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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是東亞漢籍研究叢刊中的一種，是日本學者倉石武四郎文獻整理方面的代表作。本書用一種全新的眼光去審視賈公彥的《儀禮疏》，他沒有努力去尋求一個最初的《儀禮》文本，沒有對《儀禮》和賈公彥的觀點判斷是非，而是踏踏實實從《儀禮疏》的文本本身出發，去尋求賈公彥注解的內在邏輯，去探索《儀禮疏》之所以成為《儀禮疏》的原因。本書不僅僅是一部《儀禮》研究方面的著作，也能給當代文獻學研究提供一種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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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石武四郎是国立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日中学院院长，东方学会评议员，中国语学研究会理事长，勋二等、瑞宝章获得者，日本朝日文化奖获得者，中国语学文学研究家，终生致力于中国文化的研究、传播和汉语教学研究及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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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本書是東亞漢籍研究叢刊中的一種，是日本學者倉石武四郎文獻整理方面的代表作。本書用一種全新的眼光去審視賈公彥的《儀禮疏》，他沒有努力去尋求一個最初的《儀禮》文本，沒有對《儀禮》和賈公彥的觀點判斷是非，而是踏踏實實從《儀禮疏》的文本本身出發，去尋求賈公彥注解的內在邏輯，去探索《儀禮疏》之所以成為《儀禮疏》的原因。本書不僅僅是一部《儀禮》研究方面的著作，也能給當代文獻學研究提供一種新的思路。

• 作者：羊牧东岭 发布时间：2022-03-11 23:29:51

  普通的考古科普书。

• 作者：自己玩过吗 发布时间：2020-01-31 18:47:34

  感冒也是病毒引起的，而且是很多种病毒，但是能自愈。最好的办法是洗手，洗手，洗手，避免手接触自己脸部

• 作者： 发布时间：2019-12-24 17:10:14

  第一次看到这本书是在某收银台排队等结账的时候，随手翻了翻，还挺有意思。后面在图书馆看到借回来读完了，这么说吧，除了最后一个篇章那啥性质太浓厚太吹捧外，前面的都挺值得一读。我还挺喜欢这种充满生活气息的回忆书。

• 作者：豆友46369297 发布时间：2019-11-16 22:51:17

  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

• 作者：咖啡与特价汉堡 发布时间：2013-01-01 16:35:56

  kindle版的少了

• 作者：Kylie 发布时间：2019-09-27 16:20:25

  6 很全面 可以有宏观的了解和认识 同时不够深入 整体阅读感很好

• 中国式失衡家庭模式该如何调节？

  作者：彭彭读人物 发布时间：2021-04-23 12:22:11

  在之前的热播剧《小欢喜》中，有一段情节，被网友们评价为“扼住喉咙般的窒息”：英子被父母逼迫无路时，打算跳海，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

  妈妈宋倩在这个时候，却还在追问孩子“为什么非要上南大？”英子一边哭，最后吼出那一句“我就是想要逃离你！”母女俩才彻底地伤了彼此的心。

  类似宋倩这样的妈妈生活中有很多。她们习惯于打着为你好的旗号，将孩子的一切都掌控于手中，不给孩子单独的生活成长空间，最后孩子只好极端的反抗强势的母亲。

  处于青春期的詹森就以离家出走的方式来反抗母亲沙伦的管教。爱伦别无他法走进了尼科尔斯医生家庭治疗室。这是《消失的父亲、焦虑的母亲和是失控孩子》一书中发生的故事。

  干预过多的母亲、置身事外的父亲、桀警不驯的儿子、郁郁寡欢的女儿、“积怨深重”的手足、充满隔圈的夫妻、彼此嫌弃的亲家……尼克尔斯医生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幅生动的家庭生活图景。

  尼科尔斯医生现任威廉玛丽学院心理学系教授，师从结构派家庭治疗开山鼻祖萨尔瓦多·米纽庆和系统家庭理论的奠基人默里·鲍恩。尼科尔斯博士是家庭治疗领域知名的心理学教授，也是一流的家庭心理治疗师，拥有40多年的教学、从业经验。

  作者以生动的语言和娴熟的叙述手法，对家庭生活的各个发展阶段进行了呈现，包括恋爱、结婚、生子、养育子女、子女离家独立生活、子女回家寄居、出轨、分居、离婚、再婚，等等。此外，对于家庭中不同关系类型（夫妻关系、父母关系、同胞关系、姻亲关系、子亲关系）对家庭成员的影响，作者也在全书以单独的章节逐个呈现。

  人是家庭的产物，在家庭治疗师的眼中，家庭并非简单的合集，而是复杂的社会单元，是一个有机的功能系统，家庭个体都需要维护平衡，而一旦失衡，家庭内的个体深受发展。

  1、失衡的家庭模式

  强势的母亲+消失的父亲=失控的孩子，在国内，这种家庭组合模式很常见，这也是一种失衡的家庭模式，在书中也称为家庭功能失调。在这种模式下的家庭往往不够和谐，尤其是孩子，我们更多的给予熊孩子这个代称，可见他们在成长过程中收到很大的负面影响。

