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版监理工程师 教材 建设工程进度控制(土木建筑工程) pdf mobi txt 2024 电子版 下载

本书是在全国监理工程师培训考试教材《工程建设进度控制》（第三版）的基础上，按照新的考试大纲，并结合《建设工程监理规范》GB/T 50319—2013，由中国建设监理协会组织编写。在编写中充分考虑全国监理工程师培训和执业资格考试的特点，力求从可操作性角度，在介绍建设工程进度控制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着重阐述建设工程实施阶段进度控制的具体工作内容、程序及方法，尽量增强其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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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本书是在全国监理工程师培训考试教材《工程建设进度控制》（第三版）的基础上，按照新的考试大纲，并结合《建设工程监理规范》GB/T 50319—2013，由中国建设监理协会组织编写。在编写中充分考虑全国监理工程师培训和执业资格考试的特点，力求从可操作性角度，在介绍建设工程进度控制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着重阐述建设工程实施阶段进度控制的具体工作内容、程序及方法，尽量增强其实用性。

• 作者：路桥川 发布时间：2022-12-18 16:48:25

  考证用书

• 作者：danyboy 发布时间：2017-03-23 09:34:44

  不着一字，尽得伤感。可以解读为人生茫茫，头发白了，经历过大风大浪，时间成为灰烬，最终走向坟墓；也可以解释为，人生如果只按照方向走，就会失去意义，变得荒诞，为什么不尝试往相反或别的方向走呢？还可以解释为，人生终究是一次孤独的旅行，那唯一的同伴，是镜子里的自己，连影子最终都会化成灰烬……等等。

• 作者：脈脈 发布时间：2012-03-08 04:59:49

  主要是信息提供吧，数据啊什么的，大部分东西现在讲来好像就是common sense。讲中国的咱大约都知道，但是印度的部分有些是我之前不晓得的。读一读还是有意义的

• 作者：金亦歌 发布时间：2015-10-01 07:06:59

  名字取的太高大上了，就是一些基础知识的大杂烩

• 作者：sikong 发布时间：2017-08-30 13:57:46

  尚必红，下志青，哈哈哈

• 作者：木木 发布时间：2018-12-15 20:27:14

  记得有个大学舍友很喜欢阴阳师百鬼夜行这些的。。。

• 士大夫的生命史：王安石的“学”与“宦”

  作者：Lawliet 发布时间：2021-11-14 21:54:13

  小文已刊，发上来纪念一下读《年谱长编》的那个冬日吧。

  刘成国教授所著《王安石年谱长编》（以下简称《年谱长编》）一书通过对王安石生平相关材料进行系年，以“长编”体例进行编纂，为我们展现出王安石的家族世系及其仕宦经历，论及王安石的文学、思想之成就，史料广博，考证精湛，发覆诚多。

  文人-官僚身份作为士大夫（scholar-bureaucrat）具体内涵，是一种文人与官僚的结合，从功能上看，浩渺的诗文著述凸显其“文人形象”，承担帝国政府庞杂的行政事务反映出了士人的“官僚特质”。

  [1]

  至宋代，由于儒学与士大夫政治的发展，这一“一身二任”的特质演变为对“内圣”与“外王”的共同追求，从而构成了宋代士大夫独特的政治文化。

  [2]

  对于宋代士人，一方面追求学问治道，另一方面也留心经济事务，“学”与“宦”成为了士人生活的一体两面。以往的研究多是集中于士大夫的仕宦生涯，实际上，在政治生活之外，宋代士人也拥有相对独立的文化空间，在文学、经义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和追求。把握“学”与“宦”的一体两面，才能更为准确的理解当时的时代全景。如近些年来伊佩霞（Patricia Ebrey）《宋徽宗》

  [3]

  亦是通过强调徽宗皇帝个人的一面，考察其对宗教、艺术、收藏、建筑的兴趣，并将之与王朝的统治方式相联系，在政治生活之外勾勒描摹出了赵佶的文化空间。另外，黄宽重《孙应时的学宦生涯》

  [4]

