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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篇

一、乒乓球运动的起源与竞赛沿革

（一）乒乓球运动的起源

（二）工具器材的改革与规则演变推动了乒乓球运动的发展

二、乒乓球组织机构

（一）国际乒联及其领导人

（二）中国乒协及其领导人

（三）亚乒联盟及其领导人

三、世界名人与乒乓球运动

（一）毛泽东与乒乓球运动

（二）周恩来与乒乓球运动

（三）江泽民与乒乓球运动

（四）萨马兰奇与乒乓球运动

四、乒乓“海外兵团”

（一）“海外兵团”使中国女队第一次失手

（二）中国队面临“中国人”的挑战

（三）严峻的考验

五、乒乓球比赛方法及规则简介

（一）乒乓球比赛方法

（二）乒乓球比赛规则简介

六、世界及国内乒乓球重大赛事及比赛成绩

（一）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二）奥运会乒乓球赛

（三）世界杯乒乓球赛

（四）亚洲运动会乒乓球赛

（五）亚洲乒乓球锦标赛

（四）全国运动会乒乓球赛

技法篇

一、乒乓球竞技制胜因素及击球原理

（一）乒乓球竞技制胜因素

（二）乒乓球击球原理

二、乒乓球各种类型打法及其主要技术

（一）乒乓球各种类型打法

（二）各种类型打法的主要技术

三、乒乓球基本技术与教学方法

（一）基本站位

（二）准备姿势

（三）握拍法

（四）步 法

（五）发球与接发球技术

（六）推挡球技术

（七）攻球技术

（八）搓球技术

（九）弧圈球技术

（十）削球技术

四、乒乓球双打技术与教学方法

（一）双打的特点与作用

（二）双打的配对与位置移动

（三）双打的发球与接发球技术

（四）双打的练习方法

五、乒乓球基本技术达标考核评分表

（一）制定技术指标达标考核评分表的依据

（二）八项技术指标的内容与评分标准

战略战术篇

一、战略是战术的概括，是决定全局的谋划

（一）团体赛的谋略，知兵识战

（二）具有战略意义的战机球

（三）打好第一仗，敲头斩尾

二、乒乓球基本战术

（一）制定战术的基本原则

（二）战术的种类及运用

（三）战术训练中应注意的问题

训练篇

一、乒乓球训练的目的、任务和特点

（一）乒乓球技术训练的目的和任务

（二）乒乓球运动的特点

（三）正确处理训练中的几个关系

（四）乒乓球训练发展的四个阶段

二、乒乓球运动员的心理训练

（一）心理训练的作用

（二）心理训练的方法

三、乒乓球多球训练

（一）多球训练的作用

（二）多球训练的方法

（三）多球训练提示

四、乒乓球各种类型打法的训练

（一）直拍快攻型打法的训练

（二）横拍进攻型打法的训练

（三）削球型打法的训练

五、乒乓球运动员的身体训练

（一）身体训练的作用

（二）身体训练的方法

（三）身体训练提示

（四）身体训练达标评分表

作者简介

蔡继玲 女，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乒乓球国

际级裁判员，中国大学生乒协裁判委员会副主任。

著有《乒乓球规则裁判法300例问答》、《乒乓球

裁判必读》两书；撰写了《中国小学教学》、《中国中学

教学》、《中国老年百科全书》与《亚运词汇手册》一书

乒乓球条目；编辑了《世界优秀乒乓球运动员战例精

选》电视教学片；撰写了《改善乒乓球执拍手灵敏度》

等数篇论文，获教科研成果三等奖、二等奖，其中有的

入选全国体育院校优秀教学论文报告会；参撰了《运用现代化技术优化乒乓

球教学》论文获校优秀教学论文一等奖、国家教委特等奖；另有4篇论文入选

第5届、第6届国际乒联科学报告会，第2届全国乒乓球训练论文报告会，第

13届亚运会科研论文报告会。本人主要业绩已被《当代中国著名教练员裁

判员辞典》、《中国当代体育教师大辞典》、《中华成功者研究会》选入录用。

吴修文 男，教授，硕士生、高访学者导师，原任

北京体育大学小球教研室主任，其间所领导的小球教

研室1991年被评为“学校教学管理先进集体”，乒乓

球学科被评为国家体委重点学科。个人1989年被评

为“校先进工作者”，1990 年被评为“第11届亚运会先

进工作者”。

共发表论文30余篇，书著4本。1986年获国家

