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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卡吕多 发布时间：2023-06-04 23:09:06

  小宝+18

• 作者：陶者无缰 发布时间：2014-10-24 08:28:56

  童年回忆

• 作者： 发布时间：2021-11-20 10:01:54

  疯子，狂人。

  让人感动（的同时惊讶恶心不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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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发布时间：2012-12-06 09:2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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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疾风知劲草 发布时间：2022-07-18 21:1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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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steven 发布时间：2024-03-05 06:41:33

  怎么还是当年《人性的弱点》口吻

• 读普林斯《阴影中的军队》

  作者：汪杨 发布时间：2017-04-22 14:12:03

  p50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两位大校在1999年推出了一整本书，名为“超限战”。

  黑水公司是替中情局和声名狼藉的领导人发展关系的渠道。

  p67 美国防务外包的历史。

  在奥巴马和希拉里的打击下，黑水公司的利益严重受损，因此退出了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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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家与他缄默的缪斯——从《福楼拜的鹦鹉》说起

  作者：drunkdoggy 发布时间：2007-12-11 13:26:47

  19世纪的伟大法国作家居斯塔夫·福楼拜（1821-1880）以其不朽名作《包法利夫人》、《情感教育》、《萨朗波》等现代小说闻名，亦以其书信闻名。福楼拜一生书信往来频繁，具有重要的美学价值和文献价值，其中的真知灼见惠及后世众多文坛巨匠。由《通信集》我们获知，福楼拜的主要通信对象是他的情妇，路易丝·科莱。她的身份是艺术家们的“缪斯女神”，巴黎女诗人。然而，时至今日，她的诗人身份已是鲜为人知，她的诗作亦无人问津。英国优秀小说家朱利安·巴恩斯的《福楼拜的鹦鹉》，是一部获1984年布克奖提名的传记小说。在这本作品中，他在探究福楼拜生命与艺术轨迹的同时，也注意塑造路易丝的形象，作者在多个次级文本中专设一章，令其“现身说法”，使得话语权被剥夺，真实形象被遮蔽的女诗人重述那段历史，一定程度上还原了路易丝·科莱的形象。

