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讲义 pdf mobi txt 2024 电子版 下载

一、编辑推荐

1.本书全文收录了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与吕留良的《四书讲义》一一对应，相得益彰，前者相当于清代科举考试的教材，后者相当于教辅，一本包涵二书。

2.本书对《四书》精义和理学精髓有着深入阐发，对理解中国古代思想有莫大助益。

3.吕留良作为明清易代之际的理学家，以八股文评选著称，多关注出处、辞受、君臣、朋友之道，提倡重节义、反功利，此正为朱子理学之精髓，更是孔孟儒家之真谛，故在当时即起到了推尊朱熹理学、维挽士风的作用。

4.吕留良因为在雍正乾隆时期受曾静案文字狱牵连，著作被全面禁毁，流传极稀，本书的整理，不仅有助于推动吕留良研究的全面深入展开，对清初理学的研究、中国学术思想史的研究都极有裨益。

二、内容简介

吕留良（1629～1683）是清初著名的理学家、出版家、诗人。一生从事朱子理学的研究与传播，对清初朱子理学的提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理学思想与学术观点，大都保存在其文集（书信、序跋等）与时文评点中。其时文评语，后经其弟子陈鏦汇辑为《四书讲义》刊行。此次吕留良《四书讲义》的整理，以康熙二十五年吕氏天盖楼刻本为底本进行点校，并将讲义内容与朱子《四书章句集注》逐条对应，不仅有助于阅读，而且也便于对比考察吕留良朱学诠释的成就。

序（张天杰）

整理凡例

弁言（陈鏦）

四书讲义卷一

大学一 经一章

四书讲义卷二

大学二 传首章至传七章

四书讲义卷三

大学三 传八章至传十章

四书讲义卷四

论语一 学而篇凡十六章

四书讲义卷五

论语二 为政篇凡二十四章

四书讲义卷六

论语三 八佾篇凡二十六章

四书讲义卷七

论语四 里仁篇凡二十六章

四书讲义卷八

论语五 公冶篇凡二十七章

四书讲义卷九

论语六 雍也篇凡二十八章

四书讲义卷十

论语七 述而篇凡三十七章

四书讲义卷十一

论语八 泰伯篇凡二十一章

四书讲义卷十二

论语九 子罕篇凡三十章

四书讲义卷十三

论语十 乡党篇凡十七章

四书讲义卷十四

论语十一 先进篇凡二十五章

四书讲义卷十五

论语十二 颜渊篇凡二十四章

四书讲义卷十六

论语十三 子路篇凡三十章

四书讲义卷十七

论语十四 宪问篇凡四十七章

四书讲义卷十八

论语十五 卫灵公篇凡四十一章

四书讲义卷十九

论语十六 季氏篇凡十四章

四书讲义卷二十

论语十七 阳货篇凡二十六章

四书讲义卷二十一

论语十八 微子篇凡十一章

四书讲义卷二十二

论语十九 子张篇凡二十五章

四书讲义卷二十三

论语二十 尧曰篇凡三章

四书讲义卷二十四

中庸一 第一章至第十一章

四书讲义卷二十五

中庸二 第十二章至第十六章

四书讲义卷二十六

中庸三 第十七章至第十九章

四书讲义卷二十七

中庸四 第二十章

四书讲义卷二十八

中庸五 第二十一章至第二十六章

四书讲义卷二十九

中庸六 第二十七章至第三十三章

四书讲义卷三十

孟子一 梁惠王上凡七章

四书讲义卷三十一

孟子二 梁惠王下凡十六章

四书讲义卷三十二

孟子三 公孙丑上凡九章

四书讲义卷三十三

孟子四 公孙丑下凡十四章

四书讲义卷三十四

孟子五 滕文公上凡五章

四书讲义卷三十五

孟子六 滕文公下凡十章

四书讲义卷三十六

孟子七 离娄上凡二十八章

四书讲义卷三十七

孟子八 离娄下凡三十三章

四书讲义卷三十八

孟子九 万章上凡九章

四书讲义卷三十九

孟子十 万章下凡九章

四书讲义卷四十

孟子十一 告子上凡二十章

四书讲义卷四十一

孟子十二 告子下凡十六章

四书讲义卷四十二

孟子十三 尽心上凡四十六章

四书讲义卷四十三

孟子十四 尽心下凡三十八章

附录一

大学章句序

中庸章句序

论语序说

读论语孟子法

孟子序说

附录二

天盖楼四书语录序（钱陆灿）

天盖楼四书语录序（王登三）

吕子评语正编略例（车鼎丰）

吕子评语馀编略例（车鼎丰）

四书讲义提要（伦明）

吕留良（1629～1683），明末清初杰出的学者、思想家、诗人和时文评论家、出版家。又名光轮，一作光纶，字庄生，一字用晦，号晚村，别号耻翁、南阳布衣、吕医山人等，暮年为僧，名耐可，字不昧，号何求老人。浙江崇德县（今浙江省桐乡市崇福镇）人。顺治十年应试为诸生，后隐居不出。康熙间拒应满清的鸿博之征，后削发为僧。死后，因曾静案牵连，雍正十年被剖棺戮尸，子孙及门人等或戮尸，或斩首，或流徙为奴，罹难之酷烈，为清代文字狱之首。吕留良著述多毁，现存《吕晚村先生文集》、《东庄诗存》等。

陈鏦，字大始，浙江省德清县人。博学，通诗古文辞，善书法。康熙十三年从吕留良问学，有所得。性情耿介，疾恶甚严，朋友稍不合义，即大声疾呼，深与辩论。辑有其师吕留良时文评选《吕晚村四书讲义》。

俞国林，浙江桐乡人。2001年7月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现任中华书局文学编辑室主任兼学术出版中心主任。编著有《天盖遗民：吕留良传》、《顾颉刚旧藏签名本图录》、《宋云彬旧藏书画图录》、《吕留良诗笺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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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一、编辑推荐

1.本书全文收录了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与吕留良的《四书讲义》一一对应，相得益彰，前者相当于清代科举考试的教材，后者相当于教辅，一本包涵二书。

2.本书对《四书》精义和理学精髓有着深入阐发，对理解中国古代思想有莫大助益。

3.吕留良作为明清易代之际的理学家，以八股文评选著称，多关注出处、辞受、君臣、朋友之道，提倡重节义、反功利，此正为朱子理学之精髓，更是孔孟儒家之真谛，故在当时即起到了推尊朱熹理学、维挽士风的作用。

4.吕留良因为在雍正乾隆时期受曾静案文字狱牵连，著作被全面禁毁，流传极稀，本书的整理，不仅有助于推动吕留良研究的全面深入展开，对清初理学的研究、中国学术思想史的研究都极有裨益。

二、内容简介

吕留良（1629～1683）是清初著名的理学家、出版家、诗人。一生从事朱子理学的研究与传播，对清初朱子理学的提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理学思想与学术观点，大都保存在其文集（书信、序跋等）与时文评点中。其时文评语，后经其弟子陈鏦汇辑为《四书讲义》刊行。此次吕留良《四书讲义》的整理，以康熙二十五年吕氏天盖楼刻本为底本进行点校，并将讲义内容与朱子《四书章句集注》逐条对应，不仅有助于阅读，而且也便于对比考察吕留良朱学诠释的成就。

