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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风悲画 发布时间：2014-03-20 12:14:02

  我咋觉得练习题的难度大得不寻常，最后几个Test又过于简单。答案有错，解析居然不说是哪一段的原文……

• 作者：夸梅@勒布朗 发布时间：2012-08-03 13:07:47

  很惊叹绘本可以这么画，一成不变的场景，生活还要继续。

• 作者：xdx333 发布时间：2021-03-15 13:17:32

  这本书集结了100项中国金融之最，每一项一二千字，图文并茂，全彩印刷，穿线装订裸脊，摊开来阅读自如，整体设计与印制质量上乘，堪称典范制作，精美耐看，令人不由得翻了再翻！一个个故事娓娓道来，感觉尤其适合青少年阅读和开阔知识面，当然，也适合职业阶层自我充电学习的。这个书名中，“概览”两字是没有的哦！

• 作者：西夜剪山 发布时间：2024-03-05 17:02:16

  “从这句话可以看出，晋景公实在是个糊涂虫，而且肯定从来没有听说过巴普洛夫定律。”

  “你别搞错了！你学过历史吗？一场“安史之乱”，大唐都亡了一大半！你爹现在能好端端地当皇帝，全是靠我爹郭子仪！”（原句的标点就是错的）

  从上面这两段话，足以见得这本书做得有多糟糕。

• 作者：Ymir 发布时间：2011-05-02 00:43:04

  极好的入门书，不少内容和作者的视频教程内容相像，不过还是更推荐通过视频学习。

• 作者：野柚子 发布时间：2021-11-17 18:33:42

  少儿悦读无限删减版

• 《新媒体用户研究》自用笔记【第二章~第三章】 传播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大众文化

  作者：草原肥羊卷 发布时间：2021-05-25 00:13:23

  第二章 作为网络传播节点的新媒体用户

  传统媒体信奉内容为王，但其内容也有局限性：视野有限，形式凝固，内容价值挖掘不充分。传统媒体为了维护权威性，对内容质量的把控标准很严格，但这并不能提升反映现实的准确度或干预社会现实的能力。

  分布式生产意味着用户可以从不同的层面、视角生产内容，这使传统媒体的缺陷开始暴露，专业媒体的中心性地位受到挑战。

  用户的分布式生产可以为传统媒体提高专业性提供助推力：1.无所不在的自媒体可以延伸媒体的触角。2.分布式生产成为检验媒体内容质量的参照物（即时的审视与检验）。

  大众看到碎片信息无法把握完整事实，对碎片化信息进行整合仍然是专业内容生产者的关键职责。

  信息碎片化：新媒体平台使其“显性”，本质上是整个社会碎片化或多元化的一个体现。价值体系的多元化是碎片化社会出现的基础。改开过程中，一些过去处于边缘地带的价值观开始得到普遍关注，有些得到广泛认同，使社会不再被单一价值观垄断，人们认识、评价事物的角度多元化，那么碎片化的意见也就成为了必然。反过来，信息碎片化也会进一步推动社会碎片化，矛盾和冲突会更加激烈。

  作为单纯的信息消费者的需求：环境认知、社会归属、自我提升。作为信息导体的人的需求：更多考虑“社交”情境，自我存在感、社会支持、社交表演、情感性互动。今日头条数据，评论较高的文章是公共性案件、民族情感相关事件、公共道德与秩序、名人、民生等，转发最高的文章是情感润滑、实用利他、奇闻异事、子女教育等，这是两种不同的需求。

  要促成内容的广泛传播就要激活作为导体的人。

  个体的网络生产能力和传播能力的定义因平台而异：微博微信——信息，专业知识，洞察力，表达能力，个性化风格，互动与推广。知乎——专业知识，活跃度与长期坚持。短视频与直播——创意，表演能力，互动，颜值。消费型社区——时尚敏感度，审美能力。此外，懂的网络文化、拥有娴熟的网络对话技巧也是重要因素，即话语交流的本身可以帮助获得话语权力。

