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合规师考试辅导教材（初级） pdf mobi txt 2024 电子版 下载

本套教材以中国企业评价协会发布的企业合规师职业技能评价标准为蓝本，同时参考了合规管理国际标准ISO 37301和国家标准GB/T 35770编写而成，为企业合规师考试辅导教材,核心内容主要包含企业合规师所必需的道德操守、专业知识与基本能力。教材依据评价标准纲目划分为《企业合规师考试辅导教材》(初级)、《企业合规师考试辅导教材》(中级)、《企业合规师考试辅导教材》( 高级)，共三册。该三册辅导教材具有相同的纲目，但初、中、高级合规师在相同纲目下需要掌握的专业知识深度及基本能力区间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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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本套教材以中国企业评价协会发布的企业合规师职业技能评价标准为蓝本，同时参考了合规管理国际标准ISO 37301和国家标准GB/T 35770编写而成，为企业合规师考试辅导教材,核心内容主要包含企业合规师所必需的道德操守、专业知识与基本能力。教材依据评价标准纲目划分为《企业合规师考试辅导教材》(初级)、《企业合规师考试辅导教材》(中级)、《企业合规师考试辅导教材》( 高级)，共三册。该三册辅导教材具有相同的纲目，但初、中、高级合规师在相同纲目下需要掌握的专业知识深度及基本能力区间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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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瞿艳丹：《七經孟子考文》前言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2-12-29 21:41:29

  江户時期學者山井鼎撰、荻生觀等補遺《七經孟子考文補遺》（以下稱《考文補遺》）是收入《四庫全書》的唯一一部日人著作，素來深受中日兩國學界的關注。此書進入中國學者的視野，大約在乾隆中期。清末楊守敬赴日訪書，即以《七經孟子考文》（以下稱《考文》）所載日藏漢籍書目爲參考，極力搜訪山井鼎曾見孤本、珍本。有關此書如何傳入中國、中國學者又有怎樣的評價，狩野直喜在《山井鼎と七経孟子考文補遺》一文中考述極詳，是爲鉤沉山井鼎事跡、稽考《考文補遺》成立及學術地位的重要研究。而狩野作此文的直接緣由，是其曾於一九二五年夏，爲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購入西條藩舊藏山井鼎手定獻進本《考文》。

  山井鼎是江户中期儒者，生於紀州南部（今日本和歌山縣海南市），字君彝，號崑崙，出生之年有元祿三年（一六九〇）、天和元年（一六八一）等説，狩野直喜等學者已有考述，均取前説。寶永四年（一七〇七），山井鼎始遊學江户，入徂徠門。享保三年（一七一八），出仕伊予西條侯。享保五年（一七二〇）與同門根本武夷同往足利學校校書，享保九年（一七二四）方竣。享保十一年（一七二六）將《考文》寫本獻上西條藩，藩主認可此書價值，命作副本二通，獻給宗藩紀州家與德川幕府。而獻給幕府，是在享保十三年（一七二八）六月，此時山井鼎已病逝六月有餘。八代將軍吉宗命荻生觀等學者再校《考文》，次年完成，即《考文補遺》。享保十六年（一七三一），《考文補遺》刊行，並在幕府的命令之下，由長崎送至中國。享保刊本之外，《考文補遺》尚有四庫全書本、阮元小琅嬛僊館嘉慶二年（一七九七）序刊本等。

  由上可知，《考文補遺》是在《考文》的基礎上作成，因此，若要研究《考文補遺》，則無法繞開對《考文》的分析。而《考文》無刊本，今暫見三種寫本，概括如下：西條藩舊藏《考文》原本，今藏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以下稱京大附圖本）；紀州藩舊藏副本，今藏天理大學附屬圖書館（以下稱天理本）；幕府舊藏副本，今藏宫内廳書陵部（以下稱宫内廳本）。《圖書寮漢籍善本書目》“經部”下有“七經孟子考一文”條：

  精鈔本，此爲山井鼎奏進幕府原本，前有享保十有一年郡山教官物茂卿序竝其印記。……其書微有不與刻本同處，舊藏楓山文庫，每册首有“秘閣圖書之章”印記。

  隨後還有“七經孟子考文補遺”條：

  精鈔本，此爲物觀撰補遺時奏進原本。

  “其書微有不與刻本同處”一語揭示出《考文》寫本與《考文補遺》的距離，顧永新先生對此問題已有細緻周詳的考察。從山井鼎校讎諸經並撰寫《考文》，到荻生觀等人作《補遺》，再到幕府刊刻《考文補遺》，可以看到書籍成立的過程，本文將與讀者一起踏上這段從《考文》到《考文補遺》的旅途。

  一、日本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藏《七經孟子考文》寫本（一）京大附圖本《考文》之來歷

  明治維新以來，日本名門貴族變動甚鉅，“頗欲廢漢學，故家舊藏，幾於論斤估值。而時販鬻於吾土者，不下數千萬卷”，典籍文物多有流散。一九二三年關東大地震之後，圖書遭遇重厄；同時，更多舊家因無力管理藏書，遂使圖書流往市場，書籍流通盛極一時。翻檢這段時間的拍賣會目録，一目了然。

  西條藩藏書的流出，正在這段時期。狩野直喜的《山井鼎と七経孟子考文補遺》作於一九二六年三月，開篇云：“去年夏，我學購得享保年間西條侯儒臣山井鼎所撰《七經孟子考文》。乃侯之裔孫某子爵舊藏，實爲山井手定獻進本。”是書一直藏於京大附屬圖書館，列爲貴重書，有《周易》十卷三册，《尚書》二十卷三册（附《古文考》一卷），《毛詩》二十卷六册，《左傳》六十卷六册，《禮記》六十三卷十册，《論語》十卷二册，《孝經》一卷、與《論語》下同册，《孟子》十四卷二册，凡一百九十九卷、三十二册。京大附圖藏書印標記時間爲“大正14.10.13”，即一九二五年十月十三日登記入庫。大庭脩曾考察《考文》諸種寫本，認爲京大附圖本是西條藩“大正十四年寄贈京都大學”，事實並非如此。京大附圖本書目卡片所載信息爲我們揭示了此書的入藏方式：“文學部購入，大正14年10月13日，酒井宇吉。寫，和，大。周易三卷，尚書三卷，毛詩六卷，左傳六卷，禮記十卷，論語二卷，孝經一卷，孟子二卷。1000，000。”此處以卷數表示册數，這種計數方式，是此書分卷記載混亂的原因，顧永新先生已詳有論考。“寫”即寫本，“和”即和書，“大”即美濃判開本。

  酒井宇吉是東京古書肆一誠堂的初代主人，略述其人生平：明治二十年（一八八七）生於越後長岡，十三歲到東京，在書店東京堂做見習生。明治三十六年（一九〇三）辭職歸里，與兄長開創酒井書店。明治三十九年（一九〇六），與兄長再度上京，在神田開設酒井書店。後經歷服兵役、火災諸事，終於在大正二年（一九一三）在神田神保町創設一誠堂。其時，古書市場十分興盛，一誠堂迅速崛起。而十年後的關東大地震中，一誠堂和神田神保町絶大部分書店一樣化爲廢墟。災後，官廳、學校、圖書館等機構求書若渴，書價驟騰，許多舊書店因此復興，一誠堂也由此擴大規模。大正十四年（一九二五）是舊書市場景氣的高潮，是年一誠堂出版了《一誠堂古書籍目録》，裝幀豪華，極受矚目，成爲圖書市場的風向標。卷首有一張照片，曰“一誠堂展覽會之圖”，畫面右側有書册與書箱，並手書海報：“物茂卿敘文，金壹千叁百圓也。山井鼎自筆本，七經孟子考文。”

