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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一

二、凡例 九

三、衢本晁公武自序 一五

四、袁本晁公武自序 一七

五、郡齋讀書志目錄 一

六、趙希弁讀書附志目錄 一一〇

七、郡齋讀書志 一

八、衢本游鈞跋 一〇八一

九、讀書附志 一〇八三

十、附錄 一二四一

（一）晁公武傳略（趙希弁傳附） 一二四一

（二）歷代著錄及研究資料彙編 一三〇三

（三）現存諸本敍錄 一三二六

（四）郡齋讀書志衢袁二本的比較研究 一三六一

十一、索引 一

（一）書名索引 一

（二）著者索引 七〇

孙猛，日本早稻田大学法学部教授。著名文献学、目录学家，曾校证出版《郡斋读书志》，目前从事日本国《古今书目》的校释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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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寧

老子闲居，作七言解说身形及诸神。

（《太常礼书》）解《礼》之名物，且绘其象，甚精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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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交工站姐某脱 发布时间：2011-12-21 00:09:40

  许多谜……

• 作者：武 发布时间：2015-05-27 11:17:18

  还是需要核對各種書目的，孫先生好多都沒理解對

• 作者：静下来 发布时间：2008-11-05 19:30:54

  私家书目.文说.

• 作者：Dick_Zhao 发布时间：2014-09-14 10:54:50

  非常好的一套书

• 作者：夏言 发布时间：2011-11-29 21:05:16

  开始按导师说的摸书。话说这书真不好摸，都快破了，惨兮兮……

• 作者：启罗米突 发布时间：2015-01-12 10:24:42

  翻书刷刷的

• 经典力学

  作者：花古 发布时间：2021-07-11 17:12:15

  　　这里所谓的科学元典，是指科学经典中最基本、最重要的著作，是在人类智识史和人类文明史上划时代的丰碑，是理性精神的载体，具有永恒的价值。

  　　科学元典或者是一场深刻的科学革命的丰碑，或者是一个严密的科学体系的构架，或者是一个生机勃勃的科学领域的基石。它们既是昔日科学成就的创造性总结，又是未来科学探索的理性依托。

  　　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是人类历史上最具革命性的震撼心灵的著作，它向统治西方思想千余年的地心说发出了挑战，动摇了“正统宗教”学说的天文学基础。伽利略《关于托勒密与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以确凿的证据进一步论证了哥白尼学说，更直接地动摇了教会所庇护的托勒密学说。哈维的《心血运动论》以对人类躯体和心灵的双重关怀，满怀真挚的宗教情感，阐述了血液循环理论，推翻了同样统治西方思想千余年、被“正统宗教”所庇护的盖伦学说。笛卡尔的《几何》不仅创立了为后来诞生的微积分提供了工具的解析几何，而且折射出影响万世的思想方法论。牛顿的《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标志着17世纪科学革命的顶点，为后来的工业革命奠定了科学基础。分别以惠更斯的《光论》与牛顿的《光学》为代表的波动说与微粒说之间展开了长达200余年的论战。拉瓦锡在《化学基础论》中详尽论述了氧化理论，推翻了统治化学百余年之久的燃素理论，这一智识壮举被公认为历史上最自觉的科学革命。道尔顿的《化学哲学新体系》奠定了物质结构理论的基础，开创了科学中的新时代，使19世纪的化学家们有计划地向未知领域前进。傅立叶的《热的解析理论》以其对热传导问题的精湛处理，突破了牛顿《原理》所规定的理论力学范围，开创了数学物理学的崭新领域。达尔文《物种起源》中的进化论思想不仅在生物学发展到分子水平的今天仍然是科学家们阐释的对象，而且100多年来几乎在科学、社会和人文的所有领域都在施展它有形和无形的影响。《基因论》揭示了孟德尔式遗传性状传递机理的物质基础，把生命科学推进到基因水平。爱因斯坦的《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浅说》和薛定谔的《关于波动力学的四次演讲》分别阐述了物质世界在高速和微观领域的运动规律，完全改变了自牛顿以来的世界观。魏格纳的《海陆的起源》提出了大陆漂移的猜想，为当代地球科学提供了新的发展基点。维纳的《控制论》揭示了控制系统的反馈过程，普里戈金的《从存在到演化》发现了系统可能从原来无序向新的有序态转化的机制，二者的思想在今天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越了自然科学领域，影响到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

  　　科学元典的永恒魅力令后人特别是后来的思想家为之倾倒。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以手抄本形式流传了1800余年，又以印刷本用各种文字出了1000版以上。阿基米德写了大量的科学著作，达·芬奇把他当作偶像崇拜，热切搜求他的手稿。伽利略以他的继承人自居。莱布尼兹则说，了解他的人对后代杰出人物的成就就不会那么赞赏了。为捍卫《天体运行论》中的学说，布鲁诺被教会处以火刑。伽利略因为其《关于托勒密与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一书，遭教会的终身监禁，备受折磨。伽利略说吉尔伯特的《论磁》一书伟大得令人嫉妒。拉普拉斯说，牛顿的《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揭示了宇宙的最伟大定律，它将永远成为深邃智慧的纪念碑。拉瓦锡在他的《化学基础论》出版后5年被法国革命法庭处死，传说拉格朗日悲愤地说，砍掉这颗头颅只要一瞬间，再长出这样的头颅一百年也不够。《化学哲学新体系》的作者道尔顿应邀访法，当他走进法国科学院会议厅时，院长和全体院士起立致敬，得到拿破仑未曾享有的殊荣。傅立叶在《热的解析理论》中阐述的强有力的数学工具深深影响了整个现代物理学，推动数学分析的发展达一个多世纪，麦克斯韦称赞该书是“一首美妙的诗”。当人们咒骂《物种起源》是“魔鬼的经典”、“禽兽的哲学”的时候，赫胥黎甘做“达尔文的斗犬”，挺身捍卫进化论，撰写了《进化论与伦理学》和《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阐发达尔文的学说。经过严复的译述，赫胥黎的著作成为维新领袖、辛亥精英、五四斗士改造中国的思想武器。爱因斯坦说法拉第在《电学实验研究》中论证的磁场和电场的思想是自牛顿以来物理学基础所经历的最深刻变化。

  　　在科学元典里，有讲述不完的传奇故事，有颠覆思想的心智波涛，有激动人心的理性思考，有万世不竭的精神甘泉。

  　　按照科学计量学先驱普赖斯等人的研究，现代科学文献在多数时间里呈指数增长趋势。现代科学界，相当多的科学文献发表之后，并没有任何人引用。就是一时被引用过的科学文献，很多没过多久就被新的文献所淹没了。科学注重的是创造出新的实在知识。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是向前看的。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么多文献被淹没，也表明划时代的科学文献数量是很少的。大多数科学元典不被现代科学文献所引用，那是因为其中的知识早已成为科学中无须证明的常识了。即使这样，科学经典也会因为其中思想的恒久意义，而像人文领域里的经典一样，具有永恒的阅读价值。于是，科学经典就被一编再编、一印再印。

  　　我们不得不问：一个民族只重视人文经典而忽视科学经典，何以自立于当代世界民族之林呢？

  　　科学元典是科学进一步发展的灯塔和坐标。它们标识的重大突破，往往导致的是常规科学的快速发展。在常规科学时期，人们发现的多数现象和提出的多数理论，都要用科学元典中的思想来解释。而在常规科学中发现的旧范型中看似不能得到解释的现象，其重要性往往也要通过与科学元典中的思想的比较显示出来。

  　　在常规科学时期，不仅有专注于狭窄领域常规研究的科学家，也有一些从事着常规研究但又关注着科学基础、科学思想以及科学划时代变化的科学家。随着科学发展中发现的新现象，这些科学家的头脑里自然而然地就会浮现历史上相应的划时代成就。他们会对科学元典中的相应思想，重新加以诠释，以期从中得出对新现象的说明，并有可能产生新的理念。百余年来，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提出的思想，被不同的人解读出不同的信息。古脊椎动物学、古人类学、进化生物学、遗传学、动物行为学、社会生物学等领域的几乎所有重大发现，都要拿出来与《物种起源》中的思想进行比较和说明。玻尔在揭示氢光谱的结构时，提出的原子结构就类似于哥白尼等人的太阳系模型。现代量子力学揭示的微观物质的波粒二象性，就是对光的波粒二象性的拓展，而爱因斯坦揭示的光的波粒二象性就是在光的波动说和粒子说的基础上，针对光电效应，提出的全新理论。而正是与光的波动说和粒子说二者的困难的比较，我们才可以看出光的波粒二象性说的意义。可以说，科学元典是时读时新的。

  　　象。近二十多年兴起的机器发现，首先就是对科学史学家提供的材料，编制程序，在机器中重新做出历史上的伟大发现。借助于人工智能手段，人们已经在机器上重新发现了波义耳定律、开普勒行星运动第三定律，提出了燃素理论。萨伽德甚至用机器研究科学理论的竞争与接受，系统研究了拉瓦锡氧化理论、达尔文进化学说、魏格纳大陆漂移说、哥白尼日心说、牛顿力学、爱因斯坦相对论、量子论以及心理学中的行为主义和认知主义形成的革命过程和接受过程。

  　　《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是牛顿一生中最重要的科学著作。

  　　《原理》（第一版）成书于1687年，是牛顿经过20年的思考、实验研究、大量的天文观测和无数次数学演算的结晶。这20年，以及这之前的几十年里，欧洲的许多先进思想家和科学家在研究自然和数学方面取得了许多成就。其中直接或间接影响牛顿的思想体系以及《原理》的主要有：

  　　哥白尼（Nicholas Copernicus,1473—1543）提出了日心说。在哥白尼以前，欧洲占统治地位的宇宙学说是亚里士多德—托勒密（Aristotle—Ptolemy）地心说体系。地心说本来是许多种宇宙学说中的一种，与纪元前后人们的天文观测水平相适应，它认为地球处于宇宙的中心，行星和太阳、月亮围绕着地球旋转，宇宙的最外层是不动的恒星，上帝住在遥远的恒星天注视着人类活动的地球，主宰着整个宇宙。由于这一学说符合上帝创造世界和人的基督教教义，后来在政教合一的欧洲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长期禁锢欧洲的思想界达千年之久。它的影响所及，既包括人们对于世界的基本看法，也影响人们对于天文历法编制、普通物体运动，甚至人类的生老病死的具体看法、解释和态度，可谓无所不包。但是，到中世纪中后期，随着人们天文观测精度的提高和观测资料的大量积累，地心说越来越不能自圆其说，不能满足实际需要。例如编制历法，到中世纪后期，天文现象与历法之间的误差越来越大，不仅天象（如日月食）无法预报和解释，连季节变换和每年的元旦都定不准，误差竟达几个月。

  　　波兰的天主教神父和天文学家哥白尼对地心说体系发起了挑战，他用神学的语言和毕生天文观测的数据写成了《天体运行论》一书。他指出，更合理的宇宙结构应当是太阳为宇宙中心，地球和其他行星绕太阳旋转，旋转的轨道是完美的圆形。但哥白尼预计到自己的学说会被当做宗教异端对待，他直到临死前才发表了这部著作。

  　　哥白尼的著作和学说赢得了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思想家和科学家的赏识。意大利哲学家布鲁诺（Giordano Bruno,1548？—1600）就到处宣传日心说，遭到教会的迫害，他在备受酷刑摧残之后，被烧死在火刑柱上。

