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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杂然赋 发布时间：2019-02-13 22:41:59

  说白了，就是American first，其他国家就应该被收割的。看着日本真憋屈。说实话，翻译者屁股很歪，历来觉得美国永远是对的。

• 作者：Aubrey 发布时间：2019-11-09 16:18:12

  变动宫星座与“把事务变成别的事务”有关。

• 作者：麻麻睇 发布时间：2013-02-24 01:55:05

  细腻柔软的文字投射在心幕上的十九世纪俄版清明上河图，气势恢宏毫发毕现。哲思游走在自由意志与必然规律之间，迸发出的能量并不张扬，但却磅礴而历久弥新。

• 作者：伊卡洛斯 发布时间：2012-07-12 19:35:45

  不要让期待变成失态

• 作者：小书斋主人 发布时间：2023-05-30 04:32:52

  材料整理之功

• 作者：小萌 发布时间：2021-03-13 14:17:13

  由硬趋势，预测未来，做规划主导未来。有一些案例，也有很多正确的废话。2021-03-13@庐境，购于单向空间pay by拱墅区图书馆

• 怎样才能恢复中华民族昔日的荣光？

  作者：顾大海 发布时间：2020-06-01 23:18:04

  公元前三十世纪前后，遥远的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较近的印度，都在萌芽他们的古文明时，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也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文明。如今，曾雄霸一方的四大文明，三个已经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唯有中华文明虽历经磨难却生生不息。

  小时候我有过一个疑问，历史课本里的中国古代文明，是多么灿烂辉煌。可是到了1840年鸦片战争，为什么就突然不行了？

  中国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任人欺凌、宰割。身处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有着更为深切的困惑和苦痛。适逢巨变，为对抗历史虚无主义所导致的西化运动，无数有识之士在探索救国道路的同时，开始考虑重新认识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尝试运用西方新史学的表达方式书写与重构中国历史。

  然而，中国历史悠久，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须待考证研究的地方太多，以一人或数人之力书写通史，是最艰难的事业。直至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才相继出现较近理想的成果。彼时最具代表性的中国通史著作有：吕思勉《白话本国史》《吕著中国通史》、张荫麟《中国史纲》、钱穆《国史大纲》等等。

  其中，《白话本国史》是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完全意义上的中国通史；《中国史纲》原定为民国高中历史教材，由于战乱和张荫麟的离世，仅完成东汉以前部分，令人遗憾；《国史大纲》是民国时期各大学通用的历史教科书，被公推为中国通史最佳著作。

  1949年，中国人民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踏上一心一意建设现代化新中国的征途，中国历史的书写与重构也进入了收官阶段，很难再创作出能够别开生面、引人瞩目的通史著作。

  

  1979年，海峡对岸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作家柏杨出版了一部自称“不为帝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的《中国人史纲》。中国文坛对其贬褒不一，拥护者认为这是最好读的中国通史，也是近代以来中国作家书写历史的最杰出代表；反对者则认为该书过于激进，充斥着个人偏见，对中国传统文化破坏性强而建设性弱。

  发生如此严重的分歧，与作者的遭遇有着直接关系。柏杨1920年出生于河南省通许县，抗战时期数次参加国民党中央组织的政工培训班，东北大学的左派学生认为他是国民党特务。由于战乱和幼年丧母，他一生念过很多学校，但从没有拿过一张文凭，因使用假学历证件上大学，曾被教育部“永远开除学籍”。

  柏杨为人执傲，好出风头，秉持“以骂世来救世”的写作旨趣。作为蒋介石父子的嫡系，却经常撰文挖苦讽刺国民党政府的独裁和腐败。1968年，因“大力水手事件”踩踏了统治者的红线，按共党间谍定罪判处死刑，经友人大力施救改判为有期徒刑12年，后又减为8年。于1977年4月1日获释，实际被囚禁9年又26天。

  在环境恶劣的绿岛监狱柏杨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这就使得这部狱中完成的《中国人史纲》在思想上趋于极端，难免会对某些历史问题作出片面的评价。例如，他将中国近现代的一切不幸都归咎于“儒家文化中保守和崇古的劣根性”。

  柏杨断言：“儒家思想是保守的。冥顽不灵的士大夫们认为社会是退化的，最好的永远是最好的，而最好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不如过去，未来不如现在，所以必须事事以古为法，至少也要保持现状。他们对社会上的任何改革和进步都狂热地反对，无法冷静地思考自己国家的缺点，虚心接受先进的西洋文化。”