  将南宋下层官僚孙应时及其家族的浮沉放入其交游网络的经营中，深刻剖析其“学”与“宦”的关系，细致描绘真实的网络如何制造、因应历史事件。

  以上两书均是以人物传记式的研究进行论述，而王安石作为宋代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人物之一，亦颇惹争议，对其为政（新法）与思想（新学）的评价之争

  [5]

  也逐渐遮蔽了王安石作为宋代杰出士大夫的诸多方面。今人论著自梁启超著《王安石传》为其“翻案”以来，相关研究亦不计其数，

  [6]

  多是集中于王安石的政治、经济、思想、学术等领域，尤其是关涉变法的相关内容。刘著《年谱长编》则通过现存相关文献入手，对《王安石文集》（共有100卷，其中诗歌有1600余首, 文有1200余篇）中80%以上的诗文作品作了大致准确的系年，

  [7]

  并且在此基础上进行相关史事的梳理考证，既展现了王安石个人的交游网络，又反映出其学术思想的演进，以及政治举措的实践。

  一、安石交游网络的凸显

  王安石诗文作品的文体涉及到诗、墓志铭、祭文、书、启、谢表、记，其中诗如卷一《太阿》系于宝元二年已卯（1039）赠李不疑，一方面表现安石早年的交游经历，另一方面表现其受复古思潮之影响（页85）。《年谱长编》中对诗词的考述占有相当大的篇幅，除了交游之外，作者对“荆公体”的论述颇有发覆之功，安石晚年退居金陵期间多作集句诗作，“语意对偶，往往亲切过于本诗”（页2027），以致士人仿效成风。用意绝句，超迈绝伦，天下称之。除了诗作之外，墓志铭也成为构成安石的士大夫交游活动的重要文学载体。 如卷二庆历三年癸未曾巩请铭，为撰《户部郎中赠谏议大夫曾公墓志铭》。庆历六年为沈兼 撰《祭沈中舍文》《太子中舍沈君墓誌銘》（页155），与祖无择书（页156）、葛源书（页161）等。庆历八年撰《先大夫述》，复遣人求铭于曾巩。（页197）一来一往之间，更加凸显王曾二人重要的交游情谊。除此之外，“墓志铭”作为人物的第一手资料，对交游网络中各个人物的考释提供了重要的手段，

  又，安石与佛老之关系与交游。《年谱长编》也进行了详细的录入，如安石游览寺院，题诗撰文。如卷二庆历八年与崇法院嗣端游，为方外友，有诗题崇法院。（页198）卷三嘉佑二年撰《真州长芦寺经藏记》（页416）。嘉佑六年撰《涟水军淳化院经藏记》。以为佛与老、庄，皆有见于无思无为退、藏于密寂然不动者，亦得圣人大体之一（页607）。晚年退归金陵之时，与佛老关系更加紧密，如元丰二年营建半山园（页2000），后于元丰七年将所居半山园改为半山寺并乞宋神宗赐寺额（页2147）。游定林寺，宿清凉广惠僧舍，并题诗。解《华严经》，以此为“内典最有理者”（页2025）。元丰三年，有疏请僧法秀入主蒋山太平兴国寺，继赞元法席。（页2057）元丰七年与真净克文论《圆觉经》要义。神宗遣使赐金亦送蒋山修寺祈福。（页2144）。元丰八年书《楞严经要旨》，与弟安礼请克文主持报宁禅院（页2167）是年，朱彦来谒，勉其以游侠之心学佛，论两汉以下圣人多生佛中（页2181）。

  二、荆公“性命之理”的论述与其新秩序的构建路径

  文如康定元年庚辰（1040）《性论》（页89）、庆历四年《性说》（页134）、卷二皇佑元年撰《性情》、《伯夷》等文（页214），皇佑三年撰《淮南杂说》（页273）、卷三嘉佑六年撰《扬孟》、《对难》，阐述性命之理（页611）。嘉佑八年《淮南杂说》行世，天下推尊，以比孟子（页662）《易解》行世（页666）《洪范传》（页667），凡是涉及到荆公新学重要的著述，均一一录入并进行了相关的考证，如对王安石“性情论”的考释。《年谱长编》论及治平年间安石丁忧期间教授江宁，有陆佃、蔡京等门人，传授性命之理，与士人优游，奖掖后学。对安石在“新学”扩张过程中的作用进行了发覆。晚年作《字说》，《字说》虽以亡佚，但“《周礼》新义”中保存了部分内容，从中可观安石思想体系的“内在一致性”。

