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猪佩奇双语故事纸板书(第2辑)(5册)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pdf mobi txt 2024 电子版 下载

《佩奇去滑冰》本套书为适合3-6岁幼儿阅读的双语故事纸板书，以“运动”为主题，让孩子感受到户外锻炼的魅力，养成爱运动、爱锻炼的好习惯，是一套值得购买的幼儿运动指南。本书为其中一册，在书中，佩奇和朋友们去户外滑冰，这是佩奇*次滑冰，但是滑冰并不想她想象的那么简单，一不小心她就摔到了地上。猪妈妈来了，她耐心地教佩奇怎么滑。很快，佩奇就能和小伙伴们一起开心地滑冰了。本书内文为中英文双语编排，一句中文对应一句英文，确保英文地道，适合家长陪孩子一起学习；版面美观，营造愉快的阅读氛围。来稿比较成熟，书中的错误及不规范之处已加工调整，现已达到“齐、清、定”要求，申请复审。

《自行车比赛》本套书为适合3-6岁幼儿阅读的双语故事纸板书，以“运动”为主题，让孩子感受到户外锻炼的魅力，养成爱运动、爱锻炼的好习惯，是一套值得购买的幼儿运动指南。本书为其中一册，在书中，佩奇一家骑自行车出去兜风，来到了山上。在下山的时候，佩奇的朋友们也都参与进来，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自行车比赛。本书内文为中英文双语编排，一句中文对应一句英文，确保英文地道，适合家长陪孩子一起学习；版面美观，营造愉快的阅读氛围。来稿比较成熟，书中的错误及不规范之处已加工调整，现已达到“齐、清、定”要求，申请复审。

《自行车比赛》

《佩奇打篮球》

《体育课》

《佩奇去滑冰》

《趣味长跑》

英国快乐瓢虫公司，企鹅英国旗下童书品牌，至今已经有100多年历史。

圣孙鹏，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公众号“猴叔讲绘本”创始人。就职于某央企，业余从事绘本翻译和推广工作。曾为多个出版社翻译儿童书，撰写绘本导读。翻译作品《听爸爸讲那稀奇古怪的睡前故事》曾获中国图书馆协会年“最美绘本”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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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佩奇去滑冰》本套书为适合3-6岁幼儿阅读的双语故事纸板书，以“运动”为主题，让孩子感受到户外锻炼的魅力，养成爱运动、爱锻炼的好习惯，是一套值得购买的幼儿运动指南。本书为其中一册，在书中，佩奇和朋友们去户外滑冰，这是佩奇*次滑冰，但是滑冰并不想她想象的那么简单，一不小心她就摔到了地上。猪妈妈来了，她耐心地教佩奇怎么滑。很快，佩奇就能和小伙伴们一起开心地滑冰了。本书内文为中英文双语编排，一句中文对应一句英文，确保英文地道，适合家长陪孩子一起学习；版面美观，营造愉快的阅读氛围。来稿比较成熟，书中的错误及不规范之处已加工调整，现已达到“齐、清、定”要求，申请复审。

《自行车比赛》本套书为适合3-6岁幼儿阅读的双语故事纸板书，以“运动”为主题，让孩子感受到户外锻炼的魅力，养成爱运动、爱锻炼的好习惯，是一套值得购买的幼儿运动指南。本书为其中一册，在书中，佩奇一家骑自行车出去兜风，来到了山上。在下山的时候，佩奇的朋友们也都参与进来，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自行车比赛。本书内文为中英文双语编排，一句中文对应一句英文，确保英文地道，适合家长陪孩子一起学习；版面美观，营造愉快的阅读氛围。来稿比较成熟，书中的错误及不规范之处已加工调整，现已达到“齐、清、定”要求，申请复审。

• 作者：Mathematicα 发布时间：2013-05-06 12:38:16

  对数量级的概念十分强调 是用物理理论研究实际问题必要的出发点

• 作者：路路恰尼 发布时间：2015-06-17 15:44:52

  过了一遍，很满意的诵读教材，买给外甥女读的

• 作者：阿甘 发布时间：2014-03-30 23:13:58

  这是哪门子经典书籍，早应该丢在垃圾堆里了。

• 作者：wolfwind 发布时间：2024-03-17 10:01:35

  纸的质量不错，还有双语文字。故事的趣味性一般吧

• 作者：绵谷升spring 发布时间：2024-03-17 15:53:34

  牛津中阶英汉词典第5版。增加了新的内容。编辑一如既往的认真负责。内容丰富多彩，严谨合理。

• 作者：记小肆 发布时间：2022-11-07 11:31:53

  340。小朋友不太喜欢看动画片，很喜欢读小猪佩奇。

• 分析心理学说白了是不是做梦？

  作者：稚气外露 发布时间：2018-05-22 01:07:13

  弗洛伊德研究的是精神分析，主要研究对象局限于个人潜意识，有些问题个人潜意识解释不了，就用性欲望激发来填补。而荣格是把研究对象放在集体潜意识，虽然自己未曾经历过，但是也能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出现，这就是集体潜意识的功劳了。