  意见气候营造者：部分意见领袖可以凭借自己对信息流向与流量的控制，在他们周围形成一个强势的“意见气候”，使那些意见不同的网民逐渐沉默。

  自组织：一个系统在内在机制的驱动下，自行从简单向复杂、从粗糙向细致方向发展，不断地提高自身复杂度的过程。碎片化的信息在社交媒体上由自组织机制来补充、发展、纠错。

  后真相与回声室效应。社会化媒体的传播基本与事实的发生同步，真相挖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人们在某些阶段难以接触全貌，在时效性的压力下，审核把关也大大弱化。导致后真相问题严重。

  信息的碎片化不一定意味着用户对事物了解得不完整：用户可能被碎片所包围、误导，用户也可能通过对关键碎片的收集整合获得完整认识。这取决于人们的求知欲、媒介素养与外力作用（有整合力的媒体或自媒体）。所以碎片化信息和人们认识的完整性并非完全对立，整合碎片信息将成为媒体工作的常态，智能化技术也在其中发力。

  第三章 作为社会网络节点的新媒体用户

  BBS时代的封闭社区的圈式结构：不是每个用户都能找到归属感和存在感，用户容易在多对多的环境中混沌，个人难以在社区中获得稳定的位置，一个传统社区的维护（秩序）成本较高，相对脆弱，易衰落。

  社交网络：无明确边界，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往往不需要话题讨论，只需要某种关系形成的关系链条或纽带，如关注、好友、标签。形成一种【以个体为中心的、动态的、便捷可以随时伸缩的弹性社交空间】

  信息茧房的加剧：用户更依赖从社会关系获得信息，而社会关系网有时高度同质化。用户可以通过产品功能屏蔽不感兴趣、讨厌的内容，更容易营造封闭世界。

  回声室效应：信息或想法在一个封闭的小圈子里得到加强，人们追求同质化人群以求获得支持、庇护、心理平衡。这也容易让人们在小群体里失去对环境的完整认知。

  博客——一个舞台，重视文字，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互动较少。直播和短视频——类似博客的舞台，只是表演手段发生变化。

  博客/微博/微信需要依赖文字表达能力，视频形式降低了表达门槛，更多草根走入公共空间，内容更多带有生活底色，容易唤起普通用户的共鸣与代入感。

  网络中的“表演”：1.营造有利于获得情感支持、社会信任和社会资本的个人形象。2.塑造一种自己希望扮演的角色，获得心理满足。是个体建立自我认同、完成自我建构的一种方式，美图、自拍等也是体现。

  网络中的虚拟（匿名性）不等于虚假：1.人们可以用它表现自己的真实面目。2.允许人们表现其性格的某一方面。3.使人性和人类的多样化得到张扬。【一个人在网络中会变成什么样子，总是有现实基础，网络只是一面镜子，放大或缩小某些特征】

  认知失调理论（参照社会心理学知识）

  ————从这里开始学术化了————

  社会网络中权力的测量：1.点度中心度，一个行动者与很多他者有直接的关系。2.中间中心度，某个点对其他点之间的交往的控制能力。3.接近中心度/整体中心度：某个点到其他点的最短距离的平均值，反应它与网络中心的距离。

  共同体的基本形式和机制，滕尼斯和涂尔干的不同观点：滕认为共同体具有结合一到一起的意志和信念，而社会是通过协定和自然法则形成的聚合体，涂按照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分类。

  网络社区与社群：社区可能紧密也可能松散，而社群的要求更高——具有共同目标和网络群体意识，相对稳定，自愿集结等等，具有社会组织的基本特征。

  网络族群：在互联网影响下形成的具有共同心理、行为特征与文化属性的人群。族群不一定要基于社群。

  

  共同体的形成和维系：1.社会资本（个人+共同体整体）——结构资本（个体间结构化连接程度），关系资本（个体间相互关系，承诺，信任），认知资本（共同的知识基础、术语、表达方式等）。2.用互动仪式确定群体关系和边界，网络中的互动仪式普遍发生，如弹幕、微信群里的红包、网络直播等。3.集体记忆。

  （一种观点）西方的社群不等于中国及东亚文化的社群或集体主义：从短期和静态结构上来，“圈子”体现了中国人集体主义的方面，然而，圈子也围绕个体在发展，从长远来看，人们的集体主义表现经常是为了积累潜在的社会资本并实现未来的个人目标。传统中国社会中的集体主义与西方语境中的社群主义在关系模式、目标等方面都有差异。