  在唐宋思想演进中，“学”的不断变化，带来了“士”的身份的转换。文化形式本身在初唐便代表着“道”的价值，因帝国权威的瓦解，唐廷赖以的“文”之价值便成为了需要论证的对象，故韩愈等人通过古文将“道”明确化了，指出了“（古）文”因“载道”拥有了价值与权威。宋代则围绕着如何重塑新秩序的价值观，塑造更好的“学”，成为更好的“士”而激荡。德行、言语、文学、政事为“孔门四科”，王安石选择了以“政事”而塑造新秩序的价值观，王认为所有的一切不过是统一秩序的元素，“一道德，同风俗”可以借助政治实践达成。其思想学术与政事之间的关系也反映了宋代士大夫政治的某些方面。

  《年谱长编》卷三治平元年十二月，以知虔州元积中徙建虔州州学，遣使求记，撰《虔州学记》，论及“若夫道隆而德骏者，又不止此，虽天子，北面而问焉，而与之迭为宾主，此舜所谓承之者也。”（页676），作者认为此篇系统阐述了儒家兴学之理想，及道德性命之理，强调官学合一，一道德而同风俗，并暗寓以道统制约君权之帝师意。治平二年撰《礼乐论》、《致一论》（页705-709），前者论述儒家之养生、尽性，而礼乐制度，则为养生尽性之具。以为儒家之养生修性盖为治国平天下，与释、老“空虚穷苦”、“絶山林之间”之独善其身，判然有别。礼乐既有助于养生修性，则制礼作乐自属朝廷之重要举措。后者论述整体的秩序作为理的重要内容，无法达到一致性就无法确定“理”，通过“致一”的过程以揭示事物普遍的标准。

  [8]

  三、安石为政的发覆与全景展现

  安石为政多之瞩目在于新法的推行，而少有涉及早年知鄞及地方为政的论述。刘著《年谱长编》卷二详细的论述了早年任淮南签判、鄞县知县的经历，淮南签判时期，作者详细辨析了安石与韩琦之间的关系与分歧。安石知鄞期间，农垦、兴学、吏治成为书中论述的重点，尤其是安石对水利建设的重视，庆历八年为谢景初修筑余姚县海塘撰记文，重清鄞县东钱湖界等（页194-195）。皇祐五年通判舒州之时，与县吏挐舟遍视苏州河，亲掘试，尽得利害，绘图以献（页290）。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此一部分通过爬梳诸如《（嘉泰）会稽志》、《（嘉定）镇江志》等宋元明清方志来还原安石在地方的政治实践，不过使用晚出的二手史料属“史料上的回溯”，对考察地方社会的形态与历史演进存在文本的多层叠态问题，对进一步的研究者而言仍需多加留意。随后，安石于至和元年除群牧判官，后通判舒州，嘉佑三年赴任提点江东刑狱，后任直集贤院知制诰，审理在京刑狱。此一为政经历也就可以解释参政之后对“阿云案”之争的司法关切。安石于英宗朝返江宁丁母忧，守丧三年，亦是安石诗文交往与名望增长的重要时期，《年谱长编》中有着详细的文献叙述。

  第四至六卷为安石入主始于熙宁元年日王安石越次入对，初见神宗即陈“择术为始”之策，逐渐步入中枢，推行变法革新，直至熙宁九年十月二次罢相居江宁府，第六卷结束于熙宁十年末。《年谱长编》此一时期多取材于《续资治通鉴长编》、《长编纪事本末》、《宋史》、《宋会要辑稿》等重要的官方史料，引证详细，其中安石与神宗的君臣关系与议事或参以《王安石日录》，对熙宁时期的政治进程进行了一全景式的描摹。又因编年体裁，作者亦通过具体的交游关系与政治分析，如王安石对李定、吕嘉问的坚持与任用，与王韶之间的书信往来、议谋边事，以及熙宁末期安石与吕惠卿之间的关系的变化梳理，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如《宋史纪事本末》等文献展现出的传统的“新旧党争”的二元对立式的集团党争。

