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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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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亲爱的猥琐猪 发布时间：2015-07-05 22:57:18

  以野兽的姿态展现人类的境况，以冷漠的笔触勾勒世间的温情，以侦探的名义追寻真相的意义，现在我可以肯定，这些，就是墨萨德系列独一无二的浪漫。

• 作者：顾愁知 发布时间：2009-07-01 21:28:25

  啊哈哈..因为温室效应死的..囧!

• 作者：fancycat00 发布时间：2022-09-10 15:46:18

  A man of wit!

• 作者：RQ_affection 发布时间：2019-06-02 16:46:45

  超五星

• 作者：无明 发布时间：2021-08-26 13:12:50

  速成，

• 作者：喜多慧 发布时间：2022-02-12 12:37:10

  这本书读着很轻松，

  边读边笑边回忆边思考，

  思考着为什么书名叫“莫莉三岁了”

  我想着，是不是佩利老师想暗示着：

  当所教的孩子是三岁的时候，你的身体里也要有三岁，与三岁同行，才可以与莫莉同行；

  当你与四岁孩子在一起时，你就让身体里住进四岁的孩子，与四岁的玛格丽特同行；

  书里的字里行间，我能感受到佩利老师总是借莫莉的价值观来审视自己的教学生活或是与他们的相处方式。

  读着这一本，就会想起另一本《共读绘本的一年》里的小主角。

  读着这一本，像是在读小说，里面的对白和富有戏剧张力的描写，总是让我能够回到教室里。那种幼儿园生活的鲜活感扑面而来。

  不禁感叹，6年前的我，有身临其境每一个小剧场吗？或是只感受到捕捉到部分呢？假装，假装，还是假装。如果你想了解小班孩子的生活，就来读这一本吧。

• 【转】邓小南：邓广铭先生与《岳飞传》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3-02-08 15:06:40

  本文原载商务印书馆”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岳飞传》卷前。

  作者简介：邓小南，国家级教学名师。1950年生于北京，198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现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兼任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宋史、中国古代官僚制度史、唐宋妇女史。主要学术成果包括《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朗润学史丛稿》《宋代历史探求》等。

  一

  

  邓广铭与家人合影

  邓广铭（1907～1998），著名历史学家。字恭三，山东省临邑县人。193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毕业论文《陈龙川传》深受指导教授胡适的赞赏。留校担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和史学系助教，此后倾毕生精力从事中国古代史教学与科研。他提出的治史入门的“四把钥匙”，即职官制度、历史地理、年代学、目录学，在中国历史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邓广铭先生对于隋唐五代宋辽金史有深入研究，治宋史尤其有超越前人的卓越成就。他曾经回顾说，就他个人而言，这样一个学术研究领域之所以形成，从客观方面说，是与他求学期间所居处的人文环境、时代思潮和国家民族的现实境遇和他从之受业的几位硕学大师密不可分的。先生说：

  把两宋政权从其邻邦那里所受到的政治和军事的欺压，与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华民族从东西方诸列强所蒙受的日益加剧的政治欺压和军事侵略相比拟，在今天看来，是不够恰当的；但在当时（按指上世纪中叶），人们却大都是如此看待的。也正是在这种并不恰当的类比之下，我才选定两宋与辽金对峙斗争的历史时期作为我进行钻研的主要课题。[1]

  上世纪40年代初，在傅斯年先生勉励下，邓广铭决意从事宋史研究，并着手进行《宋史》校正。1943年，陈寅恪先生为其《宋史职官志考正》作序，称“其用力之勤，持论之甚，并世治宋史者，未能或之先也”，“其神思之缜密，志愿之果毅，逾越等伦。他日新宋学之建立，先生当为最有功之一人，可以无疑也”[2]。

