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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史》为元脱脱等人所撰之纪传体史书，中国历代官修正史“二十四史”之一。由元至正三年（1343年）四月开始修撰，翌年三月成书。脱脱为都总裁，铁木儿塔识、贺惟一、张起岩、欧阳玄、揭奚斯、吕思诚为总裁官，廉惠山海牙等为修史官。元修《辽史》共116卷，包括本纪30卷，志32卷，表8卷，列传45卷，以及国语解1卷。记载上自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下至辽天祚帝耶律延禧的辽朝历史（907年－1125年），兼及耶律大石所建立之西辽历史。

卷一 本纪第一

太祖

卷二 本纪第二

太祖下

卷三 本纪第三

太宗

卷四 本纪第四

太宗下

卷五 本纪第五

世宗

卷六 本纪第六

穆宗

卷七 本纪第七

穆宗下

卷八 本纪第八

景宗

卷九 本纪第九

景宗下

卷十 本纪第十

�宗

卷十一 本纪第十一

�宗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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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孝武惠文皇帝，諱德光，字德謹，小字堯骨。

人望有操守，喜怒不形，未尝附丽求进。初除执政，家人贺之。人望揪然曰：“得勿喜，失勿忧。抗之甚高，挤之必酷。”其畏慎如此。

书籍介绍

《辽史》为元脱脱等人所撰之纪传体史书，中国历代官修正史“二十四史”之一。由元至正三年（1343年）四月开始修撰，翌年三月成书。脱脱为都总裁，铁木儿塔识、贺惟一、张起岩、欧阳玄、揭奚斯、吕思诚为总裁官，廉惠山海牙等为修史官。元修《辽史》共116卷，包括本纪30卷，志32卷，表8卷，列传45卷，以及国语解1卷。记载上自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下至辽天祚帝耶律延禧的辽朝历史（907年－1125年），兼及耶律大石所建立之西辽历史。

• 作者：一个小标点 发布时间：2011-11-13 00:32:56

  很好的书，有译文并且译文很好玩，有句叫“夫我则不暇”，译成“借用孔子的话说就是‘我没那闲功夫’”，笑死了。不过说实话译文还是很流畅的（除了有个小地方肯定是译错了~），而且真心比原文有爱，对照着看很有意思。王阳明很可爱，也很实在，他的学生也很可爱，好多对话特别像我们跟H师来往邮件里的口气，还让转发什么的。道理很好，学到很多，想去买本。谢某人的书。

• 作者：亢龙无悔 发布时间：2007-11-29 16:52:55

  很有价值的著作，不过人物的名称有些杂乱，让人难于记住，而且有时还比较矛盾

• 作者：艾柯君 发布时间：2018-02-12 23:15:47

  20180101~0203，第1册。0208，第2册。0212，第3册。为什么我读的116卷只有三册？辽朝两百年，论文治武功，比宋朝强许多，必然有许多能人贤士，治国理政的良策。区区三册书，可惜。

• 作者：蝉 发布时间：2014-03-02 19:04:52

  :

  K246.1/7272-1

• 作者：Odding 发布时间：2010-08-29 14:25:32

  怎么成160卷了？不是116卷么？

• 作者：废宅朋克少年遊 发布时间：2012-12-12 15:51:47

  （家）

• 【转】刘浦江：《辽史》的纂修与整理（外一篇）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19-12-29 08:54:26

  研究辽代历史最大的困难就是史料匮乏。尽管契丹立国两百余年（907-1125），但存留至今系统记载辽朝一代史事的可靠文献，惟有一部篇幅不大的《辽史》而已。且从辽人编修本国史至今本《辽史》之纂成，又经历了一个非常曲折的过程。

  辽朝的“实录”编纂

  辽朝修史制度不甚健全，虽有修起居注、日历的记载，但似未形成制度，亦未成书，其官修史书仅有“实录”可考。据《辽史》记载，辽朝曾先后四次纂修实录。最早的一次由枢密使室昉监修，翰林学士承旨邢抱朴同修，于圣宗统和九年（991）撰进《实录》二十卷。第二次由南院大王耶律谷欲监领，命翰林都林牙耶律庶成、萧韩家奴等编集自契丹建国前遥辇可汗至兴宗重熙以来事迹，至重熙十三年（1044）亦修成《实录》二十卷。第三次是道宗大安元年（1085），史臣进太祖至兴宗七帝《实录》，卷数不详。第四次就是辽末耶律俨纂修《皇朝实录》七十卷。

  《皇朝实录》编纂于辽道宗寿昌至天祚乾统年间。《辽史·耶律俨传》称俨寿昌中“修《皇朝实录》七十卷”，《王师儒墓志》谓师儒于寿昌六年（1100）授宣政殿大学士、判史馆事，时“国史已绝笔”。这里所说的“国史”就是指《皇朝实录》，可知《皇朝实录》纂成于道宗末年。而《辽史·天祚纪》乾统三年（1103）十一月，又有“召监修国史耶律俨纂太祖诸帝实录”的记载。照理说，寿昌六年成书的《皇朝实录》，其下限当止于兴宗朝，乾统三年再修实录，可能是命耶律俨续修道宗一朝。至于其最终成书时间，也有线索可寻。《天祚纪》乾统六年十二月有“封耶律俨为漆水郡王，余官进爵有差”的记载，虽未说明事由，但从时间及封爵对象来判断，估计此次封爵的起因很可能与《皇朝实录》成书进呈有关。

