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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长的绳子 发布时间：2022-07-12 15:2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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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平安水盆羊肉 发布时间：2018-08-18 01:5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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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郑伟：廖平“穀梁学”体系研究初探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1-09-21 00:25:20

  廖平（1852—1932年），初名登廷，字季平，号六译，四川井研县青阳乡盐井湾人，近代著名经学家。相较于历代谷梁学者而言，廖平治《谷梁》注重发凡起例和体系化研究，其“谷梁学”体系分为“内学”和“外学”两端，“内学”文献3种，“外学”文献43种，合计46种，占整个清代“谷梁学”文献（106种）43%；廖氏“谷梁学”文献类型包括注疏类、义理类、书例类、论说类和辑佚类（这五类为清代“谷梁学”最主要的类型），涵盖清代“谷梁学”文献类型（10类）50%。而他在继承前代谷梁学者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借鉴公羊学的相关理论，对谷梁学进行创造性地转化，系统总结并提出了基于本传传义的大义和书法体系，实现了《谷梁传》研究的新突破，树立了新典范，其价值远在钟文烝《谷梁补注》之上，成为清代谷梁学的一座高峰，无论是数量和种类，还是质量，有清一代，无人可与之比肩。

  一、廖平“谷梁学”之内涵

  “谷梁学”之名，始见《汉书·儒林传》，历代儒者沿袭此说，或云“谷梁之学”，或简称“谷梁学”。其中，“谷梁”指的是由谷梁子为《春秋》所作的《传》（《春秋谷梁传》），“学”指的是“学派”。中国“学派”形成于先秦时代，《汉书》“诸子略”著录的流派凡十家，儒列为首，其云：“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为“儒家”流派做了准确定义，儒家“是孔子创立的有经典、有纲领、有徒众的儒家学派”，“研习的经典是‘六经’，儒家宣扬的纲领是‘仁义’，儒家所推崇的圣人是尧、舜，儒家所效法的榜样是文王和武王，儒家的创教祖师则是孔子”，“功能是帮助人君顺应天地之道、宣明道德教化”。由是观之，作为一个“学派”应包含创派先师、核心经典、内在旨归（纲领）、现实功能、传承体系等五个要素。“谷梁学”则是以谷梁子为创派先师，以《春秋谷梁传》为核心经典，以阐发《春秋经》的“微言大义”为旨归，以崇尚王道，提倡礼制、尊王攘夷、以民为本作为现实观照，具有较为明晰的传承体系的儒家学派。

  而廖平“谷梁学”中的“学”非指“学派”，而是“学说”之义。作为学说，廖平“谷梁学”自成体系，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和突破，形成了独具风格的谷梁学“范式”。“范式”指的是在特定时期内，科学共同体所遵循的一套理论体系，包括原则、定律、准则、方法、信念、价值、技术等，具有精确性、一贯性、广泛性、简单性，有效性等特性。“范式”必须具备两个要素，一是研究主体，即“科学共同体”；二是研究模式，“是一个成熟的科学共同体在某段时间内所接纳的研究方法、问题领域和解题标准”。廖平“谷梁学”作为“经学范式”中的一种，是廖平以《春秋谷梁传》为核心，在综合历代谷梁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所创立的一种新的经学研究模式。从学科共同体来看，廖平“谷梁学”是对本学科共同体的继承和认同，是融入学科共同体研究的一种理论自觉，即自觉回溯“谷梁学”师法、家法的研究传统，即“以旧说为主”，旨在“复明汉学”。从研究模型来看，廖平“谷梁学”包括原则、方法和信念三个层面。其研究原则是遵循鲁学家法，会通三传，即所谓“化其畛域，以期宏通”。其研究方法包括“以经解经”、“以传解传”、“以师说解传”、“以史解传”和“以例解传”五个类型。其信念是基于穀梁先师之说，阐发《谷梁传》的“微言大义”，寄予他对于《春秋》所蕴含价值的一种崇信，由此奠定了廖平经学“尊孔尊经”的基调。因此，廖平“谷梁学”是一个内涵清晰，理论完备的体系，而其关于《谷梁传》的一系列著作则成为对其理论体系的有力支撑。

