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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Taeny 发布时间：2023-06-19 10:26:47

  简略文化史

• 作者：shadowdoodle 发布时间：2013-05-26 23:32:18

  book21.作者敢说话，说真话，难得。一直觉得税赋是天朝问题的核心，轻税是改变现状的重点。书中提到合法预算的重要性、人大对治税的主体作用、流转税和直接税的比例不均、分税制后中央与基层财政境地的差异、消费税对税赋的转移、国企应有的缴税义务的缺失……都是大老实问题，都是可怕的、核心的、亟待解决的问题，书的前半部分偏基础，后半部分较精彩，显浅易懂，虽然文章有滞后性，但还是很不错的。

• 作者：邁 发布时间：2021-10-30 07:27:10

  給個一星不為過，簡直了，部分作者未經實地考察和調研，胡編亂寫，且商業味濃重，介紹了很多名氣大但很難吃的店！！而且！重要的是！根本就沒有把廣東的精髓寫出來！！還遺漏了很多頗具歷史文化的城市！！以上每一點都違背了LP的初衷。不具備可讀性。買它就是浪費錢

• 作者：FainT 发布时间：2018-07-30 10:25:00

  恩格斯本人认为辩证法规律在自然界客观存在且独立于人的头脑下发挥作用，自然和历史的世界被割裂为两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恩格斯的哲学观构成了亢慕义和20世纪各种新科学理论抬杠的哲学基础）；马克思认为辩证法核心内容是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

• 作者：春眼秋手 发布时间：2017-07-27 14:59:06

  命运看似无常，却暗藏惊人的相似。

  就仿佛我们在时空间相互追逐，互为彼此的“过去”与“未来”。

• 作者：chenjunyi1990 发布时间：2020-05-06 13:22:17

  将亡国的国恨家仇写的非常深入。

• 谁来给我们的童年-及展开

  作者：erwei 发布时间：2009-01-23 00:24:19

  在大学时候就看过一遍，边看边想，诚如俄罗斯时期的景象的浮现，在人与人，大人与孩子的看法时历史确实一致的。

  最近，侄女的初中课外读物中又发了这本书，她是没有兴趣的，我闲来无事又翻了一遍，从而引发来以下感想。

  失去了信仰和坚定的理由的教育能给我们什么？在去年还在研究美国的素质教育的时候，今天奥巴马的就任演说上却对当前的美国教育进行了严厉的批评，那又是为什么呢？

  我们应该怎么告诉我们的孩子，什么是应该的，什么是不应该的。但我们告诉他们了，什么可以让他们快乐吗？是否当孩子快乐地、无所顾忌地游戏时，我们是否和他同样享受着快乐呢。

  童年是一本彻底地，如果不作为革命教育图书来推广地话，我觉得会有更好的作用，比如用在教育和教育心理上。

  敏感的孩子是如何养成的。答案是，和父母所接触的人、所发生的事情有很大的关系。当孩子被父母幸福的包围着，正幻想着世界是幸福的时候，阿寥沙遭到了外祖父的毒打，而他的母亲却未采取任何措施，这是这本书的精华中的精华（拙见）。这个事件可引申来，在一个人目睹着与记忆、习惯、想法相反的巨变的时候，当他不能思考接近于麻木反应的时候，敏感的性格逐渐形成了，当这类事情一而再、再二三地刺激着他的时候，他的性格就慢慢地固化下来了。

  书中，当阿寥沙的两个叔叔企图杀死阿寥沙的父亲的时候，我陷入了震撼。也许是当时的社会现状吧，作者仅仅作为一个不幸来描述的，但谁又是幸福的呢？杀人的动机、想法和付诸实践的行为，连环起则是人性向恶的巨变。昨天，看了重庆探索节目的杀死60名妓女的连环杀手案，典型的人性恶例，但所有的杀人动机都需要向制度去问罪吗？制度不给我们回音怎么办？

  自我救赎的教育。随着经济危机的愈演愈烈，随着独生子女时代的正式到来，随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我们社会的剧烈冲突，更随着我们的信仰的单薄、甚至消失，我们不能忘却的，也必须做的自我救赎的教育，就是不渴求制度的教育。

  我们还能阅读吗？大家都在上豆瓣，大家都在选书和看书评，所以我们可以认为这个社会在阅读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看看周围的人，自己的长辈和同事，包括同学，阅读者有几人？？当然，我也不是说自己是文化人、爱读书，我仅仅把自己当作最简单的阅读者。但有几个人可沉下心来阅读一下经过几几代人沉淀先来的宝贵精神财富呢。管理学上的PDCA，作后要总结、要纠正，在人生的旅途上，我们就不需要PDCA了吗？