  网络与国家安全、社会运动、文化抵抗，网络抗争行动的常见现象：舆论谴责，人肉搜索，舆论审判，网络恶搞，线下集体行动。

  “帝吧出征”案例：以往那种以怨怼为底色的沉重情感已经被更为轻灵的反讽、戏仿、戏谑所取代，还混合了自嘲、愤世嫉俗、刻意鄙俗、善恶分明、父权、民粹等特征，具有流动的多义性以及强烈的传播游戏色彩。其行为逻辑与组织方式也具有粉丝团特征，代表了一种“粉丝民族主义”——这个词太精妙了orz。此外也有自我表演属性，主要特征是后英雄主义时代的英雄想象。

  网络集体行动的基础：平价——认同——情绪——行动。

  亚文化圈子的文化边界（以二次元为例）：以初始特征为基础，由成员的消费与生产来强化。

  二次元爱好者并不只是被动的消费者，具备几种特质：高度的信息检索能力，对某一领域的了解异常详细深入，极为强烈的上进心与自我表达的欲望——这些是生产能力的基础。

  “产消合一者”“文化挪用的过程”，同人创作。

  亚文化圈子的消费和生产在大量模仿与被模仿中实现。模因：以非遗传的方式（如模仿）传递的文化元素。

  次元之壁，次元之壁的打破，“二次元民族主义”，将国家民族相关话语转换成可以投射情感认同的“萌化”编码系统，从封闭阶段的去政治化到再政治化。说明亚文化圈并非完全与世隔绝，他们也会谋求一定程度上的主流化，这种主流化是以亚文化本身所特有的方式实现的。

  我国的社会阶层固化趋势：1.准入门槛提高，界限形成。2.下层向上流动的比例下降。3.具有阶层特征的生活方式、文化模式逐渐形成。4.阶层内部认同感加强。

  网络上的层级分化中，代际隔阂是最明显的，很多年轻用户不愿意把属于自己的网络空间（尤其是亚文化空间）开放他们的长辈，不愿带来更多的代际和文化冲突。因此网络未必促进了代际间交流，反而进一步强化了年轻用户对长辈的排斥。

  网络应用能力的差异：1.网络消费能力，获取、使用信息和服务。2.生产能力。3.互动、表达参与能力。4.转化为现实收益的能力，如提升生活质量、社会地位。

  “同温层”效应：与某些圈、层重叠，有时又会超越圈层，心理同盟者。有相似倾向的人会自然地向那些支持他们的信息或观点流动，在那些让他们感到“舒适”的信息中相遇，形成同温层，即使他们并不一定感知到彼此存在，而网络整体的意见气候则可能会出现不同同温层之间的显著分化。同温层是流动的而非固化的，是人们为了维护心理舒适区、避免认知失调的行为，在不同时期、不同话题下人们需要不同的同温层。

  网络时代强化了同温层效应：1.人们更容易因为话题聚集。2.网络连接的广泛性使人们更容易找到同温层。

  “文化部落主义”

  “信任异化”：因有共同敌人而在彼此之间产生无原则信任，或对其对立面产生无原则不信任。类似晕轮效应。

  反连接：隐身权（QQ的隐身功能，用户对自己数据的收集和使用的知情权、决定权），连接“开关”的控制权。

  私人空间的入侵：1.要考虑私人发言被截图传播的风险，在发布前有更多的自我审查，也可能会减少互动。2.大数据、用户画像推送相关内容。3.真正独处时间的减少，独处可以减少社会性表演、社会性比较的成本和压力。

  反连接的产品思维：减法，克制。关注人性的弱点，对那些可能带来身心伤害的连接通过技术方式断开，如游戏防沉迷。

• 权力的影子

  作者：维舟 发布时间：2018-10-19 10:58:48

  在主流的历史叙述中，呈现在人们眼前通常都是一些政治、军事的“大事件”，这往往在有意无意中让人忽视了一个隐藏的问题：很多军政大事都需要钱，尤其打仗是世界上最花钱的事。1862年，新任的普鲁士首相俾斯麦在下院的首场演说中宣称：“当前的种种重大问题不是演说词与多数议决所能解决的——这正是1848年及1849年所犯的错误——要解决它只有用铁与血。”确实，他在此后不到九年的时间里通过三场战争干净利落地完成了德国的统一，创建了一个强大的帝国，也因自己当年这番强硬的宣言博得了“铁血宰相”的名声，但就算是他，完成这一功业其实靠的也不仅仅只是“铁与血”——至少还有“金”。