  《一誠堂古書籍目録》圖書分類共三十種，在第十一種“漢文、和漢詩文、詩作書類之部”，赫然見到“山井鼎稿本，七經孟子考文，全三十二册”的整頁配圖，中置書箱，正面簽條云“七經孟子考文”，展示荻生徂徠題識並凡例之頁，並第三十二册封面。目録云“箱入和三十二册壹千叁百圓”，運費三元。京大附圖所藏《一誠堂古書籍目録》此條上以鉛筆畫圈，墨書“現存京大圖”，想是京大某位老師的標記。書目卡片上的“1000000”，即一千日元。蓋日本一九五三年貨幣整理之前，“元”後尚有錢、厘、毛等輔助單位，一元爲一百錢，一錢爲十厘，故當時許多賬目表“元”後標記“十、錢、厘”。

  幸運的是，狩野直喜在《半農書屋日記》中詳細記録了京大購入《考文》的始末與《山井鼎と七経孟子考文補遺》一文的撰寫經過，使我們可以看到當時京都大學中國學領域的師生對此書的共同關注。

  一九二五年（大正乙丑）七月二十七日，狩野因外務省對支文化事業之公務出差東京。二十八日：“至書肆一誠堂。求見山井鼎直筆《七經孟子考文》。以主人不在，不得見。”

  八月八日：“東京一誠堂主人攜《七經孟子考文》至。索價千金。命留之於家。擬與同僚議。買入於大學。請内藤教授共覽。君以爲書中似有係山井自寫者。”

  十四日：“倉石（武四郎）生至。示以原本《七經考文》。”

  十六日：“午前小川博士琢治攜其二子至。觀《七經孟子考文》。”

  二十日：“小川君致紀藩秘録而至。”

  九月十三日：“午前訪矢野博士。予數日以來考《七經孟子考文》入中國事，欲托搜討長崎文獻也，終日在家讀書。”

  十四日：“午前上學。仍考《七經孟子考文》入中國始末。”

  十九日：“傍晚至大學。見斯文學會研究部諸人。講説《七經孟子考文補遺》入中土始末。”

  十二月十二日，“夜至支那學會，講演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入中土始末。”

  以上可知，一九二五年自夏至冬，狩野直喜圍繞《七經孟子考文》，展開了訪書、購書、搜集資料、研究、講學等一系列工作。在去東京外務省出差的公務之餘，還特往一誠堂觀書。而之後一誠堂主人特地攜書到京都，可見當時日本舊書店主人售書之法，亦頗類舊時琉璃廠書賈將客人所要書籍送到府上的作風。在考訂寫本筆跡、文獻價值之際，狩野的同僚及友人内藤湖南的意見也起到很大作用。小川琢治、矢野仁一等人均爲狩野搜尋過相關史料。而狩野也十分及時地將最新研究成果報告給斯文學會、支那學會的同仁。弟子倉石武四郎亦在第一時間見到了此書。

  一九二二年始，倉石武四郎自東京往京都，求學於狩野門下，深深服膺其學問。而他對山井鼎及足利學校藏書，實早有關注。他在東京讀書時，與松雲堂主人野田文之助相識，曾讀過野田抄掇之廣瀨旭莊《日間瑣事》中有關足利學校的見聞，語涉山井鼎學統後裔山井璞助之事及足利學校諸本情況，頗見前人未發之細節。一九二三年，他借大阪府立圖書館藏《日間瑣事》抄本及懷德堂松山教授藏抄本，加以參訂。而“校成未幾，東京大震火，松雲堂亦焚。平生所貯圖籍，不遺一紙，而此本則以偶在余許免焉。爾來期年，主人拮据籌備，廛鋪貲用略具舊觀，即遂授之梓”（一九二四年九月識語），名曰《足利學校見聞記》，卷首刊云“乙丑歲初夏，上海中華書局仿宋巾箱本，印行三百册，東京松雲堂發行”。雖只是二十餘頁的小册，卻足證倉石在老師家獲睹原本《考文》之際，早已對山井鼎的學問及相關細節相當熟悉、關心。

  檢京大附圖本《考文》可知，書高29釐米、廣19.3釐米，版框内高22.3釐米、廣15釐米，靛藍封面，正文半頁九行，每行約廿字，版心上刊“七經孟子考文”。每册卷首均鈐有“西條邸/圖書記”（朱）之印，可知原爲西條藩在江户的府邸所藏。内藤湖南認爲書中有山井鼎筆跡，定説稱其乃山井最初獻給西條藩的淨書本，是可靠的推斷。京大附圖本《考文》約有五種不同筆跡，對比京大人文研所藏山井手校嘉靖中福建刊本《十三經注疏》批注筆跡，確有一種相當接近。

  正本《考文》入藏京大後，一直不乏學者關注。一九三七年大阪府立圖書館主持的“《孝經》善本展覽會”上，曾展出京大附圖本《考文》中《古文孝經》一葉，後亦收入同名圖録。東京松雲堂主人野田文之助曾提過“聽説狩野君山先生買了一部，藏於京大。不過也許因爲《補遺》各種刊本的流行，人們並没有對《考文》寫本有更多留心及研究，不能不説是一種遺憾。

  （二）現存其餘兩種《考文》寫本及遞藏情況

  天理大學本

  現藏於天理大學附屬天理圖書館的《考文》，是西條藩獻給紀州藩的副本，維新後入藏紀州德川家南葵文庫。有關此本的流傳，歷來多有不明處。大庭脩曾遍尋此本而不得：

  進獻西條家者現藏京大。進獻將軍家之本現存宫内廳書陵部。那麼，還有進獻紀州家之本。紀州家的這本怎麼樣了呢？這是非常有趣的問題，紀州本即在南葵文庫。南葵文庫，在關東大震災後寄贈給東京大學。我懷着碰運氣的想法，到東大圖書館，問他們新收書目裏有没有南葵文庫的《七經孟子考文》。管理員打開目録給我看。確實有。但是，卻被劃了删除的紅線。管理員稱，劃了紅線的，一開始便不曾進入本館。於是我又去和歌山大學碰運氣，應該藏在那裏。但檢查和歌山大學書目，只看到《七經孟子考文補遺》的中國刻本，没有什麼好本子。當然，東大也有享保十六年刊本，但比起南葵文庫本，更在意紀州家的這個寫本今在何處。然而遍尋不得。

  可以知道，自從南葵文庫將藏書寄贈東京大學之後，紀州舊藏《考文》寫本便去向不明。欲探明個中過程，首先需梳理南葵文庫歷史。

  南葵文庫創始人爲紀州德川家第十五代藩主德川賴倫（一八七二—一九二五）。賴倫十三歲入學習院，中學退學，轉入山井幹六所辦私塾讀書。幹六是山井鼎學統之後裔山井璞助的養子，即山井清溪，著有《清溪先生遺集》。璞助原姓渡邊，有一子三女。長子幼時已過繼渡邊生家。清溪原配山井氏即璞助長女，可惜早逝，復娶渡邊氏，得一女。渡邊氏又殁，再娶儒學家東條方庵之女道子。璞助次女嫁渡邊守輔，三女嫁鹽谷時敏。清溪無子，以原配三妹次子良爲嗣，即山井良。其胞兄爲漢學家鹽谷溫，是倉石武四郎的老師。山井良出身東京高等商船大學，後爲大阪商船株式會社社員。有二女一男，長子山井湧出身東京大學支那哲學科，專攻明清思想史，是倉石武四郎的學生輩。由此可知，山井鼎之學脈一直隱然未斷。賴倫既承紀州藩之嗣，學於曾任職紀州支藩西條家的山井鼎後裔處，亦在情理之中。山井家與賴倫的往來，應始於此時。明治二十九年（一九〇六），賴倫遊歷歐美，尤其留心圖書館建設。回國後，即命人整理家藏圖書，構思建設圖書館。

