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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呐喊》是鲁迅的第一部小说集，收录了他从1918年至1922年发表的《狂人日记》《孔乙己》《药》《阿Q正传》《故乡》等十四篇小说。这些小说主要反映了从辛亥革命前后到五四时期中国社会的面貌，深刻地揭露了封建文化迫害人的本质，批判了中国国民的劣根性。这部小说集呈现了鲁迅爱国主义和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特色，以及探求救国救民道路的精神历程。本书根据学生的阅读需求，在原著之外设置了辅助阅读的栏目，力求引导学生更好地阅读和理解本书，积累阅读同类作品的阅读经验，并掌握阅读同类作品的阅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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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呐喊》是鲁迅的第一部小说集，收录了他从1918年至1922年发表的《狂人日记》《孔乙己》《药》《阿Q正传》《故乡》等十四篇小说。这些小说主要反映了从辛亥革命前后到五四时期中国社会的面貌，深刻地揭露了封建文化迫害人的本质，批判了中国国民的劣根性。这部小说集呈现了鲁迅爱国主义和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特色，以及探求救国救民道路的精神历程。本书根据学生的阅读需求，在原著之外设置了辅助阅读的栏目，力求引导学生更好地阅读和理解本书，积累阅读同类作品的阅读经验，并掌握阅读同类作品的阅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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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要介紹，還可以。

• 作者：西凉白羽 发布时间：2023-07-06 22:28:45

  9年级课外阅读版，不是青少版了，白话全本。印刷质量好。每隔十几回，会有些问题帮助归纳回顾。重点章节有批注导读，有效降低中学生阅读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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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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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礼学深博。不是评论，只是外行人（学术圈外的人）随意发挥的感想。

  一直以来，礼学有重视宗经复古与制度沿革的分野。宗经复古，又有郑玄、赵匡之别。郑玄将经文全体安顿在一个系统中，对不同的经文细节能够分别说通，相较而言，赵匡重视大义大本。郑学是语境化，随文赋义的。所谓随文赋义，指分层级尊重所有经文，即便扭曲通常的事理，通常的语法训诂，也要令经义融贯。而重视大义大本，就要采用理性化的办法，将事实、常理前景化。相应地，对经文有取舍，适用一般的语言规则，不概以权威视之处处求通。文本系统，文本作为系统指向的经文神圣性，就淡化，退居背景了。这种宗经复古之学，其理性化的精神，就与制度沿革之学有相通之处。宗经复古与制度沿革之学的分野，也可以用福柯＜注释／批判＞的差别来重构。

  就亲和性而论，宗经近于学者，沿革近于皇权，学者讲究实事求是，皇权讲究时王制礼。实事求是、时王制礼也各有分化。总括地说，后者之弊在专恣，利在通方，前者反之。北宋前期，在唐代经学瓦解的大背景中，承后周制，朝廷制开宝礼，延续杜佑制度沿革之学的脉络。宗经之学，则有聂崇义《三礼图》，犹重文本主义，是学者中的郑学一脉。刘敞一变，宗经复古乃重文本所指向的制度事实，而非文本本身，则有中唐啖助、赵匡的味道。浸及朝廷，元丰改制，一变沿革之学，乃复周礼之旧。然而如上文所说，宗经复古的方法既变，虽然形为宗经，内里则是制度之学的客观精神。在离皇权较远的学者中间，礼学也发生了这样的嬗变，就是陆佃、陈祥道的礼学。

  似宜将礼学视作不同规范类型如学者、皇权交锋的场所。这里说的“锋”，是用气团锋面为比喻。皇权不能只用“专恣”形容，说它保守，在思想、思维史语境中似乎更合适。保守，既是捍卫自身威权的保守，也是随顺一般民俗的保守，因此相较学者实事求是而不免激进、高峻、拘迂的取向，就又有通透、简易的面相。