  荣格的第二人格是什么？我一直不能想象出来那种感觉，如果只是梦里的自己那倒是容易理解了，不过这也太容易了吧。恕我从来没了解过分析心里，我有以下愚蠢的想法：1，二重人格如此普遍吗？2，如果沉浸在第二人格里出不来是什么样的，不会被正常人理解，还是不理解正常人？3，第二人格与现实差距多大？不克制去接受不一定就是坏事。我对荣格的分析心理学很感兴趣，主要是我比较喜欢做梦。可是做完梦就是一脸懵，整个过程都是被逼着完成的，不受自主控制，长的梦还能搞得我浑身汗。

  牧师，我玩游戏时牧师是给别人加血的，专门负责对队友的治疗和对怪物的抑制。

  我看的这一版本地最后一章就是作者对荣格客观地整体评论。其实他和尼采还是有点相似地，都有一个起初相见恨晚地导师，最后因为超越和观念的不同而决裂，然后在孤独中自成一体。原来大师都必须按着这个人生路才能养成吗？我是没戏了，我已经输在起跑线上了。我的童年他在13岁的时候还经常赖床，青年在18岁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上大学，成年在30岁还没有什么人生目标。

  其实我们现在想学分析心理学，可以直接跳过荣格，从第二代分析心里学派入手。因为这一代是荣格的朋友、学生。他们对于荣格的理论给与了足够的尊重，而且读起来容易理解。荣格的作品会晦涩难懂，毕竟…………，而三代又不对荣格的理论负有责任，他们写的很多理论都已经不在荣格的主题上了。菜鸟选择时跳过荣格，但不是脱离了荣格，我们从他的朋友、学生口里了解的依然是真实的荣格。

• 读书笔记

  作者：你说啥我听不见 发布时间：2021-10-10 10:18:26

  

  关于《决策的本质：还原古巴导弹危机的真相》

  《决策的本质：还原古巴导弹危机的真相》（Essence of Decision：Explain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这本书是由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教授，曾在克林顿政府时期任助理国防部长的格雷厄姆·阿利森（GrahamT.Allison），通过还原和分析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事件的真相，提炼出政府的三种行为决策模式，帮助公众更好地了解政府以及国家行为，是一本经久不衰的兼具深度和趣味性的政治学著作，更是一部涉及了经济、外交、历史等多领域理论的集大成者。

  本人在阅读本书之前对于这一历史事实知之甚少，仅仅来自于中学历史课本中简略提到的一笔。由于时代距离较远和学科相关性较低，未曾深入考虑过该历史事件对于当时世界所造成的重大影响，而后经资料查证，基本明晰了这一“人类存亡最危险的时刻”的经过与结果。百度百科词条通过括号备注说明该事件是“美苏冷战时期最严重正面对抗事件”，简明扼要概括了造成此危机的双方主体，发生时期以及风险评估。

  读遍整本书再回头来看这一历史事件，我对于两方主体所采取的军事措施的动机与决策有了更为清楚地认知。先从苏方来看，虽然赫鲁晓夫对于当时作出的决策的动机已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做了明确的陈述：“保卫革命的古巴和抵消美国在战略武器领域的优势”，但仍有不少学者对此有着自己的更加深刻的解读。部分俄罗斯的学者和亲身经历这一事件者表明赞成赫鲁晓夫所说的第一种动机，祖博克和普列沙科夫认为，“推动赫鲁晓夫去冒如此大风险的不是为苏联帝国谋取福利的实用主义。相反，是他的革命义务和同美国竞争的意识。”担任过赫鲁晓夫对外事务助理的特罗扬诺夫斯基表明，赫鲁晓夫致力于保护古巴不受美国军方的侵略原因有二，其一是为了壮大共产主义在世界上的地位，其二是为了稳固苏联在共产主义队伍中的领导权[1]。而第二种动机则可以结合时代背景分析，一是在约翰·肯尼迪上台之后，苏联在吉隆滩战役中失败，赫鲁晓夫认为自己外交上输了一个回合；二是当时美国在意大利，德国和土耳其部署了导弹和轰炸基地包围了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对准美国，可以对抗美国的包围；三是在50年代后期，肯尼迪政府疯狂扩大核军备库，导致苏联在与美国的核竞争中略逊一筹。因此赫鲁晓夫认为向古巴部署导弹是最为迅速又有效恢复美苏平衡的手段。