  邓先生以宋代历史作为主要的研究方向，以撰著宋代杰出人物谱传作为治学生涯的重要内容。自青年时代起，他即对历史上一些建立了大功业、具有高亮奇伟志节的英雄人物有着无限憧憬之情；受罗曼罗兰《悲多芬传》等传记题材的文学作品影响，他发愿要把文史融合在一起，希望像司马迁写《史记》那样，以自己的文笔去书写中国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上世纪30年代中期，他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正值民族危亡迫在眉睫，南宋的爱国志士例如“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的陈亮，“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的“一世之豪”辛弃疾，“尽忠报国”而战功卓著、襟怀雄伟的岳飞，相继引起了他的注意，震撼着他的心灵。在胡适先生的指导下，从《陈龙川传》出发，他终于走上了谱传史学的路子。

  周一良先生曾经说：

  邓先生“与一般史学家不同的一点是，他不但研究历史，而且写历史。他的基本传记，像《王安石》、《岳飞传》、《辛弃疾传》等等，都是一流的史书，表现他的史才也是非凡的。……他在史学、史才、史识三个方面都具有很高水平。这是当代研究断代史的人很难做到的一点。当代研究断代史的人，很少有人能够既研究这一段历史，又能写这一段历史。”[3]

  邓先生宋代人物传记系列的代表作，主要是《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岳飞传》、《陈龙川传》、《辛弃疾（稼轩）传》与《韩世忠年谱》、《辛稼轩年谱》等六部著述，亦即四传二谱。这几部著作大多经过反复的修订、大幅度增补乃至彻底改写。其中，《辛稼轩年谱》改写过一次，《岳飞传》改写过两次，《王安石》修订和改写了三次。

  

  不同版本的《岳飞传》

  追求至真、至善、至美的境界，是邓广铭先生至高无上的学术理想。按照他的计划，原准备在有生之年把四部宋人传记全部改写一遍，由于疾病而未竟其志。他辞世前，曾经吟诵辛弃疾祭奠朱熹的文字：“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这段沉郁而又慷慨的话语，正是邓先生倾尽毕生之力抒写刻画的宋代历史人物共同形象的概括，也体现着他心之所思、情之所系的不懈追求。

  二

  岳飞是中国家喻户晓的历史伟人和民族英雄，他的崇高爱国气节受到中国人世世代代的尊敬和纪念，并且激励和教育着世世代代的中国人。岳飞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而他的悲剧至今仍然深深震撼着整个民族的心灵[4]。

  岳飞为国家民族建立了卓越功勋，却被民族败类秦桧、赵构等人以“莫须有”的罪名惨酷致死。当其时，秦桧奸党凶焰炽烈，多方肆虐，以致没有人敢在岳飞惨遭横祸之后，立即把他的生平事迹和言论丰采全面系统地记载下来，写成行状或墓志铭之类。从绍兴八年到绍兴二十五年（1138-1145），南宋政府的史馆一直为秦桧及其子弟党羽所把持，他们不但尽可能隐匿岳飞的功状，还为岳飞虚构了一些罪言罪行，遂使官方的记载诸多失实；与岳飞具有亲故关系的文人学士们，应该曾有不少涉及岳飞行实及其战功的记述，然而在政治风波之中，有许多材料被焚毁泯灭，其间幸而能保全流传于后世者，有的固极确凿珍贵，有的也只是得诸传闻，捕风捉影，不足置信。孝宗为岳飞昭雪之后，仍然没有出现一篇稍具首尾的岳飞传记。直到12世纪末，此时岳飞的诸子全已亡殁，生于1183年的岳珂虽还年在弱冠，却遵其父岳霖的遗嘱，于1199—1203这五年之内，奋力写成了《鄂王行实编年》一书。岳珂之生上距岳飞之死已及四十余年，而当其执笔写此传记之时，上距岳飞之死则已将近六十年，岳飞生时的部属或友辈多已不在世间，调查访问几无可能。岳飞渡江南下前的一段历史，莫可踪迹；至于岳飞南渡以后，特别是跻身大将以后的一些功状言行，岳珂或因心存避忌而任意隐没，或要锦上添花而以无为有，错讹疏漏颇为不少。

  