  严格来说，一部严谨的通史著作不应把“训诲功能与总结成败得失”作为写作的主要目的和手段。我们知道，人类社会处于一个动态多元的复杂巨系统之中。一个合格的通史作者，不会草率地将中国近现代的落后完全归结为僵化的儒家思想，或腐朽的满清统治。因为这已经超出了历史学的范畴，进入了哲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等学科的研究领域。

  钱穆先生说过：“对历史，尤其是本国的历史，要有一种温情之敬意，同情之理解。”一部理想的通史著作在文化价值上有一个约定俗成的取舍标准，在涉及思想史的时候，详于灼见的思想而略于妄诞的思想。因为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任何思想都有其历史局限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弘扬真善美、传播正能量更具现实意义。

  柏杨反其道而行。他认为：“战争变乱容易叙述，而和平繁荣不容易叙述。”同理，丑陋的中国人容易叙述，儒家思想的正面价值不容易叙述。当他以愤世嫉俗的态度书写一部自己国家的通史时，不知有没有想过，仅凭个人的涉览所及、记忆所容和喜好所至，去裁剪一部煌煌五千年的中国历史，这样做真的合适吗？

  柏杨是矛盾的。他一边赞扬孔子是一位经验丰富和洞察人生的智慧老者，那些处理人际关系的格言隽语所表达的精辟思想，成为中国最珍贵的文化遗产；一边又抓住孔子早年从政经历中的污点不放，拿“万世师表”说事，大肆批判孔子的人格。

  事实上，正值壮年的孔子初入政坛，他的所作所为，只不过是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的统治者们惯用的政治手段罢了。相较于后世的儒家学派为维护孔子的圣人形象，竭力掩盖事实的做法，柏杨的攻击行为就像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为了反对而反对，进而对孔子进行道德绑架，这并不是一个作家在书写历史时应有的态度。

  一言蔽之，《中国人史纲》并不是一部严肃的通史著作。

  

  平心而论，这部著作虽然存在诸多令人难以认同的观点，但优点也非常显著。

  首先是文字流畅生动，没有繁琐冗长的引文考据，没有故作高深的大道理，在充分融会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说故事的方式进行表达，因而通俗易懂，阅读感受极佳；评论尖锐深刻，柏杨不为帝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那些被统治者有意无意隐去的东西，全都被他揭穿撕破。

  其次，在书写方式上富于创造。全书不以帝王年号而以公历纪年，以世纪分章，以问题分节，结构精练紧凑，为数众多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在宏观背景下层次分明；每章结尾列出世界各国同时代的重大事件，方便读者理清历史时间线，横向对比东西方世界的发展状况，先进、落后一目了然。

  从本质上讲，柏杨与中国近现代主流的平民知识分子并无太大区别。他们一方面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的熏陶，是“忠恕、仁爱”思想的继承者；另一方面，却对孔子及其代表的儒家文化加以批判，这种批判主要集中在孔子被后世儒家学派改造的思想层面，而对孔子本人始终保有崇敬之情。

  柏杨受世人诟病之处在于，他不但抨击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思想，还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抨击孔子的人格。这种论战式的武断又蛮横的道德判断，对孔子和儒家思想极尽贬毁的情绪化语言，大有哗众取宠之嫌。

  “我们的国家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我们以当一个中国人为荣……”柏杨经常把这些话挂在嘴边。或许，他并没有意识到，对于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来说，他的行为不但不能恢复中华民族昔日的荣光，反而具有极大的破坏性。他正在摧毁自己一直坚守并为之奋斗的最为宝贵的东西。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就是以“爱人”之心关心国事民瘼，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摆在首位，通过积极入世的实践精神，来实现社会各阶层的人们都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正因为这种已经渗透到每一个中国人基因里的儒家思想，使得中华民族经得起挫败，可以一再复兴。

  那么问题来了，作为一个中国人，怎样才能恢复中华民族昔日的荣光？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说过一段非常朴实的话，他说：“小时候家里很苦，我就想让妈妈好一点。长大了有一个梦想，磨好豆腐给妈吃。”

