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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指导老师的情况下，《小提琴:小演奏家之友》帮助儿童依照乐谱进行演奏练习，锻炼儿童的音准和节奏感，将会明显提高练习效率，亦可协助家长和指导老师掌握儿童的练习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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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小提琴:小演奏家之友》主要功能：校准乐器：本软件提供标准音，用于校准乐器，并显示校准结果。陪同练习：在屏幕上显示乐谱，陪同儿童进行演奏练习并显示练习过程中音准和节奏方面的错误，同时给出评价。储存成绩：本软件自动记录每次练习的时间、曲名、成绩，还可根据儿童的要求储存练习时的录音，并可多次重放。储存曲目：本软件已储存了部分钢琴业余考级的曲目，供儿童练习时使用。用户可根据练习需要，随时自行增减。乐谱编辑：用户可使用乐谱编辑功能把曲目输入到电脑中储存，以供练习时使用。用户亦可自行作曲。

在没有指导老师的情况下，《小提琴:小演奏家之友》帮助儿童依照乐谱进行演奏练习，锻炼儿童的音准和节奏感，将会明显提高练习效率，亦可协助家长和指导老师掌握儿童的练习情况。

• 作者：苏桑葚 发布时间：2016-04-22 16:39:06

  翻译不太好，读着费劲。

• 作者：一沿 发布时间：2019-06-14 16:42:34

  和写作关系很大哦！

• 作者：XUE 发布时间：2022-05-27 18:34:33

  完全不记得自己读过这本书了。

• 作者：孔子的二舅 发布时间：2012-12-13 17:21:31

  临时抱佛脚

• 作者：丢失的可爱兔 发布时间：2022-03-24 23:01:31

  种下什么样的种子就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实，对于无法揣度的人心来说，恶意永远在你不明所以的时候早已植根于内心深处，当恶念被激发，从善到恶仅仅只在一线之间。

• 作者：Kampaku 发布时间：2014-03-22 17:02:21

  ［ 重读 ］

• 对话葛兆光 学者的内心世界是理解一个时代的资源

  作者：少少猫 发布时间：2017-07-22 19:53:47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7-03/11/content_673938.htm?div=-1

  书斋孤灯下，葛兆光多次地读陈寅恪、吴宓那一代人的日记、书信、诗歌，有时对其中人事感到大有可说，有时感慨虽多却仿佛无话可说。他从其中看到当时整个中国思想和学术的动向，如翻读那个时代的一本账。宽容着他们身处巨变时代时的情感纠结，感佩着飘摇之中他们一以贯之的学术、思想立场，当他以随笔抒写着一个当代学者从中寻到的余音，我们何尝不能从这两代学人内心世界的遥相呼应中，真切地理解两个时代？

  　　《余音》中纪念的前贤

  　　杨文会沈曾植王国维陈寅恪顾颉刚吴宓袁同礼潘光旦罗常培周一良杨联陞黄仁宇庞朴金开诚章培恒朱维铮

  　　读日记因其真实

  　　他们都深切地关心着时代的变化

  　　新京报：听说你很爱看前辈学人的日记，看日记最主要的目的是梳理学术史，但也可以看到学者们的人生百态。在《余音》序言中，你对于晚清民国学术的感慨让人印象深刻。

  　　葛兆光：很多人都爱看日记，是因为日记很真实。尤其是那些原本并不想给别人读的私人性日记，往往比较原汁原味地保存了那一代人的生活、读书和心情，比如杨联陞的日记就是这样，上课写作、宴饮交游、打牌下棋，甚至连他患病期间被电疗、半夜梦呓，什么都有，看上去就是活生生的人生历史。当然，像胡适那样有意识地把日记当作自己学术、思想和生活的历史档案，留给后人评说的，可能里面确实有些有意留存和选择，但你也很能看到一个时代的思想、学术和政治，特别像胡适这样一个处在政治、思想和学术中心的人的日记，从这里看到当时整个中国思想和学术的动向，看到当时最重要的那群人物的往来活动，你看看胡适日记涉及多少人！这些人在那个时代多重要！几乎就等于是整个时代历史的一本账。

