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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Jian上眉梢的A 发布时间：2018-01-27 20:54:17

  也是一碗鸡汤。不过“瞬时前额叶功能低下”是创造性人才的特质，是不是说明经常走神的自己也是创造型人才呢？

• 作者：泡椒粉 发布时间：2022-04-19 12:12:43

  2022.3.1-3.28 书都看完一段时间了…题也刷了…因为疫情却一直没法考试…

• 作者：SuperHYT 发布时间：2013-12-12 13:52:21

  只有成语还行，其他的都太偏了

• 作者：余沁蓉 发布时间：2022-03-17 09:59:04

  句句是说给家长听的，不管是不是伪书，感觉就是个高级鸡汤，可能在青春期的孩子们需要这种励志性？反正总之感觉是一个读了没啥大感悟，不读有点小遗憾的那种。心里感受是不太服气的。

• 作者：枫林灿 发布时间：2007-02-24 11:41:01

  老杨的书都比较踏实，有内容。值得读。

• 作者：澜沧月 发布时间：2022-02-05 23:04:52

  喜欢这本书里运用的一些类比，把一些早已懂得的道理真正说到心里，让人打从心底去接受去改变，而不再是痛苦于“道理我都懂，却偏偏过不好这一生”。

• 自由就是生命

  作者：白玉京 发布时间：2015-11-03 15:16:43

  瓦西里格罗斯曼的代表作《生活与命运》提出了一个问题：人失去自由，究竟意味着什么？阅读之前第一次看到这个问题，因由作者犹太人的身份，会自然而然想到二战犹太集中营，从而想当然以为这一部讲述犹太人苦难史的作品，阅读后，我发现，我没有意识到的是，在非战时的现实社会，人们是如何或者是正在失去自由的。在前苏联，《生活与命运》书稿被查抄，连打字机的色带都被没收，宣传部领导直言此书两百年后才能出版。而从某种意义上讲，这部作品是被低估的，在曾经有深厚苏联文学气氛，连主席都可以说出一串串苏联文学名著的国家，这是一部从未被提起的作品，另一方面，在西方文学界，前有《日瓦格医生》后有《古拉格群岛》，这部看似描写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小说，直到最近几年才为人所知。

  被称为二十世纪的《战争与和平》，《生活与命运》是对苏联那个时代的人民的群绘，通过对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记录，和沙波什尼科娃一家的亲戚朋友的经历，作者写出了具有自由思想的高级知识分子维克托，共产国际僵化左倾路线的克雷莫夫，虚伪的国家官僚格特马诺夫，有良知的军队精英诺维科夫，善良但是不敢越雷池一步的科学家索科洛夫，现实又犬儒的柳德米拉，对劳动人民抱有好感的老太太弗拉基米罗芙娜，因一句话被投入劳改营的阿尔巴丘克，年轻的死在前线的托里亚。格罗斯曼讲述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同时，他还讲述了劳改营，大清洗，农庄集体化，事实上，每一个时代，每一个人物，我们都可以在这里，在我们这个国家，找到镜像。

  格罗斯曼是一个出生于乌克兰的犹太人，与母亲相依为命长大，就读莫斯科大学化学系，战争开始时，母亲死于乌克兰犹太人集中营，他的身份由犹太人变成了苏联随军记者，在前线度过了1000多天，他的文字是当时最为有力的记录，他的报道被广泛传阅，《生活与命运》中对战争和战士最真实的描写来源于的他的经历。