  一、 鹦鹉：隐喻与象征

  在《福楼拜的鹦鹉》中，作者以鹦鹉为中心意象和福楼拜人生与命运中的关键词，可以说，作者是倾向于将鹦鹉作为一种语言崇拜来看待的。鹦鹉是福楼拜的《三故事》之一、短篇小说《一颗单纯的心》的重要角色。写作期间，福楼拜曾于鲁昂博物馆借来一只剥制的鹦鹉，置于工作台上，此鸟在小说中被命名为露露，系主人公费丽西蒂的宠物。在《一颗单纯的心》中，费丽西蒂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贫苦女佣，服侍同一个女主人长达半个世纪之久，无怨无悔地为别人的生命献出自己的生命。她将源源不断的爱相继给了一个粗暴凶恶的未婚夫，女主人的孩子们，她自己的侄儿和一个身患癌症的老头儿。当所有这些被侍服的对象相继死去后，在费丽西蒂不断消亡的爱恋对象的链环上，最后的一个是一只鹦鹉，露露。最后，它也死了，费丽西蒂便把它剥制成标本。她与标本露露形影不离，甚至在它面前下跪祷告。她开始怀疑圣灵的形象为何表现为一只鸽子而不是一只鹦鹉，因为鹦鹉和圣灵都会说话而鸽子不能。故事的结尾，费丽西蒂也死了。“在她的嘴唇上留着一抹微笑。她的心脏跳动一下比一下地慢下来，一下比一下遥远，像一座流水干涸的喷泉或是一个正在消失的回声；在她呼出最后一口气时，她想她看到天国的门为她打开了，一只巨大的鹦鹉在她头顶展翅翱翔。”［①］朱利安·巴恩斯认为，“费丽西蒂+露露=福楼拜”这个等式不完全成立。鹦鹉存在于他们两人之中。“费丽西蒂围住了他的性格，露露则围住他的声音。”［②］然而，如果把这个故事与《包法利夫人》联系起来考察，我们会发现，这两个故事几乎是按照同一个模式展开的，其中都隐藏着重要的成分：愚蠢与疯狂。这两种成分都被捆绑在一位女性身上。把鹦鹉作为语言崇拜的代码来审视，是有其合理性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鹦鹉并不掌握真正的语言能力，它的语言来自于纯粹的模仿，是一种死的语言。这种反复说着毫无创造性的语言的生物显然不可能是处处求新、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福楼拜的“语言崇拜”的寄寓对象。从博物馆借出鹦鹉三个星期之后，福楼拜就对它“彻底厌烦”了。包法利夫人与费丽西蒂，一个是听从“他人引导”的“瞎子”，以浪漫小说和巴黎上流社会生活为模仿对象，经历了由幻想到疯癫的全过程；一个是听从“传统引导”的愚痴妇人，以传统的道德和宗教为模仿对象，机械地爱恋和服侍社会与命运强加给她的对象，一生中唯一一次创造性的举动是自主选择了一只鹦鹉为爱恋对象。然而这种创造性举动的反讽之处在于，会说话的鹦鹉并不是一个可交流的对象，它的语言来自于对费丽西蒂的模仿，也就是说，鹦鹉与费丽西蒂之间存在一种内循环的关系。在两者之间，没有什么生长出来，也没有什么被创造了。如果说包法利夫人与费丽西蒂在某些方面如出一辙，那就是两人都是模仿者，都是“常识”（Common sense）的追随者与牺牲品，她们对生活存有幻想，她们歇斯底里，她们愚蠢，她们庸俗，她们疯狂。她们都拥有“一颗单纯的心”。那么鹦鹉呢？鹦鹉不正像一个女人吗？一个福楼拜头脑中的女人？她们美丽，服饰繁琐多彩，热衷模仿，毫无创造性，被供养或想要被供养，外面的世界何其险恶，只有回到笼中才是她们应有的生活？纳博科夫曾这样解释艾玛的通奸行为：“通奸不过是逾越传统规范的一种最传统的方式。”［③］艾玛对传统的清规戒律的触犯，也是以传统的方式进行的，正如费丽西蒂唯一的语言伙伴是一只学舌的鹦鹉。她们想要反抗，然而反抗的方法却来自对反抗对象的模仿。这并非异想天开，在《包法利夫人》中，福楼拜对艾玛的发式（繁复如鹦鹉羽毛）、眼睛（多层次、多色彩的）、服饰（“千层饼”式结构，与鹦鹉羽毛类似）、体态、动作（多次将艾玛轻盈的体态动作比喻为一只鸟）的描写，与他的私人笔记中对鹦鹉的描写有众多的相似之处；将费丽西蒂的悲剧与一只喜剧化的、总带有反讽与嘲弄神气的鹦鹉联系起来，也并非偶然。由此，我们是否可以说，鹦鹉是福楼拜头脑中女性的象征，愚蠢与疯癫的隐喻？如果说女性的愚蠢是他人引导与传统引导社会中人类愚蠢的不可避免的一部分，那么，按照女性主义者的说法，女性疯癫正是父权文化的产物和证明,疯癫不是个人的精神病变,而是女性群体的命运。

