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章句集注（精装·新编诸子集成） pdf mobi txt 2024 电子版 下载

　　 朱熹编*的《四书章句集注(精)》是集《大学》 、《中庸》、《论语》、《孟子》与“五经”于一体 的巨作，是一部儒家理学的名*，是封建社会*重要 的经典*作，为宋代朱熹*有代表性的*作之一。朱 熹首次将《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与《论语 》、《孟子》并列，认为《大学》中“经”的部分是 “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传”的部分是“曾子之 意而门人记之”；《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而由 “子思笔之于书以授孟子”。四者上下连贯传承而为 一体。《大学》、《中庸》中的注释称为“章句”， 《论语》、《孟子》中的注释集合了众人说法，称为 “集注”。后人合称其为“四书章句集注”，简称“ 四书集注。

大学章句

大学章句序

大学章句

中庸章句

中庸章句序

中庸章句

论语集注

论语序说

读论语孟子法

卷一

学而

为政第二

卷二

八佾第三

里仁第四

卷三

公冶长第五

雍也第六

卷四

述而第七

泰伯第八

卷五

……

孟子集注

附录

朱熹（1130-1200），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领军人物，人们尊称其为“朱子”。主要哲学著作有《四书章句集注》、《四书或问》、《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西铭解》、《周易本义》、《易学启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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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

“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

我爱人类，但我对自己实在大惑不解：我越是爱整个人类，就越是不爱具体的人，即一个一个的人。我在梦想中常常满怀激情打算为人类献身，而且一旦有此必要，或许为了人们我真的敢于走向十字架；然而，我根据经验知道，要我跟什么人共处一室，我连两天也待不住。任何人只要在离我很近的地方，他的个性就会压迫我的自尊心，妨碍我的自由。不出一昼夜，即便是最好的人也能令我憎恨：我会憎恨某甲进餐时间太长；我会憎恨某乙患感冒，不停地擤鼻涕。别人只要稍稍碰我一下，我就会视为仇敌。可事情偏偏总是这样子：我对具体的人越是憎恨，我对整个人类的爱便越是炽烈。

——《卡拉马佐夫兄弟》

是以大学始教，比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起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康诰曰：“克明德。”大甲曰：“顾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

愚聞之師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以是而觀二子之事，雖其制行之髙若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見其必當於理，而眞無私心也。子張未識仁體，而恱於苟難，遂以小者信其大者，夫子之不許也宜哉。”讀者於此，更以上章“不知其仁”、後篇“仁則吾不知”之語，并與三仁、夷齊之事觀之，則彼此交盡，而仁之爲義可識矣。

小人閒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

书籍介绍

此书为朱熹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之一。该书文字洗练，对《四书》训诂文字，疏通文理，注重义理阐发，从整体上探求与把握儒学精义，堪称解读《四书》的经典之作。此次整理以清嘉庆十六年吴县吴氏父子校刻本为底本，用清康熙内府仿刻的宋淳祐二年大字本校勘。 此次推出的精装典藏本，开本大小由140毫米*203毫米，调整为150毫米*220毫米，各级字号随之有所加大，每面四周留白也增加不少，从而在方便读者研读的同时，也便于做随文笔记。

