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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时宜的慢书 / I

致　谢 / VII

导　言 / 1

第一章 紫禁城造办处：皇帝、包衣、匠役 / 15

新技术官僚文化 / 18

陶人之心：唐英和沈廷正 / 22

康熙朝宫廷的设计大师：刘源 / 26

刘源的跨媒材龙纹 / 31

“内廷恭造之式” / 42

雍正对造办处的改造 / 46

工匠和皇帝：内廷样式的缔造者 / 49

雍正治下的砚作 / 53

宫廷和地方之间：帝国宣传的局限 / 60

第二章　肇庆黄岗：砚工 / 65

灵砚和书写 / 69

采石的工具 / 70

工匠的识字问题 / 74

勘探和采石的专门知识 / 78

士人：石工知识在北宋的文本化 / 83

米芾：打造权威的鉴赏家 / 86

清代考据学：外省目击者重来端州 / 91

本土专家的自我展现 / 99

重访石工 / 104

第三章　苏州：女工匠 / 107

专诸巷 / 109

顾家父子 / 112

出师 / 116

作品群组 / 121

定制过程 / 123

技艺等级 / 126

镌字 / 129

款识 / 133

杨氏兄弟 / 141

董沧门 / 146

造访顾二娘 / 152

第四章　从苏州至全国：顾二娘的超品牌 / 159

杏花春燕图 / 160

地点、媒材和超品牌 / 168

顾二娘典型砚样 / 177

富立体感的砚 / 181

王岫君的文人山水 / 185

量产的菌砚样 / 193

铭文格套 / 195

从超品牌到神话 / 198

女性在父系家谱上的缺席 / 200

顾二娘与清初制砚之革新 / 202

第五章　福州：藏砚家 / 205

福州藏砚圈与《砚史》 / 208

藏砚在宋代的起源 / 214

玩砚与士人男性特质 / 219

建立一批收藏：家传 / 224

市场中的实用专业知识 / 230

现代性和新奇性 / 235

赠砚 / 241

无形的传家宝 / 250

结语：文匠精神 / 255

实践文匠精神 / 258

金农和高凤翰 / 261

从士大夫到工匠型学者 / 267

文匠的性别问题 / 271

附录1 清初文献记载的顾氏砚总录 / 275

一、大致年代确定者 / 275

二、年代不详者 / 279

附录2　各大博物馆藏带顾二娘款砚 / 281

附录3　福州赏砚圈成员 / 285

附录4　林涪云编辑《砚史》的版本史 / 289

参考文献 / 295

他山之石，可以攻“砚”：读高彦颐《砚史》 / 319

译者后记 / 329

【作者简介】

高彦颐（Dorothy Ko），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历史系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其研究方向是古代晚期和近代的中国科技与性别/妇女史、物质文化，著有《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等。

【译者简介】

詹镇鹏，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副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博士。从事明清中国艺术史、物质文化研究，曾于《台大美术史研究集刊》《故宫学术季刊》《故宫博物院院刊》，Late Imperial China，Arts of Asia，Religion and the Arts等期刊发表十余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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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专家推荐】

高彦颐的研究不断地挑战我们习以为常的分类范畴。她修正了我们对传统明清女性社会角色的认识,颠覆了五四以来的缠足解释。这本《砚史》更进一步拆除了身体与物、匠与士、工艺制作与文字文化之间的藩篱, 让我们从崭新的角度窥视清代知识建构与政治文化的关系。这也是一本美丽的艺术史著作, 透过石砚、矿工、工匠、雕匠、文人、收藏家的社会史展现中国工艺文明的一个盛世。

——梁其姿（香港大学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所长兼历史讲座教授）

高彦颐教授倾十余年之精力，聚焦书写用具兼文玩的砚台，以此切入清初工匠与士人之间、性别之间、身体经验与知识生成之间的互动等社会问题，可谓别具慧眼。此书通过文献解读、田野调查、器物鉴赏、工艺过程描述、文人酬唱题铭、市场品牌营造，对以制砚名家顾二娘及其福州赞助人为中心的个案，做了细致深入的研究，堪称一部学术力作。而其自下而上、由表及里的观察与分析方法，也为物质文化领域辟出一条新径。

——白谦慎（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院长、教授）

社会史写作关心“人”，乃题中应有之义；难得的是，这部著作同时展现了“物”（thing）的形状、灵魂和光芒。我提醒自己，下学期的艺术史课程书单中，绝对不能漏掉这部书。

——郑岩（北京大学艺术学院艺术史系教授）

这是一部深具透物见人新境界的物质文化史研究力作。阅读此书，犹如跟随作者踏上关于砚台历史、技艺和鉴赏的迷人之旅。你会流连于北京紫禁城、肇庆黄岗村、苏州专诸巷、福州光禄坊，透过作者精心考证而构筑起来的采料、雕制、题咏、流转、收藏等诸多场景，体验砚台的生命历程。在这一旅程中，你会与皇帝、官僚、文人、砚匠、石工一一相遇，会心而行。与这些同一时空下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社会成员交织在一起，体悟清初社会政治运转机制和人际关系网络的真实图景，鲜活而生动。旅程过后，你也会产生拥有一方自己的砚台的冲动和欲望。