  明治三十五年（一九〇二）四月，南葵文庫竣工，地處東京麻布區飯倉町賴倫邸内，起先爲方便舊藩子弟讀書，並不對外開放。後因藏書量擴大，遂擴建書庫，並於明治四十一年（一九〇八）十一月三日開放閲覽，公開圖書計五萬八千六百五十九册，均鈐“南葵文庫”之印。如此豪舉，可謂傳統書庫向近代圖書館的真正轉變。《南葵文庫藏書目録》中，有“七經孟子考文山井鼎撰寫三二”條，即此副本。新收圖書有江户藩邸國學所古學館教頭小中村清矩的五千册藏書、儒學家島田篁村的一萬餘册漢籍等等。可注意者，是文庫顧問山井幹六寄存的兩千七百五十册漢籍。現京大人文研藏山井鼎校《十三經注疏》即來源於此，卷首鈐有“昆侖”、“山鼎之印”、“君彝”、“山井氏圖書記”、“南葵文庫”等印，可見流傳之緒。“山井氏圖書記”，即山井幹六家所留。《南葵文庫藏書目録》中，也能見到“十三經注疏（毛詩二册欠）”條，注云“山井鼎校嘉靖年刊”。

  大正十二年（一九二三）關東大地震的發生，徹底改變了南葵文庫的命運——東京大學附屬圖書館在震災中遭遇火厄，損失慘重。正爲經營圖書館苦惱的賴倫遂索性將南葵文庫大部分藏書一舉捐贈東大附圖。這在當時相當轟動，傳爲美談。交接儀式於次年進行，南葵文庫由東大附圖接管，賴倫只帶走一位舊館員，及部分與本家族淵源密切、難以割捨的善本，遷至代代木地區新築的府邸靜和園。

  出海在外的山井良回國後，發現山井家寄存圖書在自己不知情的情況下已一併捐與東大，遂認爲是南葵文庫管理人員交接時的失誤，要求東大返還家族藏書。但交接手續已完成，東大自然不允，此事便不了了之。然而因緣有定，後來山井良整理自家藏書，發現有些珍籍一開始就未寄存南葵文庫。而賴倫遺物中，也發現不少未曾交與東大的山井家舊藏。這些書籍後來流往拍賣場，當中便有天理本《考文》及京大人文研藏山井鼎手校嘉靖福建刊本《十三經注疏》。

  一九三四年四月十日，《日本古書通信》有一則小新聞：

  據云，一誠堂、巖松堂、井上書店、朝倉屋四家書店收入（紀州）德川家大量和本。近日必將整理出售。

  同年六月二十五日，同刊登出“紀州家舊藏書賣立速報”一則報導，介紹六月二十二日於大阪書林俱樂部召開鹿田松雲堂主持的大型拍賣會，附有拍賣目録，《七經孟子考文》赫然在列，注云：“正本，紀藩山井鼎自筆獻上本，享保十一年物茂卿序，大形保存極良。”這裏的“自筆獻上本”不夠準確，應該是據其自筆獻上本所作副本。

  目録内還有一種“十三經注疏明版山井鼎自筆朱墨細字書入本”極可矚目，這便是後來藏於京大人文研的山井鼎手校嘉靖福建刊本《十三經注疏》。

  鹿田松雲堂是江户時代以來大阪著名的古書肆，與東京淺倉屋、京都佐佐木竹苞書樓並稱三都老鋪。明治廿三年（一八九〇）起，二代主人（一八四六—一九〇五）發行舊書販賣目録《書籍月報》，第七十四號起，三代主人（一八七六—一九三三）改題《古典聚目》，至昭和十八年（一九四三）十一月止。二代主人積極參與出版事業，與關西學者文人往來極多。其時，鹿田松雲堂二樓文人雅士雲集，可視作關西的文化沙龍。内藤湖南、富岡鐵齋、德富蘇峰、長尾雨山、藤澤南嶽等皆在其列。三代主人與關西地區學者繼續保持深厚交誼，並爲東京大學、京都大學圖書館購入大量古籍。

  同年七月十日，《日本古書通信》載大阪一輪草舍書屋主人云：

  前號鹿田松雲堂會主之紀州家拍賣會速報，足令眾人大開眼界。古書通信的功能也充分得以發揮，甚感欣慰。……素來不吝出價、滿載而歸的反町先生，竟一件未得。此番盛會，何等精彩。

  紀州德川家的這場拍賣會，在反町茂雄的回憶裏屢屢登場，他將之視爲戰前舊書市場黃金時期的一大高潮：

  觀看、出價各一日。這是特殊的拍賣會。總共一百五六十件。普通古書一件都無，幾乎全與紀州或紀州德川家相關，且每一件都是相當的善本，標價甚高。拍賣結果也異常，幾乎七成都由拍賣方鹿田氏獨占拍得。力壓群雄，自然價格極爲可觀。後來據鹿田云，幾乎都由和歌山某有實力之書畫商（暫不記得其名）購得。……當中《十三經注疏》，爲紀州藩學者山井鼎編輯《七經孟子考文》之基礎，可謂日本考證學歷史上價值最高之史料。據鹿田稱，京都大學狩野直喜博士拜託“只這一件，一定要拿下”，果爲其所得。狩野博士早對山井鼎的學問業績高度評價。拍賣總額高達一萬三四千日元。又及，和歌山某書畫商所購之物，約二十年後的昭和二十五六年間，再度現身大阪市場。當中主要部分，幸爲我所得。

  紀州藩舊藏《考文》，此番即收入“和歌山某書畫商”囊中。幸而反町在其他文章裏回憶起這位書畫商的名字，並對曾與紀州藩舊藏《考文》與山井鼎手校本《十三經注疏》失之交臂念念不忘：目録所見山井鼎自筆原本《七經孟子考文》，無論如何都想買下。因爲此書（《補遺》）刊本在昭和四年（一九二九）九條公爵家舊藏本中出現，曾賣出不可思議的高價。調查其原因，方知山井學問之卓絶。拍賣預展時，看到“十三經注疏百五十册”内有朱、墨、藍三色詳密細緻的筆記，兩百餘年前學者山井鼎慘澹勤學之貌躍然紙面，令人驚歎，出於敬畏讚歎之心，我想儘可能把這部書也買下。結果，我寫的價格只有五百日元、六百日元，根本不可能買到。

  （中略）

  鹿田文一郎先生是業界罕見的紳士。以前就經常見面，也會分點書與我，之後一直相交甚篤。他到東京或者我去大阪時，都會見面，時常一起吃晚飯。有一回，雜談時聽説，山井鼎的兩種稿本，均被京都大學狩野直喜博士看中，要求“必須買下”。這位碩學尊重中國清代實證學風，對其實踐之一的山井《七經孟子考文》評價極高，並曾撰有論文。二書如今應該都秘藏京大圖書館吧。其他紀州相關的文獻古籍，似乎均被和歌山一位叫三尾邦三的人買走。

  由此可知，反町曾經並不知山井其人，也不知《考文》價值，但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一誠堂主持的九條家舊藏拍賣會上，見到《七經孟子考文補遺》刊本（《孟子》一、二補寫）竟賣出一百日元的高價，頗覺驚訝，方對崑崙其人其著有所瞭解。在一九三四年紀州舊藏拍賣會上，遂對山井鼎相關書籍密切關注，不料皆未得。只是這段記述關於《考文》去向有誤，此書與紀州藩相關文獻一樣，都爲三尾邦三所得。

  三尾邦三出身和歌山釀酒世家，財力雄厚，一九三年當選眾議院議員，屬立憲政友會。精通茶道，愛好收藏。一九四〇年，太平洋戰爭前夕，曾斥資三十萬日元在自家建設美術館，即財團法人南紀美術館。該館有濃烈的帝國主義色彩，戰後廢館，如曇花一現，鮮爲人知。藏品陸續流出，部分爲和歌山本地博物館、美術館所藏，而反町所云“昭和二十五六年間，再度現身大阪市場。當中主要部分，幸爲我所得”，應該也在這一時期。《考文》副本也在當中麼？可惜遍檢反町所刊目録、圖册，皆未見記録。

