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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从文献与文物两个方面，对汉代至唐代这个时段内毛笔的制作、形制、产地、历史、语汇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考证与探讨。同时对当今古笔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失误，进行了较深入的揭示和批评。本书还以文献与文物这两个主线，较为广泛深入地搜集、诠释了古代毛笔的重要文献及考古出土的实物资料。不仅是一本资料丰富、信而有征，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专著，同时也是一本不乏可读性与观赏性的读物。对中国的传统书画、文物考古及文史等方面的学习与研宄，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序明察秋毫话古笔张朋川／001

绪言／001

一、写作因缘／001

二、写作的意义／002

三、本书的几点说明／004

上卷汉唐古笔考索／001

“考古类型学”与早期毛笔制作形态／003

附录一：战国、汉代毛笔笔头与笔杆形态局部图／005

附录二：考古发现战国至唐毛笔制作数据简表／006

“汉居延笔”的发现、图像与踪迹／008

东晋束帛笔头考／017

晋唐毛笔制作中的缠纸法／022

蠡测“二王时代”的笔／026

兔毫二题／042

汉唐时期的兔毫产地／046

管杆小识／054

“彤管”——古笔研究中一个被误解的名物／058

汉唐时代笔管的奢丽制作／062

释“答”——笔帽的异称／070

茹笔／075

写书宅／077

虞貅《论书表》中的文房论札记／079

附录一：读《简毫与长毫》与王学雷君商榷张荣庆／082

附录二：科简与料简／084

心同理同：西方的“毛笔”与中国的制作／086

古笔研究中的文献引用问题／091

附录：读《中国的文房四宝》／096

中卷汉唐古笔文献辑释／099

韦诞《笔方》校议／101

附录：韦诞《奏论笔墨事》笺／106

王羲之《笔经》校笺／109

传为《笔经》制笔语笺释／115

蔡邕《笔赋》校注／116

皇象《论笔墨札》笺／120

傅玄笔论四篇校笺／121

成公绥《弃故笔赋》校笺／126

嵇含《试笔赋序》笺注／129

附录：嵇含《笔铭》／129

王隐《笔铭》笺释／130

虞龢《论笔墨事》笺／131

萧绎《谢东宫赐白牙镂管笔启》笺注／133

《北梦琐言》载梁元帝笔事校注／135

《北户录》所记笔资料两则校笺／137

《芝田录》记笔工事释补／146

柳公权《谢惠笔帖》小笺／148

传李阳冰《笔法诀》注释／150

宋代辞书中关于鼠毛与兔毫资料两则笺释／151

下卷古笔图说（战国一唐）／155

一、战国（楚、秦）

1.信阳长台关楚墓笔／157

2.左家公山楚墓笔／157

3.包山楚墓笔／158

4.放马滩秦墓笔／158

5.睡虎地秦墓笔一／159

6.睡虎地秦墓笔二／159

二、西汉

7.江陵凤凰山一六七号西汉墓笔／160

8.江陵凤凰山一六八号西汉墓笔／160

9.临沂金雀山西汉周氏墓群十一号墓西汉笔／161

10.西郭宝墓笔／162

11.尹湾汉墓针刻漆套竹杆对笔一／163

12.尹湾汉墓针刻漆套竹杆对笔二／164

13.网疃汉墓针刻短单套木杆笔头一／165

14.网疃汉墓针刻短单套木杆笔头二／165

15.敦煌马圈湾西汉笔／165

三、东汉

16.汉居延笔／167

17.武威磨咀子“史虎”笔杆／168

18.武威磨咀子“白马”笔／168

19.武威磨咀子汉笔／169

20.敦煌悬泉置“张氏”笔一／170

21.敦煌悬泉置“张氏”笔二／170

22.居延附近发现木笔杆及笔头／170

23.乐浪王光墓笔头／171

四、西晋（前凉）

24.旱滩坡十九号前凉墓笔／172

25.阿斯塔纳画笔／173

五、东晋

26.东晋束帛笔头／174

六、唐

27.阿斯塔纳墓唐笔／175

附录：未见图版之资料／176

征引文献／177

后记／190

