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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夜宴小芸豆 发布时间：2021-04-11 16:20:19

  戏剧考研班开课前在图书馆翻到的。紧急复习了一下重点知识。但是我感觉不应该拿教师用书。

• 作者：丛林宜歌 发布时间：2016-04-13 16:05:23

  难道我真的相信语言能抓起我的头发，把我直直拉起，升入自由的空中？但如果不相信了，就无法再支撑下去，无法飞翔，被困在这里，这把椅子上面。

• 作者：然燃bjy 发布时间：2022-06-03 17:35:09

  软考必读

• 作者：F–A♭–F 发布时间：2011-05-07 22:50:19

  便攜,但不全

• 作者：cal 发布时间：2023-10-24 00:22:09

  看之前:这么厚，可见功底。看完后:翻来覆去说，真是又臭又长，没有多少惊喜……苏力老师说得对，有病，得治

• 作者：Timing 发布时间：2019-06-16 18:07:34

  1921：生活是美好的，有善良的动物和人；有诗性的相遇，诗样的爱情；有善良的馈赠，有浓浓的乡情。多次提及莱蒙托夫。

• 全书概要

  作者：这是浩浩 发布时间：2024-05-16 23:57:39

  第一章 军政关系及军阀话语研究概述

  引言：大国学之视角与思考

  从历史存在角度考察，军人政治堪称世界普遍现象。在东方国家中，中世纪与近代日本都是军国主义的政治典型。进入近代天皇制之后，凭借现代化的装备与技术，日本的军人政治有了新的表现形式，支配国家政治的军人及其集团被称为“军阀”。由此出现并发展于日本社会的军阀话语，直接构成为传入中国以表述军阀问题的话语源头【P1】。在古代与中世纪的中国，国家体制总体上是“文主武从”，属“文治”社会范围，不过其间亦出现过军人专制与军人割据现象，特别是近代中国出现了一段军阀之名与军人政治实在现象联结为一体的“军阀”时期，也出现了当时国人“化阀为军”，并重建“非阀之军”的整合军政关系诉求。循“军阀”之名而探索其义，即知古典“军阀”的军功叙事，转义为近代批判型“军阀”，需要同近代日本以及西方国家政治现象比较，再现近代中国军政关系演变之轨迹，准确把握军阀话语的跨域传输及其学术内涵【参见P2】。军人政治的产生是军政关系失衡的产物，而军人政治的研究与评判，离不开对于军政关系整合的实践模式的考察【参见P4】。

  关键词及研究内容概说

  “军政关系”对应的英文词汇是Civil-Military Relations，对应的日语词汇有“政军关系”“民军关系”“文武两权的关系”等，中国海峡两岸则多使用“文武关系”一词。本书试图以军人、军事力量为主体，考察其与国家体制的关系，包括军事与政治关系的全面研究，故采用“军政关系”一词【参见P6-P8】。如果实施限制军人政治权力的“差别主义”原则，国家整体模式属于“文官控制”，综合而言即是“文治”型军政关系；反之，社会的“军人至上”与权力系统由“武官控制”，即是“武治”型国家，其典型即为军国主义的军政关系。在日本学界，“差别主义”一词是与“平等主义”相对的概念，其含义是“对于军人参政权利的否定”【参见P9】。虽然来新夏等学者质疑从军政关系角度考察军阀问题的研究方式，不承认“文治”与“武治”的区分，强调任何统治者都是文武兼资而非单纯使用一种方式，但作者认为，从全局的史实范围考察，国家体制与结构上的文武关系区分不仅是存在的，且是制约统治方式、决定施政策略的主导因素，军国主义国家所推行的“武治”政策与“政党政治”等“文治”国家的军事政策必然具有体制属性的基本差异，故而“军政关系”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参见P10-P11】。

  “军阀”是本书的一个核心概念。在中国学界，定义“军阀”的标准大略相同却不尽一致；在日本学界，“军阀”主要指军方利用特殊地位，违背差别主义的法制规则，操控国家政治的不法军人或军人集团【参见P12】。作者认为，百年来的军阀论著对“军阀”的定义歧见纷呈，多为“是什么”的直言判断，缺少“怎么样”及“为什么”的客观描述，且受制于传统文治主义，多取否定性的思维定式，“有军即阀”的绝对化观念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加之政党北伐革命史观的作用超出国共两党党史研究领域，具有多方位的影响力。作者认为当前研究的关键是反思传统文武关系观念的绝对化倾向，超越政党北伐史观并改进研究方法，以正确把握军阀话语中的军事与政治历史【参见P12-P13】。

  本书对“军阀”的定义：“民国时期所谓军阀，实指近代社会政治转型时期军政关系失衡条件之下，逾越法制规则与文化道义的军事人物或其权势集团，表现干权弄政、割据地方、拥兵好战诸多特征。总而言之，军阀是对于坏军头干坏事的批判性用语，是同推进社会发展的健康的军事力量相对立的形象称谓。”【参见P13】

  军阀话语的贬义因素植根于社会各界对于军阀的“法”与“德”的质疑与批判。法制规则与社会道义两大尺度的平衡运用，是对于核心概念进行界定和运用的认识前提【P15】。

  研究对象与研判方法

  既有的“军阀”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其“实在”的现象（集团人物、战争经过、派系纷争等）方面，但许多学者对既有的“实在”研究进展不能满意【参见P16】。进入20世纪80年代，军阀学术研究进入真正的黄金发展阶段，但相对其他专史仍处于后进状态，受制于“正统观念”及非学术的消遣性“史话”现象，并未根本消除，最为薄弱的环节在于军政关系演变及兵权参政合法性等专题研究【参见P17】。

  “军阀”概念在中国带有鲜明的贬义情感倾向，带有强烈的批判情绪，虽然部分学者主张在学术研究中用其他词汇替换该词，以实现史学研究的客观中立，但在中外学术著述之中，“军阀”仍被持续不断地运用。作者认为，学界既有的“非学术用语”的说法不无反思的积极意义，但并不能否定或放弃对于这一概念的运用与研究【参见P20】。

  民元前后基于传统的文治主义，确立了约束兵权参政的法制规则，以兵权参政为非法。但由于当时动荡局势下的特殊条件，“兵权”一度担任了现代转型过程中的推动力量，兵权参政所具有的必然性质，仍然获得了不同程度的社会认知，出现了对于兵权参政的正面的评价。但进入了国家权力中枢的“兵权”，后来主要是作为军阀角色，不断受到有关合法、合道性的质疑，终于被置于受批判的角色。故兵权参政所获评价的变化过程，显示了两种相反的评价尺度及其叙述结论的存在与互动，值得研究者加以深思【参见P21】。

  本书各章要点简介

  第二章 学术研究状况及问题分析

  问题形成与民国时期各类文献

  汉字“军阀”概念的形成与传播阶段：①北京政府时期（1912－1928），包含概念的输入、诠释与应用过程，也是军阀话语形成及开放式研究时期；②大陆内外战时期（1928－1949），在政党史观、革命史观支配之下军阀话语的运用与政治定型时期；③两岸对峙时期（1949年至20世纪70年代末），军阀学术的复苏与发展时期；④两岸的解禁与开放时期（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尽管诸多学理及史实问题尚未根本解决，但由于大量史料的发掘以及思想史观的解放，成为军阀学术研究真正的黄金发展阶段【参见P27】。