  需要说明的是，辽朝所谓的“实录”，实际上是指纪传体的国史，而并非为每位皇帝单独修撰的编年体实录。据冯家昇《辽史源流考》研究，耶律俨《皇朝实录》篇目之可考者，既有从太祖至道宗的各朝帝纪，又有《部族志》《百官志》《礼志》《仪卫志》等专志，还有《后妃传》等列传。其他几部“实录”虽有记事详略的不同，但从它们的内容断限来判断，大概也都是纪传体的国史。熟悉中原王朝修史制度的人们也许会心存疑问，辽朝为何会将纪传体国史称为“实录”呢？其实这种情况在辽朝并不奇怪。由于契丹汉化程度有限，像这样误用汉式名词术语的现象在整个辽朝一代都是十分常见的。譬如，宰相、三师、三公、京师等名号的滥用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历代王朝的宰相都不是一个固定的官名，而是对某一类职官的通称，而契丹人却误将其当作一个固定的职官名称来使用，不仅在朝廷设置北府宰相、南府宰相作为北南面官系统中的高级官员，而且在国舅帐设有国舅宰相，诸京城设有诸京宰相，甚至在北面部族官中也广设宰相，可见其使用之滥。又如中原王朝的三师、三公名号，辽朝除用以授予大臣外，甚至还将“太师、太保、司徒、司空施于部族”。另外，“京师”一词在中原王朝是特指国都而言的，但由于辽朝实行四时捺钵制度，国家的政治中心并不在任何一个京城，所以当时人缺乏中原王朝那样的国都概念，对“京师”一词的使用也就相当宽泛，以致辽五京皆有“京师”之称。此外，辽太宗还误封其弟李胡为“皇太子”、道宗时人误称皇孙燕国王延禧为“皇子”，都很能说明问题。元朝史官将这种现象称之为“沿名之风”，所谓“沿名之风”主要是针对辽朝在汉化过程中简单机械地效仿汉制的做法而言的，指的是沿袭汉“名”而又“名”不副实的一类现象。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辽朝为何会将纪传体国史称之为“实录”。

  金朝二修《辽史》

  金朝曾两度纂修《辽史》，第一次是在熙宗皇统年间，由辽朝遗老耶律固主持修纂，后成于其弟子萧永祺之手。《金史·萧永祺传》记载：“广宁尹耶律固奉诏译书，辟置门下，因尽传其业。固卒，永祺率门弟子服齐衰丧。固作《辽史》未成，永祺继之，作纪三十卷、志五卷、传四十卷，上之。”据此可知，萧永祺《辽史》亦为纪传体史书，凡七十五卷。据《金史·熙宗纪》，知此书修成于皇统八年（1148）。但当时未曾刊行，后来便再无有关此书的任何消息，估计到元修《辽史》时其稿本早已散佚无存。

  金朝第二次纂修的《辽史》，就是所谓陈大任《辽史》。章宗即位之初，命臣下重修《辽史》，《金史·章宗纪》大定二十九年（1189）十一月乙亥有“命参知政事移剌履提控刊修《辽史》”的记载。《党怀英传》于此事始末言之最详：“大定二十九年，与凤翔府治中郝俣充《辽史》刊修官，应奉翰林文字移剌益、赵沨等七人为编修官。凡民间辽时碑铭墓志及诸家文集，或记忆辽旧事，悉上送官。……泰和元年，增修《辽史》编修官三员，诏分纪、志、列传，刊修官有改除者，以书自随。……怀英致仕后，章宗诏直学士陈大任继成《辽史》云。”关于陈大任与修《辽史》的情况，《章宗纪》也有相应的记载：泰和六年（1206）七月丁亥，“敕翰林直学士陈大任妨本职专修《辽史》”；次年十二月壬寅，《辽史》修成。

  值得注意的是，这部《辽史》之纂修，自大定二十九年至泰和七年，前后历经十八年之久，几乎贯穿整个章宗一朝。冯家昇《辽史源流考》指出，这是由于受到章宗朝德运之争的影响，以致《辽史》延宕多年不能成书。金末人修端在《辩辽宋金正统》中甚至还有这样的说法：“（章宗）选官置院，创修《辽史》。后因南宋献馘告和，臣下奏言靖康间宋祚已绝，当承宋统，上乃罢修《辽史》。”冯家昇据此认为，陈大任《辽史》最后并未真正完成，因泰和七年南宋函韩侂胄首请和，臣下指出金当承宋统而不当承辽统，章宗遂罢修《辽史》，此事最终不了了之。不过，这一结论恐怕还值得仔细斟酌。章宗时期的金朝德运之争，主要是三派意见相持不下：一派是坚持传统的金德说，一派是主张承宋火德的土德说，一派是主张承辽水德的木德说。自明昌四年至泰和二年，历经十年的反复论争，章宗最终选择了土德，宣称金灭北宋，赵宋火德已绝，故本朝当承宋统为土德。既然泰和二年已确定承宋统而不承辽统，当时为何不罢修《辽史》，反倒在泰和六年又命陈大任专修《辽史》？直至南宋开禧北伐失败后向金求和，经臣下提醒本朝“当承宋统”，这才想起来应罢修《辽史》，其间周折似不合于情理。如此看来，修端的上述说法很难让人相信，大概是出自金末士人的某种传闻和附会罢了。

  元修《辽史》与义例之争

  今本《辽史》系元人所修，其成书过程颇为复杂。早在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翰林学士承旨王鹗就曾建言修辽、金二史。南宋灭亡后，又议修辽、金、宋三史。讫于元文宗朝，朝廷屡次议修三史，前后不下六七次之多，但均因正朔义例之争而不得不搁置。其间的主要分歧是自金朝亡国之日起就已产生的两种对立观点：究竟应当独尊宋为正统呢，还是应当将宋与辽金视为南北朝呢？当时史馆中有人主张采用修端《辩辽宋金正统》提出的南、北史说，张绅《通鉴续编序》曰：“曩时朝廷纂修三史，一时士论，虽知宋为正统，物议以宋胜国而疑之。史臣王理因著《三史正统论》，推明修端之言，欲以辽为《北史》，金亦为《北史》，宋自太祖至靖康为《宋史》，建炎以后为《南宋史》。”但主张独尊宋统者则坚持应以宋为本纪，以辽金为载记。甚至连当时的科举考试都涉及了这个问题，《元文类》卷四七载宋本《乡试策问》曰：“赵宋立国三百余年，辽金二氏与之终始。……廷议将并纂三氏之书，为不刊之典。左氏、史迁之体裁何所法？凡例正朔之予夺何以辨？诸君子其悉著于篇，用备采择。”可见这确实是元朝士人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