  　　新京报：从日记中看出过往学人在政治、学术、思想上的立场需要很多细密的功夫，具体来说，你是如何读这些日记的？

  　　葛兆光：当然，看日记也很费力，有时候你要辨认潦草的笔迹，像邓之诚日记影印本，很多地方不好认，我不是这方面的行家，所以挺难的；有时候你还要耐心地搜寻有用的资料，也就是老话说的披沙拣金，或许你看了老半天，可能都是陈芝麻烂谷子。比如我看杨联陞日记，有时候一连好多天，他记的都是吃了什么菜肴、见到什么朋友、打了几圈麻将，也许没有史料价值。当然你换个角度想想，也许也有用。我也从里面看到当时的哈佛教授生活还是比较闲适的，不光比同时代的中国教授好多了，就是比起现在的哈佛教授来，也轻松得多，从这里知道学术环境和学术制度有多么不同。特别是你看日记，还要有同情心来理解写日记的人，像吴宓的日记，有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吴宓真纠结真啰嗦，也真别扭。但是，你把他放在一个剧变的大时代里面看，你会觉得他真的不容易，你把他的整个生活方方面面综合起来看，也许你对他纠结的私人情感会有宽容，而更多地感佩他在政治、学术与思想上的一以贯之立场，这很不容易。所以，看日记既要像历史学家搜寻史料，也要感同身受有“同情之了解”。

  　　新京报：近代中国不同时期学人的日记，比如1949年以后知识分子被改造时期的日记、“文革时期”的日记、上世纪80年代的日记，对于这一类动荡、敏感时代的日记，后人都会感兴趣。如果不考虑保存等现实情况，你对这百多年间哪个时间段的日记更感兴趣？

  　　葛兆光：哪一段的我都感兴趣。晚清民国思想巨变，学术转型，这时的学者日记可以看到新旧转换时期，从传统到现代的学术史和思想史变化，也可以看他们面对巨变的复杂心情；1949年以后，中国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政治化时代，这个时代的学者日记里，可以看到在新政治环境中，挣扎与纠缠的学者心态，以及学术研究是怎样主动或被迫适应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文革”时期，看上去所有正常的学术研究都被迫停止，那么，这个时代原本应当“以学术为志业”的学者们干什么，想什么？这很值得了解，因为世界史上很罕见有这样一个破弃学术的时代；到了80年代拨乱反正，我们这一代人也开始进入学术界，可以从学者日记里面看到我们自己一步步走入学术界的足迹和身影。每个时代的日记都很有用呀。

  　　新京报：能否举几个例子具体说明这些日记对你考察学术史的帮助？

  　　葛兆光：当然，我看很多日记，会摘取一些学术研究有用的资料。比如金毓黻《静晤室日记》十大本里面，就有关于东北史、朝鲜史和日本东洋学家满鲜之学的资料，你可以知道中国学者关于东北史的研究，除了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刺激，也曾经受到日本学界如稻叶君山研究的刺激，又比如里面提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内蒙古发现的《北汉彭城郡王刘公墓志铭》，就和北汉、契丹历史研究有关，很值得再重新讨论。当然有时候看到他们在日记里面，私下评论学界轶事，也很有意思。举两个例子吧，比如1948年金毓黻评论邓之诚，就说他“自视甚高，俯视一切”，对时事“颇多揣测之论，往往以一隅之见闻推论全体”；而夏鼐在1937年的日记里面，则记载当时的向达先生抨击顾颉刚很“阴险”，以燕京大学为大本营培养自己势力，和傅斯年作对。这些当然近乎八卦，但是在考察学术史的时候，也还是有用的。