体委优秀教学科研论文奖，1988年获学校、北京市优

秀教学成果一等奖，1989年获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特等奖。本人还有4篇学

术论文先后被国际乒联第三、四届科学报告会录用。本人的主要业绩已被

《中国当代体育教师大辞典》、《中华成功者研究会》、《中华魂、中国百业英才

大典》、《美国世界名人录》等选入录用。1999年4月被河南阳师范高等专

科学校聘为兼职教授。

蔡学玲 女，1950年生，籍贯福建省福州市。原

福建省体工队乒乓队运动员。1977年毕业于北京体

育学院运动训练系并留校任教。现任北京体育大学

副教授。1988年获北京体育大学科学技术成果三等

奖，1990年获北京体育大学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

1991年获北京体育大学青年教师优秀教学三等奖。

1998年与他人合著《金牌背后是科技大战》，并获北

京市第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陶志翔 男，1965 年9目9日生，籍贯浙江。

1986年毕业于北京体育大学本科乒乓球专业；1989

年毕业于该校研究生部，同年留校任教；1997年7月

考取北京体育大学博士研究生，专业为运动训练学。

自1989年以来一直从事网球、软式网球的教学、

训练、科研、裁判和一些普及网球的社会工作。其培

养的运动员曾获亚运会软式网球比赛前三名，全国大

学生网球赛单项比赛冠亚军等好成绩。1990 年和

1992年两次荣获国家体委科技进步二等奖。主编有全国体育院校《网球》教

材一书

唐建军 男，1960年出生。1984年毕业于北京

体育学院，获教育学学士学位；1988年毕业于清华大

学，获法学士学位。1996年开始担任北京体育大学

台球专项训练课（新开设）的教学、训练工作。1997

年初参加全国青年台球集训队的教练工作。现任北

京体育大学运动训练系小球教研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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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 作者：翁小样 发布时间：2012-09-29 07:00:50

  卢图借 41路上看完 http://book.douban.com/review/5600334/

• 作者：米姐起飞 发布时间：2008-07-26 14:16:21

  一整套都被我爸当废品误卖了!

• 作者：bobo 发布时间：2020-06-25 14:03:49

  过过过！最后这门经历了cancel和defer，可真是好事多磨啊！

• 作者：夏天消失 发布时间：2021-01-10 22:32:11

  很详细，即便今天也不算落后，毕竟基本功该怎么练习，还是怎么练习。

• 作者：双星 发布时间：2011-09-16 21:33:36

  入手~~~~~~~~~~~

• 作者：阿芙洛狄忒 发布时间：2024-01-26 10:59:42

  九叶鸿基一旦休

  故国悲凉玉殿秋

• 我有故事 谁有酒

  作者：阿里粑粑 发布时间：2018-12-05 15:23:31

  （1）

  A女士，32岁，有3个小孩。

  她无时无刻不在想他的孩子们，如果不是为了给他们买玩具，她不会以任何方式出门，也不会将孩子们交给别人照顾。

  或许这会让人想起母爱的伟大，但在接受心理治疗期间，她坦然的承认，他有过杀死孩子的想法，所以才会一直用过度而夸大的关爱去抑制它。

  这是典型的

  强迫性精神官能症

  的表现。如果你不理解什么是强迫性精神官能症，那么下面这个场景你是不是经常能遇见。

  “1，2，3 … 8， 好的，全都都关上了…” 然后走出门，过了2秒钟，又回来做同样的事情，“1，2，3 … 8...”。就这样一遍一遍，确认了很多次之后，终于走出了房门… 很多人将“强迫症”挂在嘴边，但是其实都还没有认识到强迫症是一种疾病，应该被谨慎而严肃的对待。故事中的A女士，就是典型的强迫症患者。

  而

  强迫症则属于变态心理。

  