  然后他成为了记录者，他看到了《红星报》没有想让他看到的，书中描写一个普通的士官：“我根本不是富农，”巴甫柳科夫说，“也没有做过苦役犯人，不过我对共产党还是很不满意。不能自由地干什么事。种田由不得自己，娶老婆由不得自己。人变得像鹦鹉一样。我从小就想自己开一座商店，为的是在里面什么都可以买到。商店里有小吃部，货物齐全，请买吧：想喝烧酒，有烧酒；想吃烤鸭，有烤鸭；想喝啤酒；有啤酒。您猜，我卖东西会怎样？很便宜！我还要在小吃部卖乡下吃食儿。请吧！烤土豆！牛油拌大蒜。酸白菜！您猜，我会卖什么样的小菜：骨头汤！骨头汤在锅里翻滚，请吧，加一根骨头，还有黑面包，当然，还有盐。”当然，还有盐。这就是一个劳动人民的梦想，想喝烧酒，有烧酒，想喝啤酒，有啤酒。烤土豆！酸白菜！骨头汤！这些惊叹号的后面隐藏着人们最最美好的念想。

  然后他成为了反思者：“历来争论着一个问题：人是不是为星期六活着？答案就在这里面的什么地方。想着靴子，想着被扔掉的小狗，想着偏僻小村子里的房子，痛恨夺取心头所爱的同志，这些思想多么渺小阿。可是，人生的实质就在这里面。人与人是否联合，这种联合是否有意义，决定于是否能达到唯一的主要目的，这主要目的就是：为人们争取权利，做各自不同的人、各有特性的人，各人有各人独立的感情，都能独立地思考，独立地生活在世界上。为了争取、保卫和扩大这一权利，人们必须联合起来。而这却产生了可怕的、很难打破的偏见：这种以民族、上帝、党、国家为名义的联合，说这是人生的目的，而不是手段。不对，不对，不对！为了人，为了人的微不足道的特性，为了使人拥有这些特性的权利——才是人在为生活而斗争中唯一、真正和永久的目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就是全书的总结和提问，人是不是为星期六活着？然后格罗斯曼回答了：“为了人，为了人的微不足道的特性，为了使人拥有这些特性的权利——才是人在为生活而斗争中唯一、真正和永久的目的。”要知道，此书完成于1960年的苏联。他写道：“大家都在争论什么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镜子，这镜子对于党和政府提出的问题“世界上谁最可爱、最好、最伟大？”回答说：“你，你，党，政府，国家，最好、最可爱。”就凭书中的反思，《生活与命运》就比充满自怜的伤痕文学有价值一百倍，而现在，最好最可爱的回答现在依然响彻在另一片土地。

  格罗斯曼不止步与记录，在他生命的最后，他成为了一个反抗者。在书稿被没收，在最绝望的时刻，格罗斯曼给赫鲁晓夫写了一封信，以一句挑战的话作结：“我花费毕生心血写成的书正在坐牢，那么，我自己的人身自由、我现在的职位都是毫无意义的，都是虚假的。这本书，我写了就不会抛弃，过去不抛弃，现在也不抛弃……请你把自由还给我的书。” 直至1964年去世，终其一生，格罗斯曼都没有看到他最重要的作品的出版。

  格罗斯曼写了善，写了恶。900页的书，几十个人物，其中几个段落尤其令人难以忘怀。善良胆小的因为来乌克兰过暑假就被送进集中营的犹太小男孩，在拥挤的火车上一直小心保护着火柴盒里的蛹，时不时打开盒子给它透透气。在走向毒气室的路上，“也不知为什么，达维德从口袋里掏出装着蛹的火柴盒，也没和蛹告别，就把火柴盒扔到一边。让它活着吧！”解放斯大林格勒后，俄罗斯民众，大部分是妇女，看着德军俘虏清理搬运尸体，一个在战争中失去儿子的大妈冲着士兵中唯一穿着军官制服的人走去，却不知道怎么没有报复，反而把手里的面包给了他，大妈无法解释自己的行为，一直抱怨自己太傻。格罗斯曼写道：“毫无意义的善良永远不灭的秘密，就在于它的无力。这种善良是不可战胜的。这种善良越傻，无力，没有意义，就越是巨大。恶对它无可奈何。圣人、传教士、宗教改革家、首领、领袖，在它面前无可奈何。它是一种不看什么、不说什么的爱，是人的本义。