王学雷，1973年6月生，江苏苏州人。毕业于苏州大学艺术学院，艺术硕士。已发表论文40余篇，刊于《中国书法》《书法研究》《文献》《文史知识》《故宫文物月刊》《书法》《中国书画》等期刊。独立承担中国书协年度课题“十九世纪江南职业书家的生活”（已结题）。论文获全国第八届书学讨论会三等奖。2005年被评为“苏州市首届中青年书法家十佳”。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苏州市书法家协会副秘书长、苏州市青年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苏州市青联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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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本书从文献与文物两个方面，对汉代至唐代这个时段内毛笔的制作、形制、产地、历史、语汇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考证与探讨。同时对当今古笔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失误，进行了较深入的揭示和批评。本书还以文献与文物这两个主线，较为广泛深入地搜集、诠释了古代毛笔的重要文献及考古出土的实物资料。不仅是一本资料丰富、信而有征，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专著，同时也是一本不乏可读性与观赏性的读物。对中国的传统书画、文物考古及文史等方面的学习与研宄，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 作者：蓝慕柔 发布时间：2022-12-25 21:16:21

  古笔资料本身就很少，能梳理成源流流变已属不易。

• 作者：种瓜得瓜 发布时间：2015-02-23 08:41:05

  本希望看到作者对于毛笔演进与书法演进之间的探讨研究，然未如愿。譬如正仓院唐笔皆管大锋短，柳公权《谢惠笔帖》有说及，日本亦有仿制笔，作者如能亲自体验，就更有价值了。

• 作者：୧⍤⃝ 发布时间：2023-10-09 17:20:19

  文献记载和出土实物都十分有限的情况下能写出这样一本小书来已经很难得了。下卷的古笔图说，能把不同资料刊布的图像资料搜集来一齐展示并且以很标准的文科注释格式标明出处，对后人真的帮助很大。

• 作者：MRS 发布时间：2022-10-28 21:31:51

  题材好，但到处是病句

• 作者：聲聞 发布时间：2013-10-29 12:11:09

  内容不错，就是排版设计有点怪

• 作者：安努什卡 发布时间：2015-05-02 15:20:16

  摄影有问题，作品全是特写看不清全貌，这不搞笑吗。比较喜欢混色那部分的内容，关注的一个软陶店造型不错就是颜色太乡土了。以及对书里的作品有点失望，感觉没有发在微博上的可爱。还有步骤上还是略粗糙了些，也许是我期待比较高，还有买的大部分手工书都是日本的被惯的

• 黎在珣 | 一笔一世界——读《古笔》札记

  作者：上海中华书局 发布时间：2023-03-31 09:26:45

  简洁拙朴的封面、古朴简约的装帧，传统味道，传统气派，传统风格，王学雷先生的新著《古笔》“真好”。

  

  问题意识明确

  《古笔》内容丰富，文献、文物、图像相结合，图文并茂，信而有征。王学雷先生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善于提出经过独立思考之后的见解。为了呈现“早期毛笔较为清晰的历史发展脉络”，作者在《汉唐古笔考》部分娴熟地从文献与文物两条途径，考察汉唐时期毛笔的演变，对相关文献资料进行了颇见功力的梳理、校勘、考订，对这一时期毛笔的形制、产地、工艺、性能、功能与文化等的探讨不时有精彩呈现，对彤管、笔答、茹笔、削管等名物有理有据地提出自己的看法。介绍、论述时条分缕析，如对汉唐古笔的制作形态，从整体到笔的各部分都作了专题性的绍介。

  在中卷《古笔图说》部分，作者在近200幅珍贵图片的下面都标示准确数据，进行客观描述。读者根据这些从战国到唐代的古笔图像资料，包括传世的和出土的，可以“直观地看到古笔的演变规律及制作细节”，丰富对古笔的认识。

  下卷《汉唐古笔文献辑释》对相关文献资料进行了校勘和注释，对文献解读的岐异之处提出自家观点，通过校释古文献使读者能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古笔深厚的文化底蕴。

  三大部分各自独立，又相互关联而成为一个整体：毛笔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符号。在毛笔日渐淡出许多人视野的时候，王学雷带着我们品鉴不同时空中的毛笔这一重要遗产。