  《小欢喜》的姐妹篇《小舍得》正在播出，剧中外公南建龙，赵娜，蔡英菊三位长辈的感情纠葛影响了整个大家庭，亲生女儿南俪与继女田雨岚各种风起云涌，而各自的孩子却因为各种巧合而争资源。

  田雨岚将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儿子子悠的学习上，他的好成绩就是自己成功的脸面。看到她就仿佛看到满屏无处安放的焦虑，而子悠的父亲颜鹏俨然消失了。

  子悠心中不满，将指甲盖周围抠出血，孩子是痛苦的、排斥的，用自残行为来宣泄，爸爸没有看见；田雨岚不开心，他乐意哄着宠着开导却忽视了子悠的郁郁寡欢；除了玩游戏，当甩手掌柜答应子悠的事情也做不到，可见这个父亲是不称职的。

  书中告诉我们：有的时候父亲置身事外是主观条件影响的，太忙于工作或不在身边；而客观上却是被动的置身事外，因为母亲的强势与干预过多，父亲就觉得没有参与的必要，渐渐地退出了自己在家庭体系中的位置。

  到目前为止，子悠虽然还没有出现更大的反抗，但是我们却可以深深的感受到一种无力感和郁闷感，这些感受将陪伴他整个成长阶段，不所谓是痛苦的。

  2、改变家庭基本运行模式

  书中告诉我们家庭结构决定了家庭的互动模式。在萨拉萨尔一家中，沙伦与詹森亲密并疏远斯图特尔，这样他们三人就受制于一个固定的三角结构。

  沙伦并没有意识到她与詹森的关系具有纠缠的的特点。作为母亲与儿子，他们相互关注限制了每个人对其他关系的参与度，导致父亲斯图尔特被疏远，慢慢的就会形成一种疏远的亲子关系：给孩子提供足够的衣食住行，却不关注他们的精神和心理状态，和孩子的日常互动、交流也往往显得不足。

  对孩子来说，他们唯一的情感来源就是父母（长大后逐渐从朋友和恋人等身上建立情感联系）。儿童在早期两种基本的需要：安全需要和满足需要，这两种需要的满足完全依赖于父母。当父母用下列方式来对待儿童时，儿童就会产生焦虑。

  在这些情况下，孩子还会对父母产生一种生理的“敌意”，但由于孩子本身力量渺小，生存还必须得依赖父母，所以又得压抑这股敌意。这种压抑的直接结果，就可能导致儿童把敌意投向整个世界和整个社会，使儿童认为世间的一切任何事物对他们来说都充满了危险。

  改善家庭关系最有效的方式是改变其基本运行模式，而不是在旧模式下修修补补。那么针对萨拉萨尔的这种情况，治疗师给出的建议是：沙伦要注意到自己与儿子的纠缠关系，在互动上改变模式。

  为了让斯图尔特承担更多的家长责任，他有可能从赞森那边抽身出来，放弃控制权，寻求伴侣的帮助，或接口无法完成每件事让对方参与进来。

  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可以效仿一下。承担养育责任的母亲放弃唠叨和抱怨，以求助的心态寻求丈夫的帮助，让其参与到养育孩子的具体活动中，可以从给孩子换尿不湿开始，到陪孩子玩耍，讲故事，让爸爸在参与这些活动中体验成就感和获得感，将固定的三角关系趋于平衡，已维护家庭的平稳运行。

  很多二胎妈妈会觉得更幸福，很大程度上是二胎后，爸爸更主动地去承担，参与分解孩子与母亲的纠葛关系，打破单向偏重，让家庭关系平衡。

  本书中还给与了许多指导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家庭关系，例如：

  爱情固然甜蜜，但在约会中释放出来的警示信号，要引起重视，否则步入婚姻之后悔之已晚；与姻亲家庭保持应有的距离，设立边界，才是经营小家庭的万全之策；聪明的父母会为孩子制定好家庭内部规则并给出理由，以明确让他们遵守；不要去尝试制定无法执行的规则，那样只会使父母既有的权威地位受损；一个和谐的家庭并不是一个没有矛盾的家庭，而是当矛盾出现时，每个家庭成员知道如何解决矛盾的家庭。

  我们通过一位家庭治疗师的视角，了解他与萨拉萨尔一家的合作经历，探索这一家人的家庭关系在不同阶段的演化——从恋爱一直到孩子们开始独立生活。这份独特的案例研究笔记为我们提供了极具深度的第一手资料，展示了每个家庭成员的心路历程，作者将具体方法融于这些章节故事中，给了我们找到揭开家庭问题答案的钥匙，实现家庭幸福美满。

• 【轉】倉石武四郎博士略歷（增訂版）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19-02-22 19:44:56

  【哲夫成城案】本文轉錄自《倉石武四郎講義·本邦における支那学の発達》〈前言〉之「《東洋學の系譜》（第2集）（江上波夫編、1994.09、大修館書店）所收，據〈倉石武四郎〉（詞條作者：戸川芳郎）所轉錄」之一部。