  （2）

  一个理发匠替长了一对驴耳朵的国王理发，事后虽然逃过了被国王杀人灭口的劫难，但他实在憋不住这个秘密。于是他在地上挖了一个洞，把“国王长了一堆驴耳朵”的话发泄到洞里并用土掩埋。但是问题并没有消失，因为那堆土里长出了竹子。有人砍下竹子做成了笛子，吹出来的还是“国王长了一堆驴耳朵”的曲子。

  这是典型的

  歇斯底里官能症

  。

  B先生做了椎间盘手术后一直还有隐约的疼痛，医生为其检查，诊断为术后并发症，并建议他再做一次手术。B先生心想，虽然疼，但不影响生活，不用去做手术，但他的家人一劝再劝。最后手术做完，B先生卧床不起。原来，B先生极度反对第二次手术，但家人不停地唠叨，在他的内心深处深感愤恨。于是他的潜意识里告诉自己要让家人们得到教训，而这种潜意识转化为身体的肌无力，最终成为了B先生报复的手段。

  再比如在医院里，一些因工受伤、因车祸住院的病人，在经过适当的医疗救助之后却不能迅速康复，有的反而会加重或延长病情，有人甚至出现新的症状。但当病人获得了他应有的赔偿之后，那看似顽固的病症能迅速得到好转。这也是歇斯底里官能症的表现。

  这本《变态心理学揭秘》通过45个案例，解释了很多心理学中复杂的名词，并用最简单的方式进行了解释。 希望我们透过病人的异常行为，看到他生命中的幽暗与孤寂，心酸与悲哀，让我们对这个世界多一些慈悲和温情。

  最后再来看一下作者王溢嘉，台湾大学医学系毕业后弃医从文，专事文化工作。著有《夜间风景——梦》《不安的魂魄》《笑悟人生》《花开见禅——一百个顿悟瞬间》等作品三十余种，内容涉及人文、艺术、文学、心理等多个领域。其融知性与感性、冶人文与科学于一炉的写作风格，在台湾独树一帜。

  有人这么评价王溢嘉：他比医生懂更多的心理学，比心理学者懂更多的生命科学，比生命科学学者懂更多的精神分析。

• 《The Code Breaker》读书笔记

  作者：Di 发布时间：2022-05-22 10:38:36

  2022年的第17本书。

  Walter Isaacson的最新作品，新科诺贝尔生物奖得主的传记，比尔盖茨的年度荐书，这几个原因让我下了翻开这本大部头的决心。全书以Jennifer Doudna的个人经历为主线，讲述了CRISPR基因编辑技术的前世今生。然而坦白地说，这本书并未达到我预期的水平，前半部分写得勉强还算可以，但更多还是在描写人物的成长史，并没有将技术、产业的全貌梳理清楚，到了后半部分，注水太过严重，花了大量的笔墨在科学家之间的撕逼、技术伦理以及COVID19的抗疫工作上，实在是让人提不起兴致。相比之下，王立铭的《上帝的手术刀》写得要好得多，语言精练，逻辑清晰，将基因编辑技术的发展历程娓娓道来。这就是外行和内行的区别罢。

  无论如何，总算还是把这本书翻了一遍。读完的感想如下：

  首先，

  改变世界需要不同的角色，需要像Elon Musk这样的工程师，像Steve Jobs这样的产品经理，也需要Jennifer Doudna这样的科学家。在这个时代，后者尤其可贵，她们往往解决的是从0到1的问题，是开拓性的。

  如果说每10年会出现一批伟大的企业，那么恐怕每50年才会出现1、2个ground breaking的科学发现。在生物学领域，上一个伟大的发现恐怕还是六七十年前对DNA结构的破译。然而，尽管科学上的拓荒更加困难，但成功的科学家却并未享受到更为丰厚的激励 - 无论是财富上还是舆论上。相比于企业家，公众对于科学家是极其陌生的。这也是为什么应该鼓励更多类似书籍的出版。