  　　新京报：最近还在读谁的日记吗？

  　　葛兆光：我最近在重新看一遍《夏鼐日记》，想看看一个当年被傅斯年那么器重的考古学家，为什么没有跟着傅斯年走，也想看看他在1949年之后思想和学术有没有大的转向，更想看看他在历次运动中如何度过劫难，仍然作为大陆考古学的领袖人物，在学术上有所成绩。特别是我注意看他在1949年后，怎样看海外学术变化，从日记里看，他始终能读到外国的专业期刊，这一点很奇怪吧？我也要看看他“文革”前与“文革”后几次出访外国的情况，看他怎样理解海外学术，以及如何向海外传达中国考古与历史研究。换句话说，我是想通过夏鼐的日记看看新中国学术史，特别是1949年以后中国与海外的学术交流史。

  　　新京报：除了日记，要了解学者的内心世界，还可以看什么？

  　　葛兆光：如果研究学术史，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看学者的论著。但为了知人论世，要了解学者本人的所想所思，那么，看日记就很重要了，除了日记之外，我觉得书信、诗歌也很重要。

  　　我常常看学者的书信，像台湾出版的《傅斯年信札》三大册就很好看，里面有很多内容可以加入学术史。此外像陈垣、陈寅恪的书信，也有很多学术史上不能不知道的内容，因为那个时代没有电子邮件，电话可能也没那么方便，学者常常手书通信，在书信里，朋友之间嘛，往往可以敞开来说，因此不仅能够看到他的内心世界，甚至能够看到他们还没有正式发表的一些学术想法。我有一段时间反复看《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陞往来书札》，我觉得，老辈学者真是心都在学问上，你仔细看，里面就可能还能找到一些值得继续开拓的课题线索。

  　　此外，你还可以看学者的诗歌，老话说“诗为心声”，论著严谨，有时候冷冰冰，但是诗歌却是有温度的，它常常曲折含蓄地表达一些内心想法，比如，你看陈寅恪和钱钟书的诗歌，“同入兴亡烦恼梦，霜红一枕已沧桑”，“白头宫女哈哈笑，眉样如今又入时”，陈寅恪对风气变化看得多深刻，“座中变色休谈虎，众里呼名且应牛”，“脱叶犹飞风不定，啼鸠忽噤雨将来”，钱钟书对时局有多敏锐的预感？你读这些诗歌，就可以体会到，陈寅恪不仅仅是一个学富五车、记忆力惊人的博学教授，钱钟书也不是一个只会在中西书海里面呈博炫才的书呆子，他们都深切地关心着这个时代的变化，学者同样有欢乐有苦闷，也有悲哀。

  以随笔写尽感受

  　　写不清楚白话，就愧对五四了

  　　新京报：你写学术史随笔的原因之一，是否是想对思想史本身进行反思？你在书中提到，思想史有时候会“成王败寇”，有时似乎只写成功的故事，所以一些有价值的学术和思想被忽略了。而且，为什么要用随笔的方式写出这些故事？

  　　葛兆光：没错。《余音》一书是随笔方式写的学术史故事，也是透过学术史看思想史的变化。之所以我用随笔方式，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学术史上的人物，他们除了教书写作，也有生活，也有感情，在特别的社会环境里面，他们也有痛苦。如果完全用学术论著的形式，不能很好地表现这些内容；另一方面是我想，能不能让更多的读者爱看，能看进去，能理解？你知道，我们这一代学者里面，有很多人是用“两支笔”在写作的，什么叫“两支笔”呢？就是一支笔写严肃规范的学术论著，一支笔写带有感情的随笔散文。因为，有的社会观察、现实关怀、人生感想，不太能在学术论著中表达，可是，我们这一代学人从“文革”过来，对政治和社会又有深切的关怀，怎么办，就只好在随笔里面表达，所以很多像我一样的学界中人，就常常写一些有感而发的随笔。