  什么是妈？

  妈就是我们的家，妈就是我们的国家，妈就是我们的人民……

• 【转】曹建墩：郑玄《周礼注》与礼学体系的构建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2-02-01 09:23:40

  　　《周礼》一书，在汉代初名《周官》，王莽居摄时改为《周礼》。西汉武帝时，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获得此书，献给朝廷即被雪藏于秘府中。汉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校理秘书，发现此书并将之著于《别录》《七略》。《周礼》在新莽时曾经立为博士，东汉时被废，但民间传习《周礼》之学者仍绵延不绝，如杜子春、郑兴、郑众、贾逵、马融、张衡等人都曾研习《周礼》，其中杜子春有《周官注》，郑众、贾逵二人分别作有《周官解诂》，马融作《周官传》，张衡曾作《周官训诂》。郑玄《周礼注》则综览前儒，兼采前注，择善而从，成为集大成之作。晚清经学殿军孙诒让赞誉《周礼注》说：“郑注博综众家，孤行百代，周典汉诂，斯其渊薮矣。”（孙诒让：《周礼正义》卷一，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8页）郑玄遍注群经，尤重礼学，并为《周礼》《礼记》《仪礼》三部礼学典籍作注，“疏通《三礼》，极具苦心”（皮锡瑞：《经学通论》，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293页），使《三礼》之书合为一家之学。

  　　在《周礼注》中，郑玄旁征博引，引经传史籍等以建构其礼学体系。郑玄乃一代博学鸿儒，转益多师，学问淹博，贯通今古文经学，旁及诸子百家、纬候数术。郑玄在《周礼注》中，称引《诗》者有五十余处，引《尚书》者有三十多处，称引《易》者有十几处，称引《春秋》及《春秋传》有五十余处。郑玄兼通《三礼》，其《三礼注》本身就是以《三礼》之文互引互证，以解经义。《周礼注》中对《仪礼》十七篇都有称引，引《礼记》诸篇更多，还引有《大戴礼记》中的《朝事》、《卫将军文子》等篇。《周礼注》引述的诸家之说范围更广。例如，《周礼·地官·乡大夫》：“此谓使民兴贤，出使长之；使民兴能，入使治之。”郑玄注引用了《老子》来解释：“《老子》曰：‘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如是则古今未有遗民而可为治。”《周礼注》引用《司马法》达十余处之多，内容涉及土地制度、车制、郊野之制、兵器制度、朝觐制度等。此外，《周礼注》中还引用有法家之说、农家之说、兵家之说、天文家、历数家之说、五行家、医方家等诸家之说以解经。郑玄受时代影响，还以谶纬来注解《周礼》并用于建构其礼学体系。谶是预卜吉凶的隐语，纬是依托并解释儒家六经的文字。东汉时期谶纬盛行，郑玄受此风熏陶，尝“博稽《六艺》，粗览传记，时睹祕书纬术之奥”（《后汉书·郑玄注》），并为纬书作注。《周礼注》中以纬解经的典型之例有“六天说”和“五精感生说”。《周礼》《礼记》中有五帝、五人帝和五官神的说法。《周礼·春官·小宗伯》云：“兆五帝于四郊。”郑玄注：“五帝，苍曰灵威仰，太昊食焉；赤曰赤熛怒，炎帝食焉；黄曰含枢纽，黄帝食焉；白曰白招拒，少昊食焉；黑曰汁光纪，颛顼食焉。黄帝亦于南郊。”此注是据《河图》《春秋纬元命苞》《春秋纬文耀钩》《易纬乾凿度》等纬书以为说。郑玄认为，天上有五精帝（苍帝曰灵威仰，赤帝赤熛怒，黄帝含枢纽，白帝白招拒，黑帝汁光纪，另加天皇大帝耀魄宝，即六天），下有五人帝，乃是其母感五帝之精受孕而生，五人帝是五天帝之子。五人帝之下有五官，五官死后为五人神，祭祀时五人神各自配食其帝（句芒配太昊，祝融配炎帝，后土配黄帝，蓐收配少昊，玄冥配颛顼）。郑玄用“六天说”“五精感生说”建构起了一套神学体系，并以此贯通解释《三礼》中的相关神灵。