  在“军阀时代”，相关作品（高一涵、吴稚晖、王恒、王世杰等）的研究范围主要涉及什么是军阀、谁是军阀、怎样消除军阀等主题，在理论上而不只是反对立场上研究蒋介石等南方革命党军事首领是否军阀的现实政治主题【参见P31】。20世纪30－40年代的“军阀”与军政关系研究遭受战争形势的影响，但所产生的多方面学术成果，仍然使军政关系与“军阀”研究的草根属性得到较为充分的发育，文治主义的传统底蕴与舶来语“军阀”的批判语境相结合，“军阀”的界定内涵趋于稳定，对于北伐对象的批评功用被坚持下来【参见P34】。自国民革命北伐成功，国共两党先后执政，政党的解释体系依据权力而取得了稳固的主导地位，以至于迄今两岸的军阀与军政关系研究领域，北伐革命史观一直发挥着支配性影响【P41】。

  50年代后海峡两岸研究概述

  在大陆地区，该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综论性研究成果是来新夏《北洋军阀史稿》及其基础合编而成的《北洋军阀史》，其他研究成果主要围绕军阀产生与形成过程、军阀性质特征、军阀人物传记等，但以军政关系或党军关系为主题的成果并不多见【参见P45-P46】。

  台湾学者综合引进西方军政关系研究成果，展开政治学、社会学等跨学科领域的分析探讨，无论是在军政关系体制的源流结构以及其理论解释，还是其研究方法改进等问题上，都有较大创新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台湾学界对于“勾结帝国主义”等传统的判断要素作了较大修订，对于北洋军事实力派地位作用有了正面评价。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扬弃了北伐党人当年的宣传论点，改变了胡梦华、张其昀等遵奉权力中枢指示而作的权威式结论（因帝国主义的刺激而编练新军，终因新军造成军阀，中国新军史是一部中国军阀史）【参见P38、P56】。

  海外研究学术史回顾

  日本学界的中国军阀专著虽然数量不多，但其注重军政关系角度的研究方法，是日本学界的特色【P63】。美国的战后中国军阀研究，以比较政治学和现代军事力量发展考察为脉络，形成为不间断的递进势头，自20世纪50年代的派伊、鲍威尔，六七十年代的韦慕庭、谢里登，到八九十年代的麦科德、林霨等，还可以加上享有盛誉的亨廷顿的军政关系理论【参见P82】。

  对于中外学术史之若干问题的归纳整理

  学界先行研究的类型：①政治学领域的军阀用语及其学理研讨（逐步摆脱北伐革命史观束缚）【参见P83】；②军事学视角（对现代军人历史地位及其进步作用的论述逐渐增长）【参见P84】；③历史学领域的军阀史研究及其传统论述的发展与变化（北伐革命史观仍占有支配地位）【参见P85】；④军政关系等跨学科综合性比较研究（在西方学界发展较快、成果较多）；⑤军阀话语研究【参见P86】。

  民国时期的李大钊、陈独秀、梁启超及当代的张玉法、李新、章伯锋、来新夏等都讨论军阀定义，主要包括私兵、地盘割据、武治等要素，其中“私兵”又是历来一致公认的标准【参见P88】。此后，伴随研究推进，“私兵”标准的运用分歧加大，例如张玉法很强调这一要素，但来新夏认为不够确切【参见P89】。辨析“私兵”之焦点在于掌兵者的为私与为公的区分，即集中于主观谋取“公益”抑或“私利”之辨，体制关系的研究反而显得淡漠了。因此，作者主张重新关注军政关系的研究角度，从国家体制角度判断军阀是否为军阀，并澄清“军政关系”的真实内涵【参见P90】。

  关于将“勾结帝国主义”作为判定军阀的尺度，这种观点的形成主要是国、共两党对于时局（特别是针对北方政权）的批判之语，战后大陆学界大多认同这一批判，而今海峡两岸越来越多研究者不再使用这一说法【参见P91】。一些军阀代表性人物如张作霖、段祺瑞等人，相关研究已经大体上摘掉了他们头上的卖国的大帽子，吴佩孚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史实也得到普遍认同【P93】。

  传统的军阀形象通常被描述为无文化、无思想的赳赳武夫（如陈志让、张玉法等），但来新夏、张朋园、冯兆基等指出军阀仍然是具有理论见识、有思想作为行动指导的人物【参见P93】。

  第三章 传统文治与近代差别主义法规限制军人干政

  传统文治主义与晚清军政变革

  关于古代军政体制的观念基础。古代儒、法、道、墨以及兵家等主要的政治思想流派均无好战黩武的言论，各家所倡导的“非兵”、“慎战”及其历史实践，发展为文主武从或重文抑武的指导原则，并为历代王朝所沿袭，构成了传统军政体制的文治特征。在文治主义的指导之下，举世闻名的四大发明，其功用主要运用于文化与科技而非军事，火药对于兵器的改进作用，亦是在西传之后发生的。中国军人的武神关公，被塑造为秉烛夜读的文人形象；另一武圣人岳飞，主要精神是“精忠报国”。传统的文治主义及其“非兵”、“慎战”原则，在历史上曾有效地发挥了政治平衡作用，确保中华文明有数千年的延续发展。但是，在宋以后传统文治逐步走向极端，武德被过分削弱，严重危害了国家安全。晚清国防力量的崩溃，导致连续战败，迭受外侮。在民国以来的论著中，虽有少数学者强调传统中存在暴力主义倾向，但多数从正面角度认定文治主义的存在及其重大作用【P105】。传统的“文治”，在中国近现代转型期间，发挥了两面性的影响和作用，而近代中国的武装力量建设与军政关系的建立，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中展开的【P107】。

  关于正规发达的常备军与武装力量中央控制。中国古代军制自秦汉直到晚清的八旗、绿营，国家军队都是由中央（皇权）牢固掌控的、专业性的武装社会集团。中国两千余年中央集权之下强大的国家常备军体制，实为古代国家统一原则之需要。这样的政治原则及其军政关系表现，与中世纪的欧洲领主及日本的幕藩体制下的私兵制度，是一种鲜明的对比；而与近代欧、美国家常备军制以及常备军体制相比较，则显然有相通的因素【P111】。

  关于文武分途与文治主义。与国家常备军体制密切相关，古代中国军政关系的另外两项重要制度，是武官的职业化、专业化，以及“文重于武”的官职序列，这两项制度都是在“士”阶层文武分化进程中形成的，是古代中国的文治主义的集中表现【P112】。中国的文治主义是与军国主义相反、而与现代西方政治的文官控制相通的政治形态。它达成了古代军政关系的相对平衡，保障了既有中央专制主义的运作与延续。中国古代“文治”延续两千余年，是为世界政治史所仅见【P116】。

  关于晚清“督抚专政”与新军编练。在国家经制兵八旗、绿营战斗力衰落，以及湘、淮军及防、练军的先后组合过程中，出现了督抚专政的兵权膨胀现象。督抚职辖文武、军事属性胜于以往，但并没有脱离文职序位。督抚专政表明晚清军制危机不断激化，推高了军制变革的必然性。变革有可能坚持文治的方向，亦有可能推出一批新的军事强人，其结果取决于诸多实际的社会政治因素。总体上可以肯定，晚清新军编练直至北洋陆军的成军与发展，国家武装力量的中央化与文治属性尚未出现根本性的颠覆【P126】。

  关于新军编练的文职与武职关系。民初“都督专政”的出现，从根本上冲击了晚清“督抚体制”的文治性质，开启了转变为“军人体制”的大门。故从“督抚”专权演变为民初“都督”，进至“督军”的过程，即为传统文治转向民国“军人体制”即“军人政治”的形成过程【P129】。

  综上所述，传统观念文化、国家常备军体制衰落与更新，以及文武分途的官职体系等因素，共同决定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结构成分，也是近代中国军政关系演变及军阀现象形成的基本环境，而在晚清军事力量重建过程中所出现的从督抚向都督再至督军的进程转换之间，社会革命又是其程序演变的极为关键的启动因素。同时，外来因素的渐进影响和强力冲击，也与这样的基础环境与启动契机交织在一起，终于产生出近现代中国这一段特殊的“军阀时代”【参见P129】。