  后来虞集提出了一个回避争论的设想：“间与同列议三史之不得成，盖互以分合论正统，莫克有定。今当三家各为书，各尽其言而覈实之，使其事不废可也，乃若议论则以俟来者。诸公颇以为然。”即主张三史各自成书，各为正统，这一动议的提出，大约是文宗时期的事情。直到至正三年（1343），时任中书右丞相的脱脱领衔纂修三史都总裁，才最终采纳了这种意见。《庚申外史》卷上云：“先是诸儒议论三国正统，久不决。至是脱脱独断曰：‘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议者遂息。”其中《辽史》由廉惠山海牙、王沂、徐昺、陈绎曾四人分撰。自至正三年四月至次年三月，前后费时不到一年，《辽史》就率先告成。五年，《辽史》与《金史》同时下江浙、江西行省雕版刷印，“各印造一百部”，此即《辽史》的最早版本——元至正初刻本。

  今本《辽史》的缺陷

  元人所修《辽史》大概是以金陈大任《辽史》为蓝本，参以辽耶律俨《皇朝实录》、元代伪书《契丹国志》以及其他一些宋代文献而成的。由于辽代文献本身记载欠详，加之元朝史官杂抄史料，仓促成书，使得这部《辽史》存在许多问题，前人历来评价不高，如清代学者顾炎武、钱大昕、赵翼及四库馆臣等都曾指陈过它的缺陷，而尤以近人冯家昇的批评最为尖锐：“今之廿四史，以《辽史》成书最速，亦以《辽史》为最劣。”概括起来说，《辽史》存在的主要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记事每多疏漏，史实不乏错误。在历代正史中，记事疏漏、史实错误之类的问题本不足为奇，不过《辽史》的情况显得比较极端。元修《辽史》之所以屡遭后人诟病，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如辽朝曾经先后几次更改国号，但《辽史》中却仅能见到太宗大同元年（947）“建国号大辽”的惟一一条记载，故清代学者在这一点上屡屡指责《辽史》的疏漏。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云：“按辽自太宗建国号大辽；至圣宗统和元年，去辽号，仍称大契丹；道宗咸雍二年，复称大辽。《辽史》皆没而不书。”赵翼《廿二史劄记》也指出说：“《辽史》又有太疏漏者。《东都事略》记辽太宗建国大辽，圣宗即位，改大辽为大契丹，道宗又改大契丹为大辽。改号复号，一朝大事，而《辽史》不书。”《四库全书总目》《辽史》提要亦讥评《辽史》“于国号之更改尚未详也”。又如关于契丹建国年代也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据《辽史·太祖纪》记载，耶律阿保机于公元907年称帝建国，后于916年建元神册。但根据今天的研究，阿保机在907年仅仅是取代遥辇氏可汗成为契丹部落联盟长，至916年才称帝建元，建立大契丹国。诸如建国年代及更改国号这样政治史上的头等大事，抑或语焉不详，或记载不确，《辽史》之疏漏，莫此为甚。不过，《辽史》存在的这些问题恐怕不能简单归咎于元朝史官，而主要是原始史料的欠缺所造成的。辽朝的修史制度很不完备，已知第一部官修史书是成书于统和九年的室昉《实录》，时距契丹建国已有七八十年之久，属于事后追述，自然难免疏漏。

  第二，篇幅过于简略，内容多有重复。辽朝立国二百余载，若算上耶律大石建立的西辽则近三百年，其历史不可谓不长；统治范围南达燕云汉地，北至蒙古高原，其空间不可谓不广。反观元人所修《辽史》，虽有一百十六卷之多，但由于每卷篇幅很短，内容显得相当简略。若与同时修成的《金史》和《宋史》做一比较，即可看出《辽史》卷帙的单薄。《金史》一百三十六卷，文字至少比《辽史》要多出一倍；《宋史》四百九十六卷，文字大约是《辽史》的十倍。而在这有限的篇幅中，内容又多有重复。四库馆臣对此多有批评：“如每年游幸，既具书于本纪矣，复为《游幸表》一卷；部族之分合，既详述于《营卫志》矣，复为《部族表》一卷；属国之贡使，亦具见于本纪矣，复为《属国表》一卷；义宗之奔唐，章肃之争国，既屡见于纪、志、表矣，复屡书于列传；文学仅六人，而分为两卷；伶官、宦官本无可纪载，而强缀三人。”这些批评不是没有道理的。实际上，除了陈大任《辽史》和耶律俨《皇朝实录》原有的篇目外，元人新立的某些志、表、传，往往是由本纪、列传中的相关内容摘录而成的。如《百官志》《食货志》的内容大都可以从纪、传中找到出处，且由于抄取不当，内容或有重出。又如元朝史官新设的《二国外记》（包括《高丽传》和《西夏传》），也明显是摘抄诸帝纪的相关内容而杂糅成篇的。由于《辽史》本身篇幅就很简略，加之内容又多重复，这样就不免会脱漏许多重要的史实。

  尽管《辽史》的整体质量难以令人满意，但它却具有无可替代的史料价值。专记辽朝一代历史而幸存于今者，仅《辽史》和《契丹国志》两书而已。《契丹国志》题名宋人叶隆礼，实为元代书贾赝作，主要是抄取宋代文献中的有关记载拼凑而成的二手史料，且以宋人记辽事，大抵皆传闻之辞，其内容多不可信据。惟有《辽史》源自辽朝官修史书，是本朝人记本朝事的第一手史料。幸得元人修成这部正史，后人才有可能对辽朝一代历史有比较系统的了解和认识。今日治辽史，对此书的依赖度大约要在百分之七十以上。