  底下所述的略歷，在結構上採取以頼惟勤的論述為主（頼惟勤，《中国の名著》，勁草書房），戶川芳郎的補注為輔的形式。

  在此基础上本人又依据荣新江《仓石武四郎日记中的陈寅恪》、朱玉麒《仓石武四郎：留学北师大第一人》（《中华渎书报》，2001年12月19日第9版）、以及选自谭皓《近代日本对华官派留学史（1871~193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的《民国年间日本在华留学生的读书剪影》一文略作补充。

  下文中出現"★"者，表示此為賴氏一文中，戶川氏所作的補注。

  

  仓石武四郎（资料来源：日中学院倉石武四郎先生遺稿集編集委員会編『中国へかける橋』、亜紀書房、1977年。本图片由日本日中学院授权使用）

  一、家庭出身与早年学习历程

  【頼】仓石武四郎博士，明治三十年（1897）9月21日出生于新泻县高田市（〔★今上越市〕）。仓石氏向为高田地方的文化世家，祖上屡出精通汉学的名家，先祖侗窝先生（讳典太）曾就学于安积艮斋（あさかごんさい），而后执教于高国藩校。仓石博士之父、仓石昌吉曾于庆应义塾受教于福泽谕吉，后返乡从商，惜逝于昭和五年（1930）。仓石博士之母名讳みか刀自，嗜好国文学，善作和歌，逝于昭和三十年（1955）。兄弟共有十三人，四人早逝，仓石博士排行第七，为家中四男。

  【戶川】長兄太郎為東芝タンガロイ公司會長，第三兄文三郎為高田市副市長。弟五郎久在成蹊大學教以獨語（教習德語），兼任樂隊指揮。女弟カウ嫁與鄉黨同門之酒學者坂口謹一郎。又弟六郎為福岡氣象臺長，娶同鄉先學關野貞之女。季弟治七郎為日本生命公司董事。

  【頼】仓石博士8岁时进入高田第二寻常小学，14岁升学至（★新潟縣立）高田中学，大正四年高中毕业后，考中第一高等学校一部乙类。中学时，仓石博士便已爱好和汉的古典文学，于一高学习时确立了日后研究中国文学的志向，大正七年入学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之后，便以支那文学为专攻，毕业论文题为《恒性管窥》。大正十年〔★一九二一〕春，仓石博士开始为期一个月的毕业旅行，游历了烟台、上海、苏州、南京、镇江、扬州、杭州、绍兴、宁波，翌年，转至京都帝国大学大学院学习，获得特选给费生的资格，兼任文学部副手，主要受教于狩野（★かの）直喜博士，并在新城（★しんじょう）新藏博士的指导下，开始搜集中国古代天文史料。

  【戶川】倉石博士在一高就讀時，其德語朗讀備受岩元禎稱讚，後遂專心研習語音節奏，又與三木清、瀧川政次郎等人共學漢籍。進東大後，師事鹽谷温，其學士論文，以古漢語論述天體分野說與古占星術，時人皆奇之。倉石博士既修歐美語言之音讀解讀法，頗疑於中國古典之訓讀解讀法，故求教於服部宇之吉首席教授，然意猶不滿。時青木正兒等編《支那學》紹介"文學革命"，此進取之風大興倉石之志氣，後日倉石訪問狩野教授，表達轉進京大之願，獲許。

  夫漢學（支那學）與中國學、東洋史與東洋學（東方學），此二系統學問之兩立，為近代日本學術特色，亦有似於現今在國際化進程中被迫自我調適的日本學。

  明治開化後，日本政府鑒於歐美列強之文明基準，採取擴張進攻之國家政治戰爭策略，因而後者(即東洋學、東洋史、東方學系統)亦沿著相對化之研究進路、將中國在內之東亞作為學術批判的對象；前者(即漢學、支那學、中國學系統)與此相反，不肯盲從歐美文明，寧欲構築由日本本位出發之日本化道義(亦即東洋倫理)，教育界亦較從前者。然二系統學問均在甲午、日俄二戰之後，共同轉為注重國家利益之明確學術傾向與基礎點。

  後者可以東京大學、京都大學東西兩大學之東洋史學趨勢為代表；前者則可窺見於與東大漢學系與高等師範學校漢文科相關之屢經變遷之教學活動。

  此間別有以狩野直喜(時人稱為"支那狂")等學者為中心之支那學，於京大文科中漸成聲勢。狩野決不將停滞中國視為近代化之缺如態，又不輕蔑，而欲嘉其所自有之義。倉石深感此理解中國之方法。

  自此之後，倉石雖獲東大邀任，然至狩野逝世之時，始終不肯離開京都。

  【荣】1921年，他在东京帝国大学支那文学科毕业。同年，到中国江苏、浙江沿海进行考察，短期的中国之行使他对“训读”法与中国现代语之间的隔膜产生了深刻的认识，因此成为他一生研究汉语教育、改革的契机。虽然在那一年他考上了东京帝国大学大学院的特选公费生，但一年之后即中途退学，于1922年进入当时日本中国学的中心——京都帝国大学大学院，在狩野直喜、内藤虎次郎等日本中国学的奠基者指导下从事研究。