  岳飞（《中兴四将图》局部）

  从13世纪前叶直到20世纪的40年代之初，先后刊布的有关岳飞传记的作品，为数渐多。但就这些著作的内容看来，或则虚夸，或则诬枉，或则不尽，或则不实；而且陈陈相因，互相蹈袭。以史识论，全无“独断之学”，从史实看，全少“考索之功”。为补正上述有关岳飞史传中的严重缺失，邓广铭先生立志要把岳飞传记的述写提高到学术研究的水平上来。

  王曾瑜先生曾经在《缅怀邓广铭师》一文中说：“如果说，顾颉刚先生发起的古史辨讨论，是破除了对三皇五帝等的迷信，在真正意义上开始了对上古史的科学研究；那么邓广铭先生敢于对岳珂的《鄂王行实编年》提出质疑，破除对这份传记的迷信，而且广泛网罗宋人载籍，对岳飞史籍重新进行考订，剔除后人加于岳飞的神的虚饰，而还其本人的面目，也是在真正意义上开始了对岳飞的科学研究。”[5]

  《岳飞传》一书的前身，是成书于抗日战争期间的《岳飞》。邓先生说，为撰写这一部书，“对于岳飞的事迹，颇费过一些蒐考辩证的工夫”[6]。在1992年撰成的《自传》中，邓先生回忆道：“1944年春，我应重庆一家出版社的约请撰写一本《岳飞》，冬季完稿交卷，迨1945年8月15日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之日，却又正是《岳飞》一书宣告印成发行之时。这两件事情的巧合，使我永远难忘。”

  在《岳飞》一书正文的开篇部分，邓先生抒发着自己无可按捺的情感：

  在一切变动最剧烈、斗争最剧烈的时代，一切最伟大的悲剧或者喜剧的场面，不是由那时代的文人学士们用文字写成的诗篇，而是那时代的民族精神、社会意志，以及英雄豪杰们的壮烈行动的种种实际的表现。在那时候，枪声掩盖了一切的歌声；刀光和剑影，更进而是炮火的闪耀，又使得用纸和墨渲染成的一切都失去了光荣。

  到处只听到炮火的吼声和刀剑的斫杀之声。

  到处只见到用鲜血染成的腥红之色。

  这样的行动所表现出来的英勇、活泼、悲壮或者凄惨的程度，总不是俯伏在几案间的文人所能恰如其分地描绘出来的。……

  我这里所要说的，是十二世纪当中发生在中国的一些事件。由那个时代流传给我们的一些重要遗产，不是诗史或史诗，而是一些伟大实行者的榜样。[7]

  相信每位读者都不难体味出，这一版《岳飞》，饱含着抗日战争期间学人志士强烈的悲壮感与爱国情怀。

  1954年，邓先生把十年前所写的《岳飞》进行了一次改写，并改书名为《岳飞传》。在《后记》中，邓先生重申了他的撰著目标：

  我写这本《岳飞传》的目的，是想藉助于旧日史册的记载，把一个曾在民族战场上建立过辉煌功勋且有崇高品格的历史人物，再还原为一个有血、有肉、有风骨、有生命的形象，使他能够活泼亲切地显现在每一个读者的眼前。[8]

  

  初版《岳飞》作者修订本

  这一版章节十分紧凑，把《岳飞》的二十三个标题整合为四章：“战士在成长和锻炼中”、“驰驱奔命于各种战场上的岳飞和岳家军”、“民族战场上的忠勇斗士”、“对于岳飞的评价”。对于史籍中的记载，作者做了不少订正；对于有关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问题，也进行了新的阐释。

  “文革”结束之后，邓先生又再次改写《岳飞传》，这一工作亘时五年之久，修改的幅度约占全书的90%以上。我们目前看到的《岳飞传》，基本上就是本次修订的结果。邓先生在《自序》中说：

  不论述写任何历史人物的传记，全都是属于史学领域的工作，全应恪守史学研究方面的一些准则，决不容许肆意编造。……经过我三次改写的这部《岳飞传》，尽管在内容方面还可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和缺点，但在述写过程当中，我却一直是要把它写成一本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著作的。