• 作者：Gigantomachia 发布时间：2017-05-26 19:45:47

  四书

• 作者：筱堂 发布时间：2018-09-05 08:30:27

  十八年八月廿二日再读一过，精装版真是字大行疏，用纸也颇考究。

• 作者：Die Katze 发布时间：2020-01-09 21:52:24

  Vol 1 的总结。真正掌握战役法的只有没有机会指挥集团军群的威廉斯利姆。以及略逊一筹的米尔斯邓普西。苏联部分不过是背景资料的交代。

• 作者：大风起 发布时间：2021-04-07 11:51:31

  尧舜禹汤周孔孟韩周程朱张王……至清人考校、今人中华书局等出版发行，上下五千年，天人正道，薪火相传，这一伟大的文化现象，也只在我大中华。

• 作者：江糊骗子 发布时间：2021-01-03 23:28:51

  第一遍

• 作者：夷蛮戎狄夏 发布时间：2018-06-01 14:19:13

  这书能在古代这么流行，除了被悬为功令，朱注的平易近人也是很重要的。

• 读书报告——期末作业，从“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到“敏于事而慎于言”。

  作者：Rebecca 发布时间：2010-01-02 17:18:37

  《论语•学而》有云：“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论语》篇幅短小精悍，但几乎每一句话都耐得住反复咀嚼，这一句也不例外。它道出了作为“君子”，人生要达到较为理想的境界，所需要具备的两个状态。其一：“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其二：“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是针对“君子”提出的要求。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不能成为“君子”的绝大多数普通人，都不得不为了一日三餐，柴米油盐，安家立业奔波。但是时至今日，打着“君子”旗号的某些群体，未必就能够，或者说愿意将“食无求饱，居无求安”作为人生信条。

   有人也许会问，是“食无求饱，居无求安”过时了吗？在这个消费社会，被称为“君子”的那个群体，他们中间很多人，手头握有大把的财富，掌握着市场各个行业的经济权力，香槟美女，豪车豪宅。再登上诸如《君子》、《时尚男士》、《智族》、《人物周刊》之类时髦杂志的封面，大肆炫耀财富积累的历史与事业成功经验，唯独罕见“食无求饱，居无求安”这一条。

   无疑，是“君子”这一概念被误解、滥用了。今日还有没有“君子”，恪守“食无求饱，居无求安”的信条？这个问题不重要，重要的是，“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在这个消费社会中，几乎是在夹缝中生存的这个现状，值得我们思考。

  王国维曾经说过“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但是孔子却要求“君子”要“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如果说生活的本质真的是欲望，那要做一个“君子”，必须刻意地禁欲和压抑人类的天性吗？是君子不能，不应该得到吃饱和居安的待遇吗？

  我认为不是。“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更多的应当是这样一种状态：君子不以饮食与居住为生活的第一要务，做到“宠辱不惊”。条件艰苦时，能够像颜回一样，“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环境优渥时，又能够像《学而》接下来所说的那样，不但做到“富而无骄”，而且还要做到“富而好礼”。

  时至今日，普通人不堪日渐疯狂上涨的房价，不堪拥挤的城市交通，在这些“不堪”的驱动下，追求更大的房子，追求更好的车，导致房价越来越贵，交通越来越堵，几乎要形成恶性循环。但是，就像孔子并不要求每个人都成为“圣人”一样，我们也不能苛求每个人都去追求“食无求饱，居无求安”的人生信条。

  而作为这个社会的“精英”群体，那些在各行各业掌握权力与财富的人，他们作为普通人的榜样也好，目标也好，甚至偶像也罢，如果不再既没有“君子”的风范，又以“君子”自居，而是以真正的“君子”的要求为准绳，形成一个健康的舆论导向，对上述的那个“恶性循环”，或许有可能起到缓解作用。

  可惜的是，我们更多的是看到“为富不仁”的反面教材。不要说黎民百姓仇富，而是“为富不仁”者有时候做得过火。从北京某地产大亨大放“穷人没权买房，房子就是修给富人住的”厥词；到国内坐地产第一把交椅的某老总对汶川地震灾区仅捐赠区区十万元不算，还叫苦不迭；到不止一起的公务人员酒后驾车肇事案件；再到某位“广大中学生视为偶像和精神引路人”的“青春校园文学作家”，在书中大肆宣扬拜金主义，金钱万能。

  君子已远，更不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千年前，作为那个时代的知识精英的杜甫，在颠沛流离之时尚且还有“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情怀，这个时代是否还有这样的君子？我相信有，但是他的价值取向，与时下占主导地位的病态取向相悖，因此倘若一旦进入公共领域，恐怕还显得有点奇怪。倘若遇到骑自行车去公司开董事会的老总，从来不肯接受媒体吹捧炒作的作家，步行上下班的高层公务人员，以及安于“蜗居”岿然不动的大学教授，恐怕大家还会带着猎奇的眼光去看待这样的人和事。