  

  笔小而象大

  《古笔》没有止步于对相关史料的梳理、考证与解读，还探讨了早期书法、绘画发展及文化传播背后工具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揭示了毛笔的制作、传播、使用等方面所蕴含的文化内容，阐述了毛笔及其毛笔文化的真善美。

  由于种种原因，有些历史事实隐藏着陷阱，有些虚构里包裹着真实。这就要求人们小心求证，去发现被累积的假象所掩盖的事实。王学雷在爬梳辑佚资料的过程中，哪怕只言片字，吉光片羽，他都会顺藤摸瓜，去发掘与勾连相关文物史料，以发现真相。比如他从尘封的文献中发现事实，还原“汉居延笔”是由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发现的这一真相。作者还“了解之同情”傅振伦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删削马衡原文”的难言之隐。这体现出他严谨的治学态度。

  毛笔的书写功能，使毛笔成为几千年中华文明持续传承的参与者、呈现者和塑造者，可以说，一笔一世界。王学雷写道：“在东亚地区悠久的书写传统中，毛笔扮演了最为重要的角色，并且形成了一套非常成熟完善的技术制作体系”，而“毛笔的粗细变化直接影响到了书法创作形式和风格的变化，促进了书法艺术性的发展”，不仅如此，“中国水墨画以笔法为技法要素，都与以毛笔为中国书画的工具有密切的关系”。王学雷引领我们品味毛笔的内在诗意，呈现蕴含其中的文化内涵。

  王学雷“有感于古今论笔者多着眼于笔与书法艺术之关系，而笔之用于抄写之本质越来越受忽视”这一难以阻挡的趋势，将毛笔分为“写书笔”和“书法笔”，认为“写书笔”在传承中华文明方面厥功至伟，而书法笔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中国书画艺术。王学雷先生还提出“写书者与书法家之不同，由各自所用之笔即可体现；中国文字之实用性与艺术性的区别，亦因笔之形制不同而得到体现”，显示了他对古笔以及笔文化的深刻理解。

  我觉得，可以沿着《古笔》和前人的踪影足迹继续前行，逐渐向历史、哲学、文学、书法、美学、绘画、壁画、雕刻、宗教、政治等领域拓展，譬如说，有些“书法笔”既是笔，又不止于笔，有遗貌取神，意在笔外的一面，我们就要用心感受附着其上的生命能量和境界。

  可以说，毛笔文化是一门综合性的学问，值得也需要传承、弘扬。对包括毛笔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的传承、转化、弘扬，是赓续不断的过程，从这个角度看，《古笔》也就成为人们研究、弘扬笔文化的又一新起点。

  

  治学严谨，新意频出

  可能与出身考古有关，王学雷治学态度很严谨。严谨是治学真诚、勇敢的表现。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见其严谨。一、内容的安排。《古笔》没有对毛笔进行全方位的考察，而重点放在汉唐。作者谦虚地说“学力和精力所限”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其它时期出土的毛笔实物相对较少。二、大量的征引文献。光是征引文献目录，密密麻麻就有十二页，可见用功之勤，考订之精。三、结论建立在可信证据和严密逻辑的基础之上。他非常强调目录、版本、校雠的重要性，这是逻辑严密的一种体现。王学雷引用了蒙恬之前的文字记载和出土文物相互佐证的方法揭示了流传甚广的蒙恬造笔只是一个传说。类似的例子不少。

  《古笔》新意频出，其因有二。王国维曾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王学雷先生不只是于故纸堆里爬梳、钩沉、辨析、剔抉、阐释史料，还非常注重吸纳有关毛笔的最新考古成果。书中新意大都来自这方面。其二是能够“从习见的材料中提出大家所不注意的问题”（贺昌群语）。当然，这需要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古笔研究中的文献引用问题》一文所谈两本书所存在的引用问题就属于这方面的内容。

  为笔辛苦亦荣光

  笔既是书写的工具，更是流淌的文化，承载着数千年的历史，书写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辉煌。