  在有关史料的审核、鉴别、考订等类工作上，邓先生用力最多的，是有关岳飞的生平及其在战斗实践中的一些业绩。他认为，有关这类问题的记载，除了当时的诏令、指挥、文牒和岳飞的奏疏、战报等原始资料大体可以凭信外，其它材料皆需认真辨析。对一个具有思辨能力与治史基本训练的人说来，不能专从诛恶扬善的观点出发，而应当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加以对证分析，使一些真伪杂糅、是非歧互的记事能够水落石出，真情大白。

  

  岳飞手迹定稿《凤墅帖》

  三

  如邓广铭先生所指出的：岳飞，一个出生在北部中国的农民家庭，代表了当时生活在和曾经生活在宋王朝统治区域内的一切爱国农民，也代表了在苦难中的南部中国人民而置身战场上的人物，在他的秉赋当中具有一些突出的特点：单纯、质直、坚定、强项。当一个惊天动地的祸变降临到他的时代和乡邦中时，要保卫乡邦、敉平祸变、拯救万千苦难同胞的强烈愿望，便冲动在他的脉搏之中。一念所至，勇往直前。当那些上层执政者们还在议论未定、彷徨无策的时候，他已先为这一意念所驱使，挺身走上战场，参加在对南犯金军的斗争当中。而从此以后，对于这个明确的意念和选定的道路，他始终不渝地把握着，坚持着，为它而生，为它而死。

  在《岳飞》一书中，邓先生说：

  向着这一个胸中充满着复仇的火焰的人，这一支有着钢铁一般的风纪的军队，人民大众付之以全部的信心，觉得凭藉着他们便一定可以获致胜利。和民众成为一体的岳飞，既以其胜利的信念贯注着全体人民，也由全体人民的爱戴而更加强了他自身的胜利信念，对于他的复仇雪耻、恢复中原的主张，他更加坚定地执持着，也更加踏实地践履着。

  对于岳飞、岳家军事迹及其精神的明确肯定，始终贯穿洋溢在邓先生所写的三部岳飞传记之中。在1983年修订出版的《岳飞传》中，他指出，岳飞等人代表了宋方全体人民的愿望，为卫护中原地区已经高度发展的封建生产方式及其精神文明，起而以武装抵抗女真的铁骑，阻止其蹂躏破坏，以求避免整个社会被拉向倒退浩劫。这样的人物，理所当然地应该被称为民族英雄；不仅是属于汉族的民族英雄，也是属于整个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民族英雄。

  《岳飞传》一书，从“北宋与辽、金的对峙斗争”以及“辽与北宋的相继灭亡”开始，详尽描述了岳飞从青年时代开始的人生经历：包括他收复失地的强烈愿望及其实践，包括他直捣中原的壮志和收拾旧山河的努力，包括他对屈膝和议的激烈抗议，也包括对其生活风范及崇高声誉的清晰勾勒。对于岳飞讨平军贼、瓦解农民起义军的经过，书中也都有所交代。对于岳飞冤案，邓先生梳理了秦桧等人肆意罗织诬陷的经过，痛切述说了一代英杰惨烈致死的悲剧。

  这部传记作品，所展现的不止是一位英雄人物的业绩，而且是一个历史时代的政治军事图景。赵宋政权的重建和南迁、宋金对立斗争形势的波澜、南宋王朝对于南方人民的横征暴敛、宋廷对军将兵权的收夺、丧权辱国的绍兴和议的签订，……凡此种种，都进行了整体的研究与切实的阐释。

  在这次改写中，邓先生将自己的所思所想，融贯于《岳飞传》一书之中，他指出：

  ——不论汉族或女真族，都是整个中华民族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论金王朝或是南宋王朝，都是属于历史上的中国内部的一个政权。因此，当时的汉族与女真族虽然可以互称为外族，南宋与金国虽可以互称为外国，但这决不意味着把其中的任何一方排斥在整个中华民族或历史上的中国之外。

