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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选了徐先生的六十一篇文章，其中，半数以上是怀人、忆旧和悼念之文；所忆所念的对象多数是徐先生的师友，个别未曾亲与过从的，徐先生也都从个人角度刻画印象和抒写感受，所以这些文章，读来篇篇都使人感到亲切有味，仿佛能触摸到具体。或者可以说，这里有一册一个个知识分子的肖像合集，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就从这册合集里透露出来了。

六十一篇文章编为七组，每组的标题是编者加的。第一组“历史的观察”，其中有两篇是为宋儒朱善画像。第二组“新潮涌起中的旧学”，前三篇分别忆念徐先生早岁在武汉求学时的三位老师，刘凤章、王季多和黄季刚。当时正值五四前后，新学思潮涌来之际，三位旧学先生力学敦行的风貌，在徐先生的笔下栩栩如生。另有一篇《五四运动的一个角落》，徐先生回忆了在武汉时受到五四运动影响的情况，写出了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北京与上海是新文化运动在先，五四运动在后，而武汉则是“因有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才成为社会上的一股洪流”。这样的回忆，能把读者从只知“德先生”、“赛先生”的抽象认识中，一下子拉回到历史的现场。第三组“共担文化生命”各文，是徐先生对熊十力、马一浮、唐君毅等同道师友的忆念；最后一篇《（民主评论）结束的话》记叙了创办《民主评论》杂志的始末和甘苦。第四组“典型种种”五篇文章，分别谈吴稚晖、鲁迅、章士到、余嘉锡、殷海光五位学人，可以分别看作五种知识分子的典型。余嘉锡之外的四位，不仅有学名，有文名，更都是社会上的大名人，但徐先生最钦重的还是“埋头闭户，不务声华，认真治学”的余嘉锡先生，称其为“一个伟大知识分子”。第五组“怀人感逝”十一篇文章，所忆念的人，大陆的读者多不熟悉，借此可以了解徐先生播迁以后的交游。第六组“东海西海”，有的记日本的山人人物，有的谈对日本知识分子的看法，有的谈西方的知识分子，如爱因斯坦、汤恩比、毕加索。第七组“青年与教育”，徐先生的儒者襟袍中，始终装着青年一代，大至“青年往何处去”的方向问题，小至初中入学的国文试题，他都以一颗拳拳之心，坦陈已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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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统治阶层占了太久的人，决不相信从每一个人内心所发的精神状态，……尤其重要的，是以不合理的手段，取得了特权利益的人，每一改革，都与他的特权发生冲突，他们宁愿只保持今天的特权，决不想到明天的死活。

我们中国之可悲，是在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容许面对最大最彰明显著的罪恶敢讲一句真话。一个罪犯所编造的谎言，在最高权利者的明示或暗示之下，必使它成为千千万万人的共同谎言。于是把千千万万无辜的人也变成犯罪者的共犯。中华民族要翻身，必从有一席之地能允许人敢讲真话开始。

夫徇己之心切，则至公之理乖，贪任之性彰，则廉洁之风薄。

书籍介绍

本书选了徐先生的六十一篇文章，其中，半数以上是怀人、忆旧和悼念之文；所忆所念的对象多数是徐先生的师友，个别未曾亲与过从的，徐先生也都从个人角度刻画印象和抒写感受，所以这些文章，读来篇篇都使人感到亲切有味，仿佛能触摸到具体。或者可以说，这里有一册一个个知识分子的肖像合集，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就从这册合集里透露出来了。