  对同一场所的研究，可以有不同的维度。每一维度上有彼此亲和的概念互相聚合，比如上面说的皇权-学者就是一种维度。宗经复古、制度沿革、通方、激进等词汇，可以在这个维度上形成两组（或更多）聚合。说它们是“词汇”，不说“概念”，因为并不严格；说它们是“概念”，不说“词汇”，因为又要借之强调这些词汇并非事实描写，而有“综合”“假设”“以为方便”的性格。

  对庙堂之上重要典礼的争论，其交争之点，恐怕早已失去了礼制之中，可入人类学论域的神圣-象征的本质意味。这种争论，是学者型规范与皇权型规范冲突的标记物，是历史社会学论域的题目。

  本书后两章对理学家之礼学的讨论，我们可以从上面说的视角来看。李觏、二程、张载虽是思想家，虽然有“思想家在他所处的时代，未必有什么影响”这种从一般历史学反对思想史的意见，但可以这样想：思想家恰恰是思维模式变迁的标记物。不从“重要”“影响”这类很难说清楚的词汇出发，去评价、估量历史学的合理论域，只从“它是不是标记了某种变迁，它是不是可以视为某种综合而方便我们的使用”出发，来清整历史学研究前理解。

  李觏、王安石、张载，对礼学的理解，有他们的人性论基础。总地来说，这种人性论主张性不全善不全恶，善是目的为人所追求，放弃这种追求是恶。具体到礼学上，李觏、张载主张以礼变化气质，学礼“以脱当世缠绕”。李、张仍然注意礼之为践履之学，相较而言，王安石对具体礼节就不甚措意。对某些重要礼制，王安石随宋神宗的想法而变，像是取佞，然而究其实，大概是因为他不太在意这些东西，所以怎么都行。

  因此，在理学家这里，礼学史中另一个固有维度上的争论变得清晰。这个维度是礼文-礼意。重视礼意不是不管礼文，反之亦然。重视礼意的学者，会提点“礼文大要”，其它的就随顺世俗。重视礼文的学者，当然不会说“不存在礼意”“没有什么礼之大本”，只是强调礼文细节都值得学习，而践履是成善的必要条件，学、行不二，都是规范。

  在重视礼意上，二程洛学与王安石接近，与张载关学疏远。宕开一点讲，张载的“学礼以脱当世缠绕”，隐有佛教律学的意味。用吕澂对“性本净”“性本觉”的分疏来对勘，则张载对儒学的理解，与“性本净”亲近。而二程所以重礼意者，则盖以人性“本觉”礼之大本之故。二程的礼学，似乎真有了虚处讲礼的倾向，也就给了清、民国学者说宋代为礼学中衰时代的机会。不过，朱熹对礼文、礼意之争又做了综合。这个点可说的太多，本书也只点到而止，这里也就不多说了。

  同时，也要看到宋代礼学史的外部条件。晋唐中古的贵族士人，变成了宋代近古的平民士人，对礼学嬗变的全局思考自然也要涉及这一条件。比如关洛学者虽有分歧，又都注意人伦日用之礼，不大讲庙堂典礼，这是他们亲近的地方。又如关学重视礼于中人之“提”的功能，而二程承认有礼缚不住的豪杰，虽然注意到的点不同，背后的想法倒是一致的。这种非身份等级制的中人、豪杰之别，似乎也要到了宋代才抉发畅快。

  以下是一点额外的想法。

  宋人的学问广博，也就需要了解他们的语境。比如本书有个点了一下的地方：宋代金石学之发达，是可以放在宗经复古的礼学语境中来理解的，如聂崇义《三礼图》、吕大临《考古图》。如果放宽些，鸟瞰宋人的四部之学，还能看到一些方法上的共享概念/词汇。比如“不费力”，刘敞、吕大临注礼，李心传考史，赵次公解诗，都会用到。程颐批评关学的践礼，也说他们“费力”。那么，是不是“不费力”作为他们的解释原则，作为我们研究他们时，看到的方法论概念/词汇，也与宋人重原理大义、客观事实的思想倾向相亲和呢？进一步地，“不费力”这个在解释学中前景化的词汇，是不是指向了背景中宋人思维的一种特征？那么，“不费力”也是一个标记物。它指向的东西，与程颐、禅学亲和，能够用来说明，何以宋代及之后，毕竟是“简易直截”在汉语思维中占据主要位置。