  ——宋、金双方长时期以兵戎相见，应该从战争的性质上区别双方是非，而绝不能沿袭旧来的民族偏见，诬蔑女真族出于其凶残本性发动了这场战争。恰恰相反，发动这场战争的责任是在女真军事贵族身上，他们的军事行动所代表的，仅仅是金王朝统治阶级的私利，与女真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是不相符合的。

  ——宋、金的战争，距今已经800多年，已经成为历史陈迹。今天，我们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在为振兴中华这一目标贡献其智能和才力，在兄弟民族之间自然再不会发生互相征战挞伐的事。我们之所以对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如岳飞其人者进行述写和赞扬，是要把岳飞那种对民族对国家的忠贞热爱，扩而充之，发扬光大为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忠贞热爱，共同从事于振兴中华的伟业。

  邓先生表示：

  对于民族败类秦桧、赵构之流，我是要尽量加以鞭挞的。然而，我也仍须恪守史学著作的原则，以我所能够掌握并确定其为可信的史实为不可逾越的界限，既不能作任何夸张，更不敢有任何虚构。

  我的愿望是：通过这本书，能把岳飞生活的时代轮廓勾画出来，把他一生所建立的事功、他的形象和丰采、思想和情操，都能如实地、真切地描绘、表述出来，并对这一彪炳史册的历史人物作出正确的和公允的评价。[9]

  《岳飞传》一书，使我们得以切近地观瞻到一代英烈的鲜明形象，感受到爱国主义精神的激荡，也使我们对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有了更为深刻的体悟。《岳飞传》面世后，受到读者热烈欢迎。不仅人民出版社先后数次印刷，河北教育出版社（《邓广铭全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三联书店都曾出版发行。此次列入商务印书馆“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系列，有再度面对读者的机会，由衷感谢出版界对于学术经典的热情支持。

  注 释

  [1] 《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自序》，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2页。

  [2] 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245-246页。

  [3] 周一良：《怀念邓先生》，见《仰止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38页。

  [4]王曾瑜：《尽忠报国：岳飞新传》自序，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1页。

  [5] 《仰止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339页。

  [6] 1951年1月26日邓广铭致人民出版社总编室信，转引自陈鹏鸣：《档案里看邓广铭四写王安石》，《中国编辑》2015年第5期。

  [7] 《岳飞》，重庆：胜利出版社，1944年，1页。

  [8]《岳飞传》，三联书店，1955年，273页。

  [9]《岳飞传》，人民出版社，1983年，4-5页。

• 谦卑的决心

  作者：玉兔凌秋 发布时间：2008-06-16 10:56:35

  有很长一段时期，我们拒绝谦卑。我们人类履至尊而制地球、执敲扑而役自然的决心是如此不可动摇，我们怎么可能谦和、卑从地甘受少数异端的蛊惑，回归到听天由命、膜拜造化的时代。我们的决心来自那份如今依然被部分人标为不容置疑的信念——人乃万物之灵。人类应当平等地对待其他生物、致力于人与自然野性和谐共荣的想法，得到了这些人最诚挚的鄙视。

  于是乎，每个最早站在生态伦理立场上发出呼喊的人们，都无一例外地成为攻讦的毒液喷射的目标。以理性的声音规劝非理性的聒噪，看起来似乎轻巧，实则阻障重重。更为根本的是，究竟有多少人，兼具理性的知识与理性的文笔，又敢于顶住压力、牺牲自我，来写成一部像《寂静的春天》一样，揭示人类与生态世界互动的真相的伟著呢？

  这位卡逊小姐所揭示的道理（至少以今天的眼光看来）其实远非复杂玄奥。相反，这部以一个“明天的寓言”为起始的著作，通篇都在阐述活生生的事实、触手可及的范例。书中的讨论涵盖广泛，使其无论对于生活在乡村还是城市的人们，都是无法回避的焦点。在一个又一个夏天，我们都闻过喷雾灭蚊剂的刺鼻气味；在我们的厨房水槽中，几乎总有浸泡在水中以去除农药残毒的蔬菜。白血病和癌症的蔓延，再也不被当成耸人听闻；生态灾害的苦果，业已为大量教科书和科普资料所引用。