• 作者：翠大N 发布时间：2023-12-05 10:31:07

  #11月通州图书馆 我觉得就那么回事儿 小朋友很喜欢，可能这个形式有意思吧

• 作者：信电影得永生 发布时间：2018-03-28 16:32:36

  好奇宝宝之身体认知+情绪安抚。三星

• 作者：甚欠 发布时间：2019-01-06 20:49:38

  愿天堂没有计算物理

• 作者：DDD. 发布时间：2022-02-12 22:33:38

  挺细的，在认知范围内

• 作者：Y 发布时间：2022-12-15 20:05:30

  朱冰老师翻译的书居然打这么低，我个人觉得这本书很好，可能是被朱老师人格魅力征服了吧，要配合国科大朱老师的表观遗传学这门课一起食用效果更佳，现在表观遗传领域已经有很多重大的进展了，个人觉得这本书作为表观遗传学入门是必备的，期待老师把新的一版翻译出来，这本还是有点老了（因为懒所以不想读英文原著

• 作者：匿 发布时间：2013-08-06 12:12:35

  我妈送我的印象最深的一本书。里面还夹着我每看必哭的一封信。年轻时候办过太多错事了。

• 张天杰：吕留良时文评选中的遗民心态与朱子学思想——以《四书讲义》为中心

  作者：理一分殊 发布时间：2021-06-21 23:20:21

  原文载丨《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第4期。

  摘要：

  生于明清之际的吕留良，因其家庭出身而有着曲折的遗民心态，愈来愈坚守明遗民的节操，同时在思想上也愈来愈尊朱辟王而毫无假借。他的思想通过时文评选这一独特形式进行传播，后汇为《四书讲义》一书，他对朱子的阐发在义理层面是统一、精切、独到的，无论是对王阳明、陈亮学术的排斥，还是对夷夏之辨以及君臣、封建、井田的讨论，都是从节义之道引申而发展了朱子学。

  摘要：

  吕留良；时文评选；《四书讲义》；清初朱子学；遗民心态

  吕留良（1629—1683），字庄生，又名光轮，字用晦，号晚村，别号耻斋老人、南阳布衣；暮年为僧，名耐可，字不昧，号何求老人，浙江崇德县（康熙元年改名石门县，今属桐乡市崇福镇）人。吕留良是明末清初著名的诗人，同时又是著名的理学家、时文评选家、刊行“程朱遗书”著称的出版家，后三者则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其相关成果之一便是《吕晚村先生四书讲义》（以下简称《四书讲义》）。

  早在清初，就有人称吕留良思想主旨为“尊朱辟王”，故而每每论及其学术思想，学者们大多强调其“尊朱辟王”的一面，这就很难解释，为什么在雍正朝深受吕留良影响、同样倡导“尊朱辟王”的陆陇其获得了清廷的推崇，而吕留良却沦为文字狱批判的对象？［1］于是学者们又转而表彰其“夷夏之防”的一面，或认为其君臣、封建、井田等思想极有价值，那么这些带有“启蒙”色彩的思想，与朱子学又是什么关系呢？学界尚未有专论将其“尊朱辟王”、“夷夏之防”等问题相互之间的关系解释清楚。j事实上吕留良虽受朱熹影响极深，但年轻时对王阳明的心学也抱有极大的兴趣，当时推崇王学的浙东学者黄宗羲也在吕家处馆多年。吕留良后来之所以转而倡导尊朱辟王，改请推崇朱子学的张履祥来吕家处馆，还有他在《四书讲义》之中对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的诠释，以及对君臣、封建等问题的看法，都与其曲折发展着的遗民心态有关，只有将此二者充分结合来讨论，方才能够真正明晰其朱子学思想的真正实质，故有必要从明清易代这一时代背景与其遗民心态这个角度，来对其学术思想加以重新考察。

  一

  吕留良的本生祖吕熯，明嘉靖时为江西淮府仪宾、尚南城郡主，后为了侍养父母而与郡主一同回籍。本生父吕元学，万历二十八年（1600）举人，后谒选为繁昌知县，兴利除弊，有循吏之称。吕元学育有五子：大良、茂良、愿良、瞿良和留良。吕茂良，官刑部司务；吕愿良，官维扬司李。吕留良，父卒后四月，方由侧室杨孺人所生，诞生之后，其母无力照料，将他交给三兄愿良夫妇抚育。吕留良三岁时，三嫂又病故，过继给堂伯父吕元启。不久之后嗣父、嗣母，以及本生母相继过世，故而吕留良的少年时代几乎都是在不间断的服丧之中度过，“计自始生至十五岁未尝脱衰绖”，不可不谓孤苦凄凉。［2］63-72当时的吕家，还是一个深受明朝恩泽的官宦世家、文化世家，故而少年失怙的吕留良，得以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并表现得聪慧超群。

  十六岁时，吕留良遭逢明亡清兴，不得不面临艰难的出处抉择。起先，吕留良散金结客、毁家纾难，曾与其友孙爽、侄吕宣忠等人参与过太湖义军的抗清斗争，失败之后吕宣忠被杀，吕留良于悲痛之中逃逸他乡。后来，因为害怕仇家陷害，羽翼未丰的吕留良于顺治十年被迫易名应试而成为清朝的诸生。其子吕葆中在《行略》中说：“癸巳始出就试，为邑诸生，每试辄冠军，声誉籍甚。”［3］864由此可知当时的吕留良，虽不汲汲于功名，却在举业上有着非凡的才能，之后从事时文评选而成名也就不足为怪了。直到康熙五年，吕留良方才决意摒弃科考，被革去秀才，这在当时也是惊人之举，吕葆中《行略》说：“一郡大骇，亲知莫不奔问旁皇。”［3］865此时写有著名的《耦耕诗》，表达其隐居不出、终老乡野的志向，其二曰：“谁教失脚下渔矶，心迹年年处处违。雅集图中衣帽改，党人碑里姓名非。苟全始信谈何易，饿死今知事最微。醒便行吟埋亦可，无惭尺布裹头归。”［4］443然而清廷却并未轻易放过吕留良，康熙十七年（1678）有博学鸿儒之征，浙江当局首荐吕留良，他誓死拒荐；康熙十九年又有山林隐逸之征，吕留良闻知消息当即吐血满地，无奈只得在病榻之上削去头发，披上袈裟，后隐居于吴兴妙山的风雨庵。［2］255-256即便如此，生前节义之间的挣扎结束了，死后却依旧难以免除是非。雍正十年，吕留良被剖棺戮尸，甚至连累子孙以及门人，或被戮尸，或被斩首，或被流徙为奴，罹难之惨烈，可谓清代文字狱之首。［2］378、397

  由此可知，吕留良原本就是一个前明的遗少，然而为了其家族在清廷之下的生存，不得不在科考等方面有所让步。但是，与一涉科考便有心功名的变节遗民不同，吕留良的遗民情结是自始至终萦绕在胸的，故而一旦时机较为成熟，便又退守其遗民本色，且颇为坚决，毫不假借。之所以略述吕留良之生平，及其遗民心态之曲折，是因为与其学术思想之发展息息相关。

  二

  吕留良一生从事朱子学，然与当时其他理学家不同，不以语录、讲章行世，而以时文评选著称，而《四书讲义》便是其时文评选之中发明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相关义理的精华。

  时文，也即八股文、四书文，又称制义、时艺等。明、清两代科举考试的第一场，就是以八股文考试学子，以《四书》中的句子命题而代圣贤立言，又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准，故而对于《四书》以及朱子学是否有着正确的理解，成为士人科举乃至人生成败的关键。如果说学风、士风端正则八股取士也能求得真才实学。事实上，生逢明清之际的乱世，学风、士风皆难免乖戾，这在结社、选文上表现尤其突出。吕留良《东皋遗选序》说：