六十一篇文章编为七组，每组的标题是编者加的。第一组“历史的观察”，其中有两篇是为宋儒朱善画像。第二组“新潮涌起中的旧学”，前三篇分别忆念徐先生早岁在武汉求学时的三位老师，刘凤章、王季多和黄季刚。当时正值五四前后，新学思潮涌来之际，三位旧学先生力学敦行的风貌，在徐先生的笔下栩栩如生。另有一篇《五四运动的一个角落》，徐先生回忆了在武汉时受到五四运动影响的情况，写出了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北京与上海是新文化运动在先，五四运动在后，而武汉则是“因有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才成为社会上的一股洪流”。这样的回忆，能把读者从只知“德先生”、“赛先生”的抽象认识中，一下子拉回到历史的现场。第三组“共担文化生命”各文，是徐先生对熊十力、马一浮、唐君毅等同道师友的忆念；最后一篇《（民主评论）结束的话》记叙了创办《民主评论》杂志的始末和甘苦。第四组“典型种种”五篇文章，分别谈吴稚晖、鲁迅、章士到、余嘉锡、殷海光五位学人，可以分别看作五种知识分子的典型。余嘉锡之外的四位，不仅有学名，有文名，更都是社会上的大名人，但徐先生最钦重的还是“埋头闭户，不务声华，认真治学”的余嘉锡先生，称其为“一个伟大知识分子”。第五组“怀人感逝”十一篇文章，所忆念的人，大陆的读者多不熟悉，借此可以了解徐先生播迁以后的交游。第六组“东海西海”，有的记日本的山人人物，有的谈对日本知识分子的看法，有的谈西方的知识分子，如爱因斯坦、汤恩比、毕加索。第七组“青年与教育”，徐先生的儒者襟袍中，始终装着青年一代，大至“青年往何处去”的方向问题，小至初中入学的国文试题，他都以一颗拳拳之心，坦陈已见。

• 作者：库库子 发布时间：2020-06-21 23:12:06

  这本书有故事，但不纯是叙事；有观点，却又不是研究。我对锦衣卫很感兴趣，但这本《锦衣卫》读起来却是味同嚼蜡。把史料全部改成白话实在是败笔，吃作者嚼过的饭还不如自己去看史书，何况这饭也不是很难下咽。

• 作者：老萨 发布时间：2007-03-24 09:43:17

  为谁立命。我不会是知识分子

• 作者：福 禄 夀 发布时间：2010-12-28 23:52:19

  “此处有删节”如今是我最讨厌的五个字。

• 作者：悦 发布时间：2008-03-31 23:47:46

  第一次看他的书，感觉一般。

• 作者：半闲斋 发布时间：2012-08-26 08:20:37

  我特别喜欢读其中回忆师友的这类文字

• 作者：归去来兮 发布时间：2011-01-05 00:09:16

  可惜大陆版删减甚多

• 金庸和大仲马

  作者：沙欤@小号鲨鱼 发布时间：2008-07-24 11:20:28

  现在可以说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位外国作家的名字了：大仲马。早在大学时代我就看过我能够找到的所有他的作品，当然是中译本。《三个火枪手》这本书更是作为床头书在寝室放了很久，直到过了借阅期才恋恋不舍地归还，第二年又借出来一次。

  法国的金庸——这是比较直观的形容。按照先后与文学史上的地位，或者应该说，金庸是中国的大仲马。读他的书是相当愉快的经历：引人入胜的情节，轻松幽默的对白，疏密相间的场景描写，还有让人快活的人物。没有沉重的哲学思考，没有刻意要反映的历史与现实，就是讲一个有趣故事。在这一点上，他比金庸更加纯粹。小说=好故事这个观念，就是他最先带给我的。

  这也是大仲马被很多人不屑的理由，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也曾津津有味地捧读过《基督山伯爵》。毫无价值的通俗小说——我所尊敬的一位朋友这样评价过。但并不妨碍我自己的喜欢，总而言之，我就适合这一类粗浅读物。

  金庸自己也曾提到大仲马，我记忆中大概有两处，一是说到《侠隐记》（《三个火枪手》或《三剑客》的旧译），二是复述了大仲马的名言：历史是用来挂小说的钩子。可以看出他的确受到了这位法国作家的影响，《鹿鼎记》中周旋于皇室与天地会之间的韦小宝，有达达尼昂的影子；而《连城诀》里牢狱一段，明显承袭了基督山伯爵中的描写。不同的是，金庸的作品更加社会化，有隐含其中的政治观点，大仲马则要轻松得多，诚如他所言，历史与观点只是钩子，故事与人物才是最重要的。