  而从美方来看，得知苏联在古巴部署中程导弹之后，肯尼迪感到非常震惊，并立即召开了他的主要顾问组成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商讨对于此事的对策。最初，与会者和肯尼迪一样基本表现出一致的态度：美国别无他选，只能使用武力迫使苏联拆除导弹。肯尼迪并未考虑采取任何外交手段来解决，认为只能采取空袭并提前不发出警告，才能对苏联产生有效的打击。这个决策的提案直到正式发布对苏联的对抗手段之前，仍有半数以上委员支持。肯尼迪的动机结合时代背景分析，1961年美国“猪湾登陆”失败，已影响到肯尼迪政府在美国社会的声誉，成为共和党攻击肯尼迪政府的主要目标。这次危机如果不能成功处理，就会影响美国在世界公众面前的声誉和威望，也会影响到自己政党对于国会的控制，威胁他作为总统的声望地位。肯尼迪后来自己也曾承认，即使苏联真的发射导弹，美国的“北极星”潜艇和隐藏的导弹也足够回击并使苏联毁灭。他所真正在意的是这一事件对于美苏政治均衡的影响，因此肯尼迪认为不论苏联采取任何行为，美方的态度一定要足够强硬才能防止这次危机对于两方政治均势的改变[2]。

  以上是我结合学者对于美苏两方，也就是赫鲁晓夫和肯尼迪两方的研究总结出的他们的动机和决策。而在总结过程中，是从政府目的与利害计算出发来解释这一事件，即采用了书中所说的第一种决策模式：理性行为体模式来进行分析。

  作为公众，理解政府行为时，很容易想到从其行为的动机和事件结果相联系，而作者Allison则告诉我们，当开始这样思考时便跳入了理性行为体模式。所谓理性行为体模式，作者给出其标志性特征是：“通过确定国家或政府的目的与利害计算来解释国际事件”。

  三种理论模型

  （一）模式Ⅰ：理性行为模式

  作者对于理性的定义是：“理性指在一定限制下所做的追求价值最大化的、连贯一致的选择”。在分析这一事件时，作者结合经济学家的理论研究，首先从政府的动机来考虑，提出第一种，理性行为体模式。在该种模式下，国家或者政府被看作一个能整体行动的主体，并且分析者可以将自己设想成为国家或者政府这一主体的决策者，通过有意识地利害计算，权衡多方利弊，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作者提出这种理性行动模式的核心概念有四点1.目的和目标。主体的利益和价值被转化成“偏好”、“效用”等函数，再进行优先排序。2.方案。理性主体必然是一定数量的行动方案中做出选择。3.结果。每一种方案都会呈现一组结果或者结局。4.选择。“理性的选择就是选择其结果在决策者支付函数中排位最高的方案”。

  而后作者给出了诸多理性行为体模式的示例，他们对学者进行细致地研究分析与理论举证，为后文从这一范式分析古巴导弹危机奠定了基础。古典现实主义流派的乔治·凯南提出的政府是一个代理者而非委托者，首要义务是维护它所代表的民族国家的利益；汉斯·摩根索则明确指出研究政治现实必须使用理性的框架；亨利·基辛格虽然任职过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深切知晓政策制定的复杂，但他仍认为国家行动是单一行为体追求国家目标的行动；雷蒙·阿隆的《战争与和平：一种国际关系理论》一书中，对于大部分理论的建立是基于国家是理性与单一行为体的假定之上。

  古典现实主义者们所使用的逻辑基本都是建立在对国家的动机的假定基础之上，与他们所认为的国家邪恶或政治家邪恶导致邪恶事情发生的观点不同，新现实主义者（结构现实主义者）则更强调环境的影响，他们认为国际无政府状态是造成国家邪恶行为的主要原因。基思·西穆克提出新现实主义者们虽然对无政府性造成的后果有分歧，但他们都认为无政府性是这些后果的动因。肯尼斯·沃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中，将摩根索提出的“政治现实”扩展为更系统的国际政治理论，并推导出国际中有着实现均势的强烈趋势。即国际均势一旦被打破，就一定会以各种方式得到恢复。这一推导建立在国家是一个理性行为体的假定之上，生存即是它们最重要的目标。因为沃尔兹的理论不能够解释更多观察到的国家行为，其他新现实主义者在沃尔兹的基础上对国家特征增加了更多的假定：亚历山大·温特认为国家本性是掠夺的，罗伯特·杰维斯认为国家只看到自己预期见到的东西并且会过高估计自身的重要性等。