  【頼】大正十三年，出任大谷大学文学部助教授，讲授支那文学等课程，同时兼任京都帝国大学附设第七临时教员养成所的讲师一职，在此期间，与丰子女士结婚，二人后育有4男2女。大正十四年（★大正十五年），升任京都帝国大学专任讲师，翌年（★翌昭和二年四月）转为助教授，并担任《支那学》编辑，参与编纂《狩野教授还历记念支那学论丛》（弘文堂书房，1928年）。

  【戶川】豐子夫人之父，即是川上善兵衛〔１８７０―１９４４〕，為高田市岩之原葡萄園之主人，晩年著《武田範之傳――興亞前提史》。豐子夫人之叔母近衛尊覺尼，為奈良中宮寺住持。

  【荣】1926年，他担任了京都帝国大学讲师，1927年升任助教授，1928-1930年被日本文部省派往北京留学。

  二、留学中国的经历

  【頼】昭和三年（1928）3月，仓石博士作为驻北平的文学部在学研究员，初寓于北平东城的延英社，与吉川幸次郎同为室友，后移居于西城的孙人和府宅，期间在北京大学、师范大学、中国大学等大学旁听吴承仕、钱玄同、孙人和、马裕藻、朱希祖等先生之讲义，又于杨钟义主持的雪讲舍（★雪橋講舎）（楊鐘羲氏），修习中国文史，时与北平文化人胡适、鲁迅诸氏晤面，又游历山西太原、平阳（★臨汾）、洪洞、曲沃、翼城、太平、闻喜等地。居于北平期间，为丰富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的图书蒐藏，仓石博士尽力购入天津陶湘氏藏书等图书资料，为后来研究所的汉籍丛书部奠定了主要基础，又在狩野所长的指导下，参与编纂了研究所汉籍目录和分类目录。昭和五年6月，仓石博士至上海访问章炳麟，顺道游历无锡、常州，至南京访问黄侃，得登八千卷楼阅览书籍，因病中止旅行，同年8月归国。

  【戶川】倉石博士之北京留學經歷，其後半期主要傳錄於《述學齋日記》〔昭五、元旦～八月六日〕，其中亦載其所交往五十餘位學者之名。此日記中有以下記錄，可知當時倉石已得斯學（岡田正之）之矚望。

  “先師劔西先生在日、曾来北京、泊扶桑館。君（中江丑吉）訪之、談及東西大學優劣。先師曰「東不如西也。然今有倉石生者、雖年少、現在京都留學、渠歸東之後、東都必有生色」。噫、此語雖過奨、而先師推挽出此。豈不可“書諸紳”哉。先師墓草、既宿而未掃。感愧何堪。（五月六日）”（《述學齋日記》）

  上文"先師劔西先生"者，即岡田正之（学習院教授, ～１９２７），教授倉石以日本漢文學。倉石一生常推服其真摯講說。

  

  《在外研究始末书》书影

  【谭】仓石武四郎于1928年获得文部省资助，以在外研究员的身份在华留学两年。据《在外研究始末书》所载，他于同年3月18日从日本出发，3月23日到达北京。两年期满后，又以私费留学生身份（获上野育英会的奖学金资助）在华四个多月，最终于1930年8月3日回国。

  【荣】在他留学的后期，留下了一份日记手稿，即《述学斋日记》一卷。“述学斋”是作者给自己的书斋起的室名，日记记录了他在中国留学最后八月的读书生活，自1930年1月1日至8月6日，共218天（其中7月20日、8月6日两天有日期而无记录），总字数28000余字，原文用汉字小楷书写在北京琉璃厂清秘阁印制的九行笺上，共45叶，此前复有引首一叶，书七绝一首，表述其在北京购书的志向。这一份珍贵的日记，在许多方面体现出重要的意义：首先是在作者本身的学术生涯中，这是其唯一用中文书写的日记文字。

  

  【朱】明治以来日本的这种留学被称为“在外研究”，来到中国的日本学者实际上很少拜师或进高校接受严格的中国学问训练，很多人在中国只是进行考察和收集资料，间或约请一些学者做言语不通的“笔谈”。在仓石武四郎留学期间，真正能如此克服语言的障碍而虚心就学的，只有他和吉川幸次郎、水野清一等少数的学者。他与吉川幸次郎共同住进了北京的四合院，并穿上了中国服装，像中国人那样开始了他们在北京的生活。在最初的四个月中，他们请了旗人来讲解《红楼梦》，通过这部名著的精读，既掌握了北京话，而且也了解到了北京人的风俗生活。其后，他在与中国学者的交往中了解到当时北京大学和中国大学的旁听制度，于是又办理了手续到那两所大学中听课。

