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雕板源流考汇刊 pdf mobi txt 2024 电子版 下载

1.以孙毓修作品为对象，重新审视其学术价值

孙毓修是知名的版本学家，其《中国雕板源流考》是最早的版刻学史专门著作之一，篇幅虽小，但内容广博丰富。此次出版，有助于学界重新认识该书在古籍版本学与中国古代出版史的地位和价值。

2.汇辑整理不同版本，完整呈现文本面貌

本书对《中国雕板源流考》进行全面系统整理，特别是将新见的稿本与连载本收录，通过版本差异展现孙毓修对古籍版本学的独到见解和思考过程。

3.图文并茂，生动展示雕版印刷细节

书前附有数十张精美彩插，均为书中涉及重要古籍版本，是整理者从各大馆藏单位和机构费心搜求而得，力求生动、清晰地展示古籍的刻印细节，为相关研究提供有益参考。

孙毓修《中国雕板源流考》述略

雕板印书考（小渌天丛钞稿本）

雕版之始

五代监本

宋监版本

宋监所刊名数

宋监刊书奏令

辽世版本

金元监雕译本

元兴文署版本

明南北监本

明印宋元版本

明经厂本

清初译本

清武英殿版本

中国雕版印书源流考（《图书汇报》本）

题记

金石刻

雕版

监本

官本书塾本

坊刻本

活字印书法

巾箱本

朱墨本

刻印书籍工价

纸

墨

煤

装订

中国雕板源流考（商务印书馆本）

雕板之始

官本

家塾本

坊刻本

活字印书法

巾厢本

朱墨本

刻印书籍工价

纸

装订

附　录

附录一　藏书丛话第一册

附录二　翻版牓文

附录三　世界怪物之发明及其进步

附录四　重印《中国雕板源流考》题跋

作者

孙毓修（1871.8.15－1923.1.22），字星如，号留庵，室号小绿天（小渌天），江苏梁溪（今属无锡）人。早岁肄业南菁书院，深谙经史，兼通外语。1907年入职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在馆期间，参与编印《涵芬楼秘笈》《四部丛刊初编》等丛书，撰有《中国雕板源流考》《书目考》《四部丛刊书录》等，于版本目录之学成就斐然；又编辑《童话》《少年杂志》等，于儿童文学和科普创作开风气之先。

整理者

叶新，北京印刷学院新闻出版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近代出版史研究、版权研究、美国出版研究等，业余涉猎季羡林研究、郭嵩焘研究和日记研究等。编著有《近代学人轶事》《美国杂志出版个案研究》《美国名编辑研究》《美国书业观潮》《环游谈荟》《简•奥斯汀在中国》《高梦旦：著述与追忆》《解读清华园日记》《晚清版权文献汇编》等。

郑凌峰，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在读，参与点校整理《张岱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版籍丛录》（西苑出版社）等。

樊颖，艺术学硕士，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曾任西苑出版社编辑，目前正参与多部近代出版史文献的整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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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1.以孙毓修作品为对象，重新审视其学术价值

孙毓修是知名的版本学家，其《中国雕板源流考》是最早的版刻学史专门著作之一，篇幅虽小，但内容广博丰富。此次出版，有助于学界重新认识该书在古籍版本学与中国古代出版史的地位和价值。

2.汇辑整理不同版本，完整呈现文本面貌

本书对《中国雕板源流考》进行全面系统整理，特别是将新见的稿本与连载本收录，通过版本差异展现孙毓修对古籍版本学的独到见解和思考过程。

3.图文并茂，生动展示雕版印刷细节

书前附有数十张精美彩插，均为书中涉及重要古籍版本，是整理者从各大馆藏单位和机构费心搜求而得，力求生动、清晰地展示古籍的刻印细节，为相关研究提供有益参考。

• 作者：文禾斗 发布时间：2023-08-03 18:49:46

  借此可以窥见老式考据著作的生成过程，以及作者学术观点的逐步的损易更张。真没想到商务那薄薄的一册源流考，居然花费了孙氏这么多的心血，也没想到还有这么多的中间文档存世。这种编书的形式确实不错，卷首的彩页书影也很精美。

• 作者：Sulin 发布时间：2020-03-07 20:51:26

  很日本的幻想故事，很温暖

• 作者：十四 发布时间：2024-04-16 22:35:18

  3.5星，打四星鼓励有人整理。

  本书因为没法汇校，而选择汇刊。

  汇刊的内容分别是该书的述略、初稿本、连载本、刊本以及附录。

  述略内容提纲挈领，总述了该书的渊源、各版的异同，以及与《书林清话》稍稍比较。较为仔细看的是初稿本和连载本。刊本与连载本大同小异，故未细看。反倒是附录辑出来的内容很有趣。看到了浙古前几天出的仿真《金石录（十卷本）》的相关内容。

  对于连载本中提到的工价，纸墨等很是有趣，不过也大多是述而少作，内容较少。

  本书做得是比较认真的，前面的插图质量很不错，可以长一些见识。封面材料很亲肤，但是随意一放就很容易黏灰尘，不太理想。

• 作者：交工站姐某脱 发布时间：2023-08-14 22:30:45

  这部《汇刊》以孙毓修“版本八考”的研究计划为依据，重新整理了孙氏著述。八考包括雕镂、款式、纸墨、坊肆、工价、板权、装潢、避讳。由这些题目已可看出，孙氏与同时代仅从收藏、校读的角度关注版印书籍价值的学者不同，似乎已有从技术史和社会史的角度展开研究的意识。《中国雕板源流考》一书是孙氏八考计划的成果之一，《汇刊》将这部著作的刊本、连载本与稿本分别整理，可见著作生成的完整过程。此外，《汇刊》还将孙氏未刊稿中的《藏书丛话》第一册与辑录版权史料的《翻版榜文》整理出来，以见孙氏对于八考计划的持续推进。孙氏《源流考》所获评价一直不高，在今天，其论述已被细化、修正，其材料已被覆盖、扩充，但放在学术史的脉络里细读，又确实有更大的信息量。