  国际制度主义者比新现实主义者更加强调国际体系中的制度与互动，认为制度影响着国家行为体所掌握的信息以及国家之间合作的交易成本。这一主义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基欧汉提出国际制度主义理论假定国家是国际政治中的主要行为体，并会根据其自身利益采取行动，他认为制度主义和新现实主义都要补充对国家利益、目标、信念和认知等方面的理论。

  自由主义者的认知中，国家的目标和行动很容易受到其政治体制的影响，在这一基础上，国家行为才被视作一个单一行为体的选择。安德鲁·莫劳夫奇克用更加系统化的术语表达自由主义，从而建立起能与以上三种主义抗衡的理论体系，他指出国家偏好会成为政府领导人追求价值最大化的基础，也成为国际环境中国家的行动基础。

  总结概括了以上几个国际关系分析的理论流派后，作者将目光集中在了战争这一具体国家行为上。谢林则是第一个论述理性行为体模式在战略理论中的运用的学者。他在《冲突的战略》一书中，通过用理性行为体模式的核心假设，说明了信息互动与战争双方选择的重要性。并在对有限冲突和信息传递问题的研究中，展示了自己的思路，提出三个命题。其中第三个命题把国际政治看做“本质上讨价还价的活动”，国家通过言论和行为来改变对方国家对于结果收益的预期从而影响对方，是对理性行为体模式的高度提炼与清楚表述。无论是导弹危机时期的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还是三十年后的国防部长威廉·佩里，都有着相同的逻辑，即可以通过理性行为体模式推导苏联向美国发动核打击的概率。布鲁斯·布鲁恩·德·梅斯奎塔和戴维·拉曼在《战争与理智》中，以理性行为体假定为基础建立了非常复杂的博弈论模型并用统计数据对其进行检验，总结出国家认为战争有利可图时就会发动战争；埃琛和斯奈德基于这一观点提出了对手在何种情况下会被威慑住的假说；亚历山大·乔治与罗伯特·杰维斯则用理性行为体的模式对国家威慑成败的各种案例进行分析。

  在这一经典模式的应用中，作者举了希特勒和萨达姆两个案例，分析首先从国家最基本的目标开始，进一步深入细化到领导人。当焦点转移到领导人时，就需要掌握领导人在价值、现实和工具三个主要方面所做的判断的信息。而在古巴导弹危机的关键问题中，作者从这一分析模式出发，结合当时会议记录，对苏联行动原因的四种假说进行了分析。对于古巴防御说，作者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苏联的行动实际上让古巴的境地变得更加危险，因此这一假说虽然有一定的说服力但经受不住检验；对于冷战政治说，作者提出这一假说忽视了当时情况中的五个关键，因此不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对于导弹力量说，存在两个明显的可反驳之处；对于柏林问题说，分析苏联决策有关资料发现大量能支持这一假说的证据，作者因此给出了相对支持的态度。但仍认为苏联在古巴进行军事部署的许多实际行为无法通过这种解说得到解释。美国最终选择行动方案过程也体现出了理性行为体模式的特征：根据苏联所做的反应来进行方案选择。总统肯尼迪在发现古巴境内的苏联导弹部署之后，召集他所信任的顾问组成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考虑了不作任何反应、外交施压、入侵古巴、空中打击等六种方案。最终经过对这几种方案的有意识地利害计算，美国选择了封锁这一方案。

  在研究外交中的理性决策时，由于决策者所采用的决策模式各不相同，因此外交决策的研究很容易陷入“不可知”的困境中。理性决策模式在理论上提出了一种可以被广泛接受的模型。由于理性决策模式将国家或者政府视为一个整体，因此国家利益更加容易被明确，在决策中可以更容易分出轻重，减少不必要的因素的干扰[3]。这是理性行为体模式的优点。正如谢林所说采用理性行为模式就像是坐在安乐椅上，只要通过设想自己是理性的，自己会怎么做来预测别人会采取的行为。如此便不用付出任何代价地对现实中的行为进行很好的分析。但是这种模式也有“巨大的危险”，部分分析人员会觉得自己的安乐椅过于舒服，以至于只会依赖逻辑进行分析，从而缺乏证据的考究，容易陷入阴谋论的谬误中。