  【谭】在1929年5月前，仓石一直通过聘请私人教师学习。在抵京六天后，仓石便开始了学业。据《始末书》载，从1928年3月28日至1929年2月28日的11个月间，仓石一直在京跟随旗人奚待园学习《红楼梦》和《满州四礼集》。对于这段学习《红楼梦》的经历，仓石后来回忆说：“说起来也是刚刚开始讲，吉川君很快也参加进来。渐渐地，听讲的时间越来越长，每天一上午的时间，我们都在正中间的屋子里听讲。北京的夏天来得很早，我们紧闭了门窗来抵御暑气，终于听完了一百二十回，大家戏称我们俩成了‘红迷’。而钱韬孙先生他们却夸我们，通过《红楼梦》来学北京话是个绝妙的办法。”这段学习对仓石帮助很大。其实仓石在留学前就曾读过一遍《红楼梦》，而这次跟随老师半读半讲地第二遍阅读，使他发现渐已能全部听懂老师的话。此外，由于《红楼梦》的背景就是北京，所以这也使他学到很多北京的风土人情。

  仓石研习《红楼梦》等文学作品，与其说是为研究中国文学，倒不如说是为学习汉语发音。他之所以用《红楼梦》做课本，并非仅出于对该书着迷，而是因熟悉内容，便于学习语言，迅速适应发音。这一点还可以从其同期选学课程中一窥究竟。在跟随奚待园学习的同时，仓石还先后于1928年4月25日至7月31日聘请王孟嘉讲授“北京话发音之异同”和翻译课，于1928年8月1日至1929年2月28日聘请于阔田讲授小说《儿女英雄传》和俚语，于1928年9月16日至11月5日间聘请国立师范大学教授孙蜀丞讲授声韵学，并于1928年10月24日至1929年9月14日间聘请曾隐畊讲授《四书》及《诗经》读法。可见，仓石更侧重于学习汉语的发音而非文学、典籍本身。换言之，仓石自留华初期便将真正学会汉语这门语言作为留学目的，研习文学不过是达成目的的途径。这或是仓石日后虽已在中国文学研究上著作等身，但却以汉语教育家身份蜚声中日的原因。

  在跟随私人教师慢慢适应了中国的学习后，仓石便开始以旁听生身份到北京的一些大学听课。当时一些大学设有旁听生制度，如北京大学即要求“各学系有缺额时，均得收旁听生”，允许有意求学的校外人士选修一些科目，相应收取一定费用（按小时计费）。仓石不为学费所困，所以在北大和私立中国大学都办理了旁听手续，如日记2月18日载“到中国大学注册”正是此事。《始末书》的记录更为详尽。

  据载，1929年5月9日至1930年5月31日于国立北京大学国文系获许旁听学科如下（括号中为仓石所记授课教师姓名）：经学史、文字声韵学纲要、古书读校法、清儒韵学书研究（以上马幼渔），中国史学史（朱逖先），近代散文（周启明），作曲法（徐之衡），版本源流（伦哲如），词史（赵斐云）。1929年9月30日至1930年5月13日于北京私立中国大学国文系获许旁听以下学科：三礼名物（吴检斋），词学（孙蜀丞），文选（高阆仙），文词举例（杨遇夫），古历法（范文澜）。由上可知，仓石在北大旁听了一整年的课程，而在中国大学的旁听也跨越了两个学期。

  【荣】在日记所涉及的1929-1930学年两个学期中，除了星期天，作者每周六天都穿梭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大学之间，聆听钱玄同、吴承仕、孙人和、范文澜、赵万里、伦明等学者的课程，包括音韵学、说文学、三礼、周易、文法、词学、版本目录学等。而钱玄同的音韵学课程无疑直接影响了作者回国后的汉语教学改革——在某种程度上，五四新文化以来的“国语运动”在海外取得的巨大成果，正是通过钱玄同、仓石武四郎的交流而产生，这是新文化研究尚未关注的内容。这样繁重的课程学习在日本来华留学生中是非常少见的，大量的留学生到中国来的名义都是“在外研究”，主要是收集材料、进行实地考察等，在仓石武四郎留学期间，真正能如此克服语言的障碍而虚心就学的，实际上只有他和吉川幸次郎、水野清一等少数的学者（此前桥川时雄也曾到北京大学旁听，但很快就失去兴趣）。

  此外，作者还在每周二奔波于杨锺羲、俞平伯的家中，跟从他们学习经史词章和翻译之学。前者是清朝遗老，曾经在那一时期开办“雪桥讲舍”，但最终前来的听众只有作者和吉川幸次郎两位。俞平伯是较作者更为年轻的新文化人，但作者却视为师友，在一起度过了许多教学相长的时光。在今天的俞平伯研究中，只是记录了1954年10月13日，作者第一次访问新中国时，曾在北京东总布胡同中国作家协会驻地，与俞平伯等中国作家举行座谈，有关他们在民国年间的交往，似也未被道及。而作者在孙人和家中居住，向孙氏的请益与互相探讨更是形同家常便饭。