  精神垃圾的泛滥，随着出版和网络的双路盛行，精神垃圾越来越充斥我们的生活。什么是精神垃圾，即不会对人产生任何积极的想法和行为的文化商品。典型的就是所谓的流行音乐。

  我厌倦了一本一本的去看、去读，因为我始终有困惑感。

  写跑题了，却欢迎高尔基用他的书来款待我。阿寥沙说，年轻人，继续思考、继而生活吧。

• 马婧：《陈书》点校本出版始末

  作者：理一分殊 发布时间：2021-08-30 14:31:57

  1963年10月25日，吴则虞、顾颉刚、卢振华、唐长孺、汪绍楹、王永兴、孙毓棠、刘节、刘迺和、罗继祖、邓广铭、冯家昇、傅乐焕、翁独健、郑天挺等诸先生，放下手头的其他工作，离开熟悉的办公桌，齐聚北京西郊翠微路中华书局大院，开始了共同点校“二十四史”的“翠微校史”时光。这其中，并没有《陈书》点校者张维华先生。系统整理“二十四史”，是1958年2月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7月《资治通鉴》标点工作完成之后，以国家意志支持进行的重要项目。中华书局具体负责总其事，组织学界人士共同制订了《“二十四史”整理计划》，其中的“普通本”供一般读者使用，成果即今之标点本。在《标点“二十四史”（普通本）约稿计划》中，宋齐梁陈四史及《南史》，“预计完成标点整理时间”为1959年，标点整理者为“拟约上海史学会”，并经粘贴改为“山东大学历史系”。由此，《陈书》等各史早在1958年即订下计划，预计次年由山东大学完成。

  然而受制于各方条件，实际进度远远落后于计划。1961年5月，赵守俨先生赴武汉、济南调研，南朝五史不同于他史，“人力安排上是一人专搞一史，不是集体搞。王仲荦担任《南齐书》、卢振华担任《梁书》。明年华山、韩连琪也可参加《宋书》、《南史》的校点工作”。《陈书》作为“二十四史”中部头最小的一部，未明确提及承担者，只说“《陈书》明年上半年可完成”。正是在这次调研中，承担整理工作的王仲荦、卢振华二先生自己提出，“两史（《南齐书》《梁书》）校点工作大致就绪后，最好能到北京和我们共同工作一个时期，以便于统一双方意见、及时解决问题”（中华书局总编室《业务情况》1961年第10号），成为日后调京工作的开端。此后，随着书局给齐燕铭、周扬《关于建议将参加点校者调京集中工作的报告》落地，1963年秋，多位学者借调进京，成就翠微校史佳话。

  不过在1963年9、10月间的这次借调中，日后承担《陈书》点校工作的张维华先生并未到京。张维华先生（1902—1987），号西山，山东寿光人，家境贫寒。小学中学在教会学校就读，娴习外语。1928年齐鲁大学毕业，曾留校工作，两年后入燕京大学研究院学习，所撰毕业论文《明史佛郎机吕宋和兰意大里亚传注释》得洪业先生赏识，哈佛燕京学社出版。任教于齐鲁大学，受顾颉刚先生之邀参加禹贡学会，协助编辑《禹贡》杂志，后在成都与顾颉刚共同主持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的工作。解放初担任齐鲁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国学研究所所长，1949年后长期任教于山东大学，在山东大学八大教授中唯一具有硕士学位。曾任中国古代史研究室主任，后经营设立中西交通研究室，指导有关方向研究生。作为一位专业与行政兼长的知名学者，考虑当时的一些特殊情况，张先生并不在首先借调之列。

  

  张维华先生

  1963年10月前，教育部曾两次发文，借调山东大学有关先生。一次是“62教人师调字第30号”，时在1962年1月，“来函商借你校王仲荦教授和卢振华付教授去该局工作半年”，第二次是“63教二蒋旭字第1148号”，时在1963年7月，借调王仲荦、卢振华、张维华三位先生来京校点，“三人可不必同时来京”，两次借调都没有强调张维华先生立即到岗。张维华先生于1962年1月尚为右派身份，1963年6月则刚摘帽不久。从金灿然、赵守俨1962年8月向周扬、齐燕铭提交的《对于“二十四史”工作安排的建议》可知，当时已确定《南齐书》“王仲荦负责”、《梁书》“卢振华负责”，“以上两史原定在63年暑假完成，希望如期交稿”。《陈书》“张维华负责”，强调“原定63年秋完成，希望如期交稿”。到1963年5月6日，更进一步确定了《陈书》等“南朝五史”的校点编辑团队，“南朝五史”的校点负责人为“王仲荦、卢振华、张维华”，责任编辑为“吴翊如、贺次君”，五史计划“64年完成”，而《陈书》“未动”。