• 作者：阅微草堂 发布时间：2012-01-17 15:08:26

  人类最好的书籍，科学哲学：最好的书籍

• 作者：仙林野人 发布时间：2023-12-24 01:02:51

  虽然很像小型资料汇编，但像宋监所刊名数一节很能体现问题意识，对工价的关注也与现代新文化史研究取向不谋而合，如果版本八考都能落实写出来，也许会很精彩，但就现有内容看，更多的应该还是学术史意义了吧。相较内容本身，整理者分别整理初稿本、连载本和刊本这种形式更值得嘉奖，虽然挺符合文本发生（生成）学的旨趣，但就此书费这么大功夫值还是不值呢？

• 孙毓修《中国雕板源流考》述略

  作者：挟书谤王蘑菇酱 发布时间：2023-06-20 20:28:23

  孙毓修（1871.08.15-1923.01.22），字星如，一字恂如，号留庵，室号小渌天（小绿天），江苏梁溪（今属无锡）人。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在职期间，参与《涵芬楼秘笈》、《四部丛刊初编》等影印丛书的编印工作。职务之馀，留心抄录版本目录学文献资料，辑入丛书《小渌天丛钞》（间有孙氏自著在内），并以此为基础纂成《藏书丛话》、《书目考》、《永乐大典辑本考》、《中国雕板源流考》等著作。

  《中国雕板源流考》是最早的版刻学史专门著作之一，就篇幅而言仅是戋戋小册，且以资料辑录为主，间下按断，故有些学者对其评价不高，如王绍曾先生认为：“留庵所著，有《中国雕板源流考》，其书疏琐无统，未能称是。”[1]新中国成立后，叶德辉《书林清话》得以重印，治学者多推崇之。《中国雕板源流考》则长期未重印，自然鲜为学者注意。胡道静先生指出《中国雕板源流考》有两点为《书林清话》所未备，一是关于刻书的工料价值，《书林清话》仅举《至正金陵新志》所记刊刻此书工价的记载，《中国雕板源流考》则列举了四部宋版书的“纸数印造工墨钱”的记载；二是《中国雕板源流考》抄录了《开元杂报》的有关史料，认为其是唐人雕本的物证，此说在其生前身后皆引起争议，但后来为实物所证实，可见孙毓修的眼光敏锐[2]。此外，不同于以时序为经纬的传统论述方式（《书林清话》即其代表），《中国雕板源流考》以书籍刻印主体和版本类型为依归[3]，实则自成体系，已具书籍史之视角，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一、《中国雕板源流考》之版本

  孙毓修著《中国雕板源流考》初版于1918年5月，收入商务印书馆“文艺丛刻乙集”，署名留庵，内容凡十节：雕板之始、官本、家塾本、坊刻本、活字印书法、巾箱本、朱墨本、刻印书籍工价、纸、装订。此版为旧式标点，其辑录资料者以顶格排版，孙毓修按语低二格排版。

  1930年4月，《中国雕板源流考》收入 “国学小丛书”（万有文库本）出版，署名孙毓修，此版为新式标点并加专名线，文本内容与“文艺丛刻”本基本一致，唯将孙毓修按语顶格排版，而将辑录资料改为低二格排版，俨然视其为一本现代学术著作。1933年4月，商务印书馆印行《中国雕板源流考》“国难后第一版”，仍收入“国学小丛书”，版权页署称1918年5月初版，实为重印万有文库本。1964年10月，台湾商务印书馆重印“国学小丛书”，仍收入此本，称台一版。1974年7月，台湾商务印书馆又将此本收入“人人文库”再版。

  1949年以后，《中国雕板源流考》在大陆久未再版。1990年，《出版史料》季刊当年第3、4期连载《中国雕板源流考》，胡道静为之题跋，此连载本未说明底本，从标点来看，当是据万有文库本重排，于辑录文献及孙毓修按语皆不区分格式排版。同年9月，印刷工业出版社刊行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印刷印钞分会编《雕版印刷源流》（《中国印刷史料选辑》之一）收入此著，称系据“文艺丛刻”单行本1924年8月第四版重排，署名孙毓修，改题《中国雕版源流考》，对原书格式稍作调整，以宋体、楷体区分排版，然已颇失原貌。2008年2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将《中国雕板源流考》与陈彬龢、查猛济《中国书史》合刊，从标点风貌来看，当是据“文艺丛刻”本重排，于文字略作订正，撰有简单的校勘记，并配有插图，然于辑录文献及孙毓修按语皆不区分格式排版，大失原本之貌。

  除了正式出版的商务印书馆刊本之外，《中国雕板源流考》还有两个较早的版本，一是未完稿本，收入《小渌天丛钞》，今藏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部；一是刊载于商务印书馆《图书汇报》的连载本。

  复旦大学图书馆藏《小渌天丛钞》第28册书衣署《板本八考》，并以阿拉伯数字标出了此书撰述规划：“1、雕镂，2、款式，3、纸墨，4、坊肆，5、工价，6、板权，7、装潢，8、避讳。”卷端题名“雕板印书考卷一”，内容凡十三节，依次为：雕板之始、五代监本、宋监版本、宋监所刊名数、宋监刊书奏令、辽世版本、金元监雕译本、元兴文署版本、明南北监本、明印宋元版本、明经厂本、清初译本、清武英殿版本[4]。整体框架仍属以年代为先后的传统方式，论述对象大率为“监本”（详后文）。书中称清朝为“国朝”、“本朝”，盖属稿于清季孙毓修初入商务印书馆时，又稿本已言及敦煌石室发现所谓“太平兴国五年翻雕大隋《永陀罗尼本经》”（盖引自罗振玉《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一文，原载于1909年《东方杂志》第10期），则稿本当撰于1909-1911年前后。卷末双行小注：“聚珍本、套板本、巾箱本，别详下卷。”可见孙毓修虽已有根据书籍版本印刷类型分门别类的思想，但似仍最重雕版，而以他种印本为附庸。

  《雕板印书考》内容与《中国雕板源流考》稍异，其行文亦未将引文资料与作者按断加以区分，而是随引随论，夹叙夹议。然其所述要点，实与《中国雕板源流考》大同小异，尤其是“雕板之始”一节，文字全同者近半，且撰稿本时，孙毓修已持中国雕版印刷“肇自隋时，行于唐世，扩于五代，精于宋人”的观点，并已经提出“雕板之事成于隋，实张本于汉”，且论述唐人雕板时已述及《开元杂报》，是前者为后者之初稿殆无疑义[5]。