  儒家追求“天下大同”，但是依然讲求秩序与规范，秩序与规范如何维持？仅仅是等级森严吗？我认为不是的。作为精英的“君子”阶层，“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是一个表象，是一个对普通黎民百姓起到表率与统领作用的道德标准与人生信条。做得到这一点，才能够守“道”，才能够维持国家乃至世界的秩序。

  能够达到“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地步的君子，做到“敏于事而慎于言”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云：“不求安饱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敏于事者，勉其所不足。慎于言者，不敢尽其所有余也。”这就是说，在大多数为安饱不安的时候，却对安饱没有太多讲究的人，是因为他的志趣与理想在别的地方，这些志趣与理想对于他来说非常重要。为了更重要的志趣与理想，当然没有理由要草率行事。他必须“敏于事而慎于言”。

  这样也就能够理解了，为什么社会中浮躁的人总是聒噪不休，空有一副皮囊；而沉稳的人却常常留给人说话慎重，做事漂亮的印象。

  为什么要“敏于事而慎于言”，为了“明哲保身”，为了避免“祸从口出”的倒霉运气？是，但不完全是。“敏于事而慎于言”不光是一种为人处世的方式，还是一种个体内在气质的流露。为什么会“敏于事而慎于言”？因为君子要“勉其所不足”，因为君子“不敢尽其所有余也”。那么，又为什么要“勉其所不足”？又为什么会“不敢尽其所有余也”？因为君子的谦逊气质，这种气质，使他懂得扬长避短，懂得斟酌权衡。

  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浮躁？又怎么可能为了吃饱和居安之事而乱了方寸呢？

  社会讲求速度与效益。“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如果把这句话理解为“时间宝贵，不容浪费；效率重要，值得重视”，或许更好。可惜很多的时候，这句话都成了“求快，求速”的代言。波德里亚说过消费社会的一个特征就是商品的速朽。“敏于事而慎于言”，简直就是温吞吞，慢性子。与这个社会的特点真是不搭调。

  速朽不但导致商品的极速更新换代，更导致人的浮躁不安。人浮躁不安，那么秩序与规范呢？那么孔子所说的“道”呢？还能够得到保证吗？

  朱熹认为，敏于事而慎于言的人，“然尤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则可谓好学矣。”他的意思是，稳重，不浮躁之人，不会自以为是，他必会以有道之人为目标，正视听，清混淆，辨是非。既然如此，按照朱熹的逻辑，秩序与规范得到保证，也就不再困难。

  反过来思考，浮躁之人，浮躁的社会，有时间追求无尽头的商品种类和数量，追求无止境的欲望，唯独没有思考与分析，以及辨别的时间。这些都是耗费时间的，且价值未必可以迅速显现出来，这是和价值规律相悖的。而今，一种观念可以取得胜利，作为精英的“君子”的参考意见，往往不在起作用的范围内，或者起到的作用极为有限；更多的是大众选择，集体膜拜，一夜造星的结果。如此倾向单轴操作的行为，难免导致经济与文化的热寂。秩序也就被打乱了。

  国学近年来大热，《四书》被重提的次数，越来越多。对传统文化经典中的内容的理解，不应建立在已有的二手资料与由转述得来的知识与经验的基础上，而是应该重新建立在细读经典文本本身，然后参照其他观点的基础上。

• 《四书章句集注》读书报告

  作者：项平 发布时间：2021-06-01 16:06:31

  这是给陈声柏老师《“四书”选读》课程写的期中作业，ddl竟在儿童节。前一天晚上，还在喝着啤酒吃小龙虾，今早朦朦胧胧爬起来做了一半，剩余部分在下午写完。因此，这篇读书报告真的很水……