  近现代西方军政关系模式东传

  关于近现代欧美国家军政关系的实践与学说。欧美国家在迈向近现代之际，需要告别中世纪的民兵制度，解决要与不要整建国家军队的问题【参见P130】，马基雅维里、克劳塞维茨是相关讨论的代表人物。西方国家地理广阔，国别众多，对军队加以政治控制、实施差别主义法制规则的方法与形式不尽相同，却有一个基本相同的要点，即文官控制以政治中立而得到各社会集团认同【参见P131】。近代西方差别主义的形成可追溯至英国革命，最终文职系统控制了国家武装力量，军政关系法则逐步稳定下来，大体适应了后来二三百年的立宪政治要求【参见P132】。在美国、法国、德国的军政关系演变史中，文官控制的特点都很明显。

  关于近代日本军政关系演变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亨廷顿认为二战结束前日本拥有世界上“最为政治化的军队”，认为日本军官团是世界上最缺乏职业精神的军事主体，是军国主义体制的典型表现【参见P140】。日本决策学习德意志帝国，其基本目标在于确保军事力量不受国家权力机关支配，维护军队在国家体制中的独立地位，明治政府为此而制定了差别主义法规。但在实际运行之中，军权与政权之间逆反摩擦，差别主义不但没有约束军队的政治僭越行为，却相反地保障了军部不断积累优势，攫夺越来越多的权利。限制与反限制的结果，是军权的膨胀和差别主义原则的形同虚设。日本差别主义的制定与打破的过程【P148】，是一个渐进的军人政治化的形成及军权势力的膨胀过程。军权势力地位不断被强化，逐步演变出军部与政府并重、构成国家的双重权力中心事态。直到1936年“二·二六事件”之后，军部权力终于战胜政党势力，军部与政府并重的“二元政治”被统一到军部的一元化霸权之下【P148-P149】。日本政党势力虽然在政治运作方面不断遭受失败，但在其活动过程中产生了在汉字文化圈内的完整的军阀话语体系。日本的“军阀”概念满足了大正民主运动批判军阀专制主义的理论需要。日本是通过战争方式成为东方率先转型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军阀”概念在此过程中由民权派思想家率先提出，反映了人们对此问题的关注和认识，也显示了理顺军政关系的时代性政治任务【P152】。

  关于东西多国军政关系模式的认知与讨论。第一，日本学界有关军政关系研究的新观点，实际说明东、西方近代政治动向既有相通的轨迹，同时也有各自的演变方向。近代东方军政关系形成与发展之复杂内容，并非通行的西方理论所能完全解读。为此，确实需要建立相适应的较为完善的新的解释体系【P155】。第二，军人阶层在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作用，这是一个充满矛盾、却是多数国家难以避免的历史现象。亚当·斯密他认为军权同专制主义并无绝对关联，认为只要建立了稳定的政军关系，无论军权还是民政的权力形态，都就能保障民主与自由的发展。亨廷顿等尤其重视军人职业化、军政关系平衡等观点均可溯源于亚当·斯密【参见P157】。第三，关于西方国家约束军人参政权力的政治实践问题，东、西方学者都有较多的总结【P158】。

  民初军政关系整合与差别主义法规确立

  在民元前后“旧三派”政治格局中，立宪派逐渐分化，经官僚派与革命派的两极政治，构成了民国兵权政治与政党政治的对抗，最终出现了南北之间的战争格局。这是明确的、也是歧见极大的民国政治史发展脉络【参见P168】。在辛亥革命爆发与民国建立过程中，新军将士成为革命的主要力量。不只是高级军官参与国政的策划与指导，不少中下级军官和士兵也通过多种渠道加入革命活动。新军的革命活动得到广泛的社会认同，换言之，革命时期的新军获得了介入政治的道义认同，限制军人参政的差别主义原则于是被打破。新政权建立后，从军队中产生的一批革命领袖，或正式成为新政权的领导人，或身居军营而操弄政潮，构成了分布于文武两界的军事政治强人。袁世凯死后，这一势力集团直接站到政治前沿，推动政潮【P169】。除上述政党与兵权两大系统，尚有无党不军的政治人士，多由知识分子及工商实业人士等构成，主要倡导民主宪政的政治主张，但其队伍及力量均不稳定。所以，民元前后废除皇权的社会转型，发展出各政治派系的日趋激化的政治斗争，并逐渐集中为政党势力集团与军事势力集团之间的角逐【P170】。在民国建立后的较长时间内，新兴政党的成长道路曲折，不能直接左右国家政策。正是在民元前后转型环境与宪政规则不完善的条件下，各实力派的性质、力量、特征等因素共同决定了“公开竞争”的环境格局，各实力派需要在多方面竞争中寻求胜出。许多政治问题的解决越来越多的依赖武力的竞争，军事实力派由此而成长为有力的一极。不过军事实力派的兴衰，既受益于特定时代环境的政治参与的道义认同【P172】，也受制于常态的参政规则及差别主义的限制，其发展前景仍是有限的【P172-P173】。中国的政党政治在此“公开竞争”之中，代表着现代政治的发展方向，通过自身调整政策，改组队伍，充实实力（主要是逐步发展政党所属武装力量），终于在20世纪20年代之后取得了对于北洋实力派，即通常所称“军阀”的绝对胜利，通过政党政治形态成长为现代中国政治的权力核心【参见P173】。

  北洋政府时期，自袁世凯开始便积极推行“军民分治”政策，但由于各方实际利益冲突及政见分歧，军队统帅关系，还有其他军政关系诸方面重要问题未获最后解决，军人政治并未被削弱，相反愈演愈烈，形成从中央到地方的军事势力派专权，即通称的“军阀”现象。目前学界（特别是国内论述），多数是承袭革命党人的批判史观，对北洋政府军民分治政策持完全的否定批判结论。然就裁减冗兵，整合文武关系，让兵权回归国防治安本位的角度而论，军民分治理应成为民初政权的政治任务，其实践结果，包括职官设置几经变化，促成了省区级的军政分离体制逐步趋于稳定，其基本理念也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参见P181】。民初的裁军及军民分治政策对于民国军政关系整合的积极意义，无论就其制度层面还是思想文化内涵方面，都是客观存在的。军民分治政策的提出及其推进，离不开传统文治主义的深厚基础，其实践促成了制度法规及观念上逐步的进步，现代差别主义得到更加广泛的认同【参见P182】。

  所谓“差别主义”，是指法定政治参与的权限范围，现役军人与普通公民有所区别，其基本宗旨在于限制军人的参政权，使军人在政治领域实行中立、保障文官的政治运作【参见P182】。中国现代军事力量虽然发展迟缓，但现代意义的差别主义，在晚清及民初较短时间内，便通过法规体系扎下根来，并推之于实践，带动了社会政治、军政关系以至于思想伦理诸方面出现实质性变化【参见P191】。差别主义的确立是传统文治主义与现代西方民主政治相结合的产物，它既是晚清政治的现实需求，也是由学西法建军、受到西方军制推动的结果。有观点认为中国传统的保守因素太沉重，不利于社会的现代化转轨。但史实说明，传统也包含着积极的因素，文治主义的传统因素不仅与现代民主政治的兵权从政、文官控制原则完全相通，且一直在近代建军过程中发挥着相当重大的影响作用【P194-P195】。