  与《中国雕板源流考》相比，《雕板印书考》亦稍具长编之性质。如“雕板之始”一节，刊本径谓“世言书籍之有雕板，始自冯道，其实不然”云云，随后引陆深《河汾燕闲录》及罗振玉《敦煌石室书目》，论证雕板始于隋代。稿本则广引叶梦得《过庭录》《石林燕语》、江少虞《皇朝事实类苑》、罗愿《鹤林玉露》（引误，实为罗璧《识遗》）、王明清《挥麈馀话》、宋《国史·艺文志》、朱翌《猗觉寮杂记》等，梳理宋人论雕板源流的三种说法（冯道说、毋昭裔说、唐末说），而后又引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及陆深、罗振玉说论证雕板始于隋代。此后又云：“胡应麟谓隋世既有雕本，唐文皇胡不扩其遗制，广刻诸书，复尽选五品以上子弟入弘文馆钞书？然宋初三馆藏书、本朝《四库全书》，亦皆写录，雕本既行，钞本亦何必尽废耶！”盖因此段文字与雕板源始无涉，是故孙毓修于《中国雕板源流考》中未再提及雕印、抄录并行不废的观点，但这一观点实具慧眼。

  又如稿本于“宋监版本”后单设“宋监所刊名数”、“宋监刊书奏令”两节，其中《宋监所刊名数》依据《玉海·艺文》，参考《麟台故事》、《中兴馆阁录》、《中兴馆阁续录》等，整理出宋代国子监刻书事二十九条。《中国雕板源流考》则但引《玉海·艺文》，举其荦荦大端者而已。至于“宋监刊书奏令”，孙氏似欲藉此窥测国子监刻书典制，或将用于“板本八考”之板权研究亦未可知。但此节与雕板源流无直接关系，故《中国雕板源流考》未录奏令。

  在稿本和刊本之间，还有一个连载本，题作《中国雕版印书源流考》（唯此本作“雕版”不作“雕板”），连载于商务印书馆《图书汇报》第19、21、27、30（以上1913年）、35（1914年）、52（1915年）、58（1916年）、66、70（以上1917年）、77[6]、80（1918年）期。其内容分为十三节：金石刻、雕版、监本、官本书塾本、坊刻本、活字印书法、巾箱本、朱墨本、刻印书籍工价、纸、墨、煤、装订。连载本亦为旧式标点，其辑录资料者以顶格排版，按语低二格排版，与“文艺丛刻”本同。

  连载本前有小序，将《中国雕版印书源流考》的全文论述分为六端：一曰时（历时久），二曰地（刻书地点与刻书主体），三曰式（雕版以外尚有活字、套版等版本类型），四曰价（人工、物料等价格），五曰纸墨，六曰装潢。小序并略加数语，交代撰述缘起，谓雕版印书“此诚古人之伟业，抑亦国史之荣光。而纪载寂寥，专书未辑。徘徊艺圃，良用歉然。觕述此篇，备厥掌故”云云，序末又谓“盖将以扬国辉而觇进步，其诸大雅所乐闻者欤”。不论是稿本《雕板印书考》或是刊本《中国雕板源流考》，孙毓修都持有“我国雕板，托始于隋，而实张本于汉”的观点，而在连载本中，孙毓修更是将此观点推进一步，将“金石刻”作为独立章节，而“金石刻”又从初民时代论起，且言称中国以文字著书当始于《尚书》，而《尚书》之成书早于西历纪元二千五百年云云；又“活字印书法”一节，连载本谓：“活字印书法，西人谓之Movable Type，其法传自中土。今日盛行铅字，制模浇字之法，悉用机器，迥非向时恃一手一足之力者，可与之争胜矣。”一是提出西方铅活字印刷之法来自中国的观点；二是指出中土亦用机器印刷，相较古时更有长足进步。民元以来，民族意识、爱国主义渐次觉醒，孙毓修殆亦有感于此，而于连载本中作如此语。然而铅活字印刷术是否传自中国，并无切实论据，此说未必成立[7]，且今日中土亦用机器印刷云云，与雕版印刷大旨无涉。刊本但谓活字印书法创始于宋初，近年则用机器，非以往手工操作可同日而语，不言中西印刷之对比，持论相对谨慎客观。

  此外，连载本将“监本”与“官本”分离，而将“官本”与“书塾本”列为同一章节。其“监本”一节云：“监中墨简，始于长兴，历朝皆仿其故事。宋朝称监，金称弘文院，辽称秘书监，元称编修所、秘（堂）〔書〕监、兴文署，明称南北监、经厂，清称武英殿、古香斋，其为御府所刻，则一也。”此盖承接《雕板印书考》而来。而“官本书塾本”一节云：“雕版初兴，坊肆未盛。宋元以来，坊肆盛矣。而贾人本射利之心，贻豕亥之误。是不得不官中雕刻，以扶斯文于不敝。故他种营业，鲜闻官与商并立者，有之独印书业也。书塾本亦同此意，故并著之。北宋官刊，莫不字画清朗，体兼颜欧，非麻沙坊本所能及云。”细审此二节，殆孙氏之论监本，欲考其刻书典制；论官本，欲标其精校精刊。然则官司刻书，亦多为秘监颁行，故虽各有侧重，而强分监本、官本两造，终为不宜。刊本《中国雕板源流考》即合监本、官本为“官本”一节，篇幅几占全书之半；“家塾本”一节则仅有寥寥数条而已。

  又有“墨”、“煤”两节，所辑资料颇可观，且偏重实用技术，然此二节小序谓：“宋元人所撰《墨经》《墨史》诸书，皆主于文房所用，而不别言印书之墨，方知古时印书，即用文房之墨，非如近世之别造至劣之墨皮墨胶，以供印书之用者也。”而其所辑史料，大抵偏重文房用墨，揆诸雕版印书实际，恐不甚切题，刊本《中国雕板源流考》不论墨煤，盖由于此。