  　　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也相信日心说。他进一步认为，自然的语言是数学，观察和研究自然要通过科学的实验，而要表达自然的运动规律，应当使用数学和实验数据。伽利略发明了折射望远镜，并且用望远镜发现了木星的卫星，伽利略认为木星的卫星围绕木星旋转充分说明了哥白尼原理的正确性。伽利略还发现了惯性原理，他用数学关系精确表达了运动物体的距离与时间的关系（如自由落体），他研究过单摆的运动，他还研究了力的合成及抛体运动。伽利略写下了两本著名的书：《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宇宙体系的对话》和《关于两种科学的对话》，集中表达了他的科学（主要是物理学和天文学）成就，以及他对于宇宙和新的实验科学的看法。他被宗教法庭判为异端。他屈服了，写下了“悔过书”，但他被押离法庭时还是喃喃自语：“但是地球毕竟是在动的！”伽利略死于1642年，10天之后，牛顿出生了。

  　　从伽利略以后，新的实验科学获得了地位，数学语言取代哲学思辨语言用于表达自然的规律，成为时尚。但是宇宙体系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哥白尼日心说简洁优美，但在天文计算中却十分繁杂，比起托勒密地心体系甚至有过之无不及。于是德国天文学家第谷（Tycho Brahe,1546—1601）提出了折中方案，认为太阳和月亮围绕地球旋转，行星围绕太阳旋转，但是这并没有使问题变得简单些。第谷的学生开普勒认识到需要作更加精密的天文观测，然后才有可能回答宇宙体系的问题。他一生孜孜不倦地观测天象，用大量数据总结出天体（行星）运动三定律，其核心是发现行星的运行轨道是椭圆，而不是哥白尼所说的正圆，太阳或地球位于椭圆的两个焦点之一。开普勒的行星运动定律是牛顿之前人类所取得的最高天文学成就。

  　　与伽利略的实验科学传统略有不同的是法国哲学家和数学家笛卡尔（1650）。以今天的眼光看来，笛卡尔有些奇怪，他在数学上很有建树，对于代数学和几何学都有很大贡献，他发明了我们今天十分熟悉的坐标系，以及把几何问题转化为代数问题的解析几何。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评价笛卡尔，说从他开始，运动被引入了几何学。在哲学世界观上，笛卡尔坚持用自然的原因来解释自然，但是他在认识论上却又是个不可知论者，他的名言是“我思故我在”。

  　　笛卡尔的哲学学说有极大影响，从他年轻时直到死后统治整个欧洲长达一个世纪。这影响波及科学领域，特别是天文学和物理学。在物理学上，笛卡尔及其追随者强调有某种特殊的物质“以太”（牛顿所说的“隐秘的质”），它们充满空间，因为“自然厌恶真空”，以太传递物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使物体的运动得以持续。“以太”是一种想象中的物质存在，一种纯思辨的产物，它排除了物质世界里和物体运动关系中神的作用，但为探究自然规律设置了新的障碍。

  　　困难在于它既无法测量，又难以想象。笛卡尔学说的最大成就和最大失败都集中体现在它的宇宙论中。它承认日心说体系。因为它必须否认真空的存在，他设想宇宙中充满以太，太阳的转动在以太中形成宇宙涡旋，涡旋运动带动各个行星运动，从而有我们所见到的天象奇观。这一解释从哲学思辨上来说，其成功是前所未有的，它首次提出了一个不诉诸神力的宇宙动力学模型，很有想象力，满足了人们解释天象的思辨需要。

  　　但是，笛卡尔学派的涡旋说在具体的天文现象的解释上却遭遇到重重困难，例如，地球和各行星的自转，这要求在整个宇宙的大涡旋中有局部的方向和速度都不相同的小涡旋，而且因为各个行星围绕太阳的公转速度不同，大涡旋的到太阳距离不同的部分的旋转速度也不相同，这很难与人们的日常经验相符；更糟的是，某些行星，如火星，有时会出现天文学中常见的“逆行”现象，似乎宇宙大涡旋中的某些层次有时会随心所欲地发生“逆转”，这对于以自然解释自然的信条构成了严重障碍。还有，涡旋说无法说明行星发光现象，只能暗示天体实际上是某种与地面物体很不相同的“精英”物质，这就又请回了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论。最后，涡旋说对于具体的天文现象的解释与实际观测数据相矛盾，在《原理》第二编的末尾，牛顿指出涡旋的速度与它到涡旋中心的距离成正比，然而天文观测数据表明行星的速度与它到太阳距离的3/2方成正比，这对涡旋说来说是致命的。

  　　笛卡尔宇宙体系是牛顿出世时面对的最大的宇宙体系，英国和整个欧洲大陆的大学都讲授它，以它为标准的宇宙学说。牛顿在大鼠疫时期就已经看出笛卡尔体系的问题，摧毁这一体系，成为牛顿研究生涯的首要直接目标。而要建立起一个全新的体系，则要经过长达20年的思考和研究，直到完成《原理》的写作。

  　　牛顿在思想上还受到英国的思想家培根（Frances Bacon,1561—1626）、洛克（John Locke,1632—1704）和摩尔（Henry More,1614—1687）等人的影响，他们都强调经验论的作用。在科学思想和神学思想上，牛顿又受到同时代的英国化学家玻义耳（Robert Boyle,1627—1691）的影响，认为每一个哲学家的最崇高的职责是认识并证明上帝的存在和完美，自然界是上帝创造的，它只是上帝的神性的外在形式，它可以为人类所认识和想象，人类只能通过自然哲学去研究自然才能最终认识上帝。在此意义上，牛顿毕生所从事的各种研究，包括数学、物理学、天文学、炼金术、圣经考古学和圣经年代学以及神学等，都是服务于他心目中的上帝的。

  　　此外，当牛顿进入学术研究时，与他同时代的一些科学家也做出了一些重要的工作，如荷兰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惠更斯发明了发条钟和摆钟，这为准确的科学计时准备了条件；荷兰工程师贝克曼（Isaac Beeckman,1588—1677）提出一切运动都要找出其力学原因的思想，为机械唯物主义做好了铺垫；地理大发现已经过去了一个多世纪，欧洲人早已有能力在地图上画满经度和纬度线，以准确定位地球上的每一点。

  　　牛顿的《原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作出来的。

  　　牛顿并没有声称自己要构造一个体系。牛顿在《原理》第一版的序言一开始就指出，他要“致力于发展与哲学相关的数学”，这本书是几何学与力学的结合，是一种“理性的力学”，一种“精确地提出问题并加以演示的科学，旨在研究某种力所产生的运动，以及某种运动所需要的力”。他的任务是“由运动现象去研究自然力，再由这些力去推演其他运动现象”。

  　　然而牛顿实际上构建了一个人类有史以来最为宏伟的体系。他所说的力，主要是重力（我们今天称之为引力，或万有引力），以及由重力所派生出来的摩擦力、阻力和海洋的潮汐力等，而运动则包括落体、抛体、球体滚动、单摆与复摆、流体、行星自转与公转、回归点、轨道章动等，简而言之，包括当时已知的一切运动形式和现象。也就是说，牛顿是要用统一的力学原因去解释从地面物体到天体的所有运动和现象。

  　　在结构上，《原理》是一种标准的公理化体系。它从最基本的定义和公理出发，“在第一编和第二编中推导出若干普适命题”。第一编题为“物体的运动”，把各种运动的形式加以分类，详细考察每一种运动形式与力的关系，为全书的讨论做了数学工具上的准备；第二编讨论“物体（在阻滞介质中）的运动”，进一步考察了各种形式的阻力对于运动的影响，讨论地面上各种实际存在的力与运动的情况。牛顿在第三编中“示范了把它们应用于宇宙体系，用前两编中数学证明的命题通过天文现象推演出使物体倾向于太阳和行星的重力，再运用其他数学命题由这些力推算出行星、彗星、月球和海洋的运动”。在全书（我们选用的这个第三版）的最后，牛顿写下了一段著名的“总释”，集中表述了牛顿对于宇宙间万事万物的运动的根本原因——万有引力——以及我们的宇宙为什么是一个这样优美的体系的总原因的看法，集中表达了他对于上帝的存在和本质的见解。

  　　在写作手法上，牛顿是个十分专注的人，他在搭建自己的体系时，虽然仿照欧几里得（Euclid，约公元前3世纪）的《几何原本》，但从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是解释自然现象和运动的原因，没有把自己迷失在纯粹形式化的推理中。他是极为出色的数学家，在数学上有一系列一流的发明，但他严格地把数学当做工具，只是在有需要时才带领读者稍微作一点数学上的远足。另一方面，牛顿也丝毫没有沉醉于纯粹的哲学思辨。《原理》中所有的命题都来自于现实世界，或是数学的，或是天文学的，或是物理学的，即牛顿所理解的自然哲学的。《原理》中全部的论述都以命题形式给出，每一个命题都给出证明或求解，所有的求证求解都是完全数学化的，必要时附加推论，而每一个推论又都有证明或求解。只是在牛顿认为某个问题在哲学上有特殊意义时，他才加上一个附注，对问题加以解释或进一步推广。

  　　大多数读者在阅读《原理》时感到困惑和困难的是牛顿的对于命题的解决方式。首先，牛顿大量使用作图，采用几何学的证明方法；其次，牛顿大量运用比例关系式，这一点令读者感到繁杂，但却正是牛顿论证的有力之处。它在思想上符合牛顿的可测度空间和时间以及重量等物理概念只是相对性的见解，运算中回避了拘泥于单位制的麻烦并且使牛顿极为方便地引入了他发明的极大极小比方法。此外，我们应当理解到，在牛顿写作《原理》时，用来解决物体运动的动力学问题的有力工具微积分（牛顿称为流数法）还处于发明的初期，远远没有成熟到今天的样子，而牛顿本人正是这种技术的主要发明人之一。有证据表明，书中的许多论述，牛顿是通过自己发明的流数法或反流数法得到的，但在写作《原理》时，牛顿换成了当时人们较为熟悉的几何作图与代数运算相结合的形式。实际上，《原理》发表后，许多读者根本读不懂，以至于有人认为牛顿写了一本“连他自己也看不懂的书”，牛顿那令人眼花缭乱的数学技巧使许多当时一流的数学家也感到非常吃力。

  　　牛顿的《原理》大致上仿照古希腊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来布局。全书是一种逻辑体系，从基本的定义开始，再给出几条推理规则（运动定律），经过一系列的推理和演算，得到一些普适的结论，再把这些结论应用到实际中与实验或观测数据相对照。

  　　《原理》一开始就是“定义”和“运动的公理或定律”。其中“定义”部分共有8条，在随后的附注中又补充了4对十分重要的定义。

  　　第一个定义是“物质的量”，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质量”。在当代物理学中，质量是一个最基本的物理概念，但在牛顿时代，这一点还没有得到公认，也没有国际公认的质量标准和统一单位制，因此牛顿利用物体的密度和体积来决定物质的量。这与我们今天的做法正好相反，我们是用质量和体积来定义密度。不了解历史背景的人会以为牛顿是在搞循环论证，实际情况是牛顿发现一切物体在运动中都有某种共同的不变的东西，不管物体怎样运动，受到怎样的力，它的体积与密度的乘积都是保持不变的，这就是物质的量，研究物体的运动时，必须要考虑到它。

  　　第二个定义是“运动的量”，即质量与速度的乘积，也就是我们今天熟知的动量。

  　　第三个定义是物体的惯性，表述物体保持其已有运动的大小和方向的本领（当物体不受其他外力作用时）。伽利略已经知道物体的惯性。今天我们知道，物体的质量越大惯性越大。

  　　随后牛顿定义了外力、向心力及其度量，然后是向心加速度和向心运动量的定义。这些与我们今天物理教科书的定义大致相同，只是我们较多地谈论向心力和向心加速度，其他概念则较少用到。