  对政治家来说，这是很现实的问题。弗里茨·斯特恩在这本《金与铁：俾斯麦、布莱希罗德与德意志帝国的建立》中已清楚地洞见这一事实：尽管俾斯麦作为一个老派贵族和保守主义政治家很少公开提到钱，但无论是在公共还是私人领域，他都完全理解金钱的力量。尤其是在他发动统一德国的前两场战争需要钱时，他所鄙视的议会都拒绝拨款，如果不是犹太银行家布莱希罗德帮他筹到钱，他大概只能另谋出路：要么放弃自己的蓝图，要么向议会屈服。1864年联合奥地利对丹麦进行的一场小型战争，耗资就达到往年盈余的三倍，而议会拒绝批准还意味着俾斯麦此举本身就是违宪的，尽管他鄙视阁僚们怯懦而缺乏想象力，但在他的冒险成功之前，其压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正如书中所指出的，问题在于“一个被社会上大量富有阶层痛恨的违宪政府能否找到冒险发动战争的必要资金”。

  后来的历史证明，俾斯麦通过自己多管齐下、见机行事的可怕手腕一次次都成功了，他永远都会同时准备多个选择，然后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迅速地抓住时机去实现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最有利的那一个。不过，毫无疑问的一点是，布莱希罗德那个时代一流的银行家，在幕后为他做出了极为重要、但却不为人知的贡献。他的筹资能力、理财手段和遍布各地的财经情报网络，不仅确保了俾斯麦的个人资产，使得他能在议会反对的情况下继续弄到钱强行推进自己的政治议程，甚至还能比外交官提前八天迅速获知各地发生的政经要闻，这也使得他能在时代复杂变动之际学会从更广阔的视角出发来理解一个由金钱、技术、贸易构成的新世界。当然，这也强化了俾斯麦的政治地位，因为有了钱他就可以不用向议会让步来获得拨款，这是事理之常——在1697-1822年间，葡萄牙国王由于从南美洲获得的黄金等新财富，在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都不再召集议会。

  在早期欧洲历史上，曾有许多银行家专门为政府运作贷款，比如14世纪英法百年战争爆发后，英王爱德华三世就曾向佛罗伦萨银行家借钱，但这些都从未像俾斯麦和他的犹太银行家这样达到如此深层次的紧密结合。19世纪的大多数现代化国家其实已逐步可以通过税收、或发行公债、贷款来筹集到资金，然而这种财政权力通常都掌握在议会手里，限制执政的国王和首相的权力，以免他们的挥霍或冒险将国家拖入破产的境地。俾斯麦后来的成功使他免于被追究，证明了自己确实比议员们更有远见，然而不可回避的事实是：他绕开了宪法规定的议会体制，不顾任何人的反对，为了确保自己的蓝图能贯彻实施，不惜通过非正式渠道另辟蹊径。他在与新闻媒体打交道时也是如此：利用被扣押的没收资产建成的韦尔夫基金，以便不通过公共审计使用它来贿赂、操纵记者和媒体。你可以说他达成了目的，将所有人都耍得团团转，但这样不择手段地灵活行事显然也腐蚀、破坏了原有的制度。

  在当时的反犹声浪中，有一种论调暗示，俾斯麦不过是他身后那个犹太银行家的金钱力量所操纵的傀儡。这让俾斯麦极其恼火，无疑也背离事实：别说是“操纵”，两人之间甚至都谈不上是“合作”，因为彼此本就没有平等的基础，确切地说，布莱希罗德倒不如说更像是俾斯麦忠诚的仆人。虽然这位犹太银行家在焕然一新的德意志帝国已是首富，拥有令人嫌憎交织的金钱和社会影响力，但他仍然从未获得足够的安全感与归属感。他的焦虑、不安和挫败不仅是他个人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也可说预示着几十年后犹太人在德国的悲惨命运。

