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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莫忘初心 发布时间：2013-06-03 21:52:22

  一位经历过人生的画家的心里话，算是平易近人，句句都是大道理吧。

• 作者：书中自有一间屋 发布时间：2021-07-24 15:36:19

  泛。

• 作者：Pinkky 发布时间：2020-02-04 22:17:24

  财经知识入门，浅显易读，我读的很认真还做了笔记，为了这本书十年后传给菜芽……

• 作者：习惯了，静 发布时间：2022-03-20 15:04:10

  这本里面写了一些关于经济方面比较实际的案例，还是有许多值得深究的地方，算是一种学习，情感线过于多，这个设定让人有种厌恶感。

• 作者：41 发布时间：2023-05-18 10:23:12

  推理、悬疑、惊悚，三者的完美结合。很多人都会因为欧美作品复杂的人名而止步，但是在这本里面，你只需要记住几个就能流畅的阅读。恐怖的涂鸦、惊人的真相，在本书中你看到的美好都是虚假的！

• 作者：沈一贯 发布时间：2014-12-13 22:32:18

  前几章很精彩，但是往后写，有点啰嗦

• 《客滇述》为《荒书》前稿辨

  作者：文津出版社 发布时间：2020-01-23 13:51:31

  在南明史的研究中，尤其是关于张献忠大西军在四川活动的史实方面，《

  客滇述

  》和《荒书》长期被当作两种不同的材料加以使用，其影响甚为广泛。①但通过对两书的对比，笔者认为，《述》与《书》是同一部书，《述》是《书》的前稿，其作者为费密。

  ①《

  客滇述

  》，以下简称《述》，无特别注明者，均采用北京图书馆出版社05年12月版于浩辑《明清史料丛书八种》中所影印的 乐天居士辑《痛史》本。《荒书》，以下简称《书》，无特别注明者，均采用浙江人民出版社83年10月版《明末清初史料选刊》两种合刊本，谢伏琛点校。

  1．计量分析

  《述》始于崇祯元年而终于顺治十六年，其中崇祯八、九、十五年及顺治十一、十二年阙，实际为二十七年之事。②《书》始于崇祯三年而终于康熙三年，其中崇祯四年无记，而崇祯二年之事件则在文中倒叙，共计三十六年，较《述》多出九年，并延展五年。很明显，是《述》写于前而《书》成于后。

  通读两书，不难发现，《述》有大量的文字与《书》相同或相似。换言之，《书》保留了《述》的这部分文字。为了说明问题，将两书相同或相似的文字进行定量统计，以呈现其因袭关系，是一种较为客观的方式。也为了便于与费密的行状相对照，在进行计量分析时、将文本分为四个时段结构。③

  ⑴．崇祯十六年之前：《述》计2919字，占全书的21．885％。《书》计126行，占顺治十六年之前的30．361％。《述》被保留的文字2270字，比例为该部分文字的77．766％。

  ⑵．甲申年至顺治六年：《述》计8668字，占全书的64．987％。《书》计232行，占顺治十六年之前的55．904％。《述》被保留的文字4431字，比例为该部分文字的51．119％。

  ⑶．顺治七年至顺治九年：《述》计553字，占全书的4．146％。《书》计33．5行，占顺治十六年之前的8．072％。《述》被保留的文字38字，比例为该部分文字的6．872％。

  ⑷．顺治十年至顺治十六年：《述》计1198字，占全书的8．982％。《书》计23．5行，占顺治十五年之前的5．663％。《述》被保留的文字24字，比例为该部分的文字2．003％。

  ②《述 》的纪年虽止于顺治十五年戊戌，但所记则有顺治十六年己亥的史事，应是抄录者系年之误。

  ③本文用作数据统计的《述》，其电子版本下载自台湾文献丛刊第271种。其计数不包括标点符号、甲子纪年、文中小注之文及书末的野史氏之文，共计13338字。

  《书》无电子版，虽屡遣萧少、余不二酋长搜刮海内，吊烤士庶而不得。不得已，其统计以行数为据、并包括标点符号。若逐字计，则不胜其烦，且皓首未必。由此可见，我们不能再反对科学了。《书》共计447行，顺治十六年之前415行，占全书的92．841％。为与《述》统一比较，将顺治十六年之前的这部分内容独立出来，按100％计算。诸君若想知道分列的内容占全书的比例，请分别乘以92．841％即可。虽略有麻烦，但数学是科学，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告曰：统计标准例由球二世独断，然亦可朝议，纵有忌讳，概不罪之。为便诸君腹诽偶语，恭录御批《述》原稿于后。