  二、女人：妓女与缪斯

  首先，对福楼拜与女人（也包括被疑为与其存在同性恋关系中的男人）的关系进行简要梳理：1836年，15岁的福楼拜遇到了35岁的艾丽莎·施莱辛格（德国一音乐出版商之妻），对她产生了一种“巨大的”情欲。这种激情并未得到艾丽莎的回答，但他们在此后的四十年始终保持着接触。对艾丽莎的强烈情感使他再也无法充分地爱另一个女人。同年，居斯塔夫和他母亲的女仆发生初始的性关系。“这是一个活跃的、富有色彩的性爱生活的肇始。从妓院转向沙龙，从开罗的公共澡堂的仆役转向巴黎女诗人。”［④］1846年，福楼拜的男性朋友阿尔弗雷德结婚了。他认为自己丧失了一个亲人，“你干了件不正常的事。”他抱怨说。同年，25岁的福楼拜与35岁的路易丝相遇，开始了他一生中最著名的风流韵事。次年，福楼拜与布耶制定了东方之行的宏伟计划，开始了漫长的旅行。其间频繁进出公共澡堂与妓院，1850年，福楼拜在埃及染上梅毒。1862年，艾丽莎·施莱辛格被关进精神病院，被诊断为患有“严重的忧郁症”。1863年，福楼拜第一次与乔治·桑通信。乔治·桑在与居斯塔夫相识前藐视之，相识后喜爱之，成为“居斯塔夫的第二个母亲”。1876年，路易丝·科莱与乔治·桑相继去世。“我的心变成了墓地。”晚年的福楼拜辛酸而孤独。他深悔自己没有结婚。福楼拜的研究学者发现，福楼拜的生活中充满了妓女，女演员，此外，他与作家布耶有超友谊的关系得到了证实，福楼拜本人也公开承认自己喜爱开罗澡堂里的男仆。也就是说，福楼拜即使同性恋又是异性恋，他具有这两者的经验。福楼拜具有恋母情结，这几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他强烈抵制中产阶级的家庭生活，一生未婚娶，与外甥女和母亲一同生活。15岁那年，他的第一个欲望对象是一个35岁的女人，10年之后，他与路易丝相遇，8天后成为情人，其时路易丝也是35岁。与乔治·桑的友谊中，也把她看作是“第二个母亲”。福楼拜的女人们，除了“缪斯女神”，就是妓女。他从未有过比他年轻的“缪斯女神”。由于福楼拜一生抵制中产阶级的生活，他偏居一隅，拒绝常住巴黎，因此他与路易丝的关系大多靠书信维系。“居斯塔夫能爱她而从来不需要看见她”，对此路易丝迷惑不解。这种关系维系了八年。 “尽管两人在气质上不相匹配，在审美观点上也互不相容，居斯塔夫与路易丝却相处甚久，大大超过了大多数人预期的时间。我们应该为他们这段风流韵事最后告终感到遗憾吗？只因为这样就意味着居斯塔夫写给她的那些辉煌的信件也就告终了。”［⑤］在艺术的历史中，路易丝的存在意义在于她是福楼拜那些精妙绝伦的书信的通信对象；在福楼拜的个人艺术生命中，路易丝的存在意味更为深远。她是缪斯，又是学生，是他艺术的生命线，也是“害人精”，是淫女妖妇，是恐惧与宣泄恐惧的对象，一个失败的女诗人，一只学舌的鹦鹉。“福楼拜错过了他作为作家的命运！而这其实不也是那么多福楼拜的崇拜者的评判？他们在读完此书后会对您说：啊！可您要是读一读他的通信集，那可是杰作，它显示出作者是怎样一位令人着迷的人啊！”［⑥］巴代什如是说。与其说这是在概括他对《包法利夫人》的结论，不如说这是对小说家福楼拜的否定，对格言家福楼拜的肯定与推崇。然而，人们难道忘了，这样伟大的通信因谁而发？难道畅所欲言的通信不需要一个同样伟大的头脑为诉说对对象吗？这个同样伟大的头脑又为何缄默不语，不管是作为一个风光一时的巴黎女诗人，还是作为一个天才作家的通信对象，她留下的言语为何竟是无处可寻？她反驳吗?她指导他吗？为何她的身影如此模糊，仿佛只是个一味倾听，毫无主见的小学生，一只花里胡哨的鹦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福楼拜烧掉了路易丝写给他的所有信件。福楼拜在日记中记载了他与一个尼罗河妓女库楚克的交往过程，这引起了路易丝的嫉妒。他这样解释和安抚路易丝：“她是个东方女人；东方女人是一部机器；……至于她体内的快感，那准会是非常轻微的，因为在一个很早的时期那著名的花蕾，那一切愉悦之所在都已切除。”“花蕾（button)”，未张开的蘑菇，此处指的是阴蒂。在福楼拜的头脑中，女人是次等生物，东方女人则连生物都不是，只是“一部机器”（最为可悲的是，这部以出卖肉体为业的“机器”，竟然无法体验快感，从未有过）。这是社会专制愚行中最根深蒂固的东西：被常理所认可的、具有等级结构的性观念。在库楚克与路易丝之间，居斯塔夫完成了他的性政治，在对库楚克的肉体与路易丝的精神的汲取、占有和统治中，他找到了平衡，他了解了女人，拥有了女人，战胜了女人。就这样，妓女与缪斯在福楼拜的辞典中紧密团结地结为一体，组成了完整的女性形象。

