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江饭店 pdf mobi txt 2024 电子版 下载

位于外白渡桥东侧的浦江饭店，始创于1846年，见证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交融，爱因斯坦、卓别林等中外名人曾经入住，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盏电灯、接通了中国第一部电话，新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在这里开业。如今，这里又推出了“一带一路”交易所文化展，中国与世界、历史与现代在这里交融。

《浦江饭店》为“爱上北外滩”系列丛书之一，本书以浦江饭店的历史、文化名人为切入点，记录在这里发生的历史点滴，和文化名人的往来轶事，并收录多幅精美插图，图文并茂地展现浦江饭店的前世今生。

第一章 上海第一家西式旅馆

一、上海开埠与西人东来

二、礼查饭店兴建

三、移址苏州河畔

第二章 礼查饭店在动迁中新生

一、因建桥而动迁

二、应对新竞争

三、礼查饭店增建新的大厅

第三章 战火波及与饭店衰落

一、淞沪会战爆发，礼查饭店毗邻“孤岛”

二、命运多舛，礼查饭店的无奈衰落

三、上海解放，礼查饭店迎来“卫生”第一会

四、经营困难无力维修，礼查饭店被接管

第四章 浦江饭店的功能改换

一、1959 年，礼查饭店更名为浦江饭店

二、1988 年，浦江饭店随上海大厦划归衡山集团

三、1990 年，上海证券交易所落户浦江饭店

四、2002 年，浦江饭店完成第一期更新改造

五、2018 年，浦江饭店翻牌为中国证券博物馆

第五章 名人留踪

一、鲍威尔：西方来华专业报人先驱

二、埃德加·斯诺：我热爱中国

三、周恩来：礼查饭店的“隐蔽”往事

四、周祥生：“上海出租车大王”

五、周瑞庭：周瑞记创始人

六、张爱玲父亲与后母订婚之地

七、尉文渊：我在浦江饭店筹建上交所

八、胡升阳：我在孔雀厅做“红马甲”

九、王臻：印象最深的是“名人客房区”

第六章 浦江饭店的意义

一、礼查饭店是上海第一家面向国际旅客的现代化旅馆

二、近代上海对外开放的“媒介窗口”

三、大饭店时代的“国际会客厅”

四、一个中国建筑学的隐喻

五、续写时代新传奇

附录一 大事记

附录二 有关名人名录

参考文献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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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位于外白渡桥东侧的浦江饭店，始创于1846年，见证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交融，爱因斯坦、卓别林等中外名人曾经入住，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盏电灯、接通了中国第一部电话，新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在这里开业。如今，这里又推出了“一带一路”交易所文化展，中国与世界、历史与现代在这里交融。

《浦江饭店》为“爱上北外滩”系列丛书之一，本书以浦江饭店的历史、文化名人为切入点，记录在这里发生的历史点滴，和文化名人的往来轶事，并收录多幅精美插图，图文并茂地展现浦江饭店的前世今生。