  数据显示，两书的前两部分内容、其于全书的分量甚大，均超过了86％。而这部分内容中，《述》保留于《书》的文字、平均为57．832％，尤其是第一部分、高达77．766％。若再将《述》和《书》看作是顾山贞和费密各自独立的著作，则相互间地参考和引用、已经大大超出了正常的范畴。可以这样认为，《书》复制了《述》。

  但如果我们不固执于先入为主的陈见，而把两书看作是同一书不同阶段的产物，即《述》为《书》的前稿，对于两书的这种相似性，则将不失为一种合理的解释。

  再对照费密的行状、将两书的篇幅结构进行综合分析，我们还可以得到另外一种解释。

  乙酉夏，二十一岁的费密参与组织义军、进入什邡县高定关保民自守，以抗拒张献忠的大西军。丙戌秋，杨展和曹勋率领明军收复成都后，义军解散，费密远走云南并逗留了约一年的时间，因其父费经虞时任昆明知县。丁亥，费氏一家回到四川，由于战乱，不能归居新繁故里，乃迁徙于建昌、黎、雅一带。其间，费密曾为凹者蛮所掳，于戊子年赎归之后，便参加了杨展的军队，主要跟随杨展之子杨璟新从事屯田，驻扎在峨眉。己丑秋，杨展被李乾德、武大定、袁韬合谋杀害于犍为，杨璟新兴兵复仇而战败，费密随其残军屯垦于瓦屋山一带。庚寅，为武大定所追杀，费密被俘，而走投无路的杨璟新则往保宁投降了清军。之后，费密以计逃脱，并于辛卯四月回到了新繁老家。此时的川西，荒凉无人，且属武、袁的势力范围，于是于次年三月，举家逃入陕西，在沔县居住了六年。戊戌春，又携家至扬州，最后老死于此。

  甲申年以前，费密还是一个少年，其关于张献忠、李自成、摇黄的记事，应主要得自于父老的传述。因不是亲历，这些传述材料被费密看作是一种基本的史实，故而在《述》已经形成的文字被《书》大部分地保留了下来，改动较少，这比较容易理解。但从《书》对行文顺序的大量调整可以看出，费密试图使这类材料的编排，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甲申至顺治六年间的记事，两书的篇幅最大。因为在这段时间里，费密曾是一名战士，披坚执锐，投身于救国保民的战斗；也曾是一个难民，奉父携母而流离奔波；最后因内部纷争而军覆身残。其身历多、亲见广、消息面宽，第一手材料丰富，故而书的篇幅也最大。对于《述》有而《书》无的这部分文字，经过仔细对比，是将一些类似于传闻和一些作者认为不合适的事件，作了完整地删节，而不是零星地修改。可以逆知，是作者对材料进行最终剪裁的一种态度。

  关于顺治七年至九年间的内容，两书所记俱偏简，是比较令人费解的。因为在这个时段，费密尚未出川，而四川发生的事也不少，是否另有隐情，我认为是最值得深入探索的。但仍可以看到，《述》所记史事，《书》均予以保留，只是更加详细而已。

  顺治十年之后的事，费密已离开了四川，其所记之事均应得自传闻。故两书对于史实取舍的差异较大，显然是受到材料来源的制约而不断进行的改动。

  总观两书，篇幅的多少在四个时间段的分布大致相同，即书结构相似；史事的记录，在前三个时段，《述》所有的，《书》大部分也有，即史料的选择趋同；而文字的一致性，则在前两个时段显得十分突出。因此，两书的因承关系是明显。如果认为《书》抄袭于《述》，那只有一种解释，这就是，当时一个在四川的江南松江人顾山贞、在战乱中所见所闻之事，与一个身历战乱的四川新繁人费密的所见所闻之事几乎相同。后来顾山贞回到了松江，并写了《述》，与此同时，费密漂流并寓居于扬州，得到了《述》的稿本，于是抄袭，并进行续写。这应该是一个小概率的事件。与其认同这种小概率，不如认为《述》与《书》的作者为同一个人，要么是顾山贞，要么是费密。费密既有此经历，也有著书的能力，其一生著述多达三十余种，抄袭的理由不充分。再以当时的政治气氛而言，窃占这样一部私史为己有，沽祸的风险远远大于沽名的得益，抄袭的理由显然也不充分。我认为，费密是作者的可能性更大，顾山贞只是《书》的前稿、即《述》的传抄者和保藏者。