  　　这些随笔也包含了严肃的思想史内容，我常常觉得学术史里面，有被过度拔高的，有过于凸显的，有占据主流的，但也有被遗忘的、被贬低的、被边缘化的，这些遗忘、贬低和边缘化，有时候不仅是学术史，也是思想史的事情，这些思想史上的事情，又常常通过他们的人生际遇呈现出来，写在他们的日记里面，所以，用随笔方式更加能够表现我的感受。当然，我也希望这些包含着我们的学术理想和社会关怀的文章，能够给更多的人看。

  　　新京报：采取学术随笔的写作方式，是否还与你出身中文系有关？

  　　葛兆光：我在北大中文系读的是古典文献专业，和文学专业不同。喜欢用这种随笔方式写学术史故事，更多是我自己的有意选择。我自己在大学时代研究史学史，毕业论文是史学史的研究，甚至还写考据类的文章，并不常写感性很强的随笔。

  　　之所以会采取这种随笔写作方式，除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学者对时代变化和自身环境的反思，要通过比较感性的文字表达感慨，也许还受到海外历史写作风气的影响。你知道，20世纪80年代从“文革”中走出来，像《万历十五年》这样的作品就让大家觉得，我们的历史书为什么只有一种面孔板板的写法？后来像史景迁的作品，也让我们感到历史是否也可以讲讲故事？历史“History”，本身就是他（或者她）的故事嘛。我前几年出版《想象异域》那本书，其实一开始也是想写异域对中国观看的几个故事的，那样的历史写法，是不是会让历史著作读者更多一些？读者更多一些，你的历史观念和历史经验，不就有更多的人接受了吗？

  　　我非常反感一些学术论著，拿了自己也没想明白的理论和概念拼合文章，似乎写得缠绕生涩才显得深刻，好像你写得清晰明白就变得浅薄了。有人对梁启超、胡适就有这种看法，觉得他们不够深刻。其实，当年梁启超的新民体、胡适的白话文，不知道影响了多少人，没有清晰明白的脉络，没有“笔端常带感情”的风格，他们会影响一代人吗？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什么会从推广白话文开始？为什么说白话文运动帮助推动了现代国语和国家的形成？为什么民国时期教科书规定用白话？如果现在连白话都写不清楚，就愧对五四了。

  　　其实，对历史论著“写法”的改变，本身就是一个大事，我的《中国思想史》导论强调“思想史的写法”，有人批评说，这把历史变成了文学。其实他没有理解，所谓“写法”的改变，其实会引起整个选择材料、观察角度、观念表达的变化，并不只是一个写作的问题。

  　　当学者身处时代

  　　天才成群地来，也可能成堆地死

  　　新京报：现代高校培养出来的应当都是现代学者了，但为什么越来越多的现代学者开始怀念以前传统文人那种“文史哲不分家”的通融学识？

  　　葛兆光：时代不同了，现代的学术研究，确实需要领域明确，方法专门、规范严格，这是必须的，我自己也鼓励我的学生，先做好专家，然后再求当通人，先从小口子进，然后再从大口子出。我不赞成那种一开始就想象自己为博学通儒的做法，如果没有学会走就想飞，这会害年轻人的。现在，社会上确实有一些“头重脚轻根底浅”的所谓活跃人物，他们爱说“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话，但是，并没有好好地做过几个基础研究，或者，他们根本看不起所谓“小道末技”，这是很糟糕的风气。