  他写了高尚，平时不敢得罪军队官僚的诺维科夫为了手下军人的生命，顶住最高指示的压力，晚了八分钟发动进攻的命令。“有一种权力，大于不加考虑就叫人去死的权力，那就是在叫人去死的时候深思熟虑的权力。诺维科夫行使了这一权力。”也写了卑劣，处事圆滑得体的官僚格特马诺夫前一刻亲吻诺维科夫的嘴唇激动地说永远不会忘记这件事，当天晚上就密报诺维科夫违背军令。而最最令人难以忍受的是什么？高尚者完败，卑劣者得势，这才是最大的悲剧，这远比一个战役的得失和一个政治路线的成败更为接近一个时代的核心，在大清洗，在文化大革命中发生了无数这样的事情，那么为什么一个完美的制度让人们没有选择？如果一个制度不能激发、顺应人们的善，那么它就不是完美的，甚至，它不是好的。维克托说“我以为，我们还谈不上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仅仅是在于重工业。社会主义首先要有凭良心的权利。剥夺人的凭良心的权利，是非常可怕的。”

  曾经有人说，只有苏联这个国家才会产生这样的作品，的确，二战，犹太人集中营，古拉格劳改营，大清洗，苏联人民经历了一切。而记录这样的历史，记录在这样的年代生活着与生存着的人民，就是格罗斯曼们的责任，也由此才诞生了这20世纪最伟大的作品。俄罗斯这个以斯拉夫人为主的民族，7世纪时在一片混乱与落后中请来了维京人立国并建立了基辅罗斯，但是在国教上最终选择了东正教，也多少因此俄罗斯人心中一直有着弥赛亚情节。十三世纪蒙古攻入基辅罗斯，并统治了长达三个世纪，这三个世纪对俄罗斯影响深远，其中之一就是隔绝了与欧洲的交流，错过了文艺复兴。之后从彼得大帝到普京，尽管一直在努力脱亚入欧，但俄罗斯从未真正融入欧洲。直接由封建社会一步进入共产主义，深厚的弥赛亚情节，对文艺复兴人文精神的缺失种种原因导致了对强人政治的幻想和极权主义的基础。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格罗斯曼用人生中最后的一部作品来记录和反思，他诠释《布拉格精神》的的作者伊凡克里玛说过的话：“ 让我们记住，伟大的文学的责任在于两个词，创造与良心。”

  本书的译者力冈，在反右倾和文革中两次被打成右派下放，在文革后才有机会教书和翻译，《生活与命运》在国内第一次出版于1989年，力冈在当年10月写的译者序中写道：“译过这部作品之后，才懂得了：原来最深刻的道理也就是最朴素、最简单的道理。比如，一个国家与政党是不是进步的，要看是否能提高人民的生活，是否能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的自由。这个道理多么朴素、多么简单！如果一个政党是真心实意为人民服务的，而不是实际的法西斯独裁者的话，是不应该压制不同意见的。人民的天下，人民可以对任何问题进行随意的探讨，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个人以为，时隔二十多年这依然是对本书的最好的注释，对译者致以敬意。在二战和战胜反法西斯70年后的今天，在和平年代GDP保7人们生活蒸蒸日上奔小康的这里，我们依然要提出这个问题：人失去自由，究竟意味着什么？

• 《毛詩會箋》解說

  作者：[已注销] 发布时间：2012-07-14 08:42:26

  《毛詩會箋》解說

  王曉平

  《毛詩會箋》為日本明治時期學者竹添光鴻所撰，是日本詩經學新舊交替的分水嶺。

  竹添光鴻（一八四二——一九一七）名漸，字光鴻，亦字漸卿，通稱進一郎，號井井，別號獨抱樓。生於肥後（今熊本縣）天草上村（今大矢根町）。竹添光鴻出生在幕府末年，親眼目睹“脫亞入歐”的風潮中漢學遭遇的幾盡覆滅的衝擊。一八八二年竹添光鴻出任朝鮮公使，由於京城之變而失勢，撰寫漢文《紀韓京之變》以紀其事。一八九三年任東京帝國大學教授，一八九五年辭職，以後再未出仕。一九〇二年完成《左氏會箋》，並於一九一四年由此而獲得文學博士學位，其時已年過古稀，為其去世三年之前。所著尚有《論語會箋》、《獨抱樓遺稿》等。