  　　郑玄《三礼注》虽然博综今古文经学，兼采诸家异说，然并非是杂采，而是以《周礼》古学为主，以《周礼》为宗。郑玄认为《周礼》是周公所作，是治国安邦的大经大法，他在注《周礼·天官·冢宰》“惟王建国”时明确说道：“周公居摄而作六典之职，谓之《周礼》。营邑于土中，七年致政于成王，以此礼授之，使居雒邑，治天下。”郑玄意图“念述先圣之元义，思整百家之不齐”（《后汉书·郑玄传》），故会通群经以解《三礼》。郑玄《周礼注》与其《仪礼注》《礼记注》是一整体，但三书的地位并不是等同的，在郑玄的礼学体系中，《周礼》具有主导地位，是不可怀疑的“礼经”。《礼记·礼器》有“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之说，郑玄注谓：“经礼谓《周礼》也，《周礼》六篇，其官有三百六十。曲犹事也，事礼谓今礼也。礼篇多亡，本数未闻，其中事仪三千。”郑玄因为《周礼》职官有三百六十，与《礼器》所言三百之数偶合，于是以《周官》为经礼，而将《仪礼》视作曲礼。《周礼·天官·膳夫》云“王日一举，鼎十有二，物皆有俎”，而《礼记·玉藻》则云“天子食，日少牢，朔月大牢”，二书记载的礼数不同。弟子赵商对此发问，郑玄回答说：“《礼记》，后人所集，据时而言。或诸侯同天子，或天子与诸侯等，所施不同，故难据也。《王制》之法，与周异者多，当以经为正。”（《礼记·玉藻》孔颖达正义引《郑志》）当《周礼》与《尔雅》记载矛盾时，郑玄则维护《周礼》的主导地位。郑玄答弟子张逸问说：“《尔雅》之文杂，非一家之注，不可尽据以难《周礼》。”（孔颖达《毛诗正义·凫鹥》所引）郑玄主张，《周礼》为经，经可以正别书，而不能据别书以难《周礼》。

  　　《三礼》记载的礼乐典制，矛盾歧异之处较多，郑玄既以会通为旨，则必须加以整合，郑玄的原则是以《周礼》为准来调停《三礼》记载的歧义。遇《周礼》与他书记载矛盾者，郑玄辄以与《周礼》相同者为周制，歧异者则解释为殷商之制或夏代制度，或以先王之制来弥缝之，从而维护《周礼》的大纲大法地位。例如：《礼记·王制》说：“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郑玄注：“此夏制也。《明堂位》曰：‘夏后氏之官百。’举成数也。”《礼记·曲礼上》：“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郑玄注：“此盖殷时制也，周则大宰为天官，大宗曰宗伯，宗伯为春官，大史以下属焉。”另如，《礼记·明堂位》说：“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郑玄注：“周之六卿，其属各六十，则周三百六十官也。此云三百者，记时《冬官》亡矣。《昏义》曰：‘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盖谓夏时也。以夏周推前后之差，有虞氏官宜六十，夏后氏宜百二十，殷宜二百四十，不得如此记也。”郑玄认为《周礼》三百六十职官之数乃周公之制，而《礼记·昏义》所记官制则为夏代之制，由夏和周制推测，他认为《明堂位》对官制的记载是错误的。总体上来说，郑玄遵信崇尚《周礼》，认为此书为“周公致太平之迹”，《周礼》所载为可信之制，当《周礼》与别书歧异时，则以《周礼》为是，而其他与《周礼》不合者则以《周礼》为准调停融通异说，以建构其新的礼学体系。

  　　郑玄在建构其礼学体系时，苦心孤诣会通《三礼》，弥缝异说，然《三礼》中矛盾之处的形成原因比较复杂，有的也不可调和，因此《周礼注》难免会牵强附会，对一些礼制的诠释也难以圆融无间。如清人皮锡瑞所说：“郑君以《周礼》为经，《礼记》为记，其别异处皆以《周礼》为正，而《周礼》自相矛盾者仍不能弥缝。”（皮锡瑞：《经学通论》，第322页）虽然郑玄的礼学体系存在牵强附会、难以自圆其说等不足，但总体上，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后汉书·郑玄传》），实现了经学的“小统一”。郑玄打破今古学之界限，冲破家法之藩篱，以《周礼》为纲，会通《仪礼》《礼记》，形成了自己的礼学体系，为后世学者所宗，以致后世有“礼是郑学”之说，影响深远。郑玄《三礼注》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来源：《光明日报》；作者：曹建墩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