  [

  前按

  ：这学期选修《“四书”选读》课，主要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6年版）为阅读底本，于古典注疏传统中，按需比照赵岐、孙爽（《孟子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焦循（《孟子正义（全二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等注家，继而部分对读了杨伯峻《论》《孟》两册译注（中华书局2009年版；中华书局1960年版）。参考相关今人专著，则不在此一一列出。近半年来最大感触是，晦庵云“汩没于章句训诂之间，黾勉于规矩绳约之内”（《答陈抑之》），又曰，读书“如与古人对面说话，彼此对答”（《答张元德》），如此一前一后，自己到底两头不沾，顶多操纵某些“掮客术”，搬运资料，争做巴尔扎克口中庸人（mediocre person），应付了两次小组主题发言。首次发言，协调小组成员，以京都学派“唐宋变革”为立论之据，企冀爬梳“理学转向”的某些根底，然失之支离，没有什么建树；第二次发言就在上周，通过构建传教士对“四书”系统的译介语境，与其对19世纪德国自然理性（natural reason）思潮的影响，来表达中西思想传播的复杂局面。究其理据，往大了说，其实皆不满于中国古典文献的“旧学”体系，有意识无意识，都想跳脱出来。但这显然并非轻易而能为之。这篇读书报告便实则旨在部分回顾自己的阅读历程，粗粗整理，也算是完成作业。]

  

  小组主题发言课堂一角（5.25）

  《四书章句集注》之成书

  南宋绍熙元年（1190）于漳州，朱熹刊出《四书章句集注》凡19卷。其间版本流变，话题庞杂，并非此读书报告处理的重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1]

  经部总叙论“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认为曹魏时王弼、王肃“稍持异议，流风所扇，或信或疑”，而至五代、北宋其间孔、贾、啖、赵及孙复、刘敞，“各自论说，不相统摄，及其弊也杂”

  [2]

  ，而“洛闽继起，道学大昌，摆落汉唐，独研义理，凡经师旧说，俱排斥以为不足信，其学务别是非，及其弊也悍。”据此中清时期官修目录学体系对朱子之学的思想史定位，便可分出后人意见之岐正。与之相较，程朱学在东亚数百年之流衍，于今日亦已为学界重要话题。

  这一注本，分出《大学章句》1卷、《中庸章句》1卷、《论语集注》10卷，及《孟子集注》14卷。《大学章句》部分沿袭了“伊川本”对《小戴礼记》中《大学》一篇的编排，分出“经”“传”，认为“经”乃“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而“传”则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又据己意编出“格物致知补传”一则，置于文中

  [3]

  。《中庸》则是“孔门传授心法”，而由“子思笔之于书以授孟子”，言内之意，即发明了由孔子经曾参、子思传至孟子，复由二程和朱子本人继承的儒家道统

  [4]

  。至于训诂，朱子认为“某所解《语》、《孟》，和训诂注在下面，要人精粗本末，字字为咀嚼过。”然随文字学工作日渐完善，朱注愈遭质疑，又是后话。

  中华书局此版《四书章句集注》，据文前点校说明，以吴英、吴志忠父子本为底本，以清仿宋大字本校勘，避讳之处（如匡作正、恒作常、慎作谨、淳作厚、扩作拓等）一律不从，且不出校。

  “四书”与白鹿洞书院

  朱熹于南宋孝宗淳熙六年（1179）开始重建白鹿洞书院，被认为是复兴私人讲学的传统。书院时期，他自叹“珍重个中无限乐，诸郎莫苦羡腾骞”（《白鹿洞讲会》）。陈荣捷认为，白鹿洞书院所授课程，代表朱子教学从一般儒家经典演进到四子书的一个过渡时期

  [5]

  。其中典例，是孟子地位的浮沉变化。在《白鹿书堂策问》中，朱子提出：

  孔子殁，七十子丧，杨、墨之徒出，孟子明孔子之道以正之，而后其说不得肆，千有余年。诸生皆诵说孔子，而独荀卿、扬雄、王通、韩愈号为以道鸣者。然于孟子，或非之，或自比焉，或无称焉，或尊其功以为不在禹下。其归趣之不同既如此，而是数子者，后议其前，或以为同门而异户，或无称焉，或以为大醇而小疵，而不得与之斯道之传者……是必有说矣。

  [6]

  黄俊杰则敏锐地指出，与朱子同时代的陆象山，也在讨论类似话题：

  孟子之后，以儒称于当世者，荀卿、扬雄、王通、韩愈四子最著。《荀子》有《非十二子》篇，子思、孟轲与焉。荀子去孟子未远，观其言，甚尊孔子，严王霸之辨，隆师隆礼，则其学必有所传，亦必自孔氏者也，而乃甚非子思、孟轲，何也？至言子夏、子游、子张，又皆斥以贱儒，则期所师者果何人？而所传者果何道耶？其所以排子思、孟轲、子夏、子游、子张者，果皆出其私意私说，而举无足稽耶？抑亦有当考而论之者耶？