• 作者：夕争 发布时间：2022-02-26 21:16:43

  静读2022-10#厚重的历史感

• 作者：登坂望云 发布时间：2021-12-23 08:22:20

  在这套丛书里，这本浦江饭店是四本中阅读体验最好的一本。

  作者将浦江饭店建筑本身的变化与其周边环境变化很好的结合在一起，直观得向读者展示了交通进步、行业竞争对礼查饭店自身的变化所产生的推动力，真正让建筑“活”了过来。

  建筑的营造提升、功能的转变的章节相当精彩，建筑功能转为证券行业和证券博物馆的历史为很不错，一举打破了历史建筑“建国后乏善可陈”的魔咒。

  书中对于相关历史人物故事的描写也是系列里最好的，人物与建筑没有脱节，不像其他几本严重游离脱节。

  本书最后一部分对该建筑的意义部分堪称点睛之笔，为系列其他几本所无。书中插图很多都是作者本人所摄，时间跨度很长，作者功力或可管中窥豹。

  当然本书并非尽善尽美，作者对建筑外立面的几次重大改变交代的并不是清晰。还有建筑外墙主色调的变化，几乎只字未提，可惜了。

• 作者：一八 发布时间：2022-01-11 22:14:12

  侧重历史与轶事，对于建筑本身几无介绍，于是照片也沦为花拳绣腿（有几张还挺不知所云的

• 作者：我家有台MRI 发布时间：2021-06-21 19:44:31

  孔雀厅的地板太骚了，等待下次商业化

• 作者：benshuier 发布时间：2023-12-13 09:15:50

  20231212 不知道为啥发不出广播。今天读完纪念下八年前在这里摆婚宴。当时就想着历史建筑应该拆不了，以后结婚纪念日还能来，哈哈哈。这本书作者因为是内部人士，写得比较有感情，区别于传统写学术论文的冷静克制，作者很有很多文学化描写。对于浦江饭店由来和发展，介绍得很详细。尤其是从商业角度叙述浦江饭店面临的竞争，在以往文章中比较少见。很多照片、图纸也是内部资料，值得一看。

• 作者：雪晶泥. 发布时间：2024-01-03 01:03:20

  乱七八糟，真是糟糕。有许多好的作家未曾提及。

• 国家的声音

  作者：维舟 发布时间：2019-10-22 13:39:34

  我们现在所说的“普通话”，不过是一百年前新文化运动的产儿。在此之前，虽然也有“官话”，但那通常仅限于精英阶层，因为绝大多数人民都生活在本地狭小的地域内，并没有跨省区日常交际的需求。何况中国社会一贯更注重文字，方言语音的不统一根本无碍于政令的下达，所谓“皇权不下县”这样的说法虽然在实际治理中未必尽然，但也体现出传统政治务实地采取一定程度的间接统治，国家不需要直接与民众打交道，而是通过士绅这一中间层。在这种情况下，没必要有一个“国家的声音”让所有民众都听到、听懂。

  只有在近代的危亡局面之下，出于动员“昏睡百年”的中国民众的需要，这才成为紧迫的需要。因此，自晚清以降，忽然涌现出无数人投身于创制标准音、文字改革这样的运动，像陈独秀直到晚年隐居上海，还埋头完成了《中国拼音文字草案》——这一度让有些人困惑不解地以为他是在革命失败之后意志消沉，才去钻研这样的课题，但其实，倒不如说是他仍然壮心未已。对比看下欧洲历史就不难发现，语言和文字的标准化，远不只是一个语言学的问题，它事实上是一个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三位一体：简体字、白话、国语

  令人惊讶的是，直到王东杰这本《声入心通：国语运动与现代中国》问世，才有人真正系统地梳理中国近代史上这重要的一页。这或许是因为语言和文字太令人习以为常，而那些相关的争论看起来似乎又纯粹是语言学上的学术性问题，很容易让人忘记了它所蕴含的重大政治意义。简单地说，如果没有国语运动和文字改革，近现代中国从媒体传播、民众动员到公共交往，都将是另外一番面貌。

  和近代的许多事物一样，这也是受西方刺激的结果。正如王东杰在书中所言，当时的人们在对比中西之间差异时，侦测出中国语言文字的三项弱点：“汉字重形，不如拼音文字简便易学；文言佶屈，不若白话文章行之广远；方言林立，以致同为国民而耳目不接，一国之内俨如数国。趋新人士认为，这些问题不仅阻碍了民智开启，亦不利于人心固结。改革语言文字，就可以提升民众素质，塑造民族精神，打破地域和社会壁垒，强化国族认同，最终实现国家富强。”全新的神圣三位一体由此而来：文字改革催生了简体字；走向民众的向下启蒙则打破阶级壁垒，重新发现了白话文；而用统一的声音发出的标准音，则要求创立国语。这三者要打倒的敌人，则分别对应着繁体字、文言文和方言。