——郭福祥（故宫博物院研究员）

高彦颐的《砚史》从清代宫廷所带动的整个帝国的物质转向、广东肇庆开采端石的第一现场进入，抽丝剥茧地展现一个出身苏州专诸巷谜样的治砚名家顾二娘，其如何在看似男性为主导的士人文化中成为一个全国性的超级品牌。

此书不仅为没有自己文字历史的工匠（尤其是女工匠）发声，更重要的是，其让我们看到田野调查、物质分析等经验与身体型的学术劳动，如何可能冲破传统历史学的限制。高彦颐教授结合社会文化史的训练，与其特有的对“物”的敏锐感官与细致写作，精彩地勾勒出一个由小人物与物品所推动，却很少被注意到之历史能动力。这是一本了解18世纪性别、文化史与艺术史的关键性著作。

——赖毓芝（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内容简介】

高彦颐教授倾十余年之精力，聚焦书写用具兼文玩的砚台，以此切入清初工匠与士人之间、性别之间、身体经验与知识生成之间的互动等社会问题，可谓别具慧眼。此书通过文献解读、田野调查、器物鉴赏、工艺过程描述、文人酬唱题铭、市场品牌营造，对以制砚名家顾二娘及其福州赞助人为中心的个案，做了细致深入的研究，堪称一部学术力作。而其自下而上、由表及里的观察与分析方法，也为物质文化领域辟出一条新径。

全书除“导言”和“结语”部分，共分五章。每一章都设置在不同的具体地方：紫禁城里的皇家工场，广东的采石场，苏州及南方其他地方的砚台雕刻工场，福建收藏家的家里。作者追查了砚台在宫廷与社会之间的运动轨迹，并通过砚台的整个社会生活，带入了与砚台相关的制作、使用、收藏和写作的人的生活。此外，这项研究亦展示了这个小物件所产生的强烈的情感和技术投资。

• 作者：不是粒崽 发布时间：2024-01-16 04:52:53

  精雕细琢的砚史，通过制砚看见那个时代的女性工匠，Ko又一力作

• 作者：苏野 发布时间：2022-09-22 22:15:34

  以砚的选料、制造、消费、收藏、题铭的流通过程为纵向主线，以紫禁城造办处、肇庆、苏州专诸巷、福州为横截面，以唐英、刘源，石匠，顾二娘，林佶、黄任等代表性人物的制砚、赏砚、题砚、易砚、拓砚、写砚为重构对象，并勾连前史，比照后世，探讨清初这一转型期中在砚的琢制、收藏、鉴赏、题铭等的全过程中发生的技术革新、文化变迁和观念迭代，跨越物质文化、图像学、社会史、观念史、文献考据、田野调查等多重学科畛域，打通朝野、性别、文史、技与道、地方知识和普遍观念的分野，力图从个案上为明清之际道器、性别关系的观念转变、清代朴学暗涌的潜流呈现有物、见人、共情的具体图景。逊于前几本书，汉学痕迹更明显，违和之处不少，强迫性的理论联系略多，关于顾二娘的两章，结论也较乏味。通篇把“品位”译成“品味”对有强迫症的人来说，是种煎熬。

• 作者：雨天不打伞 发布时间：2022-10-16 12:50:50

  佩服作者的选题，但是论述有些散漫，推论多于实证

• 作者：面面 发布时间：2022-05-29 13:21:44

  高彦颐物质文化史新作，虽不如缠足，但对于匠人与文人、物质与权力之前的关系梳理、性别话语的书写仍值得学习

• 作者：朵朵小时候 发布时间：2022-12-11 18:46:14

  在广东省博物馆看过端砚的展览，大为震惊，遗憾的是这本书没有带来这种感觉。女性话语似乎太过牵强。就记住了“康熙强推士人无感”“陶人”“福州收藏家树大招风”三处。

• 作者：张知卓见 发布时间：2022-02-20 17:10:12

  绘本版的梵高小传

• 高彦颐 | 不合时宜的慢书：对三篇书评的回应

  作者：理一分殊 发布时间：2020-08-23 20:08:19

  原刊于《细读》2019年第二辑（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

  打从十五年前开始，我便打算写一本书，把性别研究带进当时刚起步的物质文化研究领域中。在构思上一部书，也就是后来以《缠足：金莲崇拜由盛极而衰的演变》为题的缠足史（英文原著2005出版；中译本2007）的时候，便意识到绣花鞋、甚或是纏腳帶等织品文物，能和文献对照，互補不足，加强历史研究的深度和維度，更帮助我們接近不识字的小人物們的日常生活、身体感觉。雖然對文物学是外行，我有些龐然心动。中、西的汉学界，一直秉承「重道輕器」的传统，以文献史料為證史的憑據和立论的基础。用系统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物质文化的，主要是考古学、人类学、和鉴赏学界。把這些方法和议题帶進历史研究，是一个不小的难题，更遑論添加性別视角了。

  