  2．《书》的写作和修改的稿次

  《书》的完成，有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

  关于初稿，费密写作的时间，应在顺治十五年至顺治十八年之间。顺治十五年春，费密奉父母妻室从陕西沔县寓居于扬州，其正式写作当在此之后。据费锡琮跋二所言：“初属草时，值乌程难作，不遑终其卷帙。”庄廷鑨明史案发生于顺治十八年，起因是查继佐等三人以擅列己名参校为不实而自首于官府，但案件此时尚未受到重视。至康熙元年，吴之荣上控于京，其案始大。康熙二年结案，以至杀了数十人。这对当时热衷于私修明史的文人，无疑是一个严厉的警示，故书稿未写完便因此而中辍，其时间应在康熙元年之前。

  但费密完成此书的愿望是迫近的，便有梦见高巾方幅之士给予鼓励之说，于是继续该书的写作。梦境的借口，是一种甘冒杀身之祸的侥幸态度，也是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康熙四年，“当诏修明史时，《荒书》削稿未成”。④写于康熙八年二月的自序言：“一旦诏修明史，庙堂燕许诸名卿、苟刺取当年蜀山遗事，则是编或亦所不废也与。”可见此时书稿已基本完成，且有意于官修明史的采集。自序中还说：“历代野史稗官足备正史取材，而密荒书所由作也。”则此时已定名为《荒书》了。这是第二稿。其记事至于康三年事，即李来亨自焚，费密以此作为明季蜀乱的终结点。

  到了康熙十八年，清政府再次大规模修明史时，费密“乃裒旧稿，重为涂乙。”似乎准备进书于史馆，但终究没有拿出去。所谓“重为涂乙”，大概是因为要公诸于世，作了的润色；也许是为了避祸，对严重的违碍之处的进行了整理。如《述》中称南明为“帝”为“诏”者，在《书》中均直接删除，致使四川官员的被任命，是弘光或隆武变得不明确，而在《述》是清楚的。这是第三稿。

  ④康熙一代，有两次大规模的诏修明史，一在四年，一在十八年。费锡琮跋一所言诏修明史，当在四年，因为费密刚恢复对该书的续写，尚未完成。

  费密死于康熙四十年，年七十七岁。其生前或许对《书》仍有修改增删之举，但并终究无力刊刻此书。到了康熙五十五年，费锡琮、费锡璜兄弟进行了校补，并在之后作了重录。⑤

  ⑤现行《书》中存有史照的序文一篇和费锡琮的跋文两篇，跋一作于康熙五十五年，史序作于康熙六十年，跋二为重录后所作，不记年月，当在其间。跋二最后说“至今藏于茅栏风雨之下，败匮蔽笥之中。长男锡琮重录又记。”可知在费密死后的约二十年的时间里，在其寓居的江南一带，《书》并没有被刊刻过。

  琮、璜的校补，其文现存九条，其中六条为补充费密事迹，一条解释治院，一条辩正张献忠死亡日期，一条补充西山十三家之名目。与其说是校补，无宁说是对违碍文字再此作了更为彻底地清理。因为在康熙五十三年三月，戴名世因《南山集》中使用永历年号的所谓大逆而被杀，琮、璜既要保存乃父的著者，又要避免祸患，所谓“校补”，是不得已之举。现书中凡“清”俱改作“大清”，且多有文理欠通处，应该是这次“校补”留下的痕迹。这是第四稿。

  费锡琮雍正三年死在了开封，他的书籍寄存于前知府张某处。雍正五年，费锡璜之子费藻归籍回川时，专程至张某处取回这些书籍，其中就有《书》。因多有朽蠹，于是在雍正五年重新进行了缮写。在四川流传的《书》，就是这个本子的转钞。今本《书》的定型，就是费藻在雍正五年完成的，书前所题“成都费密编次，男锡琮、璜校补，孙藻敬录”，表明了费氏三代人对此书编写和整理的过程。这是第五稿。之后，《书》再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改动了。

  如果说《述》是《书》的前稿，根据上述关于《书》的写作和修改的稿次线索，则应该是因庄廷鑨明史案发而中辍的第一稿，因为其所记之史事没有超越顺治之年。

  据此，我们还可以解释关于第四时段中，在《述》有较多的记录吴三桂的事，而在《书》就很少的疑问。因为在康熙十二年之前，吴尚显赫，述其灭明事，有彰其为逆臣之嫌；康熙十二年之后，吴已反清，述其灭明事，则有显其为功臣之嫌。因此，无论就第二稿或第三稿的写作时间而言，吴事的保留俱为两难，删去这些文字，是不得已的选择。