  三、路易丝·科莱：缪斯与诗人

  路易丝·科莱是谁？福楼拜的文坛挚友马克西姆·迪康曾在他的《文学回忆录》中写下这篇路易丝·科莱的墓志铭：“她安眠于此，她曾损害过维克多·库辛，嘲弄过阿尔费雷德·缪塞，辱骂过居斯塔夫·福楼拜，并曾企图暗杀阿尔方斯·卡尔。愿灵魂安息。”朱利安·巴恩斯在《福楼拜与鹦鹉》中的《公认概念辞典》一章中，戏谑地给予路易丝·科莱两种“公认”解释，戏拟了“常识”对她可能做出的两种评判：

  （a） 诗人厌烦的、胡搅蛮缠的、性交随便的女人，缺乏自己独特才能或对别人的才能缺乏理解，她曾竭力想诱使居斯塔夫和她结婚。试想一下那些粗声叫嚷的孩子！试想那可怜的居斯塔夫！……

  （b） 勇敢的、热情的、为人所深深理解的女人；为了她对那没有心肝的、使人无法忍受的、偏狭的福楼拜之爱而受尽了折磨。她埋怨地有理：“居斯塔夫给我写信从来不谈别的，只谈艺术——或者谈他自己。”犯了想使别人幸福的罪的原始女权主义者。