  说到这里大约就要提到中国与法国不同的民族特点。宗法制度下的大一统的中国，历史与社会的大背景无处不在；相对而言法国尽管也经历了集权时代，却始终保留了注重自由与尊严的骑士传统和市民精神。最周密最黑暗的宫廷阴谋，也可以用一种轻松有趣的笔法来描写，并没有什么必须要为之牺牲的主义，自由、爱情、友情才是最重要的。

  和多数人不一样，大仲马的小说里最喜三剑客，其次玛戈王后，基督山伯爵倒不是很喜欢。三剑客最让人动心的是友情，玛戈王后则是爱情，收藏断头台上爱人头颅的情节在《红与黑》中曾被提到并效法。铁面人的故事被一再拍成电影，对历史出人意料又丝丝入扣的假想令人拍案叫绝，此外还有那些充满机智以及不动声色冷幽默的对话，每部小说中都可以找到让人哈哈大笑的细节。

  不得不说中国的翻译出版事业实在太滞后。大仲马的小说，国内翻译过来只有寥寥几部，而且很少再版。就连三部曲，除了三剑客之外，后两部也难觅芳踪。前一段时间无意中在书店看到《二十年后》，赶紧买下来，《布拉热隆子爵》却遍寻不得。不能理解的是，为何要将同一部书翻来覆去作出无数译本，却不考虑寻找更多的书源？是保守偷懒的心态还是引进的限制？在我，还是希望这位拥有世界最多读者群的作家能够更多被介绍到中国来。

  写完之后，在网上找到一段金庸与池田大作的对话，其中一段：“《侠隐记》一书对我一生影响极大，我之写武侠小说，可说是受了此书的启发。法国政府授我骑士团荣誉勋章时，法国驻香港总领事Gilles Chouraqui先生在赞词中称誉我是‘中国的大仲马。我感到十分欣喜，虽然是殊不敢当，但我所写的小说，的确是追随于大仲马的风格。在所有中外作家中，我最喜欢的的确是大仲马，而且是以十二三岁时开始喜欢，直到如今，从不变心。”

  如此说来，金庸果然是大仲马的追随者。看到我所喜爱的作者如此褒扬另一位，真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啊。

•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知识分子精神？

  作者：豆友3885817 发布时间：2013-06-10 18:12:31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知识分子精神？

  ——兼评徐复观《中国知识分子精神》

      今日之中国，还有什么样的知识分子精神吗？

      一提到知识分子精神，我们顿时便会想到积极高调的儒家和中国启蒙派。然而，学术界于二者之批评已绝非一天两天。有论者言，儒家和中国启蒙派最大的错误都是觉得必须代表大众、帮助大众或唤醒大众才能实现天下大同或自由平等的理想。可问题是，读书人是大众吗？如果他们不是大众，他们又怎么能代表大众，从而为公众利益而做出贡献与牺牲呢？大众是可以被唤醒的吗？鲁迅先生不就早论述过这一点吗，这些人本来熟睡着，你干嘛非要敲醒他们，让他们徒增绝望和悲伤呢？

  　　

      依那些旨在回归古典政治哲学的施特劳斯派学者看来，民众是无法唤醒的，所谓的唤醒只不过是将他们从一个洞穴带入另一个洞穴而已。他们需要的永远只是意见，或用今天的话说是“意识形态”，而不是真理。他们没工夫思辨何谓正义、何谓自由、何谓善治，也对真理没有热情，更没工夫分辨各种主义话语的是非对错，他们要的是现成的是非善恶。

  　　