  王学雷说自己有“恋旧情结”，在这个人们与毛笔渐行渐远的时代，他“总希望尽力地将行将‘消逝’的毛笔文化，像捡拾散落的珠子那样，尽可能地多捡回来些”，而“有助于‘捡拾’或‘挽留’的最好方法，应该是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他曾明确表示，对古笔的专志研究，为古笔著书立说的目的，是为毛笔“正名”，为毛笔立传。

  这种自觉的担当源于他的人生经历和情感深处，关涉他的认识与境界，追求与憧憬，希望与期待，反映了他的生命状态与人文立场；是一种弥足珍贵的品质，是他精神底蕴和生命厚度的标识。

  本文原刊于《中华读书报》2022年8月31日第18版。

• 栾吟之：“古笔”有功于世

  作者：上海中华书局 发布时间：2023-02-17 09:34:48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与“器”既泾渭分明，又彼此勾连。正如文房四宝之于书画诗文、精美器具之于茶道与香道，传统文化的“大义”包含在“器物”之中。“器”初为平常日用，因一代代人的生命浸润而获得超越日常的诗意和礼仪，最终流转为构成时代特征的符号。

  以“器”为研究对象的名物学风头甚健。现代人对“物”的热情，是一种“道”与“器”碰合下的重新聚拢。这活色生香的追求，既是精神的，也是物质的。2023年，本刊推出“名物志”系列访谈，对话有志于名物研究的新书作者，与读者一起，将那过往的文明，以一种审美的、富有情趣的方式融入今天的生活。

  今为首篇。在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中，毛笔扮演了最为重要的角色——先是影响书法创作的形式和风格变化，后又影响绘画艺术，“笔法”成为构成中国书画的最基本要素。《古笔》一书，讲笔，也讲书画及其他。

  

  “战国之前即有笔”

  从新石器时代彩陶上的纹样以及商周的甲骨金文书写特征推测，那种有弹性的书写正是以毛笔为载体的

  上书房：

  先秦时期，书写尚处于“简帛时代”，人们就已清楚地认识到笔是主要的书写工具，而灿烂辉煌的中国书法艺术无疑更是毛笔的创造，至有“书之佳不佳，笔居其半”的说法。因此我特别认同您的观点——研究中国书法，关注的首先应是“文房四宝”中的毛笔。

  王学雷（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苏州市文联副主席、苏州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是的，正所谓“笔墨二事，士人日与周旋，不可茫然莫识其梗概也”。毛笔如此之重要，我们今天学习传统文化，尤其是从事中国书画的创作与研究，就应该对它有所了解。

  就当下的情势看，“毛笔文化”的生存空间正不断地被挤压。白谦慎先生的观点或许可以道明原因。他说，晚清民国时期书法领域没有受到特别大的冲击，因为书法是非常本位的东西，对来自西方的冲击不太在意。但无论当时的读书人是否意识到，有几个历史的变迁正在发生——首先，钢笔作为书写工具被引进，它比毛笔方便太多了；其次，社会精英结构发生变化，文人士大夫被理工、法政等学科的人取代，两者的人文知识结构不同，书写习惯也不同。从最根本上说，由于对毛笔的日常书写要求渐渐降低，对毛笔作为书写工具慢慢生疏，才形成了对整个书法文化的冲击。但这个冲击不是立竿见影的，而是从书写工具到书写主体、传授系统的逐渐变化。

  

  上书房：

  所以您想“捡拾”或“挽留”行将消逝的毛笔文化？

  王学雷：

  是的，最好的办法应当是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正如埃尔顿所说，“历史想要存在，它就必须被写作和研究。”这也是我的写作动机，一是毛笔是传统书写工具中首要的工具，最值得加以研究；二是由于时代的变化，今天对它的了解日渐生疏，应该加紧研究；三是对它的轻视所导致的研究不足和错误的研究结论，亟待纠正。

  上书房：

  千余年来，中华民族流传的秦将蒙恬发明毛笔之说“蒙恬造笔”已被颠覆，今人受惠于现代考古学，有幸能见到一些战国时期的出土毛笔实物，“秦之前已有笔”已成共识，那么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笔的呢？