  竹添一生，一波三折，經歷了書生、外交官、教授三種角色轉換，卻均與詩歌相伴，可謂失之政壇而得之詩壇。明治之前，曾奉藩命奔走于京都、江戶和中國的上海，遭遇詩禍，後在熊本、玉名兩地開設私塾；在三十四歲，經勝海舟推舉，隨公使森有禮到中國，獨自徒步入蜀，寫下《棧雲峽雨詩草》文名大震；五十二歲時就任東京大學文学部漢學科第二講座教授，兩年後辭職，專心著述，其中就有《毛詩會箋》。可以說因詩致禍，因詩獲名，又因《詩》之研究為中日詩界後學所知。

  中晚年所撰《左氏會箋》、《論語會箋》、《毛詩會箋》、合稱三《會箋》，效仿中國經師注疏體，採用中日所傳各本參校，綜合中日兩國各代學人眾說，以經解經，各章參互發明，以注經的方式，完成了他傾力為之的中日經學交流的一樁大事業。三《會箋》之中，《左氏會箋》於一九一四年獲頒“學士院獎”，後又被收入《漢文大系》第一〇、一一冊中，在我國先有臺灣影印本，繼之又由岳麓書社影印出版，最為知名；《論語會箋》則被收入崇文叢書，亦有臺灣廣文書局影印本，書中引用日本學人近三〇家之說，可稱日本資料最富；而《毛詩會箋》刊行較後，流傳不甚廣，卻有作者將文學鑒賞引入詩歌闡釋的嘗試，可謂最可看出作者詩文功力和文學才華的一部注經之著。

  《毛詩會箋》以日本所傳卷子本為藍本，以唐石經及延文古抄本校之。他的《毛詩會箋》不取《十三經注疏·毛詩正義》中的《毛詩鄭箋》，除由於不專取《鄭箋》，而採取眾說，自為發明之意外，也是因為阮元當時沒有看到清原宣賢的寫本，而光鴻以為此本更接近古本。不過，此書只錄《經》、《序》、《傳》，而未錄《箋》，在轉錄寫本製成印本的過程，也存在不能不改變字形的情況。儘管如此,在利用寫本展開《詩經》研究方面，《毛詩會箋》仍是不能不提到的一本專著。

  其中文字，多引延文古抄本，而此本今已不知存於何處，故書中所引，亦頗可貴。延文是一三五六至一三六一年年號，時當我國元朝至正一六年至二一年，從《會箋》所引看，大體是《毛詩鄭箋》完抄本，早於靜嘉堂本一百多年，如能尋得，當為至寶。

  《會箋》序說，所采主要日本近儒，列舉了中井氏積德、龜井氏昱、仁井田氏好古、古賀氏煜、安井氏衡，而實際上人數較此說稍多；同時，由於援引其說時，多姓名不舉全稱，不出書名，甚至引文止於何處皆不明晰，閱讀者殊為不便。現特將書中援引較多的學人及其著述羅列如下：