  这个新三位一体塑造了今天中国人的语言文字环境，但确切地说，这三者不是同时出现的，而是有时间递进的：起初在晚清，有识之士认为关键在于提高识字率（如张德彝所说的“吾尝遍历欧西，知民之智愚，视乎识字之多寡而因以察其国势之盛衰”），为此就想改革文字，以便尽快扫盲；到1901年，才有人正式提出创设国语，以实现“国民之团结”；而又要到新文化运动时，白话文才成为蔚为壮观的运动，这不仅是新一代文化精英对传统的敌视、引入新文化，也是清末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的延续。

  虽然当时人们常将这三者并重，但如果仔细辨认，就可看出它们其实有着不同的侧重，甚至可能构成内在矛盾：为了提高识字率，钱玄同、鲁迅等激进者都曾主张废除汉字，理由是拉丁化的拼音文字扫盲更快；然而随之而来的一个必然争议是，拼音是拼什么“音”？如果按各地发音来拼写，那统一的汉语文字就不复存在，这反而不利于“国民之团结”，如果按标准音来拼写汉语，那么且不说这样的国语当时尚未通行，拼出来也没多少人看得懂，还势必压抑方言所蕴含的地方文化丰富性，难以达到“多样性统一”基础上的“团结”；至于白话文运动，虽然确实有利于扫盲、普及文化，但现实证明，要做到这一点也不是非得废除汉字不可，甚至使用繁体字的港澳台还更繁荣发达。

  在梳理这段历史时，王东杰也意识到，中国字拉丁化运动和国语运动尽管许多主张近似，但双方竞争一度非常激烈，但结果却“不无反讽意味：竞争也包括了斗争，反对之中包含了利用”。最终的结果就是我们的现状：汉字简化但不废除（以拼音辅助）、使用普通话（与方言文化消长），而文言文则基本退出公共领域，被白话文为主体的现代汉语所取代。这个结果也意味着，书面语最无力抵御改革浪潮，语音次之，而汉字则是最顽强的堡垒。近三四十年来，繁体字一度回潮，甚至方言文化也局部复兴，但文言文最为无力，这也可以印证上述判断。

  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最堪注意的一点是：在救亡的危局之下，紧迫感压倒了一切，人们急于采取行动，立论往往充满了不加验证的判断——而这些信誓旦旦的断言，在事后看来有些相当可疑，另有一些甚至是完全错误的。文字改革的基本出发点，就是认为汉字难学，而使用拉丁字母的西方人扫盲容易，因而国家富强；然而，唐德刚、钱存训均曾发现，一个社会的识字率与文字难易无关，同样使用拉丁字母的国家，近代西班牙的文盲率比德法等国高得多，甚至一个国家的发达程度也与其识字率不成正比：西欧各国中最富强的英国，识字率长期不及经济上后进的德国。别的不说，东亚各国中，最彻底拉丁化的是越南，但这百余年发展下来，越南却是原汉字文化圈各国中最落后的；若说越南是历经战乱与分裂，那么同样改用拉丁字母的土耳其，也迄今仍未像当年预期的那样完全现代化。简便易学也未必就是普及的前提，世界语相当简单，据说托尔斯泰曾用2个小时就基本掌握了这门语言，在几周内就学会它的事例更比比皆是，但现在学世界语的人数却越来越少。

  由此不难看出，当时人们在立论时，论证的选择性、目的性很强，可说急于结论而不耐烦论证，因而充满了武断乃至专断的色彩，其断语常基于一系列不加质疑、也不必质疑的前提，而这往往就是中国社会长期以来信奉的理念，特别是“教育万能”。就此而言，文字改革、国语运动其实是一种激进的设想（简化文字本身就反传统），试图由文化入手，从根本上重整社会秩序。在这么做的时候，这些近代中国的重要人物压倒一切的考虑是国族存亡，对其余代价则在所不惜，既不在意传统的存续（土耳其改用拉丁字母后，年轻人就再难阅读古籍），甚至也不耐烦考虑传统的某些优点——例如汉字的超语言性质对国家的统一所起到的潜在作用。