  今天的人们或许很少想到，在我们从上一代人手中继承一笔遗产的同时，必定起码有一笔等值的债务需要我们承担，这笔债从我们身上抽取的高昂代价，使我们遗产的利息显得不值一提。你想必会感到不可理喻——难道清清白白的劳动者劬劳一生的所得，竟如此不名一文吗？我不得不说，只有当你了解了我们的债权人——自然界以后，才能洞察这无情论断背后的实质。在此之前，也许你只见识到了人类向自然的银行提取生存资料（然后迅猛挥霍）的能力，却无缘知晓事情的另一面。

  让我们先从宏观举例。二次大战以来化学工业的产能爆炸，供给了近乎永不餍足的人工合成物的市场。在二十世纪中叶的美国，合成杀虫剂的产量已须以千万磅甚至亿磅计。从1947年到1960年这短短13年内，这个数字猛蹿五倍，达到六亿三千七百六十六万六千磅的天文数字。一种又一种剧毒的广谱杀虫剂——从简单无机物砷，到有机毒物DDT、氯丹、氯化萘、狄氏剂、艾氏剂以及有机磷酸盐类——作为饱受杂草、农业害虫、疟蚊、牛蝇困扰的人民的福音不断问世，加入了按人类意愿一劳永逸地改造生物界面貌的征讨大军中。在低空喷药飞机的轰鸣声中，数百万英亩的田野、草原、森林可在一日之内处理完毕——在少数野心勃勃的行动中，面积相当于整个英格兰大小的土地上同时飘起有机杀虫剂的霪雨。而在许多急功近利的农夫的园圃中，多种农药以毁灭性的超量大肆喷洒，全然不受制约。总而言之，这些人完全不计后果地、企图以暴力手段将我们的债权人置于控制之下。

  然而在第一时间，就出现了事与愿违的情况。从来没有一个杀虫剂或除草剂的生产商声称，其产品要将自然天地里与人和睦共处的野花、昆虫、轻鲦、飞鸟一律置于死地，就连我们的家禽、牲畜、宠物乃至人类本身都不放过。然而令人尴尬的是，我们的有机化学武器从一开始就偏离了标靶，而上述所有无辜生命都在“这场强大的交叉火力中被射中。”撇开直接的误伤不谈，我们会发现，杀虫剂被施放之后，所分布的空间、所存在的时间、所达到的浓度，几乎没有一项标准合乎预期。农药之雨降落之后，除了在树叶上形成一层“死亡之膜”以外，更多地通过下渗作用汇入看不见的地下水系统，而后沿着错综的地下水路徐徐迁移，直到某一天被突然泵出到某个本不该检测出农药的水源中；由于土壤的细菌、水体中的浮游生物的萃集作用，大量杀虫剂从一开始就转移并蓄积到了生态链的底端，通过这些基础生物体的代谢繁衍，杀虫剂残留被检测出的时间“不是以月计，而是以年计”，当喷药机器再度光临时，自然界蒙受毒害的程度就将是所谓“安全浓度”的两倍、三倍、几十倍；然而最具戏剧性的（也是最具灾难性的）后果发生在食物链上，随着能量向高阶迁移，位居这一链条高端的生物体内的毒物含量将远远超过大自然内的平均浓度的数百倍。这一恐怖的后果业已得到无数惨不忍睹的案例的事后解剖结论的支持。