  其次，科学的第一推动力是好奇心。Doudna的成长是一个对大自然不断追问、不断探究的过程，她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都是在夏威夷度过的，和某生物学教授为邻、整天泡在野生环境里做实验的经历铸就了她坚定的为生物学奋斗终身的信仰。她很小的时候就读了父亲书柜里的描写DNA发现史的《The Double Helix》，并且是当做推理小说而不是科普书来读的。她的宿敌张锋也有类似的经历 - 从小对科学着迷，中学时就跟着大学教授做细胞实验，早早就确认了自己的志向。科学是漫长而崎岖的道路，只有以强大的好奇心作为底层的使命，才有可能撑过那些艰难而迷茫的时刻。书中提到，

  I want to convey the importance of basic science, meaning quests that are curiosity-driven rather than application-oriented. Curiosity-driven research into the wonders of nature plants the seeds, sometimes in unpredictable ways, for later innovations. Research about surface-state physics eventually led to the transistor and microchip. Likewise, studies of an astonishing method that bacteria use to fight off viruses eventually led to a gene-editing tool and techniques that humans can use in their own struggle against viruses...In a larger sense, her career would also be shaped by the realization that she was right when she first saw The Double Helix on her bed and thought that it was one of those detective mysteries that she loved. “I have always loved mystery stories,” she noted years later. “Maybe that explains my fascination with science, which is humanity’s attempt to understand the longest-running mystery we know: the origin and function of the natural world and our place in it.”

  The scientist does not study nature because it is useful.He studies it because he takes pleasure in it,and he takes pleasure in it because it is beautiful.

  - Henri Poincaré, Science and Method, 1908

  当然，仅有好奇心是远远不够的，科研方向的选择尤其重要。Doudna之所以能够取得诺奖的成就，关键是她一路上都“踩对了点儿”，尤其是她早年选择专注于RNA结构的研究，而不是当时大热的DNA领域。

  这是源于她的导师Szostak（也是诺奖得主）的观念：要敢于去问更大、更基础的问题，敢于去解决那些非常困难、然而一旦解决可能带来更深答案的挑战，比如破解RNA的结构可能会帮助人类理解生命是如何诞生的。这是对高风险和高收益的追求。

  书中提到：

  “For both Szostak, who was well established, and Doudna, who wasn’t, switching to a focus on RNA was risky. “Instead of following the herd doing DNA,” Szostak recalled, “we felt we were pioneering something new, exploring a frontier that was a little bit neglected but we all thought was exciting.” This was long before RNA was being considered as a technology to interfere with gene expression or deliver edits to human genes. Szostak and Doudna pursued the subject out of pure curiosity about how nature works.Szostak had a guiding principle: Never do something that a thousand other people are doing. That appealed to Doudna. “It was like when I was on the soccer field and wanted to play a position that the other kids didn’t,” she says. “I learned from Jack that there was more of a risk but also more of a reward if you ventured into a new area.”Sz

  ostak’s excitement about discovering how life began taught Doudna a second big lesson, in addition to taking risks by moving into new fields: Ask big questions. Even though Szostak liked diving into the details of experiments, he was a grand thinker, someone who was constantly pursuing truly profound inquiries. “Why else would you do science?” he asked Doudna. It was an injunction that became one of her own guiding principles.The

  re are some truly grand questions that our mortal minds may never be able to answer: How did the universe begin? Why is there something rather than nothing? What is consciousness? Others may be wrestled into submission by the end of this century: Is the universe deterministic? Do we have free will? Of the really big ones, the closest to being solved is how life began.The central dogma of biology requires the presence of DNA, RNA, and proteins. Because it’s unlikely that all three of these sprang forth at the exact same time from the primordial stew, a hypothesis arose in the early 1960s—formulated independently by the ubiquitous Francis Crick and others—that there was a simpler precursor system. Crick’s hypothesis was that, early on in the history of earth, RNA was able to replicate itself. That leaves the question of where the first RNA came from. Some speculate it came from outer space. But the simpler answer may be that the early earth contained the chemical building blocks of RNA, and it didn’t require anything other than natural random mixing to jostle them together. The year that Doudna joined Szostak’s lab, biochemist Walter Gilbert dubbed this hypothesis “the RNA world.”An essential quality of living things is that they have a method for creating more organisms akin to themselves: they can reproduce. Therefore, if you want to make the argument that RNA might be the precursor molecule leading to the origin of life, it would help to show how it can replicate itself. This was the project that Szostak and Doudna embarked upon.”