  　　当然，文史哲不分家是对的，但要注意，并不是说现代的文史哲不分家，而是说传统中国的知识里面，原本没有文学、历史和哲学的界限，特别是研究古代中国，你必须理解这一点，不要用现在学科的分野来割裂传统的资料，也不要简单地用现代的文学、历史、哲学概念去套古代的知识。你说《史记》是历史，但是好奇的司马迁笔下不也是好的文学吗？你说《诗经》就是文学，但研究先秦历史不也要从《诗经》里面找资料吗？你说《周易》是哲学，可是古代哪有什么现代意义上的哲学，毋宁说《易经》就是占卜技术和知识，《易传》里面确实有那个历史环境下面对自然、社会、人生的理解，但它未必是哲学。一个研究传统中国的学者，贯通文史哲无疑是必要的，只是“万丈高楼平地起”，你还是要从最基础的做起。以前我读古典文献专业，老师就要求我们从文字音韵训诂开始“认字”，从版本目录校勘开始“识书”。

  　　问我怎么看这种（对于通融学识的）怀旧？我觉得怀旧一定是对现在不满。怀念那个时代的博学鸿儒，其实更多的是表达对当下思想状况和学术状况的不满，但是，未必是要让学者回到顾炎武、钱大昕、沈曾植的时代。所谓“知识碎片化”，其实主要还是所谓人文“知识”的结构组合方式变了，从原来的经史子集四部，变成了现在的文史哲三门，过去横着切的，现在竖着切，从过去看现在，确实是割裂了。当然，不排除也有一些学科一些老师，本身知识零碎，缺乏通识，钻牛角尖，把人教成“饾饤”的问题，这主要是没有整体的视野、理论和方法，也没有扎实读书做基础的功夫。

  　　新京报：不少学者讨论过当代知识分子和政治之间的关系，比如钱理群在去年的“精神三部曲”就提到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不同方式。在你写到的这些学人中，你更倾向于哪种与政治相处的方式？

  　　葛兆光：我曾经提到过，学者当然有社会责任与现实关怀，但是方式并不一样。余英时先生曾经表示“对政治只有遥远的兴趣”，我也说过，我当然有现实关怀，从“文革”走出来的这一代人没有人不关心现实，但是我“不与政治现实近身肉搏”。为什么？这就像周一良先生说的“毕竟是书生”，我们只是研究历史的学者，我们可能对现实政治有感觉和体会，它在刺激你如何选择学术课题、研究方向、解释模式，但是我们做的还是学术，学术有学术的纪律和边界。特别是现实政治里面水太深，作为学者根本不具备穿透政治深水，解决社会弊病的能力。所以，我最近写的一本书里也说，我们研究历史的人，对于当下的国家、政治和思想问题，只是一个诊断病源的医生，却不是动手术开药方的医生。当然，我钦佩那些能够参与政治、直面社会、振臂一呼的学者，但是，这个时代也需要认真研究历史的学者，学者的学术研究，一样可以成为理解这个时代的资源。

  　　新京报：说到“天才成群出现”的年代，把时间段放长，大多数人还会想到春秋战国、盛唐时期，其实当代中国也有不中不西不古不今的特质，但问题在于学人有没有自由的空间。

  　　葛兆光：其实，春秋战国和盛唐时代不一样。所谓现代中国“不中不西不古不今”的时代，古今中西在互相冲击震荡，本来正是思想阐发与学术研究最有意义、最有空间、最能发挥想象力、创造力和解释力的时候。你想呀，如果一个时代很繁荣，什么问题都没有，什么危机感都没有，大家都幸福感爆棚，不是小确幸，而是大确幸，那就醉生梦死好了，就像我说的盛唐时代是“盛世的平庸”一样，它和既充满危机感又充满可能性的战国时代不同，盛唐时代，留在我心中的意象，始终是像饮中八仙那样，“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以前程千帆先生说那时的他们是“八个醉的”，其实，这个时代反倒可能是“平庸”的。

  　　当然，充满冲突、矛盾、变化的时代，如何可以像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时代那样，产生真正的思想与学术？我想，正如你说的要有“自由空间”，如果这个时代没有给学者自由环境和思考条件，那么，怎么能让陈寅恪所说的“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存在？所以我在《余音》的序言里说，如果没有自由环境，天才成群地来，也一定成堆地死，你说是不是。

  采写/新京报记者 孔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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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一杆枪