  

  金灿然《关于“二十四史”的工作安排谈话纪要》（1963.5.6)

  《陈书》未动然而又未借调张维华先生的个中缘由，可从1963年10月25日《参加点校“二十四史”的人员情况》（仅供领导参考）中窥见：

  张维华：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1957年划为右派，已摘帽子。治两汉史和明史，著有《中国长城建置考》（排印中）、《论汉武帝》等书。现在校点《陈书》，因该史篇幅较少（约20万字），且本人有教学任务，暂时没有来京，在学校里以业余时间从事校点。

  《陈书》：即可着手校点，明年之内可付排。

  

  《参加点校“二十四史”的人员情况》（仅供领导参考）（1963.10.25）

  然而经权衡，书局在三天之后报中宣部干部处留底的《校点“二十四史”借调人员名单》草稿中，终于划去了“不来京在校工作”的备注，改为“或于明年下半年来京”，并按当前实际情形圈去了借调时间“64年7月”。

  

  《校点“二十四史”借调人员名单》草稿（1963.10.28）

  于是从1963年摘帽后到1964年上半年，张维华先生一直仍在山东大学任教，教学任务是接续童书业先生的先秦史课讲秦汉史，1963年10月到1964年4月间，为历史系毕业班学生系统讲授“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经济史”。据邹逸麟先生回忆张先生的课堂风采：

  张先生讲课底气十足，声音响亮，一口山东普通话，乡音很重，上课时嘴上香烟不断，一支接着一支，一进课堂，就不必再用火柴。烟灰落在前胸，也不掸去，思想高度集中。课程内容丰富，听来很有收获，所以有一时我很想搞明清史，在校时曾注意过明代的朝贡贸易问题，这完全是受张先生课的影响。（《“八马同槽”时代的山东大学历史系》）

  张维华先生实际赴京，并未晚到1964年7月，而是在4月的毕业班课程结束后，便立即动身，于是参加了5月5日上午于中华书局召开的《陈书》座谈会。此次小型专题会，由萧项平、赵守俨召集，王仲荦、卢振华也参加，讨论了《陈书》点校的底本选择、异体字避讳字处理等问题。赵守俨先生并且简略介绍了“二十四史”标点使用办法举例、校勘记撰写，谈了有关工作方法的意见。底本选择上，张先生最初主张用殿本，“后来决定仍用百衲本作底本，用殿本和金陵局本通校，而且张先生自愿担任殿本与百衲本的通校工作，以便摸清两种版本的优劣”。异文、异体字及避讳字是否需要统一和改正，需慎重，要查明情况及沿革。张维华先生对工作的感受，在1964年5月下半月书局有关人员的工作汇报中有详细记载：

  张维华先生在谈话中曾一再表示，这一工作需要细致的搞，时间也需要从容一些。大有学校给他的时间不够之感。虽未明说，我有这样的感觉。

  

  《“二十四史”工作汇报》（1964年5月下半月）

  6月中旬以来，《陈书》的工作情况则是：

  张维华先生，在进行殿本版本对校等，即进行他校。截至目前为止，对前人成果的摘录条数已达数百，其中除张元济、张森楷等校记外，以《十七史商榷》为多。

  

  《“二十四史”工作汇报》（1964年6月中旬至下旬）

  张先生对待点校工作的态度也有一变化的过程。起初，虽然“曾说这种琐细的校点工作‘丈夫不为’”，但一旦接手，仍然认真从事。他关注的是学术问题的解决，工作了几月之后，甚至认为“应该不限于校点，还要搞注释，以求彻底解决问题”。对校点工作的认识有大幅改变：

  他一再说这一工作非常细致，与教书不同，不作这一工作不能体会其中甘苦，前人校史也没有这样逐字逐句的做过，他说他半生以来读书，没有这两个月来的读书之细致，收获相当大。（《“二十四史”工作汇报》1964.7.8）

  这样到1964年7月8日，经历两个月的集中工作，《陈书》点校进展显著：

  张维华现在与《南史》对校，他已校完的有殿本《陈书》、《十七史商榷》、《廿二史考异》、张元济张森楷等校勘记、《魏晋南北朝百三家集》，以及现在进行的《南史》等，打算再校《册府元龟》、《太平御览》等约十种书也就差不多了。（《“二十四史”工作汇报》1964.7.8）