  连载本小序虽言“为之遐稽收藏之志，亲访珍閟之家，益以史书之文、杂家之记，条分缕悉，述而不作”，然《中国雕版印书源流考》实为述作兼备，例如“雕版”一节言《开元杂报》，则不仅抒发私议，更是论证《开元杂报》为雕印之本，进而推出“则其时刻版印书之风，必已大盛”，并谓柳玭《训序》言坊中雕本仅有字书是“未免所见之不广也”；至刊本中《雕板之始》一节，此等推测及断语皆为删略。又如“活字印书法”，连载本论及兰雪堂华氏、桂坡馆安氏，谓“明世吾乡铜活字本有二”，并谓华氏“有虞山毛氏之风”，“黄荛圃、张金吾诸人亟称道之”云云，至刊本则仅谓“明世无锡铜活字本有二”，至于溢美华氏之辞，则尽数删略，并补充论述吴郡孙凤、五云溪馆、金兰馆、建业张氏诸家。诸如此类改动不一而足。

  总之，刊本相比连载本，于同类史料则精简实例，于论述按断则删繁就简，同时增添相关史料，补写必要论述[8]。刊本《中国雕板源流考》基本落实了孙氏“条分缕悉，述而不作”的撰著大旨，但尽删私人评议，虽更显客观科学，亦觉不无可惜。

  二、

  《中国雕板源流考》之价值

  既名《中国雕板源流考》，读者对此书的关注，必在于雕版印刷的“源流”，且尤重其“源”，而未必重其“流”。《中国雕板源流考》的雕版印刷起于隋代之说确实有误，这一关键错误必然会导致后人对此书评价的降低。孙氏据明陆深《河汾燕闲录》载“隋文帝开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撰[9]，此印书之始”，又据罗振玉《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称有所谓“太平兴国五年翻雕”“大隋《永陀罗尼经》”，罗文所载实为“《大随永陀罗尼经》：上面左有‘施主李知顺’一行，右有‘王文沼雕板’一行，经末有‘太平兴国五年六月雕板毕手记’十三字”[10]，并无“翻雕”字样。又“随”、“隋”古字虽通，然所谓“大随永”者亦出于笔误，当作“大随求”，即随心所求之意[11]，与隋朝固无涉。孙氏误读《河汾燕闲录》，对《敦煌石室书目》之利用亦有强行牵合己意之嫌，其所谓雕版印刷起源隋代说，自不可信。

  雕版起源隋代说并非孙氏首倡，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大致采信陆深《河汾燕闲录》之说；清王士禛《池北偶谈》采陆深说，然《居易录》又以为非；赵翼《陔馀丛考》疑为非；四库馆臣辨其为非；阮葵生《茶馀客话》又以为是；日本岛田翰《雕版渊源考》则既以陆深说为是，又据《颜氏家训》、《玉烛宝典》等书谓六朝已有“墨版”[12]，更是大胆有馀而审细不足[13]。可见明清两代，此事已有诸家争讼而无定论。近人黄节《版籍考》谓：“镂板之兴，自隋开皇间敕废像遗经，悉令雕版，（夹注：据陆子渊《河汾燕闲录》。）此为印书之始。”[14]亦蹈袭前人之误，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一“书有刻板之始”驳正前人所引陆深说云：“然陆氏此语本隋费长房《三宝记》，其文本曰：‘废像遗经，悉令雕撰。’意谓废像则重雕，遗经则重撰耳。”[15]其说可信；其后向达先生撰《唐代刊书考》一文，辨正更详，至今学者引为确论。

  然则瑕不掩瑜，孙著自有其优长，尤其相较于发表稍前之黄节《版籍考》与撰写约略同时而刊行稍晚的叶德辉《书林清话》，《中国雕板源流考》固有其自身特色与价值。

  黄节《版籍考》，分两期刊登于《国粹学报》第47期（1908年11月，光绪三十四年十月）、第49期（1909年1月，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此文将版籍源流分为三期：刊石、镂板、活板（活字）[16]，上期专论刊石，即讨论各朝石经镌刻及其补刻、传拓，虽然石经传拓是文本可复制技术的体现，但黄节的论述重点始终在于正定经文，推崇贞石之存古，鄙薄版印之多误，并不重视刊石与雕版在技术上的联系，所用“版籍”概念也相对含混。相较而言，孙毓修虽主张“我国雕板，托始于隋，而实张本于汉”，但其所重在石刻文献可复制（传拓），“一时车马阗溢，摹搨而归。则有颁诸天下，公诸同好之意，于雕板事已近”，孙毓修虽在连载本中将《金石刻》单独划分作一节，但其引言则谓“金石刻本，似非本文所宜及。然实木刻之先导，不可废也，故首列之”，对版刻的概念已经有了较为清晰的界定。

  《版籍考》下期大体专论镂板，虽然黄节对雕版源始的判断有误，但其广引诸家文献，梳理出自五代冯道始请刻监本至明代南北监刊刻经籍情形，征引史料不如《中国雕板源流考》详赡，然大致脉络已勾勒清晰，孙氏稿本《雕板印书考》篇章结构与《版籍考》下期基本一致，惟引证更丰富，盖写作时曾参考黄氏文。惟黄氏所论仍以正定经文为主，未讨论其馀刻书主体，亦未论及经部以外诸书，且谓：“自隋越唐，仅镂字书、小学、《文选》诸书，而不及经典，亦以为经典者立于学官，传于博士，虑以镂板故至犯异同耳。”[17]虽聊备一说，然终稍嫌迂腐。又黄氏引书多不加考究，如谓“后蜀毌丘俭贫贱时，尝借《文选》于人”云云，不注出处，且毌丘俭是前魏时人，如何得在后蜀？孙毓修稿本《雕板印书考》亦引此事，注出王明清《挥麈馀话》，明其为后蜀毋昭裔事，并加小注云：“汲古阁刊本误作毌丘俭，《经义考》仍之。”又黄节鄙弃活字印刷，《版籍考》论活板仅寥寥数语，且谓历朝活板不兴，盖因“其时读书者犹知郑重一编”，而近世活板盛行，“自今已往，版籍之讹谬，吾不知其纪极也”[18]。孙毓修论活字印刷，引证颇为详备，且所引文献如元代王祯《造活字印书法》及清代金简《武英殿聚珍版程式》等皆颇称活字之善。同是生当机器印书滥觞之世，黄节对新技术的态度显得颇为保守，孙毓修则较为开放，虽然孙著于历代活字印书不如雕版之兴盛未置一词，或系为推崇新技术，以“扬国辉而觇进步”，但孙氏并未因此非议雕版印刷，而仍视其为印刷之正宗。可见孙毓修对待活字印刷的态度，较黄节更为开通。