  第三，科学界越来越不是个人英雄主义，而是团队合作，是传承。像牛顿、爱因斯坦那样坐在摇椅里思考一下就能得到答案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在生物学领域，达尔文在发现进化论的过程中，极大地受到了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影响，尤其是自然资源限制导致适者生存的理念。在发现DNA双螺旋结构的过程中，如果没有富兰克林和威尔金斯（因病去世未获得诺奖）在X射线晶体衍射图像上的帮助，沃森和克里克是无法成功的。至于基因编辑技术的演进，更是一场巨大的接力赛，书中提到的相关选手包括：

  1987年，日本学者Yoshizumi Ishino最先发现了大肠杆菌基因序列中的“重复”和“间隔”现象，但他没有做进一步的研究；

  1993-2005，西班牙微生物学家Francisco Mojica最先认识到了CRISPR的重要性，他在不同的细菌中都发现了CRISPR现象，并且提出了CRISPR是细菌免疫系统的假说。CRISPR这个词语（Clustered Regularly Interspaced Short Palindromic Repeats，成簇的有规律间隔的短回文重复）也是他创造的；

  2005.8，法国微生物学家Horvath和Danisco食品公司的研究主管Barrangouz通过酸奶嗜热链球菌实验证明了CRISPR的工作原理：它确实是一种适应性免疫系统，将新的噬菌体DNA整合到CRISPR阵列中，这使它们能够对抗下一波噬菌体的攻击。此外他们表明Cas9可能是干扰所需的唯一蛋白质，但CRISPR系统灭活入侵噬菌体的过程的细节尚不清楚；

  2006年，Berkeley的微生物学教授Jillian Banfield将CRISPR系统介绍给了Jennifer Doudna，让她进入了该领域的研究；

  2008.10，Luciano Martini和Erik Sontheimer发现CRISPR系统的靶向分子是DNA而不是RNA，并提出将该系统转移到非细菌系统，可能造出强大的基因编辑工具；

  2012.06，Jennifer Doudna和Emmanuelle Charpentier团队证明除crRNA外，还存在第二种tracrRNA，tracrRNA与crRNA形成双链体将Cas9蛋白引导至其靶标。此外，她们将crRNA和tracrRNA可以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单一的合成导向RNA（sgRNA），简化了系统；

  2013.01，张锋团队首先成功地将CRISPR-Cas9用于人体真核细胞的基因组编辑。

  这个名单并不完整，还有不少科学家个人和团队都是这张拼图的组成部分。这是一场漫长的发现之旅。旅程的前半部分（2008年之前）是一条少有人走的路，Mojica的论文先后多次被一流期刊拒绝，在很久的延迟之后才得以发表在并不令人瞩目的位置。他们当时并不知道自己这项研究的重要性，以及成功的可能性。而旅程的后半部分则突然变得人满为患，当确定性变大的时候，赛道一下子拥挤起来，各路人马纷纷涌入，竞争变得白热化，也暴露除了科学界丑陋的一面。书中花了大量的篇幅来介绍Doudna团队和张锋团队的撕逼过程，其争执的核心在于，将在细菌中已经被证实的CRISPR-Cas9基因编辑方法用在人类的细胞上，是不是一项“显而易见”、“顺理成章”的工作：

  Thus the battle lines were drawn. Doudna and her colleagues had identified the essential components of CRISPR-Cas9 and engineered a technique to make it work using components from bacterial cells. Their contention was that it was then “obvious” how it would work in a human cell. Zhang and the Broad Institute countered that it was not obvious that the system would work in humans. It required another inventive step to make it work, and Zhang had beaten Doudna to it. In order to resolve this issue, the patent examiners in December 2015 launched an “interference proceeding” to be decided by a panel of three patent judges.When Doudna’s lawyers asserted it was “obvious” that a system that worked in bacteria would also work in humans, they were using a term of art. In patent law, the term “obvious” refers to a specific legal concept. Courts have declared that the “criterion for determination of obviousness is whether the prior art would have suggested to a person of ordinary skill in the art that this process would have a reasonable likelihood of success.” In other words, you don’t deserve a new patent if you merely modified a prior invention in a way that was so obvious that a person with ordinary skill in the field could have done the same with a reasonable likelihood of success. Unfortunately, phrases such as “person of ordinary skill” and “reasonable likelihood of success” are fuzzy when applied to biology, where experiments are less predictable than in other forms of engineering. Unexpected things happen when you start fiddling with the innards of living cells.