  王学雷：

  尽管没有实物的发现作为佐证，但是从新石器时代彩陶上的纹样以及商周的甲骨、金文书写特征推测，那种有弹性的线条只有通过毛笔之类的工具才能表现。“战国之前即有笔”现已成为共知。只可惜战国之前的毛笔实物至今还没发现，具体的形制也就无从说起。

  谈到战国时期的毛笔，学者通常会举以下三件实物，巧的是它们分别出自早、中、晚三个时期的三座战国墓葬中：早期的是1957年河南信阳长台关一号楚墓出土的笔，它是一支笔杆为竹质的笔，笔毛质地不明，制法是将笔毛用细绳缚于杆上；中期的是1954年出土于湖南长沙南郊左家公山十五号楚墓的笔，也是竹质笔杆，笔毛为上好的兔箭毫，制法是将竹笔杆一端劈成数开，将笔毛夹在中间，用细丝线缠缚，外面髹漆；晚期的是1986年出土于湖北荆门包山二号楚墓的苇质笔杆毛笔，笔毛质地同样不明，制法是将笔毛用丝线缠缚后插入笔杆腔内。

  

  《古笔》书中插图

  上书房：

  这正好反映了毛笔制作技术的三个阶段？

  王学雷：

  实际上并不是。依照今天我们对毛笔制作的经验来判断，古人先是把笔毛捆扎在笔杆上，随后发展到杆端劈开数片把笔毛夹在中间，最后把笔毛蘸黏固剂插入笔杆，这样勾勒出的三个演进过程，揆之情理，似无不妥，但毛笔制笔技术并不完全是依照“由粗糙向精致递进”线性发展的。如20世纪80年代出土于湖北江陵九店十三号战国晚期楚墓中的一支毛笔，在制作上却与早期的相同，这很好地印证了战国毛笔制作技术上也存在着“新、旧形态交错出现或前后颠倒的现象”。还有出土于额济纳河的著名的“汉居延笔”，其年代为东汉初期，“笔管以木为之，析而为四，纳笔头于其本”，看起来似乎也很“原始”。考古类型学方法的核心是希望从“成群物品”中“找出物品形态变化的逻辑过程”，然而考古出土的战国各时期的毛笔实物实在太有限，无法“成群”。所以要从考古类型学上归纳出制笔的阶段特征，只有期待达到一定数量的战国时期毛笔实物的发现才行。

  

  湖北荆门包山楚墓出土毛笔（战国）

  王羲之用“无心毫”？

  张朋川先生认为“书写条件的第一次重大变化发生在东晋时期”，是很精辟的见解

  上书房：

  您对东晋时期的书法艺术和制笔技术有特殊兴趣，这是为什么？

  王学雷：

  东汉到魏晋是中华民族的文艺觉醒时期，在书法方面，这一时期的书体已渐趋齐备，人们开始在书法中寄寓自己的性情，形成了努力创造美丽文字的时代风气，这一阶段作为书写材料的笔、砚、纸、墨等的发展也受到高度重视，因而使书法的条件得到满足。而东晋时期的书法艺术被王羲之、王献之父子推向一个崭新的高度，书写材料也在这个时期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张朋川先生认为“书写条件的第一次重大变化发生在东晋时期”，是很精辟的见解。

  上书房：

  “二王”用的究竟是什么笔？

  王学雷：

  古代就有人悬测王羲之书写《兰亭序》时所用的毛笔了。唐代有记载说，王羲之书写《兰亭序》时“用蚕茧纸，鼠须笔，遒劲劲健，绝代更无”。宋朝人苏易简也引用世间流传的说法：“王羲之得用笔法于白云先生，先生遗之鼠须笔。”后来我加以深究，其实他非但没有用过鼠须笔，还对鼠须笔大加诋毁。

  王羲之写下的《笔经》，完整文字收录在《文房四谱》卷一《笔谱上·二之造》，400多字涉及了毛笔制作的方方面面。可以归纳为：毛笔制作首重在毫，毫以兔毫为贵，故先言其产地；兔毫的优劣不仅有地域之异，季节的因素及部位上也有差异，故次论兔毫的选择；有了优等的材料，必须要恰当的制作，故最后论兔毫的制作。