  宋代礼学最终将天理自然和礼文结合在一起，这一点，似可用福柯真言化／诚现概念做一双重深化的工作。双重深化，既借用福柯的概念深化礼学研究，也用礼学研究实践反过来深化对福柯概念的语境与形成史的理解。如果能比较、深化福柯瞄准的古典时代、古典晚期以及近代话语研究，那自然最好，只是对单个学者的要求未免太高了。福柯研究的话语对象，与礼学史研究的话语对象，这两个论域里，规范都被当做有自然基础的东西被掌握，进而推动一种持续的内在的规范进程。规范-自然，言-行是交织互动的，并且逐渐塑造起我们身在其中的历史环境。这是可以做双重深化、比较研究的前提。

  最后一点点思考：上面多处使用的“亲和”一词，源于本书桥本秀美所作序言。而之所以提到福柯，也是因为读了他为华喆《礼是郑学》做的序言，那里面说“像我们这样平常接触中国古文献的人，恐怕比学西方现代思想的学者更容易理解福柯”。只是他读福柯有时觉得好笑，因为有一个福柯追问的问题，“孔、贾疏就意识到了”。

  桥本秀美先生是高明的读书家。他说，福柯的书常常缴绕难懂，那是因为他要说的东西本来就很难用语言说清楚，因而只好借力于叙述，好让读者体会。这个见解就很不凡，可见读书得间者常能一通百通。他始终认为读书才是最有意思的，对“掌握世界之所以然的企图”很是淡漠。他亲近于福柯，是因为福柯也擅长读书，能从原始资料里开掘出很多有意思的东西；他疏离于福柯，因为福柯毕竟是个有理论倾向的人。于是他断言，福柯的理论不够有趣也不成功；但，“福柯是我们的同行”。我估计有些独好西方现代思想的朋友读到这会觉得桥本好笑，但我同时隐隐约约觉得，他傲气得有道理，虽然在文章里他只是揶揄了日本的这一类人。但他借“研究先秦文献的学长”说，“倒也读过福柯，但后来觉得他简单，久已不读了”，我也不能认同。当然，专业研究者要节省精力，不读福柯没什么好说的，只是这句话隐含着“大家都说福柯高明，然而实际上他并没有说出什么很高明值得借鉴的话来”的意思。不因为别人都说某人高明而读他，也不因为自以为他没那么高明而不读，才合于张载说的“脱当世缠绕”，才是读书家之所当为。读书之乐永远与那个隐然在场的“别人都说”无关，要的是自己读出。福柯不特别，不出洞穴，不入洞穴更深处，大概桥本先生也会这么想吧。为了说明自己与福柯的亲和，他引用了福柯在让·伊波利特葬礼上引用过的名言：“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读书被桥本秀美视同生命。但我想，正是这种意识，无论何时何地，都要被共识说成是灰色的，而且不无道理。

  桥本氏专重读书的研究法，形成了学风。这种学风的好处，并不是外行人能够说清楚的。不过，我能辨认出来一个好处是，他喜欢用朴实的，源于日常的词汇，来解释古典文本。遇有难明之处，能够以朴实的风格，细腻不惮烦地讲清楚。不用在当下再用已经显得笼统粗糙的惯有词，也不滥用从西方学术直接抄来，对其源流概不讨论不加究明的词，因而很新颖清澈。这本书也有这个特点。然而专重读书，力造平实，有时似乎不够一语点醒。而讲清楚思想、思维史的变迁，是很需要这种一语点醒的——虽然我用了这个修辞上的词儿，看起来不重要似的。一语点醒的效果，源于它是退一步的语言，作为基座的语言，能被很多人深深领会。它在那个能关联起多个领域的位置上。这种关系甚至不必是已有实然，还没有某种关系，我们说出它造就它，就好了。专重读书，也许少了些多种理论交织造就的这种语言。恰恰是它在沟通历史、思想与我们生活其中的世界。只读书不能造就理论，没有这种语言就不能清晰严谨地言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