  3．《述》与《书》的独立流传

  据琮跋二记载，费密第三稿改成后，发生了两件事：其一，曹溶据其所闻，认为吴继善死于张献忠攻陷成都之难，而《书》不表彰其事，以此质问。其二，沈荀蔚借观《书》稿，未经允许即抄录使用。于是费密告诫其子“但藏吾书，勿以示人耳。”这之后，纵便当世名公如徐乾学欲借观《书》稿而不能得，其中的原因或许是复杂的，我们不便揣测。但由此可知，续写完成后的《书》的稿本，最后被其孙费藻带回了四川，并没有在费密寓居过的江南一带流传，而在江南一带流传的就只有第一稿的《述》了。

  3．1．蜀地流传

  《书》的琮、璜校补本被费藻带回四川新繁老家后，流传其实并不广泛，因为有清一代，《书》并为在蜀地刊刻过。但就现有的资料来看，稿本的流传还是有一二线索可寻的，也曾为后来的史学家所引用。

  彭遵泗写成于乾隆十年的《蜀碧》，其书前附录《征实》中所列书目即有《书》。⑥但我们发现，《蜀碧》中没有采用《书》的证据，且在许多重要问题上，与《书》完全不同。所以我怀疑，《征实》或许是后人所增加，不是彭氏原稿所有。虽然从时间上看，费藻于雍正十年中举，彭遵泗为雍正十三年乡试解元，⑦二人是有交往的机会的。或者在费藻生前，遵照其祖父费密之意，未将稿本示人，故与藻同时之人，反而不能见到《荒书》了。但后来《蜀碧》的整理者见到过《荒书》、却是事实。

  成书于嘉庆二十年的《四川通志·艺文志》中、有《书》的记载，为四卷。唐鸿学认为四卷的说法有误，怀疑是未见原书的缘故。但也未必然，传钞过程中的卷数分合不足为奇，唐氏所得杨氏旧钞本即为两卷本。

  道光间刊刻的孙錤的《蜀破镜》及咸封四年刘景伯写成的《蜀龟鉴》，都有采用《书》之处，并以此改正了《蜀碧》之误。值得注意的是，《蜀破镜》的小注中有一条引用琮跋二的文字，经对比，这些引文与现行本《书》相同。

  《蜀破镜》和《蜀龟鉴》两书中，没有发现《述》有而《书》无的文字出现，也就是说，孙錤等人所见到的《书》，是费藻带回四川的琮、璜校补本。

  ⑥巴蜀书社02年4月版《张献忠剿四川实录》八种合刊，《蜀碧》正文前的《征实》列书25种，《荒书》是其中之一。北京古籍出版社02年9月版《蜀碧》三种合刊，无《征实》。两书附录之文，出入甚大，可互为补充。但俱无版本来源的说明，不能确知《征实》为彭氏原有，抑或后人补注时所加，存疑待考。

  ⑦巴蜀书社84年影印的嘉庆二十年《四川通志·选举志七·举人四》中有费、彭二人题名。

  3．2．江南流传

  就目前所知，江南一带可以见到两种书采用了《述》的文字。

  华亭朱溶所著《忠义录》，成书于康熙二十四年前后，⑧其卷三涉蜀事者如《陈士奇、龙文光、马乾传》、《王锡传》、《李乾德、杨展传》、《王祥传》，文字与记事，常有与《述》相同或雷同之处。其中《书》删而《述》存者，如定远解米昭化之役、杨展求张献忠沉银之传奇、李乾德之弟巽德赴水殉节之事等，可见与《述》同源。朱溶的行迹，其《自叙》言“涉江、逾淮、浮济、渡大河、观乎京师、历边徼”，主要是在北方，并没有到过四川的记录。而《述》稿初成于顺治末年，且已有抄录本流出，所以《忠义录》参考《述》的可能性更大。

  娄东梅村野史所著《鹿樵纪闻》，⑨关于蜀事之文的《献忠屠蜀》、《川中诸将》两篇，与《述》的文字完全相同之处比比皆是，尤其是《述》有《书》无的类于传闻之事被大量引用。而大端史事，亦显见其为综理《述》而成，且不出《述》所记的范围。

  总而言之，蜀人所引，从藻本出；江南人所引，从顾本出，形成两个独立的引用体系，这与《书》和《述》特殊的流传情形是相符合的。同一书的两个不同阶段的稿本，因为在不同的地域独立地流传，才使得人们将《书》和《述》看成是费密和顾山贞各自独立完成的著作。而《述》为《书》的前稿这一事实，反而变得扑朔迷离了。