  是書重現人間，要到一九六一年，天理大學附屬圖書館館刊上有館員金子和正先生一則新書介紹：本年四月，本館收入南葵文庫若干舊藏本……全三十二册。題簽墨書“七經孟子考文”並篇名、册數。卷首有荻生徂徠序，文末云“享保十有一年丙午正月望/郡山教官物茂卿題”。有“大連苗裔”（陰文）、“物茂卿印”（陽文）朱印。每頁九行，書口印“七經孟子考文”，筆跡經多人之手。有藏書印“南葵文庫”、“舊和歌山德川氏藏”。箱書“昭和九年甲戌十月南紀後學多紀仁”。

  （中略）

  鼎素爲蒲柳之質。故三年苦學，令其病倒，然回到江户之後，猶忍病謄寫《考文》，於享保十一年獻呈西條侯。今藏京都大學者即此。其後，病情雖稍緩，但兩年後的正月，卻病殁故里。年三十九歲（一説四十九）。

  其殁後之年六月，西條侯據此謄本作副本二部，一部獻與紀州侯，即本館此番所收之書。另一部獻與將軍吉宗，吉宗據此命徂徠之弟荻生觀再校，名曰《七經孟子考文補遺》，享保十六年刊行。

  一九七〇年十月同館所刊《開館四十周年紀念近收善本書影》（善本寫真集三十四）卷首云：

  開館至今，每十年爲期，總録其間所得和漢洋貴重書，刊行編目。俾使讀者知曉所藏，便於利用，更令我輩自省往日蹤跡。惟時昭和四十五年，本館歷史已有四十年，當爲稀書目録第四輯上梓之時，和漢書篇預定收録書目逾三千種，洋書近一千種，暫未完成。此番即由此四千餘種，揀出各領域者三十種，編爲近收善本書影。雖未窺全豹，但於四十周年紀念大喜之際，略表微意。

  當中載有《考文》之《論語》一葉，鈐“舊和歌山德川氏藏”、“南葵文庫”、“天理圖書館藏”三印。

  然而，《天理圖書館稀書目録和漢書之部》第四輯的出版，要到十八年後的一九九八年，共收一千一百〇一種。遍檢全書，不見《考文》蹤跡，大約是因主題“版本之部”所限之故。而在二〇一〇年完成的第五輯（開館八十年紀念，共收一千二百七十七種）中，主題雖爲“寫本之部”，卻也不見《考文》。據聞天理圖書館尚有大量未整理的書目，或許《考文》也被遺忘在其間。

  二〇一三年秋開館八十三周年“漢籍與日本人”紀念展中，再次見到《考文》，給出《毛詩》首頁，介紹云：“本次所展之書，即長期不明所在的紀州德川家副本，全32册。”此語大概也可説明編目時確曾有遺漏。

  天理大學附屬圖書館圖書卡片載該書條目：“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寫〕〔享保年間〕32册南葵文庫舊藏本紀州家本。”書高29.5釐米，廣19釐米，開本與京大附圖本接近。版框内高22.1釐米，廣14.9釐米。正文半頁九行，每行約廿字，版心上刊“七經孟子考文”。封面爲朽葉色龜甲龍雲紋押花灑金和紙，包角用香色綾，十分精美。有南葵文庫書標，四圍環繞葵紋，有“部、函、架、號、册、記”數列，“部”爲“倫”，即紀州德川家第十五代主人賴倫舊藏。左側爲天理圖書館書標。每册首頁鈐“舊和歌山/德川氏藏”（朱文）、“天理圖/書館藏”（朱文）、“南葵/文庫”（朱文），惟第一册“南葵/文庫”印上另覆有“ケシ”印，爲散出南葵文庫之際所鈐，同今日圖書館“除籍印”。舊時秘閣或私家藏書流出之時，均無此類印鑒，亦可視爲南葵文庫作爲日本近代圖書館開拓者的特徵標識之一種。每册末頁均鈐朱文“月明莊”，乃反町茂雄私印，可知其的確曾爲反町所得。鑒於反町與天理教二代真柱交遊之篤，判斷此書經反町而歸天理圖書館架藏，應無疑義。

  又見多紀仁一九三四年於箱内所撰跋文：

  聞崑崙先生之修《七經孟子考文》也，書三部，一以獻幕府，一以納紀藩，一以呈西條侯。其獻幕府者，今不知在處，呈西條侯者，曩歸京都大學。此書即所納紀藩者也。後此書之刊行也，傳而至禹域，浙江學政阮元獲之大喜，爲捐資刊刻。其著《十三經校勘記》，頗取材於此云。此書之價可知也。況此謄本，先生心血所濺者，豈不敬重乎。拜覽之餘，敢加一詞云。〔豈下脱可字〕昭和九年甲戌十月南紀後學多紀仁拜識。

  鈐陽文“艸山”、陰文“多紀仁印”。左下角有圖書館標籤，寫明乃一九六二年宇野晴義寄贈。這位宇野是福井縣天理教區管理人員，據云天理教教眾常有購買珍籍、獻給真柱（教主）的做法。

  有關多紀仁（一八六九—一九四六），在此略贅一筆。其人又名仁之助，號艸山，和歌山人，世代爲紀州藩儒學者，致力地方文獻的保存推廣。和歌山海南市海草郡善福院内有山井鼎墓表，即多紀仁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八日主持修復山井鼎墓地之際撰書。可惜他學問似乎平平，文章也寫得普通，已然湮没無聞。

  而狩野直喜“一定要拿下”、“必須買下”的山井鼎手校《十三經注疏》，則成爲研究山井鼎學問的重要史料。狩野曾於書箱内撰寫識語，時期與多紀仁跋文相同：《周易》、《尚書》、《毛詩》、《禮記》、《左傳》、《論語》、《孟子》

  以上有西條儒臣山井鼎校語，疑考文所本。

  《周禮》、《儀禮》、《穀梁傳》

  以上有山井璞助校語。璞助本姓渡邊氏。鼎没七十年以後，命承鼎家者。

  昭和九年十月八日。狩野直喜記。

  京大人文研藏書以一九二九年設置之初所購陶湘舊藏爲基礎，多叢書、彙刻、全集，旨在便於研究使用，而非着意蒐求珍善本。一九三四年購入的山井鼎手校嘉靖閩本《十三經注疏》，因其保留了山井鼎思考、工作的原始記録，文獻價值極高，堪稱人文研善本之精華。吉川幸次郎所撰《東方文化研究所善本提要》中，亦將之列於經部之首：“崑崙先生爲近代校疏之祖，惠延後學，名播異域，蓋皇朝儒者之業，能衣被海内外者，殆莫先生若也。此册手澤俱在，足稱本所校本之冠。”並輯録部分識語，爲闡明山井鼎具體工作日程、進度的關鍵材料。

  宫内廳書陵部本

  宫内廳書陵部所藏《考文》寫本，一直深藏秘府，來歷最爲明晰。《圖書寮典籍解題·漢籍篇》（一九六〇）“哲學·總經類”有“七經孟子考文（副本）”條云：三十二册享保十三年寫

  百九十八卷。山井鼎撰。每半葉九行，每行十二字。四周雙邊，版心印有“七經孟子考文”，寫本。匡郭内縱22.2釐米，橫14.5釐米。有“秘閣圖書之章”。

  紀伊儒者山井鼎（一六八〇—一七二八），受師荻生徂徠之教，赴足利學校。留三年，據同校秘藏古抄本、宋刊本及足利學校印行活字本並其他諸本，校讎七經，即《易》、《書》、《詩》、《左傳》、《禮記》、《論語》、《孝經》，並《孟子》，正經文及注疏之異同。享保十一年（一七二六）將此淨書，獻上所仕紀伊支藩伊予西條侯（此本現藏京都大學圖書館）。侯嘉許是書價值，作副本二通，一獻上宗藩紀州家，一獻上幕府。本書即幕府獻上本，時爲享保十三年六月。（是年正月，鼎已死於疲勞。）