  政党革命及其兵权诉求

  差别主义原则在军中及社会上的反响，其形态表现主要有倡导“文治”或强调非常时期军人有参政权，以及革命党人的军人政治化主张。归纳起来，实质可区分为认同、有条件认同两大类型，完全的反对意见，即绝对主张军人参政的主张，在当时极为少见【参见P195】。差别主义的本质是限制军人参政的权力，作为被限制了的军人，在当时也始终（至少在理论上）承认或倡导这样的限制。无论晚清或民初军人，大体上都是宣传或倡导差别主义法制原则的重要力量【P196】。

  在自由知识界，大多明确坚持文治主义及差别主义的观点。即便批评政党腐败的同时，也坚持批评军人干政【P204】。在当时的中国思想理论界，对于差别主义法规的必要性，即对其焦点的军人参政权的限制与否，认识并非没有分歧，随着社会内外形势的不断复杂化，这样的分歧也日渐加大，主张军人拥有参政权的主张也被明确提出，出现了“军人有参政权”与自由知识界“非兵”的对立【P207】。肯定军人在特殊环境下拥有参政权或限制性参政权的观点，在20世纪20年代的战乱环境中，终于获得了重大的发展契机而形成为体系化的理论主张，并获得了社会话语权的支配地位。这主要是国、共两党等革命党人，包括加入革命政党的军人，在20世纪20年代通过其一系列政治纲领、理论阐述及宣传文件等方式，所建立的独树一帜的有关军人参与革命与政治的理论体系，这就是具有完全创新意义的政党领军学说【参见P208】。从历史全程来看，孙中山与革命党人无论理论主张还是行动策略，都是民国军人政治化的始作俑者。但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军政关系理论的提出，有一个变化过程。在国民革命运动之前的晚清与民初，孙中山也曾经强调过军人不干政原则的意义，但由于革命屡遭挫败，孙中山不得不改变依靠倾向于革命的实力派的政策，转而接受苏俄援助，筹办黄埔军校培训军事人才，从而组建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支党属军队，并提出了一系列的关于革命环境中军人政治参与的理论问题【P208-P209】。最重要的特征是，革命党人的军队政治化与革命化理论，是要求军人在践行政治前提之下服从于政治要求，而非按照军人自身的特殊要求干涉政治。所以，在革命党人提出的军人政治化理论之中，一方面强调军人参政的必要意义，同时又阐释了约束军人政治权力的深刻内容，此点同前述差别主义区别显然但也有相通的基础【P209-P210】。显然，革命党人的政党领军主张，是以限制性参政权方式，赋予革命队伍中军人以新的政治角色，即完成政党政治所规划的军事任务的专业部队的角色【参见P210】。

  第四章 督军团干政与“军阀”话语登场

  府院政争与“军阀”初出

  本书初版认为现代意义的军阀概念出现于1917年前后。本书2023年版认为，拥兵干政意义的“军阀”，在日本文献方面，大致维持在1912年“大正民主运动”时期的用法；在中国文献方面，黄远生《远生遗著》有一篇1913年的评论文章使用了军阀概念，桑兵发现1915年6月《申报》相继两条新闻报道使用军阀一词，1917年《申报》第一次出现了“北洋”与“军阀”连接的用法【参见P211-P212】。

  1916－1917年连续的军人政治性会议及“督军团”活动，显示出军人实力集团已经越来越强力地支配着政局【参见P215】。1916年，中国已经出现南京会议、徐州会议等临时性、组织松散的地域性军人会议【参见P217】。1917年，围绕中国是否对德宣战一事，段祺瑞采用了类似于此前南京会议、徐州会议的军人聚会方式，在北京召集军事会议，导致主战派与反战派分歧事态的复杂化，该事件被媒体称为“督军团干政”，招致社会舆论严厉批评【参见P216】。

  根据现有文献考察，李大钊是最早引进并使用批判性“军阀”概念的中国学者之一，也对于军阀概念中的与帝国主义关系等定义要素的发展，还有中、日军阀特征比较，以及将概念应用于社会政治实践等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P223】。反对军事实力派拥兵割据，批判阻碍国家统一的拥兵都督，是李大钊的明确思想，但他主要批评的对象起初是南方各省都督【参见P224】，后将矛头转向以段祺瑞为代表的北方实力派【参见P228】，将对督军专制主义的批判直接联系到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在广泛的普遍意义上，将帝国主义同中国军阀联系在一起加以批判【参见P230】。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继续使用“军阀”概念及其理论体系，为政治工作服务【参见P231】，并且分析日本军阀的根本精神在于国家，而中国军阀是带有私立性、地方割据性或暴发勃起性的【参见P232-P233】。

  中国古代“军阀”一词主要在军功意义上被使用，相关语词有“藩逆”“戎首”“阀阅”等。现代“军阀”一词是经日本创制后转输中国的词汇【参见P234-P235】。据现有资料，1912年是日本宪政派力量反对军国主义专制的“大正民主运动”的发轫之年，也可能是“军阀”概念创用之年【P239】。根据目前检索，李大钊率先移植新名词“军阀”，以解析中国政治，并在运用中发掘其普遍意义，对军阀话语体系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参见P240】。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现代意义的“军阀”用语在中国的出现与普及时间，可以初步确认为“督军团干政”事件发生后的、具有重要转变意义的“民六年”，即1917年。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钊、陈独秀、梁启超和孙中山等较早使用“军阀”一词者，都是1917年4至5月“督军团干政”事件发生之后，针对当时的时局而使用的【参见P241】。

  陈独秀批评军政人物，反对“武人政治”，但给予一部分“武人”的历史贡献以中肯评价【参见P246】，他不是泛武力主义者，坚守文人政治的理念，要求对军人参政权加以限制，并客观分析军人权势高涨的时局根源【参加P248】。“五四”运动后，陈独秀明确批评段祺瑞为军阀，批判他与日本军阀勾结【参见P250】，反对地方分治名目下南北各种势力割据，并在中共建党后将军阀理论进一步政治化【参见P251】。

  谭平山是北京大学学生，继承了李大钊、陈独秀的军阀理论，对泛军阀理论提出了较为系统、集中的解释【参见P252】。谭平山的实际贡献是，较早地提出了一个逻辑论证较全面的定义式解释，比较系统地归纳了“军阀”的表现特征及其危害，关注到了军阀与国家体制，即与军国主义的渊源关系等问题。谭平山试图通过对“军阀”进行全面定义，直接指导具体的社会革命实践，由此使得本身即富于政治色彩的“军阀”理论实用化，从而打上了鲜明的政党政治烙印【P257】。在本节末尾，作者还介绍了梁启超、胡适有关军阀的表述。

  军阀战争与“军阀”话语之成熟发展

  本节开篇以大量篇幅叙述军阀战争的经过。在这之中，1920年，直、奉两系结成反段联盟，开战前双方大量发表通电，声讨对方罪恶，宣示己方大义在握，其中直军通电批判安福派及徐树铮为“军阀之祸首”，称“彼军阀利用愚民政策”。这是民国时期军阀战争过程中，直接声讨对方为军阀以作战争动员的史例，也是军阀概念被利用于战争的开端【参见P268】。军人使用“军阀”概念攻击对手，难免间接造成自伤，但出于战争的舆论动员的需要，最终还是让军人阶层从社会各界接受了军阀之类的批判性词语，如此军、民互动的结果，推动了“军阀”概念的迅速普及【参见P285】。冯玉祥所运用的军阀表述，其思想内容可以按时间顺序划分为两大部分：以他访苏加入国民党为界，此前为实力派军人的传统批评方式，使用了“拥兵割据”等通用标准作为判断军阀的尺度；其后则与“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加以运用，表现了和南方革命政党基本一致的政治立场【参见P291】。