  点校本与修订本

  《辽史》至正初刻本早已失传，目前能够见到的最接近于至正初刻本原貌的本子是《永乐大典》残本所引《辽史》，但仅存本纪十五卷及其他一些只言片语。此后，无论是较早的原内阁大库所藏明初内廷朱丝栏钞本，还是刻印的明嘉靖八年（1529）南京国子监本、万历三十四年（1606）北京国子监本及清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刊本，乃至1931年商务印书馆以数种明初翻刻本残本配补而成的百衲本，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版本问题。

  《辽史》一书先天不足，且又缺乏比较理想的善本，再加之书中含有大量民族语译名，其整理点校工作的难度可想而知。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冯家昇先生首先承担起《辽史》点校与整理工作，1970年冯氏去世后，遂转由陈述先生接手，历时四年最终完成了全部点校工作，由中华书局顺利出版。经读者近四十年的验证，《辽史》的点校质量堪称上乘，从而为公众提供了一个可靠易读的通行版本。

  但随着近几十年来古籍整理规范的日益严格和辽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原来的《辽史》点校本逐渐显现出其所存在的缺憾。上世纪初次点校“二十四史”，为了快速整理出可供民众阅读的通行本，诸史点校采用的是以某一版本为工作本，“不主一本、择善而从”的整理方式。这种做法对文字校改主观性较强，且大多不出校勘记，从而抹杀了不同版本间的文字差异，其实并不可取。如《辽史》即以百衲本为工作本，但在具体点校中，既有以百衲本为底本者，也有不少地方是以乾隆殿本为底本，甚至还有据理校径改者，这并不符合现代的古籍整理规范。另外，这几十年辽史研究积累了丰硕的成果，不仅研究水平不断提高，深度加深，而且还刊布了大量新的考古资料，出土了许多辽代墓志石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契丹文字的释读与研究也取得了重大突破，这些学术研究成果对于《辽史》的整理点校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在这种情况下，亟须组织学术力量对《辽史》进行重新校订。

  此次《辽史》修订摒弃了原来“工作本”的做法，严格遵循以百衲本为底本的原则，用明初内廷朱丝栏钞本及《永乐大典》残本进行通校，以南、北监本和乾隆殿本进行参校，并参考吸收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和道光殿本的《考证》内容。对底本文字的校正采取审慎的态度，除非有充分的理由和足够的证据，切忌擅改原文，尽量遵从底本，避免不同文本的同质化，严把校勘尺度，尽可能恢复《辽史》的本来面目。在版本校的基础上，此次修订还充分运用本校、他校等方法，重点利用五代、辽、宋、金、元、高丽文献进行他校，注意利用包括汉文及契丹大小字石刻在内的出土文献进行参校。同时充分吸收前人校勘成果，并尽量参考散见于各种书刊的今人相关研究成果。希望能够给读者呈现一部体例统一、标点准确、校勘精审的《辽史》升级版本，以便学界能够更好地利用此书。

  本文系刘浦江撰，由邱靖嘉整理，发表于2016年5月8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外一篇】

  杜羽：

  从“天书”到“善本”—— 刘浦江与点校本《辽史》修订

  初夏，北京大学朗润园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的小院里，两棵鹅掌楸亭亭如盖，花儿开得正盛。

  9年前，也是这个时节，也是这个小院，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刘浦江开始了点校本《辽史》的修订。此后6年间，他和学生们每周一次的《辽史》读书课，都是在这里度过的。

  今年5月15日，点校本《辽史》修订版面世，出版座谈会就选在小院里举行。同学们回来了，同事、同行们来了，可刘浦江不在了。他用尽了生命中最后一点力气，留下了一部全新的点校本《辽史》。

  再修《辽史》，首选一人

  2013年6月15日，在最后一次读书课上，回顾过往与《辽史》相伴的两千多个日夜，刘浦江感慨万千：“研究辽史，对《辽史》的依赖程度要占到百分之七十到八十，所以这部书值得我们下这么大功夫去做。我们做这个工作，对得起这部书！”

  统治了南至燕云汉地、北及蒙古高原的辽王朝，有长达两百年的历史，但专记辽朝历史的典籍，如今只有《辽史》和《契丹国志》存世。据学者研究， 《契丹国志》是元代书贾的赝作，内容多不可信据。这使得元代官修的《辽史》显得更加弥足珍贵。然而，《辽史》的编纂质量历来为史家所诟病。

  “《辽史》是‘二十四史’中编得最糟的一本，这已经成为定论了。我们年轻时读民国时影印的百衲本《辽史》，简直就像看‘天书’。”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宋史专家王曾瑜说，《辽史》记事疏漏、错误很多，再加上人名、地名复杂，给学者带来了很多麻烦。

  1974年点校本《辽史》的出版，使这种情况有了改观。作为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的成果之一，史学家冯家昇、陈述点校的《辽史》，一直是 40多年来最为可靠、易读的《辽史》版本。“经过冯家昇和陈述两位先生的不懈努力，首次按照现代古籍整理规范完成了一部较为完善的点校本。”在修订版《前 言》中，刘浦江这样评价两位前辈的工作。

  点校本《辽史》是特殊年代的产物，为了避免“烦琐考据”的指摘，点校本《辽史》没有严格按底本校勘，而且大多不出校勘记，对于前人的研究成果， 只能略加参考。2005年，点校本“二十四史”开始筹备修订，《辽史》修订也在其中。对于修订主持人，学界首先想到的就是刘浦江。

  刘浦江的本科同学李鸿宾记得，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书时，刘浦江就表现出对文献学浓厚的兴趣。1988年，在史学家邓广铭的力荐下，27岁的刘浦 江从中央党校调入北大中古史中心，几年后就在辽金史领域崭露头角，并逐渐成长为有重要影响的学者。既有宽广的学术视野，又有深厚的文献功底，是同行对刘浦 江一致的评价。这正符合点校本修订对主持人的要求。

  “历史典籍的整理校订，从来不是单纯的技术工作，靠的是硬碰硬的学术成果。此次《辽史》的修订，是将历史研究带入史籍校订的突出范例。”同事邓小南说，点校本《辽史》修订版凝聚了刘浦江对辽代历史的深厚心得，也凝聚着他建设学科标准，树立学术典范的全部心血。