  【谭】在仓石拜访的学者中，不乏近现代史上的著名人物。1929年5月31日，仓石专程拜访了鲁迅。对此，鲁迅在当天日记中记道：“三十一日晴。午后金九经偕冢本善隆、水野清一、仓石武四郎来观造象拓本。”不仅如此，鲁迅还将一些拓本送给他们每人一个。仓石后来甚是懊悔当时没有请鲁迅题字，错过这极有意义的时刻。

  除鲁迅外，仓石留华期间还拜访过多位民国时期的学术大师。由日记可知，除了曾经直接受教过的马裕藻（幼渔）、朱希祖（逖先）、周启明、许守白（之衡）、伦明（哲如）、赵万里（斐云）、吴承仕（检斋）、孙人和（蜀丞）、高阆仙、杨树达（遇夫）、范文澜、钱玄同、沈兼士、黄晦闻、杨钟羲（雪桥、子勤）、王孟嘉、于阔田、曾隐畊、徐森玉（鸿宝）外，仓石还利用在京及南下的机会，专程拜会了冼玉清、马隅卿、尹奭公、陈垣、陈寅恪、胡适、董大理、章太炎、黄侃（季刚）等多位学者。

  【朱】仓石武四郎的兴趣，是在清代考据学特别是小学、音韵的研究上。他真正想听的课程，是语言文字学家钱玄同（1887－1939）在师大开设的“国音沿革”和“说文研究”。因此，他通过另一位学者马廉向时任师大国文系主任教授的钱玄同提出了请求，得到的回答是：“我在北京大学也有同样的课程，况且北大有旁听制度，去那里如何？倘若一定要在师范大学，那里没有旁听制度，我自然无法答应，不过，也许可以偷听……。”（仓石武四郎《钱玄同与黎锦熙》，载作者著《汉字·日本语·中国语》，くろしお出版1982.）在钱玄同先生的暗示下，他从1929年秋季学期开始了师范大学的学习。从仓石武四郎留存下来的《述学斋日记》和回国后上报文部省的《在外研究始末书》中，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到他在师大的听课情况，那就是：钱玄同的“国音沿革”、“说文研究”，孙人和的“词学”，沈兼士的“文字形义学”，黄节的“曹子建诗”。他每周都穿梭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大学之间，聆听上述钱、孙、沈、黄之外还有杨树达、吴承仕、范文澜、赵万里、伦明等众多民国知名学者的课程。甚至每周一次，他还向晚清遗老杨钟羲学习清朝典制、向年轻的俞平伯学习翻译之道。这样繁重的课程在日本来华留学生中是非常罕见的。

  对仓石武四郎帮助最大的还是在师大钱玄同先生课上传授的知识。他听课非常认真，每节课都做详细的笔记，因此到后来许多的中国学生都向他约定在考试前借笔记抄写复习。但他的听课也遇到“偷听”带来的窘迫，在1930年3月7日的课上就碰到了麻烦，据他事后回忆说：钱先生是音韵学的老师，所以我需要音韵课的课堂资料。刚开始，只是在课堂上随便发，我也取了资料听讲。但不知为何，有一次，办公室的人来了，开始一边念花名册一边发资料。这样一来，像我这样偷听的不仅拿不到资料，还会被人发现。当时，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而办公室的人也来到我身边并停了下来。其他学生也大致了解我的情况，目光齐刷刷地射向了我；老师也最终停止授课，由上往下看。幸好我旁边坐着研究生院的学生，就是后来很有名的孙楷第先生，我早先就认识他，所以他热心地为我辩解。老师也从讲台上对办公室的人说道：“快点儿往前发！”最后，办公室的人也就不再追究了。（仓石武四郎《中国语五十年》，岩波书店1973.）

  虽然发生了这样的事，但仓石武四郎还是自始至终在师大听讲，直到当年6月他离京南下。

  【荣】作者在留学的最后两个月去了南方，并从上海回国。因此日记记载的内容里包括了他在中国南、北两个文化中心的游访历程，与之交往的中国学者无疑在日记里组成了1930年的“民国学人谱”。据笔者的统计，与作者有直接交往的中国学人，在日记中多达80余人。如其记载与陈寅恪见面的事：

  “（五月二十七日）晚宣南广和居徐、赵、钱三先生招宴，坐者吉川、加藤、玉井而外，孙蜀丞、陈寅恪、乔□□（曾劬），真一时雅会。陈氏论如利刃断乱麻，不愧静庵先生后起矣。”

  以下两段分别是在上海、南京访问章太炎、黄侃的日记，章、黄之学及其风貌在后人的记述中也是异说纷呈，而作者通过自己的访谈，在笔下言简意赅地表现出来，同样是非常值得玩味的。

  “（七月初三）冒雨访章太炎先生于同孚路。先生童颜短发，不饰边幅，尤见其古怪也。操笔论对，颇出人之意表。其云：“治汉学者不可有好奇之心。”寥寥短句，足箴举世。其论《左传》，亦掊击公羊家神怪之说；《春秋》即鲁史，孔子则就鲁史寓褒贬之意而已。《周易》所论，不出社会进化之过程，亦无可怪，而况其余乎？盖古文家所说，应是而已。过午而辞。