  本書爲校勘學上劃時代之作，如後一條所云，經荻生觀補遺而得出版《七經孟子考文補遺》，傳諸中國，收入《四庫全書》。足知彼邦學界評價如何之高。今將其校勘所用之書列舉如左。（下略）

  “秘閣圖書之章”乃明治維新後爲舊紅葉山文庫本新鈐之印。紅葉山文庫即江户幕府於江户城内所設專屬將軍家的圖書館，該名稱是明治以來的稱呼。慶長七年（一六〇二），德川家康於江户城本丸内富士見之地設立文庫。寬永十六年（一六三九）七月，藏書轉移至西之丸紅葉山新造之書庫。該書庫在江户時代有别名“楓山文庫”，但官方徑呼“御文庫”，亦不用藏書印。設御書物奉行，也就是圖書管理者，他們留下非常詳細的工作日誌，即《幕府書物方日記》。御文庫收書方針以漢籍爲中心，特别是長崎輸入的唐本，也就是所謂的“唐船持渡書”，和刻本及日本文學類書籍並非收藏重點。而幕府的官撰書（如《德川實紀》之屬）、昌平坂學問所官板書，以及諸大名獻上本，則爲例外收藏，從御文庫編纂的《元治御書籍目録》即可窺此取向。明治維新後，紅葉山文庫暫時保存於原先的舊書庫内，陸續經大學（即後來的文部省）、太史局、太政官正院式部寮、正院歷史課、修史局、修史官等部門接管，於明治十七年（一八八四）交太政官文庫管理，次年因創設内閣制度，改稱内閣文庫。其時，紅葉山文庫舊藏並未受到明治政府足夠重視，而這一時期楊守敬的訪書活動終於使政府及知識界認識到紅葉山文庫的重要性。明治二十四年（一八九一），宫内省圖書寮由内閣記録局接收了紅葉山文庫舊藏的一批珍貴典籍，即所謂秘閣本。

  除解題所云兩方“秘閣圖/書之章”外，宫内廳本《考文》第一册卷首另鈐一方“帝室/圖書/之章”，乃明治三十六 年（一九〇三）以後圖書寮所用印章。此本即荻生觀等人受將軍吉宗之命作《補遺》時所據原本，開本尺寸爲高28.5釐米，廣19.8釐米，較之京大附圖本、天理本更爲方闊，但仍在“大本”或“美濃本”範疇之内。版框内高22.3釐米，廣15釐米，與京大附圖本、天理本基本一致。

  《幕府書物方日記》享保十六年九月七日條載：新收入《七經孟子考文》書本三十二册一筥，但爲二重筥。花色紋形表紙，紫絲，外題萌黃。右淺黃羽二重袷服紗包，内箱桐白木，附萌黃絲製真田紐，有摺板一枚，上箱桐白木，附綿製真田紐。並附獻上年月文書一通。右爲享保十三申年六月松平左京大夫獻上之由。

  新收入《七經孟子考文補遺》書本三十二册一筥，淺黃土佐紙表紙，紫絲。右溜塗簞笥，銅鎖，有摺板二枚。附鑰匙一把。並附此書由來文書一通。

  右文書二通並鑰匙一把，收入會所簞笥。

  松平左京大夫獻上之本，由左京大夫之儒者往足利學校校讎七經而成，因是荻生惣右衛門之弟子，遂與惣右衛門商議，集成《考文》三十二册，獻於左京大夫。又詳查此本，由荻生惣七郎並室新助稍加校讎補遺。此度得以板行，因謄抄三十二册《考文補遺》，交與兵庫頭大人。

  這段話的意思是説此日新收兩種圖書，其一爲《七經孟子考文》寫本，爲享保十三年六月松平左京大夫獻上。另有《七經孟子考文補遺》謄寫本一種，是《考文補遺》刊行之後進獻，交給了兵庫頭。

  在《元治增補御書籍目録》中，此二種書排列一處，歸於“國書部”（即日本圖書）之“附録類”。同列還有補遺本兩種，一爲享保十六年初刻三十二册本，一爲阮元小琅嬛僊館嘉慶二年序二十四册本。御文庫將此四種書並列一處，恰好反映出此書由校正補遺、刊刻至傳入中國、覆刻本回流的整個過程。

  （三）京大附圖本《考文》的特點

  現存三種《考文》寫本中，鈔工、裝幀最精美的，自然是進獻幕府的宫内廳本《考文》，但因京大附圖本《考文》是山井鼎生前完成，也是他一生心血之凝聚，距其工作原貌最爲接近，故而意義重大。接下來，且從裝幀、筆跡、文本異同等方面考察京大附圖本《考文》的特點。

  首先，就裝幀而論，現存三種《考文》寫本均有不同，以宫内廳本最爲精美。用紙雖略有大小出入，但大體仍屬“美濃本”範疇，且版式、書寫格式完全相同。參考宫内廳藏《補遺》寫本版框尺寸（15釐米×22釐米）及國立公文書館内閣文庫所藏另一種《補遺》寫本的版框尺寸（15釐米×22.1釐米），可以推定，不論《考文》還是《補遺》的寫本，書寫紙所用版木規格應爲一致。

  其次，就筆跡而論，内藤湖南判斷京大本有山井鼎手跡，對比京大人文研藏山井鼎手校嘉靖閩刻本《十三經注疏》批注筆跡，可知山井鼎手跡應在《周易》上中下三册、《毛詩》六册、《禮記》第二第三册，凡十一册，約占全書三分之一。筆劃端然秀俊，極爲工整。此外另有筆跡五種，天理本《考文》筆跡似出於五人之手，整然稍勝於前。宫内廳本抄工最佳，約成於六人之手。比對發現，正副本所用抄工頗有一致之處，整體以宫内廳本最爲美觀。雖然無法判斷崑崙之外的筆跡所出何人，但至少可知崑崙在製作正本之際所用抄工，在後來西條藩製作副本之際，仍有登場。

  就内容而論，此三種《考文》寫本頗有異同。且以前三册爲例，即《周易》上中下三册，卷首至卷十部分。經過比堪可以發現，天理本在忠實反映京大本原貌的基礎上，也有作出修改之處，同時也反映在宫内廳本中。比如徂徠序中，京大本稱“紀藩羽林將公”，副本均作“西條侯”。“紀藩羽林將公”是對西條藩主松平賴渡的中國風雅稱，而“西條侯”則爲相對謙遜的稱呼。蓋因西條藩作獻上本之時，對徂徠原文所用雅稱稍作改動。與之相對，京大本山井鼎銜名爲“紀府分藩京兆家文學”，而在天理本及宫内廳本，均作“西條掌書記”，亦是西條藩在製作副本時，考慮到呈獻對象，而將原先臣下所用敬語改作自謙語。有關徂徠此序，至宫内廳書陵部藏《補遺》寫本，又删去“浮屠所守，而學宫之名尚在”、“又慮所托匪人，職乖其業，藐如以眎，更十年而雨漶蠹蝕之弗顧，雖反求之，殆將失也”二句，都是徂徠原序有關山井鼎著書之心跡，頗能反映徂徠對弟子的愛重。《考文》正副本對徂徠原序的保留程度，亦足説明正副本的文獻價值。