  [9]

  据平田茂树《宋代政治结构研究》，士大夫之间的交游网络可依赖的资源因素包括不限于地缘、血缘、姻戚、经济（地主佃户、商业）、交游（唱酬），通过科举—官僚制（同年、荐举、门生）等制度化秩序中，结成学派、诗友等松散型组织，这一士大夫之间的交游网络进入政治的权力世界中后，就会快速因共同的政治意识与规范而结成“朋党”。

  [10]

  从《年谱长编》中也可看到，安石对宰执政见须一致的坚持，尤其是在政策议定之后宰执动摇的抵触。在曾公亮、陈升之动摇之后，制置三司条例司苏辙、程颢等人对新法出现争议之时，安石才会引进支持自我政策的“新进小人”。正如仇鹿鸣所分析的，旧党作为政治上的保守派，社会网络业已形成且较为稳定，不利于新进，躁进之士通过支持新法的政治姿态，有机会跻身一个正在形成且快速扩张的庇护网络，无疑是有利可图的政治投机。

  [11]

  四、王安石的士大夫身份与“技术官僚”特征

  《年谱长编》为我们展现出了王安石的生命史，毫无疑问，本书以安石的思想学术的发展为暗流，详细介绍了王安石在政治上的举措与建树，以诗文的考索为载体，展现了王安石的“学”与“宦”。考察其思想与行实，“法度”是“秩序”（道）的表现，而回向三代，解决当今社会弊病的首要手段当为“立法度”。观安石之为政，均有强烈的“技术官僚”（technocrat）特征，熙宁时期新法的推行与实施，作者用力颇多，尤其是对于经济事务的史料编排也颇为精心。作者考证安石早期政治实践时，花费了诸多笔墨着力于兴学、吏治等一般史料中士大夫政治中更偏向于“政治官僚”的一面，涉及技术官僚特征的材料仅为安石知鄞县时，贷谷于民，收取利息。倅常州时，带领属吏亲自开挖苏州河等数例，这与安石参政之时，对经济事务的首要关注形成了割裂，这种割裂或许由于作者首先将其视为一个宋代的士大夫缘故，当然这也是本书视角取得成功与独特之处。

  [1]

  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24页。

  [2]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第3-35页。

  [3]

  伊佩霞（Patricia Ebrey）：《宋徽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

  [4]

  黄宽重：《孙应时的学宦生涯》，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8年。另可参看黄宽重《艺文中的政治：南宋士大夫的文化活动与人际关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该书通过挖掘南宋士人如楼钥、刘宰等的艺文活动构建自我的交际网络，从而获得政治资源的倚靠，分析了“学”与“宦”的关系。黄著对交游网络的考察是通过书信材料所实现的，但是过分强调书信材料会忽略求文、作文、和诗等活动在文人交往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

  [5]

  刘著《年谱长编》卷八《谱余》详细的梳理了这一争议在宋代的历史流变。

  [6]

  关于王安石相关研究可参看江毓雄编：《王安石研究论文索引（1927-1983）》，南昌：江西大学图书馆资料室（今南昌大学），1984年。张保见、高青青编：《王安石研究论著索引（1912-2014）》，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6年。李华瑞：《王安石变法研究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7]

  张剑：《解开王安石身上的谜团——〈王安石年谱长编〉读后》，《光明日报》2018年4月29日。刘成国：《王安石年谱长编》，《中国哲学史》，2019年第2期，第93页。

  [8]

  包弼德（Peter K. Bol）：《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43页。

  [9]

  新旧党争的政治集团斗争研究可参见罗家祥《朋党之争与北宋政治》，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年。

  [10]

  平田茂树：《宋代政治结构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08页。

  [11]