  叶德辉《书林清话》成书于1912年初[19]，付梓于1919年后，与《中国雕板源流考》撰写和刊行年代大抵相近，盖各自成书而互不相谋。叶著“博考周稽，条分缕晰”，而为“考板本、话遗闻者所当争睹”[20]，其篇幅大小与论题深广自非一册《中国雕板源流考》所能及。但孙著“分量虽较叶德辉《书林清话》为小，然其中有好多资料为《清话》所未及，足见孙先生阅书之富”[21]。胡道静先生曾指出《中国雕板源流考》对宋代刻书工价的记载和对《开元杂报》的论述，即为《书林清话》所未详[22]。柳和城先生亦指出《书林清话》于辽代刻书不置一词，于金代刻书亦仅及平水书坊刻本而已。《中国雕板源流考》据正史纪传考得辽代有官府藏书和设学颁经事，而推测其必有雕本，并引沈括《梦溪笔谈》载“契丹书禁甚严，传入中国者，法皆死”，为辽代版本鲜传于世提供了初步解释；至于金代刻书，《中国雕板源流考》据正史及目录考得“立经籍所于平阳刊行经籍”之平阳即平水，并且指出平水为金元两朝官民雕板之所，官私刻书皆颇发达[23]。此外，《书林清话》对书籍之纸墨装订虽有讨论，然其论纸墨多取材于藏家书录和笔记，不脱赏鉴家习气，论装订则皆讨论书册制度。《中国雕板源流考》讨论纸墨则重视其工艺，援引文献亦不限于书录笔记，而且广采历代各地方志，辑出不同产地的造纸材料与制造工序；至于装订，则所辑材料多来自藏家书录，但是并不上溯早期书册制度，而是仅讨论册子本形成以来的具体装帧形制，较《书林清话》探讨更为具体深入[24]。

  除了采辑资料的多寡和侧重、成书的篇幅和架构以外，《中国雕板源流考》和《书林清话》的差异似更在于各自的问题意识不同，问题意识的不同自然会使一部著作具备其独有的学术价值，而不因其资料之寡、议论之少遂受磨灭。学者自胡道静先生以来，多谓《中国雕板源流考》引用工价资料较《书林清话》更为丰富，实则《中国雕板源流考》所引四部宋版书（《大易粹言》、《汉隽》、《二俊文集》、《小畜集》）的工价资料，皆见于《书林清话》卷六“宋监本许人自印并定价出售”一节，该节另有《嘉泰会稽志》、孔平仲《续世说》两部书之工价，就宋刻本工价资料而言，《书林清话》实较《中国雕板源流考》丰富；元时刻书工价，叶著基于《至正金陵新志》记载推算，未必为确，孙著引延祐重刻宝祐本《通鉴纪事本末》所载赎买藏板价格，不能准确反映工价；明代刻书工价，两书所引史料不同，惟皆得出明时刻书工价甚廉之结论。然而问题意识的不同，可以反映在对同一材料的引用截取上。叶德辉引用宋代刻书工价，是为了揭示“宋时刻印工价之廉，而士大夫便益学者之心，信非俗吏所能企及矣”[25]，与孙毓修的以工价为本位不同，因此在引用象山县学刻本《汉隽》的工价资料时，孙毓修仅引其价格记载，叶德辉则另引出“善本锓木，储之县庠，且藉工墨盈馀，为养士之助”一句，盖有表章宋代文教之微意于其间；至于引述《大易粹言》之工价，叶德辉仅具其价格与用料，孙毓修则多引“杭州路教授李清孙校勘无差”一句，虽与工价并无直接关系，然而明确校勘责任所属，盖与其“板本八考”计划尤其是板权研究略有关联。明代刻书工价一节，两书皆以为甚廉，但孙毓修引用资料，仅谓明代刻书价廉，清代刻书工价相比明时已然翻倍；叶德辉同样得出清代工价已较明代倍增的结论，但他进一步指出明代刻书“价虽廉，而讹谬不可收拾矣”，仍以一书之版本价值为重，至于刻书工价之廉，恐怕更多地是叶氏批判明代刻本率多粗疏的论据。

  黄节、叶德辉两著，前者有开创之功，后者有精详之誉，但其所重皆在版本价值之优劣，如黄节不惜笔墨论述石经，于活字仅著数语；叶德辉全书多有价值判断，其辞不乏赏鉴家习气。孙毓修更重“版刻学”而非“版本学”，对工艺、工序、工料之情形引述不厌其详，而对于文本之精校、书版之精刊与否，仅约略及之而似不以为意。

  后来学者，已较孙毓修所见更为深广，如向达先生《唐代刊书考》所引雕版印刷资料，即较《中国雕板源流考》更丰。向先生论唐代刊书之先导，谓“中国印刷术之起源，与佛教有密切之关系”[26]，所引佛教印书及私印历书之文献皆为孙著所未及，然其结论亦大致与孙著相同。此外，向先生发现唐代刊书渐次流行的时代大率在唐懿宗咸通年间前后，“是刊书之事，当自此始渐为士大夫所注意，因而形诸记述”[27]，称为中国刊书史上之咸通时代，并举十条文献记载以实之[28]。孙毓修《中国雕板源流考》已征引其中六条，惜未进而推出“咸通时代”。孙氏阅书诚已甚富，惟向先生于见闻广博以外更兼颖悟过人，故其所论多更确凿。