  中井履軒（一七三二——一八一七），名積德，朱子學派。撰《詩雕題》七卷並附卷，有大阪大學懷德堂文庫刊行會影印本，尚有《詩雕題略》（寫本）等。另有《七經逢原》等。。

  古賀侗庵（一七八八—一八四七），名煜，號侗庵，朱子學派。撰《毛詩或問》一卷、《毛詩劉傳稿》一卷。

  安井息軒（一七九九—一八七六），名衡，號息軒，有江戶儒學集大成者之稱。撰《毛詩輯疏》、（收入一九三二年刊行的崇文叢書）、《毛詩詳說》一〇冊等。

  木下韡村（一八〇五—一八六七），名真太郎、犀潭，號韡村，為光鴻之師。光鴻曾為之整理編輯《韡村先生遺稿》。

  龜井昭陽（一七七三——一八三六），名昱，號昭陽，著有《毛詩考》二六卷一〇冊。《詩經古序翼》六卷等。《毛诗考》有一九三四年安川敬一郎印行的影印本，又收入一九七八年福岡蔁書房出版的《龜井南冥・昭陽全集》第二卷，有岡村繁解说。

  太田錦城（一七六五——一八二五），名元貞，號錦城，折中考證學派，其有關《詩經》的著述多達一五種，其中有《詩精義》、《毛詩微言》八卷等。江口尚純曾撰《江戶時期〈詩經〉研究的動向之一》專論。

  仁井田好古（一七七〇——一八四八），字伯信，號南陽，撰《毛詩補傳》三〇卷，有東京松雲堂書店一九三〇年刊本。

  其中多引安井息軒《毛詩輯疏》，竹添光鴻從一五歲始師從木下韡村，故對其說也格外重視，獨以先生尊稱。儘管江戶時代研究《詩經》的著述數以百計，但對《會箋》影響最大的不過以上數家。

  《毛詩會箋》“其體例一沿《左氏會箋》，以求合於諷喻之義”。自言“他經說苟有步《毛詩》者，隨得隨采，複者刪之，散者屬之，綜貫諸家之說，以期於會通。”在著述態度上一以貫之。這就是他在《左氏會箋》中所表明的：“夫經所以載道也。道原于人心之所同然，然則他人說經獲我心者，道在斯可知矣。以所同然之心，求所同然之道，何必容彼我之別於其間。集眾說折中之，要在闡明經旨。”“闡明經旨”正是他為“三會箋”確立的最重要的目標和落腳點。

  竹添從辨明文字入手，探求詩句乃至篇章本意，兼顧疏解和鑒賞，整體把握詩人情感和句外之意。

  《毛詩會箋》前有《序說》，首先引鄭玄《詩譜》、王肅、韓愈、成伯璵、王安石、王得臣、曹粹中諸人之說，以說明自己對《詩序》的總體看法。竹添光鴻認為，《毛序》首二句為毛萇以前所傳古序，以下續申之詞為毛萇以後經師所附，因此自己採錄諸家說，闡明其義。竹添光鴻在自己的《序說》中，還引大田元貞、元馬端臨、明郝敬之說以論《詩序》，引崔述之說以論刪詩，引魏源之說以論讀詩之法，引明賀貽孫、成僎之說以論詩皆入樂，引王夫之、顧炎武、嚴虡惇、成僎之說以論叶韻。

  明治中後期，漢學传统改革派沿襲了江戶時代折衷學派的學風，不設古今派別壁壘，看重清代考據學派，亦不棄宋明朱子學派中有價值的資源。

  在明治時代的《詩經》研究中，《毛詩會箋》是最注意吸收清代考據成果的著述。援引的清儒著述，文字音韻方面有顧炎武《詩本音》、王夫之《詩經協韻辨》、顧廣譽《學詩詳說》、《學詩正詁》等。傳說方面有陳啟源《毛詩稽古編》、戴震《毛鄭詩考正》、《杲溪詩經補注》、段玉裁《毛詩故訓傳定本》、焦循《毛詩補疏》、胡承珙《毛詩後箋》、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陳奐《詩毛氏傳疏》、《毛詩說》、《鄭氏箋考證》、李黼平《毛詩　義》、俞樾《毛詩平議》、《達齋詩說》、薑炳璋《詩序廣義》等。天文地理名物制度有趙佑《詩細》、《毛詩草木疏校正》等，思辨學派有王夫之《詩繹》等，今文詩學有魏源《詩古微》等。