  我敬佩的学人之一，是北大宋史的邓小南先生。她多年前偶尔说的一句话，成了我治学追求的目标：「不重複别人，也不重複自己。」要不重複自己，唯一的方法是重新当学生。於是我大胆地走回教室，坐在後排一角，旁听考古學、艺术史、和鉴赏方法等課程，同時积极在历史档案中找研究对象。唐宋墓出土的陶瓷粉盒和化妝品、清末民初的刺绣家沈寿的「仿真绣」，都曾成为考虑对象，努力试图相知相交，但结果都未能如愿。琢砚家顾二娘，就是在「醉里寻她千百度」的迷离境界下，渐渐现身眼前，最后成了真命天子。陈妍蓉在《书评二》说得对，「对顾二娘的关注」，是我「开始这项研究的源头」。研究起步后，碰到的难关很多，包括鉴定顾砚的真伪和如何以图证史。不少论点，说服得了自己却说服不了别人。也许这跟科学客观主义依然主导中国史学界有关。

  描述与分析

  在十九世紀的实证主义影响下所發展出來的史学方法，以客观主义為依归。所謂科学客观(scientific objectivity)，可以理解成為一種君臨天下、高高在上的俯視姿态。客观的視角，有人稱為「全知神的眼睛」(god‘s seeing eyes)。要锻炼这双神眼，需要摒弃个人的直觉、主观经验和想象，刻意经营「知者」和「被知对象」之间的距离，才能站在更高点看得更远，并且进一步把收在眼底的丛生万象，一一比较、归类、分析。我们在研究院受的史学训练，说穿了不外就是对这客观距离的培养。支撑我们作为专业学者、史学家的权威性的，正是这不自然、经年累月培养出来的、以神人自居的视点。

  科学客观性在十九世纪作為嶄新「認知價值」的兴起，是和当时日新月异的制图和图像复制技术发展相辅相成的。甚至可以吊诡地说，科学客观性本身，是透过主观的视觉经验和判断，才成为可能。柏林马普科技史研究所所长罗瑞。达丝顿 (Lorraine Daston) 就和哈佛大学科学史教授彼得·伽力臣(Peter Galison)，合著了一本题为《客观》的书，描述了科学客观主义在欧洲逐渐取代其他视点和认证标准的漫长过程。[1] 他們指出，在追求客观的同时，十九世纪的研究者们充分认识到主观认知、观察和判断的重要。

  

  十九世纪出现的科学客觀方法，是可贵的，今天依然值得重视，但它不是唯一的科学方法。如何恰当地引进主观判断去达致更顺应这个时代的客观，是当今科学界悬而未决的问题，值得我们一起探索。我从事明清社会史研究时，一直遇到一个困惑：我们所用的分析范畴，无论是「族群」、「阶层」、或是「性别」，都是现代概念，我们凭什么可以确定，当时人们的认知，是我们今天所想当然的呢？尤其是说到「社会身份」和「等级」，现代社会的认识可能和明清社会有较大的落差。现代科学话语，讲究精准明确。出身进士、曾为康熙抄御书的林佶，应该毫无疑问看成是学者，但是如果我们感受到他对维护自己学者或「士」这身份的极度焦虑，便认识到一个人的社会身份，不是单凭主观意愿便能定夺的，还有很多其他因素，例如穿戴打扮、身体感觉、家中有没有田产可供消费、有谁邀请参加文酒会等等。在明清社会，一个人的社会身份，是一种摆出来的身段、姿态、视点 (posture)，是随时会变，而且是需要不断被人认可的。用客观的社会科学词汇，很难准确地传达这不稳定性。

  我在写《石砚里的社会百态》一书时，作了一些不成熟的尝试。我首先认定，清初学者的身段和视点，不只一种，而是有千姿百态，匠人、女人，也是如此。假如我们先不预设我们已经了解「学者」、「工匠」长什么样，从研究开始便把这些标签套在当事人头上，我们会不会能用较新的视角，去认识清初社会的复杂性和流动性？这是我坚持在书的前数章，不用标签，只用众多的人名去述事的理由。一直写到最后「结语」的时候，才具体引入「学者式工匠」以及「工匠式学者」两个标签，把前述的现象，略作解说。[2] 《书评一》作者郭婧雅的总结可说是一语中的：「个体与个体的阶层界限在历史的大环境下是如此的灵活和模糊。」我采用寓分析于描述的写作策略，虽然难免议论繁杂，为读者带来困扰，但很庆幸还是达到了目的。

  

  《书评三》的作者侯冬琛问得好：「作为学者，在不自觉的被文人知识结构所形塑的同时，应该保有怎样的自觉性和警惕性，而不至流于学者/工匠的二分法逻辑之中？」我想「寓分析于描述」也许是可尝试的策略之一。描述越具体，就越能建构一块自由的空间，让我们行文时游移在主、客之间而不至流于模糊不清或产生歧义。小时候喜欢哲学的我，个性比较倾向抽象思维，甚至有时会不自觉地轻视「形而下」的具体叙述。读艺术史时才充分认识到，要准确地把一块手掌大小、漆黑哑亮的石砚上的凹凸形诸文字，比读通十本高深理论著作更难。