  随着军阀战争的频繁暴发，社会暴力愈演愈烈，陷入恶性循环。社会各界对于武力的认同状况出现巨大变化，其间不乏倡导裁军与弭兵，反战、反暴力的要求，但也有人大声呼唤武力，致使20世纪20年代成为近代中国的社会军事化要求最为高涨的年代【参见P279】。在这一时期，社会生活的政治化与暴力化倾向愈加严重，甚至到达普遍认为必须以武力解决武力的阶段，而赞成并实际推行这一主张的，不仅有好战的军人集团，也有政治上中立或保守的学人，以及其他各界人士【参见P283-P284】。由此可见，该时期一方面是反战弭兵主张高起与倡导“文治”的重要时期，批评性的军阀话语迅速发展；另一方面也是中国社会的武力认知与“武化运动”的高涨时期。这样复杂而多面的社会环境，为南方党人实践武装革命理论，即国共两党的暴力革命创造了广泛的社会认同条件【参见P284】。

  “军阀”话语中外交流及其内涵与功用

  日本的“军阀”定义的基本要素，是强调军中利用军制特权非法左右国政、干预政治、谋取私利的派阀集团，而干政弄权为其基本特征【P296】。军阀概念从日本输入中国，既作为批判性的实用用语，又被学界纳入研究范围，培育出了深厚的草根性质，成了20世纪用途甚广的常用概念，这取决于中日两国的政党政治力量对抗军权政治的相通特点，当然也依赖军阀概念自身所具有的生命力，以及社会环境的政治文化条件。“军阀”现今用于特定人物、集团、时代的专称，应该是一个社会积淀与学术工作双重结合的产物【P299】。中、日学者关于各自国家军阀的定义差异甚大。综合民国时期以及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国内代表性论点，大多认为武力私有、擅权干政、割据地方、残民谋私、勾结帝国主义以及采用西方兵制、“以中体西用思想为指导”等数条要素为中国军阀评判的基本特征，其评判要素数量远较日本军阀为多【参见P300】。中日两国“军阀”现象的实际区别，是双方历史传统和现代社会环境所决定的。在古代政军关系与文化传统方面，与日本由尚武主义的武士道所支配和以军人为主导的武家政治传统相比较，中国文化传统重文抑武，国家权力组织文武分途，文官高于武官。近代以来，日本步入资本主义强国之路，却由军事派阀擅政，迅速确立了军国主义【P301】。中国“军阀”的判断特征远较日本军阀为多，并不意味中国“军阀”更为典型，但可以说中国社会各界对于军阀现象批评更加彻底【P301-P302】。

  自20年代以来的中国的军阀批判论以及其后多方面的学术成果，充分发育了“军阀”概念的所谓草根性属性，使它全面传输了传统的中华文化的“尚文”底蕴，并使之经过社会转型期的提炼而得到升华。这样的进程，使得中国的军阀话语成长为能够表现复杂历史的叙述体系，能够为近现代政治形态尤其是军政关系格局发挥解释作用，包括自由而准确地进行域内表述及向外传输的叙述功能。不过，“军阀”概念的存在价值及其地位，因为其最主要的贬义用法而受到动摇，中外学者都有人主张在学术研究的场合，换用更为中性的概念【P308】。无论学界讨论能否得出存、废军阀概念的结论，“军阀”现象即军人政治现象，始终是中日两国与人类历史上的常见现象，而且综合现有研究，西语中很难发现新的与“军阀”直接对应的语汇，故“军阀——Warlord”的对应框架自有其应用价值【参见P318】。

  在苏联与共产国际官方文件及来华代表的书信等文献中，陈述军人势力派的场合，起初多运用正式的官职名称“督军”，稍后是“督军”与“军阀”混用，但“军阀”用法逐渐增加并占据主流【参见P319】。一方面，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开展深受苏共影响；另一方面，中国的社会运动与革命话语，也影响了苏共的理论宣传【参见P323】。中国政党人士不仅用独特的“军阀”概念以解释国内事情，还用以解释世界、包括共产国际的中心地苏俄的政治革命，促成了共产国际与苏俄自身的政治语汇发生改变。苏共接受中国革命势力的政治语汇，为其多元化对华政策服务【P324】。

  “军阀”转义补论

  黄远生笔下及当时新闻媒介的“军阀”，若追寻其源流，或有受日语媒介的影响；而究其含义，此“军阀”并非大正民主运动批判的日本“军阀”，也不是“民六年”之后地域割据式中国“军阀”，而是类似《新唐书》的“录军阀”，以及明治时代日语的“阀阅”“财阀”等“阀”语族范畴，是“军功”“勋位”军人的社会阶层代称【参见P328-P329】。

  黄郛在评论“督军团干政”时，将其视为督军政治的“第一炮声”，标志着社会政党反对派批判运动的展开，自日本而来的“军阀”概念成长为普遍意义的批判军人政治的话语体系【参见P329】。发生于1917年的督军团干政事件，是促成国人军阀话语的显然界标。综观军阀语链轨迹，督军团干政“第一炮声”之后的“军阀”，从军勋转义为越位干政语境，泛指所有拥军干政的军人实力派，是为近代意义的批判型军阀话语之开端；进至20世纪20年代以军阀战争的爆发为标志，其批判意义持续发展，被社会政治各界广泛运用，是为军阀话语第二阶段，即其扩张与普及阶段；其后陆续出现1921年中共成立、1924年国民党改组的政党政治勃兴，酝酿出社会政治的新的突变，再至1926年“北伐战争”发动前后，军阀话语之批判功能被政党政治加以充分利用，添加反对帝国主义等革命理念，成为北洋军阀的指代名称，政党政治倡导“打倒列强除军阀”以作革命动员，终于促成了军阀话语流变第三阶段，即转义为政党政治术语的阶段。至此，军阀话语借用古语字根，进而完成近代政治批判语义的全程转化，直至战后当代社会，再有了全新的学术与社会各界的研究与运用【参见P332】。

  第五章 南北军人参政与政党领军体制确立

  新军问政与民国军人政治

  新军自建立之初，即是推动现代化改革的动力【P335】。从社会政治革命的发展过程观察，新军建军之时，即已开始介入政治【P336】。推翻帝制的政治革命，是促成军人全面参政的重大动因。武昌前线对仗的南北两支新军，一是起义暴动，一是政治通电，要求结束帝制，双方共同为结束帝制实现共和、为政治转型作出了实际的贡献【P337】。不仅是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在民国建立后的巩固共和、反对复辟的历史进程中，现代军人亦发挥了主力军作用，增加了声望【参见P343】。简言之，清末民初政体转型与革命运动的发展需求，成为军事势力派主导政局并取得一定程度的社会认同的基本资源，但随着20世纪20年代战乱不可遏制地发展，这一合法性资源逐渐消耗，军人参政不再合乎社会政治的发展潮流，作为被批判的军阀而终于被政党政治所取代【参见P345】。

  军政、军党关系的盛衰易位

  在北京政府期间，新军出身的领袖人物轮番秉政。该时期中国是一个分裂的社会，军权政治时期各军事实力集团的统一追求，其治下之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也得到了各界一定程度的承认，部分人士更是强调，社会乱象的真正根源不在军人而在于政客【参见P356】。中国在过渡时代的特定条件下，在国内政治革命之外，尚有维护国家统一、对外御侮等极艰巨的首要任务，都在不同程度上需要兵权的参与。对此，各军事实力派均有明确的表述与实际的责任担当【P357】。

  中国的现代军事力量的产生，属于梁启超所希望的“新民”层级，他们作为当时社会军事界精英，是民元前后社会革命的主导力量之一。新军大规模介入反对帝制维护民国的、以及其他多项旨在维护国家统一、民族独立的内外政治军事行动，从正面意义推进了社会的转型过渡。军事实力派在上述行动中曾得到广泛的社会认同，受到多方面的肯定评价【P369】。