  　　这些概念总的来说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但在当时，正如牛顿所指出的，是“鲜为人知的术语”。

  　　引起后世广泛讨论的是牛顿在附注中所作的4对补充定义，即绝对时间和相对时间、绝对空间和相对空间、绝对处所和相对处所以及绝对运动和相对运动等4对范畴，其中后两对是派生概念，而前两对十分重要。绝对时间和绝对空间是牛顿力学的基本框架和标志性概念，由此引申出后来的宇宙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无限概念。牛顿用了较大篇幅解释他的时间和空间概念，但读者可能会认识到，牛顿的绝对的时间和空间并不是绝对必要的，至少在他的《原理》讨论所及不是必要的，这一对范畴为牛顿力学所提供的框架远较其所必要的来得充分。的确如此。其实牛顿自己也承认，绝对的时间和空间实际上是无法测度或被认识的，我们能确知的只是相对的时间和空间，它们才是在运算上有意义的。

  　　那么怎样理解牛顿的绝对时间和空间呢？牛顿写作《原理》，有两大基本任务，一是建构自己的体系，另一是批驳笛卡尔学派的体系。绝对时间和空间概念虽然对于牛顿自己的计算并不是必要的，但对于预防对手的攻击却是必要的。在牛顿的体系中，巨大的宇宙空间里行星及其卫星各自在自己的轨道上运行，秩序井然又常运不已，这体系是上帝的创造，但上帝在创造它以后却不再进行干预。按照牛顿的力学，如果时间不是绝对的，则必然要顾虑到时间起点和终点问题；而要使得这一体系永远维持其稳定，空间又必须是真正的空，而且在尺度上也必须足够的大，它必须没有边缘，否则牛顿必须回答自己无法解答的空间的起点问题。牛顿把一切绝对的、无限的性质归结于上帝（我们将在《原理》最后的“总释”中见到有关论述），这是由其基本宗教信念决定的，绝对时间和空间范畴的引入，既很好地体现了牛顿的神学见解，又有效地回避了对手的诘难。

  　　长期以来，很多学者，主要是哲学家，对牛顿的绝对时间和绝对空间概念进行了经久不息的讨论，并且因此给牛顿戴上或是“唯心”或是“唯物”之类的帽子。这些争论在科学上毫无意义可言，而且硬要给300多年前的历史人物贴上某种标签的做法，是一种肤浅幼稚的举动。例如，牛顿的绝对时空观，说它是唯心主义的，因为它没有把上帝彻底排除出局，把宇宙的第一次推动留给了上帝。那么，我们要问，如果牛顿不是使用绝对时空概念，他将把他的有限宇宙中的主宰者放在什么地方呢？他的绝对时空概念是不是使得上帝离人间更遥远一些了呢？实际上，正是牛顿的绝对时空观使得后来的唯物主义的无限宇宙论得到科学上的依据，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统治着我们的哲学和思想领域，然而，现代科学已经证明，它才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我们的宇宙，的确在时间上是有起点的，其空间也是有限的。

  　　还有一种见解认为牛顿的绝对时空观是形而上学的，说他看问题太绝对化了。但是，既然牛顿用这样的思维方式如此有效地建构了宏伟的宇宙体系，使得世人沿用它长达300年之久，我们还能要求牛顿什么呢？还有哪一种方法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关于世界的真正的知识呢？

  　　总之，牛顿写下的定义，是过去300年来所有大科学家、哲学家、思想家们寻找灵感的地方，值得认真研读、思考。

  　　紧接着定义部分，就是“运动的公理或定律”。在这里，牛顿给出了每一个中学生都能倒背如流的极为著名的“力学三定律”。我们看到，牛顿对力学三定律的叙述与我们今天的表述几乎完全一样，反映出牛顿对有关问题的思考极为成熟，经得起时间的长期考验。

  　　随后牛顿就三定律做出了6条推论，讨论了力的分解与合成，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运动的分解与合成。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牛顿关于多个物体的公共重心所作的讨论，牛顿的公共重心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质量中心。这一概念的使用，在以后讨论天体的运动时有着重要意义，也反映出牛顿从复杂现象中抽象出简单的有代表性的现象的能力。

  　　《原理》的第一编篇幅巨大，它具备了牛顿力学的全部主要内容，包括基本定义、力学三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求极限和无穷小数学手段、物体的各种运动形式、物体的各种受力情况、各种运动轨道与受力的关系，甚至还涉及到光的传播、海洋潮汐运动等等。正如有的学者所评论的，即使《原理》没有完整出版，仅仅凭着这第一编，就足以使牛顿成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首先值得指出的是牛顿在引理2中介绍了他发明的求微分或导数的方法，即牛顿流数法。牛顿说，一个变化的量，其增大或减少的速率，他称之为“瞬”，“是一种普适方法的特例或更是一种推论，它不仅可以毫不困难地推广到求作无论是几何的还是力学的曲线的切线，或与直线及其他曲线有关的方法中，还可用于解决有关曲率、面积、长度、曲线的重心等困难的问题”。显然，这一方法正着用是求导数，反着用就是求积分。牛顿分6种情形详细介绍了求导数的方法，还做出了3项推论。我们已经知道，牛顿早在大鼠疫时期就发明了这种方法，这是他一生中最为杰出的发明之一。

  　　第三编是《原理》中最为辉煌的篇章。它气势磅礴，美轮美奂。在这一章中，牛顿详细地描绘了他的宇宙体系，太阳与各行星、各行星与它们的卫星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彗星的运动和地球上海洋的潮汐运动。牛顿以万有引力作为所有这些现象的动力学原因，可以说是有史以来人类所能对宇宙做出的最大的立法。牛顿的宇宙，结构简单明快，不留丝毫的神秘和含糊，这种结构的运行机制是如此的简单、如此的强有力、如此的稳定、如此的井井有条，实在是令人叹服。

  　　命题1—17，牛顿逐一论述了木星系统、太阳系、地—月系统、土星系统等的运动情形和轨道变化。在这期间，我们会多次看到万有引力定律的表述，特别是其中的命题8。还有一个令人惊异之处，牛顿仅仅凭着观测到的行星运行数据和引力定律，就推算出各个行星的物质的密度，进而推算出那里引力的强弱和物体重量情况，教人大开眼界。

  　　命题18、19和20更进一步推算出地球的形状和物体重量随地理位置的变化。牛顿指出，地球的自转使得其两极处较之赤道处更加扁平。这是一个可以直接验证的科学预言。如果按照笛卡尔学派的观点，地球的形状正好与牛顿的预言相反，是两极处高于赤道处。这正好是两种宇宙体系在同一个具体问题上尖锐冲突的地方。后来欧洲国家特别是法国多次派出远征考察队到全球各地实地测量地球数据，得到的结论无一不支持牛顿，而与笛卡尔的相左。历史事实是，正是由于牛顿预言的地球形状得到确认，才使得欧洲人、特别是民族自豪感极为强烈的法国人最终抛弃笛卡尔学说，转而接受牛顿体系。

  　　一般认为，牛顿的月球理论问题最多，致使《原理》乃至整个牛顿学说备受当时论敌诟病。这是实情。然而牛顿的月球理论的问题主要是具体数据的问题，不是思路和方法上的问题，更不表明牛顿的力学理论和宇宙理论是错误的。我们知道，牛顿早在1665—1666年间就已经形成了他的力学和宇宙体系的基本看法，并且做出了大部分的理论计算和推导，但他迟至20年后才发表了所有这一切，有一种解释就是牛顿一直认为有关的天文观测数据特别是月球的观测数据与他的理论有较大出入，迫使他搁置自己的发明，也促使他积极置身于天文观测工作。这种见解至少是部分合理的。当然，牛顿推迟发表《原理》的原因，主要并不是因为要等待观测数据，而是因为他一直无法在数学上建立起平方反比关系与行星椭圆轨道之间的对应关系。牛顿是在1679年才解决了有关的问题。但是，限于当时的天文观测工具水平，牛顿以及当时所有的天文学家都不可能得到高精度的观测数据，因此月球理论与实际情况之间的误差是不可避免的。

  　　海洋潮汐运动理论是牛顿的引力理论与流体力学的综合运用。牛顿收集的海洋数据来自全球各地，牛顿极为雄辩地指出，月球运动是潮汐的根本原因，太阳也对潮汐有影响，但与月球相比只有约1/5左右。月球驱动海洋的力量只有地球上重力的二百万分之一，这样小的力在任何力学研究中都绝对是微不足道的，但对于浩瀚的海洋，它足以引起波涛汹涌的大潮。相信每一位读者读到这里，都会掩卷叹服，拍案叫绝。

  　　与此同时，牛顿还顺带着推导出太阳、地球和月球的密度、形状和体积，以及地球与月球的距离等。这些在当时都是唯有牛顿的理论才能推算出来的数据。

  　　在谈论完月球与海洋之后，牛顿写到了整部《原理》中最精彩夺目的部分：彗星理论。

  　　这样，天空中最困扰人类的彗星现象终于被纳入牛顿的宇宙体系，得到了最有说服力的合理解释。至此，牛顿也就在令读者沉醉于凝视彗星景观与繁星密布的苍穹中结束了《原理》。

  　　但是牛顿必须澄清自己的神学见解。在他那个时代，对于有教养的人和有社会地位的人来说，不信神或者无神论者是一个可怕的罪名。牛顿当然不愿戴上这顶帽子，更何况牛顿本来笃信上帝，自幼就有着极为深沉的宗教情感，坚信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服务于证明上帝的存在和解释上帝的创造物的庄严、伟大和秩序。近年研究牛顿的学者发现，牛顿青年和中年时代，大约是想使自己成为一个集大成的神学家，自然哲学、数学只是他向着这个方向努力的一个方面而已。我们甚至不妨这么来看问题：对于牛顿来说，《原理》和他的伟大宇宙体系，只是他的神学研究总体计划中的一个局部的或阶段性的成果。由此也就容易理解为什么《原理》和《光学》发表后，牛顿又那样专注地沉迷于神学研究，并写下页数十倍于自然哲学手稿的神学手稿。因此在《原理》第二版发表时，牛顿加写了这段总释，集中表述了他的上帝观和上帝与他的宇宙体系之间的关系。据学者们研究比较，牛顿的这段总释到《原理》发表第三版时又做了一些字句上的改动，就是我们现在所见到的。

  　　一开头，牛顿简单复述了涡旋说的困境：无法解释行星周期与3/2次幂的关系，无法解释彗星的现象；随后，牛顿重申了宇宙空间的真空特性。然后他指出，天体维系在其轨道上的原因似乎不大可能仅仅是由于万有引力规律的存在，“它们绝不可能从一开始就由这些规律中自行获得其规则的轨道位置”。这里就为日后人们反复提起的“第一推动”留下了伏笔。

  　　牛顿进一步描述了他发现的（也就是上帝所创造的）宇宙体系：“六个行星在围绕太阳的同心圆上转动，运转方向相同，而且几乎在同一个平面上。有十个卫星分别在围绕地球、木星和土星的同心圆上运动，运动平面也大致在这些行星的运动平面上；……彗星的行程沿着极为偏心的轨道跨越整个天空的所有部分，……这个最为动人的太阳、行星和彗星体系，只能来自一个全能全智的上帝的设计和统治。”