  做学问也是一门手艺

  拙书结尾一章，英文题为 ”The Craft of Wen”，颇難為了三位机靈的讀者。译为「文技」、「文之艺」，都是好主意。我尤其欣赏侯冬琛对「文作」的描述：「清初一系列围绕砚展开的情景事件展现了一幅深深扎根于身体感知和体验层面的认知模式。这种模式不追求抽象思辨，超越了儒家哲学中对文人书写的过分推崇，而是像手艺人一样，通过日常世俗生活的活动来展现“文”是如何被“作”（craft）出来的。」把身体感知和体验带进学术研究，是我写作本书最大的愿望，也是今后继续努力的方向。

  在研究采石、琢砚工艺的过程当中，我有幸地认识了多位手工艺人，或是「学者式工匠」，他们钻研技艺的认真、精益求精的干劲、处事的干练周到，待人的坦率热情，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专注一刀一凿，在具体而微的小方块把大事化小的重要。学者追求概括性的抽象思维，从归纳陈述中，找普遍性的定理，恰好和工匠的具体思维相反。手工艺在现代社会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是当下的热门话题，议论五花百门，都是值得关注的，希望以后有机会详细讨论。只想在这里说的是，我生长在六、七十年代的香港，亲历过香港纺织、成衣和电子业的繁荣，对机械文明所服膺的高速、效率，并不陌生。最近这二十多年，国内经济起飞，工业发展屡创高峰，更使人体会到速度和效率对改善人民物质生活的重要。也许是有过这些经历，在步入中年以后，反而越来越珍惜慢条斯里的生活步调，追求「慢食」、慢思、慢写。手工艺给我最大的启示，就是任何技术的磨练，都需要时间、耐心、和专注。

  

  陈妍蓉把这精神描述为「匠心」，最为贴切不过，她对书的综合评论，尤其敏锐：「正是因为作者一片匠心在书中，这本书也给读者带来挑战。书中技术性词汇也不少，加之论点不集中、没有某种具体形式的结构、同一人物或史料在全书所有地方高频率分散出现，这些因素使得这本书不太适合以浏览方式快速阅读，而是要求慢读，要求读者的匠心。」感谢三位书评人和其他读者，为这本不合时宜的慢书所付出的时间、耐心、和专注。您们的匠心和宽容，是对作者最大的鼓舞。

  [1] Lorraine Daston and Peter Galison,

  Objectivity

  (New York: Zone Books, 2007).

  [2] 「学者式工匠」应是artisan-scholar，「工匠式学者」应是scholar-artisan。原文语意不清，引起误解，以致两位书评人误植，谨此澄清并致歉。

• 他山之石，可以攻“砚”：读高彦颐《砚史》

  作者：鵬鵬 James 发布时间：2022-05-07 12:06:29

  这篇文章结合英文原著及中译本，向读者介绍《砚史：清初社会的工匠与士人》（以下简称“高氏《砚史》”）的研究主旨与分章内容。[1] 作者高彦颐（Dorothy Ko）教授现任职于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Barnard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历史系。若对比其早期著作，会发现本书更像是这一位资深学者的转型之作。她在《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与《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中，结合社会史和性别史方法，通过细读文本，从女性的主体性出发，修正“五四”妇女史观对旧中国女性受压迫的脸谱化论述。[2]

  近十多年来，作者的研究对象从女性的艺文才情与身体，转向女性匠人及其手艺，并曾在哥大开设“中国视觉和物质文化”（Visual and Material Cultures in China）研究生课程（p. ix）。她一开始关注文人鉴赏文本，晚明至近代的苏绣、顾绣女红，研究对象与材料各不相同，对书写与性别的学术关怀仍一脉相承。[3] 因此，高氏《砚史》可以视作是其个人研究从文本转移至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的阶段性总结。[4]

  诚如“致谢”和“导言”所说，正是本书的主人公，女琢砚家顾二娘独特而非凡的艺业，引发作者的兴趣去研究这门工艺，耗费多年才完成此书

  （p. ix、p. 5）。

  中国文人的书画创作一向是艺术史的关注焦点，但与这类文艺活动息息相关的物质性工具与媒介（笔、墨、纸、砚等），却长期游离在学界视野之外。高氏《砚史》作为首部以文房砚台为研究对象的英文专著，将焦点放在康熙中期至雍正年间（1680年代至1735年），对象单一却主旨宏大。如书中导言所强调，

  砚台除去研墨的基本功能外，兼具多重角色——父子、男性友人赠礼，用于题咏刻铭、家藏之物。通过鉴藏、题咏与书写，砚台被赋予“斯文”之意义，化作古代读书人的男性精英主体的物质象征。

  砚台的使用对象决定了它代表士人精英文化的象征，但其制作者，即工匠（craftsmen）或手工艺者（artisans），总是旁落于文字书写。作者基于《孟子》中的“四民”（士、农、工、商）社会格局，指出儒家传统千百年来贬低工匠的根深蒂固之观念，是工匠长期在文献记载中缺席的主因，很大程度上阻碍后人对该群体开展研究，希望藉此修正儒家传统“重道轻器”的刻板印象（p. 5）。基于上述动机，本书结合传世藏品和文献史料，探索处于不断革新的清初制砚业，并以顾二娘及其福州赞助人作为核心个案，一窥当时的琢砚工艺与鉴藏市场的状况。