  副本的抄寫過程間有衍字、錯行、增删等，總葉數亦微有出入，如京大本《毛詩》爲二八九葉，天理本同，宫内廳本爲二八八葉。京大本《孟子》共九六葉，天理本同，宫内廳本爲九七葉。翻檢正文，亦不難知抄工在製作副本的過程中，覺察衍字或錯行等情況之後，儘量設法與正本保持一致，或增減某行字數，或略微改動語助詞，不致錯行、增葉。

  要言之，在京大本成立之後，製作副本的人曾在京大本上標記改行、空格、增删等記録，天理本、宫内廳本據改。宫内廳本謄寫之際，較之天理本更有完善，亦多見塗改删削痕跡，這些都可以在補遺本上得到反映，可知各本關係。探明《考文》正副本的關係，對接近山井鼎著作之原貌，以及理解《考文補遺》如何形成，意義重大。而如果要更準確地掌握山井鼎思考及工作的過程，那就必須對京大人文研藏山井鼎手校嘉靖閩本《十三經注疏》作進一步分析。試舉一例説明，橋本秀美曾指出，足利學校藏南宋越刊八行本《禮記正義·檀弓上》注“禮祖而讀賵”，《考文》所引“祖”作“袒”，阮元《十三經校勘記》推測《考文》乃誤，而足利本確作“祖”，因此“是《考文》在編輯過程中產生譌誤”。覈《考文》正副本可知，兩副本的確均誤作“袒”，而京大本作“袓”。復檢京大人文研藏山井鼎手校《十三經注疏》，見嘉靖本“袒”字徑被墨書改作“袓”，明確獲知這種譌誤產生的源頭。諸如此類，不可勝計。

  又，《考文》諸正副本、宫内廳《考文補遺》寫本於凡例末均録有崑崙識語，計兩百餘字，而享保十六年刊本不收，茲録於下，以彰崑崙苦心：臣鼎伏惟古者右文之代，六十州皆有學。足利學迺亦下野州學，巋然獨存其所，講習皆漢唐古書，蓋歷數百年弗替也。中值喪亂，爲浮屠窟宅守者，盲聾相承，古籍異書，往往散逸。及乎近世，洛閩之學盛行，而人不貴古學，遂令其僅存者束之高閣，多爲風雨蟲鼠所蝕壞。誠所謂美玉蘊於碔砆，精煉藏於礦樸。庸人視以忽焉者，豈不悲乎。所幸天之未喪斯文，今搜之於將亡之間，而海外絶域乃獲中華所無者，録以傳於將來，不亦喜乎。此其所以不辭勞苦，矻矻從事於斯也。

  享保十一年丙午 月 日 臣鼎謹識二、日本宫内廳書陵部藏《七經孟子考文補遺》寫本（一）《考文補遺》寫本的成立

  先行研究對《考文補遺》刊行經緯已有不少細緻的梳理，但由於前輩學者都不曾有機會利用宫内廳藏《補遺》寫本，也未曾分析《補遺》從寫本到刊本的過程，故有必要對此過程再作分析。物觀《補遺敘》云：

  茲者西條侯謄寫山鼎《七經孟子考文》以進，戊申孟秋，政府俾臣觀校其所撰。臣與講官平直清及諸生等放鼎目録，採集校讎，書若干卷，援引書若干卷以校，如鼎之舊。《考文》爲書也，撰足利學所藏書寫本《周易》三通、《毛詩》二通、《尚書》《禮記》《孝經》《孟子》各一通、《論語》二通、《魯論》《皇侃義疏》各一通、活字板《周易》《禮記》《左傳》《孟子》各一通、宋板《周易》《尚書》《毛詩》《左傳》《禮記》各一通，與今本字異者。鼎言曰書寫本，吾邦古博士家所藏，爲唐以前物。活字板，本學印書寫本，皆世之所無，蓋謂本學所藏者幾亡，則不可復得也。此鼎《考文》所由而興焉。但前書頗有遺漏，臣愚昧掇拾於校讎之際，敢補前書之闕，以繫各條後，題曰《補遺》。每條各四目，曰經、曰注、曰釋文、曰疏。放前書之舊，其句中字或闕，注每句下謹按、正誤條。闕本名注每條下，並嵌以補遺别之。編寫成日，刊布中外，欲使人有知今本之所失乎古者也。……享保十有五年歲在庚戌暮春之日，東都講官臣物觀謹識。

  徂徠門人宇佐美灊水《雜著》“七經孟子考文補遺”條：

  是歲秋，德廟命物叔達名觀，官儒，徂徠之弟再校君彝所獻《七經孟子考文》。《考文》所校古書皆令自足利學校取來，集叔達以下徂徠門人共相校讎。是故石川之清字叔潭號嘿齋、三浦義質字子彬號竹溪、木村晟字得臣上言，三人會於叔達之宅，日日校勘。余是時尚在蘐園塾中。叔達呼余以助校書。余與義質對校，之清與晟對校，且補遺漏，叔達判裁異同之是非。歲杪校畢。官各賜賞銀。是時受命於校讎中時時來觀者，爲室師禮名直清號鳩巢，官儒。翌年繕寫呈獻，題曰《七經孟子考文補遺》。官命書肆雕刻，賜工價三百金。

  《蘐園雜話》云：

  灊水因助《考文》之功，得縣官賜古金七兩。是爲查閲嘉靖版《十三經》，得古金七兩。

  也就是説，《補遺》的工作是在江户完成，因爲是幕府的命令，所以竟可以將一向“不許出學校閫外”的宋版五經正義等珍貴書籍從足利學校送至江户。校讎場所在荻生觀家中，校讎工作大約半年完成，次年（享保十四年，一七二九）謄寫獻上幕府。

  《德川實紀》享保十四年三月二日條云：

  是日儒員荻生惣七郎觀奉上此前所命之《七經孟子考文補遺》，其功已成。

  享保十五年十二月十七日條云：

  近日荻生惣七郎進呈《七經孟子考文補遺》，賜金。補助門人三人亦各有賞銀。

  據宇佐美灊水記述及物觀敘可知，補遺工作始於享保十三年秋七月。宇佐美灊水稱當年歲末已經校讎完畢，享保十四年謄寫獻上，與《德川實紀》所載相合，但物觀敘所署日期卻在享保十五年春三月。山本岩認爲這是編纂《德川實紀》之際，誤將享保十五年三月之事繫於享保十四年三月條下，因此補遺工作應該有一年半之久。向來依據物觀敘所記時日推斷補遺工作時期者，也有相似的結論。

  灊水所著《雜記》大約完成於其去世前不久的安永五年（一七七六，乾隆四十一年）左右，是他晚年的回憶録，距離當年的補遺工作已遠隔四十餘年，出現偏差也不是不可能。

  （二）宫内廳本《考文補遺》與内閣文庫本《考文補遺》

  明治二十二年（一八八九）七月，日本内閣記録局長股野閣向黑田清隆總理大臣提出申請書，建議將内閣文庫中最爲精要的善本移交宫内省管理。明治二十三年（一八九〇）十月，時任内閣總理大臣的山縣有朋認可了這項提案，貴重書移管宫内省一事提上日程。明治二十四年（一八九一）三月三十日，移交工作完成。據《明治二十四年移管書目録》可知，共移交圖書約三萬册，當中記有一部《七經孟子考文補遺》三十二册，並未説是寫本還是刊本。不久，宫内省發現其中有一部分圖書不符合移管的善本標準，遂於明治二十六年（一八九三）一月二十三日向内閣記録局發出文書，提出要交還這九種（共二百四十九册）圖書。當日交還工作完成。其中就有《七經孟子考文補遺》，亦未説明是寫本還是刊本。同月二十六日，内閣記録局向宫内省提出文書及書單，表示找出了符合移管標準的這九種圖書（共二百八十八册），其中依然僅記録“七經孟子考文三十二册”，次日完成了交接工作。