  　　牛顿进一步猜想：“如果恒星都是其他类似体系的中心，那么这些体系也必定完全从属于上帝的统治。……为避免各恒星的系统在引力作用下相互碰撞，他（上帝）便将这些系统分置在相距很远的位置上。”

  　　到这里，牛顿肯定了上帝的存在，肯定了这个“最为动人”的体系来自于上帝的设计和统治。到这里，我们不免会注意到牛顿明显地回避了《圣经·创世纪》中讲的上帝创造世界的故事：他似乎不反对上帝创世，但他不同意《圣经》中的那种创始说。在他自己的宇宙里，他只强调了上帝对于宇宙的统治权。

  　　他说，“上帝不是作为宇宙之灵而是作为万物的主宰来支配一切的”。牛顿比较了统治权与自治权的区别，指出一般人心目中的上帝只不过是有自治权的神，但真正的上帝是享有对于一切的统治权的。“只有拥有统治权的精神存在者才能成其为上帝：一个真实的、至上的或想象的统治才意味着一个真实的、至上的或想象的上帝。”

  　　“我们只能通过他（上帝）对事物的最聪明、最卓越的设计，以及终极的原因来认识他；……我们随时随地可以见到的各种自然事物，只能来自一个必然存在着的存在物的观念和意志。……我们关于上帝的所有见解，都是以人类的方式得自某种类比的，这虽然不完备，但也有某种可取之处。……而要做到通过事物的现象了解上帝，实在是非自然哲学莫属。”

  　　总的来说，牛顿的上帝见解的确与大多数基督徒的见解不同。他不谈论上帝创世，但他谈论上帝“治世”；一般人认为“是”上帝的东西，他认为那只“只“属于”上帝；普通信众认为要认识和接近上帝必须祷告和诵读《圣经》，他却认为应当研习自然哲学。

  　　有的论者认为牛顿实际上只是一个泛神论者或自然神论者，这是不对的。仅从《原理》的这一篇“总释”来看似乎有些道理，但是这并不是真正的牛顿。牛顿信仰上帝，而且认为自己负有重要的神学使命。读者应当记得牛顿的生日那天是圣诞节，这一巧合成为牛顿的精神负担。他以为自己的使命是向世人宣示宇宙的真理。人们无不惊异牛顿的《原理》是一部纯粹的科学著作，正文通篇与上帝毫无关系；人们同样惊异牛顿坚信《圣经》是古代贤哲写给后人的密码书，其中深藏玄机，而历代流传下来的《圣经》已经充满讹误，甚至还被篡改过，牛顿自觉承担研究《圣经》年代学的任务，他要还《圣经》以本来面目，并且解读其中的秘密；人们还惊异牛顿相信炼金术，经常夜以继日地守候在乌烟瘴气的炼金炉前，还曾经为此累垮了身体甚至中毒，牛顿认为炼金术中也深藏着宇宙机密；当然，人们还会惊异牛顿巨大的管理才能和在官场上的老道练达，在运用统治手段时那种毫不留情和摧毁对手的残忍。牛顿是个极为复杂的历史人物。

  　　在这篇“总释”中，牛顿刚刚谈论完上帝，就再次表述了他的万有引力定律：“它（引力）取决于它们（粒子）所包含的固体物质的量，并可向所有方向传递到极远距离，总是反比与距离的平方减弱。”但是，牛顿坚定地拒绝谈论万有引力的原因。关于引力从何而来的问题，他实际上是这样回答的：“不知道。”

  　　后世的哲学家们真是应当感谢牛顿，因为他描述完自己的体系之后，又谈论起自己的方法论来，写下了一段可以让他们大书特书、聚讼纷纭的文字：

  　　“我也不构造假说；因为，凡不是来源于现象的，都应称其为假说；而假说，不论它是形而上学的或物理学的，不论它是关于隐秘的质的或是关于力学性质的，在实验哲学中都没有地位。在这种哲学中，特定命题是由现象推导出来的，然后才用归纳方法做出推广。……对于我们来说，能知道引力确实存在着，并按我们所解释的规律起作用，并能有效地说明天体和海洋的一切运动，即已足够了。”

  　　显然，牛顿写这段文字时心里是想着德国人莱布尼兹的，这是一段带有论战性的文字，不能代表牛顿一以贯之的总的方法论态度。牛顿显然极为满意于自己的发明，极为满意自己构造的有史以来最大的假说。他好像向对手摊开了双手，挑衅说：我做到了，你行吗？就像今天的科学家们争吵时常说的，拿出实验结果来，拿出观测数据来！

  　　在牛顿的时代，像牛顿这样只对宇宙体系进行描述而拒绝做出充分说明和解释的做法，是有些不合时宜的。学界的风气是一事当前必先追问终极原因，这种思维方式至今仍在许多人的头脑中存在，但它在大多数场合并不能给人们带来更多的知识。牛顿的这种思维可以追溯到伽利略。伽利略对人们说，要先搞清楚事物是怎么样，然后才能回答为什么。在思辨风气甚嚣尘上的时代，伽利略得不到广泛的认同，而自牛顿始，这种先描述后解释的思维才成为自然科学的标准思维，正因为如此，牛顿以后的科学才步入正轨，日益昌明。

  　　然而更值得称道的是，牛顿在深深自负于自己的发明之余，并没有忘记求实的态度：牛顿谈到了某种最精细的精气的事情，它使物质粒子在近距离上相互吸引，一旦接触就粘连在一起；它还使带电物体既推斥又吸引其他物体；使光发射、反射、折射，并加热物体；使感官受到刺激，使躯体受到意志的驱动，等等。牛顿暗示，他的学说对这些现象还无能为力。

  　　这是一种美德：谦逊。牛顿本人清醒地看到了自己理论的不足。

  　　今天的科学和技术大大超越了牛顿的时代，但是在两个问题上我们还没能超越牛顿：一是建构一个与牛顿的同样简单的宇宙体系；二是用统一的理论去描述和解释牛顿在上面提到的种种现象。

  　　牛顿在离家较远的格兰萨姆文科学校读中学，寄宿在一位药剂师的家中。在那里，他获得了极为宝贵的广泛阅读各类书籍，制作各种玩具，从事多种化学、物理实验的机会。

  　　牛顿的童年没有得到父爱和母爱，这种不幸使小牛顿性格孤僻内向。他没有知心朋友，他的课余时间全都献给了如饥似渴的阅读和兴趣盎然的实验。但是他的学习成绩不好，一度还是班级里倒数第二。直到有一次他与一个欺负他的同学打架并且赢得了那场本来实力悬殊的殴斗，他萌发出强烈的上进心，天才的一面开始展现出来，成绩也一跃进入前茅。

  　　牛顿中学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被推荐到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他极其勤奋地读书、思考，他研究了大量古代和当代人的著作，特别是有关自然哲学、数学和光学方面的。不久他的指导教师就发现这个学生的学识已经超过了自己。1665年和1666年间，英国流行大鼠疫，各大学师生被疏散，牛顿回到家乡。在这18个月里，牛顿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富于创造力的阶段。

  　　1679年，牛顿与胡克的争吵十分激烈。胡克对牛顿关于引力的见解提出强烈质疑，这促使牛顿全面考察了开普勒（Johannes Kepler,1571—1630）定律、伽利略（Galileo Galiei,1564—1642）运动学公式与引力之间的关系。这一年，牛顿终于证明了引力的平方反比关系与行星椭圆轨道之间的对应关联。至此，牛顿的整个宇宙体系和力学理论的基本框架宣告完成。

  　　牛顿在1684年才进入写作《原理》的准备阶段。到那一年，哈雷（Edmond Halley,1656—1743）、胡克和雷恩（Christopher Wren,1632—1723）三人大约同时猜到引力的平方反比关系与行星的椭圆轨道之间有必然联系，但他们都无法证明这一点。哈雷请教牛顿，牛顿表示他在几年前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原先的手稿找不到了，他可以给哈雷再证明一遍。牛顿重新写出了一篇《论轨道上物体的运动》，文中证明，天上与地上的物体服从完全同样的运动规律，引力的存在使得行星及其卫星必定沿椭圆轨道运动。

  　　哈雷一眼看出这篇论文有划时代的价值，他敦促牛顿把它扩充为专著发表。于是1685和1686两个年份的18个月里，牛顿专心致志地从事写作，《原理》这部伟大著作从牛顿的笔下源源不断地流淌出来。牛顿显然是有长期研究所取得的丰富成果作为基础，他写下的论述事无巨细，都经过深思熟虑。他的写作速度之快令人惊异，他写作时的专注忘我令人感佩。

  　　《原理》的出版震动了整个英国和欧洲学界。牛顿一跃成为当时欧洲最负盛名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和自然哲学家。人们争相向他表示敬意，英国王室请他做客，欧洲公认的最伟大的几何学家惠更斯（Christiaan Huygens,1629—1695）专程到英国拜访他，各国元首和贵族访问英国时也要去看望他，以结识他为荣。1689年，牛顿当选为国会议员；1696年，牛顿获得造币局总监任命；1701年，他再次当选国会议员；1703年，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长；1705年，受女王册封成为爵士。

  　　牛顿的后半生主要从事的工作和活动有：

  　　社会活动。他应付各类社会名流贤达的拜访，从事国家造币局的管理工作，管理皇家学会。与胡克、弗拉姆斯蒂德（John Flamsteed,1646—1719）、莱布尼兹等人争论。研究神学和《圣经》。研究炼金术。整理出版自己的著作和文稿。牛顿终生未娶，1727年3月20日逝世，英国王室为他在西敏寺大教堂举行了国葬。

  　　至今还没有可能用一个同样无所不包的统一概念来代替牛顿的关于宇宙的统一概念。要是没有牛顿的明晰的体系，我们到现在为止所取得的收获都会成为不可能。——爱因斯坦

  　　我不知道世界会怎样看待我，但我认为自己不过像个在海滩上玩耍的男孩，不时地寻找到一些较光滑的卵石和漂亮的贝壳，并以此为乐，而对于摆在我面前的真理的汪洋大海，我还一无所知。——牛顿

  　　无论从科学史还是整个人类文明史来看，牛顿的《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以下简称《原理》）都是一部划时代的巨著。在科学的历史上，《原理》是经典力学的第一部经典著作，也是人类掌握的第一个完整的科学的宇宙论和科学理论体系，其影响所及遍布经典自然科学的所有领域，在其后的300年时间里一再取得丰硕成果。就人类文明史而言，《原理》的发表，表明人类文明发展到系统全面地认识自然进而有可能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阶段，其影响所及，在英国本土成就了工业革命，而在法国则诱发了启蒙运动和大革命，在社会生产力和基本社会制度两方面都有直接而丰富的成果。迄今为止，还没有第二个重要的科学或其他学术理论取得如此之大的成就和影响。

  　　从科学研究内部来看，《原理》示范了一种现代科学理论体系的样板，包括理论体系结构、研究方法和研究态度、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等多个方面的内容。在科学的社会史方面，《原理》出版前后的社会环境和学术背景对于日后的科学建制化发展和现代国家制定学术政策和科技政策都有借鉴意义。此外，《原理》及其作者与同时代著名人物的互动关系也是科学史研究和其他学术史研究中经久不息的话题。

  　　《原理》达到的理论高度是前所未有的，其后也不多见。爱因斯坦说过：“至今还没有可能用一个同样无所不包的统一概念，来代替牛顿的关于宇宙的统一概念。而要是没有牛顿的明晰的体系，我们到现在为止所取得的收获就会成为不可能。”实际上，牛顿在《原理》中讨论的问题及其处理问题的方法，至今仍是大学数理专业中教授的内容，而其他专业的学生学到的关于物理学、数学和天文学的知识，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没有达到《原理》的高度。

• 【轉】王天然：《郡齋讀書志》成書重理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3-12-02 12:16:42

  摘要：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的成書問題前賢多有關注，其中以王重民、陳樂素、孫猛三家説發表較早且具代表性。孫説發表後，學者多信從。然該問題中實有疑義，似尚未完滿解決。本文重理此題後認爲：前賢所謂晁公武晚年居家從容增訂此書，或與事實存在出入；杜鵬舉四卷本主體内容於紹興二十八年七月之後至紹興三十二年晁氏還職瀘州之前已基本穩定，刊成時間則大約在紹興三十二年六月稍後；姚應績二十卷本的主體内容於乾道六年晁氏第二次校勘蜀石經之前也已基本穩定。以此爲基礎，文末進一步討論了晁志著録之書何以迅速積聚，以及其中刻本與抄本比例的可能性，嘗試結合南宋初葉的文化重建，推進對晁志及相關書籍史問題的認識：迅速積聚起突破萬卷的書籍，地域應是極爲重要的因素；其中蓋以抄本爲主，則與文化重建過程中迅速增益書籍種類的迫切需求相吻合。

  作者简介：王天然，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主要從事經部文獻、出土文獻與版本目録學研究。著有《

  《穀梁》文献征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14-9）等。

  文章来源：

  文史

  .