  本书除了导言与结语，共分五章。第一章“紫禁城造办处：皇帝、包衣、匠役”（The Palace Workshop: The Emperor and His Servants）运用宫廷造办处活计档案，重构康熙、雍正二朝造办处砚作及其匠人活动。作者特别强调，康熙（1662—1722在位）、雍正（1723—1735在位）皇帝在内务府架构内设立、改造养心殿造办处，开创异于前代的物质文化，宣示满族统治文化。满清“物质帝国”（material empire）具有唯物主义（materialist）的统治风格，为宫廷和地方之间的工艺和物质性互动奠定基础。松花石砚则是反映清初帝王吸收汉人精英文化和话语的一个典型。康熙帝在1681年平定三藩后，治国方略由武力征战转向文治，随后他在祭告祖陵期间在满洲地区“发现”松花石，将其塑造成新式砚材。松花石砚在康熙朝大量用于赏赐内阁翰林官员，在雍、乾二朝持续生产，成为一项具有满清特色的工艺遗产。

  作者使用“技术官僚文化”（Technocratic culture）一词，来形容内务府的包衣群体身上有别于常规行政文官的特质。[5] 管辖造办处的内务府作为皇帝的“私人衙门”，行政和财政分支繁多，而深受满人皇帝信赖的包衣，是该庞大的官僚机器的运作主体。作者指出，这些皇家（上三旗）包衣是皇帝的家仆，享有制度性权势，不同程度地去推动清代内廷的各项技术研发和工艺造作。本章引举了活跃于康熙朝的汉军旗人刘源，以他设计图样的龙德墨、龙光砚为范例，强调民间的艺匠对宫廷工艺的积极影响。清初，顺治帝废除匠户制度，从民间召募匠役在雍正朝成为惯例，为皇帝组织多种材质构建“内廷恭造之式”奠定基础。砚作方面，雍正帝承接康熙传统，重视松花石砚；雍正朝一大特点，就是皇帝更重视包装，经常将匣盒与砚作统一设计。

  唐代，广东肇庆的端石作为一种理想砚材已闻名全国。明代以降，肇庆城外的黄岗村民便以端石开采、加工为生计支柱。在第二章“肇庆黄岗村：砚工”（Yellow Hill Villages: The Stonecutters），作者结合实地考察和文献解读，分别讨论开采端石的端州（今属肇庆）砚工和两类士人掌握的端石知识和主体塑造。作者归纳两类士人的不同写作动机和方式，解读颇为新颖。第一，以北宋苏易简（958—996）的《文房四谱》、米芾的（1051—1107）《砚史》为例子，介绍宋代赏砚文本的鼻祖，以及外省或中州士大夫的视角。《文房四谱》的体例从属笔记传统，作者苏易简未曾亲自前往端州实地考察，故收录的内容杂陈，缺乏系统性。作者认为米芾采取有别于前人的书写策略，强调“眼见为实”，如他自称“余所品谓目击自收经用者，闻虽多，不录以传疑”（p. 64）。[6] 第二，则是肇庆本土专家的书写，以何传瑶（活跃于1820—1830）的《宝砚堂砚辨》为中心。该书用图文并茂的形式，为端州砚坑制定新的品第和分类体系。

  第二章试图论证，砚工经亲身实践而积累的地方性知识，是通过师徒之间世代相传，虽然与两类士人诉诸文字的知识表达方式差异很大，但同等重要。作者指出米芾和何传瑶这两类品鉴端坑、端砚的权威专家，各自掌握着书写的话语权；相较之下，那些冒着巨大风险而下坑采石的砚工虽掌握最核心的地方性知识，并为士人提供一手资料，因自身无书写能力而被历史遗忘。

  第三章“苏州：女工匠”（Suzhou: The Craft (wo) man），旨在重建顾二娘生平及其顾客群体。根据时人记载，顾家铺位于苏州阊门附近的专诸巷，主要由三代人经营：父亲顾德麟，儿子顾启明；这二位男性离世之后，遂由启明的妻子二娘（原姓邹）掌舵，并过继侄子顾公望，授以家传。作者搜集、重构顾二娘的生平耗费许多功夫，但成效有限。因此，福州士人的砚铭集《砚史》及私人文集，成为重组顾氏治砚及其消费网络的核心资料。砚铭是砚主用于题咏砚台的一类诗文体裁，用刀镌刻于砚台的背面、侧壁。铭文（包括实物、文集、拓片形式）常反映该砚的形制、纹饰题材、制作递藏等信息，功能犹如书画作品的题跋。

  其他文献则鲜有顾氏的生平记载。敕制《古今图书集成》和官修《江南通志》描述顾家治砚时，偏重顾家父子一脉，身为女性的顾二娘的地位难以彰显。作者指出，不同于苏州时人黄中坚（1648—1717后）和朱象贤，福州士人大多是顾二娘的忠实主顾，不仅与二娘有私交关系，并且看重其过人技艺，对她的记载也更详实可信。作者将林家《砚史》收录的明确出自顾二娘之手的砚，与传世实物比对，发现两个样本群之间难以匹配，表明带顾氏制作名款的传世品暂时很难客观地定真赝。

