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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哲学家推想社会起源，以为隆古的社会，亦像后世一般，以一夫一妇为基本，成立一个家庭，由此互相联结，成为更大的组织。此等推想，确乎和我们根据后世的制度，以推想古代的情形的脾胃相合。所以几千年来，会奉为不刊之典。

自有历史以来，不过几千年，社会的情形，却已大有改变了。设使我们把历史抹杀了，根据现在的情形，去臆测周、秦、汉、魏、唐、宋时的状况，那给研究过历史的人听了，一定是一场大笑话，何况邃古之事，去今业已几万年几十万年了呢？不知古代的真相，而妄以己意推测，其结果，必将以为自古至今，不过如此。实系因缘起灭的现象，都将认为天经地义，不可变更。这就将发生许多无谓的争执，不必要的保守，而进化的前途被其阻碍了。所以近几十年来，实在是学术上的一个大进步。而其在社会组织方面，影响尤大。

……禁例……施诸同母的兄弟姊妹的，后来渐次扩充至凡同母系的兄弟姊妹，都不许为婚，就成所谓氏族了。此时异氏族之间，男女仍是同群的，此一群之男，人人可为彼一群之女之夫；彼一群之女，人人可为此一群之男之妻；决无所谓各别的夫妇。其后禁例愈繁，不许相婚之人愈多。

……

现代的家庭，与其说源于人的本性，倒不如说是源于生活情形（道德不道德的观念，根于习惯；习惯源于生活）。

据社会学家所考究，在先史时期，游猎的阶级极为普遍。游猎之民，都是喜欢掠夺的，而其时可供掠夺之物极少，女子遂成为掠夺的目的。其后虑遭报复，往往掠夺之后，遗留物件，以为交换。

此时的掠夺，实已渐成为贸易。女子亦为交换品之一。是为掠夺的变相，亦开卖买的远源。

掠夺来的女子，是和部族中固有的女子地位不同的。她是掠夺她的人的奴隶，须负担一切劳役。此既足以鼓励男子，使之从事于掠夺，又婚姻之禁例渐多，本部族中的女子，可以匹合者渐少，亦益迫令男子从事于向外掠夺。所以家庭的起源，是由于女子的奴役；而其需要，则是立在两性分工的经济原因上的。与满足性欲，实无多大关系。

原始人除专属于他的女子以外，满足性欲的机会，正多着呢。

只有农业是源于搜集的，最初本是女子之事。低级的农业，亦率由女子任其责。其后逐渐发达，成为生活所必资。此时经济的主权，操于女子之手。田土室屋及农具等，率为女子所有。部族中人，固不愿女子出嫁；女子势亦无从出嫁；男子与女子婚者，不得不入居女子族中，其地位遂成为附属品。此时女子有组织，男子则无，所以社会上有许多公务，其权皆操于女子之手，实为女子的黄金时代。

所谓服务婚的制度，即出现于此时。因为结婚不能徒手，而此时的男子，甚为贫乏，除劳力之外，实无可以为聘礼之物之故。

其后农业更形重要，男子从事于此者益多。驯致以男子为主，而女子为之辅。于是经济的主权，再入男子之手。生活程度既高，财产渐有赢余，职业日形分化。如工商等业，亦皆为男子之事。个人私产渐兴，有财富者即有权力，不乐再向女子的氏族中作苦，乃以财务偿其部族的损失，而娶女以归。

于是服务婚渐变为买卖婚，女子的地位，又形低落了。

……

资本主义的社会学家说：这不是野蛮人不知道父与伯叔父、舅父之别，乃是知道了而对于他们仍用同一的称呼。殊不知野蛮人的言语，总括的名词虽比我们少，各别的名词却比我们多。略知训诂的人皆知之（如古鸟称雌雄，兽称牝牡，今则总称雌雄，即其一例）。既知父与伯叔父、舅父之别，而仍用同一的称呼，这在我们，实在想不出这个理由来。……殊不知大同之世，“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生物学上的母虽止一个，社会学上的母，在上一辈中，是很普遍的。

……

社会之所以有组织，乃是用以应付环境的。其初，年龄间的区别，实在大于两性间的区别。所以组织之始，是按年龄分辈分的。而婚姻的禁例，亦起于此。到后来，便渐渐依血统区别了。

