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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孩子是通过游戏来认知世界、掌握学习能力和发展智力的，而感统训练正是通过游戏，让孩子在不知不觉中就解决了很多问题。脑科学专家研究表明，3岁前是儿童感觉能力发展的关键期，可以预防感觉统合失调。而3-6岁，则是感觉统合失调的补救时期。《动物猜猜猜》里有各种大大小小的洞洞，满足孩子抠洞洞的心理需求，还有有趣的语言游戏配合大拉页的呈现方式，让孩子脑洞大开、惊喜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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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我们都知道，孩子是通过游戏来认知世界、掌握学习能力和发展智力的，而感统训练正是通过游戏，让孩子在不知不觉中就解决了很多问题。脑科学专家研究表明，3岁前是儿童感觉能力发展的关键期，可以预防感觉统合失调。而3-6岁，则是感觉统合失调的补救时期。《动物猜猜猜》里有各种大大小小的洞洞，满足孩子抠洞洞的心理需求，还有有趣的语言游戏配合大拉页的呈现方式，让孩子脑洞大开、惊喜不断。

• 作者：何焉知 发布时间：2022-02-19 01:39:04

  自觉最好的版本。封面，纸张，翻译！

• 作者：角质紧猫 发布时间：2009-10-12 15:11:55

  唔....道行不够

• 作者：吴花果 发布时间：2016-09-07 21:19:19

  作者们都是精致和奢华酒店的崇拜者，尤其是写浙东的那位，从头到尾都在推荐喜达屋blahblah…再就是编排的顺序有问题，为什么把浙西放在最前？浙江还是沿海一带最吸引人！再就是绍兴完了就该介绍宁波，结果把舟山群岛插前面去了，试问我不去宁波怎么到舟山？！

• 作者：Pam 发布时间：2021-08-01 17:51:19

  相较而言，年轻作者的创作还是比较稚嫩的

• 作者：shlibhhd 发布时间：2017-08-05 18:26:40

  精品。可以欣赏到多种画风，而且因为每篇的篇幅短，所以都画得很用心。

• 作者：Alex sured 发布时间：2013-04-19 10:07:50

  你搂着他的模样，笑的像个居委会大娘，林洙麻烦你自觉，不要打着已去斯人的旗号，当了作家又立牌坊

• 从日本的园林书中可以学到什么？

  作者：九节狼转运使 发布时间：2018-05-31 17:28:39

  有位豆友评论说，国内的园林书太难读，大部分都是罗里罗嗦的讲历史、讲文化、讲美学，怎样建造、怎样维护却丝毫没有谈到，我深以为然。作为一个对中国园林情有独钟的门外汉，写下一点粗浅的想法，希望园林同好们有以教我。

  1. 如何传承。

  日本园林的一些建造方法，虽有改变，大体还在应用，如同有源之水，得以不断延续。而我们，比如对张南垣、戈裕良等明清时期的叠山圣手，所知不过就是几则“聚危石，架洞壑，带以飞梁，矗以高峰”的故事，还有一两件不知真实与否的作品，很难了解其具体堆山手法。我国的专门技艺，往往靠口口相传，而非文字记载。匠人的地位不高，不受重视，而能够留下文字的，或是园林的主人和规划者，或是受邀欣赏的文人墨客，很少参与具体的“技艺”，至多提供蓝图和构想，提出改进意见而已。这也是为什么计成的《园冶》十分难得，因为他同时是文人和造园家，曾规划和建造了几座园林。传统的技艺既然没有继承下来，发展更是有限，设计者投身西方风格的怀抱，园林书作者谈论古典园林，自然也是理论派多于经验派，纸上谈兵者甚众。现在用混凝土堆一座假山，最好也是“乱堆煤渣”，更遑论用园林思想指导现代造园了。

  2. 如何提高民众的认同程度。

  国内对园林文化的欣赏还停留在小众的范围内。在国内园林类的“旅游景点”里，经常遇到通过占地大小判断门票值不值，或者慕名而来直呼“没意思”的普通人。不能理解园林，是因为文化上难以认同，也是因为中国园林，特别是私家园林，源于少数文人的兴趣，并非像春天的花朵那样人见人爱。