  小院修史，人才传承

  2007年5月，刘浦江在北大中古史中心的小院里开设了《辽史》读书课，修订团队随之组成——成员就是历史系的学生。

  邱靖嘉记得第一次《辽史》读书课的情景：“先生与我们六个学生挤在中心办公室讨论他初拟的《辽史修订工作体例》，并围坐在一台电脑前开始研读 《辽史》卷一《太祖纪上》。”刘浦江告诉他们：“我之所以接受这项任务，主要是想把这项工作用来作为培养学生的一个重要手段，对于学辽金史的学生来说，这 是进入专业领域的一个最佳途径。”

  从此，每到周六，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分头点校的同学汇集到中心小院，对着投影，将负责点校的内容逐字逐句诵读出来，在刘浦江的带领下，逐一 讨论定稿。2013年6月，几十万字的《辽史》终于读完了，刘浦江又独自承担起全书统稿的重任。几个月后，他被确诊为淋巴癌晚期。

  “他在病中继续统稿，预期半年完成。实际上，仅用了三个月时间。”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回忆，在化疗间隙刘浦江坚持工作，于2014年11月又提交了前言定稿、凡例及引用文献。

  一个多月后，2015年1月6日，刘浦江去世，年仅54岁。根据他在病中的嘱咐，学生们完成了未尽的修订工作。如今，修订版《辽史》呈现在读者 面前，从数百处标点改动、千余条校勘记增补删减中，人们不难看到它的学术价值。人们看不到的，是修订团队12名青年学人的成长。九年前，他们都是学生，现 在他们是教师、是研究员，是辽金史研究的未来。

  “刘浦江教授是中青年历史学者的佼佼者，可惜英年早逝。不过他的著作将长远地流传下去，他的衣钵也将在他的弟子们那里得到继承和发扬。”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宋德金如此评价。

• 【转】刘浦江：在《辽史》读书课上的总结发言（外一篇）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19-12-29 08:54:22

  2013年6月15日，在最后一次《辽史》读书课上，刘浦江先生总结陈词，宣告《辽史》修订工作初步完成。此前一天，先生专门致信称，“历时六年的《辽史》修订工作将于明日结束，今晚翻看这些年来的修订档案，感慨良多，把最早的两封邮件发给大家分享”。其中一封邮件写于2007年4月30日，略叙斯事缘起，现摘录如次：

  “中华书局即将开始修订二十四史点校本的工程，计划用时5至7年。我已经接下《辽史》……我之所以接受这项任务，主要是想把这项工作用来作为培养学生的一个重要手段，对于学辽金史的学生来说，这是进入专业领域的一个最佳途径。目前的《辽史》点校本出自冯家昇和陈述先生之手……我们的修订本必须在原有的基础上提高一步，所以这项工作的要求是很高的……虽然我们现在也有《四库全书总目》研读、《三朝北盟会编》研读之类的读书课，但这项工作情况不同，因为要做到能够正式出版的程度，而且是这样的一部书，所以会做得很规范、很严格，大家可以通过这项工作受到更严格的学术训练，要求不一样，效果当然也就不一样。”

  在研读《辽史》的数年间，先生始终持此信念，教书育人。如今，《辽史》修订本正式刊行，先生却已归道山，无缘得见。弟子谨据先生生前在读书课上的影像录音，将先生的总结发言整理出来，以示纪念，文中个别词句、语序容有改动。

  

  刘浦江

  昨天晚上我把最早的邮件给大家发了两份。中华书局修订“二十四史”的第一次会议是2007年5月份在香山饭店召开的，由于之前已经在酝酿这件事，所以当时我很早就做了准备。大概从2007年5月中旬开始读《辽史》，到今天已有六年一个月。

  昨晚我清点了一下每个人的点校情况。我先说每个人点的卷数，任文彪最多，是19卷，然后康鹏、邱靖嘉各16卷，苗润博13卷，肖乃铖11卷，乐日乐10卷，陈晓伟8卷，赵宇7卷，高宇5卷，曹流5卷，林鹄4卷，聂文华2卷。另外高宇还承担了很多前期工作，编纂《辽史勘误》《〈永乐大典〉引用〈辽史〉汇编》《辽代石刻新编》，工作量都很大，对于我们后来的工作提供了很多方便。文彪的《礼志》《乐志》《仪卫志》，很枯燥，很麻烦，但文彪做得很有兴致，也很细致。靖嘉的《历象志》，主要是《闰考》《朔考》那两卷，做得非常彻底，所以出的成果也最多。其中《朔考》那卷读了2个月，共计8次课。康鹏的《地理志》工作量非常大，非常麻烦，本来历代正史《地理志》都很麻烦，《辽史·地理志》尤其麻烦。润博的《营卫志》难度是比较大的，此外还有4卷表，涉及到世系，非常棘手。晓伟一开始从“传”读起，杨绩、杨皙那篇文章，就从这里面读出来的。然后还有林鹄的《百官志》，做得非常彻底，初稿做了二十多万字。

  我们这六年多来，通过读书课培养学生，事实证明这是一种非常成功的方式。这些年来通过点《辽史》，现在已经发表的文章，我粗粗算了一下，大概有十几篇。我一开始目标就很明确，我首先不是为了项目而做这个项目，而是为了培养学生。从2007年开始，最初是每周读半天，后来没多久变成一周读一天。2010年有一个学期因为开四库的课，是两周读一天。中华一直催进度，我就说，我们这个工作始终没有中断，但是我们的进度就这么快，我们一字一句地过。因为《辽史》篇幅小，所以能够这么做。这些年，我算了一下，自始至终参与这项工作的大概只有靖嘉。康鹏和晓伟因为中间都出去过一年，所以没有完整参加。