  自万历中，卿大夫以门户声气为事，天下化之。士争为社，而以复社为东林之宗子，咸以其社属焉。自江淮讫于浙，一大渊薮也。……凡社必选刻文字，以为囮媒。自周钟、张溥、吴应箕、杨廷枢、钱禧、周立勋、陈子龙、徐孚远之属，皆以选文行天下。选与社例相为表里。［5］160

  当时的复社、应社、几社，以及吕留良之兄吕愿良集合浙省十余郡文士所举的澄社，吕留良之友孙爽、侄吕宣忠等所举的征书社，也都有选文之举。而举征书社之时，年仅十三岁的吕留良就曾参与，且能“千言立就，芒彩四射”［3］864。

  吕留良本人曾两度从事时文评选，并成为与艾南英、陈子龙等齐名的时文名家，“今者鹿洞之遗书同南阳之评本，无不家庋户肄”［3］871。王应奎《柳南续笔》说：“本朝时文选家，惟天盖楼本子风行海内，远而且久。”［6］163其前期的时文评选时间较短，约为顺治十二年（1655）至十八年。抗清失败后，吕留良不知当如何出处，如何治生，于是应他人之邀而从事选文，他在《庚子程墨序》中说：“盖中无恒业，则日见无事，见无事则益凷然无所用其心，心无所用，则其苦有甚于逼迫程限之役者，故欣然受之而不辞也。”［5］167由此来看，吕留良早期的时文评选并无明确目的，主要当是因为出处节义的困扰而内心苦闷彷徨，借以填补无所用之心。康熙五年（1666）被革去秀才之后，再度从事时文评选，直到康熙十二年。

  为什么吕留良人到盛年，又再度以此为业呢？一方面，因为放弃诸生后治生之需要，当时的吕家生口繁盛，吕留良也不得不多方寻求治生之法。他在与多位友人的书信之中都曾提到选文之业所带来的财力，如在《与董方白书》中就说：“选文行世，非仆本怀，缘年来多费，赖此粗给，遂不能遽已。”［5］118另一方面，因为寄托议论、讲明义理之需要。其实就治生而言，当时的吕家毕竟还是大家族，当有众多的途径。故而吕留良钟情于选文，主要还是处于一种道义上的担当，也是吕留良借时文而有所寄托的一面。吕留良自己在《与施愚山书》中也说：“某跧伏荒塍，日趋弇固，偶于时艺，寄发狂言，如病者之呻吟，亦其痛痒中自出之声，而赏音者以为有当于歌讴。”［5］16而在《答张菊人书》之中，则又详细解说了对于时文的态度，他说：

  自来喜读宋人书，爬罗缮买，积有卷帙，又得同志吴孟举互相收拾，目前略备。……盖宋人之学，自有轶汉唐而直接三代者，固不系乎诗也。又某喜论《四书章句》，因从时文中辨其是非离合，友人辄怂恿批点，人遂以某为宗宋诗、嗜时文，其实皆非本意也。［5］32

  所谓喜好宋人之书、宋人之学，主要就是指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而其次则涉及宋诗，故吕留良与吴之振（孟举）一起选刻了《宋诗钞》。吕留良认为朱子学是“直接三代”的真学问，故而通过时文来辨析朱子《四书》学说中的“是非离合”是其内在本意所在，至于外在形式之“时文”虽偶有讲求然并不太在意，故有人说他“嗜时文”、“时文选手”则“深耻而痛恨”［5］71。当时的吕留良，在家中开设了天盖楼书局，还到南京等地售书。自己刊刻并发行所评选的时文选本之后，摆脱了书商约定评选时限、篇幅之类的约束，也摆脱了评语体例上的限制，于是这些与众不同的优质时文选本开始风行起来，这就不只是为了增加收入，而是为了真正实现改革时文，并藉此弘扬朱子理学了。

  那么作为一种道义上的担当，吕留良为什么要选择时文评选？其背后还有更为深层的三大原因。其一，吕留良对于晚明士人的结社、选文之风并不满意，认为是“以门户声气为事”，在他《东皋遗选序》中还说：“于是郡邑必有数社，每社又必有异同，细如丝发之不可理。磨牙吮血，至使兄弟姻戚不复相顾。”［5］160-161可见当时结社之多，社与社之间又因为评选时文等利益冲突，故而产生了门户之争。士风之坏，除了结社本身，影响更大的还是时文评选行业。吕留良《答赵湛卿书》指出：

  盖“选手”二字，某所深耻而痛恨者，不幸其行迹如之。尝谓近世人品文章，皆为选手所坏，……若其苟且卑污，靡所不为，一副龌龊肺肠，不堪照看。目未识贵人，辄呼其字甫，若旧知深好；名未通一刺，已谱叙交契，攀撦线索，谓某某手授邮寄。士林廉耻之道，至此扫地尽矣。［5］71

  吕留良一再强调虽为“选手”，却又以“选手”二字为耻，他本人亲自从事选业十多年，故深知其中的弊病。确实当时“选手”多有“龌龊肺肠”，以至于坏了“人品文章”，为了谋求暂时的利益，有许多“选手”全然不顾廉耻了。吕留良在其后期，之所以还在坚持时文评选，就是为了矫正此不良之风。

  其二，吕留良虽不认同八股取士，但也不认为问题出在八股文上。当时的科举以八股文考试为重，导致了许多考生的枕边秘籍几乎只有时文评选的册子。不过究其病根，却并不在八股取士上头。吕留良《戊戌房书序》说：

  自科目以八股取士，而人不知所读何书。探其数卷枕秘之籍，不过一科贵人之业。……然以为科目之弊专由八股，则又不然。

  夫科目之弊，由其安于庸腐，而侥幸苟且之心生。文气日漓，人才日替，陈陈相因，无所救止。……且此数十万庸腐之儒者，其耳目无所开，其心思无所用，游谈妄议，武断乡曲以为蠹，如此而人心不坏，教化不坏，事业不损，衣食不耗，而无害于国家者，未之前闻。［5］172-173

  应该说他看得还是很准的，科举的弊病，其根源还在于人心，人心容易“安于庸腐”，又在科举考试上报有“侥幸苟且之心”。这些庸腐的儒者，不愿认真研读诸如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等经典，只将希望寄托在时文选本之上，方才导致了“文气日漓，人才日替”，导致了“游谈妄议，武断乡曲”，最后就是亡家、亡国。吕留良在《今集附旧序》中也说：

  今日文字之坏，不在文字也，其坏在人心风俗。……今天下之视文字，殆不啻糠秕糟魄矣，岂皆学圣贤之学者与？……惟其视文字也轻，故明知其庸恶陋劣而不以为耻，曰：“吾以钓声利，弋身家之腴而已。”程子曰“洒扫应对，可以至圣人”，则知举业亦可以为伊傅、周召，然而闻此说也，则群哑哑而笑矣。［5］163-164

  时文之作原本意在学孔孟、程朱等圣贤，代圣贤而立言，然而庸腐之儒者心怀功利，只将之视为谋求进身之工具，故将之轻视，告知他们通过时文、举业可以成为伊尹、傅说或周公、召公，则群起而笑之。

  于是吕留良在《戊戌房书序》中提出：“故愚以为欲兴科目，必重革庸腐之习而后可。”［5］172他之所以投入于时文十多年，就是希望用好的时文，来驱逐恶的时文。在他看来，好的时文可以引导学子重回经典、重回成圣成贤之路。事实上，时文也未必没有好文字，比如吕留良就曾在康熙元年将自己所作时文三十篇，汇集为《惭书》一册，为此书作序的黄周星说：