  二、廖平“谷梁学”之外延——内学与外学

  以“内”、“外”观念划分中国学术，古已有之。起初，“内学”特指儒家六经之学（经典、经术之学），与诸子杂说（“外学”）相对。东汉时，“内学”意义发生变化，产生了向内和向外划分的趋势，一是向内划分，将儒家六经之学分为经、术两端，沿着“经典”之义划分为章句之学（“内学”重文本），沿着“实践”之义划分为经术之学（“外学”重实践），二是向外划分，用来区分儒家六经与谶纬图籍，“内学”指称图谶之学，“外学”指称六经之学。受此启发，廖平引入“内”、“外”观念，对“谷梁学”体系进行了新的建构。

  据《廖季平年谱》记载，光绪十一年（1885年），廖平编定《谷梁春秋内外编目录》，凡五十卷，分为内、外二编，共计著作46种，廖平“谷梁学”内、外之学的主体框架由此奠定。所谓“内学”，指的是廖平以《谷梁传》为核心所形成的注疏之作，包括：《谷梁春秋经传古义疏》《谷梁经传章句疏》和《谷梁春秋经传古义凡例》3种。“外学”指的是为进行“内学”研究所做的基础性研究，即《春秋谷梁传外编》，包括四个类型（通论性研究、对《谷梁》本传的研究、对历代“谷梁学”的研究、对“三传”的研究），共计43种。

  第一、关于通论性的研究有1种，即《谷梁春秋经学外篇凡例》。

  第二、对《谷梁》本传的研究分为三类，合计28种，（1）对《谷梁传》大义的研究，即《谷梁大义详证》；（2）对《谷梁传》书法的研究，包括：《谷梁释例》《谷梁传例疏证》《谷梁日月时例表》《谷梁七等进退表》《谷梁笔削表》《谷梁褒贬表》《谷梁善恶表》《谷梁十八国尊卑仪注表》《谷梁一见例表》《谷梁三言例表》《谷梁内本国外诸夏表》《谷梁内诸夏外夷狄表》《谷梁内内夷外外夷表》《谷梁尊大夷卑小夷表》《谷梁名号中外异同表》《谷梁诸侯列数隐见表》《谷梁来往表》《谷梁加损表》《谷梁从史表》等19种；（3）其他辅助性研究，包括：《谷梁外传》《谷梁决事》《谷梁属辞》《谷梁本末》《谷梁比事》《谷梁琐语》《谷梁旧传》《诸国地邑山水图》等8种。

  第三、对历代“谷梁学”的研究，合计4种，包括《谷梁先师遗说考》《起起谷梁废疾》《释范》和《谷梁集解纠谬》。

  第四、对“三传”的研究，合计10种，包括：《三传师说同源异流表》《三传异例表》《三传异礼表》《三传异事表》《三传传疑表》《左传变异今学事实表》《左传传例表》《左传礼制表》《王制注疏》和《王制佚文佚义考》。

  其中，现存5种，分别是《重订谷梁春秋经传古义疏》《谷梁春秋经传古义凡例》《谷梁春秋经学外篇凡例》《起起谷梁废疾》《释范》；亡佚2种，分别是《谷梁先师遗说考》《谷梁集解纠谬》；其余未见者合计39种。

  三、廖平对《谷梁传》“大义”的发明

  （一）廖平“谷梁学”的理论内核——“素王”说

  廖平曾作《谷梁大义》四卷，其中详尽阐述了其对于《春秋》“大义”的理解。《汉书·梅福传》有“仲尼之素功”之语，颜师古注曰：“素功，素王之功也，《谷梁传》曰‘孔子素王’。”据此，廖平认为“孔子素王”为《春秋谷梁传》的核心大义。但是由于《谷梁传》历代传习不盛，很多本旨都已散佚，其云“原夫素王撰述，鲁学独专，俗义晚张，旧解全佚”，因此，廖平研治《谷梁传》着重于对其中所蕴含的大义进行发明。