  3. 如何将中国园林体系化和理论化。

  中国园林有别于西方和日本园林的独特之处，正是那些由于含蓄而显得虚无缥缈的抽象特征。我们应当思索如何将这种特殊性用科学而有逻辑的方式阐述，例如量化、实例化、系统化、标准化，提炼出可以借鉴的经验。这对园林书的作者提出更高的要求，写出《人间词话》这样的系统理论，肯定比鉴赏某一首词要难得多。

  同样出自日本作者之手的《风景学入门》，通过一系列对美、视觉、风景鉴赏的科学阐述，自然地引出风景营造的可操作性原则。和本书一样，作者不仅没有避开文化背景，反而处处提文化背景，例如卧游、山水画、文人的诗作、民众的赏玩习俗等等。大概是所谓融会贯通吧。

  由于园林是主人心境的体现，中国园林特别是私家园林的体验很“私人”而不容易概括：静态，所谓闲适各有不同，同样是“道法自然”，却不像日本的寺庙园林那样能轻易地用禅、空寂等一言以蔽之；动态，园居和赏玩的体验，也缺乏容易理解的程式化步骤（相较于日本园林中的茶庭、洗手钵等），不容易讲好故事。有意思的是，西方研究中国园林的学者，也往往是深挖文化背景，山水、神仙、隐逸等等。我们如果观察导游是如何工作的，会发现他们在园林中往往要创造故事，例如可能并不存在的习俗和忌讳。我想，拉近园林和普通人的距离，讲好故事，可能是一种解决方法。

  4. 如何传播和增加影响力。

  中国园林的造园方法在海外并非没有受到过追捧和模仿，但这一优势没能得到持续的宣传和推广，成了一时之风潮。反观日本园林，不仅手法（例如灌木的云式修剪）被世界各地的园林所采纳，而且常见各种专业的日本园林杂志，日式园林作品评比（正如这本书在开头所说）。另外，在国内都每年能看到日本庭园、园林的新书得到翻译出版。

  好的作品，形成文化，得到推广，发现显而易见的盈利模式，再反过来推动更多好的作品，让更多人喜爱这种文化，形成良性循环。一种文化，纯然靠专业人士或者业余爱好者，远不如靠商业推广来得有效，例如，在酒店、高端民宿、别墅等的设计中鼓励采用中国园林的造园手法和技艺。

  回到本书，好读不是因为它避开了谈论文化，相反，正因为作者将文化和实施相融合，理论浅显易懂，文化不高高在上，实施又简洁明了，我们才觉得可读性高。

  希望在国内有越来越多好的园林书，帮助更多人了解、欣赏园林之美，甚至主动实现园林之美（日本家庭往往能主动营造庭园）。

• 梁漱溟的“文革”生活：用儒家“功夫” 应付红卫兵

  作者：文景 发布时间：2014-09-01 19:48:53

  转载自东方早报。

  梁培恕说，父亲梁漱溟的应付方法是，采取合作诚恳的态度，让红卫兵知道，他不坏。

  一个红卫兵头头后来几乎向梁漱溟先生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跟梁漱溟谈话时很恭敬，到后来甚至带有请教的性质。

  86岁的梁培恕和哥哥梁培宽在退休以后，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收集、整理父亲梁漱溟的精神、文化遗产，这套由他们整理的《梁漱溟日记》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工作，两卷本的《梁漱溟日记》刚刚由世纪文景在上海书展上首发。8月14日，梁漱溟次子梁培恕来到上海长宁图书馆参加了文景艺文季活动，精神抖擞地做了20分钟的讲演，介绍了父亲与伍庸伯和熊十力两位友人的往事，及对二人所代表的两类不同的儒者的评价。

  “‘文革’中我们尽量避免去看父亲”