  2021(04)

  一、疑義未盡">

  一、疑義未盡

  （一）前賢諸説">

  （一）前賢諸説

  作爲現存最早的私家目録，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下或省稱“晁志”）曾有晁氏交付杜鵬舉之四卷本及門人姚應績所編二十卷本。淳祐九年（1249）黎安朝於袁州重刻杜本，而該年早些時候游鈞也於衢州以傳抄姚本鋟梓。今杜、姚原本雖已不可見，但袁州本尚存、衢州本有抄本及清刻本傳世1，由此尚能了解杜、姚二本大貌。需要説明的是，本文討論的“成書”既包括《郡齋讀書志》内容本身之成，也包括杜、姚傳本之成。

  晁志成書問題，前賢討論頗多，爲簡潔計，現僅列舉發表較早、具有代表性的三家觀點。其一，王重民認爲晁志在四川的最初原刻本是四卷，大約於紹興二十七年（1157）由杜鵬舉校刻。後有姚應績重編二十卷本，曾否付梓無考2。其二，陳樂素以兩本皆成書於晁氏晚年：二十卷本爲初稿，始作於紹興二十一年（1151），後斷續寫至晚年成書；晚年又從二十卷本中抽出井度贈書，别爲四卷本3。其三，孫猛以四卷本、二十卷本分别爲“初刊本”“補正本”，並認爲二者皆成於晁公武乾道七年（1171）罷退之後，晚年優遊於峨眉山下之時4。

  陳樂素、孫猛兩家雖於四卷本、二十卷本成書先後持不同意見，但均以二本成於晁氏晚年居家時。孫説發表後，學者多信從。而上舉王重民之説，即四卷本由杜鵬舉大約刻於紹興二十七年，則久被忽視。此説發表最早，卻罕爲引據。蓋學者一般由杜序“作邑峨下”云云，徑將該本刊刻時間定於晁氏晚年居峨之時。然王説初見似無道理，卻可能與事實最爲接近，原因留待下文詳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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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疑問所在

  時至今日，晁志成書問題學者多從孫猛説。然其中實有疑義，該問題似尚未完滿解決。疑問發現於將二十卷本晁志所載蜀石經諸條解題，與晁公武《石經考異序》對讀過程中5。晁氏曾前後兩次校勘蜀石經，《考異序》云“公武異時守三榮，嘗對國子監所模長興板本讀之”，此爲回顧之辭，即追述昔日知榮州時第一次校勘蜀石經事。這也恰好是得井度贈書，以任所僻左少事，撰寫《郡齋讀書志》初稿的時段，約在紹興二十一年左右6。《考異序》又云“公武至少城，寒暑一再易節，暇日因命學官讎校之”，此言乾道四年（1168）三月以敷文閣待制爲四川安撫制置使後至成都7，乾道六年（1170）組織學官第二次校勘蜀石經。

  通過對讀可見這兩次校勘工作存在差異。首先，第一次校勘之蜀石經當爲拓本，第二次除可以使用拓本外還有臨見原石的條件。其二，從校勘範圍看，二十卷本《郡齋讀書志》著録蜀石經僅有《周易》《尚書》《毛詩》《周禮》《禮記》《左傳》《公羊》《穀梁》《論語》《孟子》十種，不見《儀禮》《孝經》《爾雅》，蓋晁氏第一次校勘時所得蜀石經拓本可能並不完整。而第二次校勘則是組織學官完成，十三種俱全。其三，兩次校勘對蜀石經的認識略有不同。如第一次校勘以闕避唐諱與否判斷刊石時間在孟知祥叛唐之前或之後，而據《考異序》所載各經鐫石時間、書寫人等情況可見，第二次校勘時晁氏應已清楚孟蜀石經皆廣政間所刻，無涉叛唐與否8。又如第一次校勘時據諱“恒”字推測《穀梁傳》“刊石當在真宗以後，意者亦是田況也”9，而至《考異序》已明確爲“國朝皇祐中，田元均補刻公羊高、穀梁赤二傳”。最後，異文内容方面，晁志“石經論語十卷”條云：“其文脱兩字，誤一字，又《述而》第七‘舉一隅’下有‘而示之’三字，‘三人行必有我師焉’上又有‘我’字，《衞靈公》第十五‘敬其事而後其食’作‘後食其禄’，與李鶚本不同者此也。”10若以“脱兩字，誤一字”爲三條異文，則晁志所記《論語》大字異文爲六條，且據“與李鶚本不同者此也”一句，晁氏第一次校勘《論語》大概僅得這些異文。而《考異序》明言《論語》大字異文爲八科，此處的“科”大致可理解爲“條”，八科即八條11。而“科”當爲大於“字”的計量異文之單位，一科之中可容納數字之異12。如此，兩者所記異文之數不合，第二次校勘《論語》所得異文較第一次有所增加。晁公武《石經考異》一書雖已亡佚，今日無以開卷徵驗，但朱熹《論語集注·鄉黨》“三嗅而作”下云“晁氏曰：石經‘嗅’作‘戛’，謂雉鳴也”13。朱氏所引蓋即《石經考異》之文，玩味晁氏校記，此條大概並不屬於《郡齋讀書志》所謂“脱兩字，誤一字”之列，而是第二次校勘新增之異文。綜上可見，二十卷本晁志所載第一次校勘與《石經考異序》所見第二次校勘多有差異，且晁氏並未以乾道六年的校勘成果修訂《郡齋讀書志》中的相應内容。

  由此便牽涉到晁志成書的問題，假若晁公武晚年優遊峨下、從容修訂，何以未將乾道六年蜀石經校勘的新成果呈現於《讀書志》中？本文將沿此疑義，重新考察晁志的成書問題。

  二、成書重理">

  二、成書重理

  （一）本文立論">

  （一）本文立論

  晁志現存杜鵬舉四卷本、姚應績二十卷本兩個系統，前賢多以杜本成書先於姚本14，本文亦認同；蜀石經諸條解題四卷本不載，而見於二十卷本15，可見皆爲姚本後來所補，這些文字體現的是晁公武紹興間知榮州時第一次校勘蜀石經的成果，全無乾道六年第二次校勘蜀石經的痕迹。據以上兩點，乾道六年，對於探索二十卷本内容穩定的時間具有坐標意義，而作爲初刊本的杜鵬舉四卷本，成書更應在此之前。

  上文已述，王重民關於杜鵬舉本《讀書志》的刊刻時間，曾有異於衆人的看法，即認爲該本大約校刻於紹興二十七年，這個意見久被忽視。因杜序“鵬舉作邑峨下，望先生滄洲之居，鷄犬相聞，暇即問奇字於古松流水之閒。一日叩以此書，忻然相付”16，又知晁公武晚年居嘉州符文鄉17，正位於峨眉山下，與杜序所記似正符合。據此，王説似無道理。

  但是我們還應知道，晁公武仕途可以紹興二十七年十二月爲界。此前，晁氏初爲四川轉運副使井度屬官，又通判潼川，知恭州、榮州、合州，即所謂更歷數郡。至紹興二十七年十二月，罷潼川府轉運判官。此後，大約紹興三十二年（1162）晁公武還職知瀘州，宋孝宗隆興間始入朝爲官。乾道元年（1165）再次出知瀘州，四年爲四川安撫制置使，其後又知揚州、潭州，除臨安府少尹18。通過這份履歷可見，紹興末年的這次罷官晁氏亦有可能居於峨下。又因《合川縣志》尚存晁公武紹興二十八年（1158）七月辛巳所撰《清華樓記》，文中有“予斥廢以來，無田廬可歸，旅思彌惡”語19，則知該年七月晁氏猶在旅途之中，尚未定居。

  其還職時間也可進一步明確。孫猛已根據《永樂大典》所引《江陽譜》“荷池，在瀘州阜民堂前，上架石橋，以達於壯猷堂。紹興三十二年，晁公公武築室其上”“南定樓，在瀘州芙蓉橋後羅城上，舊爲水雲亭，紹興三十二年晁公公武改建此樓”等條，指出晁氏還職知瀘州當在紹興三十二年之前，然後由此入朝20。《江陽譜》一書應即南宋曹叔遠所編者，《文淵閣書目》曾著録21，則明正統間内閣尚存此書，其後亡佚，幸賴《永樂大典》引文今可略窺原書一二。因是南宋人編修的瀘州志，所載材料較爲可信，孫氏揭示的這一材料對確定晁氏還職時間十分重要22。在此基礎上，還可進一步精確：《江陽譜》尚載“整暇堂，今在瀘州設廳之後，舊在兖繡堂對，紹興三十二年王公葆立”23；另《建炎以來繫年要録》載紹興二十六年“左朝奉大夫王葆知廣德軍”24，周必大《左朝請大夫王公葆墓誌銘》云“上章請外，得知廣德軍。……公纔解守符，旋起知漢州。……而擢公瀘南安撫使、知瀘州。引用名士，劾退貪吏，然後鎮以無事，闔境大治。踰年以疾求歸，徙池州，遂拜廷尉，而道改浙東提點刑獄。時隆興元年春也”25，可知王葆外任次第爲紹興二十六年（1156）知廣德軍，經漢州，紹興三十二年在瀘州任，隆興元年（1163）爲浙東提點刑獄26。故晁公武還職知瀘州大概不在紹興三十二年年初27。

  由此，便可將晁公武此次罷官居家的時間範圍縮小爲紹興二十八年七月之後至三十二年還職之前，杜鵬舉序文所言“一日叩以此書，忻然相付”自然也可能在這段時間之内。回顧王重民説，正以晁氏罷官之二十七年爲杜氏校刻之年，由此可知該説理據。蓋因王氏當年未見存於《合川縣志》中標明時間的《清華樓記》28，故結論稍早29；又因缺乏論證過程，故學者多未採信。今論證如上，並對王重民説稍作調整，然是否果然與之心意吻合，則已難獲知：紹興二十八年七月之後至三十二年還職瀘州之前，晁公武將四卷本《郡齋讀書志》交付杜鵬舉，杜氏據此刊刻，是爲晁志初刊本。然此説之成立，尚需排除“兩則《古文尚書》材料”“宋高宗稱謂問題”等所謂的反證。