  虽然，廖平“谷梁学”的相关著述没有对“素王”一词的内涵进行专门的界定，但是从他对《谷梁传》的疏解来看，“素王”说是廖平建构“谷梁学”大义的基础。关于“孔子素王”，廖平并不认可孔子等同于素王的说法，他认为“孔子素王”指的是孔子借《春秋》，托法于后世，即“‘素王’本义，非谓孔子为王。素，空也；素王，空托此王义耳……设此法以待其人，不谓孔子自为王，谓设空王以制治法而已”。

  为了避免造成把“孔子素王”误解为“孔子为素王”，廖平在《谷梁春秋经学外篇叙目》中引《梅福传》颜注称“孔子素王”，而在《谷梁古义疏》哀公七年中引《梅福传》颜注时，已把“孔子素王”改作“《春秋》素王”，正如皮锡瑞所说：“《春秋》素王不必说是孔子素王非是孔子自号为素王杜预所疑者是仲尼素王，以为孔子自王，此本说者之误，若但云《春秋》素王，便无语弊。”廖平以“素王”代替“王鲁”，称孔子无王者之封号，而有王者之地位，推尊“孔子”之意呼之欲出。

  （二）廖平谷梁学“素王”说之内涵

  廖平的“素王”论包含“改制”、“三世”、“亲鲁、故宋、黜杞、尊周”、“异内外”等四个方面。

  第一、“改制”之说以“二伯”、“八方伯”、“六卒正”与“进退诸侯中国”为其主要内容。廖平认为《春秋》之制（《王制》）为孔子在虞、夏、殷、周四代制度的基础上，因革损益而成的为后王立法的新制，“《春秋》有王道，因旧制而加损益，故不拘《周礼》，参用四代，因革皆具于经，故传皆因经立说”。因此，廖平认为《王制》在谷梁学中不仅具有基础性的作用，而且具有方法论的指向意义，研究《春秋》，必须严格区分“周制”和“时制”。“二伯”、“八方伯”、“六卒正”本为《王制》所载之等级制度，天子以二伯为佐臣，二伯统方伯，方伯统卒正。廖平据此与《谷梁传》对比，认为《春秋》损益之制分为三等，一等为大国（齐、晋），为二伯之属，爵号为公；二等为次国，为方伯之属，爵号为侯，分为内方伯（鲁、卫、陈、郑）和外方伯（蔡、楚、吴、秦）；三等为小国，为卒正之属，分为内卒正（爵号称子、伯）和外卒正（爵号称男），内卒正分为上下二等，上等为曹、莒、邾，下等为滕、薛、杞，外卒正为许。这三个等级所对应的国别并非一成不变，根据华夏文化的伦理标准，针对各国的实际表现，《春秋》通过不同的词句，予以升降进退，即所谓的“黜陟之道”、“进退诸侯中国”，故廖氏称“信乎《春秋》为素王之制，进退褒贬，非复时王爵禄”。