  假如一万只百灵鸟在痉挛中惨死的情状也打动不了某些科学主义者的冷酷心肠的话，我们不妨通过卡逊的视野看看妄自尊大给人类带来的痛苦。不错，借助DDT时代的化学暴力，人类的确一度横扫了天花、霍乱和鼠疫等猖狂了几十个世纪的疾病。许多热带地区依靠喷洒杀虫剂而成为杜绝了疟疾、黄热病和嗜睡症的天堂。但是相比我们“置于控制之下”的那些传染病，无处不在又难以察觉的致病因子、令医学束手无策的癌细胞，立刻使得我们新取得的优越感荡然无存。历史上从来不曾出现这种情况：数以亿计的人们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被迫生活在一个危机四伏的环境中，在这里，包括X射线的人工辐射能够破坏你的体细胞的线粒体的正常运转，甚至以基因突变的形式修改你的遗传信息；而你日常接触的化学物质将在你的脂肪中悄然累积，直到致病的临界线。你也许能用蚊帐隔绝蚊子，却没有一种装置来隔绝小规模的毒物暴露，再加上人们普遍对慢性死亡持漫不经心、不屑一顾的态度，我们立刻就看到一幅触目惊心的图景——美国癌症协会预计美国人口中有四千五百万人终将罹患癌症。这也就是说每三个家庭中有两人要遭受恶性病的打击。在儿童中间，不同形式的癌症也成为重要的致死原因。不过即使在大难临头的时刻，也总有执迷不悟之人——癌症本身的漫长的潜伏期似乎给了那些主张研发更厉害的致癌物质的人一种借口：我们使用DDT、使用氯丹、使用其他一些增补剂都有几十年历史了，现在才出现的病例难道可以归结为喷药的危害吗？讽刺的是，他们从未考虑，自然界和我们物种中几曾在短短几十年里发生过今天这样的剧变。更直接的证据是，早年几位令人肃然起敬的英国研究者为证实DDT的毒效，特地使自己暴露在含2%DDT的涂料中，结果是付出了一年多的持续病痛的代价——难道这尚不足以令DDT无害论的支持者汗颜？此外，在喷药过程中接触农药等毒物的人们无一例外地成为急性中毒的受害者，对这些死难者体内残毒的化验结果显示，杀虫剂恐怕并不认识役使着它的主人——这种六亲不认的毒效为杀虫剂赢得了“无选择性”的“杀生剂”这一评价。

  倘若我们沿着蕾切尔•卡逊严谨的思路，再来审视一番以DDT为先锋的一系列杀虫剂的战绩，那恐怕谁都难以想象六十年代的美国农业部如此孤注一掷地支持杀虫剂工业的依据了。以DDT控制衣蚤为例，继1945年DDT防治斑疹伤寒在那不勒斯旗开得胜之后，就是接连不断的失败消息传来，先是1948年在西班牙失效，接着是1950年朝鲜战场上的跳蚤表现出顽强的抗药性，到1957年，“对DDT有抗药性的虱的所在国家的名单已扩展到包括伊朗、土耳其、埃塞俄比亚、西非、南非、秘鲁、智利、法国、南斯拉夫、阿富汗，乌干达、墨西哥和坦噶尼喀。”杀虫剂在对付虫害的斗争中取得的胜利是如此短命，以致于“有时在一份庆贺某些化学药物对一种昆虫控制成功的报告墨迹未干的时候，又不得不再发出另外一个修正报告了。”科学家不得不坐下来分析昆虫在极短的时间里获得耐药性的原因——人类直到这一刻才深深被昆虫世界的玄妙构造所折服，而在此之前，杀虫剂生产商不过是将昆虫视为某种乱爬乱飞的有机大分子，根本不屑于鉴别不同昆虫结构、习性、敏感性的差异。最大的失策之处在于，昆虫的百倍于人类的繁殖力与适应力被愚蠢地忽视了，当喷药后虫害规模暂时缩减时，有多少人意识到，这恰恰是生命力最顽强的害虫成员的发展空间陡增的标志呢？有多少人明白捕食昆虫一旦消失，那些原本不成灾的昆虫都会成为我们不得不去“扑灭”的对象？假如不借助精密耐心的科学实验，孰能料想到昆虫体内竟能产生一种酶，致令DDT被分解为相对低毒的DDE呢？恐怕这些只是大自然魔术中最微不足道的一部分，然而人类为自身安逸构筑起的化学藩篱，已然被撼动了。不幸的是，了解真相的人所发出的呼声长期被研发新型毒剂的狂热所淹没，舍本逐末、顾此失彼的喷药计划在全世界积累了恶果。除了卡逊所举的1957年“扑灭”红螨的运动、1959年控制日本甲虫的行动，作为中国人，我们想必十分熟悉解放初消灭血吸虫病的斗争——而今，这位瘟神借助其寄主钉螺的回潮，已经卷土重来了，而受灾地区的防疫站却在两面受敌，一面是资金短缺的窘境，一面是抗药的、更强大的敌人。如果我们把眼界再放宽一些，将会发现在这个星球上，大抵追逐短期利益的举动都得承担尤其高昂的长期损失——连年滥用抗生素业已导致多种“超级病菌”的产生，许多曾经一度被抗生素镇服的疾病死灰复燃，这回连最先进的药物都束手无策。无论在诊所里还是田野里，在人的体内还是体外，“我们只不过是从一场危机进入另一场危机，用一个问题换来了另一问题。”