  （二）反證排除">

  （二）反證排除

  1. 兩則《古文尚書》材料">

  1. 兩則《古文尚書》材料

  因四卷本、二十卷本晁志均載“古文尚書十三卷”條，並結合晁公武《古文尚書序》中所記，故有意見認爲《讀書志》成書不能早於乾道四年晁氏爲四川安撫制置使之前。爲方便討論，現將兩則材料列出：

  右漢孔安國以隸古定五十九篇之書也。蓋以隸寫籀，故謂隸古。其書自漢迄唐，行於學官。明皇不喜古文，改從今文，由是古文遂絶。陸德明獨存其一二於《釋文》而已。皇朝吕大防得本於宋次道、王仲至家，以較陸氏《釋文》，雖小有異同，而大體相類。觀其作字奇古，非字書傅會穿鑿者所能到，學者考之，可以知制字之本也。（《郡齋讀書志》“古文尚書十三卷”條）30

  予抵少城，作《石經考異》之餘，因得此古文全編於學官，迺延士張倣吕氏所鏤本書丹刻諸石。……蓋前牒所令，方將配《孝經》《周易》經文之古者，同附于石經之列，以故弗克，第述一二，以示後之好識奇字者，又安知世無揚子雲。時乾道庚寅仲夏望日序。（《古文尚書序》）31

  據此，孫猛言晁志著録者：“顯然是個足本。然而足本《古文尚書》是晁公武於乾道年間在四川安撫制置使任上得到的。他得書後，嘗刻《古文尚書》於成都學宫，且撰序云：‘予抵少城，作《石經考異》之餘，因得此古文全編於學宫，乃……仿吕氏所鏤本書丹刻諸石。’序末署‘乾道庚寅（六年）仲夏望日’。所云吕氏本，是吕大防刊本。吕氏刊本之全篇得於乾道年間，《讀書志》著録此‘全編’，自然也就不可能早於乾道。”32然龐石帚嘗於《跋晁刻〈古文尚書〉》云：“（子止序）明謂帥蜀以後，乃得之於成都學宫，則此本未必即其守榮州時著録之本也。”33因龐氏並無詳説，且似以《讀書志》即成書於榮州，恐讀者疑惑，現作進一步説明。

  其一，解題語及“皇朝吕大防得本於宋次道、王仲至家”云云，蓋晁公武所得並收入《讀書志》者即吕大防本。其二，結合吕大防作於元豐五年（1082）七月既望之《周易古經序》，以及李燾《周易古經跋》所言“元豐五年正愍吕公微仲始釐析王輔嗣篇第，别定爲十有二，如劉歆《六藝略》首所列施、孟、梁丘三家者，刻板置成都學宫”34，可知吕氏曾於元豐五年刊刻《周易古經》十二篇35，並將書板庋置於成都學宫。又曾宏父《石刻鋪叙》云吕氏《古文尚書》“乃元豐五年壬戌鏤板，乾道六年庚寅帥晁公武取以入石”36，則吕本《古文尚書》亦刊刻於元豐五年，書板或與《周易古經》同置成都學宫。

  由此，我們便可對晁公武以吕本《古文尚書》鐫石事稍作還原。據《古文尚書序》“予抵少城，作《石經考異》之餘，因得此古文全編於學官，迺延士張倣吕氏所鏤本書丹刻諸石”，可知乾道四年三月後晁氏至成都，於成都府學得吕大防《古文尚書》全編，蓋此時學宫尚存吕氏刊本或書板，晁氏見之，遂起意鐫石。不難發現，序文意在説明鐫石之由，而該段記述無法説明此前晁氏未得吕書，即得自成都府學者與《讀書志》著録者未必爲一物。因此，這兩則材料與本文觀點並不構成矛盾。

  2. 宋高宗稱謂問題">

  2. 宋高宗稱謂問題

  欲言杜鵬舉本成書於紹興末年，還需排除一“反證”，即袁州本中宋高宗稱謂問題。孫猛云：《讀書志》衢袁二本《重修哲宗實録》《建炎日曆》兩書解題中曾三次提到宋高宗趙構，均稱“太上皇帝”，此稱在他紹興三十二年六月禪位孝宗後至淳熙十四年（1187）十月去世這一段時間内，故這兩條解題的撰成必在孝宗時37。爲方便討論，也將二者列出：

  紹興四年三月壬子，太上皇帝顧謂宰臣朱勝非等曰：“神宗、哲宗兩朝史録，事實多誣，非所以傳信後世，當重别修定。著《唐鑑》范祖禹有子名冲者38，已有召命，可促來，令兼史事。”臣勝非奏曰：“神宗史緣添入王安石《日録》，哲宗史經蔡京、蔡卞之手，議論多不公。今蒙聖諭，命官删定，以昭彰二帝盛美，天下甚幸。”十八日丙申，新除宗正少卿、兼直史館范冲，辭免恩命。臣勝非奏曰：“冲謂史館專修神宗、哲宗史録，而其父祖禹元祐間任諫官，後坐章議論，責死嶺表。而《神宗實録》又經祖禹之手，今既重修，則凡出京、卞之意及其增添者，不無删改。儻使冲預其事，恐其黨未能厭服。”上曰曰：“以私意增添，不知當否？”臣勝非曰：“皆非公論。”上曰：“然則删之何害？紛紛浮議，不足也。”臣勝非曰：“范冲不得不以此爲辭。今聖斷不移，冲亦安敢有請。”上復愀然，謂勝非等曰：“此事豈朕敢私？頃歲昭慈聖獻皇后誕辰，因置酒宫中，從容語及前朝事。昭慈謂朕曰：‘吾老矣，幸相聚於此，他時身後，吾復何患！然有一事，當爲官家言之。吾逮事宣仁聖烈皇后，求之古今母后之賢，未見其比。因姦臣快其私憤，肆加誣謗，有玷盛德。建炎初，雖嘗下詔辨明，而史録所載，未經删改，豈足傳信後世？吾意在天之靈，不無望於官家也。’朕每念及此，惕然於懷39，朝夕欲降一詔書，明載昭慈遺旨，庶使中外知朕修史之本意。”臣勝非進曰：“聖諭及此，天下幸甚！”臣仰惟神宗、哲宗兩朝《實録》，已上太上皇帝聖意先定，爰命宰臣悉令删修，故具載聖語於篇末云。（四卷本《郡齋讀書志》“哲宗新實録一百五十卷”條）40

  右皇朝汪伯彦撰。記太上皇帝登極時事。（四卷本《郡齋讀書志》“建炎日曆五卷”條）41

  其中前者頗有需要分析之處。首先，此段内容即取自《哲宗新實録》一書，這是書目解題寫作常見的情況。其次，該段文字宋高宗“太上皇帝”之稱並非《哲宗新實録》原文面貌，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元符三年正月己卯條下注中尚存“新録”，兩處“太上皇帝”皆作“今上皇帝”42。綜上，此條解題由摘引而來，且改易原文，改易時間當在紹興三十二年六月宋高宗内禪之後。若晁公武於紹興二十八年七月之後至三十二年還職之前將《讀書志》交付杜鵬舉，且杜氏立刻付梓印行，確實較難出現“太上”之稱。這是否構成矛盾，形成反證呢？

  然而，事實很可能是杜鵬舉並未立刻將此書上板。相應的證據也十分明顯，即序文之首杜氏銜名曰“門人承議郎新奏辟通判茂州軍州事賜緋杜鵬舉”，以往學者對此似不够重視。該結銜表明此本刊刻之時杜鵬舉已“新”奏辟爲茂州通判，這與序文内部所描述的作邑峨下、暇日從遊，時間或已流轉43。而杜本刻成之時，大概已在紹興三十二年六月稍後44。因該本已於晁公武罷官期間交予杜氏，晁氏應無機會再修訂此本，故四卷本主體内容於這一時段已基本穩定。而此本頗有疏漏之處，也應與假手他人、未經全面整飭有關。

  3. 其他誤認的反證">

  3. 其他誤認的反證

  除以上兩例之外，還有一些基於相似邏1而造成的“反證”，這些誤認較易識别，故僅作簡要説明。比如上述孫猛文中還舉出劉牧《鈎隱圖》之例，引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又有三衢劉敏士刻于浙右庾司者，有歐陽公序，文淺俚，決非公作，其書三卷”，認爲“卷數及所附歐陽脩序，皆與晁氏解題相合。劉敏士本刻于乾道三年，今通志堂本即據此宋本翻刻，作《易數鈎隱圖》三卷，《遺論九事》一卷，亦與晁氏解題相合。可見《讀書志》所著録者即此刻本，此條解題之撰成，不能早于乾道三年”45。劉牧此書四卷本晁志已著録，似爲本文觀點之反證。然晁氏所見者何以一定爲刊本，又何以一定爲劉敏士刊本？孫氏據卷數、歐序及通志堂本内容得此結論，並據此判定晁志此條解題的撰成時間，恐難成立。

  又如四卷、二十卷本晁志均載唐李鼎祚“李氏集解十卷”，據目前所知此書至少有北宋慶曆四年（1044）刻本、南宋乾道二年（1166）鮮于侃資州刻本、南宋嘉定五年（1212）侃子鮮于申之重刻大字本，而有意見認爲晁公武有條件見到鮮于侃刻本，“故將其著録在成書於淳熙七至十四年的《郡齋讀書志》中”46，此説即直接以晁書爲乾道二年刻本。但據現有信息，我們其實無法將晁書的版本指實。

  （三）旁證參驗">

  （三）旁證參驗

  討論《郡齋讀書志》的成書問題，前賢多聚焦於其中著録的書籍，通過考察解題，揭示相關時間綫索。與此慣常視角、方法相對，本文則嘗試由《讀書志》未著録之書，來觀察晁志成書問題，以作爲上文論述的補充與驗證。

  其一，晁志所載群經義疏皆爲單疏本，而無注疏合刻本。如“《周易正義》十四卷”“《尚書正義》二十卷”“《周禮疏》十二卷”數條，解題所記撰人皆爲作疏者，當爲單疏本。然而我們知道，這三種經籍的注疏合刻本已在紹興後期刊成47。此種經籍新類型不見著録的現象，或可作爲晁志成書問題的一個思考方向。

  其二，未更新晁氏先(5著作版本。四卷本、二十卷本晁志著録之《晁氏景迂集》皆爲十二卷本48。晁子健有跋文云：“先大父待制生平著述甚富，晚遭離亂散失幾盡。紹興初子健編集所得之文止成十二卷，但竊記所亡書目于後，及既宦遊江浙蜀淮荆襄，往來博訪，所得加多，重編爲二十卷。而東南之士多未之見，謹用鋟木于臨汀郡庠，以廣其傳。……乾道三年歲次丁亥五月戊戌，右朝散大夫權知汀州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内勸農事借紫晁子健謹記。”49據此可知，紹興初景迂之孫子健嘗編十二卷本，蓋公武著録者。乾道三年（1167）五月，子健又重編此書，增益爲二十卷刊行。乾道八年（1172）公武與子健尚有聯繫50，然晁志終未著録二十卷本《景迂集》。若晁公武罷退山居、從容修訂《讀書志》，何以未將從父晁説之文集的最新版本收入？此例大概也可作爲晁志成書時間的一個參照。