  撕逼的结果就是，两边都是赢家，也都是输家。Doudna和Charpentier赢了诺奖和成就感，而张锋赢了专利和商业利益。我个人看来，这个结果还算是公平的，但过程实在是非常令人遗憾。撕逼和对簿公堂的大量精力如果用在合作上，相信一定可以更快地推动人类的进步。但没办法，在利益面前，人非圣贤，每个人在主观上都会放大自己的价值，而淡化他人的贡献。这是人性。事实上，即便是共同合作良久并且赢了诺奖，Doudna和Charpentier之间也是心存芥蒂，貌合神离，并且到最后都分别成立了各自的公司。

  科学家也是普通人，我们并不能要求他/她们比其他人更高尚、更有胸怀，但我依旧向往那种学术界里乌托邦式的、传承的美好。正如书中写到的，诺奖结果公布之后的时刻，The nicest toast came from Jack Szostak, the Harvard professor who had turned her on to the wondersof RNA back when she was a graduate student. Szostak, who had won a Nobel in medicine in 2009 (jointly with two women), raised a glass of champagne while sitting in the backyard of his stately brick Boston townhouse. “The only thing better than winning a Nobel Prize,” he said, “is having one of your students win one.”

  第四，关于创新的范式。

  在书中的某些片段里，作者探讨了美国创新的范式。美国科研模式的创始人是MIT的Vannevar Bush。二战后，他给杜鲁门总统写了一份很长的报告，名为《科学：无尽的前沿》（Science The EndlessFrontier），建议将科学研究确定为美国永久的国策，建立研究性大学和国立实验室。这里的关键是让国家投入经费，但研究内容由科学家自主驱动。这一点是美国和其他国家不同的地方。美国只有很少的政府科研机构，大部分还是二战时为了战争的需要建立的，比如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劳伦斯实验室等，此后几乎没有建立新的实验室。它甚至把一些国家实验室交给大学管理。即便是在实施阿波罗登月期间，NASA（美国航空航天局）也只是领头的机构，大量的工作交给了大学和公司的研究机构。这奠定了美国科技强国的基础。

  作者在文中将这种范式称为“linear model of innovation”，并且认为这种模式已经有些过时：There is some truth to the linear model. Basic research in quantum theory and surface-state physics of semiconducting materials l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ransistor. But it wasn’t quite that simple or linear. The transistor was developed at Bell Labs, the research organization of the American Telephone and Telegraph Company. It employed many basic science theorists, such as William Shockley and John Bardeen. Even Albert Einstein dropped by. But it also threw them together with practical engineers and pole-climbers who knew how to amplify a phone signal. Added to the mix were business development executives who pushed ways to enable long-distance calls across the continent. All of these players informed and prodded each other.The story of CRISPR at first seems to accord with the linear model. Basic researchers such as Francisco Mojica pursued an oddity of nature out of pure curiosity, and that seeded the ground for applied technologies such as gene editing and tools to fight coronaviruses. However, as with the transistor, it was not simply a one-way linear progression. Instead, there was an iterative dance among basic scientists, practical inventors, and business leaders.Science can be the parent of invention. But as Matt Ridley points out in his book How Innovation Works, sometimes it’s a two-way street. “It is just as often the case that invention is the parent of science: techniques and processes are developed that work, but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m comes later,” he writes. “Steam engines led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rmodynamics, not the other way round. Powered flight preceded almost all aerodynamics.”As Doudna and her team began working on CRISPR, two young food scientists on different continents were studying CRISPR with the goal of improving ways to make yogurt and cheese. Rodolphe Barrangou in North Carolina and Philippe Horvath in France worked for Danisco, a Danish food ingredient company that makes starter cultures, which initiate and control the fermentation of dairy products.Starter cultures for yogurt and cheese are made from bacteria, and the greatest threats to the $40 billion global market are viruses that can destroy bacteria. So Danisco was willing to spend a lot of money for research into how bacteria defend themselves against these viruses. It had a valuable asset: a historical record of the DNA sequences of bacteria it had used over the years. And that is how Barrangou and Horvath, who first heard of Mojica’s research into CRISPR at a conference, became par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asic science and business.