  作者：怪物不二 发布时间：2017-10-12 22:42:02

  现在你要想象一个身边的人，他平凡、（至少看起来）健康，有自己的家人跟朋友。当他汇入人群之中，就好像一滴水汇入河流，你无法找到他。可是某一天，他忽然跳出来，荷枪实弹，居高临下，把冰冷的枪口对准人们。

  他能够平静地扫射着曾经与之为伍的人类，一个又一个，毫不迟疑。数十条人命瞬间湮灭。

  你恐惧、狂怒，但更多的是困惑：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是什么造就了这些杀人狂？如果他们本身已经被死神惩罚，还有谁应该为他们的罪行而负责？

  事实上，类似的诘问在过去几天里正不断回荡。

  10月1日的拉斯维加斯枪击案硝烟未散，成为“禁枪”讨论的又一个悲伤注脚。事实上是，旁观者们早已清楚，反复历数近年来美国历史上的枪击案与臭名昭著的杀手，也不会为血腥恐怖的现状带来任何改变。

  真正能够从根本上驱散死亡阴霾的，只有弄清惨剧背后的成因。近一个月来，我正读到意大利学者布拉迪的著作《假如我是蝙蝠侠·独狼式凶杀的心理及社会成因》。这本书从某种程度上来，能够解答上述困惑，甚至还尝试性地给出了一些解决的方向。

  杀人与被杀

  即便是“性恶论”的忠实拥趸，也很难去相信有些人生来就注定会犯下可怕的罪行，更鲜少有所谓“天生杀人狂”的出现。一直以来，作家们在文学世界里为每个凶犯构建动因，心理学家们也乐于奉献他们的经验之谈：往往越是自身受到过巨大伤害的人，越有可能采取极端行为去伤害别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去尝试理解屠杀背后的原因。

  布拉迪在《假如我是蝙蝠侠》一书中针对数起枪击案的描述也是在进行着类似的工作。他重现案件现场，并展示凶手们的生活信息，试图找寻他们在生活中的痛苦与窘境，而这一切都是导致凶杀的因素。

  在前言里布拉迪说，自己所关心的是“本身就饱受折磨并走上了犯罪道路的人”，这些人借由犯罪来“宣泄自己对公众关注的病态需求”。在我看来，本书的优胜之处，在于即便是对凶犯内心痛苦与挣扎的表述之下，也没有丝毫为他们辩护或是博取同情的倾向。他所探讨的，恰恰是把这些具象的痛苦抽象出来后所看到的社会动因。

  换言之，要弄清楚是什么样的社会弊病带来了这种容易被激化的痛苦。仿佛置身于庞大的火堆之上，零星的火点不断迸发，把一些东西引燃了。而真正切实的解决方案不是把易燃物挑拣出去，而是让火堆熄火。

  引燃火堆的原因多种多样。在这里，布拉迪深度剖析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种“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到了经济生活中便化身为“看不见的手”，到了社会发展中便化身为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和对抗。这种对抗粉碎了一切联盟的基础，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早有映射。

  在这里我们不妨试想一个互联网上的例子：在某些社会新闻的评论区，会出现大段大段的评论，打着“理性客观中立”的旗号，批判原本处于弱势的受害者一方。一句不合时宜的“你弱你有理？”看似在捍卫更加公正的规则，实际上有时却摒弃了人类最原生的同情心与善良，其背后的逻辑被大而化之地抽象为“强者凌驾于弱者之上的合理性”。

  我一直无法接受任何人所宣扬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也许在社会发展的初期，这种思潮会带来短期内的推动作用。但它是机械的、冷漠的，把人类文明所追求的博爱彻底弃之不顾。与之同时它更可怕的地方在于会带来人们内心的恐惧，从而导致社会的全面阵痛。在这种阵痛当中，死亡变成了一种归宿、一种挑战，甚至是一种反抗。