  三、晁志小識">

  三、晁志小識

  經以上重理，本文認爲：晁公武將四卷本《郡齋讀書志》交付杜鵬舉的時間當在紹興二十八年（1158）七月之後至紹興三十二年（1162）還職瀘州之前，四卷本主體内容至遲於這一時段已基本穩定；杜本刊成時間則大約在紹興三十二年六月宋高宗内禪稍後；而姚應績二十卷本的主體内容於乾道六年（1170）晁氏第二次校勘蜀石經之前也已基本穩定51。

  本節將在此新説基礎上，進一步闡述對晁志的認識。以往學者多將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與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並舉，視爲宋代私家目録雙璧。但若轉换視角，此書不唯是南宋私家書志，更可真實反映兩宋之際典籍存世情況，以及四川地區的書籍特色，與包舉一家藏書的私人目録又不盡相同。同時該書也是南渡之後，私人努力保存文獻的較早成果，正與朝廷力求遺書之業同步52。緣此特定時勢，或可將晁志放入南宋初葉文化重建的過程中來理解兩個問題。第一，晁志著録之書何以迅速積聚？第二，晁志中刻本與抄本的比例如何？二者不但直接關乎《郡齋讀書志》，且與書籍史亦頗有牽涉。

  搜訪遺書，是南宋朝廷文化重建的内容之一53。正是這種有意求取，使文獻典籍得以較快恢復。據淳熙五年（1178）所上《中興館閣書目》可知，當時中祕藏書已重新積累至44486卷54，甚至已較北宋《崇文總目》多出13817卷55，國家圖書的重建速度是相當可觀的。而晁志著録之書，正是在此背景中同步積聚的。二十卷本晁序稱井度贈書合家藏之書，除去重複後爲24500餘卷，這主要是在宋高宗一朝積累的結果56。此批藏書的體量至少可占南宋早期祕府書籍之半，在宋代私家收藏中也屬於相當突出的成績57。緣何以一二人之力便能迅速積聚起突破萬卷的書籍？

  地域應是極爲重要的因素。晁志自序稱“時巴、蜀獨不被兵，人間多有異本”58。《宋會要1稿》也記載紹興十六年（1146）“八月四日詔，聞四□藏書甚多，宜委逐路帥臣恪意搜訪”59。蓋紹興間朝廷在恢復館閣藏書的過程中，四川因藏書甚多，曾被指定爲留意搜訪的地區。我們對該區域書籍的歷史稍作回顧便不難發現：其一，中晚唐以來四川是雕版印刷最先興起的地區之一。《册府元龜》載：“（大和）九年（835）十二月丁丑，東川節度使馮宿奏，准勑禁斷印曆日版。劍南、兩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曆日鬻於市，每歲司天臺未奏頒下新曆，其印曆已滿天下，有乖敬授之道，故命禁之。”60此爲可靠的早期雕版印刷文獻記録。其二，四川地區書籍的數量可能在較長時段内都頗具規模。如《麟臺故事》載：“建隆初，三館有書萬二千餘卷。乾德元年（963）平荆南，盡收其圖書以實三館。三年（965）平蜀，遣右拾遺孫逢吉往收其圖籍，凡得書萬三千卷。”61《宋會要1稿》亦云：“僞國皆聚典籍，惟吴、蜀爲多。”62即在收取孟蜀藏書後，北宋初年的國家圖書得到了萬卷以上的充實。

  時至南宋之初，井度、晁公武均長期在四川地區任職、生活，二人聚書實占地利之便。如二十卷本晁志“吕夏卿兵志三卷”條云“公武得之於宇文時中”，“吕氏前漢論三十卷”條云“予得其本於銅梁令吕肇修”，“晁文元道院别集十五卷法藏碎金録十卷耄智餘書三卷昭德新編三卷理樞一卷”條云“《法藏碎金》世傳最廣，先得之於趙郡蘇符；《昭德新編》則得之於丹稜李燾；《道院别集》則得之於知閬州王輔；《耄智餘書》則得之於眉山程敦厚”等等63，這些藏書的來源均與蜀地有關。又如晁志“宋書一百卷”解題云：“紹興十四年，井憲孟爲四川漕，始檄諸州學官，求當日所頒本。時四川五十餘州皆不被兵，書頗有在者。然往往亡缺不全，收合補綴，獨少《後魏書》十許卷，最後得宇文季蒙家本，偶有所少者。於是七史遂全，因命眉山刊行。”64此條爲刊刻眉山七史的原始史料，學者多有關注。除此之外，我們從中還能了解到井度爲四川轉運副使期間，可調動川峽四路諸州學官求書，堪稱富有地利。

  我們還可進一步推測這些迅速積聚的書籍中刻本與抄本的比例。晁志自序曾明言井度收書“常以俸之半傳録”，此處的“俸之半”雖可能是修辭性的虚指、表所費之多65，但據此仍可獲知作爲《郡齋讀書志》著録基礎的井氏藏品蓋以抄本爲主。《南宋館閣録·儲藏》也明確記載：“四庫書經、史、子、集二萬三千五百八十三卷，六千五百十二册。續搜訪庫經、史、子、集二萬三千一百四十五卷，七千四百五十六册。諸州印板書六千九十八卷，一千七百二十一册。”66這一數據雖未必全面，但可能透露出大體同時而略晚的館閣藏書中，刻本仍無法與抄本匹敵的隱微信息。

  南宋早期官私圖書中皆有以抄本爲主的迹象，這既有北宋刻本、書板北去的因素，也與文化重建過程中迅速增益書籍種4類4的迫切需求相吻合。雕版印刷的優勢在於同一種書籍的複製，圖書種類的增加則仍以抄寫爲最便捷的方法。當時求書，大概更重視去除“重複”後的部分。紹興間數種“闕書目”的産生，正與此直接相關。《宋會要1稿》載紹興十三年（1143）向子固言：“比降旨，令秘書省以《唐藝文志》及《崇文總目》，據所闕者，榜之檢、鼓院，許外路臣庶以所藏上項之書投獻。尚恐遠方不知所闕名籍，難於搜訪抄録，望下本省，以《唐藝文志》及《崇文總目》應所闕之書，注闕字於其下，鏤板降付諸州軍，照應搜訪。”67此外，在獻書推賞時也强調“先下秘書省看詳，如實係闕書并卷秩全備者，方許計數推賞”68。可以想見，在此等要求面前刻本的優勢恰被磨滅。

  王重民曾由《遂初堂書目》談及類似問題，並早已指出尤袤的時代“刻本書的比量似乎還没有超過寫本書”69。晁公武略早於尤袤，今從《郡齋讀書志》來看，也與王説相合。當時抄本、刻本種類比例的實際情況，與刻本爲宋代書籍品種主流的印象或有偏差。蓋刻本激增爲一事(70，刻本的種類逾越抄本又爲一事。而刻本激增之勢可能掩蓋了宋代書籍形態的一些真相，此點需特别注意。

  結語">

  結語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文本内容時間下限的大致劃定71，勢必將牽涉著録之書、甚或將牽涉書籍史的相關問題。如四卷本、二十卷本晁志“説苑二十卷”條所記篇目第十均作“法誡”，今本《説苑》作“敬慎”。前賢對此多以避諱解之，即認爲篇名原作“敬慎”，爲避宋孝宗諱改爲“法誡”。但若四卷本内容穩定之時間提前至宋高宗朝，則避諱説便需重新審視。恰好此前拙文《〈説苑〉札記》中曾論及該問題，認爲“法誡”乃該篇較早面貌，“敬慎”方爲後改之名，此處異名恐與避諱無涉72。彼文論證立足《説苑》一書，而所得結論正與本文認識相協。彼此獨立的兩處討論指向略同，或許可堪殊途同歸之謂。

  注释">

  注释

  1《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載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范氏卧雲山房抄本，存十八卷，一至十八”(詳《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史部》卷一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6頁)。此本未見，不知實際情況如何，然著録時間爲目前所知二十卷本最早者，應予關注。

  2王重民《〈郡齋讀書志〉與〈直齋書録解題〉》，《圖書館》1963年第4期，第53頁；亦可參王重民《中國目録學史論叢》，中華書局，1984年，第119頁。淳祐九年夏五游鈞題記云“(晁公武)平生著書有《易》《詩》《書》《春秋》解，考其異同甚詳。又作《讀書志》，皆鋟版。大父及嚴君喜藏書，在嘉定時嘗摹而藏之。及南來不能悉與俱，今併他所藏燬矣。《讀書志》偶在篋中，鈞謹刻置信安郡齋”(詳《四部叢刊三編》影印宋袁州本《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所附)。故可知游氏衢州郡齋二十卷刊本以抄本爲底本，然其祖、父(5摹寫所據者是否果然爲鋟版之姚編本，尚難遽定。因題記雖透露出晁氏平生著述皆有刻本，但並非姚編本曾經付梓的確證，王氏此處“無考”二字甚精。

  3陳樂素《袁本與衢本郡齋讀書志》，上海圖書館編印《上海圖書館建館三十周年紀念論文集》，1983年，第165頁。

  4孫猛《〈郡齋讀書志〉衢袁二本的比較研究-兼論〈郡齋讀書志〉的成書過程》，《文史》第20 1，中華書局，1983年，第119-120頁。

  5參拙文《蜀石經著録疏證(上)》，《經學文獻研究集刊》第20 1，上海書店出版社，2018年，第63-66、69-70頁。

  6(1)參孫猛《晁公武傳略》，詳孫猛《郡齋讀書志校證》附録一，第1263-1264頁。

  7(2)參孫猛《晁公武傳略》，第1280頁。另據黄夷則《郫縣善應廟記》“乾道四年五月，左承議郎王君倬以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軍府事晁公武之辟知郫縣事”，似至遲該年五月晁氏已在成都治所。詳袁説友等編，趙曉蘭整理《成都文類》，中華書局，2011年，第646頁。

  8(3)晁志“石經論語十卷”條云“闕唐諱，立石當在孟知祥未叛之前”，而《考異序》明言“《孝經》《論語》《爾雅》廣政甲辰歲張德釗書”。

  9(4)晁公武《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卷三，國家圖書館藏清汪士鐘藝芸書舍刊二十卷本(索書號02835)，第3a葉。

  10(5)藝芸書舍刊本《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卷四，第1b葉。

  11(6)科有“條”義之外，還有“等”“類”之義。然晁公武此處使用的計數單位“科”，恐非將若干同類異文相合而計作一科，因校勘所得異文不易以“類”歸納。清人校勘蜀石經殘拓有數種校勘記存世，其中多以科條方式呈現異文，蓋晁氏校記亦類此。

  12(7)此處可聯繫“科段”加以理解，如徐彦《公羊疏》云“何氏之意以爲三科九旨，正是一物。若揔言之，謂之三科。科者，段也。若析而言之，謂之九旨。旨者，意也。言三个科段之内，有此九種之意”，即一科含三旨(《春秋公羊傳注疏》卷一，影印清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本，臺北：藝文印書館，2007年，第7頁下欄)。且四卷本、二十卷本晁志“春秋公羊疏三十卷”條下亦略引此段徐彦語作爲解題。另外，異文稱“科”並不常見。晁公武《答進士劉興宗書》嘗言“僕少時貫穿羣書，出入百氏，旁逮釋老恢詭之學”(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三八“《昭德鼂公文集》六十卷”條引，中華書局，1986年，第1895頁)；《郡齋讀書志》有釋書類，又載晁氏先(5佛學著述，及公武與弟公遡論《金剛經》語；即陳垣所云“晁氏則以佛爲其家學”(《中國佛教史籍概論》，科學出版社，1955年，第121頁)。晁公武此處的表述習慣可能與他的閲讀經驗、知識結構有關，其中或許也有内典判科段的影響。