  事实上，福楼拜结识路易丝·科莱时，只是个竭力想要挤进艺术圈的、初出茅庐的外省小伙子，他遵从现实法则，想要找个小女演员作情妇，作为进军巴黎艺术圈的通行证，可是命运垂青于他，让他认识了路易丝·科莱。其时路易丝三十五岁，貌美，已经出名。作为诗人，她曾两次获得学院诗歌奖。作为翻译家，她翻译了莎士比亚。作为男性艺术家的缪斯，她是维克多·雨果的妹妹，贝朗热、维克多·库辛（她的保护人）、缪塞、维尼、尚弗勒里的征服者与灵感来源。然而，真正使她青史留名的只有福楼拜。在《路易丝·科莱如是说》一章中，朱利安·巴恩斯摆脱了男性中心的叙事模式，令这个面目模糊的女性“现身说法”，用第一人称重述了她与福楼拜之间被遮蔽的历史。“我那时——干吗谦虚——毫无疑问是最漂亮的、最有名的、最值得向往的女人，她曾和她一起睡过（要是说我有过任何敌手的话，那只是个奇怪的畜牲）。”［⑦］此处的“她”与“奇怪的畜牲”，指的是库楚克·哈内姆。《公认概念辞典》一章中，作者对这个埃及妓女做出了如下解释：一次石蕊试验。居斯塔夫必须在埃及名妓和巴黎女诗人之间做出选择——一方是跳蚤，白檀油，修剪过的阴户，阴蒂切割和梅毒；另一方是清洁，抒情诗，性方面的较为忠实以及女权。他发现结果是势均力敌。可以想象，路易丝对福楼拜的女性观的理解经历了艰难的理解过程。路易丝是西方人，库楚克是东方人；路易丝完整，库楚克残缺；路易丝与福楼拜是交换心灵的交易，库楚克只涉及一场简单的肉体交易；路易丝是独立不羁的智慧女性，库楚克是一只男人的笼中之鸟；路易丝拘泥细节，爱整洁，有教养，库楚克污秽，恶臭，粗俗不堪。表面看来，她们是没有任何相似之处的。然而朱利安·巴恩斯对路易丝进行了设想：她在与看不见的对手争夺福楼拜时，对这个对手产生了兴趣，她远赴埃及寻找她。故事并没有下文，但我们可以想象，路易丝之所以对一个如此卑微的妓女产生兴趣，乃是发现了自己在福楼拜的辞典中，缪斯与妓女，也许拥有某种共同之处。其时，路易丝不仅仅是福楼拜的缪斯，她是作为“福楼拜的情妇”出现世人面前的。这正是她的悲剧根源所在。性占有就意味着统治与权力。对福楼拜而言，被占有的女神与妓女无异，她是权力与名声的垫脚石，也是被男性生殖器征服和统治的第二性，而他之所以更喜爱妓女，是因为她安全，她沉默，她甚至无法体验性快感。而路易丝，她独立、聪慧、活跃、富有，更可怕的是，她写作。福楼拜喜欢对路易丝说真话，在说真话的时候，他似乎很残忍。1854年，在给路易丝的信中，他说： “你要求爱，你抱怨我没有送鲜花给你？鲜花，真是的！如果这就是你想要的，那么你去给自己找一个乳臭未干的男孩吧，他脑子里塞满了礼貌和所有的好思想。我可像只老虎，它的生殖器的末端有专为刺伤雌虎的刚毛。”小说家福楼拜何以对诗人路易丝如此张狂粗鲁？按照著名的“三P等式关系”，女性写作是反抗性政治的有力武器。女性拿起了笔去书写自身，从而具有与男性平等的力量或权力［⑧］。路易丝手中的笔是福楼拜恐惧的来源，这可以解释上述问题，也可以解释福楼拜何以焚毁路易丝的全部书信。那么，为什么福楼拜与乔治·桑和乔治·爱略特的关系与他和路易丝的关系完全不同呢？Pen=Penis=Power，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女性拿起笔就意味着胜利，笔的力量也是有高下之分的。维吉尼亚·伍尔夫曾说，一个女人要写作，要有钱，还要有一间自己的房间。作为社交名流，路易丝当然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但是，她依然贫穷。“他佯装不知道我有多穷”［⑨］。而已是著名作家的乔治·桑和乔治·爱略特则是上流社会的贵妇。正是这种贫穷，使路易丝不得不依附于男性艺术家，甘当他们的缪斯女神，而任其书写自我的文字付诸东流。“他在神圣的真实的名义下讥笑我写的大部分作品”［⑩］。他指责她的风格矫饰陈腐，标题含混，嗅得出“女才子”的气味，他告诉她“不要用心来写，而要用头脑”，“不要把自己放进作品中”，不要“诗化事物”。他认为路易丝的写作毫无价值，唯一的出路就是“像他那样写作”。诚然，福楼拜将生活非诗化的处理是他在小说史上的一大创举，然而对于一个诗人，一个女人来说，不用心，不诗化事物，如何写作？“像他那样写作”，然而与鹦鹉何异？女性写作要避免成为毫无创造语言才能的鹦鹉，就必须先学会男性写作的风格与规范，成为模仿男性语言的鹦鹉吗？路易丝只有更名为乔治，学习乔治的语调，才能成为优秀的诗人从而得到福楼拜和他那个男权社会的承认吗？福楼拜常说，他要给予散文以诗歌的力量与境界，然而他并不懂得诗歌，他自己不写诗。“请告诉我，你怎样写一首客观的、科学的而且没有任何个人存在的爱情诗？”［11］福楼拜不但要求路易丝“像他那样写作”，也要求她“像他那样生活”。福楼拜是个伟大作家，却不是一个好老师。路易丝需要的是迅速的动作，突发的感情，出乎意料的邂逅，她的写作依靠的就是生活，活泼的天性和抒情化的心性不容许她像福楼拜先生那样隐居一隅地生活。“女人的创造力与男人大不相同……女人如果像男人那样写作，生活，或像男人那般模样，也会让人大为惋惜，……两个性别尚且不足，只剩一个性别又怎么行？教育难道不是应该发掘和强化两性的不同点，而不是其共同点吗？”［12］