  王羲之提到“鼠须笔”，他说：“世传钟繇、张芝皆用鼠须笔，锋端劲强有锋铓，余未之信。夫秋兔为用，从心任手，鼠须难得，且为用未必能佳，盖好事者之说耳。”直接否定了后世附会他用鼠须笔的悬测。

  《笔经》最后透露，王羲之亲自参与过毛笔的制作。这其实并不奇怪，世家大族中擅长制作文房用具的人并不罕见，从三国名臣韦诞，到东晋的韦昶，乃至东晋的望族郗氏，都有所从事。直至南朝时期，宋齐的吴郡望族张永、王羲之同族后人王僧虔，都能找到他们制作文房用具的记载。

  

  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唐 冯承素摹本）

  上书房：

  考证王羲之所用之笔，如同破案一般抽丝剥茧啊。

  王学雷：

  别着急。比唐代人更热衷于探究王羲之所用的笔的是北宋人。因为从晋代以来传承有绪的制笔世家，在宋代依然有名，他们的制作依旧沿袭、保存着晋代的特色。比如当时宣州的陈氏是制笔世家，家族中还保存着王羲之向他们的祖先求笔的书信。

  宋人邵博在《邵氏闻见后录》中推测王羲之所用的笔是一种没有笔柱的“无心毫”，毛长在2寸左右，是由宣州诸葛高善制的名笔“散卓笔”。恰好黄庭坚的一则描述无意间成为“散卓笔”的注脚：“宣城诸葛高系散卓笔，大概（笔）头长寸半，藏一寸于管中。”这应该就是东晋时期毛笔制作技术中的一个显著特征。

  “二王”父子对笔的重视见于言表。王羲之在写给谢安的一封信中说：“复与君，斯真草所得，极为不少，而笔至恶，殊不称意。”唐代岭南风土录《北户录》也记载了王羲之“叹江东下湿，兔毫不及中山”的意见，可见他对毛笔制作的优劣十分重视。

  现在要说到王羲之最小的儿子王献之。王献之性格兀傲，有时竟也不把父亲的书法放在眼里。然而当时有个叫韦昶的人，不光是擅长写古文、大篆的书法家，还曾经臧否过“二王”的书法，但他又是一位制作毛笔的高手，王献之就曾经得到过他制作的笔，不得不叹其“绝世”。

  韦昶所做的笔自然是没有留存下来，但他是三国魏大书法家韦诞的五世玄侄孙，韦诞的著作《笔方》是中国最早记录毛笔制作技术的文献，韦昶自然也是继承发扬了《笔方》中记录的制笔方法。韦诞的笔有两个特点：一是笔柱（笔毛的中心部位）制作精良；二是特别强调深纳笔头，将笔头深深地插入杆腔内。总之，依照这几个原则制成的笔，是王献之辈所认可的。

  

  竹管兰亭真赏紫毫笔（清乾隆）故宫博物院藏

  上书房：

  您还专门根据出土古笔绘制东晋的“束帛笔头”复原图，这种深纳笔头的制法，于书写有何益处？

  王学雷：

  古笔笔头的制作中有一道关键工序，叫作“捆扎”，此法自战国晚期开始逐渐趋于成熟完善。就是在笔头插入杆之前，先用丝或麻线将笔毛根部扎紧，以防毛料脱落，考究一些的还要加以髹漆或用火将根部烫平。而出土的东晋束帛笔头用帛块卷束，作用在于吸附过多的水分，防止笔头膨胀而影响书写。

  唐代以前的毛笔有许多是笔头可以拆卸更换的，因为文吏每天要抄写起草大量公文，还有一些书家勤于习书乃至“池水尽墨”“十日一笔，月数丸墨”，深纳笔头是为了便于以后更换，可以不用黏固剂（一般采用松香）与笔杆粘连。可以想见，东晋时期制笔者的高妙技艺和独到才思与当时书法繁荣、书家辈出的盛况是相辅相成的。

  