  我觉得通过这样一个读书课培养学生的效果非常好。原来不是学历史出身的同学，可以通过这个读书课很快地找到感觉，进入历史学的学术领域。原来基础并不是很好的同学，通过这个读书课，可以在学术上迅速成长起来。本科的同学可以由此进入辽金史领域，有了真正的感觉。这些都是读书课带给我们的收获。

  这几年我们能够感觉到大家明显的进步，2007、2008年的时候，一开始大家不会写这种半文半白、文言体例的东西，稍微复杂一点的校记或者长编说不清楚、写不明白。那时候基本上都是在读书课上重新写。大概读了一年多以后，大家渐渐有了感觉。最近这两三年，大家写的初稿基本上都能用，有修改的基础。而且很多问题，大家不容易独立发现。比较典型的是靖嘉的皇太子、皇太弟问题，晓伟的杨绩、杨皙问题。当时的初稿基本上都是承袭原来校勘记的说法。但是我指出这个肯定不对，或者说应该再往前走一步。然后大家去做，最后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通过这几年的读书课，使得大家尽快入门，而且很快进入到学术前沿。我觉得这是一个收获。

  第二个收获，通过这样一种读书课的形式，使得大家进入学术领域，不走弯路，是一种正道。我们养成了一种实证研究的路子，一种严谨的学风。因为我们的读书课，不管是写校记还是长编，尤其是校记，我们是锱铢必较的。每一个字该改不该改，尤其是改字，是非常慎重的。一个很小的问题，一个标点符号，都反反复复讨论。这样一种训练，养成了大家一个好的习惯，将来做学术的话，会有一个很好的根基。

  虽然《辽史》涉及的文献有限，但是我们要求穷尽材料，要求一手的东西。传世文献大家都用最好的、最靠得住的本子，石刻大家也尽可能找拓本。在点校的过程中，相关的学术史，基本上都做了一个穷尽的工作。几年下来，大家细细研读一遍之后，以后不管做什么，《辽史》里面大概有什么，大家一定有印象。而且在讨论的时候，涉及到的很多问题，可能是一句话、一个词、一个名物制度，就会从里面牵扯出来。这为大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辽金史的资料虽然有限，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民族语文、出土文献以及民族学、人类学的方法来弥补。读《辽史》的时候，涉及到民族语文的东西比较多，对大家养成这方面的意识也有好处。

  另外，说到大家的收获，还有一点，就是大家对古籍文献整理，知道一个基本的路数。“二十四史”的点校整理是最严格的，我们经过了最严格的规范训练。如果大家以后整理别的古籍、别的文献，包括写文章做研究的时候处理材料，会知道规范分寸，知道应该怎么做。

  虽然我们六年多，就读了一部《辽史》，但是读得非常彻底，训练也是多方面的。如果要反思这门课的局限，一是限于点校本的体例，出校记的范围是比较窄的。不能出校的、属于考史的东西，我们没有深入挖掘。二是对于大家的知识面还是有限制。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可能还会读图像的东西、地图的东西、民族志的东西，或者宋代的文献。研读品类如果丰富一些的话，对扩展大家的知识面，可能会更有利一些。

  我们的修订工作现在就告一阶段。下面统稿的工作量还是一个非常繁重的工作，尤其是前几年读的部分，现在偶尔牵涉到前面的东西，返回去一看，问题还很多。还有统一体例，按说统一体例是最简单的，但是现在看来，还有非常多的问题。总的来说，我们的工作应该比原来的点校本有明显的提高。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东西，比如说石刻，比陈述先生那个时候要多得多；陈述先生那个时候不能检索的东西，我们能检索。这些都是我们的有利条件。而且一个人点校，毕竟不如集体讨论能够解决问题那么彻底，一个人总会有顾此失彼的时候。此次修订本里面肯定还会有很多问题，但是在目前材料情况下，我觉得近期提高的余地不大。也许再过二十年、三十年，又出来好多石刻材料，契丹文字的解读又进步了，那时可能还有继续修订的余地。校书如扫落叶，旋扫旋生，这是至理名言。

  研究辽史，对《辽史》的依赖程度要占到百分之七十到八十，所以这部书值得我们花这么大功夫去做。我觉得，我们做这个工作，对得起这部书！

  （康鹏/整理）

  【外一篇】邱靖嘉：记《辽史》的修订工作

  刘浦江教授是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之《辽史》修订项目的主持人，在先生生命的最后几年中，他为《辽史》修订倾注了大量心血。作为受业弟子及项目组成员，我全程参与了这项任务，见证了先生学术生涯中的这段心路历程，谨将刘浦江教授主持修订《辽史》之目的、经过及其背后的故事记述于此，以志纪念。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刘浦江先生于2015年1月6日晚23时57分因病辞世，学界一片痛悼之声。刘浦江教授是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之《辽史》修订项目的主持人，在先生生命的最后几年中，他为《辽史》修订倾注了大量心血。作为受业弟子及项目组成员，我全程参与了这项任务，见证了先生学术生涯中的这段心路历程，谨将刘浦江教授主持修订《辽史》之目的、经过及其背后的故事记述于此，以志纪念。

  一、以培养学生为宗旨的《辽史》修订

  据先生生前回忆，因2006年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工程已在酝酿之中，并已邀请他承担修订《辽史》的任务，故在2007年初，他已有让学生研读《辽史》的计划。至2007年5月中旬，中华书局在香山召开第一次修纂工作会议，整个修订工程正式启动，《辽史》修订工作亦随之全面展开。5月19日，我们在北大中古史中心上了第一次读书课。时至今日，我还清楚记得当时的场景：先生与我们六个学生挤在中心办公室讨论他初拟的《辽史修订工作体例》，并围坐在一台电脑前开始研读《辽史》卷一《太祖纪上》。在那次课上，先生开宗明义地说：“我之所以接受这项任务，主要是想把这项工作用来作为培养学生的一个重要手段，对于学辽金史的学生来说，这是进入专业领域的一个最佳途径。”这番话后来在很多场合又被先生反复强调，令我印象十分深刻。如今回首这些年我们所做的工作和得到的收获，愈发能体会到这其中的深刻含义与先生的良苦用心。