  ⑧《忠义录》见北京图书馆出版社06年11版高洪钧编《明清遗书五种》。据叶暗叙：“……久之成帙，洎今得若干卷，名曰《忠义录》。乙丑秋，与余遇杭州，请署其首。” 乙丑，即康熙二十四年，书或已草成。毛奇龄康熙二十五年仲冬叙是书于杭州，曰：“（毛）间尝厕史馆，编篡前代史文。奉天子明命，无嫌无忌，因得远丐先生所为书，为之蓝本。……而煌煌国史，业经采择，则千秋已定，而先生犹兢兢慎之。出其稿相示，先后检核，一篇之中，兼行并窜，甚或涂乙至溢幅者。”则此时作者对其书稿还在修改。

  ⑨《鹿樵纪闻》见北京图书馆出版社05年12月版于浩辑《明清史料丛书八种》中所影印的乐天居士辑《痛史》本。书署名吴伟业著。

  3．3．稿本流传图

  关于《书》的写作和流传，我们可大致理麻而成线索。当然，由于掌握的材料所限，其间顺序不尽妥当，尚有待补充。⑩

  四川线索：

  1．初稿：未完稿，即《述》。写于顺治十五年至十八年，记事至于顺治十六年。

  2．二稿：续写成于康熙八年，记事至于康熙三年。

  3．三稿：改成于康熙十八年。

  4．琮璜校补本：重录于康熙五十五年至六十年间。

  5．藻录本：雍正五年重抄于四川。

  5．1．嘉庆《四川通志》载四卷本。

  彭遵泗《蜀碧》，后人增《征实》中列《书》名；

  孙錤《蜀破镜》引用；

  刘景伯《蜀龟鉴》引用。

  5．2．清钞本：

  新繁严渭春藏钞本；r> 新繁杨氏藏旧钞二卷本。

  5．3．民国九年大关唐鸿学刻本：以严藏钞本与杨藏钞本校刊。

  江南线索：

  1．初稿：未完稿，即《述》。写于顺治十五年至十八年，记事至于顺治十六年。

  2．顾山贞抄本。

  梅村野史《鹿樵纪闻》抄缀蜀事。

  朱溶《忠义录》参考蜀事。

  3．转抄顾抄本：作小注。

  乐天居士辑《痛史》本。

  ⑩本拟做成树图，以一目了然。但机器不从人愿，只好弄成这样了。可见机器也有缺陷，不可重用。毛子曰：“成败之机，器耶？人也。”卓识远见，诚哉斯言。

  4．置疑

  4．1．顾山贞

  顾山贞其人无考，要真正弄清楚他与《述》的关系，就目前掌握的资料而言，是不够的。我们或许可以这样假设：顾山贞为费密之友，费密曾将《书》的初稿即《述》给他看过，他便抄录了一个副本，并在抄录本上题上自己名字，以示该抄本之所属。其时间大约在顺治末年，即庄廷鑨明史案发生之初。随着时间的推移，明遗民逐渐消亡，加之乾隆之世文字狱的叠兴，顾抄的《述》稿便只能深秘不露了。很多年后，当顾抄本被发现时，抄录者顾山贞就被误认为作者了。①当然，就本文所述而言，推理多于证据，有疑事从有之嫌。并且关于顾氏与费氏的个人资料，也显得十分的不对称，这对于顾山贞其人是不够公平的。也许，将就这些理由，也可以说明是费氏因袭于顾氏，虽然证据仍然不充分。或者在同时期的文人集中，有蛛丝马迹可寻，唯有待于材料的发现。

  ①本文所据的痛史本，无底本来源的介绍，惟置疑于此。

  4．2．书名

  关于《述》，我认为是《书》初稿之名。甲申之年，费密方二十岁，《书》中所记崇祯年十六年之前的事，其父费经虞的口述，或许占很大分量。费经虞为崇祯年十二年举人，十六年官云南昆明知县。丙戌秋，费密尝入滇省父，并在那里居留了一年左右。在昆明时，费氏父子或许已就记叙蜀乱之事有所计划。故书稿以《

  客滇述

  》名，是不掩其父功的意思。

  关于《书》，费密在康熙八年春二月的《自序》中说：“历代野史稗官足备正史取材，而密荒书所由作也。”即在费密完成第二稿之时，已易名为《荒书》了。《禹贡》以距京城二千五百里的地域为“荒服”，蜀地遥远，偏在一隅，与此相符。故所谓《荒书》，即记载蜀事之书。费密自序的笔法，也有模仿《禹贡》的痕迹，其书名的取意当在于此。