  不错，这个新德国以远超欧洲传统强国的速度狂飙突进，但在经济繁荣的外衣之下，这也是一个社会发生巨变、充满焦躁不安的时代。相比起英法，德国的现代化显得特别快速和浮夸，那些原本出身边缘或低下阶层的群体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赚足了钱，这愈发使得原本的精英阶层憎恶现代化。老派的普鲁士容克地主奉行的是荣誉、节俭、责任和自律的简单道德生活准则，渴求金钱的念头本身就令人厌恶，因而他们虽然有求于布莱希罗德，但又厌恶这么做；令人难堪的是，他们如此喜欢银行家为他们理财，但却又那么讨厌他的行当，因为正派人是耻于谈钱的，尤其不会通过商业欺诈手段来赚钱。

  如果以为这只是保守倾向的德国精英的问题，那就错了。事实上，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在我们现在看来，通过公平对等的市场交易发财致富无可厚非，但在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中，商人多是通过不光彩的狡猾手段赚钱的，一个腓尼基商人被描绘成“内心虚伪狡诈、已经做了许多害人之事”的角色，而英雄人物则是通过战争或掠夺获利。在古罗马，元老院的贵族总是乐于宣称不会让商业玷污自己的双手，在他们看来，若不撒谎、欺骗、作假、贿赂，一个商人又如何获利？固然这种优越感并未妨碍老加图、西塞罗等上层人士从商业活动中获利——当然都是通过代理人来完成的，而绝大多数代理人都是“新罗马人”。旧制度时代的法国贵族也以好逸恶劳、鄙视工商业而臭名昭著，在话剧中被讥讽为“只有从娘肚子里出来时使过一点劲的人”，他们的资产都由管家、经纪人代理。正如J.M.罗伯茨在《我们世界的历史》中所说的，“几百年来，欧洲北部的大多数贵族都理所当然地认为，只有从军、加入教会或打理家产才是配得上自己身份的职业。和其他行业相比，贸易与他们绝缘的程度最为彻底，除非通过代理人经手。甚至数百年后，当这一障碍不复存在，对零售贸易的不齿依然是那些保持着贵族作派的人最后才放弃的矜持。”俾斯麦与布莱希罗德正是这一传统最后的一幕。

  这种优越感在传统牢不可破的时代还算无可厚非，但资本主义的兴起逐渐动摇了这种社会结构的根基。随之而来的现代社会是一个充满了流动性的社会，这势必造成一种越来越严重的现象：人们的社会声望与其财富地位无法匹配，“穷贵族”和“新兴暴发户”并存的现象几乎是各国现代化时期不可避免的，有时甚至到了啼笑皆非的地步。人类学家康敏在印度喀拉拉邦发现，当地有位大富豪因为出身贱民，不能使用寺庙周围的公共道路，因此每当坐车到某个他所属的种姓不能通行的地点，必须下车步行绕道一英里，而他的司机作为穆斯林反倒可以不受限制地开过去，在前面等他。尽管他是当地最早拥有汽车的两个人之一，却不能改变他仍是贱民这一事实。

  在第一个现代化国家英国，这个问题相对容易解决：由于大批贵族在玫瑰战争中战死，遗留下来的贵族群体原本就仅有稳定的数千人，世袭贵族的政治特权又被逐渐剥夺，因而社会总体上比较能接受资产阶级社会地位的上升，往往破落贵族和富商联姻，皆大欢喜。尽管如此，在整个18世纪，也只有3%的贵族男性娶了富商之女，而直至1832年，政府所有要职也几乎仍由土地贵族独占。1856年，棉纺织工厂主爱德华·斯特拉特成为第一个受封的“工业贵族”，通过将那些出身低微但具备杰出才干者封为贵族，英国确保了原有制度的弹性。不过，直至20世纪初，仍有一位上院的世袭议员抱怨首相劳合乔治将一些新爵位给予那些刚刚置办了大片地产的百万富翁，当有人问他“您祖上是怎样得到爵位的”时，他厉声回答：“全靠战斧，先生，全靠战斧！”