  当分析到具体解释苏联行为时，遇到了问题。作者提出的四种基于该模式的假说都无法解释说明为何苏联行为前后不一。因为将政府看做一个单一理性行为体——默认其利益统一步调一致，是一个能集中统一行动，可以进行理性分析，达到所追求效益最大化的决策者，对于某些特定问题分析是很有效果的。但实际上政府并不是一个人，也不是总统和他的跟随者。而是由多个组织甚至政体集合而成的庞大的组织体系。在政府作出决策时，因为组织已经具有较为稳定的解决问题方式，导致领导人无法完全按照自己进行过利害计算之后最理性的行为去行动，只能从已有的组织行动方案中去挑选。这时作者又提出了第二种模式：组织行为模型，意在对该案例进行更为细化的解释。

  （二）模式Ⅱ：组织行为模式

  詹姆斯·马奇和赫伯特·西蒙强调两种行动逻辑：结果逻辑与适当逻辑之间的区别。结果逻辑也就是分析理性，行为体会根据其对结果的偏好来选择行为，与之相联系的是预期、利益计算等概念；而适当逻辑就是行为体会将当前面临的情境与之前的情境相对比，如果找到相似的行动情境，就会选择该行动，与之相联系的是经验、角色、专家知识等概念。这两种逻辑的不同也是模式Ⅰ和模式Ⅱ之间的本质区别。

  作者对于模式Ⅱ强调了五点：为什么需要组织？组织创造了实现某种目的或任务的能力；现存的组织及其常规和程式约束着下一次的组织行为；组织文化影响着组织内的个人；组织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堆技术装备。而后作者分析了不同学者对组织特征的观点，并提出学者间虽有分歧，但都承认存在与理性行为体模式不同的组织行为模式。

  将组织逻辑与效率结合起来，马克思·韦伯将组织视作实现理性选择的有效工具，认为组织化极大提高了社会中物品的功能和生产的效率；美国公共治理中对组织兴起的功能主义解释为社会出现问题，经营或利益集团意识到问题，组织被创立并以其高效率解决问题。马奇和西蒙评论到组织不愿意在采取行动时考虑不确定的未来，因此组织的选择是以短期回馈为基础的。并以房间中的温度调节及来比喻组织的这一行动特征：当房间实际温度与预先设定的温度有偏差，它就会迅速纠正调节温度，但无法对下个月的温度进行预测与调整。组织所具有的程式对组织的有效运行不可或缺，但也会因为教条的常规招致批评。

  将组织逻辑与组织文化结合起来，作者指出效率并不是将组织推向“适当逻辑”的唯一动力。不同的组织会由于自身的组织文化影响其成员的认同，从而提供的不同行动指导，产生各自独特的追求效率的方式。反过来，组织在确立行动目标的过程也影响着组织文化。马奇和约翰·奥尔森指出五角大楼墙上陈列的军队或辉煌或平凡的行动，其中每次行动都意味着一个决策，而这些决策又强有力影响了军队未来行动的规则。从而认为，组织实际上在行动中界定了自己，组织的决策提供了一个界定美德和真理的机会，一个赢得荣耀还是罪责的机会。

  根据效率和文化两种角度，作者又结合保罗·迪马吉奥与沃特尔·鲍威尔著作进行分析和延伸，从偏好、限制理性、结构和环境四个方面进行了组织行为的解释。效率论者强调委托—代理的关系，认为决策来自于利益偏好，而文化论者认为利益产生于决策；效率论者认为组织会为实现已有效率而限制做出理性的最优选择，文化论者则强调组织为自身合法性、地位和理想奋斗从而限制了理性的选择；效率论者认为组织中不同利益集团互相推动从而产生不同的非正式结构，从而实现组织潜在的目的，文化论者则强调正式结构本身就存在非理性；效率论者强调组织运作的环境的重要性，文化论者则关注组织与某个领域的关系。根据文化论者的看法，以休斯敦和芝加哥的警察为喻，两地警察之间的共同之处，比在任何一个警察和其所在城市的普通公民之间的共同之处要多得多。

  如今大型公共活动都会涉及各种组织，不同组织之间的规则和程式相互影响，使组织之间互动的复杂性增大。根据查尔斯·佩罗的观点，在组织互动的过程中，新的组织常规被创设出来，目的是为了保证组织正常的运行。但这一新常规则有可能使互动超出原有预期，放大一些不可避免的小失误。当这种失误存在于一个紧密联系的行动系统中，如一个核反应堆一般，就意味着巨大的危险。