  与其他二十四史修订组不同，先生主持的《辽史》修订项目成员并没有什么“大腕”，都是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学生。整个修订工作由先生拟定体例，总揽全局，而由学生承担具体的点校工作。早在正式开始修订前，他已让时为硕士研究生的高宇全面搜集订正《辽史》阙讹的各类文章，汇编成《辽史勘误》，并附上各卷勘误索引以便检阅；又将保存于《永乐大典》残卷中的十五卷完整《辽史》及若干零散的残章断句统统汇集为《〈永乐大典〉引用〈辽史〉汇编》，以供版本校勘；此外又彻查各种金石文献及新刊布的考古资料，将《全辽文》、《辽代石刻文编》没有收录的辽代碑刻全部整理出来，并尽量参照拓本核对录文，集为《辽代石刻新编》，供大家使用。这些前期准备工作不仅为《辽史》修订的全面展开提供了重要保障，而且对学生而言，这也是一种很好的文献学训练。

  《辽史》共有一百一十六卷，我们的修订程序大致可以概括为十二个字——分头点校，集体研读，先生审定。首先，由先生将各卷陆续分配给学生，诸位同学先要仔细核对通校本和参校本，在校勘专用的大字本上，用不同颜色的铅笔标明版本差异。然后是对各卷内容的全面研究，包括文字错漏、标点断句、原校勘记的修改以及新校记、长编的撰写等诸多方面。在这过程中，我们必须穷尽所有文献、石刻史料及相关研究论著，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发现问题，并通过自己的分析考辨加以解决，拟写出文字简练、表意清晰的半文言体校勘记以供课堂讨论。自2007年9月以来，先生与我们长年坚持于每周六上午九点至下午五点，在中古史中心的计算机室一起研读《辽史》，同学们分头点校的各卷修订稿都要拿到读书课上集体通读讨论。所谓通读绝非一般的翻阅浏览，而是由各卷负责人对着投影，将本卷内容(包括标点符号)逐字逐句地念出声来，每念一段先生还要重新审读一遍，并就其中的标点修改、文字校勘及所拟校记、长编的内容与大家进行深入讨论，统一意见，最后再改定校记与长编的文字表述。有时遇到复杂的问题，我们常常会针对一条校勘记反复琢磨两三个小时之久，所以一卷《辽史》往往要几次课才能读完。故从2007年5月开始修订，至2013年6月所有分卷点校工作全部完成，一部篇幅不大的《辽史》我们竟读了整整六年。

  在这六年时间里，我们先后有十二位学生参与了《辽史》修订点校工作，并从中得到了巨大的收获。据先生总结，这项任务对于培养学生主要有以下四点意义。其一，通过校订《辽史》，使大家对宋辽金元时期的传世文献和石刻材料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具备了穷尽史料与追踪史源的能力，为今后的学术成长打下了坚实的文献基础。其二，在研读《辽史》的过程中，大家对各种史料仔细考辨，撰写校记时锱铢必较、反复斟酌，从而养成一个实证研究的路子和严谨求实的学风。其三，大家通过《辽史》研究，可以很快找到历史的感觉，顺利进入辽金史学领域，并迅速占据学术前沿。其四，借助《辽史》修订这个机会，大家掌握了古籍文献整理的基本路数和学术规范，接受了最严格的学术训练，以后遇到其他文献都可以从容处理。先生向来淡泊名利，在他看来，《辽史》修订在培养学生方面所带来的这些意义才是这项工作的真正价值所在。仅以我个人为例，我本科所学并非历史专业，自研究生拜入师门，我能快速进入史学大门，最终走上学术道路，就完全得益于参加《辽史》点校所学得的本领。

  需要指出的是，《辽史》修订组虽然没有豪华的团队阵容，但这并不意味着修订稿学术品质的降低。事实上，经过诸位同学的精心校订、读书课上的集体讨论以及先生的严格把关，修订稿的校勘质量较之陈述先生的点校本有大幅提升。不仅纠正了原点校本的许多错误，改写了原校勘记，推进了前人研究，而且还发现了不少新问题，增补了大量新校记。这些最新的研究成果，集中反映在修订组成员撰写的各种考证文章之中。据初步统计，我们目前已发表与《辽史》辨证相关的札记及专题论文有近二十篇之多，并出版一部专著——林鹄《〈辽史·百官志〉考订》。这些研究作品既是《辽史》修订的直接产物，也是先生培育学生的重要成果。

  二、呕心沥血：最后阶段的统稿及审订工作

  整部《辽史》的分卷点校工作虽已于2013年6月全部完成，但由于这些修订稿成于众人之手，校记表述不尽统一，加之整个校订工作持续时间很长，前期撰写的校勘记相对比较粗糙，有待改进，且在后期研读时又时常会对前期所读各卷的校记内容进行增删修改，因此在正式交稿之前，还必须经历一个统稿的过程，即将各卷文字校勘、标点修正及每条校记、长编重新梳理一遍，统一体例，以求整齐划一。这项繁重的任务完全是由先生一人独自承担的。

  恰在这时，先生的身体渐显病兆，每况愈下，终至2014年4月确诊淋巴瘤晚期。面对病痛的折磨和死亡的威胁，他并未因此消沉,而是毫无畏惧地接受现实，其所展现出来的豁达乐观令人敬佩。不过，始终萦绕于先生心头、难以释怀的一桩未竟之事就是《辽史》修订。病魔的侵袭反而使先生催生出加紧完成统稿工作的愿望。在第一次化疗回家休养期间，先生高效地完成了约五十卷《辽史》的统稿。之后的两个化疗周期，先生虽体力渐渐不支，但仍继续勉力工作，遇到比较棘手或有疑惑的问题，他还会通过邮件或电话与我们学生进行讨论，反复斟酌校记文字，一丝不苟的态度丝毫未减。例如关于卷一六《圣宗纪七》太平二年的月日错乱问题，先生在5月30日至31日两天之内，先后给康鹏和我发了数封邮件再三商讨，最后才达成一致，定为校记，其工作之认真细致由此可见一斑。凭着先生惊人的意志，整个《辽史》统稿工作终于在7月全部完成，并于当月22日正式向中华书局交稿。

