊毛爲折威將軍”，《新唐書·突厥傳》有“折威將軍楊屯”[81]。按《冊府》卷三四五：“楊屯初仕隋，爲鷹揚郎將，遇高祖討捕于太原，屯領部兵于麾下。性謹直，勇於攻戰，高祖甚愛寵之。遇起義，以爲統軍。從太宗擊西河，平霍邑，竝功居最。以佐命元勳，約免一死。歷諸衛大將軍，甚蒙遇任”[82]，疑“楊毛”、“楊屯”為同一人。按楊屯，《宋本冊府元龜》卷三四五、《通鑑》卷一八四作“陽屯”。

  六人中除盧階生平無考，姓名疑有舛誤，而權弘壽事跡較少，難以判定外，其餘四人，目前《冊府》中存錄的文字，無疑都出自各人的實錄本傳。除此之外，《創業註》中提及一系列在佔領長安過程中立下顯赫功勞的人物，如率師攻克離石、龍泉、文城等郡的張綸，引導唐軍渡過黃河的孫華、何潘仁，據永豐倉來降的李孝常等，雖然同樣可據《冊府》存錄文字，判定他們在《高祖實錄》中有傳。這些人物中不乏在武德年間地位顯赫、頗立功績者，如武德二年七月，高祖於關內置十二軍，即包括“右監門衛大將軍楊毛爲折威將軍，左武侯將軍王長諧爲天紀將軍”[83]，與他們並列的其餘十人，皆在《舊唐書》中有傳，李孝常則在貞觀元年謀叛，掀起了不小的波瀾[84]。無論結局如何，這些在唐開國歷程中風雲一時的人物都在實錄改編為紀傳體國史的過程中被刪落了[85]。即使因名列武德元年免死功臣名單，有幸留名青史的十六人中，也有六人不過附錄於卷五七，單獨立傳者僅十人[86]。這種輕重之別，固然未必是史臣有意上下其手，無疑是整個時代氛圍的產物。

  三

  除了立傳標準，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是《舊唐書》武德功臣傳記的文本是否曾經史臣有意“增潤”。值得表出的典型案例是裴寂，作為輔佐高祖建國的首要功臣，玄武門之變後，雖然太宗加裴寂實封並前一千五百戶，依舊位列功臣第一，貞觀二年（628）南郊，“命寂與長孫無忌同昇金輅”，以示優寵不衰。次年，便因涉沙門法雅事，將他斥歸蒲州，後又坐信行事遭遠貶，去世前方被徵入朝，卒於路[87]。因此儘管裴寂身為唐初第一功臣，但史臣對他評價甚低：

  裴寂歷任仕隋，官至爲宮監，總子女玉帛之務，據倉廩兵甲之饒，喜博戲之利苟多，啓舉義之謀爲首。謁嶽神以徼福，始彰不逞之心；留貴妃以經宿，終昧爲臣之道。居第一之位，乏在三之規。恃高祖之舊恩，致文靜之極法。終歸四罪，尚保再生，幸也。[88]

  這段史臣曰或出自顯慶元年長孫無忌進呈的國史，代表了貞觀君臣的看法。因此在傳文中對裴寂亦貶多於褒，若將其事跡與新出裴寂墓誌相比勘，便不難發現實錄改篡的痕跡。如《舊唐書·裴寂傳》記載了攻取關中過程中裴寂與太宗關於用兵的分歧：

  從至河東，屈突通拒守，攻之不下，三輔豪傑歸義者日有千數。高祖將先定京師，議者恐通爲後患，猶豫未決。（裴）寂進說曰：“今通據蒲關，若不先平，前有京城之守，後有屈突之援，此乃腹背受敵，敗之道也。未若攻蒲州，下之而後入關。京師絕援，可不攻而定矣。”太宗曰：“不然。兵法尚權，權在於速。宜乘機早渡，以駭其心。我若遲留，彼則生計。且關中羣盜，所在屯結，未有定主，易以招懷，賊附兵強，何城不克？屈突通自守賊耳，不足爲虞。若失入關之機，則事未可知矣。”高祖兩從之，留兵圍河東，而引軍入關。[89]