  因为政府这一组织较为庞大，像是海上航行的大船，比起小船的行动更具有稳定性，但也因为庞大和稳定的特征，当遇到突发问题时掌舵手很难操控船只改变航向。所以当遇到像导弹危机这种突发事件时，也很难及时反应。如作者提到的阿波罗13号飞船与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的比较，在阿波罗13号飞船上一个储氧罐发生了爆炸，而美国宇航局对其实施了成功的营救。在营救过程中并没有来自政府官员的指导，而是来自于工程师、宇航员、飞行指挥官等专业人员的详细讨论，确立了新的行动方案从而取得成功。反观挑战者号，在发射仅约一分钟左右就发生了爆炸。社会学家迪丽娜·沃恩在调查中发现在发射过程中并不存在确定的政治压力，决策“挑战者”号发射的组织严格遵守着此类技术的规范和规则，当这一组织面临不确定的环境时，它采取了遵从而不是变革，这一悲剧性的结果不能归咎于个人的考虑不周。以上两种截然不同的组织行动选择，遵从还是变革，导致了同一个组织出现英雄和替罪羊两种身份。

  用组织行为范式对古巴导弹危机中苏联方进行分析，首先是组织输出：古巴要求得到常规武器来提高防御能力，苏联最高主席团把答应给埃及的地对空防空导弹转送给了古巴；六周后又由赫鲁晓夫主导决定将核导弹运送至古巴。这两个不同的决策对美国产生了相同的组织输出。而至于苏联行为中的反常之处，作者主要注意到了如下几个方面：为何苏联明知道他们的行动会被美国U-2侦察机发现，仍然没有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在行动中充满着矛盾：在导弹运输过程中采取了大量安全措施，但到了古巴的部署场地，没有采取任何针对空中侦察的防护措施；苏联军事人员费工夫通过衣着等掩盖自己身份，但却在古巴排成方队由卡车运走，甚至在营房设立了标示身份的军徽……对这几个令人疑惑的行为，用组织的执行则可以得到有力的解释。在古巴部署导弹的决策是由苏联最高主席团作出的，但行动的工作却分给了各个组织，由于工作中对保密性有着很高的要求，导致各个组织之间缺乏对相关的其他组织行动信息和全局性行动信息的了解。当导弹运输到古巴时，由一个新的组织接手，之前来自不同军种的人就会按照原来组织的程式和常规进行行动。同时在隐蔽伪装方面，导弹发射场的建设部队中先前并没有伪装的常规，而且在对行动目标之间也存在着竞争：尽快完成部署和隐蔽活动，因此组织会进行目标顺次的选择，并可能会忽略顺次靠后的隐蔽活动这一目标。苏联的常规要求防空部队只有在遭到攻击的情况下才可以开火，对于U-2侦察机，防空部队这一组织不知道怎样做才使恰当反应，从而选择了不采取行动。

  作者将苏联初期战略意图的模糊，行动时前后行为不一致，美国情报获取，实施封锁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归咎于组织为了维稳，采用固有的行为模式去解决导弹危机这种突发事件，因此难以应对出现的复杂的博弈局面。简单来说，就是作者认为这些问题的出现不是因为决策，而是因为决策的具体执行。

  引进组织行为模型之后，可以发现对于该案例的解释更加细致和深入，更侧重于说明在决策执行过程中的环节，也就是将政府中各方主体假设成为已经达成一致决策的集合体。但当回到决策本身时会发现这一假设在现实中并不能成立。因为位于组织顶层的领导人所构成的团体并非是一块铁板，甚至这个团体中的每个人都代表了不同的博弈个体，国家或者政府行为并不是组织地输出，而是各个博弈者之间讨价还价博弈的结果。于是作者引入了第三个模式：政府政治模式。

  （三）模式Ⅲ：政府政治模式

  作者解释，该模式与模式一有三点不同：1.博弈个体关注着多个不同的问题，不只是集中在一个战略议题上。2.他们也不是以一套相同的战略目标采取行动，而是根据个人对目标的认知采取行动，具有个体上的差异性。3.他们不是根据模式一中提到的单一的理性决策来决定政府的行动，而是通过讨价还价的博弈结果最终决定政府行动。与模式一相比起来，模式一主要集中在宏观层面分析主体的行为决策，而模式三主要着眼于政府或者国家内部领导层人员的个人决策，也就是微观层面。如果说， 理性行为体模式是从国家（或政府）角度进行分析， 组织行为模式是以政府内的组织为重点进行分析，那么，政府政治模式则是从政府内各个成员的活动为着眼点进行分析[4]。

  理查德·E·诺伊斯塔特在《总统权力》中对政府政治模式作出了一定的解释说明：政府中的不同机构共享权力，他们与总统分担治理责任，因此不完全会按照总统的要求行动；总统的权威只能确保他广泛参与到各种事务中，但不能确保自身的意志能得到贯彻；总统对其他机构的劝服和博弈依照一定的过程进行；国内的博弈可能会有国外行为体的参与，这一国际—国内互动被称为“双层博弈”。