  仇鹿鸣：《事件、过程与政治文化——近年来中古政治史研究的评述与思考》，《学术月刊》，2019年第10期。

• 准备好，这次的波拉尼奥同样耀眼

  作者：文景 发布时间：2020-06-08 11:54:52

  1992年，当波拉尼奥得知自己的肝病日趋恶化时，他仍是个以写诗为主的无名作家。深感所剩时日无多，为了改善拮据的家庭状况并为孩子们留下一点遗产，他决定集中精力写小说。

  尽管波拉尼奥生前已凭借《荒野侦探》赢得了西班牙语文学最高奖“罗慕洛·加列戈斯国际小说奖”，但他或许不会想到自己的声名在死后的十几年间高涨，成为西班牙语和英语文坛最引人注目的现象级作家，评论界更是把他和马尔克斯、略萨、科塔萨尔等文学大师相提并论。

  

  波拉尼奥

  继鸿篇巨作《2666》后，《帝国游戏》是在波拉尼奥过世后出版的第二部长篇小说，而直到近年他仍有“新作”接连面市，以致《纽约时报》调侃地说他是“死后最多产的作家”之一。

  

  但其实除了《2666》，波拉尼奥身后所出版的多数作品都完成于他创作生涯的早期或中期。《帝国游戏》写于1989年，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这部“少作”里可以发现诸多他后来作品写法与想法的雏形。《帝国游戏》的原稿是其遗孀卡洛琳娜·洛佩斯在亡夫的抽屉里发现的，部分打印部分手写，因而也有人猜测波拉尼奥之所以未在生前出版这部作品是因为还有继续修改的打算。

  尽管现在已无法确证他这么做的意图，但可以肯定的是，有《2666》这样的珠玉在前，读者对波拉尼奥的期待自然已经提得很高，而《帝国游戏》也确实没让读者失望。

  西语本出版一年后，英译本先是分四期在《巴黎评论》上连载，而后才成书出版，这也是《巴黎评论》自1970年代连载哈里·马修斯(Harry Mathews)的

  The Sinking of the Odradek Stadium

  （《奥德雷德克体育场的沉没》）后，再度连载小说，《巴黎评论》在介绍中写道：“

  年轻的小说家发现自己有如此成熟的写作才能一定很兴奋，或许也会有点吃惊。

  ”可见，《帝国游戏》虽是波拉尼奥从诗人转向小说家的初步尝试，但仍是一部可期的上乘之作。

  

  夏日海滩和一场硬核游戏

  《帝国游戏》的情节并不复杂，却包含着复杂的主题和庞大的历史。全书就是主人公乌多·贝尔格的一本日记，讲述他与女友英格褒在西班牙海滨小镇度假时所遭遇的一切。

  乌多与女友都是德国人，他在电力公司做着一份普通的工作，同时他还有另一个不普通的身份——德国兵棋比赛冠军。乌多对兵棋格外痴迷，打算在度假期间继续钻研兵棋《第三帝国》的策略。儿时，乌多每年夏天都会和家人一起到这个小镇来度假，每次都会住进艾尔丝女士和她丈夫一起经营的酒店，这一次他和女友还是住在这里。他们认识了另一对同样来自德国的情侣——汉娜和查理。但不久查理出海冲浪却意外失踪，原本平静轻松的假期渐渐被一种阴郁的气息所笼罩。

  查理生死未卜，汉娜决定返回德国，英格褒也认为他们应该尽早启程回国，但乌多却似乎被什么看不见的东西绊住了脚，他决心要等到查理的尸体出现才回国。与此同时，乌多发现住在沙滩上的神秘看船人克疤多似乎对兵棋也有着浓厚的兴趣，便邀请他一起来玩《第三帝国》，乌多代表纳粹一方，克疤多则代表同盟国一方。

  

  《纽约时报》书评插图 by Bill Bragg

  由夏入秋，小镇越来越冷清，查理仍旧毫无音讯。乌多与克疤多之间的游戏还在每个夜晚缓慢地进行，局面却越来越诡异，此前对兵棋一无所知的克疤多开始有条不紊地碾碎乌多的每一条战线，历史似乎正在这场偶然开始的游戏中重演。