  本傳的敘事無疑揚太宗而貶裴寂，如前文所述，這一引政敵作為“陪襯”的敘事嵌套，可以視為貞觀時編成的兩種實錄慣用的書寫模式。此事在裴寂墓誌中亦有記載，云“蒲州負阻，情未反迷，獨為匪民，尚嬰窮壘。武臣爭奮，志在攻屠。公乃請箸為籌，引衣獻策，緩前禽而趨牧野，縱困獸而赴咸陽”[90]，與本傳所述恰好相反，裴寂反對攻下蒲州，然後進兵關中的方案，而是主張圍而不攻，直取關中，高祖採納的正是裴寂之策。同樣唐軍頓於賈胡堡，圍繞是否退兵的爭論，裴寂亦力主進兵：

  行屆霍邑，乃遇隨師。猶且吠堯，莫知謳舜。聖情仁惻，不忍戰民。欲偃伯于參墟，翼夙沙之自縛。公又扣馬切諫，必請乘黎，揮刃斷鞅，固爭迴斾。遂奮威略，一鼓就擒。[91]

  《創業註》中此事歸功於建成、世民，至《舊唐書》中則黜落建成，由太宗獨據貪天之功，並將退兵之議諉過於裴寂，“會久雨糧盡，高祖與裴寂議，且還太原，以圖後舉”[92]。事實上，我們從出土墓誌反映的情況來看，賈胡退兵之議是太原起兵之後，關於進軍方向一次關鍵爭論[93]，支持進軍者，絕非建成、世民等寥寥數人。如唐儉墓誌云：“西向次賈狐堡，滛潦爲灾，外絕盈粮，內無半菽。皓城憑岨，聳堞臨雲。湯池險固，深隍肆景。人無闘志，議欲退還。公頓首馬前，述寒膠之可折；請遵龍戰，剋倒戈之有期”[94]。這一正常的內部爭論，隨著李唐肇建，作為開國神話的一部分，其他的反對者漸次隱沒，只有太宗本人站在歷史的聚光燈下[95]。事實上，賈胡退兵之爭、河東分兵之謀是太原起兵至攻克長安過程中的兩個關鍵環節[96]，裴寂在其中起到的作用不容小覷。

  如果說裴寂作為高祖的親信，不免在唐初國史編纂中成為被重點“關照”的人物，這樣的改篡只能被視為一個特例[97]，那麼唐初功臣傳記中是否存在一些普遍性的改寫呢，我們也能發現若干痕跡。之前徐紫悅在比勘《舊唐書·唐儉傳》與碑誌敘事不同時，提示了一個值得注意的發現[98]：

  高祖在太原留守，（唐）儉與太宗周密，儉從容說太宗以隋室昏亂，天下可圖。太宗白高祖，乃召入，密訪時事。[99]

  于時太武皇帝發號晉陽，公之扆止，若合符契。以石投水，百中之策無遺；言聽計從，千里之勝斯決。[100]

  乃命□隱太子至晋陽。高祖初申通家之交好，次論天下之横流。公奏前載之廢興。及列代之成敗。[101]

  比較三種不同的文本，我們注意到僅本傳凸顯了唐儉與太宗的關係，甚至按神道碑的記載，唐儉參與太原起兵，可能與建成的推薦有關。若將這一發現做進一步的推廣，我們或可懷疑太原從龍功臣傳記中，常見的經太宗招募從義或由太宗引見高祖等表述，亦是一種有意設計的敘事格套。此類事例甚多，如《舊唐書·長孫順德傳》云：“避遼東之役，逃匿於太原，深爲高祖、太宗所親委”[102]，《劉弘基傳》云：“會高祖鎭太原，遂自結託，又察太宗有非常之度，尤委心焉”[103]，《段志玄傳》云：“父偃師，隋末爲太原郡司法書佐，從高祖起義，官至郢州刺史。志玄從父在太原，甚爲太宗所接待”等[104]，並不是說這些太宗招引豪傑的記載乃向壁虛構，但這不過是奉高祖之命行事。李淵太原起兵之前，“仍命皇太子於河東潛結英俊，秦王於晉陽密招豪友。太子及王，俱稟聖略，傾財賑施，卑身下士。逮乎鬻繒博徒，監門廝養，一技可稱，一藝可取，與之抗禮，未嘗云倦，故得士庶之心，無不至者[105]”。事實上，建成在河東亦奉命招募豪傑，只是因起兵倉促，狼狽奔回[106]，所募人馬並未如太原元從那樣起到重要作用，但我們依然能在史籍中發掘出若干事跡。