  观《述》与《书》之名，《书》更能概括全书的内容。

  4．3．《述》之小注

  痛史本《述》中，有双行小字者，暂且名之为小注。

  关于纪年，《述》奉明朔，以崇祯、弘光、隆武、永暦为序，并称崇祯为毅宗、弘光为赧帝。又如崇祯、永暦，元年书年号，之后但以二年三年续之，明显表示出遗民自居的情结。小注则在明年号前加注干支，其后加注清年号，并注出“清”，且清年号还附在“鲁监国”之后。可以逆知，加注干支是为了便于推算年数，附注“清”年号和“鲁监国”之类，只是为了对照史实。因此，作小注之人，也应该是遗民，且时间不会太晚，约在康熙前期。

  虽然《书》也采用干支纪年，我以为是琮、璜校补时为避祸所改，应该不是《述》的原文，故作统计时，并不视为同文计入。

  除纪年外，还另有小注15条，可大致分为三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对原文的校正2条。祯年十年：巡抚王为章，小注作“一名维。”《明史》及诸书亦作维，当是。祯年十七年：关于孙可望，小注作“原名旺，讹作望。”但蜀人诸记及沈荀蔚《蜀难叙略》均作望。

  其二，对原文的解释5条。其中释地2条，释人3条。

  其三，补充原文及录异闻8条。其称孙可望等惧怕张献忠杀戮而往云南降于永明王，完全不符合史实。而杨展被害细节则与《忠义录》近似，且文字更为生动文雅。我估计小注非顾山贞所加，而是后人转钞时所录入，其时间可能略晚，不排除曾见过《忠义录》。

  4．4．《述》系年之误

  在《述》中，关于杨展被害之事系于戊子年，显然是错误的，而《书》与《蜀乱》均系于己丑年。《蜀乱》的作者欧养直，其与费密曾同为杨展部属，关于杨展之死的记录，不应该有误。曾经因为这个原故，笔者对《述》为《书》的前稿一说而动摇。但仔细阅读痛史本的《述》，发现其每年之事，行文中有空格，我认为，其底本的原貌应为一事一条分记，痛史本在排版时予以了保留。古人写书，其草稿地增改、最常见的方式之一是附加小纸条并粘贴于原稿纸上，到誊清时再把纸条上的内容按序写成。《述》因事中辍，即是未完之稿，当然也不曾誊清。顾山贞在抄录时，把附加纸条上的事误系，应属情理之中。如果这个推断成立，则进一步证明了顾山贞不是《述》作者，而是抄者；也证明了顾山贞不是亲历之人。

  除此之外，关于记事的系年，《述》误而《书》不误还有多处，其致误之由，当同杨展之事。

  4．5．费《书》的见证人

  费密在康熙八年的自序中说，因为书稿采用了前代地域区划之名，故“谈者以为不典”，可见是别人看后提出了不同的意见。琮跋一言 “闻者甚众，见者绝少”，虽言绝少，但亦说明当时曾有人见到过此书稿。

  《蜀难叙略》的作者沈荀蔚就曾抄录并参考过《书》的内容，吕潜知道后，将此事告诉了费密，费密尝质问于沈。另外，曹溶也曾读过费密的书稿，并向费密质疑吴继善死难或降贼之事。②

  ②俱见琮跋二。

  沈荀蔚，江南太仓人。甲申之难，其父华阳知县沈云祚被张献忠杀害，荀蔚方八岁，从此在蜀地漂泊，直到康熙四年才回到故里。以身历及见闻写成《蜀难叙略》一书，是有关明季蜀事的重要著者。

  吕潜，四川遂宁人，吕大器之子。崇祯十六年进士，明亡后亦流寓江南吴兴、扬州一带，与费密过从甚密。同为遗民，又是同乡，于明季蜀事或亦多有商讨。

  曹溶（1614～1685），嘉兴人，崇祯十年进士，官御史。明亡，入仕于清，康熙初归里，十九年以徐元文之荐与修明史。

  据费锡琮两跋记载，当时知有此书而欲借观者有：徐乾学（1631～1694）、韩菼（1637～1704）、万斯同（1638～1702）、樊一衡之孙樊泽达等史官名士，可见费密当时写作《书》一事，知道的人是不在少数的。且费密作《书》的目的之一，也是供官修明史的采集。在江南文薮之地，以当时人抄袭当时人之书而不避当时之人，于情于理是说不通的。另一方面，在费密身前，《书》稿还未经过琮、璜的校补，理更应接近于《述》的原貌。但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我们查不到任何关于费密抄袭顾山贞的私人记录，因为在文人当中，这样的事是会招来严厉批评的。

  4．6．野史氏

  《述》后有“野史氏曰”之文，综论蜀事。野史氏其人，在清初的明遗民中交往甚广，且甚为活跃，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人物。其论史，除了《述》之外，尚见于《鹿樵纪闻》、《西南纪事》等书。汤斌等编《孙（奇逢）征君年谱》康熙三年载“先生故有《甲申大难录》一书，济宁州牧李为授梓。至是，严野史之禁，有老蠹见编内有野史氏字，以为此奇货可居，遂首大部，李被逮。”③孙书中的“野史氏”，或许也是此人。