  用人工合成物控制大自然梦想陷入了空前的困境。然而这决不意味着，人类追求幸福的决心也被蒙上了阴影。蕾切尔•卡逊并不认为杀虫剂的使用务必禁绝，她只是反对不假思索地倾倒农药的毒雨，这是对美丽的自然世界的凌辱，同时也是对人类健康与生存权利的无情否定。没有人提出应该使害虫横行、人畜遭殃，分歧仅仅在于，采取何种手段实现控制虫害的目的。困难在于，工业革命以来根植于人们心目中的“万物灵长”信仰，导致多数人宁可迷信化工实验室的权威，也不愿纡尊接受生态学家、生态伦理学家、生物控制专家的苦口婆心的劝导。以前人们之所以不假思索地使用最新的，但未必最有效的手段，多半正是出于一种盲目的科学主义信念——人类发明永远会像爱迪生的灯泡一般，是为人类造福的。我们今天已经懂得这种观念的可笑，我们知道氟利昂会造成臭氧层空洞，知道矿物燃料的燃烧得为温室效应负责，知道世界仍在大肆生产无法降解的白色污染、电子垃圾。所有环境危机都向我们昭示了同一个主题——人类的无节制的发展可能是一个重大错误，同时我们却无法令自然界代替我们承担其苦果。

  也许我们应当回归到一种虔诚朴实的哲学，承认人类并不具备驾凌于生命奥秘之上的资本。科学家率先展开了反思——布里吉博士说：“生命是一个超越了我们理解能力的奇迹，甚至在我们不得不与它进行斗争的时候，我们仍需尊重它……依赖杀虫剂这样的武器来消灭昆虫足以证明我们知识缺乏，能力不足，不能控制自然变化过程，因此使用暴力也无济于事。在这里，科学上需要的是谦虚谨慎，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引以自满。”加拿大昆虫学家G•C•尤里特指出：“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哲学观点，放弃我们认为人类优越的态度，我们应当承认我们能够在大自然实际情况的启发下发现一些限制生物种群的设想和方法，这些设想和方法要比我们自己搞出来的更为经济合理。” 在如今这个人与自然高度互动的时代，如何从生态链的各个环节获取适当的利益（而非通过与自然对立而强行索取），才应是我们关注的焦点。我们的决心应当被以一种谦卑的姿态提出，并组织成经过周密考虑的、及时修订错误的计划，所有出于傲慢与虚荣导致生态系统毁灭的行为都应成为值得深思的历史。面对一个已经脆弱而千疮百孔的自然界，每个人至少该想到为他的有生之年、为他的后代做些对得起良心的事情，因为，恰如卡逊所说的，“我们的后代未必乐意宽恕我们在精心保护负担着全部生命的自然界的完美方面所表现的过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