  段綸，仕隋爲左親衛。隱太子見而悅之，妻以琅琊長公主。舍高祖之舊第，數聞鼓吹之音，視之無所睹。綸謂主曰：“聞圖讖，李氏當王，今於第內，有此禎祥，必而家應籙之徵也。”及義兵西邁，綸於藍田，聚結兵馬，得萬餘人，迎接大軍。[107]

  由於李淵出身關隴，在關中親故甚多，頗有勢力，甚至柴紹自長安奔回後，其妻平陽公主歸鄠縣莊所，散家資，便能募集隊伍，招合群盜，響應起兵[108]。《創業註》中云高祖渡河之後，“三秦士庶、衣冠子弟、郡縣長吏豪族，弟兄老幼相攜來者如市”[109]，雖有誇飾的成分，亦可見一斑。因此，起兵前李淵命建成招引河東豪傑，實具深意。事實上，段綸、平陽公主、李神通等人的起兵對李淵順利進取關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據段綸女段蕳璧墓誌，知段綸後歷蜀郡太守、劍南道招慰大使、益蒲二州都督、熊州刺史、秘書監、宗正卿、禮部尚書、三爲工部尚書，尚高密大長公主，封紀國公[110]。儘管段綸在唐開國的過程中，頗著功勛，但因不在立傳的兩份名單裡，遭致隱沒，當然他和隱太子的關係，或許也是未獲立傳的原因之一[111]。

  四

  在唐開國歷史的建構中，太宗無疑是最終的勝利者，即使高明如司馬光，雖有援據《大唐創業起居註》為高祖辯誣處，終不免受困於這一敘事。

  《考異》曰：柳芳《唐曆》及《唐書·靖傳》云：“高祖擊突厥於塞外。（李）靖察高祖知有四方之志，因自鎖上變，將詣江都，至長安，道塞不通而止。”按太宗謀起兵，高祖尚未知，知之猶不從。當擊突厥之時，未有異志，靖何從察知之！又上變當乘驛取疾，何爲自鎖也！今依靖行狀云：“昔在隋朝，曾經忤旨。及茲城陷，高祖追責舊言。公忼慨直論，特蒙宥釋。”[112]

  傳統史學多強調真偽之辨，以考鏡源流、辨析事實為旨歸，司馬光編纂《通鑑》時所用長編考異之法便是其中典型。但這一方法常將歧異的記載視為非此即彼的平行關係，無意間忽視了史料本身“層累”與“改寫”的過程。對於唐開國史研究而言，既往學者皆已認識到目前所見文獻多經太宗朝的改篡，不可憑信。由於原始記錄已亡佚，學者對哪些史實曾經改寫及改篡程度的判斷及爭論，往往不免主觀，或局限於對某一史實的糾訂，較難窺見全局。本文嘗試通過對史料層次的揭剝，系統分析《舊唐書》本紀及開國功臣傳記的史源與形成過程，除揭示相關紀傳因政治原因刻意“增潤”的一面外，亦關注史傳形成過程中技術性因素的影響，比較《冊府》節鈔實錄與《舊唐書》本紀，實錄中的記載，有些即使更有助於太宗形象的構建，亦有未被舊紀取用者[113]，這一沙汰的過程，並非史臣有意筆削，而是在刪繁就簡過程中的自然現象。同樣，如上文所論，何人能國史立傳，亦不乏偶然的因素。因此對於正史的形成，我們恐怕需要同時考慮主觀書寫這只“看得見的手”與技術性刪削“看不見的手”兩者共同的作用。考慮到唐初國史編纂這一個案的特殊性，大多數時候那隻“看不見的手”恐怕具有更加隱蔽而深遠的影響，成為歷史記憶與遺忘競爭中的關鍵變數。