  依照黄俊杰的论述，思路之相似，实则呈现出孟子思想体系中的“单位观念”（unit-ideas）或“观念丛”（ideas-complex）在理学概念观照下的共同的重新发明

  [7]

  。另一方面，如同《左传》之“君子曰”，《史记》之“太史公曰”，两汉书之论赞，《资治通鉴》之“臣光曰”，朱、陆的史思，亦不出《春秋》以降的循“迹”以求“本”、垂“变”以显“常”的史义传统。

  [8]

  然而，仅基于观念辨异来疏通白鹿洞书院之于“四书”学的作用，大概不足。杨念群在《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中尝试以社会史与思想史加以沟通，是为新解

  [9]

  。该读书报告在此不另行做出展开。

  朱注：以《大学章句》为例

  朱熹在其开篇解释到：

  子程子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

  [10]

  通常认为，这反映了朱熹自道统出发而论“四书”次第的方法论，与正文部分“三纲八目”之划分与鹄的一脉相承，这亦是下文注解中，引“程子曰：‘亲，当作新’”，使己意明彰的先声。在定“亲”为“新”后（暂且不论其中争议），朱熹便能自如地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注为：

  大学者，大人之学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止者，必至于是而不迁之意。至善，则事理当然之极也。言明明德、新民，皆当至于至善之地而不迁。盖必其有以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学之纲领也。

  [11]

  以“大人之学”释“大学”，这一解读广为后世沿用。关于“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句，历来有所争执。如果暂将旧学内部的讨论搁置，以18世纪传教士以基督教视野译介“四书”系统的角度出发，会对这一问题具直观感受。韩振华指出，“传教士们……在研读理学文献时发现，理学聚焦的‘理’‘太极’等概念在先秦原始儒学那里并不重要，而原始儒学经常提及的‘上帝’‘昊天’在宋代理学那里已几乎丧失了所有人格神含义……所以，即使主张‘适应’的耶稣会士，也强调区分原始儒学和宋代理学，他们编译《西文四书直解》时宁愿选用张居正的注释也不用影响更大的朱熹《四书章句集注》……”

  [12]

  卫方济拉丁译本以ratio译“理”，在韩振华看来，这显然是循朱熹至张居正这一理解脉络而做出的处理。韩振华指出，ratio本为“比例”“比”义，在该经院哲学语境中，ratio普遍指称“正义之理”（recta ratio），经由启蒙运动，实则愈加指涉拒信“启示真理”的现代理性主义

  [13]

  。以此“自然神学”视角检视，则以朱子学问为代表的宋明理学系统愈显自然理性（natural reason）特征。因此，若依照耶稣会教士的理性视角，“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具有显然的启示神论视野。相关译介话题，这里就不再展开。

  对于朱熹对《大学》的阐释，牟宗三在《心体与性体》中指出：《大学》则只是在形式上论说工夫纲领，不能作为儒学道统的延续者；尤其是伊川、朱子对于《大学》的诠释，开出了儒学的“别子为宗”。然而在《新编中国哲学史》里，劳思光则认为，代表儒学正统的只有《论语》《孟子》所讨论的心性论，因此认为以《易传》《中庸》为经典的周濂溪-张横渠是字宙论时期，以《大学》为经典的程伊川–朱子则是形上学时期，均非儒学的正统；而只有以《论语》《孟子》为经典的陆象山-王阳明之心性论，才是儒学的正统。显然，我们不能将后世之争直接回溯至朱子之学头上，但透过新儒学的争议而窥朱注，亦是一条进路。