  《移管書目》的記録十分簡略，除了一些著名的版本（譬如宋刊單疏本《尚書正義》）之外，僅記書名及册數，甚至不知是寫本還是刊本，《七經孟子考文補遺》就是一例。因此，僅據《移管書目》並不能完全確定當時從内閣文庫到宫内省的書籍具體爲何。長澤孝三曾以宫内廳書陵部《和漢圖書分類目録》《圖書寮典籍解題》逐一對照《移管書目》，發現這項工程比想象中浩大許多，如果不是一一核對原書，不少情況都無法下定論。長澤指出，《移管書目》中的《七經孟子考文補遺》返還之後，又收入一種《七經孟子考文補遺》，但《和漢圖書分類目録》中收録了《考文》和《考文補遺》兩種寫本，均爲三十二册、秘閣本。也就是説，雖然在一八九一年的《移管書目》中並没有《考文》寫本、《考文補遺》寫本的明確信息，但事實上這兩種精寫本的確已經入藏圖書寮。而現藏國立公文書館内閣文庫的《考文補遺》寫本，則很有可能是一八九一年先被送至宫内省、又被返還的那一種。也就是説，當時的圖書工作者們在實際工作中已知《考文補遺》至少有兩種寫本，並認爲現藏書陵部的《考文補遺》寫本價值最高。

  另外，在大正末、昭和初年圖書寮管理的“御物甲種圖書”目録中，也能看到“七經孟子考文並補遺寫享保十一六四册三〇二一枚”的記載，正是《考文》和《考文補遺》精寫本，其中“享保十一”爲誤，後來長澤孝三已更正作“享保十五”。

  曾在内閣文庫工作近三十年的福井保指出，《幕府書物方日記》享保十六年九月七日條中提到的“七經孟子考文補遺清書卅二册”，正是今藏内閣文庫的《考文補遺》寫本。山本岩也有同樣的觀點。筆者先後在宫内廳書陵部和國立公文書館内閣文庫見過這兩種《考文補遺》寫本，可知宫内廳本無論是鈔工、裝幀、保存狀況，皆明顯優於後者。值得注意的是，《幕府書物方日記》記述封面用紙爲“淺黃土佐紙”，而在江户時代，“淺黃”並非我們所熟知的淺黃色，絶大多數情況下是指水藍色。其正字當爲“淺蔥”（asagi），因與“淺黃”同音，遂漸訛作“淺黃”。而内閣文庫《考文補遺》寫本的封面正是水藍色，符合《日記》記載。

  宫内廳《考文補遺》寫本寬18.5釐米，高28.5釐米，枯葉色布面書衣，淺綠綾包角，四孔裝訂，白色雙股線，正文用紙潔白堅密。每册題簽作“七經孟子考文補遺周易（或其他）幾幾册”，每册卷首鈐朱文方印“宫内省/圖書記”。第一册卷首無徂徠、物觀序文，徑從凡例始。後接山井鼎識語、校讎所用諸書、援引書目、總目及葉數等。其後爲正文，每部經書卷首題“西條掌書記山井鼎謹輯”，“補遺”下列“物觀纂修，石之清、平義質校，木晟同校”。而内閣文庫本及享保刊本“物觀纂修”前均有“東都講官”，與“西條掌書記”並列，徑用中國職官名。物觀的身份是幕府顧問，負責回答八代將軍吉宗提出的種種問題。

  宫内廳本《考文補遺》第三十二卷末有識語云：

  西條書記山鼎嘗搜足利學書以撰前書也，茲者臣觀與諸生等復校足利學書，敢掇其所闕失，爲之補遺，平直清以校正監焉云爾。享保十有六年歲次辛亥孟夏之日物觀謹識。

  而内閣文庫本、享保刊本均無此信息。對比宫内廳本《考文補遺》與内閣文庫本《考文補遺》可知，文本内容大略無差，一些改動也十分一致。如《周易》卷七葉二b“序易象次序”，二本在“象”下均補入小字“之”，享保刊本據此補入“之”字，不過並未補入次行，可以想象刻工儘量與寫本原貌保持一致的苦心，又或不排除版刻完成後重新修版的可能。而有些地方，内閣文庫本有細小的改動，享保刊本與之相同。如《周易》卷七葉四b“萬曆本全作至”，内閣文庫本改作“萬曆等本全作至”，享保刊本同此。諸如此類，可確知宫内廳本成立在前，内閣文庫本爲其副本。

  另有耐人尋味的一點。在京大本《考文》第四册《尚書古文考·堯典》葉4b中，“則似當作”下有雙行小字注文“康熙字典載之”，宫内廳本《考文》及《考文補遺》均同此，而内閣文庫本及享保刊本卻删去注文。京大本《古文考·禹貢》葉11b“齒”之古文下雙行小字注云“再按康熙字典齒字古文有□□□□□者，亦甚博也”，宫内廳本《考文》及《考文補遺》均同此，而内閣文庫本及享保刊本均删去此注。宫内廳本《考文》卷首《凡例》所附“援引書目”條比京大本《考文》卷首“援引書目”條略增數種，多爲對正文所引書目的補闕，其中包括“康熙字典”。但從内閣文庫本《考文補遺》開始，“援引書目”中不再見到“康熙字典”，正文中關涉《康熙字典》的引文亦一例删去，享保刊本自然也是如此。這一細節頗可反映江户時代日本的中國觀。《康熙字典》在江户時期曾大量輸入日本，是江户時代讀書人日常使用的書籍，與其他舶來的漢籍一樣，擴大了日本學者的知識視野。日本學者也對之進行過大量的勘誤、增補工作，引用此書並無問題。但在幕府刊刻此書之際，終將涉及《康熙字典》的引文全部删除，可以説明《補遺》編纂者荻生觀等人有意識地與中國王朝對立的態度：在一部幕府官修、可向中國誇耀本國藏書及學術水平的作品中，出現清朝勅撰的字典顯得有些不合時宜。

  綜上所述，儘管《幕府書物方日記》所載享保十六年九月七日同時入藏御文庫的，是宫内廳本《考文》和内閣文庫本《考文補遺》；但歷來最受珍視的《考文補遺》寫本，當屬宫内廳本。而宫内廳本《考文補遺》的裝幀、書寫均優於内閣文庫本《考文補遺》，是享保刊本的起點。在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已公開内閣文庫本《考文補遺》高清圖片的今日，我們選擇將更爲精美的宫内廳本《考文補遺》與京大本《考文》同時影印出版，俾使讀者可以更完整、清晰地看到從《考文》至《考文補遺》的旅途。

  （三）從寫本到刊本

  遊歷至此，不妨接着來看一看《考文補遺》刊刻的過程。《享保撰要類集》第十一下卷收録了詳細記載《補遺》刊板梓行始末的文書，提供了非常豐富的信息。先是享保十五年（一七三〇，雍正八年）七月九日大岡越前守（名忠相，一六七七—一七五三）提交給本多忠統的文書：一、板行雕刻預計需金五百餘兩，問屋（按：書籍批發商）齊力合作亦難及，故懇請先賜下金額之一半。《七經孟子考文補遺》總紙數千五百四十枚。

  一、銀七百七十錢鈔工之費（按：江户時代銀兩單位，日文漢字作“匁”）。

  一、銀三貫八百五十錢上板書寫之費，一板所費二錢五分（按：鈔工將原稿謄抄完畢後，又有上板鈔工在薄紙上以濃墨再抄寫一遍，後將書寫完畢的薄紙反過來直接貼上板木，即可交給刻工［雕師］鏤版。書肆一般都有自己專屬的上板鈔工，頗重書法風格，這類鈔工又名“筆耕”）。

  一、銀二百六十六錢諸種紙之費。

  一、銀二十一貫三百六十錢極佳上板刻工雜費等。

  一、銀五貫目板行校合之費、往來京都之費、其餘雜項等。合銀三十一貫二百四十六錢，即金五百二十兩三分（按即銀三萬一千二百四十六錢，約金五百二十兩三分，交換比率爲銀比金=60:1。符合元祿十三年［一七〇〇］ 幕府所定兑換率，即金一兩等於銀六十錢）。