  實錄作為正史的源頭，往往被視為具有原始檔案性質，這也是《冊府》深受治唐史者重視的原因。但在探考史源的同時，我們對於檔案中的“虛構”，亦需保持警惕。這裡所談的“虛構”，並不是指憑空捏造某一史實，而是指通過表達、細節及敘事順序的選擇，賦予事件不同的面貌與意義，從而引導讀者接受某種形象。事實上，中國傳統史學“秉筆直書”與“孔子作《春秋》,亂臣賊子懼”之間的張力，助長了這種“剪裁”的風氣。如上文引及對許敬宗編纂國史的各項指摘，多與其個人好惡有關，因遭攻詆。唯將太宗寬容“部伍錯亂”之事，稱作魏徵諫語，移入《魏徵傳》一則，實無偏私，而是當時歷史觀念的產物。這一對史實的“挪用”與“創作”，將其作為建構魏徵勇於直諫形象的一部分，對於現代史家而言自屬蛇足，但無疑符合傳統史學的“鑑誡”需求，甚至可以被視為更高層次的“秉筆直書”[114]。《通鑑考異》中的另一則辨析亦透露類似的信息：

  十二月，壬午，以黃門侍郞王珪爲守侍中。上嘗閒居，與珪語，有美人侍側，上指示珪曰：“此廬江王瑗之姬也，瑗殺其夫而納之。”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納之爲是邪，非邪？”上曰：“殺人而取其妻，卿何問是非！”對曰：“昔齊桓公知郭公之所以亡，由善善而不能用，然棄其所言之人，管仲以爲無異於郭公。今此美人尚在左右，臣以爲聖心是之也。”上悅，即出之，還其親族。《考異》曰：實錄、新舊書皆云“帝雖不出此美人而甚重其言”。按太宗賢主，既重珪言，何得反棄而不用乎！且是人汎侍左右，又非嬖寵著名之人，太宗何愛而留之！今從《貞觀政要》[115]。

  若從史源而論，《貞觀政要》、《舊唐書》皆本自實錄，係屬同源，吳兢添入“遽令以美人還其親族”一語[116]，從史料層次上而言，並不難辨偽。但古人這種“虛構”，回到當時的歷史情境中，創造的是一種有資於治道、更為重要的“真實”，這也是司馬光《通鑑》最後取用《貞觀政要》紀事的原因所在。

  注釋

  本文係上海社科基金一般項目“《大唐創業起居注》校證與研究”（2014BLS004）的成果之一。

  [1]《唐會要》卷六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289頁。按《冊府》卷五五六，《太宗實錄》進呈時本名“今上實錄”，中華書局，1961年，6681頁。《貞觀政要》繫其事於貞觀十四年，《通鑑》卷一九七繫其事於貞觀十七年七月癸巳，中華書局，1956年，6203頁。按是月戊寅朔，癸巳為十六日，與《唐會要》合，《貞觀政要》繫年有誤。

  [2]謝保成集校《貞觀政要集校》卷七，中華書局，2003年，391頁。按《貞觀政要》記載拼合了貞觀十六年索觀實錄與十七年進呈實錄兩事，分見《唐會要》卷六三，1289、1301頁，疑太宗曾兩次觀覽實錄，十六年所閱為稿本，至十七年方呈上定本。

  [3]貞觀十七年上呈實錄的緣起是十六年四月二十八日，太宗問褚遂良“卿知起居，記錄何事，大抵人君得觀之否？”，索觀實錄，至七月八日，又謂遂良曰：“爾知起居，記何事善惡？朕今勤行三事，望爾史官不書吾惡”，頗見其對歷史記載的關切，《唐會要》卷六三，1301頁。

  [4]《唐會要》卷六三，1289頁。

  [5]《唐會要》卷六三，1289頁。因此《舊唐書·經籍志》著錄有《太宗實錄》兩種，分別題為“《太宗實錄》二十卷 房玄齡撰，《太宗實錄》四十卷 長孫無忌撰”，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1998頁。此即貞觀十七年進呈本與永徽元年的全本。另參杜希德撰、黃寶華譯《唐代官修史籍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10-112頁。