  

  《“二十四史”工作汇报》（1964.7.8）

  时已暑假，“因为抽调的人都来自学校，所以，仍然执行寒暑假休假制度，每逢放假，组内同人回家前，中华书局都代为购好车票，并一一送上火车”，日后罗继祖先生这样回忆（《翠微校史的日子里——罗继祖谈在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不过张维华先生没走，继续集中精力工作，直至十月返校上课前：

  张维华先生的《陈书》工作，暑假期间校完了《南史》和《梁书》，《通鉴》也快完了，他说《通鉴》完了已进行了七种书的校勘工作，差不多了，至于罗振玉的《五史校议》以北朝为主，不打算再校了。他计划明年来时再用一个月时间校《册府元龟》，校勘工作就算完了。写校记工作打算用三个月时间，最多明年九月前可以完成。至于标点工作他已通看了一遍，提行分段问题也搞好了，他建议再买一部百衲本《陈书》准备作过录用。（《“二十四史”工作汇报》1964.9.5）

  

  《“二十四史”工作汇报》（1964.9.5）

  点校者张维华先生的工作集中而高效，责任编辑的工作也渐次展开。此前曾有安排，责任编辑为吴翊如、贺次君两位先生，惜所做工作不可详考，只能从宋云彬先生1965年12月31日日记的只言片语中略窥一二：“此校样（《陈书》）曾经贺次君校过，相当精细。”而宋云彬先生的责编工作，从1965年7月开始。《宋云彬日记》明确记载：“二日，晴。开始看张维华校点之《陈书》。”此后，时见《宋云彬日记》中的有关记录。除第一卷始于7月2日，毕于12日，其后以每卷一两天的速度推进，皆先看校点稿，后写定校勘记，进展颇速：

  （七月）三日，阴，时有阵雨，天气转凉。上午，开始把前已改定的《陈书》点校稿及校勘记重新看一遍。

  （八月）二十六日，晴。复看《陈书》点校稿已近全书百分之六十矣。

  （八月）三十日，阴转晴。上下午均在局工作。将已加工完毕的《陈书》二十二卷面交张维华。

  （九月）十六日 阴转晴。上下午均在局工作。《陈书》点校稿后一部分已审阅完毕，面交张维华。

  （九月）十八日，晴。上午，在局工作。张维华交回《陈书》点校稿八卷。

  （十月）五日，晴。照常在局工作。《陈书》点校稿已全部看毕，即付发付排校矣。

  （十月）十一日，晴。下午，与王仲荦、张维华商讨《南齐书》、《陈书》的排样格式及校点方面诸问题。

  1965年8月30日和9月16日，宋云彬先生向张维华先生先后两次返回了稿件，而《陈书》点校本全稿的发排，在10月5日宋云彬先生加工完毕后。《宋云彬日记》中再往后涉及《陈书》的内容，便是始于1965年12月31日的看校样的记载了。其间工作组织，仍是宋云彬先生看完校样后，请张维华先生再校一遍。至1966年6月9日，“晴，《陈书》正文全部校样由宋茂华复校毕，付型”，成为《宋云彬日记》中有关“二十四史”点校工作的最后一条记录。可知除张维华、宋云彬两先生外，校对过《陈书》的还有贺次君、宋茂华两位。至此，宋云彬先生的《陈书》编辑工作，共历时十一月有余。工作之余，校点同人也曾互访或携手畅游。宋云彬先生1965年9月23日记：“晚，赴西北楼看张维华。”10月3日记：“下午，与张维华、唐长孺、王仲荦等游陶然亭。晚上，张维华等在丰泽园请客，饮陈绍酒，极好。”

  《陈书》总计三十六卷，在6月日渐喧闹的时局中，正文全部付型，张维华先生由学校电召返回，此外还有出版说明未定，更多由书局统筹处理了。早在1965年9月9日，王仲荦先生曾撰成《陈书》出版说明，交宋云彬先生。1966年4月29日、30日，宋云彬先生曾两度“准备改写《陈书》出版说明”，然终于还是放下。1966年5、6月间，中华书局在上级有关精神指示下，宣布停止业务工作，进行政治学习，借调来局参加“二十四史”点校工作的专家陆续返回原单位。《陈书》和《南齐书》等几史皆处于正文付型未印并缺出版说明的状态，“二十四史”点校工作暂且搁置。但在1967年，工作有短暂恢复，按照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的戚本禹的指示，中华书局可以继续点校“二十四史”，并开始督促各史出版进度。5月10日书局制订了《关于组织出版“二十四史”的工作计划》，“已付型三种（《南齐书》、《陈书》、《周书》），尚缺序言，预计八月完成，年内出版”，12月书局向戚本禹及中央文革小组递交的《“二十四史”整理校点工作进度表》“陈书”栏备注“已付型，补写出版说明后即可付印”。然而有关工作随戚本禹被隔离审查而中止。