  张元济撰《宝礼堂宋本书录序》，实亦一篇中国书史简述。该文谓雕版印刷“昉于晚唐，沿及五代，至南北宋而极盛”[29]，虽谓雕版印书起于晚唐似稍晚，然已纠正孙毓修的起于隋代之说。张元济并谓其工事之美善，可得而言者有四：一曰写本，二曰开版，三曰印刷，四曰装潢，其所引史料与《中国雕板源流考》重合与相异者各半，其叙述框架“顺序几乎与孙著相仿，只是更加精粹”，“表明张元济撰写此序文时，极可能参考过孙毓修的书”[30]。张元济《序》论述“开版”时，谓“岳珂《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31]自言家塾所藏有天福铜版本，后有人得韩文‘《易》奇而法，《诗》正而葩，《春秋》谨严，《左氏》浮夸’十六字铜笵者，蔡澄、张廷济均谓是宋太宗初年颁行天下刻书之式。然今所传铜板印本，仅为有明建业张氏、锡山安氏及华氏会通馆、兰雪堂所制，而宋本已无一存”，“传于今者，厥惟木版。刊印之便，宜莫如木，若梨若枣，取用尤繁，故当时所称曰锓板，曰锓梓，曰绣梓，曰刻板，曰镂板，曰雕造，曰模刻，曰板行，无不与木为缘。揆其功能，实远出笵金合土之上”[32]，而孙毓修于连载本《中国雕版印书源流考》中谓“隋唐版片，用金用木，今不可考矣。岳珂《九经三传沿革例》有天福铜版本。宋时监本，皆用枣木，麻沙本皆用榕木。近时刻版，精者用枣，劣者用梨、用杨。刻图有用黄杨者，工费最巨。用铜锡铅泥者，则惟活字版有之”，两人皆引用《九经三传沿革例》所载天福铜版本论述早期版刻或以金属为之的可能性。玩味张元济《序》，虽言有韩文铜笵，然意未必即有铜版，恐怕张元济对“天福铜版本”之说亦未尽信[33]。而孙毓修于刊本《中国雕板源流考》中删去“天福铜版本”相关论述，是否与张元济之意见有关，抑或已得见叶德辉《书林清话》而改从其说，如今亦无从考证。但从《宝礼堂宋本书录序》的论述来看，张元济对孙毓修的观点，似既有参考亦有补正，从中亦可悬揣蠡测二人交谊之一斑。

  三、

  孙毓修的“板本八考”研究

  前文已述及孙毓修有“板本八考”的撰述计划，而《中国雕板源流考》仅仅完成其中五项（雕镂、纸墨、坊肆、工价、装潢），至于款式、板权、避讳三项，《中国雕板源流考》基本未加论述。然而孙毓修一直有综合性的“板本”研究的问题意识，考察孙氏部分著述或资料辑录之稿本，亦可窥“板本八考”之涯略。

  按孙毓修另有《藏书丛话》稿本四册，今藏上海图书馆，其中第一册书衣题“藏书丛话（乙卯旧重阳 第一次稿本 留庵）”。第二册书衣题“藏书丛话目录”，并注“予欲辑此久矣，人事因循，疾病时作，至今未成，后必勉为之。丙辰夏正十二月廿七日午后，星如”。第三册书衣题“书目叙跋 贞册”，不题年月，按“元亨利贞”，“贞册”当在第四册，此疑有误。第四册书衣题“目录学录 丙辰八月”。则此稿始撰于1915—1916年，随后不断增补。其中第一册书衣于书名以外，尚写有此本分类目录，凡三十一章[34]，而据本册各页版心，则此书仅完二十一章：雕造、佞宋、款式、纸墨、仿梓、搜访、偏嗜、传录、假借、校雠、藏印、真赏、闺阁、聚散、目录、装潢、明本、木记、字体、工价、活本。第二册以下则未加分类。此书原意盖是对各家书录、书跋内容分类辑订，可惜仅完成第一册，馀下三册则仅存未分类之长编[35]，第一册中也夹有大量片纸散页，皆为资料摘录，率多凌乱不能董理。

  今就此稿第一册言之。既名《藏书丛话》，其所侧重，自与藏书关联较大，从上述章节名称已可见之。其中颇有独具只眼者，如“搜访”一节摘引华谷里民（张文虎）《湖楼校书记》所载文澜阁之借书制度和藏书排架等情况，因其撰于文澜阁劫火之前，故叙述详备可信，有裨征实，且可补充《文澜阁志》之缺略，益见其书价值独特。又“假借”一节讨论俗语“借书一痴，还书一痴”之“痴”字何解，其实宋人王楙《野客丛书》、张世南《游宦纪闻》已详论之，宋元以来笔记类书多限于剪裁此二书之说而已，乃至民国初年颠公（雷瑨）《嬾窝笔记》“借书还书”条（扫叶山房《文艺杂志》第6期）仍不脱此中范围[36]，孙毓修则摘引元人吾丘衍《闲居录》、明人王肯堂《郁冈斋笔麈》之说，虽详备程度不及王、张二家，然立说颇有新人耳目之处。

  至于此书内容关涉“板本八考”者，例如“雕造”一节，则可作《中国雕板源流考》资料所未及者之补充，如《中国雕板源流考》“官本”一节，侧重经史之刊刻，以及国监刻书之体制，尤以赵宋一代资料最为详赡；《藏书丛话》所辑宋代刻书资料则有钱佃《荀子考异》所载《荀子》有“元丰国子监刻者”，知宋国子监不仅刊刻经史，亦刊刻他书。又有《齐东野语》所载沈与（字偕君）“既而擢第，尽买国子监书以归”事，可见国子监刻书亦对外售卖，且此条或可见国子监书亦一定程度上为时人所爱重，而《中国雕板源流考》有“顾李易安仓皇避寇，而先弃书之监本者，（夹注：见《金石录序》。）似旧监本不为当时所重”，两条材料或可互为参证[37]。除“雕造”以外，其“纸墨”、“装潢”、“工价”诸节辑录的材料，亦有可为《中国雕板源流考》补正者，此不赘引。

  此外，《藏书丛话》有“款式”一节，下分为行格、正文小字、标目、板心、分卷五部分，虽资料并不丰赡，但亦面面俱到，可作“板本八考”研究之成果。此外并有“木记”、“字体”等章节，惜抄辑较少，似亦属未完之稿。

  孙毓修另有《翻版牓文》稿本一册，今藏上海图书馆，为孙氏抄录各书刊刻所撰序跋、牌记，就中多声明版权所属，部分序跋还提及已申官司付榜文，禁止擅自翻刻云云。此即“板本八考”之“板权”研究，仍较为单一且原始[38]。孙氏对版权的兴趣，可能来自其作为编辑的本职工作，也可能是受《大清著作权律》出台的影响。