  另一个不时可见的基本前提是：他们不约而同地接受了当时西方的文字线性进化观，认为汉字在世界上往轻里说是“过于独特”，往重里说则是“野蛮的残余”，是落后的象形文字，而字母文字才是所有文字发展的必然终点。汪荣祖在《康章合论》中曾说，康有为“惟见全地球的共同‘归宿’（destiny），而无视（或认为不必顾虑）各文化的个别‘命运’（fate）”，这其实是近代很多人的共有想法。对这些人来说，“中国人”认同的基本文化要素是汉语而非汉字，因此消灭汉字正是为了解放乃至保全汉语的必由之路；但对像傅斯年这样的学者来说，放弃汉字是比“中国”灭亡还要可怕的一件事，因为汉字是中国文化的基本载体。类似的争论其实在近代日本也有过，像前岛密等人都将日语使用汉字和假名书写视为不幸，乃至“日语的受难史”，日本学家赖肖尔甚至抱怨日语有着全世界最复杂的书写系统，认为只需在战后“稍稍忍受一点痛苦”，用15个拉丁字母就可以拼写日语，简便得多了。对此，著名传播学家麦克卢汉曾说，这完全低估了所需付出的代价，它将摧毁文化传承，在转换过程中释放出的暴力将泛滥成灾。

  中国的特殊路径？

  国家标准语的普及，是各国现代化过程中都要上的一课，只不过中国的情形尤为复杂。法国在1789年大革命爆发之际，全国2000万人中能正确拼写法语的据估计远低于300万人；甚至在革命之后，仍有30%的民众不懂法语。为了在全国普及“唯一的自由语言”法语，1795年创设著名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由此启动在全国范围内对法语的初等教育。这一过程势必伴随着对各地方言的排斥和挤压，根据美国历史学家欧根·韦伯开创性的名著《从农民到法国人：法国农村地区的现代化，1870-1914年》（奇怪的是本书未予参考），对现代法语的普及起到最重大作用的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四种力量：交通通信、教育、兵役和政治。如果这样做一对比就可发现，对中国而言，政治的作用最重要，交通通信和教育其次，但兵役的作用却微乎其微，本书中甚至不着一词。

  在中国历史的传统上，对国家而言，文字最重要的作用是作为一种行政管理工具，所谓“文书行政”，也由此教化天下。从这样的视角出发，百里不同音的语言，本身就潜在带有地方化、离心性的特质，代表着社会自发的多样形态。然而，各国在近现代进程中推广标准音的活动，大体都在对抗这种离心力的同时，消灭了地方文化的多元性。中国若说有什么特殊，那就是在交通不发达、流动性不强的情况下，又是在极端的时间内，以强烈的政治色彩和政治力量来推动语言文字的标准化进程。

  这些推广国语的人，很多人自己国语就不标准，正如百年战争时倡议定英语为国语的，本身就是一群讲法语的贵族，这原本就是从政治考虑出发的决定。所不同的是中国当时动员民众的紧迫性空前，而“国语”和“白话文”已取得新的正统地位，成为除旧布新的象征。正所谓 “辛丑、壬寅之后，无一人敢自命守旧” ，顾颉刚更曾说，民国初期的中国人，“恨不能把整个的世界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彻底的重新造过” 。然而，正如1924年吴文祺曾批评的，文学革命的主将们“对于白话文始终没有明确的认识：不视之为统一国语的器械，便视之为晓谕民众的工具”——耐人寻味的是，这些反传统的知识精英，对国语的认识其实与传统时代“书同文”的视角下对文字的认识一模一样。

  本书很少谈及普通话的推广通过什么途径，但粗略可见的，一是学校教育，二是电波媒体。中国的特殊之处在于，直至一两代人之前，很多地方的老师仍然都习惯用方言授课，因而很长时间里，人们听到的标准音其实不是来自老师，而是广播、电影和电视这样的电波媒体。史学家周策纵在《忆己怀人》中曾回忆，1931-33年在老家衡阳读中学时，来了一位“一口卷舌音”的金老师，“校长说他讲的是最标准的国语，我们都应该学”，但学生们都听不懂，竟然最终把他轰走了。相比起来，现代化的电波媒体则有特殊的权威，并借由大众传播将普通民众卷入国家政治和文化生活之中，他们自此不再像以前那样能保持“天高皇帝远”的疏离姿态了。