  第二、“三世”说本为公羊学理论，《公羊传》隐元年、桓二年、哀十四年三言“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公羊家据此提出“三世异辞”的说法，何休继承了董仲舒关于十二公的划分，将其分之为三等，昭、定、哀为“所见世”，是“太平世”，其特征是“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文、宣、成、襄为“所闻世”，是“升平世”，其特征是“内诸夏而外夷狄”；隐、桓、庄、闵、僖为“所传闻世”，是“衰乱世”，其特征是“内其国而外诸夏”。受此启发，根据《谷梁传》桓公十四年“立乎定、哀以指隐、桓，隐、桓之日远矣”之语，廖平以“定、哀”和“隐、桓”为坐标，分十二公为“三世”，又根据《谷梁传》哀公七年“《春秋》有临天下之言焉，有临一国之言焉，有临一家之言焉”之言，将其与“三世”相对，以“定、哀”为“立世”（即“所见世”），其范围为“临一家”，其针对对象是“陪臣”，其特征是“内孔子而外鲁”；“庄、闵、僖、文、宣、成、襄、昭”为“近世”（即“所闻世”），其范围为“临一国”，其针对对象为“大夫”、“诸侯”（成、襄、昭治大夫，庄、闵、僖、文、宣治诸侯），其特征是“内本国而外诸夏”（或称“内鲁而外诸夏”）；“隐、桓”为“远世”（即“所传闻”），其范围为“临天下”，其针对对象是“天子”，其特征是“内诸夏而外夷狄”。虽然何休和廖平都承认“三世异辞”，但对“三世”内涵与特征的把握上，二者却截然相反。何休的“三世说”是一个“据乱→升平→太平”线性进化体系，他认为“《春秋》定、哀之间文致太平”。廖平则认为“定、哀”是乱的极致，是拨乱反正的开端，他建构了一个与何休反向的结构体系，从“临一家”的“内孔子而外鲁”，到“临一国”的“内本国而外诸夏”，再到“临天下”的“内诸夏而外夷狄”，形成一个由近及远，由小及大，由内及外渐次“复古”以至“复周”、“复兴”的历程，从地域上看，是“身→家→国→天下”；从主体上看，是“陪臣→大夫→诸侯→天子”；从时间上看，是“定、哀→成、襄、昭→庄、闵、僖、文、宣→隐、桓”。这一结构旨在从孔子所立之世重构王道，进而复到王纲失驭，“二伯代王治”的时代，最后进至王法昌明，天下同化的周天子时代，其云：“王者初立，先治陪臣，由陪臣以及大夫，由大夫以及诸侯，由诸侯以归权于天子。定、哀治陪臣，成、襄、昭治大夫，庄、闵、僖、文、宣治诸侯，隐、桓反权于天子。”

  第三、“亲鲁、故宋、黜杞、尊周”之说，这一观点是从公羊学“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发展而来。董仲舒说：“《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时正黑统，王鲁，尚黑，绌夏，亲周，故宋。”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将其提炼为“据鲁、亲周、故殷”。此后，何休将其发展为“一科三旨”之说，即“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何休认为孔子从天火烧了宣王中兴之乐器看出周室已无复兴的希望，乃黜周为王者后。周虽被黜为王者后，但比宋为新。黜而新之，故曰新周。“黜而新周”即意味着“周”从天子的地位降为王者后，因此，需要一个“新王”来填补天子的位置，何休认为鲁国正好具备这样的条件，遂提出“王鲁”之说，即“《春秋》托新王受命于鲁”。何氏“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之说演化为“黜周、王鲁、故宋”。对此，后世学者，如王接、杜预、孔颖达、孙觉、叶梦得、吕大圭、家铉翁、章如愚等不断加以批判，廖平亦称：“王鲁之说非《春秋》说，乃《诗》说是也”，“‘王鲁’之说，始于董子，成于何君”，“若以为‘王鲁’，则《春秋》有二王，不惟伤义，而且即传推寻，都无其义。此可据经传而断其误矣。”因此，在董仲舒、司马迁、何休诸说的基础上，廖平对其进行了必要的修正和补充，把何氏“一科三旨”之说发展为“亲鲁、故宋、黜杞、尊周”之说。

  所谓“亲鲁”，廖平说：“司马迁云：《春秋》‘据鲁、亲周、故殷。’而孔子受命改制，作为玄圣，为王制者，凡数十见……主‘据鲁’而不言‘王鲁’，皆足为‘素王’之证，而非‘王鲁’之比。是《公羊》旧说，主‘素王’而不主‘王鲁’也。”廖平在否定了何休“王鲁”论之后，根据《谷梁传》成公元年、成公九年之明文“为亲者讳败不讳敌”、“为亲者讳疾”，将名词“亲”引申为动词（意动词，以……亲），进而发展为“亲鲁”之说。“亲鲁”说的核心价值在于肯定鲁文化为周文化之续脉，为华夏文明正统所在，成为《春秋》秉持的基本价值取向。