  [6]《唐會要》卷六三，1289-1290頁。

  [7]此事記載略有分歧，《唐會要》卷六三：“顯慶元年七月三日，史官太尉無忌、左僕射于志寧、中書令崔敦禮、國子祭酒令狐德棻、中書侍郎李義府、崇賢學士劉胤之、著作郎楊仁卿、起居郎李延壽、秘書郎張文恭等，修國史成，起義寧，盡貞觀末，凡八十一卷。藏其書於內府。至四年二月五日，中書令許敬宗、中書侍郎許圉師、太史令李淳風、著作郎楊仁卿、著作郎顧胤受詔撰貞觀二十三年已後至顯慶三年實錄，成二十卷，添成一百卷”，1289-1290頁。由於後文云顯慶四年許敬宗受詔撰“貞觀二十三年已後至顯慶三年實錄，添成一百卷”，似暗示先前長孫無忌進呈的亦是實錄。不過《冊府》卷五五六敘其事明言“依紀傳之例”，6682頁。《史通》卷一二：“貞觀初，姚思廉始撰紀傳，粗成三十卷。至顯慶元年，太尉長孫無忌與于志寧、令狐德棻，著作郎劉胤之、楊仁卿，起居郎顧胤等，因其舊作，綴以後事，復爲五十卷。雖云繁雜，時有可觀。龍朔中，許敬宗又以太子少師總統史任，更增前作，混成百卷。如《高宗本紀》及永徽名臣、四夷等傳，多是其所造。又起草十志，未半而終。敬宗所作紀傳，或曲希時旨，或猥飾私憾，凡有毀譽，多非實錄”，劉知幾撰、浦起龍通釋《史通通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373頁。因此《唐會要》所云“實錄”係泛稱，同樣《唐會要》卷六三云“房玄齡遂刪略國史”而成高祖、太宗實錄，亦非實指。關於唐前期國史的編纂另參李南暉《唐紀傳體國史修撰考略》，《文獻》2003年第1期，32-35頁。

  [8]《崇文總目》卷二，收入《中國歷代書目叢刊》（第一輯），現代出版社，1987年，40頁。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23頁；晁公武撰、孫猛校證《郡齋讀書志校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214-215頁。

  [9]如《新唐書》顛倒了唐開國最重要兩位功臣裴寂、劉文靜的位次，無意識中受到太宗朝編纂實錄中呈現的裴寂奸佞形象的影響。

  [10]《史通》卷一二：“惟大唐之受命也，義寧、武德間，工部尚書溫大雅首撰《創業起居註》三篇”，373頁。福井重雅《大唐創業起居註考》據書前“唐陝東道大行臺工部尚書上柱國樂平郡開國公臣溫大雅撰”這一結銜考訂撰於武德四五年至八年間，《史観》六三·四合冊，86頁。按溫大雅自工部侍郎出為陝東道大行臺工部尚書的時間並無確切記載，氣賀澤保規認為溫大雅在武德四年十月，陝東道大行臺初建時，便出為工部尚書，《〈大唐創業起居註〉的性格特點》，《日本中青年學者論中國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219頁。嚴耕望《唐僕尚丞郎表》據其本傳中“歷遷黃門侍郎，弟彥博爲中書侍郎，對居近密，議者榮之”一句，比勘溫彥博歷官，認為溫大雅自黃門侍郎轉工部侍郎的時間不得早過武德中業，出為陝東道大行臺工部尚書的時間當更晚，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1065頁。《舊唐書》卷六一《溫大雅傳》云：“義兵起，引爲大將軍府記室參軍，專掌文翰”，2359頁。根據陳識仁的研究，魏晉南北朝時期幕府中的記室參軍往往兼有史職，《“記室”與修史——十六國北朝史學的一個側面觀察》，《早期中國史研究》第8卷第2期，79-122頁，李淵霸府或沿襲其舊，因此《創業註》最初很可能是溫大雅為李淵記室時的職務作品，至陝東道大行臺工部尚書任上方寫定進呈，這也有助於解釋《創業註》至李淵入長安後，記事變得簡略的疑問。

  [11]另藉助《通鑑考異》提示的線索，推考《通鑑》紀事的史源，我們大體可以判定，司馬光編纂《通鑑》時，除據《大業雜記》、《壺關錄》、《河洛記》等書稍增益隋末群雄事跡外，所見李唐開國的史料並未有太多溢出後世者。

  [12]這方面較有代表性論著有李樹侗《李唐太原起義考實》、《論唐高祖之才略》、《唐高祖三許立太宗辨偽》等文，收入《唐史考辨》，台灣中華書局，1985年，1-98、192-213頁；牛致功《唐高祖傳》，人民出版社，1998年。