……

同姓不婚的理由，昔人说是“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好像很知道遗传及健康上的关系的，然（一）血族结婚，有害遗传，科学上的证据古人未必尽知道。（二）而氏族时代所谓同姓，亦和血缘远近不符。（三）至谓其有害健康，当时更无此说。然则此等都是后来附会之说，并不是什么真正的理由。以实际言，此项禁例，所以能维持久远的，大概还是由于《礼记·郊特牲》所说的“所以附远厚别”。因为文化渐进，人和人之间，嫉妒之心，渐次发达，争风吃醋的事渐多，同族之中，必有因争色而致斗乱的，于是逐渐加繁其禁例，最后，遂至一切禁断。而在古代，和亲的交际，限于血缘上有关系的人。

婚礼中的聘礼，即系卖买婚的遗迹，古礼称为“纳征”。《礼记·内则》说：“聘则为妻，奔则为妾。”《曲礼》说：“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则买妾是真给身价的，聘妻虽具礼物，不过仅存形式，其意已不在于利益了。

……

礼经所说的婚礼，是家族制度全盛时的风俗，所以其立意，全是为家族打算的。《礼记·内则》说：“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尤可见娶妇全为家族打算的情形。

……

当这时代，女子遂成为家族的奴隶，奴隶是需要忠实的，所以贞操就渐渐的被看重。“贞妇”二字，见于《礼记·丧服四制》。……

虽然如此，罗马非一日之罗马，古代疏松的婚姻制度，到底非短期间所能使其十分严密的。所以表显于古书上的婚姻，要比后世自由得多。

女子求去，自然也有种种条件，为法律习惯所许可的，不过无传于后罢了。观汉世妇人求去者甚多（如朱买臣之妻等），则知古人之于离婚初不重视。夫死再嫁，则尤为恒事。这是到宋以后，理学盛行，士大夫之家，更看重名节，上流社会的女子，才少有再嫁的，前代并不如此。

《礼记·郊特牲》说：“一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嫁。”这是现在讲究礼教的迂儒所乐道的。然一与之齐，终身不改，乃是说不得以妻为妾，并非说夫死不嫁。

《白虎通义·嫁娶篇》引《郊特牲》，并无“故夫死不嫁”五字；郑《注》亦不及此义；可见此五字为后人所增。

郑《注》又说：“齐或为醮。”这字也是后人所改的。不过郑氏所据之本，尚作“齐”字，即其所见改为“醮”字之本，亦尚未窜入“故夫死不嫁”五字罢了。此可见古书逐渐篡改之迹。

后世男子的权利，愈行伸张，则其压迫女子愈甚。此可于其重视为女时的贞操，及其贱视再醮妇见之。

女子的守贞，实为对于其夫之一种义务。以契约论，固然只在婚姻成立后，持续时为有效，以事实论，亦只须如此。所以野蛮社会的风俗，无不是如此的，而所谓文明社会，却有超过这限度的要求。此无他，不过男权社会的要求，更进一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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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渤海隆之 发布时间：2020-04-20 17:34:41

  人类是非团结不能进化的，团结的范围愈广，进化愈速。

  中国文联出版社2016年10月第1版

  2018.11.09购

  2020.04.21读

• 作者：似火年华 发布时间：2021-06-22 22:09:12

  老吕古书可能没少背，引经据典的把我整的有点懵，关键他还不给你翻译。还是有点难啃的。好在他实在是渊博，所以大概总能得到最客观的史实和见解。毕竟是自幼就专学历史的人

• 作者：马上到站 发布时间：2018-04-24 13:34:23

  讨论遵循“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营造为中心，以洞窟空间层次、壁面龛像的空间关系为基本点。第二章论选址，指出云冈石窟处于交通要道路旁，主要就是为了祈福和教化，僧人修禅则在别处，这与早期石窟非常不同。第三章论外部崖面，主要是河滩、阶地的位置，以及从何处开始斩山。第四章是核心，分析各大窟的营造过程，不过内容较为模式化。（1）描述洞窟基本状况，（2）空间层次（上中下或上下空间的布局），（3）壁面龛像关系（组合、打破、避让、依附，以此可判断修凿顺序），（4）与旁窟的关系（若有），（5）总结开凿过程。第五章则对施工工事，比如工具、用工量、组织，进行了讨论，将施工分成分层施工和统一施工两种，各有优劣。同时还讨论了施工中遇到问题的解决办法，窟群的设计，龛与窟的关系，像窟到室窟的转变等问题。