  （七月初七）早赴中央大学，先访汪旭初先生于教习房廿二号，不在。转访黄季刚先生于大石桥四号。先生引见，所说侃侃，真国才也。小学一门特其专门。云：《古文尚书》作伪无疑矣，而其所用之字则真。又云：余所学不出嘉道间人，先学注疏，而后清人正义可看也；先熟《段注说文》，而后诸家《说文》可参也。又云：读书不必自出新义，能解古人之意，于余足矣。叩其所业，则云黄以周氏之学也。”

  【荣】从日记中可以看到，作者几乎天天都在访书、购书和校书，并且非常勤快地记录下经眼的大量书籍。在八个月的日记中，作者记下了近八百种书籍，使其日记本身具有了重要的书目价值。这里有作者经眼的北平图书馆、故宫博物院、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涵芬楼、南洋中学、江南国学图书馆等重要图书馆的藏本，也有如陈士可、傅增湘、张元济、吴引孙等私人藏书家的珍品。更多的是作者在此期间购入和请人抄录的大量书籍，后者因为价昂、或属于藏书家的善本，而被借来请人抄写，再由作者在晚上亲自校阅，校勘的工作成为作者重要的读书方法，往往因此而忙至深更。这些书后来捐给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成为“仓石文库”的重要部分。

  在日记所著录的书籍中，尤以清代古籍为洋洋大观，这与日本学者受到西方学科理论训练而认识到清代学术的先进性有关，因此在中国学者倾心于宋版书的时代，大量的晚近书籍成为日本学者购置的对象。正如吉川幸次郎所记载：“在前后三年的留学期间，有两年半的时间，是与仓石武四郎先生共同的，当时两人对清儒的‘考据学’有着相同的热心，因此相互竞争着奔波在二大古书街：城内的隆福寺和城外的琉璃厂，购买考据学方面的书籍。”其中很多书籍，即使在今天我们为之作简单的叙录时，也不能在相关的版本目录学著作中找到线索，如2月3日著录《洛阳龙门志续纂》就是这样的一种孤本，在最新关于方志的叙录中，仍认为路朝霖的《洛阳龙门志》是唯一关于龙门石窟的专著。此外如沈莲生《香草溪词》、沈振鹭《红树山房词集》、张劭《亟斋遗集》，以及《膏庵集》、《裘服成诵篇》、《湘漓合稿》、《白山诗话》等书，从《贩书偶记》到新出的《清人别集总目》、《清史稿艺文志拾遗》等书目，均阙如不载。对于研究清人著述、版本藏书等课题的学者来说，“仓石文库”图书与《述学斋日记》，都是不可放弃的对象。

  三、回日后的学术生涯

  【頼】归国之后，仓石博士在京都帝国大学讲授清代训诂学（清朝许学）・清朝音学（音韵学）以及鲁迅的《呐喊》等，积极推进中国语教育，撰述多部中国语教科书。昭和十四年，以毕业论文《段懋堂的音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同年，升任京都帝国大学教授，翌年起，兼任东京帝国大学讲师，时时穿梭两地讲学。

  【戶川】倉石博士晩年置於病牀枕頭，乃其京大時代初期之講說冊本。

  ○清朝音學　上篇　昭七　自筆墨書

  ○清朝音學　下編　昭八　自筆墨書

  ○清朝音學　坿小學階梯　昭九～一○　自筆墨書

  清朝音學資料（油印）　錢大昕「與段若膺書」「音韻答問」、戴震「轉語二十章序」、段玉裁「答丁小山書」「江氏音學序」「答江晉三論韵」

  ○小學歴史　昭一一　自筆墨書

  ○清朝音學　完　昭一二　自筆墨書

  ○小學通論　昭一三～一五　自筆墨書

  倉石之所以兼任東大教授者，或謂鹽谷温教授退休之後繼任也，或謂擅於漢籍書誌學之長澤規矩也〔一九〇二～八一〕薦舉學兄之力。

  

  倉石武四郎博士講義筆記

  京都大學雖於教育方式、治學方法乃至學風皆異於東大，倉石博士仍堅持運用京大養成之教育研究方法。其自言：留學時"投之於玄界灘"，嚴格排斥舊來之訓讀方法，不問經文或詩文之別，徹底以音讀法教授，以翼支那語教育之革新變舊。其以訓讀為本，撰成《國譯漢文大成》，雖此書早經鹽谷撰述初具雛形，然倉石接任之後，將之擱置於東大研究室藏書之外。講述代之以支那學概說。

  【朱】留学回国后的仓石武四郎在日本开始了长期的汉语教学改革，钱玄同在师大讲堂上灌输的知识成为他终生受用并付诸实现的准则。新文化中有关国语运动的成就，都通过师大的课堂，由运动的中坚人物钱玄同传授给了仓石武四郎；而日本的汉语教学改革，因为有了仓石武四郎的师大听课经验得以蓬勃展开。

  ○支那學の發達　昭一八　自筆墨書

  ○支那文藝學　昭一九　自筆墨書

  ○本邦における支那学の發達　昭二一　自筆墨書

  