  在解释集体过程和解释集体决策结果时，作者总结概括了七个方面进行论述。第一点，在外交领域如何更好地实现决策，亚历山大·乔治提出三个结论：关注行动路径而不是怎样重组各个部门；过程和行动路径必须是“量身定做”的，而非预制好的，即应该是根据最高决策者设计组织结构，而不是让他们适应理论上的最佳的组织模式；在任何决策中都需要对信息处理上的不同进行重点关注，也就是说决策者要认识到自身管理模式存在的缺陷，从而借鉴其他模式进行补充。第二点，“代理问题”。对于决策来说，决策者是委托人，在决策过程中为决策者提供建议的参与者是代理人。而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往往代理人掌握着更为专业的知识，但两者之间利益不完全一致，不同代理人根据自己掌握的信息履行好自己的职责，他们并不只会忠实的代表委托人的利益行事，因此政府难以做出最好选择。第三点，参与者。在决策过程中代表一定组织的参与者，会受到与组织相关程式和文化的影响，如果该决策的组织者对于这些参与者没有足够的了解，就会对其中的博弈过程产生疑惑，决策结果可能也会出乎其意料。第四点，决策规则。规则对结果最明显的影响体现在正式投票中，在不同规则下进行集体投票所做的决定可能完全不同，可以依照美国规定一个条约生效需要参议院三分之二的通过率来理解。第五点，议程设置。约翰·金登对决策中议程如何形成提出了一种有力的解释框架，即我们所熟知的多源流理论：问题流、政策流和政治流，将三股事件流汇集在一起才能使一种观念进入决策议程。第六点，集体迷思。欧文·贾尼斯和一些研究者指出，重要的决策通常是由一个拥有着很高凝聚力的小集体作出的，这种凝聚力会造成追求全体一致的压力，在压力下的成员可能会采取消极回避的态度，而成员这种回避态度会导致这一决策团体倾向选择一些不会遭到反对的方案。第七点，联合行动的复杂性。阿伦·威尔达夫斯基和杰弗里·普雷斯曼提出当决策权和行动权分属不同机构时就会出现这种复杂性，当政府部门的决策与行动涉及到各个州、地方政府或其他政府部门时，这种复杂性会增加。决策中涉及的行为体越多，决策实现原目的的可能性越低。这一点在前面的委托代理和参与者的讨论中已经有所显现。用这一范式对美国作出的封锁古巴决策进行具体分析，当发现古巴境内有核导弹的证据后，对总统肯尼迪来说，如果选择不做出强烈的反应，将会强化猪湾事件对他形象带来的损失，他及他的党派在不到三周后的选举中的地位也会被削弱，更甚会使他自己内心失去自信；对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斯维尔·泰勒来说，他对通过入侵古巴消除威胁存在疑虑，更倾向于通过几天的信息收集然后发动猛烈的空中打击来消除威胁；对国务卿迪安·腊斯克来说，他关注到的首要问题则是外交方面的，对于如何解决根本问题则没有清楚的设想，只是选择了回避的态度建议与盟国进行协商；对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来说，他关注到的导弹是个政治问题，他和副手罗斯维尔·吉尔帕特里克都认为苏联的部署不会对核均势造成太大的影响，因此对是否采取军事行动持怀疑态度，提出一种折中方案——封锁；对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乔治·邦迪来说，虽然他给总统制定了政策框架，但却对于采取哪种行动的态度让人捉摸不透，前一天主张不采取行动，第二天有改变主意主张进行空中打击；之后又有驻联合国大使阿德莱·史蒂文森加入麦克纳马拉怀疑者的行列，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麦康和前国务卿迪安·艾奇逊赞同进行空中打击。在进行上述一轮博弈后，意见大致上分为支持封锁和支持空中打击两种。在这些总统顾问分成小组进行讨论，细化这两种方案过程中进行二轮博弈。麦克纳马拉主要提倡了封锁—谈判方案；泰勒提倡进行空中打击；罗伯特·肯尼迪提出将封锁路线和空中打击路线相结合，即封锁—最后通牒方案；腊斯克提出最后一种选项，即封锁目标是为了冻结现状。最终，总统选择了封锁—最后通牒方案。