  昨得用晦制义，读之，乃不觉惊叹累日。夫仆所恨者，卑腐庸陋之帖括耳。若如用晦所作，雄奇瑰丽，诡势瑰声，拔地倚天，云垂海立。读者以为诗赋可，以为制策可，以为经史子集诸大家皆无不可。何物帖括，有此奇观，真咄咄怪事哉！使世间习此技者皆如用晦，则八股何必不日星丽而岳渎尊也？”［3］498

  因此，吕留良以时文名家的身份来做时文评选，也就能顺理成章了，更何况他还是真正懂得朱子《四书》学真精神的少数儒者之一，故而一旦进入此事业，便一发而不可收了。

  其三，吕留良更为强调的是，通过好的讲章、时文来反对俗学、异学。什么是俗学、异学？吕留良《四书讲义》卷一说：“除却俗学、异学，即是大学之道。俗学者，今之讲章、时文也；异学者，今之阳儒阴释以讲学者是也。”［7］3也就是说当时广泛流传的时文、讲章都是俗学，主要由村师所授；还有晚明以来的讲学先生，多半受到阳明心学的影响，将佛、道等异学杂入儒学之中，他们所讲都是异学。吕留良在《程墨观略论文》之中专门谈了讲章之说的弊病所在：

  程子曰：“今之学有三，而异端不与焉，一训诂，一文章，一儒者。”余按，今不特儒者绝于天下，即文章、训话皆不可名学，独存者异端耳。……此余谓讲章之说不息，孔孟之道不著也。腐烂陈陈，人心厌恶。良知家挟异端之术，窥群情之所欲流，起而抉其篱樊，聪明向上之徒，喜其立论之高，而自悔其旧说之陋，无不翕然归之。隆、万以后，遂以背攻朱注为事，而祸害有不忍言者。识者归咎于禅学，而不知致禅学者之为讲章也。［5］180-181

  在吕留良看来，训诂、文章在明代的泛滥，其表现即为讲章之说，与时文一样，虽也讲程朱理学却多是“腐烂陈陈”的学问，故而“人心厌恶”，于是讲章便被阳明心学所占据，混入了禅学之流的异端之术，出现了大量攻击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的讲章之学。对此问题，吕留良还在《答叶静远书》中有进一步的说明：

  病在小时上学，即为村师所误。授以鄙悖之讲章，则以为章句传注之说不过如此；导以猥陋之时文，则以为发挥理解与文字法度之妙不过如此。凡所为先儒之精义与古人之实学，初未有知，亦未尝下火煅水磨之功，即曰“予既已知之矣”，老死不悟所学之非。鼠入牛角，蝇投纸窗，其自视章句传注文字之道，原无意味也。已而闻外间有所谓讲学者，其说颇与向所闻者不类，大旨多追寻向上，直指本心，恍疑此为圣学之真传；而向所闻者果支离胶固而无用，则尽弃其学而学焉。一入其中，益厌薄章句传注文字不足为，而别求新得之解。不知正、嘉以来，诸讲学先生亦正为村师之讲章、时文所误，不屑更于章句传注文字研穷辨析，乃揣撰一副谬妄浅陋之说，以为得之，不觉其自堕于邪异耳。故从来俗学与异学，无不恶章句传注文字者，而村师与讲学先生其不能精通经义亦一也。［5］29

  俗学与异学，导致的是士人“以为章句、传注之说不过如此”，“以为发挥理解与文字法度之妙不过如此”，因此就不会去对先儒之精义与古人之实学“下火煅水磨之功”，却还自以为已经有所得了，而更严重的则是以邪异之说来“别求新得之解”，结果离开正道越来越远。所以，吕留良要用时文评选来重新讲明章句、传注，讲明先儒之精义与古人之实学，以及八股文之中的文字法度，以端正被俗学、异学搞得乌烟瘴气的讲章、时文风气。

  上述三点，其实有着共同的指向，也就是世道人心，而人心之坏其根源，本在功利之企求，次在阳明心学、禅学之异端，故想要疗治士人之心也只有以时文为药，通过时文来重新讲明程朱之学、圣贤之道。署名为吴尔尧《天盖楼大题偶评序》中曾引吕留良的话：

  读书未必能穷理，然而望穷理必于读书也。秀才未必能读书，然而望读书必于秀才也。识字未必能秀才，然而望秀才必于识字也……舍此识字秀才读书者而安望耶？［5］

  读书之人未必能从事程、朱理学去格物穷理，但是想要寻找传承程、朱理学之人却还是得在读书人当中；秀才们也不见得真正读书，但想要寻找读书之人也还是在那些识字的秀才当中；进而言之，儒门正学的弘扬，也就只能从那些秀才们最有可能接触的书籍入手。吕葆中的《行略》也引过吕留良类似的话：“道之不明也久矣！今欲使斯道复明，舍目前几个识字秀才，无可与言者；而舍四子书之外，亦无可讲之学。”［3］870吕葆中还说其父“晚年点勘八股文字，精详反复，穷极根抵，每发前人之所未及，乐不为疲也”。可见在吕留良看来，改变士风、学风的唯一办法就是通过士人所离不了的《四书》、时文，以最为优秀的四书文之评选来作引导。

  吕留良以时文反时文，因而著成一系列著名的时文选本，再由后人汇集为《四书讲义》等书，影响了一个时代。这一点钱穆先生在《吕晚村学述》中分析的最为透彻：“晚村于当时讲章家言，虽极致其鄙薄之意，而其自所致力，则终不出讲章一途。在彼之意，实欲拔赵帜，立汉帜，借讲章之途径，正儒学之趋向。”［8］213显然挽救世道人心，是其进行时文评选的深层用心所在。

  当然，对于时文的作用，吕留良也有矛盾的心态，他在《与吴玉章第二书》中说：“但取圣贤之书，虚心玩味，先通其文义而渐求其理之所归，不必作时文。有所见即作古文论说亦得，或作讲义、或作书牍亦得。”［5］136这就是说，读书之后有所心得，与其写八股时文，不如写古文或讲义、书牍，他最认同的还是直接去读圣贤之书，作时文则不见得真有必要。这种矛盾心理，置于明末清初的时代背景和吕留良的文化认同中来看，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三

  关于吕留良是否笃信朱子学，学界多有不同说法，其中影响颇大的则是全祖望在《小山堂祁氏遗书记》之中的说法：

  初南雷黄公讲学于石门，其时用晦父子俱北面执经。已而以三千金求购澹生堂书，南雷亦以束修之入参与。交乃既毕，用晦之使者，中途窃南雷所取卫湜《礼记集说》、王偁《东都事略》以去，则用晦所授意也。南雷大怒，绝其通门之籍，用晦亦遂反而操戈，而妄自讬于建安之徒，力攻新建。［9］1074

  全祖望的说法影响极大，比如章太炎《书吕用晦事》就说吕氏之学“本非朱学”，“以太冲主王学，欲借朱学与竞”［10］317。且不说吕留良是否有与黄宗羲竞争之意，但看其学术发展脉络，即可知其于朱子学必然积学深久。吕留良曾在《复王山史书》中说：