  书内夹附“元板《四书拂镜尘》”打字件一纸，并墨笔书：“孙星如先生：弟元济手上。8/9/9。”为商务印书馆用笺[39]。乐怡女史据此笺推定此稿辑成于民国八年（1919）前后[40]。此说信然，且另有旁证，此稿根据江南图书馆藏清康熙年间崇道堂刻《五经》本《礼记》录出卷首《抄录邸报》及《朱氏经书启》，这两篇文字文博义丰，且为近年研究中国古代版权问题诸学者未曾论及，允为该稿本中最有价值者。孙毓修曾于1919年7月至8月间，为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选取底本事，前往江南图书馆访书[41]，得见崇道堂本《礼记》，当于此年无疑。另《翻版牓文》有明万历刊本《七经图》相关资料，该书著录于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钱塘丁氏旧藏多归江南图书馆，孙氏获睹此书当亦在此年。

  《翻版牓文》辑录的序跋及榜文，其版权保护仍是诉诸官府，如宋元本序跋不论内容长短，要不外乎“已申上司，不许覆版”（宋本《东都事略》目录后）而已。所录明本《周易经传》附牒文，则是官方牒文规定坊刻四书五经，须严格按照官府颁行之本照样翻刻，并由官学组织师生校对无误后，方准印售。录清代经籍刊行序跋及牒文亦然，惟录张潮《昭代丛书丙集·例言》言及清代福建翻版猖獗，而私家刻书者难以支持身赴福建打官司的成本（据此，古代版权官司似是属地管辖？），故提请“今八闽当道诸先生，凡遇此等流，力为追劈伪板，究拟如法”，虽然显得有些一厢情愿，但也是本稿中有趣味的文字。

  《翻版牓文》虽重在抄录榜文，但亦辑录其馀形式的版权标志，例如明万历刊本《七经图》，其卷前叶有古玉花纹，并木记云：“绵纸双印，恐有赝本，用故双琱玉为记。”孙氏除抄录其文字外，另夹附卷前叶（似是影印件）一张，读者观之可一目了然。只可惜此稿篇幅仅有数页，且孙毓修只限于抄录史料，而未加按断或评议。如天假孙氏以长年，或可完成“板本八考”及其他未竟之著述计划（如《书目考》等），使后来者得以快读其书而想见其人之博雅。

  四、

  关于本书整理的几点说明

  此次整理孙毓修作品，旨在呈现《中国雕板源流考》前后各版的文本面貌。由于初稿本、连载本和刊本不仅题名不同，行文亦多有歧异，难以通过汇校形式合为一编，故将此三本分别整理汇刊。初稿本《雕板印书考》据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部藏《小渌天丛钞》第28册整理。原稿卷端题作“雕板印书考卷一”，末有“别详下卷”句，盖为未完稿，今一仍其旧，不作改动。连载本《中国雕版印书源流考》据商务印书馆《图书汇报》第19、21、27、30（以上1913年）、35（1914年）、52（1915年）、58（1916年）、66、70（以上1917年）、80（1918年）各期整理。第77期虽经多方寻访，迄今仍未获见，故本次整理只好付诸阙如。刊本《中国雕板源流考》以商务印书馆1918年5月“文艺丛刻乙集”本为底本整理，参考1930年4月“国学小丛书”本改正标点。上海图书馆藏《藏书丛话》稿本，为孙毓修“板本八考”研究的重要成果。其中第一册已经分类辑订，今据以整理，并题作“藏书丛话第一册”，作为本书附录一。第一册中夹有大量散页，凡经孙毓修注明补入某门类下者，径行迻录，不再说明；其馀片纸只字，多为其他著述之草稿，故不再收录。第二、三、四册则未经分类条理，今如率尔操觚，惟恐治丝益棼，故此次整理暂付阙如。上海图书馆藏《翻版牓文》稿本，亦可为“板本八考”研究提供重要参考，今据以整理，作为本书附录二。孙毓修除了负责商务印书馆古籍整理编印工作外，亦担任《少年》杂志主编（1911-1914）。《少年》杂志1911年第9期刊有介绍书籍印刷术的《世界怪物之发明及其进步》一文，无署名，当出自编者（即孙毓修）手笔。今据原刊录入，作为本书附录三。宋原放、赵家璧主编《出版史料》季刊于1990年第3、4期连载《中国雕板源流考》。胡道静为作《重印〈中国雕板源流考〉题跋》，载于第4期。鉴于该篇题跋颇有参考价值，今据原刊录入，作为本书附录四。又，孙氏著述率多抄纂，虽博集群书，然其间笔误难免；付梓之后，又多见手民之误。本次整理为其核查出处，订正讹误。凡衍文与误字以“（ ）”标出，拟增及改正字以“〔 〕”标出，以清眉目。一些难以径改的技术性错误，则酌情出脚注说明。至于其因仍罗振玉《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误作“大隋《永陀罗尼本经》”，或沿袭黎庶昌观点以为日本神宫文库藏南北朝刊本《尔雅》源出后唐刊蜀大字本[42]，或沿袭旧说误以岳珂为《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之作者，或误读古书等，皆一仍其旧，不再注明。限于编者学识，本书整理难免仍有疏失，尚祈读者方家指正。

  注释

  [1] 王绍曾：《小绿天善本书辑录》，《目录版本校勘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1月版，页125。

  [2] 胡道静：《重印〈中国雕板源流考〉题跋》，见《出版史料》1990年第4期，页104。按《书林清话》所引刻书工价史料不限于元代（详见下文）。另，《开元杂报》之性质与印刷方式学界争议较多。方汉奇、李致忠采信无疑（方汉奇：《中国最早的印刷报纸》，见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印刷印钞分会编：《雕版印刷源流》，印刷工业出版社1990年9月版，页330-331；李致忠：《历代刻书考述》，巴蜀书社1990年4月版，页8）。张秀民据《孙可之文集》及仿印本实物怀疑其未必为印本（张秀民著，韩琦增订：《中国印刷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10月版，页27-28），黄永年则据仿印本文本内容论证其为伪作（黄永年：《古籍版本学》，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年6月版，页42），当是。