  《支那語學述》授課筆記

  【頼】昭和六年起，仓石博士作为东京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禮疏校譌（こうか）」のもとに）开始着手仪礼疏的校定工作，至昭和十二年，完成了研究所报告《仪礼疏正伪》（★戸川本では「儀禮疏攷正」）；又作为研究所经学文学研究室主任，从事尚书正义校定的工作，后虽缷任主任一职，仍然坚持参加校定会读的读书班。

  于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兼任期间，仓石博士被委任为国语审议委员会委员，昭和十八年起连续三年获得有栖川宫奖学资金的资助（与高田久彦合作），展开《现代吴语研究》的研究计划。战后又与东京大学理工学研究所的小幡重一教授合作，利用该所的设备，进行中国各地方方言的语言实验研究，并对流传于近畿一带古寺院的佛经诵读方法进行唐代古声调的比较研究。昭和二十一年，仓石博士促成中国语学研究会的创立，并担任该会的终身会长。

  昭和二十四年，仓石教授转任东京大学教授，移居东京，当选日本学术会议的第一期会员，参与创立日本中国学会。昭和二十五年，主持以日中友好协会名义组织的中国语讲习会（该会翌年转为仓石个人的讲习会），开始普及拉丁化（拼音化）新文字教育，昭和二十八年开始，担当NHK第二放送的中国语入门讲座，二十九年秋，作为中国学术文化视察团的成员，至新中国的北京、西安、上海、杭州、广东等地参观。在此期间，仓石博士在东京大学文学陪开设《中国文化与社会的诸问题》讲座（1950年开始），主持《关于中国变革期的社会经济文化的相关关系研究》委员会（1951年开始的文部省科学研究费）以及担当与此课题相关的语言文字问题研究，同时创立“北方语研究会”以及研究人民文艺丛书的各种北方方言文学，仓石博士还致力于推进汉语拼音的中国语辞典之编纂和出版（★七冊分、昭和三十三年完刊）。

  （★これ以下は、戸川本の解説に引き継ぐ）

  

  【頼】（頼著倉石紹介の末尾部分：昭和三十三年（1958）3月，仓石博士从东京大学荣休，全心致力于中国语学校的建设和全新规模的中国语辞典编纂等活动。)

  【戶川】昭和三十三年（一九五八）三月，倉石博士於東京大學榮休，被授予名譽教授之稱(爾後又獲追授京都大學名譽教授)。昭和三十年六月發刊《中國語》雜誌，以普及中文為己任，并致力編撰基於新制漢語拼音方案之中文辭典，成果見於昭和三十八年（一九六三）九月刊印『岩波中國語辭典』。此間於昭和三十五年春，為視察中國之文字改革，參與日本學術代表團訪問中國。

  

  

  昭和三十九年（一九六四）十月，倉石博士創建中文專修學校"日中學院"於東京小石川善鄰學生會館，任終身學院長，一生盡力於教育與經營，親教中文初級、中級班，自撰課本《中國語のくみたて》，又為學院教師講述語學概說，長期講解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每遇學校經營之多多艱難，則親身當事。昭和四十二年九月，倉石中國語講習會因善鄰學生會館事件而遭解散之憂，此後得各界支持，設置"日中學院別科" 作為持續教學之處。

  昭和四十九年，倉石博士因其"中文研究、教育與辭典編撰"之功而獲授朝日文化獎。而此前後，發痛風及腦梗塞，九月始居於東京都養育院附屬病院。昭和五十年（一九七五）十一月十四日，屢次腦血栓發作之後，與世長辭，年七十九。昭和五十三年（一九七八）六月五日，豐子夫人亦於同一醫院裡去世，年七十五。夫妻合葬於上越市高田本誓寺內之圓福寺。【中略：倉石ノートの所蔵場所について】

  倉石之傳歷，悉見於倉石親自詳述之《中國語五十年》（岩波新書, 一九七三年一月）。倉石之高弟松本昭乃作贊曰：

  【頼】倉石博士深知中國古典，開拓古代中國語之新研究法，即不僅用清朝小學方法，而加以西歐近代語言學之方法。其對於現代中文進行精密考證，又旁及諸地方方言，在此基礎之上，意欲獨創中文教育方法。

  在日本，漢字及其訓讀既被固定接受，因而學中國之活語言者早已鮮見。故日本人必須除去漢字(即日語)，重新學習本來面目之中文。倉石博士認為此觀點放在現代語與古典語之上也同樣可行。由此觀點出發，其編撰了各類語學辭典與課本，甚至草創中文專修學校，以圖中文教育之普及與提昇。

  中國語言之研究與教育被譽為"日中友好之橋"，倉石博士之一生可謂為此"橋"而鞠躬盡瘁（『顯彰録　対中ソ外交物故功労者記念碑』,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

  【戶川】其著作以《岩波中國語辭典》、《岩波日中辭典》為主。東京小石川之鄰、設於日中友好會館之內的日中會館，則是倉石氏所創設、經營之中文專修學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