  　与施派的精英立场相比，儒家学说并没有对真理与意见之截然区分的论述，更没有以柏拉图式“高贵的谎言”来蒙蔽民众的措辞，儒者视教化（或启蒙）为天经地义，没有什么是好隐藏的，没有话不能明说。而且，儒家学说一开始的先验预设便是这种“忧以天下，乐以天下”的态度，修齐治平更是每个知识分子的绝对命令。然而，在强大的现实政治的压力下，儒者的高调往往只能换回官场的蝇营狗苟，中庸往往变为乡愿，慎独往往变为缄口，报国往往变为媚上。凡是通过科举，进入官场的文人墨客，能坚持知识分子精神的，都不得好活或不得好死。只有放弃读书人的骄傲，彻底沦为犬儒（按字面意思解即狗一般的儒者），以圣上的“临幸”为毕生追求才能苟全性命。尽管“十三经”上的义理如此诱人，但它毕竟不是中国社会的现实写照，更不是知识分子在历史中的真实表现。

  　　

  　其实，无论古今中外，只要专制的强度足够大，什么知识分子精神都难得伸张。在极大的政治压力下只能涌现出佛老之学与伊壁鸠鲁主义，更何况中国的知识分子之独立性本就先天不足，其政治依附倾向早已深入骨髓，按徐复观先生所言：“非旷代大儒，即不能完成人格精神之独立自主；而政治主动性之被完全剥夺，更无论矣。才智之士，依附于一二悍鸷阴猾之夫，以成其所为功名事业，则饰其所主者曰‘圣君’，而自饰曰‘贤相’；圣君贤相，乃中国历史中最理想之政治格局，固不知此种格局之背后，实际藏有无限之悲剧也。”——此种痛彻之议论，作为一个新儒家，在当时实乃振聋发聩之呐喊也。于是，在这种既定格局中，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只能是幻想，或只能存在于商业水平和生产力极低的小国寡民社会中。

  　　

  　因此，我怀疑知识分子到底能对社会改良起多大的正面作用。知识分子既然无法提供生产力和任何物质贡献，他们就只能靠贩卖自己的学说或观念来作用于社会，企图影响世道民心。然而，就拿儒家义理来说，儒家哲学之高蹈，理想之远大，境界之宏远，皆于民众拉开一个极深的鸿沟，我总是禁不住要问“圣人之教，如何可能？”的问题。再加上儒家知识分子过分热衷于现实，过分关注世俗大众，反而同社会失去了应该有的理性距离，故此常常放弃自己的独立人格，也常常将自己的私人利益做出公然的让渡，天下为公的“热心肠”哲学反而难以达到改良现实的初衷。原因是，儒家乃至中国文化中都没有“为知识而知识”的超然立场。书斋里的革命绝不可被陈胜吴广的革命所代替，缺少了热爱真理、追求真理的缓冲维度，中国士人只能急于求“道”，却往往误入歧“道”；同时，由于缺少对普通民众终极关怀的维度，中国知识分子的现实关怀，往往流于最粗俗意义上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即只为人民群众能否吃饱穿暖，天下能否太平，分配能否均匀而操心；即使有道德教化，也只停留在劝善而非对民众在精神上的全面引导为其弘旨。

  　　

  　再拿中国启蒙派（1920s和1980s）来说，虽然一开始就拿儒家开刀，可他们依然无法彻底反省发起思想解放运动的真正动机：即替人民说话，代大众立言，救老百姓于水生火热的伦理使命。五四一代的知识分子为了达到反帝、民主、科学的目的，个人自由是可以不要的，小我的利益是可以不要的，于是纷纷加入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世界主义的主义洪流中，或干脆投诚于列宁式政党，最终要么被规训，要么被摧毁，于国于家皆不得所用。这种使命感在俄国知识分子中可能表现得更为突出，此伦理使命一言以蔽之，曰民粹主义也。而此种民粹主义其实又和东方的农业经济和对土地的依恋有着天然的联系，因此五四一代的反传统依然是传统式的，他们仍活在儒家的阴影中。

  　　