  [3] 乐怡：《孙毓修版本目录学著述研究》，复旦大学2011年博士学位论文，页100-101。

  [4] 原有“唐人版本”一节，复删改并入“雕板之始”一节中。

  [5] 乐怡：《孙毓修版本目录学著述研究》，页99。

  [6] 虽经多方寻访，迄今未见此期，本次整理只好付诸阙如。

  [7] 一般认为中国的造纸术无疑对欧洲印刷术的产生有推动作用，但是迄无证据表明中国的胶泥活字、木活字乃至金属活字对欧洲的活字印刷有任何直接影响。参见卡特：《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吴泽炎译，商务印书馆1957年12月版，页203-206；费夫贺（吕西安·费弗尔）、马尔坦：《印刷书的诞生》，李鸿志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版，页48。

  [8] 柳和城：《孙毓修评传》，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10月版，页190-194。柳著所举两版差异之例颇详备，本文不具引。

  [9] 稿本引作“雕撰”（清王士禛《居易录》引同），连载本引作“雕版”（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清王士禛《池北偶谈》引同），刊本则引作“雕造”（《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少室山房笔丛》提要引同）。

  [10] 罗振玉：《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原载于《东方杂志》1909年第10期，页45。

  [11] 丁福保《佛学大辞典》“随求陀罗尼”条：“随求者，随众生之求愿而成就之意，由陀罗尼之效验而名之者。”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1月版，页2693。

  [12] [日]岛田翰：《古文旧书考》，杜泽逊、王晓娟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10月版，页153-154。

  [13] 俞樾已驳其误，载岛田翰《访馀录·春在堂笔谈》，《古文旧书考》，页424。

  [14] 黄节：《版籍考》（续四十七期），《国粹学报》1909年总第49期，美术篇页1a。

  [15] 叶德辉：《书林清话》，李庆西标校，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版，页22。

  [16] 黄节：《版籍考》（未完），《国粹学报》1908年总第47期，美术篇页1a。

  [17] 黄节：《版籍考》（续四十七期），《国粹学报》1909年总第49期，美术篇页1a。

  [18] 黄节：《版籍考》（续四十七期），《国粹学报》1909年总第49期，美术篇页4b。

  [19] 叶德辉《自序》末署“宣统辛亥岁除”，即1912年2月17日，时清帝已逊位。

  [20] 叶启崟：《书林清话跋》，见《书林清话》，页254。

  [21] 胡道静：《孙毓修的古籍出版工作和版本目录学著作》，原载于《出版史料》1989年第3-4期，页81。

  [22] 胡道静：《重印〈中国雕板源流考〉题跋》。前文备引，此不赘。又按，戈公振对孙毓修《开元杂报》为唐人雕本说颇信，见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9月版，页27-28；至论邸报用活字之始，则全采孙毓修说，见《中国报学史》，页32-33。

  [23] 柳和城：《孙毓修评传》，页178。

  [24] 柳和城：《孙毓修评传》，页180-181。

  [25] 叶德辉：《书林清话》，页127。

  [26] 向达：《唐代刊书考》，《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商务印书馆2015年12月版，页136。

  [27] 向达：《唐代刊书考》，《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页140。

  [28] 日本僧宗叡《新书写请来法门等目录》、范摅《云溪友议》、司空图《一鸣集》、王谠《唐语林》、柳玭《训序》、叶梦得《石林燕语》、无名氏《爱日斋丛钞》、唐《国史志》、朱益（朱翌）《猗觉寮杂记》。

  [29] 张元济：《序》，见潘宗周藏、张元济撰：《宝礼堂宋本书录》，程远芬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7月版，页1。

  [30] 柳和城：《孙毓修评传》，页194。

  [31] 按张政烺《读〈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已论证此文并非岳珂所撰，相台岳氏本实翻刻自世䌽堂廖氏本，见《张政烺文史论集》，中华书局2004年4月版，页166-188。本书《藏书丛话》“木记”一节亦可提供论据。

  [32] 张元济：《序》，见《宝礼堂宋本书录》，页3。

  [33] 按叶德辉《书林清话》卷十“张廷济蜀铜书笵不可据”一节则直指所谓韩文铜笵之说不可信，页232-233。

  [34] 雕镂、活版、佞宋、元明、款式、避讳、字体、纸墨、装潢、板权、工价、坊肆、贩鬻、鉴别、搜访、印记、传写、假借、校雠、目录、聚散、闺阁、偏嗜、返忆、仿刻、丛书、残阙、进献、禁书、释道、题跋。

  [35] 乐怡：《孙毓修版本目录学著述研究》，页119-120。

  [36] 范景中《“借书还书”与抄书——兼谈〈此君轩漫笔〉》（《藏书家》第2辑，齐鲁书社2000年6月版，页115-120）一文指出雷瑨此条基本照录李心衡《此君轩漫笔》卷一“借书还书众说”，以李心衡的“绝佳文字”因其书“难得一见”而被雷瑨“抄抄无妨”甚有不平。实则李氏亦仍不过剪裁《野客丛书》、《游宦纪闻》二书而已。

  [37] 按《金石录后序》所载李清照依次舍弃之藏品为“书之重大印本者”、“画之多幅者”、“古器之无款识者”、“书之监本者”、“画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似正可说明监本恰为李氏所重，详参李开升：《古籍之为文物——明代出现的新型藏书家》，《古籍之为文物》，中华书局2019年12月版，页8-9。

  [38] 较为全面的中国古代版权研究，可参考何朝晖：《试论中国古代雕版印刷版权形态的基本特征》，《图书与情报》2008年第3期，页113-118、125。

  [39] 参见《张元济全集》第10卷，商务印书馆2010年11月版，页392。

  [40] 乐怡：《孙毓修版本目录学著述研究》，页126。

  [41] 胡道静：《孙毓修的古籍出版工作和版本目录学著作》，《出版史料》1989年第3-4期，页79。上海图书馆藏有孙毓修稿本日记《江南阅书记》，载访书事甚详。

  [42]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二十一《覆五代刊本尔雅跋》辨之甚详，参见《王国维遗书》第2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7月版，页451-454。

• 很不错的一本书

  作者：yafeibin 发布时间：2012-12-18 22:02:13

  这本书，算是我看的第一本完整的C#书籍！主要是因为这本书中有很多图形，让我觉得一看就能明白，这种方式真的太棒了。另外，里面会经常出现IL代码，也可以帮助理解！ 据说，CLR via C#，不错，准备读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