  近代中国军政关系的演变是在传统文化基础上发生的。虽然转型时期特殊的政治革命、抗御外侮等因素在不同程度上提供了兵权参政的合法性，但随着帝国转型为民国并逐渐巩固，国内政治发展的法制化建设需求，社会的文治因素（特别是政党势力）也同时不断高涨。传统的文治主义与现代的差别主义政治原则，是约束兵权参政最根本的双重规则，亦是抵消其合法与合道性的制约因素【参见P371】。在政治参与的权力问题上，军事实力派所拥有的只是被制约的有限权力。军人政治参与的合法资源的逐渐消耗，使其继续参政不再合乎社会政治的发展潮流。社会政治的演变与发展，不断疏理着军政关系的壅塞局面，终于以政党领军方式，建立起对于军事力量的文治机制，需要从根本上铲除军人政治的力量基础。这是正常的、成熟的社会国家所经由的道路【参见P371-P372】。

  南方“政党领军”体制确立

  南方革命党人的武装过程，是一部在不间断的武装起义过程中，摸索并实际组建党属军队，最终实现了政党领军的曲折历程【P373】。武昌地区革命党人在新军中设立代表的方法，是新军党人在秘密筹划反满革命起义的过程中，为达成革命目标的原发行动。这一举措不仅保障了新军在起义中的战力发挥，还为后来的政党政治建设政党领军体制提供了范本。革命党人在新军设置党人代表的原发创举，是20世纪中国政党领军之先声，书写了近代中国军政关系新的一章【P376】。

  在革命进程中特别是各转折关头，孙中山均十分重视对于武力加以政治整合。孙中山与南方党人长期从事武装斗争并饱经挫折，重视创建革命理论及其实践。1921年12月，孙中山在演说中提出，有无“主义”是区分各种军队性质的基本尺度【参见P377】。孙中山和革命党人依照这样的基本思路，不断对所统率南方各路旧军进行了屡遭挫败却持之以恒的改造，逐步收到了效果。从反袁时的“革命军”，到建南方政权组织“讨贼军”北伐，再推进黄埔建军，至1924年9月暂师后改组“建国军”，最后是在孙中山逝世半年后，再由南方政府改建“国民革命军”。国民革命军的组建，标志着南方革命党人组建党属武装力量任务的基本完成【参见P378】。

  1924年6月，黄埔军校成立，孙中山主持了办校练军、建立党代表制和政治机关等诸多决定。用黄埔学生为骨干编成教导队等直属国民党中央的军队，称为“党军”，1925年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参见P378-P379】。黄埔模式不止在于制度上的党军统属关系，还制定了一套政治思想教育制度。党属军队由黄埔军校发轫，推而广之为控制所属国民革命军发挥了重大作用，并逐渐完成对各路旧军的革命改造，确立了南方革命党人的“党军体制”。通过黄埔建军的办校练军方法，从根本上解决了南方党人推展革命运动所遇到的军政关系难题，成功地实践了孙中山的“主义制军”，即以党领军，建设新型党军体制的理论架构。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在不间断的革命运动过程中，逐步提出并完善了解决军政关系矛盾、实行政治领军的理论架构【P380】。革命党人一反军人不干政之说，不仅要求军人加人革命党，且要求以革命理念造就“革命军人”，以组织新型革命军队。所谓“革命军人”与革命军队，即革命化、政治化之军人与军队，这是与西方军政关系理论的核心——军人不干政及文官控制原则完全不同的观念【P381】。国民革命军的基层政治控制，尽管在国共分裂之后遭受严重冲击，长期的大规模的战争也为军中政工制度增加了新的难度极大的课题；但其总体性质的政党控制并未改变。同时，这一新的政党领军制度，不仅限于“党军”嫡系部队，在由其他地方军队改编而来的国民革命军部队中亦有迅速的全面的推行【P386】。连部设党代表以及设置基层党小组等制度建设经验为后来的红军所继承发展，“支部设在连上”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建军组织原则之一，一直运行至今【P387】。

  党军体制演进中的中共党枪原则

  苏俄对华政策和战略的基本要点包括以下三项：第一，在中国建立与苏俄结盟或亲苏的政治势力；第二，将中国纳入反对日本、美国等所有的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支持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第三，反对张作霖、吴佩孚等所有“半民主的或者甚至民粹派的性质”的军事势力派，组织工人群众，建立坚强的群众性共产党。完成这一系列任务的重要动员口号中心词即“军阀”，国内的革命对象为“军阀”，其后台是国外“帝国主义”，二者都必须打倒【参见P400】。

  综合回顾孙中山与国民党人制订实施联俄政策过程，可知从国民党代表团赴苏访问，到“一大”顺利召开，完成了政策调整的阶段性变化。孙中山与国民党人规定“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为国民革命基本任务，坚持了自己的政治原则，也吸收了苏俄与中共的思想理论和实践经验。国民党孙中山的反帝反军阀政策规定，在时间上略晚于中共二大的规定。可以大体判断国共两党的纲领政策的制定与调整，均与苏俄政策关系密切。苏俄对华外交的确是影响了中国革命党人的政策与策略走向，关系到国共两党的宣传口号与旗帜，更直接影响到军政关系的调整变化【P414】。

  国民党党军关系推进的阶段划分：①“黄埔建军”时期（1924－1926年）。国民党军队政工制度的建立，在于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革命任务，其整合实践的规划与方法，除了因应革命建军的形势需要，也参考了苏俄革命时期的红军党代表制度【参见P417】。②“北伐统一”时期（1926－1929年）。该时期的政工制度可被称为“隶属制”，政治部隶属于总司令部。自1927年4月始，国民政府推行清党分共政策，国军政工由高潮转入低潮，名存实亡。③“剿共安内”时期（1930－1936年）【参见P418】。该时期的政工制度可被称为“配属制”，组织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处，提出“七分政治三分军事”，军队政工组织归于统一，逐渐恢复工作。④“对日抗战”时期（1937－1945年）。原有政工机构作适当的调整与扩充。⑤“国共内战”时期（1946－1949年）。模仿美军制度，废除军中党的组织【参见P419】，采用美军新闻工作制度，后决定恢复政工制度【参见P420】。

  中共党军制度的建设及其军队的政治工作制度，是在艰难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国民革命军的有效办法，并加以补充、发展和完善，其过程也离不开对于“军阀”话语的运用，并建构新的军政关系理论体系，以指导革命与战争实践。国共两党分裂后，面对大规模清党的生死关头，中共为争取生存，在政治宣传中也沿用反军阀口号，指斥国民党为“新军阀”。在红军内部，也提出了“反对军阀主义”口号，以加强纪律性。中共最重大的政治实践，是在国民革命军的政工体制模式上，为达成党的政治目标而极大强化党对于军队的领导【参见P425】。中共在脱离原国民革命军组织体系，发展本党所属武装力量的过程中，几乎同时有了毛泽东“三湾改编”和朱德“赣南三整”，其启示意义十分巨大。这两大整编都是对于军事力量实施政治控制，既要保障军队的战斗力发挥，更要约束军人的政治地位，从而开辟了在十分不利的战争条件下，有效发展政党所属政治化武装力量的道路。这是对于黄埔建军所创立的“以党领军”体制的最重要的补充和完善【P427】。特别要注意的是，中共党人在艰苦的生存环境中强化了“以党领军”体制，与此同时，国民革命军却因为实施“清党”政策，变更原有政治工作制度与人事制度，使军中党组织陷于半瘫痪或低效率状态。国共两党的党军体制的制度建设与运作方式的差异，造成了两党组织与战斗力量的差异，这是决定两党在战场上胜负结局迥异的制度性因素【P427-P428】。