  陈群在《明清之际的<大学>诠释研究》中给出了相关问题的梳理，他指出，“学者基本上都认为朱子主张心性有别，如牟宗三先生以其理气二分的判定，认为心以气言，是形而下者；性以理言，是形而上者；主张心性有本质之别，严辨心性。蒙培元先生早期的观点基本与牟说无异，但后来却认为由于朱子有‘心有体用’的说法，从而主张朱子的心性关系不当如牟说那样严加区分。陈来先生也认为心性之间有别，但不赞同牟宗三先生从形上、形下的角度来绝对区分二者，而是从心性的内涵、心能知觉、心有善恶等方面来区分心性。就三位的观点而言，应当以牟宗三先生的说法最为可取。因为此处所说的心性之别，是就心性作为哲学概念的本质而言的，因此在逻辑上不能混同。陈来先生显然也是承认了朱子在心性上有别，只是他是从朱子论心性的全部内容来讨论的，而不仅仅是在哲学概念上去讨论的，即不是在心性之本质的意义上去讨论的。蒙培元先生在后期所主张的‘心有体用’的观点，与陈来先生所论一样，均是将心性的本质问题混同于心性关系的全部内容。“

  [14]

  小结

  该读书报告尝试结合近期阅读所得，略为展开《四书章句集注》多样面目之数角：以版本学视角考察《四书章句集注》的文本流变，以目录学视角做思想史工夫，以文字之学探讨对朱注解读的历史质疑，以社会史视野研究“儒学地域化”对朱子学的影响，以西人译介来重构中西思想传播的历史语境，以义理辨析作为当代新儒家的争论题域。这些都是内在充实的题目，皆得益于学科各界业已成熟或有待完善的工作。

  当然，以上梳理无疑都是极其粗略而有所不足的。这份读书报告想要展开的工作，诚待于接下来的学习中继续完成。

  [1]

  转引自张舜徽：《四库提要叙讲疏》（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2]

  叶平借库恩“范式”概念，指出唐末五代十国其间经学范式之变促进了“三教会通”范式之变。如啖助、赵匡、陆淳中等人的中唐新春秋学，开启了“会通”以“救弊”的经学范式，促使其它学术领域的迅速变化，参叶平：《唐末五代十国儒学研究：以儒学范式的转变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

  [3]

  参陈群：《明清之际的<大学>诠释研究》（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

  [4]

  参[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6年版），点校说明。

  [5]

  参陈荣捷《朱子与书院》，收入《朱子新探索》（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版），第478-518页。转引自黄俊杰：《中国孟学诠释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6]

  朱熹：《朱文公文集》（卷74《白鹿书堂策问》），第1369b-1370a页。转引自黄俊杰：《中国孟学诠释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7]

  黄俊杰：《中国孟学诠释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8]

  加贺荣治：《中国古典解释史》（劲草书房1964年版），转引自黄俊杰：《中国孟学诠释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9]

  杨念群：《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

  [10]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3页。值得一提的是，中华书局此版《四书章句集注》，于上引“子程子”三字合用人名号，似乎有误，第一个“子”应当解为动词。

  [11]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3页。

  [12]

  韩振华：《他乡有夫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1-12页。原文引孟德卫《奇异的国度：耶稣会适应政策与汉学的起源》，指出上述二者的差异实属夸大；另有梅谦立（Thierry Meynard）之《<孔夫子>：最初西文翻译的儒家经典》一文可供佐证。另一方面，耶稣会内部的分歧（如龙华民废除“天”“上帝”天主“”等原有汉语词的合法性，而改译音）亦难以忽视。

  [13]

  这一说法是有争议的。若查

  Collins Latin Dictionary

  ，ratio并无“比”义。Peter Shor指出，“The backformation from rational to ratio presumably happened in English.”“Anyway, the word ἄλογος was translated into Latin as irrationalis, and according to the OED, the mathematical sense of irrational is first attested in English in 1551, and the mathematical sense of rational in 1570. The mathematical sense of ratio is first attested in English in 1660, so it seems that the mathematical meaning of ratio was a backformation from rational.”

  [14]

  陈群：《明清之际的<大学>诠释研究》（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0页。原文参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47页；蒙培元：《理学的演变一一从朱熹到王夫之戴震》（方志出版社2007年版），第33-43页；蒙培元：《朱子哲学十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1-88页；陈来：《朱子哲学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57-2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