  唐代缠纸笔，日本奈良正仓院藏品。右图为放大12.8倍的显微照片

  奢丽古笔引遐思

  “择笔”和“不择笔”，虽然各有充分的理由，但后者往往被认为是可贵的行为

  上书房：

  历来书写者在判断毛笔的好坏时，首先关注的是笔头，但您也对笔管做过深入研究，笔管对书写是否重要？

  王学雷：

  其实，笔管的恰当与否同样也会影响书写者的感受及书写风格的表现。王羲之在《笔经》中说：“管修二握，须圆正方可。”这个“握”是计量单位名词，“二握”为如今的19.6厘米，王羲之认为笔管长约20厘米最利于书写，这与今天大多数毛笔笔管的长度较为一致。除了要有恰当的长度，笔管在形制上还要求“圆正”，圆得均匀才能把握舒适。

  古人对笔管的重量也同样在意，主张“笔须轻便”。我想，古今凡是重功用的书写者对这个意见都会有所响和，因为笔管太重就“踬”，“踬”与“逸”互为反义词，是指书写者总是希望书写顺畅，笔管太重自然就变得不顺。

  另外，笔管的粗细（管径）也是需要考虑的一个因素。唐代柳公权在其《谢惠笔帖》中就谈到了这一点。他的意见是“管不在大”，因为“管小则运动省力”，因此他在信中还特地嘱托友人“后有管小锋长者，望惠一二管，即为妙矣”。柳公权之后，似乎很少有人特别议论过笔管的粗细这一话题，直到近年，书法家孙晓云老师才“旧话重提”，她通过大量考古实物资料进行统计再结合实践，得出“笔杆在0.6至0.7厘米时，笔在手里最稳当妥帖”的结论。

  上书房：

  原来如此，笔管本身是一个实用构件，但人们的审美天性往往又为其平添了各种审美意味，这也是您研究汉唐时代的奢丽笔管的原因吧？

  王学雷：

  确实。明人曾列举过古代各种质料的笔管，有金管、银管、斑管、象管、玳瑁管、玻瓈管、镂金管、绿沉漆管、棕竹管、紫檀管、花梨管等。东晋的文献《西京杂记》中还有一则对西汉帝王所用笔管的记述：“天子笔管，以错宝为跗，毛皆以秋兔之毫，官师路扈为之。以杂宝为匣，厕以玉璧翠羽，皆直（值）百金。”“跗”即是笔管栽毛的部分，“以错宝为跗”是指在跗上镶嵌珍宝，虽没有说明笔管的具体材质，但足见其华丽而贵重。

  历代都有用犀象角牙制作的笔管，也有选材奇僻、形制奇特的笔管，而古笔笔管上那些雕镂、髹漆、刻字等技艺，更是极尽精巧之能事。有传说，晋代学者张华因完成了名著《博物志》，晋武帝赏赐他辽西国进贡的麟角笔，麒麟这种传说中的瑞兽实乃世间所无，如果此事属实，那也应该是用其他动物的角来替代的吧；另一个传说是，晚唐诗人司空图隐于山中，芟松枝为笔管。有人问他为何要用此制笔，他回答：“幽人笔正当如是。”

  

  清代竹管兰亭真赏紫毫笔，故宫博物院藏

  上书房：

  传说或未可信，奢丽的古笔却引人遐思，书家该“择笔”还是“不择笔”呢？

  王学雷：

  历来有两种观点：“择笔”和“不择笔”，虽然两者各自都有其充分的理由，但后者往往被认为是可贵的行为。受到赞誉的欧阳询正是历史上“不择纸笔”的典范，其子欧阳通却因为对笔过于讲究，以至非犀象笔管不书，就被批评为：“矜持太过，失其常理。是有愧不择纸笔者，非能其父书也。”明人屠隆在列举古时各种奇丽的笔管名称之后，反而认为都不如白竹笔管轻巧、有利于书写。作为一个理智的、重功用的书写者，其实我最认同的是魏晋名臣傅玄在《笔赋》中对笔管的意见：“丰约得中，不文不质。”这是最足深味的一句话。