  政党领军体制及战争、军队与政党

  “四十年战争史”（1911－1953年）的阶段演进：①国体转型革命战争出现，主题是推翻帝制、建立并维护共和体制【参见P438】；②军阀战争出现；③政党政治革命战争出现【参见P439】。在上述三个阶段的三类战争之外，还有涉外或反抗外来侵略战争、传统农民战争【参见P440】。

  国共两党“以党领军”的现实作用：①为现代军事力量的发展提供了保障；②成功地消除混乱割据，建立了一支跨地域的国家军队；③坚持文人制军、以正确方式梳理军政关系【参见P442-P443】。

  中共党枪原则贯彻无疑更为彻底，但不能否定国民党以党领军模式的实践及其历史地位，关键是不能因为其军队中的政工组织的挫败而否定其党军的基本属性【P453】。

  第六章 兵权政治学理与“军阀”语境谱系再考

  孙中山首创党军体制之实践与理论

  本节主要叙述了孙中山与南方党人“护法”与“除军阀”、主义治军与政党领军等相关史实。

  “政党领军”之比较与讨论汇要

  关于中国革命党人领军模式的借鉴源流，作者认为，忽略苏俄政委制的影响与完全仿效苏俄的说法，都是过于极端而值得商榷的说法，有所借鉴而自主探讨之说比较合乎史实【参见P474】。第一，1930年中共《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第一个正式条例）是中共建军及政工工作展开三年之后的事情，可以说是仿效苏军而对既有党代表制进行调整，但并不能改变是沿用国民革命军建制的史实【参见P474-P475】。第二，国民党人的建军需求，主要出自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政党数十年间发动武装革命的实践经验，这种“党所有”的方式，包括孙中山自兼总理的制度，与法国“人民代表”模式、苏共政委制模式不同，具有独到的创造性质。法国革命与苏共模式都曾为孙中山所借鉴，但黄埔建军与随之建成的党军体制，更主要的还是出于多次在南方组建革命政权，是自身流血经验的需求，是反复的革命实践的产物。第三，中共自1927年南昌起义走上独立的武装斗争道路，编组新的革命军队，起初不仅利用过“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这样的旗帜，更在组织上直接沿用了国民革命军的党代表及政治部设置等制度【参见P475】。第四，中共建军之际，正是苏军削弱或取消政委制度实行“一长制”时期，所以苏共模式的影响虽然存在，但不应该是最主要的动力。苏军政治委员制是在建军过程中设置的，即首先由党发动革命，建立苏维埃，设置革命委员会，继而在工农赤卫队与旧军队的基础上组建新的军队，新军队属于苏维埃，在建军过程中由苏维埃或革命委员会向军中派遣政治委员；国共两党特别是中共的发展进程是首先发动起义，进而组建军队进行战争【参见P476】，待力量发展到一定规模再成立苏维埃，苏维埃建立之后军队力量仍直接属于党领导，为此而在军队中设置党委制、基层连队支部，这是苏军所没有的【参见P476-P477】。国共两党的“以党领军”体制，虽与法国大革命的人民代表和苏军政委类似，但区分很大，是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的新体制【参见P477】。

  孙中山等南方革命党人在中华民族上千年的“尚文”文化的基点上，积累多年的革命教训，终于经过曲折的整党建军过程，建立起新的“党军”体制。由此构建的“党军”体制，是中国政治生态的产物，也是具有世界意义的新模式。国共两党的建军历程，尽管都借鉴过法国大革命的人民代表制、苏军政委制度甚至还有土耳其革命模式，但主要是立足本土根基，走出了新的建军之路【P497-P498】。

  北伐前后的“军阀”与“帝国主义”

  作者依据派伊的相关统计，认为有三项内容值得注意：第一，是否使用帝国主义一词与是否爱国、是否反对外来侵略无关；第二，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虽然存在普遍的反对外来侵略、反对帝国主义、军国主义的思潮，但在国共两党之外，却不用或很少使用“帝国主义”一词；第三，20世纪20年代之后国民党的政治话语同改组前的宣传话语比较，“反对帝国主义”一词逐渐被提高到首要位置，成为了革命政党话语体系的标志性词语【参见P501】。

  帝国主义论被纳入革命政党的理论体系，并被糅进军阀概念成为界定是否军阀的一个重要尺度，这是革命理论对于军阀释义的新发展，而革命党人的军阀释义在社会各界逐步取得主导地位，则标志着政党政治已经确立其优势，其宣传运作亦获得成功。但这一进程是渐进的，是在当时流行的各类时事政治用语中，经过多种多样的切磋讨论而逐渐凸显的，即便当时认同并运用帝国主义概念的人士之间，也有许多不同的理解与用法【参见P504】。20世纪20年代，围绕军阀与帝国主义关系的认识，主要存在两种观点：第一，确认军阀与帝国主义相联系，并将同帝国主义相勾结作为判断是否军阀的主要标准，持此类观点者主要是革命党人及一部分左翼知识人，他们并列地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参见P505】；第二，持反对帝国主义立场并使用帝国主义概念，但不认为军阀同帝国主义有勾结，也没有以帝国主义作为判断军阀的标准，多反映在自由知识界及其他反对苏俄共产主义的社会人士之间【参见P507】。

  以勾结帝国主义作为军阀主要标志，是孙中山与革命党人在旗帜口号的规划和运用过程中、接受苏俄影响而确定的。1924年初“一大”期间，随同革命党人政治旗帜的更新，“军阀”被使用于“打倒军阀”旗帜的中心词，“军阀”概念也有了新的内涵。至此，孙中山的“军阀”既不是早年所指的日本军阀，也不是指搞分裂、谋私利的封闭于国内的“军阀”，而是勾结帝国主义的具有海外背景的“军阀”。北伐统一加强了这一论断的权势意义。受国共两党宣传影响，许多论者以同帝国主义勾结为军阀主要特征。这是孙中山为代表的政党政治对于“军阀”话语的诠释要点，且逐渐成长为主流意识。但此类观点现今受到了挑战。当代台湾学者大部分不再使用“帝国主义”标准，大陆学者也开始对此多有反思【参见P511】。

  南北对立形势下知识界“军阀”论战

  由末运失意“军阀”冯玉祥无意间引发的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军阀”论战，是在北方军人政治陷入全面的战争政治危机，南方政党政治经过整组，即将北伐的转折关头进行的【参见P522】。此次论战对军政关系与军阀学术的推动作用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论战丰富完善了军阀话语体系，实现了“军阀”这一外来语的本土化转变，涌现出“军而非阀”“化阀为军”“有军即阀”“非阀之军”“有军即阀”“军可非阀”等多种短语；第二，论战加深了对军阀定义的认识【参见P523】；第三，论战提出了具有指导意义的历史哲学，例如王吉占不绝对否定军阀力量的历史作用及其存在意义，主张用发展的过程的观点观察历史，强调“军阀的发生，或者是因为前一代的秩序维持力，已经崩解；而未来的秩序，尚未成立，中间应该有此一段过渡的政相”，确认了军阀力量的可转化性质；第四，军阀研究中的军政关系考察，被提上了研究层面【参见P519、P524】；第五，论战探讨了国家政治的几种类型，即“军治”“民治”及“党治”的体制区别及发展可能，研究了国家体制与军事力量的关系，促进了现代政治学在现实政治领域及军阀学术上的运用【参见P526】；第六，论战讨论了武力的自身改造及其同革命的关系，研究了约束或消灭军阀现象的可能性与现实性，涉及军人与军阀有无必然归宿关系，以及如何实现“化阀为军”，如何区分好军阀、坏军阀等问题【参见P528】。