  “二十四史”点校工作的再出发，是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怀下进行的。1971年2月，周恩来总理向出版口提出了恢复出书的要求，特别提到“‘二十四史’还要修改吗”。4月2日，姚文元在请示毛泽东主席并获批示同意后，致信周恩来总理，重提“二十四史”点校事宜，指出“二十四史”只出版了“《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四种，其他都未印出，此次出版会议可否将此项任务分工继续完成，作为研究批判历史的一种资料。现在一些老知识分子也闲着无事，可以组织一些人来做。……此事已请示过主席，主席批示同意”。周恩来总理当天即批示，“二十四史”再加《清史稿》都请中华书局负责组织请人标点，由顾颉刚先生总其成。4月25日，中华书局汇总此前多方了解的情况，撰成《整理校点“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初步设想（供讨论参考）》，提出再行借调，由北京中华书局、上海人民出版社分工进行。5月3日，国务院出版口领导小组根据中华书局上报的有关材料，向中央提交了《整理出版“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请示报告》，5月14日，这一报告得到周总理亲自审阅修改，毛泽东主席批示“同意”，由此开启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第二次大规模整理“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工作。

  

  

  《整理出版“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请示报告》（1971.5.14）

  按照这一报告，《陈书》准备在1971年年内付印出版。据当年的一份“北京各史进度”档案，《陈书》出版时间进一步明确为“71年底出书（最迟明年一月）”。《陈书》等三史正文早在1966年即已付型，1971年8月28日书局给出版口领导小组的进度汇报云：“年内付印，为了利用原来纸型，可改可不改的，不改。”纸型，是用特制的纸覆盖在排好的铅版上，压制成的阴文纸质模型，以供印刷。如果内容有较大变动，需重新捡活字、排版、制型，成本和出版进度必然大受影响。当时形势对出版物内容的要求，更多体现在了《出版说明》上。《出版说明》的撰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当时的形势下，尤其体现了工作的政治倾向性，“二十四史”甚至一度准备采用统一撰写的一份《出版说明》，后又改为分史撰写。《陈书》和《梁书》皆署唐姚思廉撰，准备使用同一份《出版说明》。1月7日，赵守俨先生曾向出版领导小组汇报：《陈书》“原定在七一年年底印出。由于‘出版说明’反复修改，至今才大体定下来，所以延误了一些时间。二月份可以出版”。工作的实际完成，在1972年的3月。《陈书》终于成为“二十四史”中继“前四史”之后，较早出版的一种。

  在1967年以及1971年开始的“二十四史”点校工作中，大量点校任务亟待完成，与张维华先生曾共事的诸位先生，曾在中华书局组织筹划下，先后两次借调至京，在扰攘的时局中拥有一方书桌。张维华先生业已完成《陈书》，又学殖深厚，素习中西交通史、秦汉史、历史地理，复踏实肯干，一直是此中人选。在六十年代初的档案里，张维华先生的名字后，所列专长一般是“两汉史”或“陈书”。在1967年5月“各史安排情况”的材料里，《陈书》后括注“张维华”，《南史》后复括注“卢振华、张维华”。1967年6月的“晋、南北朝名单”中，张维华先生又被列入，并括注“也可以参加《明史》工作”。1971年点校工作重启，6月10日的借调人员名单里，有关张维华先生的记录则是“山大，辽金元史（摘帽右派）曲阜”。然而张维华先生一直没有成行。王仲荦先生事后回忆，“第二次点校工作，是在1967年，北京来电话并派人招我们，系里的临时负责人，说我和张维华都是反革命分子，罪行严重，不准前去，只准卢振华一人前往，不到几个月，卢振华也回来了。第三次点校工作，从1971年7月开始，到我1976年回来。卢振华教授大腿骨折，卧床不能行动，张维华教授已退休，只有我一个人前去”。张维华先生此后一直留居山东大学，长期经营中西交通史研究室，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研究生。有《中国长城建置考》《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汉史论集》《明清之际中西关系简史》《晚学斋论文集》《清前期中俄关系》等出版，其中“二十四史”中的《陈书》点校本，至今已印行十五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