  [13]《冊府》卷七，74-78頁。

  [14]《通鑑》卷一八四，5754頁。

  [15]《冊府》卷七，77頁。

  [16]《通鑑》卷一八四，5761頁。

  [17]《冊府》卷七，78頁。另《太平廣記》卷一八九引《譚賓錄》：“太宗嘗進白高祖曰：‘代傳李氏姓膺圖籙，李金才位望崇貴，一朝族滅。大人受命討捕，其可得乎？誠能平賊，即又功當不賞，以此求免，其可得乎？’高祖曰：‘我一夜思量，汝言大有理。今日破家滅身亦由汝，化家爲國亦由汝’”，中華書局，1961年，1415頁。此則文字亦見於《冊府》卷七，而《譚賓錄》抄撮自唐國史、實錄，亦可證《冊府》卷七紀事出自實錄，參讀賈憲保《從〈舊唐書〉〈譚賓錄〉中考索唐國史》，《古代文獻研究集林》第1集，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年，156-165頁。

  [18]《新唐書》卷一《高祖紀》，中華書局，1975年，5頁。

  [19]《冊府》卷一九，204-211頁。如《册府》卷一九記武德三年七月：“師次穀州，王世充以精兵三萬來拒戰，帝率輕騎挑之，相遇於磁澗。既衆寡不敵，加以溪谷路險，被圍數重，進退阻絕，衆咸大懼。帝引弓馳射，皆應弦而倒，獲其大將燕頎，賊乃退”，与《通鑑》卷一八八《考異》引《太宗實錄》文字略同，唯《考異》引文有節略。另《冊府》卷二一“帝王部·徵應”中關於高祖、太宗兩人出生、起兵的種種祥瑞亦可能出自實錄，225-226頁。

  [20]如《冊府》卷七：“會高陽賊帥歷山飛等，衆號十萬，來寇太原，將軍慕容羅睺、潘長文俱爲所敗，賊鋒益盛。高祖率步騎六千以擊之，相遇於同過水上，賊陣彌亘十餘里，埃塵漲天，戰士大懼，莫不股慄。高祖神色自若，令王威率大衆居前，所有旌旗鼓角及輜重悉配之。高祖與麾下數百騎居後，賊望威軍爲高祖，盡銳來戰，威不能支，軍遂敗。高祖以騎翼擊之，爲賊所掩，重圍數匝，於是身先力戰。會太宗來救，因復收兵擊之，賊遂大敗，虜男女數萬口”，74-75頁。按此事見於《創業註》，《舊唐書》本紀刪落，實錄紀事當本自《創業註》。

  [21]陳寅恪《論唐高祖稱臣於突厥事》一文便援據《大唐創業起居註》的記載，證成李淵起兵之初，曾屈節於突厥，《寒柳堂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108-121頁。

  [22]《大唐創業起居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3-4頁。按本文引《創業註》文字與標點皆有所調整。

  [23]《冊府》卷七，75頁。

  [24]值得注意的是《冊府》卷七所引《高祖實錄》略去太宗“請同漢祖，以觀時變”這一不算高明的獻策，僅以“太宗又進策，高祖然之”一語帶過，所增補的對話則不見於《創業註》，這一增一刪，值得玩味。

  [25]這類隱沒太子建成功績的刪落，是高祖、太宗實錄中頗具普遍性的改寫，前人已有揭出，如《通鑑》卷一八四《考異》曰：《創業注》云：“命大郎、二郎率衆討西河。”高祖、太宗實錄但云“命太宗徇西河”，蓋史官沒建成之名耳，5738頁，本文不再詳論。

  [26]《冊府》卷一九，205頁。值得指出的是這段紀事中高祖“吾成敗在汝，知復何言。任汝也”的表達與前引“破家滅身亦繇汝，化家爲國亦繇汝”形成了互文關係，高祖早托天下於太宗，無疑是太宗塑造政治神話中的重要部分。

  [27]李樹侗《李唐太原起義考實》一文中已指出夜哭之事不可信，但未及辨析史料的不同層次，《唐史考辨》，46-48頁。

  [28]《冊府》卷二一，226頁。

  [29]《大唐創業起居注》卷一，5頁。

  [30]此三事分見《舊唐書》卷一《高祖紀》，2頁；《隋書》卷三《煬帝紀上》，中華書局，1973年，71頁；卷五《恭帝紀》，99頁。

  [31]《金石萃編》卷四〇有《唐高祖為子祈疾疏》，云“鄭州刺史李淵爲男世民因患，先於此寺求仏。蒙仏恩力其患得損。今爲男敬造石碑像一鋪，願此功德資益弟子男及合家大小，福德具足，永無災鄣。弟子李淵一心供養。大業二年正月八日建立”，陝西人民美術出版社。按這一造像記立於李淵滎陽太守任上，拓本見《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第10冊，云石在陝西戶縣草堂寺，為元人重摹本，中州古籍出版，1989年，4頁。