  對於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竹添曾認真研讀，多處引用，注重領略和吸收今古文經學家以古音古以正其中訛誤、以雙聲疊韻明其通假、橫貫全經以求其章法句法、以辭彩逆其情意的注詩方法，力圖將《詩經》放回兩周弦歌諷誦、斷章取義的現場去解讀，同時對漢代經師以《左傳》比附、以美刺說詩的方法也抱信從態度，在領會詩人情意的時候體察各地風俗影響的同時，淡化歷史、民族的差異，將《詩經》看成超越中日文化差異的人情鏡鑒。全書用漢文寫成。書成之時的明治末期，研究中國學術的學人多不屑于摁住文本一字一句死摳原義，更無心逐頁翻檢古人繁雜的解說，注疏體被視為無思想創新價值的舊物，《毛詩會箋》也就遠不如那些漢文訓讀並輔以日語口語翻譯解說的《詩經》講義之類的書知名，《毛詩會箋》可以說是一首日本經學舊注疏的挽歌。

  不過，在《毛詩會箋》象牙塔中純學術化的操作中，也並非沒有對新時代、新學術的嚮往。竹添光鴻在中國遊歷的經歷，有助於他正確理解中國的語言。《毛詩會箋》對音韻說解雖然不多，其中也有一些值得重視的見解。《毛詩會箋》在每篇末，或從全篇結構的角度對各章內容加以分析，或鑒賞加評論。竹添光鴻讀書的方法，注重“書不盡言，是以論其世”，又讚賞毛公“非獨見其情於意言之表者”，所以時有跳出詩句議論世人情事者。

  竹添光鴻身為漢詩人，在說解詩意的時候，是很在意鑒賞文字之美的，這就不同於一般經學家。這些闡述詩意的文字，語彙豐富，講究修辭，多用排比、比喻等手法，從某種意義上說，竹添光鴻在用箋注作詩。和那些語言枯澀的箋疏文字相比，《毛詩會箋》的『箋曰』是比較具有可讀性的。明治時期漢文雖然受到新文風的打壓，但從歷史上看，那時的漢文實際上到達了最高點。竹添井井還充分發揮了熟悉《左傳》之長，在解釋詩中的比興時，《會箋》時出新意。說比興，有時他能聯繫民俗。

  今天的人們完全有理由批評竹添光鴻沒有擺脫舊經學的影響，對《詩經》篇意仍然信從《詩序》之說，似乎明治期間的社會大變動和文化思潮的震盪絲毫沒有在《毛詩會箋》中留下痕跡。竹添光鴻本人一度處在政治的漩渦之中，晚年閉門著述，是把經學研究當作現實社會生活以外的一人獨有的別一世界來看待的，似乎絕不把現實中所思所想帶入學術研究中來，所以幾乎看不到他借《詩經》來明顯地議論現實政治的文字。只是有些地方間接地接觸到有限的近代知識和觀念。《毛詩會箋》重視的是對全詩作總括性的結構分析法。

  有關竹添光鴻《詩經》研究的文獻，東京都立圖書館日比谷分館特別文庫室諸橋文庫收藏有竹添光鴻抄寫本《毛詩雜抄》，該文庫還收藏有竹添光鴻再校抄寫本《毛詩會箋》。江口尚純著《江戶時期〈詩經〉關係書目》（第二次分類版）著錄了竹添光鴻的親筆稿本，即親筆朱訂稿本，存二冊〔卷一一、九末闕〕，並著錄諸橋文庫藏所著《毛詩會箋序說》，親筆稿本一冊。一九六二年目錄還著錄了靜嘉堂所收藏的《毛詩會箋》稿本二〇卷，題作“毛詩”，為竹添光鴻親筆寫本。由此可知《毛詩會箋》收藏於諸橋文庫與靜嘉堂文庫的情況。