  一、謄抄需五個月。

  一、上板書寫需十七月餘。

  一、鋟板需一年半可成。

  諸書肆還提出了一個方案，即省去抄寫、上板抄寫、前兩項所用紙張這三項，合金八十一兩二分餘，請幕府賜下《補遺》原本，直接以原本鏤版刊行，這樣可以更快地見到刊本，成書後定價也可稍低。

  同十五年八月九日，大岡忠相提交的文書中希望幕府能支付預算全款，並同意了節省開支的方案。如此看來，前文宇佐美所記“官命書肆雕刻，賜工價三百金”是書肆本來的計劃。同十五年八月十二日給本多忠統的文書中講明《補遺》每部定價及具體支出、經銷商、書肆得利等信息：《補遺》凡三十二册，一部價銀四十五錢。

  一、岩城紙一千六百四十枚（按：岩城紙即陸奧產檀紙）、表紙畾紙（按：表紙畾紙即表紙禮紙，封面内所附空白紙張）等共銀十九錢六分六厘。

  一、表紙銀六錢四分。

  一、裝訂銀五錢七分六厘。

  一、刷印所用人工、墨等雜費銀三錢九分五厘。

  一、破紙折損凡一百六十枚費銀一錢九分二厘。

  五項共銀三十七錢七分一厘（按：五項應共三十七錢六分九厘，比預算少二厘，不知何處有誤）。

  餘銀七錢二分九厘。其中負責發售的諸家商户得利一成，即四錢五分，餘二錢七分九厘，爲書物問屋共得。

  兩年後的享保十七年（一七三二，雍正十年）十二月十六日，呈給本多忠統的文書稱：前年八月九日有關《七經孟子》書物一事，書物問屋刊板等諸項費用合計金五百二十兩三分。右書校合已畢，刷印功竣。此後有改動，新刻版木一百二十枚，新製出售本一百十部，新刷紙數凡一萬三千二百枚，諸項所費如左。書物問屋共乞賜金。

  新雕板木一百二十枚、新刷上納本用紙等等，銀三百五十三錢，此金五兩三分並銀八錢。

  新製出售本一百十部、更換一萬三千二百葉等等，銀二百六十四錢，此金四兩一分並銀九錢。

  兩項合銀六百十七錢，此金十兩一分並銀二錢。

  由上可知，《補遺》刊刻完畢之後，還曾加以改訂，重刻一百二十葉。用於市面流通的出售本（賣本）共一百一十部，每部都需要更換這一百二十葉，因此要重新刷印一萬三千二百張，不得不説工程頗大。出售本之外，還有上交幕府以供檢閲、保存的“上納本”。而十二月十六日提交的文書中還有附記，稱實際刊刻此書所費金四百三十七兩三分，並銀十三錢七分五厘，因此較之預算剩下了金八十二兩三分，銀十二錢七分五厘。這裏比預算節約下的八十二兩三分，應該是因此前改變方案、直接以原本上板的緣故。

  上一節已指出，較之宫内廳本《考文補遺》，内閣文庫本《考文補遺》結構與享保刊本距離更近，很可能是承擔出版任務的江户書肆所使用的底本。在從寫本到刻本的過程中，也作出一些適宜的調整，如《考文》及《考文補遺》寫本中補闕處皆以朱圍表示，而享保刊本以重圍表示。結語綜上所述，在《七經孟子考文補遺》成爲刊本的旅程中，起點是京大附圖本《考文》，而宫内廳本《考文補遺》則是各刊本的起點。這兩種寫本素來深藏庫閣，難得一見。此番鳳凰出版社特向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宫内廳書陵部申請複製縮微膠捲，再據此轉換爲電子圖片格式，並全文影印出版，一齊呈現給讀者。如此，我們可與公諸網絡的内閣文庫《考文補遺》寫本圖像、已影印出版的享保刊本《考文補遺》及四庫本《考文補遺》對照，也可與京大人文研東方學電子圖書館公開的山井鼎手校嘉靖本《十三經注疏》圖像對照，探索山井鼎的具體工作過程，必然有更多發現。因爲必須指出的是，反映在山井鼎手校嘉靖本《十三經注疏》上的校勘信息，還有許多未曾體現在《考文》中。

  最後，鄭重感謝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慨允本社影印昔日狩野直喜重金購入的山井鼎手澤本《七經孟子考文》，特别感謝圖書館企畫課大村明美女士耐心細緻的工作。鄭重感謝宫内廳書陵部圖書寮文庫慨允本社影印《七經孟子考文補遺》精寫本，使我們完成從《考文》寫本到《考文補遺》刊本的全景拼圖。而這一切之所以得以實現，最應感謝顧永新先生長期以來對山井鼎及其著作、思想的關注，以及先生對影印工作的執行及指導。

• 透过现象看本质

  作者：Lorna 发布时间：2021-03-06 07:53:56

  这本书的定义是闲读，由很多针对某事件的短评组成。作者是华东师范大学的教授刘擎，之前还关注过他在B站上关于西方思想史的课程。从他标准的英语发音可以感受到他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西方国家生活的体验。对大洋彼岸的国度有着更敏锐的洞察度。

  西方思想文化有今天的样子，可以追溯到两希文明，古希腊的理性精神和希伯来的宗教精神。两个源头涌出的活水有碰撞有交融，在《思想的纷争》中作者引用的很多西方社评中都能找到他们的影子。有信仰的人认为神学是一切的基础，无神论认为是人类社会自然发展才有的今天。科学家用量子理论证明世界如何无中生有，哲学家出书证明达尔文的进化论为什么是错的。这些辩论还在持续，宗教和无神论之争是西方文化永久的争论，几乎不可能达成共识。

  全书有两个地方说到中国，西方对中国态度的变化很有趣。首先是09年备受瞩目的中国模式。那时中国还是以一个贫穷大国的觉得出现，不被看好的同时也被当做威胁。西方各大主流媒体，纷纷站队把中国当做秩序破坏者。10年经济学人刊登中国特别报道，中国的“和平崛起”让西方媒体感到不安，开篇用卧薪尝胆的故事，暗指中国会不会像勾践一样忍辱负重之后报仇雪恨。这篇报道是西方媒体从多维度洞悉中国问题的尝试。十年后的今天，中国毫无疑问已经是西方媒体的常客，或褒或贬大多国人已经不再在意，因为我们很自信，我们生活在一个欣欣向荣的社会里。中国的崛起促成了美国衰落论，八十年代美国“第一超级大国”的称号不复存在，甚至有些国家开始怀疑是否马克思主义才是正确的，在伦敦嫌弃了一股学习马克思的浪潮。

  书名叫《思想的纷争》，各持己见的人在争论和矛盾中巩固自己的思想或改变自己的想法。纷争不仅仅是发泄情绪的争吵，还可以是互相推动的激励。比如女权主义在纷争中诞生，在批评职责声中发展壮大，到今天成为一个不容小觑的力量。人在面对共同的敌人时，会放下彼此之间的矛盾，一致对外，更加团结坚定。所以经过纷争洗礼还坚持下来的观点更加深入人心。

  刘擎教授在文中很少夹杂个人看法，把事件本身呈现在读者眼前，从辩证的角度引用不同出处的评论。读完之后会感到新闻中短短的一句话，可能是几十年甚至更久的积累才有了今天的爆发。这就是投过现象看本质。西方社会的思想动态对我而言比较陌生，这本书初上手有些晦涩难懂。但是放下非要学到什么的心之后，反而看的进去了。苏格拉底说过，没有经过反思的人生不值得过。刘擎教授就是在教我们，如何看待西方，如何进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