  奇怪的梦境、不安的臆想纠缠着乌多，他怀疑自己被监视，怀疑克疤多别有目的，有人提醒他令克疤多感兴趣的或许并不是兵棋游戏本身，而是最终惩处战犯的环节。黑暗的过去与诡异的未来让乌多认定自己难逃一劫。不，事情当然不是这样的，乌多正处在精神崩溃的边缘，我们并不能确定克疤多就是那个危险人物，别忘了《第三帝国》只是场游戏……这样的故事也正是波拉尼奥的拿手好戏。

  

  兵棋游戏

  “文学不只由字词构成”

  日记体的小说读起来常常会让人觉得不像虚构作品，而更像某种真实事件的记录。在《帝国游戏》里，真实的历史、虚构的游戏、触而可及的现实、肆意翻涌的想象，它们之间的界限正变得模糊。当乌多讲起“二战”中一场场知名或不知名的战役，例数一位位历史上战功赫赫的将军，读者也会和他一起感到错乱，或许历史从来无法变成一场简单的游戏。

  如果你读过波拉尼奥其他的作品，无疑会对这部作品有更深刻的理解，你仍旧会找到他庞大的文学迷宫里反复出现的种种元素和主题。与博尔赫斯相近的书卷气和游戏趣味、带着侦探小说气质的诡异情节、真实与虚构的交织、对暴力的揭露、在理想与现实间挣扎的主角……

  他在写《帝国游戏》时或许并没有如《2666》“为过去、现在和将来的逝者，撰写一部验尸报告”这样的宏大野心，但仍旧能读出只属于这位天才作家的乖张独特的美感。

  亦诚如本书译者汪天艾所言，在这本早年之作中“波拉尼奥笔下人物嬉笑怒骂、调情出轨、并无所谓，又会突然伤感、突然失落、突然畏惧，情节布局也总有一些不太现实（也是‘下现实’？）的突兀跳脱之处令人不安，仿佛假如读者看到最后一页发现整本书都是一个梦境也不稀奇。这个梦境，与其说是一个关于失败的故事——输掉一场游戏、输掉一段爱情，不如说更像是一个关于失信的故事——不再相信爱人是命中注定的唯一、彼此拥有特殊无双的连结，不再相信自己在兵棋上的天赋独他所有。最后的最后，放弃对亲密关系的幻想，放弃以为会投注一生的爱好和志业…… 在人生最苦涩的时刻，陪伴主人公的是战争游戏，是改变和想象历史的渴望；而对波拉尼奥而言，这恐怕也是一种虚构之力的象征吧，和写作并无两异”。

  

  诗人、小说家或流浪者

  《帝国游戏》将故事发生地设定在西班牙布拉瓦海岸，这也是波拉尼奥生前最后居住的地方。

  1953年，波拉尼奥出生于智利，青少年时代就迷上了文学，常从书店里偷书来读。1968年在特拉特洛尔科大屠杀之后随父母移居去墨西哥，他的青春岁月是在动荡不安的革命浪潮中度过的，而这似乎也正塑造了他日后的文学创作。二十岁那年他又从墨西哥回到智利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在军事政变中被逮捕，还差点被杀害。

  1977年波拉尼奥离开墨西哥去往欧洲独自流浪，在法国、西班牙和北非旅行，后来定居西班牙巴塞罗那，他说：“从此以后我将低调地写我的诗，找份工作糊口，再不打算出版我的作品了。”在这期间，他做过洗碗工、葡萄采摘工、酒店服务员、营地守夜人、拾荒者……他的名片上写的是“罗贝托·波拉尼奥，诗人、流浪汉”。

  

  生命中最后十年的创作令他在文坛上声名大噪，但早在这些作品之前，在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中他就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路径，梦和现实、虚构和历史、文学和罪恶，直到后来更为庞大的《荒野侦探》和《2666》都未曾改变。包括《2666》《帝国游戏》在内的波拉尼奥多部作品的英文版译者娜塔莎·温默说：“波拉尼奥所有的作品都是一个规模更大的小说河流的一部分。”

  当我们随乌多一起陷入这场古怪的棋局时，仿佛可以看见那个已经不再属于这个世界的作家露出满意的微笑，对于熟悉或不熟悉波拉尼奥的读者而言，《帝国游戏》都无疑是已故作者留下的一份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