  某荒村腐子也，平生无所师承，惟幼读经书，即笃信朱子细注，因朱子之注，而信程、张诸儒，因朱子、程、张而信孔、孟。”［5］69-70

  吕留良自幼熟读朱子《四书章句集注》，并认为由朱子之注可至二程、张载等宋儒之学，再至孔子、孟子之学，笃信朱子学为儒门正宗。再者，吕留良少年时代就钻研时文，而时文成败在于是否对《四书》之精义、实学有所精通，由此亦可知其必然精通朱子学。当然并不是说不受王学影响，比如康熙初年，黄宗羲到吕留良家处馆时，他在与张履祥的信中就说“平生言距阳明，却正坐阳明之病”［5］2，也就是说吕留良也曾受过王学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朱子学的立场，正因为当时还有一点朱、王调和心态，故与黄宗羲有所交往，然在康熙五年之后则渐渐放弃调和，转而推尊朱子学，又与早就转向朱子学的张履祥多方联系。康熙八年，张履祥到吕留良家处馆之后，吕留良的朱子学自然也就更为精进了。

  在明清之际，因为注意到王学末流的弊病，转而推尊朱子学的学者极多，著名的如顾宪成与高攀龙，然而吕留良与他们不同，其主张也并非简单的“尊朱辟王”，究其本意则有三个特点。

  第一，此非门户之争。吕留良在与高攀龙之侄高汇旃的书信中说：“道之不明也几五百年矣。正、嘉以来，邪说横流，生心害政，至于陆沉，此生民祸乱之原，非仅争儒林之门户也。”［5］9正德、嘉靖以来，各种邪说流行，最后影响人心、政事以至于明亡，在吕留良看来想要明道，也就必须力辟王学以及其他各种邪说，这只是为了学术、人心，而非程朱、陆王之间的门户之见。所以他一直强调，只有朱子之学才是孔、孟正学，不合朱子者都是异学，都需要辟之而后已，除了王学，还有佛学，还有永康学派陈亮（龙川）的事功之学。《四书讲义》中结合朱子的集注，对这些异学的批判极多，比如卷十六、三十四说：

  此便是学术义利之分，不可不辨，亦即朱子与龙川力辟之旨也。［7］376

  此永康事功之害，朱子辟之与金溪同。［7］764

  当然吕留良之所以认同朱子之辟陈亮，不只是因为朱子认为其为异学，而在于认同朱子的义利之辨本身，也即重义轻利。至于为什么必须“尊朱”，《四书讲义》卷二、十、三十九说：

  圣人新民之极，三代后惟朱子得之耳。观其与陈、吕辨论可见。［7］27

  惟孔子能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惟孟子能述孔子，惟程、朱能述孔、孟，其道同也。［7］21-222

  在吕留良看来，或是从朱子学术之广大精微来看，或是从朱子与陈亮、吕祖谦等南宋诸子的论辩来看，唯有朱子才是真正传承儒门正学者，传承了孔、孟，乃至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以来的道统谱系，故而必须折衷于程、朱。

  第二，不愿有所调停。吕留良《与施愚山书》说：“论人，则可节取恕收，在阳明不无足法之善；论道，必须直穷到底，不容包罗和会。一着含糊，即是自见不的，无所用争，亦无所用调停也。”［5］16清初之时，诸如黄宗羲等人主张朱、王调停，其背后则是为王学张本。吕留良虽然也认为就个人事功而言，王阳明“不无足法之善”，但就学术而言，则将论人与论学分开，在学术上当求唯一性，故而不可调停。《四书讲义》卷十七说：

  世教衰，人心坏，只是一个没是非，其害最大。看得孔孟、老佛、程朱、陆王都一般并存，全不干我事，善善恶恶之心，至此斩绝，正为他不尚德，无君子之志也。才欲为君子，知尚德，定须讨个分明，如何含糊和会得去。［7］391-392

  吕留良极力反对晚明以来的三教合一，反对晚明以来孔孟、老佛以及程朱、陆王都可以并存不悖等说法，他认为为了世教、人心起见，就必须要将学术一一分辨，不可含糊和会，这是他与东林学派等倡导朱子学者的很大一个不同。

  第三，认为儒门正学唯由朱子学而上方可讲求。这是最为关键的一点，上文也已提及，但有必要专门就吕留良所理解的朱子学之真再作阐明。吕留良一再强调，宋末以来的朱子学者“徒以其名而未得其真”，出处、辞受先儒不曾讲究，但是儒门“下手入德”的关键。吕留良在《复高汇旃书》之中说：

  从来尊信朱子者，徒以其名而未得其真，而近世阐提陆说者，其权诈又出金溪之上。金溪之谬，得朱子之辞辟，是非已定，特后人未之读而思耳。若姚江良知之言，窃佛氏机锋作用之绪馀，乘吾道无人，任其惑乱……而所谓朱子之徒，如仲平、幼清，辱身枉己，而犹哆然以道自任，天下不以为非。此义不明，使德祐以迄洪武，其间诸儒，失足不少。

  故姚江之罪，烈于金溪，而紫阳之学，自吴、许以下已失其传，不足为法。今日辟邪，当先正姚江之非，而欲正姚江之非，当真得紫阳之是。《论语》“富与贵”章，先儒谓必先取舍明而后存养密。今示学者，似当从出处去就、辞受交接处，画定界限，札定脚跟，而后讲致知、主敬工夫，乃足破良知之黠术，穷陆派之狐禅。盖缘德祐以后，天地一变，亘古所未经，先儒不曾讲究到此，时中之义，别须严辨，方好下手入德耳。［5］10-11

  吕留良指出，宋代陆九渊（金溪）流于佛禅而非儒门正学，经过朱子的严词辟陆，是非得以分辨，到了晚明的王阳明（姚江）则更流于佛禅，且多权诈，故而危害比陆九渊更甚，所以要辟邪，当纠正王学之非，讲明朱学之是。他还指出，自从宋末的德祐年间以来，诸如元代的吴澄（幼清）、许衡（平仲）等人，也是徒有尊朱之名，未得朱学之真，因为他们在元代的异族统治之下“辱身枉己”；而朱学之真则是“必先取舍明而后存养密”，也就是“当从出处去就、辞受交接处，画定界限，札定脚跟”。

  在吕留良看来，这一道理朱子等先儒未曾讲究，因为他们未曾经历类似“德祐以后”天地亘古未有的大变局，而吕留良本人则经历明清鼎革，其变故是相似的，故对于节义有着深刻、真切的认识。因此，他在《四书讲义》之中，也多有阐发先讲明出处、辞受而后方可讲明致知、主敬的观念，这方才是吕留良朱子学的根本所在、独特所在。钱穆先生也说：“讲理学正当从出处去就、辞受交接处画定界限，札定脚跟，而岂理气心性之空言，所能辨诚伪、判是非。此一主张，乃畅发于其《四书讲义》中。亦可谓当晚村之世，惟如晚村，乃始得为善述朱学也。”［8］215也可以这么认为，吕留良的朱子学，因为讲明出处、辞受等节义上的大问题，所以才成为真正结合其时代的朱子学，也就是真正承继了朱子，乃至孔、孟的儒家真精神。

  吕留良的《四书讲义》，反复阐明的就是朱子学的真精神，就在于倡节义、反功利，这也就是所谓立身行己之道，也即出处、辞受之际札定脚跟。卷三十五、三十八之中说：

  近来多讲朱子之学，于立身行己，未必得朱子之真。其忧有甚焉者，开堂说法，未开口时，先已不是，又何论其讲义、语录哉！故今日学人，当于立身行己上，定个根脚。［7］796