  《鹿樵纪闻》一书，原叙自署梅村野史，人多以为吴伟业，盖仅以梅村关联之。我比较赞同孙毓修在跋中所说的“所题梅村野史，当另是一人，非必定是骏公也。”④我甚至怀疑，“野史氏”即顾山贞，也即梅村野史，但也仅仅是怀疑而已。也许，通过考查野史氏其人，能够找到关于顾山贞的线索。

  ③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03年10月版钱茂伟《明代史学的历程》一书所转引。

  ④吴伟业（1609～1671），即生于万历三十七年，卒于康熙十年。其曾为沈荀蔚所著的《蜀难叙略》一书作跋，沈既然见到并参考过费密的书稿，则吴也有可能。且吴并未到过四川，即使《鹿樵纪闻》为其所著，关于蜀事也应来源于他书。

  作者：阿斗陛下

• 作为励志偶像的作家们

  作者：meiya 发布时间：2012-07-20 22:05:34

  最近在读《巴黎评论·作家访谈Ⅰ》，不怕大家笑话，这本书除了当文学访谈来看，我还把它当作励志书来认真研读。里面有十六位作家，我喜欢的作家访谈依次是海明威、村上春树、帕慕克和斯蒂芬·金，可以说他们是我的励志偶像。

  　　

  首先他们都严于律己，自我约束性极强。如果你看过伍迪·艾伦（Woody Allen）的电影《午夜巴黎》（Midnight in Paris），你会以为海明威是那种虚张声势、酗酒莽汉的形象，但是事实上，从这本书的访谈内容，你可以看到他是一个非常自律、勤勉、坦诚和可爱的人。

  　　

  海明威习惯站着写作，还采用现在非常流行的笔记本圆梦计划来监督自己。“他把每天的工作进程记录在一张大表格上——‘以防自欺欺人’。这张工作表用包装盒侧面的硬纸板制成，立在墙边，上面悬挂着一个小羚羊头标本。表格上的数字代表每天产出的文字量，从450、575、462、1250，到512。高产的日子定是海明威加班工作，免得因为第二天要去海湾小溪钓鱼而内疚。”看看，简直就是自律又卖萌的勤奋大叔啊！斯蒂芬·金说，我认为你要尽可能每天都工作，这很重要。被问今天上午写了吗？他老实答，我写了四页。就只有这么多。然后还挺遗憾又无奈地补一句：过去我曾经每天写两千字，有时候还更多。但现在我一天只能写出可怜巴巴的一千字。这让我这种拖延症患者情何以堪啊，是想我死吗？

  　　

  很多人会以为作家或者其他艺术家都是晨昏颠倒、吸食大麻、夜夜醉酒，从混乱的生活中迸发灵感，实际上他们往往自律、勤奋又孤独。斯蒂芬·金曾经倒是又酗酒又吸毒的，不过为了不毁掉自己的写作生涯，他现在都戒掉了。这事儿他说得很有趣，“我早上会跪倒在地，说，主啊，帮助我不要想饮酒嗑药。晚上我会再次跪下来，说，感谢主，我不需要饮酒或者嗑药。”

  　　

  海明威的作息时间非常规律。“每天早上天一亮我就动笔，没人打扰；清凉的早上，有时会冷，写着写着就暖和起来。”他往往从六点写到中午就停笔，然后做点其他的，比如运动、阅读和玩乐。我大爱他形容写作的充实快感，“停笔的时候，你好像空了，同时又觉得充盈，就好像和一个你喜欢的人做爱完毕，平安无事，万事大吉，心里没事，就等第二天再干一把，难就难在你要熬到第二天。”

  　　

  比海明威更自律，作息更严格的要算村上君了，“当我进入一本书的写作阶段，我会在早晨4、5点钟起床，工作五至六个小时。下午的时候，我会跑步十公里或者游泳一点五公里（或者两样都干）然后读一会书，听听音乐。我晚上九点钟就寝。我每天重复这种作息，从不改变。这种重复本身变得很重要，就像一种催眠术，我沉醉于自我，进入意识的更深处。不过，要把这种重复性的生活坚持很长时间——半年到一年，那就需要很强的意志力和体力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写大部头小说就像救生训练一样，体力和艺术敏感性同样重要。”

  　　