  第四章“从苏州至全国：顾二娘的超品牌”（Beyond Suzhou: Gu Erniang the Super-Brand）承接前章，结合传世实物和图像，分析传顾二娘制的砚样及其工艺特征。作者受到语义学的“超符号”（super-sign）概念的启发，发明出“超品牌”（super-brand）一词，来形容顾二娘在18世纪的名牌效应。[7] 作者解释说，超品牌不仅是指一种超级名牌，更是“异质文化间产生的意义链”（hetero-cultural signifying chain），横跨两个或更多媒材和地域的语义场（p. 123）。换句话说，顾二娘在清代市场上产生名牌效应，随后出现了多种跨地域、跨媒介的风格变体。她的作品经后人不断仿制，“原样”已经难以还原。作者在本章明确地指出，与其徒劳地寻找顾氏砚的“真迹”，倒不如转换角度，回答由此产生的新问题：这些砚若不是出自同一人之手，如何解释它们在样式与品质上的巨大差异呢？

  由此出发，第四章重点分析传顾二娘创造的几种砚样：杏花春燕图、凤砚、竹节砚。清人仿制是通过砚样、款识、铭文三种形式，将产品归入顾氏名下，以此提高身价。一些仿作除了加“顾二娘制”款，更会镌刻福州士人收藏的顾氏砚的砚铭。在仿制者未见过顾氏真迹的前提下，样式和铭款就会以讹传讹，不断衍变出新版本。

  另外，本章通过将顾氏砚与男制砚家谢汝奇的云月砚、王岫君的山水砚作比较，大致归纳苏州、福州、广东制砚的地域风格和工艺手法。作者认为苏州砚流行用减地压印技法制造出如画效果，可能受苏绣、顾绣的针法表现影响；福州砚常见的镂空、高浮雕手法，则深受当地雕寿山石印的传统影响；广东砚工则融会贯通，发展出兼具宫廷与江南特色的制砚风格。 文人话语对文房用具的研究影响甚深，而作者从实物出发的跨媒材比较，有助规避文字偏见。

  第五章“福州：藏砚家”（Fuzhou: The Collectors）承接第三章，以林家《砚史》为核心资料，详细分析顾氏福州主顾的收藏活动和社交圈。作者将《砚史》的贡献者分为三个梯次，核心成员包括林佶（1660—约1725）、余甸（1655—1733）、黄任（1683—1768）等，次级成员由前者的亲属、友人组成，而边缘成员是曾为《砚史》撰写题跋的各式人等。《砚史》是收录诸家私藏的砚铭集，呈现他们的砚藏规模和“石交”情谊。作者认为米芾、何薳（1077—1145）在内的宋人，虽已形成零散的私人砚藏，但彼时市场未成体系，砚台尚未转化成一种商品。直到清初，当代砚才真正成为一种独立的收藏门类，这不仅需要孕育成熟的消费市场去配合，更与制砚的工艺革新相互呼应。

  作者在结语中

  提炼全书主旨，指出清初工匠和士人的身份认同已模糊并产生交叠

  。其中，福州藏砚家代表了清初“工匠型学者”（scholar-artisan）新士人团体：他们关注工艺知识，对匠人持有敬意，除工于书法，亦会亲自动手勒石、篆刻，收藏金石碑拓等古物。作者认为，“工匠型学者”与画家金农（1687—1763）、高凤翰（1683—1749）代表的“学者型艺匠”（artisan-scholar）之间，两者差异在于福州士人并未放弃科举仕途与儒学，而金、高二人不仅无科举履历，更缺乏经营士人身份所需的社会身段、姿态（social posturing）与经济条件（pp. 199-200）。最后，作者以“文匠”（craft of wen）精神来形容福州士人身上展现的新学之风，更大胆猜想他们可能代表了乾嘉时期考据学思潮的一股先声潜流，或者对后者有一定推动作用。

  高氏《砚史》的方法具有跨领域、多学科的特点，结合器物的制作技法与视觉分析，以及田野调查访谈和文献解读。作者多次前往北京、台北、天津、广东等地的公私收藏机构，亲自目验或上手逾百方砚台，对作品的真伪鉴定，及其形制、纹理的翔实描述，基本令人信服。

  其次，本书亦不难见作者从工匠的主体出发，兼顾多方视角的用意。根据作者亲述，她曾在广东肇庆、福州、北京等地展开田野调查，更与当代制砚手工艺者、收藏家进行深入访谈。据实地调查发现，迟至晚明，肇庆黄岗的许多家庭将雕琢、打磨石砚的精细活交给妻女，而开采和切割原石、制盒、销售或批发业务则留给男性，形成独特的垂直整合家庭式产业（p. 49）。但是，全书着重于描述男性石工的开采、前期加工环节，及其锻造工具、探矿、采石与维料制璞的知识，[8] 鲜有提及女砚工（详见第二章）。