  能够做到大圣大贤的人，都是在出处、辞受上必有坚持，“经天纬地事业，都在这些子上做，毫厘差不得耳。”［7］881-882《四书讲义》卷七还说：“人必取舍明，而后可以言存养。吾见讲学宗师，谈心论性，诃诋古人。至其趋膻营利，丧身失脚，有不可对妻子者，吾不知其所讲者何事也。”［7］156吕留良讲《四书》、讲朱学，其出发点都是节义之道，故而对于晚明流行的空谈心性极为反对，自身节义无一可取，将心性说得高妙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同样，趋于功利而“丧身失脚”则更不足取。吕留良并不是说“谈心说性”之类存养工夫的讲求本身有错，而是说学问也有一个先后、大小之分，所以一再强调“取舍明”方可“言存养”。

  明晰吕留良诠释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的核心理念之后，再来看吕留良所论夷夏之防等问题，也就很容易理解了。比如论“夷夏之防”，并非从种族出发，而是从节义之道出发，指出必须倡明节义，反对功利，这其间有着更具深度的儒家义理在。他在《四书讲义》卷十七“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章”说：

  圣人此章，义旨甚大。君臣之义，域中第一事，人伦之至大。若此节一失，虽有勋业作为，无足以赎其罪者。若谓能救时成功，即可不论君臣之节，则是计功谋利，可不必正谊明道。开此方便法门，乱臣贼子接迹于后世，谁不以救时成功为言者，将万世君臣之祸，自圣人此章始矣。看“微管仲”句，一部《春秋》大义，尤有大于君臣之伦，为域中第一事者，故管仲可以不死耳。原是论节义之大小，不是重功名也。［7］401

  前人对此章关注极多，大多断章取义而说吕留良在强调夷夏之防大于君臣之义，事实上其真正用意不仅于此。唯有钱穆先生指出吕留良讲春秋大义“为域中第一事者”，其立足点是在节义，“人惟节义之是守，而夷夏之防可立。晚村所以深斥永嘉而敬推朱子者，其意在是。”［11］89钱先生的诠释当是符合吕氏原意的。在吕留良看来，夷夏之防固然当守，此本不必多言，而需要讲明的则是如何守其防，唯有先明节义而已；至于“君臣之义”，固然是“人伦之至大”，君臣而后父子、夫妇，然而其中需要讲明的也就是节义。也就是说，真正需要讲明的只有节义之道，至于夷夏之防与君臣之义的选择，在于节义大小的分辨，而不在于功名大小的分辨。朱子还在辨析公子纠与小白谁大谁小以及“忘君事仇之义”，而吕留良则指出，不必论及公子纠、小白的是非，更不必论及功名大小，而要讲明管仲所作所为的节义大小。至于朱子等先儒为什么在此问题上会有纠结，吕留良分析道：“要之此一段道理，先儒不曾经历讲究，固难晓然耳！”从此可以看出吕留良对于《春秋》大义的思考，是与其经历明清鼎革之变，在节义上有新的体证有关的。吕留良还说：“此章孔门论出处事功节义之道，甚精甚大，……后世苟且失节之徒，反欲援此以求免，可谓不识死活矣。”真正需要辨析的就是节义与功名之别，而功名大小则要服从于节义大小，如不重节义而重功名，那就会被失节之徒误用了。

  《四书讲义》之中所论君臣、封建与井田，也是在辨析节义与功利，卷六、三十八说：

  人知父子是天性，不知君臣亦是天性，不是假合。……只缘三代以后，君臣都忘却了天字，……直弄成一个私心自利世界。［7］142

  父子之仁，君臣之义，并行于天地之间，皆天也，故皆仁也，知有父而不知有君，是知仁而不知义，则并其所为仁者，私心也，非仁也。” ［7］869

  在吕留良看来，父子、君臣之间都有一个“义”在，而“义”则本于“天”如不去讲求天理、节义则会生出种种私心来了。卷三十七说：

  君臣以义合，合则为君臣，不合则可去，与朋友之伦同道，非父子兄弟比也。不合亦不必到嫌隙疾恶，但志不同道不行，便可去，去即是君臣之礼，非君臣之变也。只为后世封建废为郡县，天下统于一君，遂但有进退而无去就。嬴秦无道，创为尊君卑臣之礼，上下相隔悬絶，并进退亦制于君而无所逃，而千古君臣之义为之一变，但以权法相制，而君子行义之道几亡矣。［7］831-832

  因为君臣之义，来自天理，故而可以合则留，不合则去，这在周代的封建制之下比较容易实现，在郡县制、大一统之下则很难实现，所以说“有进退无去就”，更何况“尊君卑臣”以至于君臣上下悬绝，更无法实现士大夫的节义了。所以说，吕留良之所以重新辨析君臣关系，并倡导封建、井田，也就是因为倡导“君子行义之道”。卷三十四则说：

  封建井田之废，势也，非理也；乱也，非治也。后世君相因循苟且，以养成其私利之心，故不能复返三代，孔孟、程朱之所以忧而必争者，正为此耳。虽终古必不能行，儒者不可不存此理，以望圣王之复作，今托身儒流，而自且以为迂，更复何望哉！［7］764-765

  吕留良认为后世废封建、井田然后因循苟且，都是一种私利之心，然而就算终古必不能再行封建、井田，儒者也不可不坚持立场，否则就是所谓曲学阿世，成了孔孟、程朱的罪人，儒者还当有一点迂拙，而死守其节义，方能为世人留存一份希望。

  吕留良的上述观念自然会引起统治者的警惕，雍正帝驳斥吕留良，倒是下了一番功夫，且从节义入手，以可谓抓住根本。他在上谕中说：

  是吕留良于明毫无痛痒之关，其本心何曾有高尚之节也！……身为本朝诸生十余年之久矣，乃始幡然易虑，忽号为明之遗民。千古悖逆反复之人，有如是之怪诞无耻，可嗤可鄙者乎？自是著邪书，立逆说，丧心病狂，肆无忌惮。其实不过卖文鬻书，营求声利。［12］556

  雍正帝并不详论吕留良之阐发朱子学，而论其于明、清两朝之关系，论其最为关切的节义、功利。他认为吕留良在成为清朝诸生十多年后方才坚守明遗民之气节，实在难免“悖逆反复”之嫌，而时文评选则也有“营求声利”的一面。这两点确实也道出了吕留良心中隐痛，然而也只是指出其遗民心态的一个侧面而已，并不能反映其中的真实意义。至于《四书讲义》一书，雍正帝认为“毁之固未必能尽；即毁之而绝无留遗，天下后世更何从窥其底蕴，而辨诸道学之真伪乎”，故未禁毁，而是命大学士朱轼等编撰《驳吕留良四书讲义》一书，“逐条摘驳”。［12］590到了乾隆朝《四书讲义》等吕留良的著述悉数被禁，其传播便转入地下。

  四

  基于遗民情结，吕留良的以时文评选为载体的独特的朱子学思想，重在彰显中国儒学之中的节义之道，强调为人为学，当重节义而非功名利禄，并以此来考量诸如吴澄、许衡等后世朱子学者，先问其出处、辞受之际的节义如何，带有朱子学式的道德严格主义色彩。其富有时代色彩的“义利之辨”，用心则在于端正士风、学风，挽救世道人心。吕留良与陆陇其最大的思想差异也在于此n，他的书之所以能风行一时也在于此。而在此理念之下，他的《四书讲义》对朱子的阐发在义理层面是统一的、精切的，且有诸多独到之处的，无论是对王阳明、陈亮等人学术的排斥，还是对夷夏之辨以及君臣、封建、井田等问题的探析，都是从节义之道引申而发展朱子思想的。诚如《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说：“书中悉就朱注发挥，然体会有得，多有比朱注更精更切者，时亦自出己意，不能尽合朱子。……自成吕氏之书，非一般遵朱不敢失尺寸者可以同语也。”［13］946吕留良于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的发挥难能可贵，诸如节义之道等论述，虽不尽合于朱子然亦极有价值，绝非当时一般《四书》学者所能及。因此，吕留良的时文评选以及之后的《四书讲义》，在康熙、雍正乃至曾、吕文案之后，一直有着巨大的影响。