  相比前两位，帕慕克简直就是作家中的自律狂。他在家无法写作，“所以他每天都走出家门到自己写作的地方孤独地工作十个小时。”他说自己是就像一名职员一样工作“每天早晨，我都跟妻子告别，仿佛去上班一样，离开家门，走上几个街区……”

  　　

  无论是作家也好，还是荧幕明星，灵感、才华固然需要，但是真正成功且能持续创作出好作品的都是自我约束力极强的人。一旦你的生活混乱，你的命也没法活太长。缺乏自制力的人，终究会毁了自己的事业，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节制的生活就像海先生所说的可以保持元气贯通，他这样比喻：“作家好比是一口井，有多少种井就有多少作家，重要的是井里得有好水，定量汲水比一下抽干再等井渗满要好”。吴淡如曾在《时间管理幸福学》一书写道：“暴红者是天生明星，持续发光却要靠自律。没有任何成功是容易的，暴红靠运气，能够在荧幕前持续对观众微笑，心里要有目标，每天都得卖力。”

  　　

  其次这些作家对自己的作品要求严格，不断挑战和超越自己。海先生在书中坦言，他那部讲述战争年代的杰作《永别了，武器》（A Farewell to Arms）的结尾重写了39遍才算满意。前两天我看到了一个新闻，斯克瑞伯纳出版社将推出初版于1929年的《永别了，武器》的新版，其中会收录这些不同的结尾，以及书中其他一些段落定稿前的修改稿。实际上这次新版收了47种结尾，因为从被收藏的海明威书稿中发现了47种。混淡，47个结尾啊！

  　　

  村上君的小说则是“必须一遍一遍地改写。”“一共写四到五遍。”他不断地超越和打破自己的写作风格和结构。“每次当我写一本新书，我都想打破以往的结构，开创一种新的东西。我在每本新书里都尝试新的主题，或给自己设置新的限制，或者提供新的视野。”

  　　

  当斯蒂芬·金被问到由于新作太痛苦而失去部分读者，以及别人说他最杰出的作品是28年前写的这类问题时，他这样说：“作为作家，你总是要尽力成长，而不仅仅总是一遍又一遍做同样的事，因为那么做毫无意义。”

  　

  除了自律、勤奋，不断迎接挑战，超越自我之外，他们还真心实意地热爱写作和阅读，很多人从小就梦想成为作家。接受访谈的作家们几乎都表达了对写作的热爱和对阅读的狂热，从写作和阅读中他们也获得了许多快乐。杜鲁门·卡波蒂被问是不是读得很多？他答，太多了。而且什么都读，包括标签、处方和广告。我平均每周读书五本左右……海先生的家里堆满的各种各样的书，被问的第一个问题：真动笔写的时候是非常快乐的吗？答：非常。你不要以没时间为借口，说没空做自己爱做的事情，无法实现自己的梦想，村上君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他在成为小说家前开了九年的爵士酒吧餐厅，每天工作至凌晨才打烊，他利用每天打烊以后的两、三个小时写出了自己的第一本小说。帕慕克写了整整七年的小说却一无所获，如果不是因为真正的热爱，他很难做到这样的坚持和执着。被问一天工作十小时时，他这样回答：我喜欢这样。人们说我心太野，或许没错。但是我喜欢我做的事情。我喜欢坐在桌子前，就如同孩子在玩玩具一样。我是在做事，可这也是玩，也是在游戏。对斯蒂芬·金来说写作则是一种瘾。他说，对我来说是这样，哪怕是我写得不顺的时候。如果我不写，这停滞就会让我很难受。能够写作是件很棒的事情。写得顺自然是超爽，写得不那么顺当的时候，只能说还可以，但也不失为一种极好的消遣。何况还能写出那么多小说来展示给大家看。

  这本书的访谈内容再一次证明这样一个观点：你想要成功，需先找到一件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情，也就是你的梦想，然后愿意为它花上成千上万个小时，以一种极强的自律精神投入其中，坚持不懈的努力，终有一天你会梦想成真，成为你一直想要成为的那个人。

  　　

  虽然我不怎么看电视，但是还是了解到最近有好几档选秀节目，《中国好声音》、《中国达人秀》、《声动亚洲》、《顶级厨师》、《今天我主持》等节目正在火热进行，激烈竞争着。这些选秀节目组异口同声地说：我们不是选秀节目。《中国好声音》还号称是“国内首档大型励志专业音乐评论节目”，我个人认为，要论励志，要比评论，跟《巴黎评论·作家访谈Ⅰ》一对比，神马励志节目都是浮云啊，神马选秀节目都弱爆了，而且这本书很多地方非常有趣，绝对引你发笑，要励志就看《巴黎评论》，谁看谁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