  我个人认为这种评价是比较片面的。美国的科研创新和商业创新从来都是结合在一起的，在过去的很多年里，在各个领域，都证明了美国的科技成果转化是多么有效率。今天很多人感叹为什么SpaceX（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作为一家私营企业的航天技术如此先进，其实SpaceX拿的也是NASA的钱，只是美国的科研运作方式和世界上很多国家不同而已。事实上，美国研究最新飞机、导弹、潜艇技术的，都是拿了政府合同的私营企业和大学。这恰恰说明了Vannevar Bush模式的成功。

  真正值

  得讨论的，是科研创新范式的进化。之前听陆奇老师讲过，科学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

  第一

  范式，实验科学，于12世纪起在西欧一些大学兴起，最早的倡导者是英国的R．培根，对实验科学产生巨大影响的是17世纪英国的F．培根；第二范式，理论科学，指偏重理论总结和理性概括，不局限于描述经验事实，例如牛顿、爱因斯坦等；第三范式，计算模拟/仿真，在20 世纪50、60 年代兴起，起初应用于洲际导弹的研制、阿波罗登月计划、核电站运行等方面。第四范

  式，是由图灵奖得主、关系数据库的鼻祖吉姆·格雷生前的最后一次演讲中提出。他认为科学的第四范式是“数据密集型的科学发现”，是数据驱动的创新。

  的确

  ，

  在数字化进程已经十分深入、计算能力不断增强的今天，站在下一波科学进化最前沿的究竟是谁？按照陆奇老师的说法，“人工智能前沿到底是谁真正在驱动？答案是有一些大公司，也有一些大学和科研机构，但其中跑得最快的却是DeepMind、OpenAI、SpaceX这样的研究型创业公司。DeepMind可能大家最近都知道，AlphaFold对蛋白质折叠有巨大的突破，OpenAI的GPT3对创新也带来了巨大的影响，SpaceX对航天发展的贡献，这些都是新一代的emergent的体系在形成。这些都是小公司开启的革命，但是它们有长期的、宏大的使命，有数据和研究的能力，它们走得比大公司还快。数字化技术和交叉学科正在大大加速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比如信息科学、生命科学和材料科学等。我们活在一个非常振奋人心的时代，如果观察每个科学领域，它们几乎都在高速发展。”

  10

  年后，20年后，市值最高的公司还是Facebook、微软、Amazon和苹果吗？还是说，会有第四范式驱动的新物种跑出来？这让人十分兴奋，也十分期待。

  最后，关于大自然的美丽，关于造物主的神奇。在阅读的过程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始终还是CRISPR这种机制的巧妙之处 - 这是细菌的免疫机制，在CRISPR那些“成簇的有规律间隔的短回文重复”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亿万年以来细菌幸存者的记忆，是进化论的遗产。到目前为止，人类在生物学领域取得的绝大部分进展，都不是“原创”的，而是“大自然的搬运工”。费曼说过，What I cannot create, I do not understand。我们对于宇宙的理解还如此浅薄，以致于我们还只能做粗鄙的抄袭和简陋的模仿，离从零开始创造一个生命，还有遥远的距离。然而，哪怕仅仅是抄袭和模仿，在那些“顿悟”的时刻，在那些窥见答案的瞬间，依旧让人无比幸福。

  书中提到了Doudna的顿悟时刻：They paused for a moment and looked at each other, then Doudna said, “Wow.” As she recalls, “It was one of those moments in science that just comes to you. I had this chill and these little hairs on my neck standing up. In that moment, the two of us realized that this curiosity-driven, fun project had this powerful implication that could change the direction of the project profoundly.” It’s a fitting scene to imagine: the behavior of a little molecule being able to get the little hairs on Doudna’s neck to stand up.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