  8月15日，早报记者按照约定的时间去跟梁培恕先生见面时，梁先生首先抱歉地说，能否把见面的时间缩短一点，“昨天演讲有点累，晚上见了民盟的老朋友有点兴奋，回来休息得太晚，吃得又太油腻，现在精神不是太好。”梁培恕毕竟已经86岁了，但在过去的20多年以及今后的时间里，都要对父亲梁漱溟的精神文化遗产进行收集整理工作，“事情一直很多。”

  在聊天中，早报记者只说了一句便打开了梁培恕的话匣子：“以前只知道，您父亲梁漱溟先生在‘文革’中扫大街、扫厕所，结果翻开日记，真的是如此。他还很细致地把每天扫大街的情况都写下来了。”

  “其实扫大街的事情，我们也只是知道而已，但不知其详。因为当时本单位的运动也很紧张，当时我家兄在北大，我在建国门，他在新街口，骑车都得一个小时，挺远的。‘请假去看看父亲’这个理由就不好，这是不积极参加革命。所以尽量避免去看他。‘文革’前三四个月很少见他。”

  梁漱溟经历红卫兵第一次抄家是在1966年8月24日，他在日记里这样记录：“约八时红卫兵来抄家。两儿曾应其电话来家一次即去。政协来人两批，对我夫妇有斗争，书籍文稿及衣物均被拉去，用具多被打碎。是夜开始宿南屋中间一间，因灯光太强，睡不好，然心境尚平。”

  抄家被斗细节，梁漱溟在日记里没有详细记载。“日记里，父亲都是记账式的，不太细谈别人和事情。偶然特别注意的时候，多说几句，通常就是某某人来了。他的很多事情，就是备忘形式记录，很少写感想。”

  “第一次红卫兵到我家破四旧，父亲被斗，我在场。那天，我正在机关开会，正好有电话过来说：我们是123中学的红卫兵，我们在斗梁漱溟，你回来一下。我就告诉我们那的‘文革’小组领导人，然后骑车回家，有一个多小时路程。到家时是下午两点，批斗我父亲是从上午九十点开始的。我到的时候，政协的十几个造反派也来了，他们开着卡车来，是来拉东西的。”

  “父亲对红卫兵：少说话，不对抗”

  梁培恕后来知道，其实是政协造反派通报了太平123中学，告诉他们一个线索，谁谁住哪。所以红卫兵去斗梁漱溟，也就几句话，“因为不知道他是谁，干什么的。那个时候，红卫兵也很忙。一天要走好几场。”

  梁培恕到的时候，院子很乱，都没有下脚的地方，被褥、衣服、书籍、报纸、家具、碎瓶子撒满了院子，根本没地方走路。“这是红卫兵最放肆的时候，好好一个家具、收音机跟‘四旧’有什么关系，要以砸碎为快。那时，几十个红卫兵正在斗他，向他喊：‘你知道你有什么样的错误吗？’”“我父亲的态度就是几乎不回答。我觉得他有聪明应付的地方。比如红卫兵不许他戴眼镜，把他眼镜没收了。后来红卫兵找出个东西要他念，他就说：‘我看不清！’其实他还不至于看不见。这样就把眼镜还给他了。总之，他对付红卫兵的办法就是少说话，不采取对抗的态度。”

  梁培恕在队伍里，看着别人喊口号，“我想的事情是他们（父亲和继母）晚上怎么吃饭怎么睡觉，因为厨房的东西全被砸烂了，床也被砸了，被褥也全扔在外面了。”因为在想这些问题，居然忘记和红卫兵一起举手喊口号了。有一个政协工作人员看到了，就问：“你怎么不喊口号？”然后梁培恕才意识到，坏了！他只好说实话，“我在想他们俩晚上的吃睡问题。”他最后没有揭发梁培恕。

  梁培恕的哥哥梁培宽比他晚到几十分钟，他们商量了策略，觉得还是用诚恳的态度跟红卫兵谈。“我还提了意见，‘你看所有的书都被扔在院子里乱踩，这里有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不要踩。还有政协发的预算文件，是保密文件，别流传出去。’他们不甘心，但也没办法不接受。最后我问，‘我们可以走了哇？’他们说，‘可以！’。”