  在英国这样相对自由宽松的国度，尚且花了两三百年的时间过渡，那么像德国这样贵族人数更多、社会结构和价值取向更为保守、现代化进程却又更为迅猛的国家，这一转变有多难就可想而知了。在经济繁荣的背后是高压锅一般的不满：那些通过个人努力获得了相应财富和成就的人，发现自己仍然无法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和权利；而那些死守着固有理念的传统精英则从骨子里瞧不起这些暴发户，认为他们不过是通过投机和不正当手段才获得所谓成功，要让这些不安分的异类和自己平起平坐，那真是对所有社会精英阶层价值观的侮辱。更为棘手的是，在德国19世纪下半叶的经济发展中获利最多的还是犹太人这个一直以来遭到嫉恨的边缘少数族群，这几乎为全社会涌动的怨恨、沮丧、偏见和憎恶提供了现成的靶子。

  在这一点上，正可看到像德国这样原先相对落后的国家，在剧烈的现代化转型中所遇到的问题。理论上说，现代社会应当不问每个人的出身、血统，为他们提供平等的机会和权利，并在他们获致成功时予以承认；但现实中远非如此。对19世纪末的德国犹太资产阶级来说，他们的成功背后险象环生：他们的财富非但不能顺利转化为社会地位，反倒强化了大众原有的偏见和嫉恨，当经济萧条时人们想的不是去完善市场机制，而是指责犹太人的贪婪、投机应为此负责。与此同时，相比起邻国，普鲁士的社会流动性也尤其低：旧贵族极不情愿将有影响力的犹太富豪册封为贵族，仿佛这是拿了不干净的钱来充实自己口袋。在整个1870年代，威廉一世总共只擢升了两位银行家为贵族。与现代社会的流动性必然带来的那种阶层模糊相反，德意志帝国总体上仍是一个阶层分明、难以逾越的世界，社会精英将“荣誉”看得比“财富”重要得多。

  在这样的社会气氛笼罩下，德国的资产阶级只是权力的影子，他们无法自信地站在舞台上。这比同样说德语的奥地利更严酷，斯蒂芬·茨威格在回忆一战前的奥匈帝国时说：“作为个人，我必须要承认，无论是在学校，在大学，还是在文学界，我从未因自己的犹太人身份遭到一丝一毫的压迫或侮辱。”但在德国，正如本书中一针见血指出的：“就像这个帝国不是资产阶级的国家，资产阶级无法（在一定程度上也不愿）建立自己的价值标准或生活方式，而是模仿潦倒的贵族。”根本就不存在独立自主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则一直发育不全，因而市民阶层从未获得充分的权利保障。这对犹太人的命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他们大部分人就是城市中产阶层，在跻身新富群体的同时却毫无保障，这样，一旦出现经济萧条、战争这样的紧急状态，他们往往就是混杂着仇富与排外理念的暴民最理想的替罪羊。

  这不仅仅是布莱希罗德或德国犹太人的悲剧，甚至也不仅仅是德国的悲剧，而是每个向现代化转型的国家所必上的一课。在美国这样原本就没有封建贵族的国家最为简单，几乎不经过阵痛就能度过镀金时代，但越是那些传统社会结构缺乏弹性的国家，这一过程就越是痛苦漫长。在印度尼西亚，苏哈托在漫长的统治时期里虽然与诸多华人富豪保持密切的私人联系，但他们却无人能被容许跻身政治精英阶层，这与随后到来的华人悲剧，看起来就像是德国犹太人历史的一次小规模重演。现代化所带来的社会流动性冲决一切，即便是印度那样几千年不变的种姓制度，都已经造成“百万叛变”的社会不满，因为最终只能是社会结构重组来与新情况吻合，而无法将新事物重新塞进旧的紧身衣里。从某种意义上说，德国犹太人是以他们的受难，告诉了我们这个惨痛的教训。

  已刊2018-10-13《第一财经日报》，标题改为《犹太人跻身德国新富群体，如何变成仇富和排外的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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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勘误：

  p.183：引发法国的内部奔溃：崩溃

  p.210：威廉却不愿接受德意志皇帝(German Emperor)这个新头衔。普鲁士国王只想要德国皇帝(Emperor of Germany)的头衔：确切地说前者是“德国人的皇帝”，而后者是地理意义上的“德国皇帝”

  p.677：1871年，汉堡居民中有43%的年收人低于840马克，但其中只有3.4%是犹太人：应是“但犹太人中只有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