  [32]《大唐創業起居注》卷一，13頁。

  [33]《冊府》卷二一，226頁。

  [34]《冊府》卷七，76頁。

  [35]《大唐創業起居注》卷二，28頁。

  [36]《通鑑》卷一八四，5753-5754頁。

  [37]按本句因引文刪節，致有歧義。《唐會要》卷四五：“尚書令秦王、右僕射裴寂，或契合元謀，或同心運始，並蹈義輕生，捐家殉節，艱辛備履，金石不移，論此忠勤，理宜優異。官爵之榮，抑惟舊典，勳賢之議，宜有別恩。其犯罪非叛逆，可聽恕一死。其太原元謀勳效者，宜以名聞。”及所司進簿尚書右僕射裴寂、納言劉文靜加恕二死”，935頁。則李世民作為宗室，並不在恕死功臣名單中。

  [38]《舊唐書》卷五七《李孟嘗傳》，2294-2295頁。

  [39]《舊唐書》點校本將“文靜初爲納言時……至約免一死”一段視為劉文靜傳最後部分。空行後將剩餘文字另起一段，作為附傳開頭，恐有誤。首先，此段文字之前是劉文靜子樹義、樹藝的附傳，劉文靜傳敘事已完結。其次，作為說明立傳標準的文字，內容具有內在關聯，“自餘無傳者，盡附於此”一語照應的是兩份名單，因此附傳立傳順序也與兩份名單上的先後完全一致。

  [40]張耐冬曾對這份名單的政治意義有所討論，《太原功臣与唐初政治》，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年，55-86頁。

  [41]《宋本冊府元龜》卷五六二，中華書局，1989年，1614頁。

  [42]許敬宗實錄本傳出自李仁實之手，《史通通釋》，373頁。

  [43]《史通通釋》，373頁。

  [44]唐雯《“信史”背後——以武后對歷史書寫的政治操控爲中心》，《中華文史論叢》2017年第3期，58-59頁。

  [45]《新唐書》卷三《高宗紀》，61-62頁。

  [46]《舊唐書》卷六八《尉遲敬德傳》，2500頁。

  [47]《舊唐書》卷三《太宗紀下》，54頁。

  [48]《舊唐書》卷六三《封倫傳》，2398頁。

  [49]宋人所見高祖、太宗實錄多題名許敬宗，如《通鑑》卷一八三《考異》引書作許敬宗《太宗實錄》，5718頁。《直齋書錄解題》卷四載《唐高祖實錄》二十卷，今本首題監修國史許敬宗奉敕定，而第十一卷題司空房玄齡奉敕撰。《唐太宗實錄》四十卷，今本惟題中書令許敬宗奉敕撰，123頁。實錄署名蓋取最後編定時的主事者，並不意味著曾有大規模的改寫。另筆者曾比對《舊唐書·上官昭容傳》與《唐會要》節錄上官婉兒實錄本傳的異同，指出玄宗朝編定的國史雖刪落了上官婉兒歸心皇室一節，但這一事跡仍保存在《睿宗實錄》中，亦可為此提供一旁證，仇鹿鳴《碑傳與史傳：上官婉兒的生平與形象》，《學術月刊》2014年第5期，158-159頁。

  [50]《舊唐書》卷八二《許敬宗傳》，2764頁；《唐會要》卷六三，1302頁。

  [51]《舊唐書》卷五八《武士彟傳》史臣曰，2318頁。另參唐雯《“信史”背後——以武后對歷史書寫的政治操控爲中心》，《中華文史論叢》2017年第3期，41-69頁。

  [52]高宗令劉仁軌、李敬玄、郝處俊、高智周等改修國史的時間，唐雯據各人的官銜推定為咸亨三年十二月後，大致可從，《“信史”背後——以武后對歷史書寫的政治操控爲中心》，《中華文史論叢》2017年第3期，58-59頁。