• 作者：0aizai0 发布时间：2021-01-19 16:10:09

  中国文联出版社。内容是好内容，但是版本不太好，要是页数再多一点儿就好了，字太密了，四周空间太小，纸也很薄，看着难受。

• 作者：波力海苔 发布时间：2019-09-07 23:12:58

• 作者：Kinopio 发布时间：2013-12-08 15:15:58

  竟然有条目= =努力看看吧

• 打好历史基础再看此书

  作者：大魔王 发布时间：2016-02-08 16:21:00

     这本书就像一本高阶段武术秘籍一样，只有具备相当的功底之后，才能读通读懂。

      吕思勉被称为史学四大家，他的这本著作确实对得起这个称号。之所以说要有基本功底才能读懂这本书，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这本书不是以时间为轴陈述历史事件，67%，也就是大概三分之二的篇幅是以主题形式进行述论，历史事件进行了极大压缩。所以，读者要有一定的历史知识储备。

      这本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分为18个主题，分别是婚姻、族制、政体、阶级等等；下编按时间顺序叙述历史。

      以主题形式开始，意味着，读者必须对中国的历史有了相当的了解。就像莫提默艾德勒《如何阅读好一本书》中所写，读书分为四大阶段，主题阅读是第四阶段，也就是最高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对读者的要求是最高的。

      以第八章《赋税》为例，如果你不了解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的情况，就不知道为什么废除井田制，为什么盐铁专营；如果不了解各个朝代盛衰情况，人口变化等情况，就无法参透为什么有时以人头收税，有时以田地收税，有时以资产收税，有时又以人头+田地为标准收税。

      在十一章《实业》中，讲到农业的时候，一段话里面就引用了《汉书艺文志》《管子》《齐民要术》《周官》《农桑辑要》《农书》《农政全书》这七本书的内容！这仅仅是一段文字中的引述。

      再比如，讲到三国时期，区区几百字就完事了，里面密密麻麻的人名和地名，用极其简单的连接词连接起来。如果不了解这段历史，相信谁看谁头晕。

  

      没有基本功，能读得了吗？

      二、这本书采用夹叙夹议，兼有考证意味形式写成。作者已经默认读者不是为了看历史而读这本书，而是为了思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历史而阅读。作者写这本书的时候，中国的历史书已经很多了，他写的话肯定不是抱着科普目的写的。就像唱歌一样，他一唱就把调子起得很高。

      吕思勉有很多观点颠覆了教科书给我们的塑性。我们历史书上都学过汉武帝多么牛，霍光多么厉害，秦始皇多么暴政。但是，吕思勉在陈述、类比了大量历史事件之后，得出了自己的观点。

      以汉武帝为例，吕思勉大概意思就是说，汉武帝并没有大的谋略，“和秦始皇的多所作为，要加重人民的负担的，大有不同。在私有财产制度之下，人人都急于自谋，你只要不要去扰累他，他自然会休养生息，日臻富厚。（第二十八章《汉武帝的内政外交》）”在接下来一章里，他又说：“武帝生平溺于女色，他大约是个多血质的人，一生行事，全凭一时感情冲动，安能有深谋远虑？”

  有没有颠覆你的既有观点？

      再举一个例子。在讲到五代十国中梁太祖时，他说：“梁太祖的私德，是有些缺点的，所以以前的史家，对她的批评，多不大好。然而私德只是私德，社会的情形复杂了，论人的标准，自亦随之而复杂，政治和道德、伦理，岂能并为一谈？就算篡弑，也是历代英雄的公罪，岂能偏责一人？老实说：当大局危难之际，只要能保护国家、抗御外族、拯救人民的，就是有功的政治家……”

  啧啧，各位看官，有没有颠覆你的既有观点？

      论述简洁，观点较多，初阶读者的噩梦，也是中高阶读者的所爱之处。

  三、这本书语言采用半文半白，读起来比较吃力。

      吕思勉旁征博引不必说了，整本书很有厚度，信息量相当大。但是，鉴于所处的年代，语言采用的半文半白。这大大降低了阅读速度和快感，也削弱了理解能力。

      正如爬坡赶路，你觉得吃力了，说明你在走上坡路。不要感觉难，一点点啃，总会有收获的。

• 《吕著中国通史》——云龙细看方可辩

  作者：须臾之间 发布时间：2006-09-15 21:33:22

  中国二十世纪，有两部半的通史，最为值得称道，它们都成于1937年至1949年之间。受西风渐入影响，此辈学人视野更为开阔；在见解上，既继承了传统史书的春秋笔法，又借五四新风跳出了传统史书的固见，更为重要的是，尚未受到此后马氏史观的干扰，显得尤为璀璨！特别是1935年后，与邻为恶者乱我华夏，遂呈现空前未有的民族危机与救亡图存之高潮。民族忧患最深重的时期，又正是民族学术生命力特强，放出异样光彩的时期。逆境行进，彰显出特别的学术价值与社会意义。