  我们或不禁会问，肇庆女砚工的产品在清代制砚市场处于什么地位？她们的技艺与经营手法与苏州顾二娘是否有可比性，又可否与后者互补呢？

  这些问题都有待作者或其他学者在未来作出回应。

  文献史料方面，全书运用的材料分三类：第一，《内务府造办处各作成做清档》，采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全本、朱家溍选辑本相互对照。[9] 第二，福州藏砚家核心成员的《砚史》，藉此重构顾二娘作品与闽中士人圈的交际网。[10] 第三，两宋和清代的鉴赏品砚文本，例如苏易简的《文房四谱》、米芾的《砚史》、何传瑶的《宝砚堂砚辨》。作者不轻信文献的谨慎态度，连同版本整理和细读文本的扎实功底，在此有着充分体现。作者针对稀见的林家《砚史》，在附录中整理出版本关系，在引注明示多种钞本在引言、后跋、诗文的增删和异同之处，根据多人题跋建构出整个闽中士人圈与全国各式人等的交际网（见附录3、4），便于读者理解和进一步利用，用力颇深。

  值得一提的是，高氏《砚史》英文版遗留的一些文字讹误，在中译本已得到校正。

  但毋庸讳言，作者为古人旧物著书立言，得失均在所难免。作者在实物和文献两方面，均面对资料不足的挑战，其中缺乏顾氏砚真迹去重组其风格，最为遗憾。书中一些观点，包括顾氏父子和顾二娘的生平、作坊运作等细节，由于史料零散阙如，也难做进一步补充验证。然而，这种“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研究困境，不恰好印证了工匠在古代中国地位普遍偏低，长期缺乏社会关注和文字书写的现象吗！在此主题下，李安敦（Anthony Barbieri-Low）针对秦汉中国工匠的专书算是一个特例，后来更凭其别开生面而获得汉学界“列文森奖”。[11] 多数学者将焦点放在资料更丰富的明清宫廷与地方的男性名工。[12] 本书讨论一位女性（顾二娘）如何从男性同行中脱颖而出，成为备受追捧的名工，作者显然希望藉由女性制作与男性消费的独特互动，能够提供一种新角度。

  本书的学术价值，应透过物质文化研究作进一步观察。过去三十年，物质文化研究作为交叉学科（人类学、考古学、艺术史等）衍生的分支领域，注重“透物见人”。作者借用Igor Kopytoff（1930—2013）物的商品化理论框架，去重组砚台历经制作、消费、收藏、修复再至佚失的一系列生命历程，展现它由单一功能（文房用具）转变为多重意涵（士人象征）的过程。[13] 学界对晚明和盛清的艺术史、文化史研究已汗牛充栋，清前期因明清鼎革，相对乏善可陈，本书也有助于填补该缺环。[14]

  全书呈现不同地区的多组个案，看似零散，实则由宏观至局部，结合层层递进之叙事，勾勒出一小片与众不同的社会网络。透过作者抽丝剥茧式的叙述，石砚的物质生命与各式小人物产生纠葛，折射出他们的一段生命史。

  书中就不乏这类“物”与“人”相交织的故事，如福州藏砚家们从童年就培养出深厚的“总角石交”情谊，以及黄任通过题咏亡妻旧藏的“生春红”砚来回顾夫妻间的点滴往事（详见第五章）。另一方面，作者也不忘提醒我们，顾二娘品牌神话在后世的形成，包括由袁枚（1716—1797）讹传出“顾氏小脚”能试砚石之优劣的荒诞轶闻（pp. 144-147），包裹着清人对女性的身体想象和形象塑造。这种刻板印象除了发生在顾二娘身上之外，也是当今后工业化社会的消费文化的共通现象。因此，本书所展示的“物”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有助于我们去管窥物质世界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古今之变。

  作者引用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的明清时期“理学向朴学”转型的思想史背景，将18世纪考据学思潮视为米芾《砚史》的“实事求是”客观性的一种延伸。[15] 在这一点上，米芾《砚史》这部小书在北宋时期的代表性与影响力恐怕被夸大了，而作者也未将米芾《砚史》与同期涌现的其他金石谱录进行比较，分析它们在著录藏品的态度、方法的异同。无论是在北宋还是清代，关注古器物学、金石学的两次思潮背后，一定程度上都掺杂政治因素。宋徽宗（1100—1126在位）与在朝士大夫，以及乾嘉时期的阮元（1764—1849）、翁方纲（1733—1818）都利用政治资本扮演过重要推手。[16] 单凭一项个案研究，显然不足以回应如此宏大的思想史命题。不过，有别于学界对乾嘉时期的金石学运动，偏重社会上层精英为主体的“由上至下”的角度，作者藉由物质文化研究，尝试提供另一种“由下至上”的观察角度。这是否能够为重探乾嘉学术思潮的庞杂源流提供新的启示？值得我们拭目以待。

  [1] 主体内容曾发表在《新史学》（台北），29卷3期（2018年9月），页249—260。在旧文基础上作增刪修订。中译本简称“高氏《砚史》”，以便读者与米芾《砚史》、林家《砚史》相互区别。

  [2] Dorothy Ko,

  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 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Cinderella’s Sisters: A Revisionist History of Footbindi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中译本参见高彦颐著，李志生译，《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高彦颐著，苗延威译，《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新北：左岸文化，2007）。