  [53]《舊唐書》卷一《高祖紀》，10頁；卷五七《劉文靜傳》，2293-2294頁。

  [54]既往學者多有視劉文靜為太宗親信者，進而將劉文靜與裴寂之爭視為太宗與高祖矛盾的反映，這恐屬“後見之明”的產物，並無充分的史料依據，張耐冬將劉文靜之死納入到武德年間親貴政治的氛圍中重新予以審視，相對合理，《太原功臣與唐初政治》，179-184頁。不過作者認為目前錢九隴附傳於《劉文靜傳》後是許敬宗調整的結果，混淆了正傳與附傳之間的差別，如下文所云，這一調整恰是對許敬宗編次糾訂的結果。

  [55]《唐會要》卷四五，938頁。另參《宋本冊府元龜》卷一三八，178頁。

  [56]《舊唐書》卷四《高宗紀上》，75頁。

  [57]《唐會要》卷四五，938-939頁。另參《宋本冊府元龜》卷一三〇，116頁。按《冊府》保存的詔敕文字更為完整，然有不少訛脫，如脫去殷開山，誤“龐卿惲”為“龐卿運”、“杜君綽”為“杜公綽”等，但兩處記載的名單排序完全一致。

  [58]《冊府》卷四六四，5522頁。

  [59]唐雯《“信史”背後——以武后對歷史書寫的政治操控爲中心》，《中華文史論叢》2017年第3期，52-55頁。

  [60]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份名單中錢九隴也位於裴寂前，這是否是許敬宗上下其手的結果，恐難定讞，因為位列錢九隴前的龐卿惲亦無多少功勞可稱。

  [61]《舊唐書》卷五七《裴寂傳》，2288-2289頁。

  [62]《唐會要》卷四五，939頁。《冊府》卷五〇五繫其事於神龍二年，6068頁。按“梁洛仁”，原誤作“梁恪仁”，據《冊府》改。

  [63]《唐會要》卷四五，942頁。

  [64]建中元年錄武德以來功臣子孫，很大程度上依賴史館提供的檔案，而非重新調整，“吏部請委史館精加檢勘，審定名跡”，《唐會要》卷四五，942頁。

  [65]《玉海》卷四六引《集賢註記》，陶敏輯校《景龍文館記 集賢註記》，中華書局，2015年，251頁。

  [66]杜希德《唐代官修史籍考》，150-157頁；李南暉《唐紀傳體國史修撰考略》，《文獻》2003年第1期，36-38頁。

  [67]《舊唐書》卷五七關於立傳標準一節云“自餘無傳者，盡附於此”，似暗示這批附傳皆由吳兢補撰，但錢九隴本在國史有傳，其餘十二人是否之前未曾立傳，恐難斷言。不過“事微不錄”的李孟嘗、元仲文、秦行師三人，今檢《冊府》《唐會要》等文獻，除了追贈追封的記載外，未見具體事跡，很可能並無實錄本傳，導致事跡湮沒，無從補撰。

  [68]顯慶國史進呈時，名單中的長孫無忌、尉遲敬德、李勣等尚在世，自無可能在國史中有傳，亦為立傳標準一段出自吳兢手筆提供了旁證。

  [69]從太宗朝的情況來看，圖形凌煙閣者，以表彰削平群雄、輔佐太宗成就貞觀之治的功臣為主，若非永徽五年因武士彟之故，追錄武德功臣，太原元從的地位恐更為暗淡，總章元年分定功臣則注意平衡太原元從與西府舊僚。

  [70]《舊唐書》卷五七史臣曰，2303頁。

  [71]《舊唐書》卷五七《劉師立傳》，2298頁。

  [72]值得注意的是此後劉師立在功臣中排位下滑，如總章元年分定功臣等第名單中，劉師立位居末席，《唐會要》卷四五，939頁。亦可證他武德九年的超遷，非因本人功績，乃與玄武門之變有關。

  [73]拓本刊張沛編著《昭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3年，50頁；錄文另參陳尚君輯校《全唐文補編》卷一四，中華書局，2005年，168頁。按李孟嘗，神道碑云其名“孟常”。

  [74]《文館詞林》卷四五三《左武候大將軍龐某碑序一首》，羅國威整理《日藏弘仁本文館詞林校證》，中華書局，2001年，160-161頁。

  [75]事實上，拼合武德、貞觀兩朝功臣名單大約是當時君臣的共識，上文所引總章元年分定功臣等第、神龍元年仍食實封功臣名單，大體原則皆如是。國史立傳標準亦循此，或由於總章、神龍這幾份功臣名單，受政治氣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