  在抄家后的头两个礼拜里，作为儿子的梁培恕没有去找父亲，也没通电话。当时没人照顾梁漱溟，挨斗的那天，梁培恕的继母还被人打出血了，“可能她与邻居有些纠纷，有人乘机报复揭发了她。但我父亲没有挨打。”

  后来时间够长了，梁培恕才写了一封信给父亲。“他被斗后禁止出门，连柴米油盐都不能去买，报纸当然也不能看，他没有任何获得信息的渠道。所以他不知道，红卫兵的行为是遍及全北京全国的。在信里，我首先让他知道，这是普遍现象，别紧张。”写完信，梁培恕不敢直接寄给父亲，晚上带到继母的妹妹家去，让她带过去。“她有点为难，因为刚去过，所以我让她过几天送。送信的时候让她带了一罐六必居酱菜。父亲看了信后，就好多了。”

  梁培恕说，父亲梁漱溟的应付方法是，采取合作诚恳的态度，让红卫兵知道，他不坏。“这就缓和了关系。第一次抄家过了六七天，两个女红卫兵还进屋问老太太，你背上的伤怎么样了。”红卫兵也很想知道，这两人被斗后有什么想法，结果发现，他们没有抱怨也没有反对“文化大革命”，“我父亲还劝我母亲，这是反修防修风刮得大才这样的。他是按照自己的理解来解释红卫兵的狂躁。”

  一个红卫兵头头后来几乎向梁漱溟先生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跟梁漱溟谈话时很恭敬，到后来甚至带有请教的性质。“他离开的时候，还对父亲说他调工作了，以后这里由某某负责。意思是，他已经交代过了，不会为难你。过了一段时间，他又来了，一直坐到半夜，一直想说，但又好像欲言又止。”

  “仇恨心在我心里起不来”

  即便被抄家了，周围的邻居也知道梁漱溟是好人，所以尽可能少骚扰他。“比如有个王大姐，一起劳动抬土，抬了两筐后，大声说：您歇着吧，岁数够大的！邻居们也都知道，这是给个机会让他走。虽然只是一句话半句话的保护，但说明红卫兵能改变，邻居更容易改变。”

  后来梁漱溟不被允许住在新街口的院子，就搬到鼓楼的小杂院，都是平民居住的地方，房子矮小，很热不通气。但时间一长，大家还是觉得这是好人。“那个时候‘深挖洞，广积粮’，他们还排队去远处挖洞。有一次两点钟集合，但我父亲没有赶上大家的队伍。结果回来日记里写：‘怅然而返’。他不是庆幸没去，而是怅然。”

  这些细节都是梁培恕从《梁漱溟日记》里看出来的，“看日记要耐心看，不要觉得这篇没意思，那篇没意思。我一直说，要研究我父亲就一定要看日记，看多了，就知道了。”

  在《梁漱溟日记》里，提到毛泽东的次数很少，而且也仅仅是提到名字而已。“他不太谈毛泽东，即便谈也是称赞。”

  梁培恕还记得中共八大（1956年）的时候，他告诉父亲，“我们机关已经传达，八大不要铺张，只要写经验总结就可以了”。梁漱溟听了很高兴。那时候，中国正跟着苏联反对个人崇拜。他听到这个情况，在日记里记下这么句话：毛公可谓贤矣。但是他其实并不知道内情。

  梁漱溟1956年在北戴河的时候曾打算写一本书叫《中共何以拯救中国》，但他后来没有写。“这是他从他的角度拯救中国，他写，一定是跟中国文化连着，跟中共后来的历史连着，跟毛、周的成功连起来，还要把群众写进去，主要写自己要写的东西，不是（为党）宣传。”梁培恕说。

  从历次政治运动中，梁培恕看到的父亲都“不记仇”，“但他还说，‘我认识阶级斗争的道理，但我要说句老实话，仇恨心在我心里起不来’。”

  梁培恕说，在他父亲看来，人是互通的，感情是可以交流的，“用儒家的话说，正己再正人。在这种特殊状态下，要知道如何先正己，我的反应如何，我如何用好的影响改变他们，而不是抱怨。这就是儒家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