  受其直接影响者非陆陇其莫属，他在《松阳讲义》之中称引其当世学者唯有吕留良最多，钱穆先生也说：“稼书议论，颇有蹈袭晚村。”且就“蹈袭”还有小注：“稼书松阳讲义十二卷，其间称引晚村者不下三四十处，迹尤显也。”［11］84-85此后，还有多种版本的《四书》类著作，也都引用了吕留良论四书，如王琰编撰的《四书绎注》五卷，钱穆先生在论及吕留良《四书讲义》影响时也有提及，但称其书名爲《吕陆四书绎注》。该书于《四书》各章先摘録吕留良、陆陇其二人之评语，再附以己说，其序赞扬吕留良《四书》评语“于朱子之注《四书》有所发明，一时学者宗之”。［14］477李沛霖、李祯编撰的《四书朱子异同条辨》一书，对吕留良评价极高，称其为“杰出之士”［15］10。该书共四十卷，后又刊行书名为《四书诸儒辑要》的删减版，两个版本都曾一再梓行，影响极广，而又因其大量引用吕留良评语而曾遭禁毁。陕甘总督李侍尧、四川总督文授分别奏缴该书，都说“内有吕留良讲义七百零二条”［16］16、263。还有康熙三十六年刊行的、张庸德增补的《四书尊注会意解》，因为“内多吕留良说”而被禁毁，［17］1096这些事例从另一角度证明了吕留良时文评选的思想力量。

  至于清初学者对吕留良的评价，则可举隐居深山的王夫之，在其《搔首问》一书中说：“近有崇德人吕留良，字用晦，极诋陆王之学，以卫朱子之教，是已。”［18］646王夫之不完全认同吕留良，然而也极为关注其“尊朱辟王”之影响。戴名世《九科大题文序》说：“吾读吕氏之书，而叹其维挽风气，力砥狂澜，其功有不可没也。……而二十余年以来，家诵程、朱之书，人知伪体之辨，实自吕氏倡之。”［19］102王弘撰《山志》也说：“近时崇正学、尊先儒，有功于世道人心者，吕晚村也。”［20］266可见当时吕留良的书风行海内，且真正起到了推尊朱子学，维挽风气的作用。到了晚清，文网稍宽，吕留良《四书讲义》等书又再度风行起来，如曾国藩在同治四年（１８６５）七月的家书中就说时文当读吕晚村；［21］1024张謇《吕晚村墨迹跋》也说：“謇十四许时，读晚村批评之制艺，义本朱子，绳尺极严，不少假贷，缘此于制举业稍睹正轨。”［2］455由此可见，无论八股文之写作，或是推尊朱子学，吕留良的影响都是覆盖有清一代的。

  对吕留良普遍给予极高评价的背后深意在于：节义之道自始至终都是清代士人心中隐藏的大问题。正因为吕留良将节义之道与遗民心态融铸起来，提升到突出的高度，其推尊朱子学才具有了时代意义，而他的时文评选也才能够在清初文章学中赢得富有光彩的独特地位。

  参考文献

  [1]张天杰、肖永明.从张履祥、吕留良到陆陇其——清初“尊朱辟王”思潮中一条主线［J］.中国哲学史，2010，（2）.

  [2]卞僧慧.吕留良年谱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3.

  [3]吕留良.吕留良全集（第二册）［M］.俞国林，编.北京：中华书局，2015.

  [4]吕留良.吕留良全集（第三册）［M］.俞国林，编.北京：中华书局，2015.

  [5]吕留良.吕留良全集（第一册）［M］.俞国林，编.北京：中华书局，2015.

  [6]王应奎.柳南续笔（卷二）［M］.北京：中华书局，1983.

  [7]吕留良.四书讲义［M］.俞国林，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7.

  [8]钱穆.吕晚村学述［M］//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八册）.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9]全祖望.全祖望集汇校集注［M］.朱铸禹，汇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10]章太炎.章太炎全集（第五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11]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12]清代文字狱档（第九辑）［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

  [13]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M］.北京：中华书局，1993.

  [14]王锬.四书绎注［M］//四库禁毁书丛刊（经部第8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15]李沛霖，李祯.四书朱子异同条辨［M］//四库禁毁书丛刊（经部第2、3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16]雷梦辰.清代各省禁书汇考［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

  [17]张书才.纂修四库全书档案［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18]王夫之.搔首问［M］//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二册）.长沙：岳麓书社，1996.

  [19]戴名世.戴名世集（卷四）［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0]王弘撰.山志•二集（卷五）［M］.北京：中华书局，1999.

  [21]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家书二［M］.长沙：岳麓书社，1985.

  注释

  1关于吕留良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文字狱案件，研究其思想最为全面的是钱穆，详见下文论及。此外较重要的还有：容肇祖《吕留良及其思想》，载《辅仁学志》1936年5卷1-2期；陈祖武《吕留良散论》，载《清史论丛》第7辑，中华书局1986年，此文修订之后，载于作者的专著《清初学术思辨录》第七章《吕留良与浙西学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美]狄百瑞著、黄水婴译《儒家的困境》第四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日]伊东贵之著、杨际开译《中国近世的思想典范》第五章，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5年版。另有多篇硕士学位论文研究吕留良《四书》评语。学界已有研究大多将“尊朱辟王”与“夷夏之辨”以及封建、井田论等孤立来看，又未联系其遗民情结、时代变迁，故得出的论断多有片面、不够圆融。

  2吕留良时文评选的著作主要有《天盖楼偶评》、《天盖楼制艺合刻》、《十二科小题观略》、《十二科程墨观略》、《唐荆川先生传稿》、《归振川先生全稿》、《陈大樽先生全稿》、《钱起士先生全稿》、《黄陶庵先生全稿》、《黄葵阳先生全稿》、《江西五家稿》、《质亡集》等。后有吕留良的弟子，将时文选本中的吕氏评语摘出，并以《四书》的顺序加以重组，重要的版本有周在延编《天盖楼四书语录》、陈鏦编《吕晚村先生四书讲义》、车鼎丰编《吕子评语》，其中流传最广则是《吕晚村先生四书讲义》。

  3据卞僧慧先生的考证，此序实出吕留良本人之手。吴尔尧：《天盖楼大题偶评序》，载《吕留良年谱长编》，第203-204页。

  4除了钱穆，容肇祖、陈祖武等学者也注意到此文，他们认为吕留良讲朱学重视出处，这是其思想特点，但只将其联系于种族、民族气节，而未认为这是理学或儒学的真精神。容肇祖先生说：“种族的思想，他是很看重的，他要分夷夏，在满清入主的时候，他自然对于出处去就的节义，特别的看重了。”容肇祖：《吕留良及其思想》，载《辅仁学志》1936年5卷1期；陈祖武先生说：“他所谓‘先儒不曾讲到’的‘紫阳之是’，呼之欲出，那便是为他所一贯坚持和表彰的民族气节。……这样的朱学观，不仅前无古人，而且同清初陆陇其、张烈、熊赐履、李光地等御用理学家的尊朱辟王殊若霄壤，不可同日而语。”陈祖武：《清初学术思辨录》，第141页。