  交稿之后，先生的修订工作并未结束，而是马上又着手编辑修订凡例、前言及引用文献三个文件。其中，引用文献由我代为整理，而凡例与前言则由先生亲自执笔。7月24日，先生将其草拟的《修订凡例》发给大家征询意见，随后又根据我们提出的建议做了若干补充和调整。相比而言，修订前言的撰写任务更重，它需要对整部《辽史》的编纂过程、内容体例及流传情况有全面的研究和通盘的把握，其工作强度无异于写一篇专题论文。尽管先生病情有所反复，甚至一度出现肺损伤的症状，但他仍不畏繁难，利用化疗间隙坚持写作，并让学生代为核查材料，断断续续地花了两个月时间终于完成了一篇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修订前言。此后，先生又精益求精，征求我们意见对这篇前言做了一些补充修改。直至11月才最终将定稿后的前言、凡例及引用文献正式提交。

  与此同时，先生又收到了第一批送审《辽史》样稿的反馈意见。当时他刚刚做完干细胞移植治疗，身体十分虚弱，但他对蔡美彪、刘凤翥两位先生指出的修订稿问题非常重视，很快就将两份审稿意见清理了一遍，并将需要集体讨论的问题列出来，让大家发表意见。12月4日晚，他给大家发信说：“各位，我把大家反馈的意见做了一个汇总，从中大致可以看出诸位的学力及学术判断力。从反馈的情况来看，意见比较纷歧，等中华书局把所有审稿意见发来之后，我们有必要在读书课上将有纷歧的意见讨论一下。”信中流露出先生对学生学术能力的关切和对《辽史》修订稿高度负责的态度。这时离先生去世仅有一月，这封信竟是我收到的最后一封先生邮件。

  此后，先生病情反弹，肿瘤复发，身体状况急转直下，已无力继续伏案工作，但他仍对《辽史》审订念念不忘。就在先生离世的半月前，他还打来电话，与我讨论耶律俨《皇朝实录》的流传过程及《辽史》的史源问题，并说道等来年春天做完第二次干细胞移植身体恢复后，要来参加读书课，跟大家一起讨论《辽史》审稿意见。可惜天不遂人愿，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在我们心中留下了永恒的遗憾!

  在刚开始化疗时，先生曾说：“我的学术研究计划只能暂时搁置了，但《辽史》的统稿工作不用去图书馆，我还可以在家接着做。”就这样，始终对学术事业难以割舍的他，将生命最后阶段的所有精力和心血都倾注在了这部《辽史》之上。乃至病危之际，他还不忘将《辽史》后续的审订及出版事宜托付给我们学生，并叮嘱我们将来还要把《辽史》修订长编及人名、地名索引也整理出版，以便学界利用。他为辽金史研究、为学术事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的拳拳赤子之心实在令人动容感佩。

  三、付出青春的六年，倾注生命的《辽史》

  2013年6月14日，我们收到先生的来信：“各位，历时六年的《辽史》修订工作将于明日结束，今晚翻看这些年来的修订档案，感慨良多，把最早的两封邮件发给大家分享。”次日，我们读完最后一卷《辽史》，历经六年多的分卷修订工作暂告一段落。那天先生非常兴奋，在读书课上兴致勃勃地总结起过去六年的收获与感悟，当时的情景被我们用摄像机记录了下来，这也成为先生生前最后一段影像资料。

  在那次总结会上，他回顾了这些年修订《辽史》的大致经过，清点了每一位参与同学所点校的卷数以及发表的文章，并再次重申他接下这项修订工作的首要目的就是为了培养学生。随后，他又谈到辽金史研究的现状，并指出辽史研究对于《辽史》这部史籍的依赖性达百分之七十以上，而我们通过这些年的研读，对《辽史》一书有了最全面彻底的了解，其学术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他还着重分析了《辽史》读书课带给我们的收获和每个人的学术成长轨迹，大家经过《辽史》点校的严格训练，打下了良好的文献功底，养成了实证研究的习惯和严谨的学风，在学术上非常顺利地入门，具备了独立的研究能力，这正是先生所希望看到的结果。不过同时，他也敏锐地指出了我们的局限与不足。因这些年我们大多浸淫于辽史，以致眼界过于狭窄，缺乏通史的训练与知识面的拓展，长期来看，这将严重制约我们的学术发展。先生就是这样一位令人敬佩的导师，他既为学生的进步与成长而欣喜不已，又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及时指正我们存在的问题，尽量不走弯路。在他看来，培育出能力全面、视野广博的新一代辽金史学人，才是训练学生的终极目标。

  此次课后，陈晓伟博士给先生覆函，列出诸位同门参与《辽史》修订的起止时间，并称“这就是我们的青春”。很快，先生再次发函称：“这是收获丰厚的青春，这是无怨无悔的青春！”诚如先生所言，对于我们学生来说，六年青春光阴的付出换来的是学术上的巨大收获。然而对于先生而言，这部《辽史》牵扯了他太多的精力，从起初拟定工作体例，到后来每周一天的研读讨论，再到最后阶段繁重的统稿与审订工作，先生为培养学生、为修订《辽史》一直倾注着大量心血，并最终燃尽了自己。不过，正如我们付出的青春是无怨无悔的那样，我想先生为学术事业所做的一切也是无怨无悔的。

  如今回想那付出青春的六年，面对这部倾注生命的《辽史》，我等弟子惟有秉承先生遗志，传承先生学术，尽心尽力地完成余下的《辽史》修订工作，顺利出版，才不枉负我们逝去的青春，才能告慰恩师不朽的英灵！

  原载于《东方早报》2015年2月8日，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