  与英美这样更市场化的政体相比也可以看出，中国近代最早注意到现代传媒力量的，不是商业领袖，而是政治人物。1923年，中国第一个广播电台出现不久，国民党就率先注意到它的潜在力量，1927年统一全国后更颁布多项对电台的政策法规，其中《通饬各广播电台使用国语播报令》要求所有电台一律禁止方言广播，必须用国语普通话，“利用广播以提倡识字，尤属当务之急，至其实行国语，统一方言，尤其余事”。这直接导致一大批不懂国语的明星（如只会讲粤语的张织云），到有声电影普及的三十年代被迫息影。与此同时，作为全国标准音的普通话也逐渐推广，以此为媒介，国家开始与民众直接接触。这在没有广播和报纸的年代里，是无法想像的：大众传媒对民众的动员、操纵、灌输能力，远远超过了以往的行政文书。

  尽管这些媒体上的“国家的声音”对下层社会的渗透仍然是有限的、间断的，但正如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所说的，大众传播的技术所带来的“那种接触的高频率和高强度是很了不起的普遍历史的新事物”。这使得普通民众以先祖未曾有过的方式感觉到自己是国家政治生活的组成部分，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行动着、感知着的主体，所谓“当家作主”。但《声入心通》在梳理“自上而下”的语言文字标准化历程时，却遗漏了这段历史的另一个侧面：民众是怎样接受、理解、应对或利用这些标准音的？当然，这可能又是一个庞大的话题，合理的推测是：民众在这个过程中既被塑造为新的现代国民，又自动地因应这样一个机会，然而，那些没能及时调适的人群，可能比以前更加边缘化了。

  虽然书中也提到“国语传播主要是借助于现代性建置的渠道进行的（学校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其性质和效率都和官话的‘自然’传播方式有着根本性的不同”，但人们学了标准语，不一定使用（此所以很多中国人学的英语被讥为“哑巴英语”），其普及使用还需要一个必要条件：与异质人口的交流，这与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城市环境分不开。若是只须和本乡本土的人打交道，别说是在小地方，就算是在上海、广州，恐怕一辈子用方言就足够处理事务了。本书未言明的设想之一，是将普通话与方言的关系理解为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这在某种程度上固然也是现实，但却不必然是简单的替代关系，在一个现代社会中，倒不如说是一种碎片化的场景：不同的语言被应用在不同的场合，方言未必彻底消亡，但却逐渐撤退到了家庭内部的私人领域，而普通话则占据了越来越多的公共领域。当然，这就是另一种现代政治了。

  *已刊2019-09-21《第一财经日报》，现有修订

• 魔戒同盟（the fellowship of the ring）

  作者：鄧嘉宛 发布时间：2013-10-16 09:15:46

  2013年3月，我们三译者写了自己的译後语，跟大家分享。

  邓嘉宛的话：

  2012年2月底，即将五十岁的我，收到了一封來自世纪文景，邀请翻译托尔金教授《魔戒》等作品的来信。彼时我正忙于《精灵宝钻》的修订和另外两个翻译项目，且这一年里要翻译的书籍也已签约排妥。由于文景有出版时限压力，给的翻译时间自然也很紧迫，我因此更不敢贸然答应。然而，因为深爱托尔金教授的中洲，我再三斟酌，又和帮忙修订《精灵宝钻》的喷泉（即石中歌）讨论这事，听取她的意见。最后，在喷泉同意帮忙下，我答应为文景翻译《魔戒》三部曲。