  　两次启蒙运动，都以政治形势的转向而消亡。1990年代后，中国的启蒙之声告一段落，学术代替了思想：李泽厚的康德批判开启了时代之窗，然后经由新康德主义的鸡零狗碎，最终夹杂着叔本华、尼采等一干“诗化哲人”都融入了海德格尔的“存在之问”当中。进入新千年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人开始大打国学和文化保守主义的牌，骨子里仍然是佛老或伊壁鸠鲁主义的翻版：哪里有专制可反，好好修炼古典心性即可；当然，这些弄潮儿早已经从1980年代的幼稚中吸取了足够的教训，他们懂得微言大义和识时务者为俊杰的道理。于是，儒家学说成了明哲保身的实用技能，以康德得集大成的启蒙精神也被引入的福柯乱箭射死，中国还有什么问题吗？中国好得很呐。于是，常以“真正的知识分子”自居的自由主义公知成了众矢之的，因为他们在微博和社交网络上的言论足以蛊惑民心，再加上他们不敬权威，扰乱城邦秩序，理应被诛或流放。按照保守主义者的眼光来看，这些公知都是“知识人畜群”，他们遮蔽了哲人王的光芒，他们争先恐后地要拿知识和真相与人民分享，企图是搅乱城邦的自然秩序，而这对一个社会的长治久安是极其危险的。因此，以当今的中国思想界而言，何谈什么知识分子的精神？知识分子的精神就是没有精神。

  　　

  　与弥漫在整个当代中国的知识气氛相比，徐复观所谓的知识分子精神显得有些过时。即使单拿一篇文章过来阅读，所谓“担负”、“解放”、“使命”、“反抗”、“专制”等词汇出镜率之高，就足以令国朝士人笑掉大牙。他毕竟是新儒家中的老一代了，比不上如今可以通三统的儒家社会主义。然而，其观念虽说“老”，但精神气却有一副少年中国的架势。在给张君劢先生贺寿的一篇文章中，他对孙中山赞誉有加，号召大家为反抗专制而起来搞“书生造反”。同时他鄙视当时的所谓自由民主人士，说他们都是言行不一。只有搞书生造反，搞宪政民主，才能继承孔、孟、程、朱、陆、王的知识分子精神。倘若这些先儒生于他所在的时代，也必定会为民主而组织在野党。然而这种言论，和今日中国之自由主义又有什么不同呢？于是，徐复观先生犯了儒家与启蒙派的双重错误。

  　　

  　以鄙人浅见，我们不应把知识分子当作唯一的可信赖对象。就社会改良或人性的解放而言，知识分子的作用并不大。况且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本身就有太多暧昧与悖论了。究竟什么样的人才算知识分子？把握真理，追寻智慧、区分善恶？知识分子与哲人、民众到底处在什么样的关系网络中？学院派和民间派究竟何者才能代表知识分子？读了书的政治家或革命党到底算不算知识分子？这一系列问题显然难以回答和梳理，更没有统一的答案。另外，即使拿“启蒙”来说，这又是一出理不清的公案。启蒙，按照康德的意思是指，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而且由于缺乏勇气，以及懒惰和怯懦，人类天然地会出于不成熟的状态。只有大胆地使用理性，那代表自由的理性，人类才会成熟起来。然而，据福柯所言，首先，随着200多年的启蒙运动，带来的仅仅是各种政治、经济、体制的权力实现；其次，启蒙与人文主义渐行渐远，它缺乏这个维度；再次，启蒙只带来了技术的增长，技术对人的控制愈发肆虐，人本身仍处于不成熟的状态。因此，所谓康德意义上的启蒙，是个永远无法达到的目标。

  　　

  　　 这样的话，如果知识分子以启蒙大众为己任，那么知识分子的精神实际上是害人的。几百年来，随着人类知识的进步，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被知识分子所启蒙，人类却越来越被体制、技术、欲望和权力所奴役，知识分子这个现代性的产物，更像一个蛀虫，危机了整个的人类处境。也许，知识分子的精神并不应投射在启蒙或救助民众，它首先应该自救，只有重新思考人究竟意味着什么，知识究竟意味着什么，并同时不断地批判自己的有限认知，才会开启一条新路。就这一点来说，知识分子的精神反而在于勇敢承认我们的无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