  上书房：

  您还提出过一个有趣的观点，古代西方的画笔与中国的毛笔“心同理同”。

  王学雷：

  是的。18世纪有一本书叫《叶尔米尼亚》（又名《绘画艺术指南》），记载了拜占庭时期（395年—1453年）美术家们的画笔。我惊讶地发现，书中对于西方画笔的制作技术的论述与中国专著中的相关论述如出一辙，甚至有彼此互译的感觉。拜占庭时期的绘画风格极尽纤细之能事，基本等同于中国画中的“工笔画”，两种绘画都需要弹性较好的毛笔，在制作技术的细节上可谓“同此心同此理”。

  我对于拜占庭的历史知之不多，但在中国历史上，从晋代开始至隋唐时期，一直与拜占庭帝国有很频繁的接触。这自然引人设想——拜占庭的使者和商人们正是在这个阶段将中国的制笔技术记录下来，回国后转告给他们的画家。我们更寄望于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努力，为这种惊人的相似找出有说服力的解读。

  

  红漆描金夔凤纹管兼毫笔（明）故宫博物院藏品

  记者手记

  研究汉唐古笔的制作形态，从文物到文献、从技术工艺到毛笔部件，王学雷如数家珍，娓娓道来。他的研究并非泛泛地陈述毛笔的发展史，而是将主要研究对象集中于书法经典得以确立的汉唐之间，对这一时期毛笔的形制、工艺、性能和文化，作考据证伪、爬梳辑佚式的研究。

  在王学雷“古笔散考”的数年时间里，名物学似乎还是一门小众学问。他在书里谦虚地写道：“毛笔是一种名物，毛笔研究又是名物学中的一个极细小的项目，在学术层级上当然居于‘大义为先’的‘道’之下。”他所谓的名物学，就是要弄清楚各类文献中出现的“草木虫鱼”，以及其他物品的名称和与之对应的实物。

  有意思的是，名物研究在近年似乎越来越热。我在读《古笔》的过程中不断产生了一些思考，关于书写工具、古代建筑、明清家具、传统礼仪等领域的名物学为何为今人所热衷？人们发现“物”、寻找“物”里的故事——就像面对文物，我们所要解决的问题第一是定名，第二是相知，而后才会觉得它们历历可见而又触手可及。

  说回作为“名物”的毛笔。“毛笔有功于世，安可以文房清供而小之？”它不仅是中国传统的书写工具，更是中国传统的一个重要文化符号，在历史的演进中不断变化，成为各时期文化风貌重要的塑造者之一。王学雷指出，在书法研究领域，许多人喜谈“书法之道”与“笔墨之道”，但由于对基础性研究的忽视，往往一说便错，令个中“大义”也虚无缥缈、不足为信。因此，对与之相关的“物名”加以记录、研究和写作，是后人的责任，是名物学的意义所在。

  当下，一个用毛笔记录和传播文化的时代正在慢慢离去，“尽量挽留”是王学雷的写作动机。他说：“总希望尽力地将行将‘消逝’的毛笔文化，像捡拾散落的珠子那样，尽可能地多捡回来些。”

  其实这本以大量文献资料和考古成果写就的《古笔》，既是书法研究的专业书，亦可以视作增长知识、陶冶情操的休闲读物。且看：“蒙恬造笔”究竟可不可信？“兔毫”和“狼毫”出现于什么时候？古人更偏爱哪种动物毛制成的笔？“华夏第一笔”汉居延笔是怎样被发现的，后来又经历了怎样坎坷的迁徙之路？王羲之、王献之用的毛笔和今天的有什么不同，书法的优劣和毛笔的关系究竟有多大？……这些富有意趣的追问，使我们豁然开朗。在硬毫笔流行的年代，八面出锋、惊蛇出草是人们对于书写境界的诉求，而后来藏头护尾、笔笔中锋的技术要求，不仅与碑学的审美倾向有关，也与羊毫、生宣的物质性互为表里。这些都是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有裨于当今书法的多元化创作。

  正如张朋川先生在序言中所述：“王学雷著《古笔》，话古笔而明察秋毫，可谓有功、有道、有术，使妙笔生花，使古笔不古，我们也由温古而化新。”

  

  本文转载自上观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