  所谓“故宋”，董仲舒、司马迁、何休皆言“故宋”，而廖平“故宋”的概念是从《谷梁传》桓公二年“孔子，故宋也”而来，廖平说：“礼：家事不废王事。私讳得讳者，孔子修《春秋》托王，有继周之意，故得顾其私亲故宋也”。因孔子为殷人，且宋为王者后，凡经文中言宋者，孔子皆有所隐讳，以见“亲亲”之义。

  所谓“黜杞”，董仲舒、何休皆言“黜杞”，据其所言，“黜杞”与“新周”、“故宋”所用的爵辞不同，“杞”不可与“周”、“宋”同，故等而下之，以“子”、“伯”待之。廖平基本沿用了公羊家的说法。与董氏不同的是，廖平明确承认“杞”为王者后，但由于“杞小微，其事不足称述，”加之“杞”为鲁属，故廖平“黜杞”，列“杞”于“鲁”之后。

  所谓“尊周”，董仲舒、司马迁言“亲周”，何休言“黜而新周”，廖平据《谷梁传》庄公十六年、庄公二十七年“尊周”之明文，改“亲周”、“黜周”为“尊周”，其云：“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王尊加于天下，至尊之辞。”与“亲周”、“黜而新周”相比，“尊周”之说更加强调对周天子地位的尊崇，此亦成为廖平谷梁学之基本取向。

  值得注意的是，“亲鲁”、“故宋”、“黜杞”、“尊周”并非处于同一层面，“尊周”是基调，是核心，“尊周”与孔子“王道”对应，“亲鲁”、“故宋”、“黜杞”成为“尊周”的两大环节，与廖氏“三世说”对应。廖平“三世说”是一个逆向复归的结构，“内孔子而外鲁”是王道之始，故立“尊周”之义，“内本国而外诸夏”是“亲鲁”，“内诸夏而外夷狄”是“故宋”、“黜杞”，最后复权于周天子，实现“尊周”。

  第四、“异内外”之说，廖平常以“外夷狄”称之，包括“内孔子而外鲁”、“内本国，外诸夏”和“内诸夏，外夷狄”三类。“异内外”本为公羊学术语，董仲舒说：“亲近以来远，未有不先近而致远者也。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言自近者始也。”何休则将“异内外”之说与“三世说”相配，进行了系统阐述。“所传闻世”为“内其国而外诸夏”，“内其国者，假鲁以为京师也；诸夏，外土诸侯也”；“所闻世，为“内诸夏而外夷狄”，“见所闻世治近升平,内诸夏而详录之,殊夷狄也”；“所见世”则内外无分，“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一方面，廖平继承了《公羊传》、董仲舒对“异内外”的解释，强调“异内外”是一个由近及远的过程，“孔子睹麟而作《春秋》，由近及远，拨乱反正，先急后缓”。另一方面，廖平继承了何休把“异内外”与“三世说”相配的做法，“内孔子而外鲁”、“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分别与“立世”、“近世”、“远世”相配。同时，廖平对董、何之说进行了修正和补充，建构起《谷梁传》的“异内外”之说。

  首先，廖平根据《谷梁传》“外鲁”之文，在公羊学“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之说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内孔子而外鲁”，《谷梁传》哀公七年“其言来者，有外鲁之辞焉”，廖平注云：“《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此正身以治家，为王法之始，故外鲁内孔子也。”何休“异内外”与“三世说”其实无法完全匹配，何休把“所传闻世”与“内其国而外诸夏”相配，“所闻世”与“内诸夏而外夷狄”相配，而“所见世”则没有“异内外”说与之对应，廖平的提法正好填补了这个缺环。其次，廖平修正了何休“异内外”与“三世说”的内在逻辑关系，何休“三世说”是一个由远及近（“据乱→升平→太平”）的线性进化体系，而“所传闻世→所闻世→所见世”的逻辑顺序与《公羊传》、董仲舒“自近者始”的说法相悖。对此，廖平重新确立了“由近及远”的“异内外”原则，把“异内外”分为“内孔子而外鲁”、“内本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三类，形成了一个渐次复归的逻辑结构。