  [3] Dorothy Ko, “Between the Boudoir and the Global Market: Shen Shou, Embroidery and Modernity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Jennifer Purtle and Hans Bjarne Thomsen eds.,

  Looking Modern: East Asian Visual Culture from Treaty Ports to World War II

  (Chicago: Center for the Arts of East Asia, University of Chicago and Art Media Resources, 2009), pp. 38-61; “Epilogue: Textiles, Technology, and Gender in China,”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36 (2012), pp. 167-176; “R. H. Van Gulik, Mi Fu, and Connoisseurship of Chinese Art,”，《汉学研究》，30卷2期（2012），页265—296。

  [4] 详见高彦颐，《走出文本，转向品物：谈一个妇女性别史研究的新方向》，《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第28期（2016年12月），“专号导论”。

  [5] 作者使用该词，受陈恺俊研究包衣唐英的博士论文启发。参见Kaijun Chen, “The Rise of Technocratic Culture in High-Qing China: A Case Study of Bondservant (Booi) Tang Ying (1682-1756)” (Ph.D. diss., Columbia University, 2014).

  [6] 米芾，《砚史》（北京：中华书局，1985），页7。

  [7] 高氏引用前人研究，解释“超符号”是指甲方语言经翻译成为乙方语言的表述方式。它不是指个别词语，而是翻译在异质文化所引发的意义链。参见Lydia H. Liu, Rebecca E. Karl, and Dorothy Ko, eds.,

  The Birth of Chinese Feminism: Essential Texts in Transnational The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12-13. Lydia H. Liu,

  The Clash of Empires: The Invention of China in Modern World Making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12-13. David Turnbull, “Travelling Knowledge: Narratives, Assemblage, and Encounters,” in Marie-Noëlle Bourguet, Christian Licoppe, and H. Otto Sibum eds.,

  Instruments, Travel and Science: Itineraries of Precision from the Seventeenth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Routledge, 2002), p. 275.

  [8] 采石工从端坑矿洞中采凿出的原石，称之为“石料”，需要经过维料师傅的加工，结合熟练经验，透过观察石料表面的纹理走向，确定其质量及石品花纹，再用锤和凿子将可利用的“璞”从不可利用的废石中剖离出来。剩下的璞料才是用于琢砚的原料。

  [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朱家溍，《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第1辑·雍正朝（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

  [10] 福州藏砚家圈子核心成员的砚铭集《砚史》，由林涪云为首的林氏族人编辑，传世有多种稿本，至民国才刊刻出版。作者全书主要引用两种：首都图书馆藏清钞本（本书引作“首图本”）年代最早，上海图书馆藏乾隆钞本（本书引作“长林山庄本”）次之。该文本组织和版本分析，详见本书的附录4。

  [11] Anthony Barbieri-Low,

  Artisans in Early Imperial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7).

  [12] 例见嵇若昕，《清初嘉定竹人吴之璠及其作品研究》，《故宫学术季刊》，8卷3期（1991），页59—104；《从嘉定朱氏论明末清初工匠地位之提升》，《故宫学术季刊》，9卷3期（1992），页19—44；《十八世纪宫廷牙匠及其作品研究》，《故宫学术季刊》，23卷1期（2005年秋），页467—530；《从〈活计档〉看雍乾两朝的内廷器物艺术顾问》，《东吴历史学报》，第16期（2006年12月），页53—105；《乾隆朝内务府造办处南匠薪资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载陈捷先、成崇德、李纪祥编，《清史论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页519—575。

  [13] Igor Kopytoff, “The Cultural Biography of Things: Commoditization as Process,” in Arjun Appadurai, ed.,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64-91.

  [14] 晚明时期的物质文化研究，例见Craig Clunas,

  Superfluous Things: 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rly Modern China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1);

  Picture and Visuality in Early Modern China

  (London: Reaktion, 1997);

  Empire of Great Brightness: Visual and Material Cultures of Ming China

  , 1368-1644 (London: Reaktion, 2007). 乾隆朝为代表的盛清研究趋势及其转变，参见Evelyn S. Rawski, “Re-imaging the Ch’ien-lung Emperor: A Survey of Recent Scholarship,”《故宫学术季刊》，21卷1期（2003年秋），页1—30。

  [15] Benjamin A. Elman,

  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Aspects of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MA: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90).

  [16] 学者指出讨论宋古器物学的兴起及宋仿古铜器，是士大夫与朝廷相互激荡下，为“再现三代”（夏、商、周）所作的复古运动的物质表现及学术成果。参见陈芳妹，《追三代于鼎彝之间——从“考古”到“玩古”的转变》，《故宫学术季刊》，23卷1期（2005年秋），页267—332；《青铜器与宋代文化史》（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6）；Peter N. Miller and Francois Louis, eds.,

  Antiquarianism and Intellectual Life in Europe and China, 1500-1800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12); Wu Hung, ed.,

  Reinventing the Past: Archaism and Antiquarianism in Chinese Art and Visual Culture

  (Chicago: Center for the Art of East Asia, University of Chicago and Art Media Resources,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