  北伐之后的军阀话语，受到来自政党、特别是在执政后的政党政治的强势解读，在国共两党的主体理论及其革命史观的支配之下，军阀与军政关系理论被灌输了新的政治内容。这就是为革命运动服务的反对帝国主义等革命内容，并且是在外来苏式革命理论的影响下，再后是来自政权资源的稳定作用诸因素所催化完成。吴稚晖等对于“有军即阀”等绝对化观念的批评，未能够阻挡国民党宣传理论确定“一部中国新军史便成了一部中国军阀史”的史观基调。最终，革命党人的军阀评判标准成为了沿用至今的基本标准【参见P528-529】。

  北伐革命史观及其话语权

  国民党人在北伐时期的宣传解释，为“军阀”诠释增添了新的流派，即代表政党政治的解释体系。它与此前的释义相比较，主要差异之一是具有其他释义所没有的勾结“帝国主义”的判断要素【参见P532】。彻底否定北洋新军及批判辛亥革命不彻底的观点，是为革命党人的革命史观理论体系的核心论点【P535】。国民党人对于军阀的诠释及其“反军阀”理论直接产生的政治效应，是为南方革命政权确立“党军体制”提供理论指导；而“党军体制”及其执政地位的取得，又为其军阀释义的主导地位提供了强大的权力资源的支持【参见P536-P537】。

  第七章 结论

  军阀定义话语功用及方法论总述

  “军阀”二字源出中国古典，其本义为“军功”，在近代日本大正民主运动中，转换为批判性用语，与当时的“藩阀”“财阀”合群为“阀语族”之一，而后舶返中国，在民六年“督军团干政”事件前后广泛传播【参见P544】。

  近代军阀话语表现的是对于兵权干政的批判，与对于文治政治的肯定。但这一内容并非林霨所说“是从西方借用过来的”，“标志着在中国人对于暴力的理解上的一个根本转变”。因为这里不存在这样的根本转变，中国文治主义的传统自有上千年的历史。军阀话语传承了传统的对于滥用暴力的批判意识，兼容了现代西方政治的文官控制思想，其升华语境极富广域性格【P546】。

  考察有关中国军阀的定义要素，比较日本军阀可以多出“私兵”“割据”“战乱”“勾结帝国主义”诸多特征，这是当时的国情特点使然。中日两国军阀定义的共同之点在于，将突破差别主义的参政权规则、逾越军人权限、以兵干政作为核心要素，这也是判断或定义是否军阀、何为军阀的义理所在【参见P546】。

  由北伐革命确立的彻底否定军阀的革命史观，迄今显然占据军阀诠释的主导地位，表现了浓厚的泛政治化霸权倾向【P546-P547】。近代中国的过渡局势决定了输入并消化外来政治文化是当时的主要方向，但并不只是绝对的被动方式。舶来语“军阀”在移植之初，即开始了自己草根发育的本土化过程，也是它的外向性输出功能的形成过程。“军阀”话语是东方的，但也有宽松包容的外向交融特征，具有超越地域的普遍意义【P547】。

  军政关系研究及其理论范式

  就世界范围来看，建设平衡与稳定的军政关系一直是一个普遍性的政治问题，而军人参政也是特殊时期处置军政关系的一种手段。经由晚清文职督抚大员包揽军政大权的督抚专政，出现辛亥革命后短短数年的军权独大的都督体制，再到袁世凯之后军人政治督军专政，最后实现了政党的文官控制——党军体制。这是中国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周期，即以传统文治主义为基点，经过转变失衡与发展平衡的历史性过渡，最终实现了“政党领军”体制之下的现代型文官控制【P548-P549】。在周期涌现出来的军人政治和政党政治，都肩负了历史的必然使命，都为过渡时代军政关系的整合作出了贡献。不过军人政治可以为新的政治体制的稳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无论传统基础还是转型的终极目标，都决定了军人政治只是整合的辅助手段，也遭受到“有军即阀”等极端化批判【P549】。

  政党领军模式研究及其历史文化意义

  政党领军体制萌芽于武昌起义新军中的党人代表制，成熟建构于黄埔建军。政党领军是国共两党主导的党军关系整合的原发型实践结果，也是上千年传统文治与外来的，包括巴黎公社、苏联红军体制等相交融的产物【参见P550】。

  近代中国新军编练与文治体制重建

  军政关系与军阀研究之总结与展望

  军政关系与“军阀”研究中的革命史观的话语霸权，表现在军阀概念界定与运用的泛政治化倾向。它在相当时期相当程度上妨碍了研究的深层发展，更扭曲了对于近代中国军事现代化转型的正确认识。准确分析兵权参政的两重性，进而认识民富国强与足兵强兵的必然关系，是目前研究单薄却又十分重要的学术任务，也是现实关怀、忧乐天下之重要课题【P558】。

  军政关系演变与“军阀”话语成长相结合，应

• 孙权的“翻案”之作

  作者：绯村拔刀斋 发布时间：2022-06-06 09:43:41

  这本«孙权传»可以说是一本孙权的“翻案”之作，在«三国演义»中，除了几次关键事件，东吴只是一个打酱油的角色，即使在«三国志»中，也没有给东吴与魏蜀对等的地位，在网络上更流传着“孙十万”的段子。而在真实的历史中，孙权不仅是奠定一方霸业的诸侯，生子当如孙仲谋的主角，更是谋略和用人不输于曹操的政治家。

  三国时代人才辈出，曹操、刘备、孙权都很重视人才的罗致和使用。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就三国之主的用人特点概括说：“人才莫盛于三国，亦惟三国之主，各能用人，故得众力相扶，以成鼎足之势。而其用人，亦各有不同者，大概曹操以权术相收，刘备以性情相契，孙氏兄弟以意气相投，后世尚可推见其心迹也。”以作者看来，这个评价有道理，但不完全正确。孙权很懂用人，很会用人，尤善御将，他的用人之道，远在刘备之上，而不亚于曹操。第一，敬待孙策旧部，如对张昭、周瑜、程普、吕范等，“委心而服事焉”；第二，“招延俊秀，聘求名士”，如鲁肃、诸葛瑾等一大批文官武将，“并见宾待”，先后甘为所用；第三，拔将于“行阵”，如吕蒙，成为一代名将；第四，不疑归从，如甘宁投吴，待之“同于旧臣”；第五，不拘年资，重用能人，如以陆逊为督，大败关羽和刘备；第六，用将不疑，任人尚计，少有掣肘之举，如先后以周瑜、陆逊 吕范等为都督指挥重大战争，诸将在外均可自任其事、临时施宜，勿需事事请示，等等。

  相对于魏蜀之间不共戴天的关系，东吴的外交政策审时度势，巧妙的游走于魏蜀之间，如在赤壁之战时联刘抗曹，夺取荆州之前向魏求和以避免两线作战，与蜀反目后不惜向魏称臣，而当蜀抛出和解的橄榄枝后又坚决的重新联合……此外，孙权通过打击山越，引入北方先进农业技术，扩张领土等方式，将之前相对落后的南方予以发展，为未来东晋以及隋唐江南的彻底开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除了功绩之外，孙权也有很多不足之处，如其忽略民生、穷兵黩武，不切实际的联合公孙渊，特别是晚年在继承人选择方面的重大失误为东吴的最终灭亡埋下了隐患。

  “孙权同曹操、刘备一样，在中国历史上都有一定贡献，为政、用兵、治国、用人都留下了值得重视的经验教训和许多发人思考的问题。他们的为人，都透视着政治权术家的两面性特点，既有智慧的升华，尚义崇诚，也有权术的施展，尔虞我诈，具有典型意义。他们的事功和诸多政治思想以及军事上的失败和成功，过去是，将来也必定是重要的永久的历史研究课题和文艺创作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