  四、廖平对《谷梁传》“书法”的归纳

  孔子有感于礼坏乐崩，托《春秋》以存其志。于是，以鲁史为蓝本，援义入史，通过笔削之法，将“旧法世传之史”改造成蕴含“大义”的一代圣典。其对《春秋》的删改已超越信史的层面，形成了一种形式和内容高度融合的新型诠释方式，后儒以“微言大义”统而言之。由于《春秋》文简义繁，历代治《春秋》者无不以阐发“微言”、“大义”为治学之要，而以“例”解经、传成为研治《春秋》之钤键。廖平亦认为治经有法可循，“不可从门外说门内话”，“治经始于繁难，终归简易”，而由外入内，由繁归简之法就在于“例”。廖平认为“例”是《春秋》所独有的一种诠释形式，其云：“《春秋》文约理繁，多所况，是非心思开悟，深明义例者不能知其变化”。虽然董仲舒尝言“春秋无达辞”，苏舆亦言“《春秋》无达例”，但廖平认为：“《春秋》无达例，学贵变通，无取执一。”因此，廖平将“例”分为常、变二端，“经例有正、变，传道此者，明必先通正例，然后知变。”其中，“变例”是对“常例”做的补充性解释，其有两个重要的原则，一是“‘《春秋》无达辞’，凡非常例，皆有所起”。二是不论对变例做何种程度的解读，都要符合“大义”的原则，“天下无一定之中，《春秋》无达例，即示人以缘事求中之意”。

  在《古义疏》中，廖平对谷梁学的“例”进行总结和归纳。据笔者统计，主要分为14类，12包括夷夏例、日月时例、名爵例（正名例）、即位例、会盟朝聘遇例、出入例、至自例、弑杀例、崩薨卒葬例、戎事例、执例、祭祀例、嫁娶例、灾异例等。其中，夷夏例明夷夏进退之分合；日月时例明日、月、时记事之规律；名爵例辨《春秋》爵禄与周制异同；即位例明新君书“即位”与记“日”之对应关系；至自例明致月、致不月之变化；执例明书“执”、称“人”、言“以归”之异同；祭祀例明烝、雩记时、月之变化；嫁娶例明言归、言求之规律；灾异例明以记灾与人事之关联；会盟朝聘遇例明会盟、朝聘、遇之次序、详略及记日、月、时之规律；出入例明奔、孙、如、往、归、入等记日、时之变化；弑杀例明言君、大夫及记日、月、名、氏之意蕴；戎事例明战、伐、败、溃、围、侵、入、灭、取、纳、获等言帅师、举败、以归及记日、月之异同；崩薨卒葬例明天子、诸夏、王臣、大夫、夷狄、会葬等记卒、葬、日、月、时、氏之规律。每类之下，以常、变二例相摄。

  五、结语

  廖平“谷梁学”著述宏富，体系严密，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力求突破与创新，虽为晚出，却后出转精。就“谷梁学”而言，其研究范式标志着清代“谷梁学”研究的转向，成为由章句训诂式研究转向微言大义探求的分水岭。他所建构的大义和书法体系完成了“谷梁学”理论化和系统化的历史任务，使“谷梁学”成为能与“公羊学”、“左传学”鼎足而立的经学体系。就廖平经学六变而言，以“尊孔尊经”为基调，以“孔子素王”为核心，以“用夏变夷”为基本立场，以“推演进化”为精神的廖平“谷梁学”贯穿了廖平经学六变的整体进程。就蜀学复兴而言，廖平“谷梁学”范式成为其建构了“蜀学范式”的理论源泉，直接开启了蜀中学人对蜀学自觉建构的风潮。就近代学术转型而言，廖平“谷梁学”立足“中学”立场，坚持“尊孔尊经”的价值取向，企图通过整合本土学术以求创新的努力，无疑为中国传统学术的转型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思考。

  作者简介：郑伟，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文//来自于《古代文明》2013年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