  书中鲜活的事例给予了上述观点充分的验证。2007年的枪击案凶犯奥维宁写下“自然选择者的宣言”，声称“人道被高估了”。这就是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思想的极端表达。他们看似冷酷，信奉强者代表的坚固力量，实际上内心最本质的感受就是恐惧：因为深知自己不可能成为适应自然选择的赢家，而最直接的自我维护手段便是“杀人，然后被杀”。

  直到死亡给我们自由

  本书的作者布拉迪是一位欧洲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书中所采取的视角，皆是从马克思主义出发，将社会文明的破碎与资本主义的痛苦紧密相连。

  信息时代的到来让资本主义的舞台背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劳动关系被重塑，货币的形态也开始符号化。换言之，现在被雇佣的不再是劳动者个人，而是劳动者们的技能和时间，雇佣方式则可以通过互联网来进行购买。

  从表面上来看，这让一切都变得更加快捷方便。但实际上却潜藏着诸多问题。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带来的直接影响是人们开始习惯于在“虚拟场所”里进行交流。在这里，一切都被抽象成符号，而不再是有血有肉的个体。尽管打破了时间跟空间的限制，虚拟所带来的虚假感以及不稳定性还在不断影响着整个社会。

  布拉迪很乐于把电脑病毒“千年虫”的例子再度摆上桌面，显然，这在任何时候都不过时。人们依赖于网络的腾飞，却也因此而必须承担网络坍塌所带来的浩劫。书中更为看重的是这种经济模式带来的劳动与价值的碎片化，这让所有劳动者之间的联盟彻底分崩离析——人们唯有长期处于同一空间内共同工作，才能结成持续存在的团结共同体。现如今这种共同体不复存在，每个个体与他者的关联不断减少。劳动者们开始意识到自己不过是庞大流水线上的一颗螺丝钉，随时可以被替换掉，而被支配于竞争压力。对此，布拉迪直言不讳地表示，这种情况“相当病态”。

  除了自我价值的最小化以及竞争压力之外，资本主义社会最典型的“债务”也成为了束缚人们的锁链之一。在生活里，我们会因为能够借贷而松一口气。但西方社会的庞大债务体系已经成为了勒索人们的“新形式”。年轻人们为了还债而不得不接受各种各样的工作，承受羞辱，相当于被迫去接受剥削，而被束缚住了反抗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之下，极度的不自由便是导致崩溃的重大诱因。

  此时，死亡变成了一种自我主权的宣誓。当一个人身陷被剥削的牢笼之中，除了被奴役之外，他丧失了权利。此时，唯有死亡的选择才能让他完成高度的自我自治。于是死亡也就成为了一个看似还不那么糟糕的选择。布拉迪以此来解释年轻人们的自杀动因，也以此来解释那些通过杀害他人来完成自杀的凶犯的行为。

  本书中曾讲过一种观点：当大屠杀发生后，有人在网络上表示，会做出如此极端行为的人，或许是对自己的人生更加“上心”的人。因为起码他们还有所追求、有所挣扎，没被锁链彻底束缚住。

  在终结生命的一刻以如此决绝的方式来获得自由，想来实在令人唏嘘不已。

  心灵的屠戮与缴械

  这本书说是研究“独狼式的凶杀”，但我认为不如说它更多是在探寻信息时代背景下极端性自杀的社会属性。特别是对于世界各地自杀浪潮的关注。布拉迪所选取的案例来自不同时期、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但所有的归因都指向于资本主义的痛苦。甚至可以说，在布拉迪眼中，无论是员工还是资本家，都在资本主义制度当中被套牢、被剥削。在自杀面前，他们跨越阶级，达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平等”。