  竹添光鴻生前並沒有看到《毛詩會箋》的刊行。這本書最早是由其養子竹添履信（一九〇〇——一九三四）主持於一九二〇年四月於東京排印的。履信是竹添光鴻女婿嘉納治五郎（一八六〇——一九三八）的長子，過繼給光鴻作養子。一九二八年八月東京松雲堂再次刊行。一九七〇年臺北大通書局影印出版的本子，五冊，多達二三二〇餘頁。本書據日本刊本影印。底本與臺北刊本不同的是，書後附有勘誤表，應該說明的是，底本一〇冊二〇卷，但沒測封面所標並非冊次而是卷次，是加上所指卻是第幾冊，跟內文卷次無關。勘誤表沿用了此種作風，如『卷八』卷實際上指的是第八冊。讀者在使用勘誤表時，可以通過勘誤表中的篇名去查找，以免被卷次誤導。

  江瀚（一八五三——一九三一）曾為初版本作序。江翰字叔海，別號石翁山民，福建長汀人。1893年主持重慶東川書院，一九〇五年任江蘇高等學堂監督，一九一二年任京師圖書館館長。在這個期間曾到日本訪問，見到竹添光鴻的女婿嘉納治五郎。江瀚在民國9年撰寫的序言，既談到了自己對《毛詩會箋》的評價，也說明了《毛詩會箋》刊行的緣由。可以看出，江瀚注目的是竹添光鴻對字句的理解：“日本竹添進一郎先生撰《毛詩會箋》若干卷，雖以《毛傳》為主，實兼采漢、宋，不立門戶，務在平心靜氣，融會貫通，往往有所闡明，深得詩人言外之旨。其於名物訓詁詮釋，亦極詳悉。”

      與陳奐《詩毛氏傳疏》相同的是，《毛詩會箋》以《毛詩傳》為研究對象，尊《序》、《傳》的傾向是一致的。不同的是，陳奐重點在於為《傳》作文字和詩意的疏解，吸收鑒賞方面的成果，而《會箋》更多從詩學的角度進行闡發。在各種新思想如狂潮一樣湧來的時代，竹添光鴻以獨自堅守的態度，寫下的這部《會箋》，力圖將傳統經學與文學的研究結合起來，在研究方法上，考證、闡釋、鑒賞三者合一，在日本《詩經》研究史上，可以稱得上是新舊詩經學過渡的橋樑。

      明治時代的文明開化運動，帶來了西方文學的翻譯高潮，學人陶醉于西方文學。在引進新的外來思想的同時，一切舊學問遭到嚴厲質疑，其中漢學也被視為阻礙新學的罪魁禍首。福澤諭吉在《福翁百話》中將所謂“學問無益說”的根源，歸結為“數百年我日本國流行的漢學之迂闊，已為世人所厭”，所以只要一聽人說起“學問”，就相信那是空談，所以打一開始就不去問學問的意義了。面對一切對漢學的指斥，舊漢學顯得毫無還手之力。從明治時代《詩經》研究的總體情況來看，竹添光鴻的《毛詩會箋》無疑是代表當時最高研究水準的著述。

  竹添的入蜀詩篇，被選入《明治百二十家絕句》、《東瀛詩選》，等在中國早有流傳，《棧雲峽雨日記並詩抄》初刊於一八七八年，俞樾為之作序，多位中國文人撰寫題跋；一九一二年再刊（《獨抱樓詩文稿》附錄），竹添光鴻在華期間和很多官僚、文人有交往，李鴻章、黎庶昌、潘祖蔭等都曾為他所作《棧雲峽雨日記並詩草》撰冩序言，俞樾在《東瀛詩紀》中記述了竹添來訪和而後兩人頻通音問的情形，稱讚該詩草“於山水脈絡風俗得失，物產盈虛，言之歷歷”。竹添光鴻的著述在我國出版的有《棧雲峽雨日記並詩草》等。相對於竹添的詩作，《毛詩會箋》還不太為今日中國學者所瞭解，此次鳳凰出版集團將其影印出版，對於域外漢籍和經學的研究都不失為有力的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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