  男性用笔创造了女人，也禁闭了女人［13］。女性写作要打破禁闭，必然有着与男性写作截然不同的质地，有着独特的话语系统和表达方式，对男性话语与风格的模仿只会造成女性写作的失语症。福楼拜等男性作家之所以需要缪斯，是因为他们能够从“缪斯”处得到同性无法给予的东西，“何不妨进一步断定其为某种刺激，对创造力的某种更新，而这些，只能潜藏在女性的天赋之中。”［14］在《福楼拜的鹦鹉》中，朱利安·巴恩斯笔下的路易丝这样说：“他过去常对我说，我是比大多数女人女性化较少的一个女人，说肉体上我是一个女人，而在精神上却是一个男人；说我是一个雌雄同体者，一个第三性人。”［15］这恰好符合了伍尔夫对人类写作的美好理想。事实上，福楼拜在某种程度上也拥有一个雌雄同体的头脑，他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虽然这句著名的话只是传闻，并未为福楼拜所记载），他说“有一段时间你会渴望是个女人”，他是双性恋，他爱女人也爱男人，最重要的是，他写作的语调方式并不完全是男性化的，而是具有雌雄同体的色彩。遗憾的是，这一点他没有意识到，他对路易丝所说的“雌雄同体、第三性”是作为贬义词使用的。

  然而，朱利安·巴恩斯的《福楼拜的鹦鹉》却具备了这一点。作者虚构了一个叙述者，对传主福楼拜的生命轨迹展开了妙趣横生的思索与探寻，在此过程中，他想到了路易丝·科莱，福楼拜的情妇，通信对象，缪斯女神，“害人精”，然而，她也是一个名噪一时的女诗人。叙述者思考：“我认为她是个害人精；她听上去像个害人精；不过，必须承认，我们听到的只是居斯塔夫的一面之词。也许应该有人写她讲的话：对啊，干吗不重视一下路易丝·科莱的说法呢？”［16］于是，叙述者开始想象自己倾听了路易丝对这段历史的重述。人类的历史是由男人和女人共同书写的，艺术的历史也同样。但是，艺术的历史与人类的历史不同，失败的艺术是不会被记载的，它的命运惟有被遗忘。作为诗人，路易丝也许失败了。她的失败也许是因为缺乏天赋，也许是因为缺乏金钱，也许是因为她并未真正拥有一间安宁的属于自己的房间，更可能的是，她拥有一位不写诗的，然而在肉体与精神，艺术与生活上都拥有统治权的老师，她在通往诗歌的路上的脚步变得小心翼翼、谨小慎微，自我怀疑，她失去了自己的声音。艺术的历史是残酷的，路易丝·科莱的故事需要重述，所有艺术家的缪斯女神的故事都需要重述。朱利安·巴恩斯让女人去书写男人脑后的那块“先令大小的疤痕”，从而改变了男人讲故事，女人听故事的局面，突破了传统线形结构，采用了能够体现女性叙述的“碎片”结构，用女性的声音讲述了一段被遮蔽的历史，一个被遮蔽的女人。在小说的历史中，一直存在着唯一的叙述者的权力滥用问题。“亘古以来，历史就向人类讲述着一个关于所有存在的公认的、规定的唯一版本”［17］，在一部以男性作家为传主的传记小说中，加入作为“缪斯”的女性叙述声音，这不仅反叛了文学理论意义上的叙述者，也攻击了作为叙述者的历史的可怕的权力。作为一名男性作家，巴恩斯的这种尝试难能可贵。

  （已刊，勿转，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