  吕思勉，字诚之，长于经学﹑文字学﹑文学，与钱穆曾有师生之谊，宾四先生对其爱戴备至，印象至深。《吕著中国通史》分为上下两册，两册内容不均，前者占了全书的三分之二。上册于1940年出版，按章节分为婚姻、族制、政体、阶级、财产、官制、选举、赋税、兵制、刑法、实业、货币、衣食、住行、教育、语文、学术、宗教等十八个专题，内容之广泛，完全与今“大文化”涵义相合；下册则晚至1944年出版，以时间顺序起自黄帝而至民国止。

  宾四先生的《国史大纲》以治诸子入手，全书贯穿于思想文化的脉络，读来一气呵成，胸有成形；但是，于思想文化之外的其它文化内涵，则颇显不足。与此相比，诚之先生的《吕著中国通史》则恰好可补其不足，全书含盖之广、立论之准，却非《国史大纲》所能比拟。宾四先生的弟子严耕望强称，“目前所有各种中国通史中，仍以宾四先生的《国史大纲》为最佳”，但又建议“导读可以钱先生书为主，以吕思勉先生的几部断代史为辅。因为钱书才气磅礴，笔力劲悍，有其一贯体系，一贯精神，可谓是一部近乎‘圆而神’之作，所以讲者可以拿他作为一条贯串的线索……吕书周赡绵密，可谓是一部近乎‘方以智’之作，所以讲者可以拿他作为钱书之辅，以济钱书之疏阔。”此评论诚为是也！

  这两部通史，在风格上可谓窘异，小子不学，姑妄论之。读《国史大纲》，如观龙游于云，气势雄浑旖旎，大迹可循而不识其形，连呼过瘾之际，却不免叹神龙见首不见尾。而读《吕著中国通史》，则如拨云见日，爪鳞晰晰可查矣。以下评论引自《中国通史编纂百年回顾》（王家范）：

  吕思勉早年受康有为“大同希望及张三世之说”影响至深，乎昔就十分关注民间社会的生计，大至水利、赋役、吏治，小至百姓饮食起居，历史考察深入至社会日常生活，尤精心发掘史籍中社会各项制度的变迁情节，这在同辈史家中应屑罕见。自述一生思想经历“三次变化”：由钦佩康梁向往大同，进至信服法家，1930年前后转而服膺马克思学说。他对马克思的“大同”理想与重视社会经济的作用两点最为服膺（于阶级斗争一说则颇有保留），而这恰恰是与先生内在的精神气质相契合，并非随风跟进。因此《吕氏中国通史》的“一贯精神”，却在指示社会进化以制度的缓渐变迁最为紧要。政治、文化均随经济而进，势异则事异，各种制度也就显示出可以分辨的历史演化轨迹．因此，在先生看来，把握制度的细微变化，理清社会生活各方面来有因、去留迹的变迁路向，是史家阐释和理解人类历史不断渐进的重要依据，中国自不例外。

  《吕著中国通史》在述论“理乱兴亡”与“典章制度”两大方面均有出色成就，后者尤胜于前者。顾氏在《当代中国史学》中即称此书“纯从社会科学的立场，批评中国的文化和制度，极多石破天惊之新理论”。制度研究，特别是贯通古今、涉及全方位的制度沿革，要从琐细繁复的史料中梳理出明晰的头绪，没有特别大的阅读量不能办，没有比较鉴别的功力更不易跳出“深井”。由于先生此前已有长期研究积累，不仅厚积薄发，且提炼更趋精粹，这是当时许多人想做而难以做到的。先生以期望中国进入新时代、走向世界“合流”的特殊史学关怀，考辨中透出的议论，确多有不同凡响之处。如论婚姻以男女平等为旨归。预言家庭制度必当改革，论财产谓均贫富宗旨虽善而方法未善，是不谙现实变化之故，论阶级称“铲除阶级自是美事，但盲动则不免危险；且亦非专用激烈手段所能有济”；论政体推崇民主原理，但感慨中国无代议政体的历史条件，急转直下，“而成为现在的党治”等等，都是由丰富的本土历史感生发出来的思想火花，思虑特别的深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