  5陆陇其自己也说：“所不能尽合于先生者，程明道有云：‘一命之士，苟存心于利物，于人必有所济。’斯言耿耿，横于胸中，遂与先生出处殊途。”陆陇其：《祭吕晚村先生文》，《三鱼堂文集》卷十二，参见卞僧慧《吕留良年谱长编》，第305页。

• 【转】张天杰：易代之际朱子学与四书学的典范之作 ——论吕留良的《四书讲义》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1-05-12 12:32:11

  吕留良（1629—1683），字用晦，号晚村，浙江桐乡人。他是明末清初著名的诗人，又是著名的理学家、时文评选家、刊行程朱遗书著称的出版家，后三者则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其相关成果之一便是《吕晚村先生四书讲义》。

  吕留良一生从事朱学，然与当时其他讲理学者不同，不以语录、讲章行世，而以时文评选著称，《四书讲义》便是其时文评选之中发明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相关义理的精华。

  时文，也即八股文、四书文，明清两代科举考试的第一场，就是以八股文的形式考试学子，且以《四书》中的句子命题，故而对于《四书》以及朱子学是否有着正确的理解，也是科举成败的关键。吕留良两度从事时文评选，并成为与艾南英、陈子龙等齐名的时文评选名家。为什么致力于时文评选？吕留良在意的是通过讲章、时文反对俗学、异学。什么是俗学、异学？吕留良《四书讲义》卷一说：“除却俗学、异学，即是大学之道。俗学者，今之讲章、时文也；异学者，今之阳儒阴释以讲学者是也。”也就是说当时广泛流传的时文、讲章都是俗学，主要由村师所授；晚明以来的讲学先生多半受到阳明心学的影响，将佛、道等异学杂入儒学之中，所讲都是异学。吕留良要用最易流传的时文评选来重新讲明章句、传注，讲明先儒之精义与古人之实学，以及八股文的文字法度，把被俗学、异学搞得乌烟瘴气的讲章、时文风气端正过来。

  吕留良时文评选的著作主要有《天盖楼偶评》《天盖楼制艺合刻》《十二科小题观略》《十二科程墨观略》《唐荆川先生传稿》《归振川先生全稿》《陈大樽先生全稿》《钱吉士先生全稿》《黄陶庵先生全稿》《黄葵阳先生全稿》《江西五家稿》《质亡集》等。后来则有吕留良的弟子，将这些时文选本之中的吕氏评语摘出，并以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的顺序加以重新组合，重要的版本有以下三种：周在延编《天盖楼四书语录》，陈鏦编《吕晚村先生四书讲义》，车鼎丰编《吕子评语正编》。上述三书，流传最广则是《四书讲义》。

  明清之际推尊朱学的学者极多，而吕留良并非简单的“尊朱辟王”，其本意并不在王学，而只在于朱学。吕留良指出，晚明时代的王阳明（姚江）流于佛禅，且多权诈，故而危害比陆九渊更甚，所以要辟邪，当纠正王学之非，而要纠正王学之非则又要先得朱学之是；而朱学之真则是“必先取舍明而后存养密”。在他看来，这一道理朱子等先儒也未曾十分讲究，因为他们未曾经历类似“德佑以后”那种天地亘古未有的变化，而他本人则经历明清鼎革的变化，对于“出处”之中的节义有着深刻的认识。

  在《四书讲义》之中，也多有阐发先讲明出处、辞受而后方可讲明致知、主敬的观念，这方才是吕留良朱学的根本所在。他所认为的朱学的真精神，就在立身行己之道，也即重节义、反功利。《四书讲义》卷三十五说：“近来多讲朱子之学，于立身行己，未必得朱子之真。其忧有甚焉者，开堂说法，未开口时，先已不是，又何论其讲义、语录哉。故今日学人，当于立身行己上，定个根脚。”《四书讲义》卷七中也说：“人必取舍明而后可以言存养。吾见讲学宗师，谈心论性，诃诋古人。至其趋膻营利，丧身失脚，有不可对妻子者，吾不知其所讲者何事也。”吕留良认为空谈心性而自身节义无一可取，或趋于功利而“丧身失脚”。他并不是说讲求存养工夫本身有误，而是说学问也有一个先后之分，也即节义最为重要，先讲求立身行己，然后才是存养。

  再看吕留良所论夷夏之防，其实也就是从节义之道出发的，指出必须讲明节义，反对功利。《四书讲义》卷十七“子贡曰管仲”章：“圣人此章，义旨甚大。君臣之义，域中第一事，人伦之至大。若此节一失，虽有勋业作为，无足以赎其罪者。若谓能救时成功，即可不论君臣之节，则是计功谋利，可不必正谊明道。开此方便法门，乱臣贼子接迹于后世，谁不以救时成功为言者，将万世君臣之祸，自圣人此章始矣。看‘微管仲’句，一部春秋大义，尤有大于君臣卑伦，为域中第一事者，故管仲可以不死耳。原是论节义之大小，不是重功名也。”在吕留良看来，夷夏之防固然当守，此本不必多言，然而需要讲明的则是如何守其防，唯有先明节义而已；至于夷夏之防与君臣之义的选择，也就在于节义的大小，而不在于功名的大小。吕留良还说：“此章孔门论出处事功节义之道，甚精甚大……后世苟且失节之徒，反欲援此以求免，可谓不识死活矣。”也就是说，此章真正需要辨析的就是节义与功名之别，而功名无论大小都要服从于节义，如不重节义而重功名，就会被失节之徒给误用了。再看《四书讲义》所论君臣、封建与井田，也是在辨析节义与功利。如卷六说：“人知父子是天性，不知君臣亦是天性，不是假合。”卷三十七中说：“君臣以义合，合则为君臣，不合则可去，与朋友之伦同道，非父子兄弟比也。不合亦不必到嫌隙疾恶，但志不同，道不行，便可去，去即是君臣之礼，非君臣之变也。”吕留良之所以重新辨析君臣关系，并倡导封建、井田，也就是因为倡导“君子行义之道”。

  所以说，经由吕留良重新诠释的朱学，彰显了儒学的节义之道，为人为学当重节义而非功名利禄，以此考量后世之朱学者，亦先问其出处、辞受之际的节义如何。这种朱学，乃是易代之际学术的一种典型，甚至可以这么认为，吕留良的朱学方才是真正结合其时代的朱学，也是真正承继了朱子，乃至孔、孟的儒家真精神。这种思想的特出，与吕留良独特的遗民心态密切相关，所以说对其学术思想当有同情之了解，则必须对其遗民心态之曲折亦当有同情之了解。

  吕留良的时文评选以及之后的《四书讲义》，在康熙、雍正乃至曾、吕文案之后，一直有着巨大的影响。《四书讲义》晚清以来虽有影印翻刻，然缺少一部点校整理本，则其中朱学精华终究无法为研究学习者广泛阅读。精研吕留良二十年的俞国林兄，慨然力任此事，去年出版的《吕留良全集》，其中收录的《四书讲义》就是的第一个点校本；今年则又将《四书讲义》再度修订，出版单行本。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单行本与《全集》本在体例上作了改变，将吕氏讲义与朱子《四书章句集注》逐条对应，以便对比考虑吕留良朱学诠释的成就。精心的点校，方便的体例，故而新版《四书讲义》当是三百多年来最佳的一个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