  比尔博跟弗罗多，都在五十岁那年踏出他们的冒险之旅。当张铎跟喷泉得知我三月初刚过五十岁生日，两人同一个反应，拍案大叹命啊！命啊！张铎说：“我们都像是魔戒远征队的一员，一起把戒指送到它该去之处。”喷泉则自告奋勇担当起山姆的重责。虽然她说我不会想吃她炖的兔子汤，但这一路若没有她，我肯定不能如此顺利完成任务。

  三月底，我与世纪文景正式签署了翻译合约。随后，我邀请杜蕴慈加入翻译团队，担负起全书的诗歌翻译。蕴慈是我多年好友，中英文素养俱佳，过去我翻译工作中碰到诗歌都是向她求助。《魔戒》中的诗歌何等重要，不擅诗歌翻译的我便将这艰巨重任委托了她。

  于是，分工底定。我负责全书六卷故事内文；蕴慈负责诗歌；喷泉负责前言、楔子、附录、地图和索引，以及所有译稿的修订。

  《魔戒》，这个在西方历三代不衰，全球有上亿读者的迷人故事，身为戒迷的我能翻译它，自然无比荣幸。虽然我对这故事并其庞杂的背景十分熟悉，但纯做读者与身为译者毕竟是两回事。读者碰到看不懂的地方可跳过，译者可不行。译者像侦探，想要破案必须步步留心，不可妄自尊大，任何不是自己百分之百确切理解的单词跟句子，纵使你得上穷碧落下黄泉，也要抱定到了黄河心不死的态度去处理。

  整整十个月，这趟翻译之旅的艰难不亚于魔戒远征队的旅程。现在回想那些神枯思竭挠墙撞壁的日子，为了弄清问题连刨坟的心都有了的时刻，我就满心感谢同盟队友的扶持。我和喷泉经常为了某个词语或某段描述的确切含意与译法，彻夜讨论。托尔金教授的神话世界之所以令无数人流连忘返，除了伟大的想象力与动人的故事，还有他对中洲景物一草一木的精细描述。有一次我跟喷泉说，从阿门洲的双圣树到中洲罗瑞恩的金色小花埃拉诺，咱们可以写一本中洲植物谱了。而喷泉发奋给阿尔达绵绵不绝的各种名词编纂的索引，目前已经超过两千条；单是理顺那些令人发指的霍比特人家谱姓名，就是一把辛酸泪。

  从小在教会中长大，一直以来，我对fellowship（在教会中称为“团契”）一词的认识是：一个群体，有共同信念，互相帮助、接济，每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一同朝一个共同目标前进。“看别人比自己强”是《圣经》中的话。人各有才能，不可能有人一无是处。在群体里，就是互相合作、容让、给每个人都有空间成长。能力好，就多做一点，心里想着一山还有一山高呢；能力弱的也不用自卑，把自己会做能做的做好，同样有价值。正如教会团契小组里都知道我做饭很可怕，但洗碗洗得很干净。

  翻译过程中，我多次跟喷泉说，这事儿一定是托老在天上亲自促成。他召聚了我们这个来自大陆、台湾、香港，以及在美国的华人团队，齐心合力去完成这项任务，为全世界华文读者推出一个新的《魔戒》译本。我感谢上帝使我有机会参与这项任务，与这么多比我优秀的人合作，也谢谢懂精灵语的方克舟再次拔刀相助。

  如今，任务完成，盼托老满意，读者喜欢。

  石中歌的话：

  与托尔金教授笔下那个名为“阿尔达”的世界的缘分，算来至今十数年——自然不算太长，但也不算很短，何况目前看来此心依旧，并没有哪天辱没这“长情”二字的端倪。

  与邓嘉宛女士的缘分，算来也差不多有了十年。最初相识，还是在如今已经消失在时间深处的小站——“吞拿山上的诺多屯”。当时我犹自一副不知天高地厚的德性，半瓶子症状堪称相当明显，动辄上蹿下跳指手划脚，终于有一天轮到了开帖批判联经版《精灵宝钻》，然后……就见译者本人现身，丝毫不以为忤，全无“来战”态势，先致谢，再致歉。我到现在都记得自己盯着屏幕时的表情和心情，真可谓如假包换的“一言难尽”……