  13(1)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1983年，第122頁。

  14(2)孫猛嘗對比二本，將杜、姚關係明確爲“初刊”與“補正”的關係，詳《〈郡齋讀書志〉衢袁二本的比較研究-兼論〈郡齋讀書志〉的成書過程》，較之陳樂素説更爲合理。具體請參二家原文，此處不贅。

  15(3)宋淳祐袁州刊本中趙希弁摘録二十卷本而成的《後志》未載蜀石經諸條，實因趙氏《附志》已收録蜀石經，爲避重複而已，詳《後志》末“三十三種已見附志今不重刊開書目如後”所列者。孫猛《郡齋讀書志校證》蜀石經諸條下也有説明。故不可據《後志》未載，而認爲趙氏當時所見之二十卷本無蜀石經諸條解題。

  16(4)晁公武《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四部叢刊三編》影印宋袁州本，杜序第1a葉。

  17(1)詳孫猛《晁公武傳略》，第1295頁。

  18(2)參孫猛《晁公武傳略》，第1257-1292頁。

  19(3)詳張森楷纂《民國新修合川縣志》卷三一，《中國地方志集成·四川府縣志1》第44册，巴蜀書社，1992年，第122頁上欄。

  20(4)詳孫猛《晁公武傳略》，第1267-1268頁。

  21(5)參杜春和整理《張國淦文集四編》，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第476頁。

  22(6)李裕民以晁公武乾道元年知瀘州，《永樂大典》所引紹興三十二年，疑誤。詳李裕民《四庫提要訂誤》，中華書局，2005年，第166頁。然晁氏兩知瀘州，今從孫猛説。

  23(7)馬蓉、陳抗、鍾文、欒貴明、張忱石點校《永樂大典方志1佚》第5册，中華書局，2004年，第3171頁。

  24(8)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七一，中華書局，1988年，第2804-2805頁。

  25(9)周必大《省齋别稿》卷一〇，《叢書集成三編》第46册，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年，第597頁。

  26(1)張淏《(寶慶)會稽續志》卷二載“王葆隆興元年六月十三日以左朝請大夫到任”，《宋元方志叢刊》第7册影印清嘉慶十三年刻本，中華書局，1990年，第7109頁下欄。

  27(2)晁氏還職，或許是宋孝宗即位後隨即起用的結果。

  28(3)前賢多已注意到《(嘉慶)四川通志》卷五〇中的《清華樓記》，但該書所引並無時間信息。王德毅較早舉出《合川縣志》的記載，詳《晁公武研究》，載《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第31期，1982年，第25頁。

  29(4)然王説杜本大約校刻於紹興二十七年，“大約”二字仍可見出審慎周密。

  30(5)袁州本《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卷一上，第13a葉；亦見藝芸書舍刊本卷一，第20b葉。

  31(1)此序存於范成大《石經始末記》中，楊慎《全蜀藝文志》、曹學佺《蜀中廣記》皆收范記，今據楊書録文，詳《全蜀藝文志》卷三六，國家圖書館藏明刊本(索書號02960)，第9葉。並參校曹書，其中“學官”曹書作“學宫”；“書丹”楊書作“冉”，現據曹書改，詳《蜀中廣記·著作記》卷一，國家圖書館藏明刊本(索書號02247)，第3b葉。

  32(2)詳孫猛《〈郡齋讀書志〉衢袁二本的比較研究-兼論〈郡齋讀書志〉的成書過程》，第115頁。

  33(3)龐俊著，白敦仁纂1，王大厚校理《養晴室遺集》卷八，巴蜀書社，2013年，第379頁。

  34(4)吕祖謙編《古周易》，《通志堂經解》第1册，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6年，第486頁下欄、487頁中欄。

  35(5)此書晁志亦著録，詳袁州本《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卷一上，第8b葉；亦見藝芸書舍刊本卷一，第15a葉。

  36(6)曾宏父《石刻鋪叙》卷上，國家圖書館藏清董兆元抄本(索書號06605)，第4b葉。

  37(1)孫猛《〈郡齋讀書志〉衢袁二本的比較研究-兼論〈郡齋讀書志〉的成書過程》，第115頁。

  38(2)“冲”爲晁公武父諱，四卷本、二十卷本《郡齋讀書志》遇此字或避或不避，並不嚴格、統一，此處即不避之例。

  39(3)袁州本《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無“懷”字，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注引《新録》、藝芸書舍刊本晁志有，今據補。

  40(4)袁州本《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卷二上，第15b-17a葉；藝芸書舍刊本此條題作“重修哲宗實録一百五十卷”。

  41(5)袁州本《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卷二上，第23a葉。

  42(1)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二〇，中華書局，1995年，第12360-12361頁。另有學者據晁志此處“太上”之稱，認爲“《哲宗實録》可能繕寫完成於宋高宗禪位之後”。詳許沛藻《宋高宗與神哲實録》，載《慶祝鄧廣銘教授九十華誕論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629頁。但較之此類針對紹興重修《哲宗實録》繕寫時間的推測，尋求晁志本身的原因，似乎更爲直接且合理。

  43(2)杜鵬舉由知縣而通判，正符合當時的遷轉常例。

  44(3)若進一步觀察《哲宗新實録》解題，還可發現所改“太上”之處位於這段文字的首尾，而文中的兩處“上曰”和“上復愀然”皆未改易。故“太上”之稱也可能是杜本《哲宗新實録》《建炎日曆》兩條解題刻成後剜改板片的結果，這種情況也不與本文觀點矛盾。另需説明的是，今日所見杜本爲淳祐間袁州重刊本，但“太上”之稱當爲杜本原貌，因宋理宗朝重刻時無由改作“太上”。

  45(4)孫猛《〈郡齋讀書志〉衢袁二本的比較研究-兼論〈郡齋讀書志〉的成書過程》，第115頁。

  46(5)李致忠《唐李鼎祚〈周易集解〉略考》，《文獻》2010年第4期，第50頁。

  47(1)詳張麗娟《宋代經書注疏刊刻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327頁。

  48(2)今存二十卷本晁志雖脱去此條，然袁州本卷四下著録此條、《考異》不見此條，故可知四卷本、二十卷本晁志皆著録此書。且《文獻通考》卷二三七題作“鼂氏景迂集十二卷”後接晁氏解題(第1889頁)，卷數並無異辭，則兩本著録卷數當一致。

  49(3)晁説之《嵩山文集》卷二〇後附，《四部叢刊續編》影印舊抄本。

  50(4)《毗陵東坡祠堂記》載“乾道壬辰(八年)太守晁彊伯子健來，始築祠於郡學之西，塑東坡像其中。又於士夫家廣摹畫像，或朝服、或野服，列於壁間，而晁侍郎公武爲之記”。詳費衮撰，金圓校點《梁谿漫志》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40頁。

  51(1)本文將姚應績二十卷本内容下限定於乾道六年，實爲最寬泛之劃定。據馬楠2020年12月23日於北京大學文研院報告的《從杜鵬舉、姚應績二本重審〈郡齋讀書志〉》一文，或可繼續將此下限提前至紹興末年。

  52(2)靖康之變，館閣藏書殆盡，詳《宋史·欽宗紀》。南宋初朝廷求遺書事，參《宋會要1稿·崇儒四》《南宋館閣録·儲藏》。晁志書目類“藝文志見闕書目一卷”條云“右《唐書藝文志》。近因朝廷募遺書，刻牘布告境内，下注書府所闕，俾之訪求”，也正反映了紹興間朝廷訪書之實況，恰與《崇儒四》所載紹興十三年向子固之言照應。詳袁州本《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卷二下，第21b葉；徐松1《宋會要1稿》，中華書局，1957年，第2243頁。

  53(3)除了書籍，人員、機構、制度等也是文化重建的内容。而作爲“文”的遺書，與作爲“獻”的遺老(如井度、晁公武(5)，即文字與聞見在文化重建過程中均有重要作用。

  54(4)詳陳振孫著，徐小蠻、顧美華點校《直齋書録解題》目録類“中興館閣書目三十卷”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36頁。

  55(5)《崇文總目》載書30669卷，詳藝芸書舍刊本《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卷九，第15a葉。

  56(6)晁志自序云井度“天資好書，自知興元府至領四川轉運使，常以俸之半傳録”。據建炎三年十一月張浚《措置興元府劄子》所言“見任守臣井度官卑體輕，難以責辦”(詳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第187册，上海辭書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14頁。此條材料任群《南宋藏書家井度考略》一文已舉出，《圖書館雜誌》2011年第2期，第92頁)，姑將建炎三年(1129)設爲井度藏書之始。

  57(7)北宋著名藏書之家，如李淑家所藏四部書約有23186卷(詳藝芸書舍刊本《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卷九“邯鄲圖書志十卷”條，第15b葉)，王重民引陸游《跋京本家語》所云李邯鄲所蓄三萬卷，解釋説這是通計藝術道書而言(詳《中國目録學史論叢》，第116頁)。田鎬家藏書幾30000卷(詳藝芸書舍刊本《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卷九“田氏書目六卷”條，第16b葉)，又有記載稱鎬父田偉“建博古堂，藏書三萬七千卷，無重複者”(詳王象之編，趙一生點校《輿地紀勝》卷六五，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684頁)。然二家皆承平時收藏，與井、晁所處兵戈之後的情況又有不同。晁志所載藏書卷數與李、田二家相較尚無愧色，遑論一般藏書之家。

  58(1)袁州本、藝芸書舍刊本《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晁公武自序皆載此句。

  59(2)《宋會要1稿·崇儒四》，第2244頁。按，“四”後所闕蓋“川”字。

  60(3)《宋本册府元龜》卷一六〇，中華書局，1989年，第337頁。

  61(4)程俱撰，張富祥校證《麟臺故事校證》卷二，中華書局，2000年，第251頁。

  62(5)《宋會要1稿·崇儒四》，第2237頁下欄。

  63(6)詳藝芸書舍刊本《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卷六、卷七、卷一九，第18b、11b、6a葉。

  64(7)袁州本《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卷二上，第5b葉；亦見藝芸書舍刊本卷五，第6a葉。

  65(1)晁志“吕汲公文録二十卷，文録掇遺一卷”條下載“大防既拜相，常分其俸之半以録書，故所藏甚富”，“俸之半”或爲成辭。

  66(2)陳騤撰，張富祥點校《南宋館閣録》卷三，中華書局，1998年，第24頁。

  67(3)《宋會要1稿·崇儒四》，第2243頁上欄。

  68(4)詳《宋會要1稿·崇儒四》所載紹興十五年秦熺之言，第2244頁上欄。

  69(5)王氏還認爲“只有到了趙希弁和陳振孫時代，刻本書超過了寫本書”，玩其文義，皆爲種類而非部數的比較。詳王重民《中國目録學史論叢》，第120頁。這後半句意見對刻本超過寫本的時間似乎還是估計略早，參馬楠《陳振孫藏書之鈔本考》，《文史》2017年第3 1，第105-139頁。

  70(6)激增一事，參宿白《南宋刻本書的激增和刊書地點的擴展-限於四部目録書的著録》，載《唐宋時期的雕版印刷》，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105-110頁。

  71(1)因據目前所知無法確定晁公武卒年，故此前學者多未劃定晁志成書下限。又前賢對四卷本、二十卷本的優劣多有討論，本文認爲比較研究的目的似不應止步於此，而應加深對二本各自特點的理解。今四卷本、二十卷本内容時間下限的逐漸明晰，於此或有助益。

  72(2)詳拙文《〈説苑〉札記》，載《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第11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年，第26-2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