  特定时期的自杀浪潮打比方来讲就是社会的“阵痛”。飞速发展的经济之下，漂亮的数据指标比比皆是，单看物质水平或许值得快慰。然而身处其中的每个个体，却承担着过高的社会压力，蒙受屈辱、孤立无援。从意大利钢铁，到中国富士康，个体们的承载力都相当有限，于是在崩溃的边缘，便有人采取了极端措施，把自己的痛苦昭告天下。在美国的语境之下，这种行为的一种可能就是“扛起枪”。

  我深信布拉迪是一位人道主义者，他关注着人们的心理感受。如果他在本书中大谈美国的枪支开放制度，那么难免就会陷入一直以来的矛盾僵局之中，无法探索出解决方案。而“独狼”并非因为有了枪才会成为“独狼”，人心的极端异化无法根除，即便没有武器，“独狼”依旧会用其他的办法来实施暴行。

  但布拉迪又是一位虚无主义者。在整本书的研究与论证过后，他在后记当中对当下的世界环境给出了相当悲观的判断，认为信息技术带来信息驱动的加快，但经济扩展的资源却逐步枯竭，这种两相矛盾的过程类似于“痉挛”。此时，投入过多精力去寻求金钱的庇佑就会被金钱所奴役，而什么也不做同样无法带来安全。于是，布拉迪只能建议“反讽”——通过讽刺来面对和消融眼下“地狱般”的处境。

  不得不说，这样的论断有些令人绝望。他以人的内心出发，最后也归结于人的内心，或许可以算得上是有始有终。但对于在跟随着这本书进行了长时间的回顾与思考的人来说，这样的答案只会令人陷入困惑。

  在我看来，《假如我是蝙蝠侠》里描述了一杆枪，那就是社会中在每个人心中带来的痛苦阴影。有人把它具象化，它便伤人；有人被它威慑住了，便被它所伤。作者布拉迪探究了这杆枪的来历，但面对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他无力做出任何影响，也只能放任这杆枪悬在每个人的心头。

  带上这杆枪

  对急于获得方法论的人来说，这本书并不适合。被“蝙蝠侠”的题目、又或是封底上的介绍所吸引的人来说，这本书或许会令他们失望。它不是什么“重口味”畅销书，也不是耸人听闻的故事会。对我来说，它更像是一本严谨的思想著作，它关注极端行为，却没有丝毫猎奇的成分，在深度剖析跟例证之后，能读出的是作者对于整个时代的悲悯。因此我想要推荐这本书，给所有关心凶犯心理的人、给所有关心社会发展现状的人、以及所有真正的人道主义者们。

  本书的可读性很高。尽管内容中存在一些拗口的专业术语，但每件案例的描述都生动细致，引用的事实资料真实而丰满，读起来令人感到身临其境。布拉迪对自己每个观点的展开都赋予了相应的例证，在阅读时能够感到一张一弛的愉悦，当然，也能收获不少相关的知识。总体来说，《假如我是蝙蝠侠》值得一看。

  近些年来，国内的心理学著作层出不穷，社会心理学成为其中当仁不让的“宠儿”，吸引了大批量的读者。但研究自杀类或极端凶犯类的作品，却鲜少有流行之势。但类似的社会问题却始终存在。“独狼式”的凶杀绝非美国特色，社会发展的阵痛也是举世共有。可以说，当下世界上的每个人，心头都笼罩着那杆枪的阴影，该如何与之相处、如何自我保护，是值得每个人关注的课题。

  我想，布拉迪所建议的“反讽”，并非每个人都能做到。但真正切实有效的方法，大概只有让每个人都去正视心头那杆枪，坦然接受它、并带上它上路吧。不要同它伤害别人，也不要让它伤害自己，而是要学会与它相处，或许它还能保护我们，帮我们击碎一些痛苦。

  在全书的最后，布拉迪以哲学化的视角说，“反正都是要死的，什么时候死去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度过你的一生”。这不是什么老生常谈的大道理。在一本书的压抑论述过后，这个总结倒像是雨后彩虹，令人心里十分亮堂。

  愿我们都能做好准备，带上那杆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