  我们的交流合作，就是始自那一次某种意义上的“不打不相识”。2007年，我帮助校译了联经版《胡林的子女》（2008年出版）；2011年底，我与众多网友共同协力参与校订了简体中文新版《精灵宝钻》（2012年出版）；2012年3月，我应嘉宛所邀，加入“同盟”，合作翻译《魔戒》，期间又真正结识了久闻其名但先前不曾打过交道的杜蕴慈——或许冥冥中真有天意，令这个项目各个方面都可以类比书中的销毁魔戒之旅：途中除了意料之中的艰难困苦，还有意想不到的友情援手。

  辛劳终于告一段落，回顾时当真百感交集。我要感谢同盟中的各位，不但为自己负责的工作忙得不可开交，还额外被我折磨得焦头烂额：嘉宛和蕴慈以非同寻常的度量容忍了我对正文和诗歌肆无忌惮的改动，张铎则自始至终——甚至当书稿已经进了印厂——都要应付我花样百出的修改要求。我还要向此前已经出版的《魔戒》译本致谢，包括简体中文版译本（译林出版社，丁棣、姚锦镕、汤定九译）和繁体中文版译本（联经出版社，朱学恒译）——前人的工作有着大量闪光之处，这些对我们来说是宝贵的参考和指导。最后，我要特别感谢好友caterpillar的无私帮助：她以专业的态度和水准又校对了全书多半章节，可以说，没有她，就没有我对译稿准确度的双重信心，更不会有成文过程中的诸多乐趣。

  其实，无论文学还是翻译，无论英语还是中文，我都不是科班出身。我能贡献的并非生花妙笔，而是认真到近乎偏执的态度、流星雨也不能浇灭的热情，以及对故事中那个世界的详细了解。而这些，我想我可以无愧地说：我已全部给出，自己毫无保留。

  杜蕴慈的话：

  认识托尔金，是在二十年前，从冯象先生翻译的《贝奥武甫》开始。冯先生内容丰富的附录，向读者简介了托老在“贝学”上的功绩。曾经不止一次，我在幼时描绘的地图、吟唱的歌谣、阅读的古史与传说、背诵的那些敲响耳膜的地名，促使我在成年后走上旅途，走向飞云漠漠的草原绝域。可是当年翻开贝奥武甫的时候，我绝对没想到，二十年后自己居然成为托尔金《魔戒》中译团队“Fellowship”的一员。

  2012年三月底，我与嘉宛确认参与《魔戒》中译。她告诉我：“这案子本身就是the Ring，咱们是Fellowship，我是弗罗多，喷泉是山姆，你负责诗歌，那就是精灵了。”我说哪儿呀，这书里最爱吟诗作赋的才不是精灵，而是霍比特人！所以我也是霍比特，还很可能是个不怎么进入状况的比如皮平或梅里！

  果然，将近十个月的翻译过程里，我是整个团队最为神游物外的一员。嘉宛喷泉张铎每日紧跟进度伏案工作，我却往往在浏览古诗、聆听音乐、甚至洗热水澡的时候，捕捉闪现的灵光。

  我的工作，自然从众人戏称的“定场诗”，魔戒铭文开始；然而结束，却是在倒数第三首，比尔博的退场之作。当时所有诗歌中译初稿都已完成，只卡在这一首结尾，那种澹然的语气，我始终拿捏不定，由于春节假期已经开始，只好带着译稿，上路回家。

  回到家，在父母照拂下放松吃喝睡了几天。然后一天下午，我坐在院子里，喝茶，二十分钟后，进屋，拿出稿子，完成了最后三句，结束工作。“旅途永不绝”，我这个旅行的人，与伙伴们跟着托老笔下种种人物，走到明月以西，太阳以东；而今终于“去而复返”，“日暮退息将好眠”，写下了来自他们口中的每一首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