  作者在书开头提到了一个有关下棋的比喻让我印象深刻：“在一场对弈中，旁观者只能看到一个投射有棋局的屏幕，即只能看到棋子被移动到的位置，而不知道棋子是如何被移动的。决策的终极本质对于观察者来说，仍是无法理解的。”这个比喻生动表述出当公民看待政府所做的决策时，只能看到其结果而无法洞悉其决策过程。但多数时刻的政府决策其实是适用于第一种理性行为体模型，即从政府作出决策所要实现的目标和目的来分析其动机的。1976年美国总统卡特上台后，首次提出拒绝美国的“遏制”形式的对外外交政策，从而从真正意义上改变了杜鲁门主义之后美国的冷战政策。中国在1949年成立之后，中美两国却迟迟没有建交，直到尼克松总统访华两国的关系才得到改善，但尼克松政府和福特政府也都没有实现两国真正意义上的建交，直到卡特上台才使两国关系得到重大改善，于1979年正式建交。而在随着中美建交进程细节被公开，卡特政府的行为决策很容易得到分析。

  首先在卡特政府初期，卡特对于是否完成福特政府许诺的中美关系正常化有所犹豫，美国并没有拿出足够的诚意促成中美建交，甚至在国务卿万斯访华时提出了“倒联络处”的退步方案。虽然结合当时国会政权等决策大背景，卡特从反苏战略利益等方面对中美关系作出的评估是不得不推进正常化地向前发展。但是由于当时中苏关系，中越关系恶化，这种战略利益显得就没有那么迫切，并且在万斯访华方案的整个决策过程中，卡特总统在前期准备阶段紧紧围绕“以何种方式”与中国建交这个目标展开对华政策评估。当评估机构给出“正常化不会损害台湾未来安全”又能获取极大战略利益以及“国际社会对此表示普遍欢迎”的评估结果后，放下包袱的卡特打算以“最低限度的方案”同中国建交。[5]于是美国作出了放缓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推进的决策。

  而后在布热津斯基访华方案的整个决策过程中，卡特总统为了表示对反抗苏联的霸权主义和扩张势头决定再次同中国接近。经济利益、战略考量和个人因素的共同作用促使卡特调整正常化对策。[6]此时，由于SALT 的谈判迟迟未果，对苏联的人权外交也宣告失败，与中国关系正常化带来的利益明显大于对苏联缓和政策带来的利益。《巴拿马运河条约》得到批准后，美国的一大后顾之忧已经解除。卡特经过评估当前的国际形势和战略利益，作出了派遣布热津斯基访华来巩固正常化势头的决策。最后与中国在1979年6月于北京谈判，双方一致接受“同意存有分歧”的建交方案，共同推进正常化进程。[5]

  总之，卡特政府在做出与华关系正常化相关决策时总是绕不开确立目标、评估目标、列出结果、选择最佳方案这四个程序。整个外交决策过程在评估、分析成本收益的过程中剔除一些不良后果，以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7]而这一行为决策过程刚好符合了这种“理性行为体模式”，即把整个政府看成一个可以通过分析比对各种要素，进行排位从而选择出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方案的行动主体。[8]

  选择阅读这本书的原因是当时看到题目中的“古巴导弹危机”，主观臆断这是一本关于史实介绍的相关书籍，生出兴趣。虽然在阅读过程中发现其内容与我所想象的有所出入，其中包含的大量理论概念让人一时间难以消化。但当真正读完整本书时，其实对于自己专业视野的塑造大有裨益。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在惊叹于作者过人的洞察力的同时，这本书让我对政府和组织的决策机制有了更多层面的理解，对于自己专业理解也更加到位。

  【参考文献】

  [1]张盛发.试析赫鲁晓夫在古巴部署核导弹的动机与决策——写在古巴导弹危机爆发50周年之际[J].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2(06):57-70+98.

  [2]赵学功.肯尼迪政府对古巴导弹危机的军事反应[J].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1(10):8-15.

  [3]张慧.论外交决策中的理性决策模式[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学科版),2008(08):48-49.

  [4]冯玉军.对外政策研究中的决策理论[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02):30-34.

  [5]Office of the Historian of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77-1980, Volume XIII, China[M].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2013.

  [6]郝雨凡.白宫决策——从杜鲁门到克林顿的对华政策内幕[M].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

  [7]薛鹏程.踌躇的抉择:卡特政府对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决策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9

  [8]薛鹏程.卡特政府对华外交决策模式探析——以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重大事件为例[J].潍坊学院学报,2020,20(01):84-89.【参考文献】

  [1]张盛发.试析赫鲁晓夫在古巴部署核导弹的动机与决策——写在古巴导弹危机爆发50周年之际[J].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2(06):57-70+98.

  [2]赵学功.肯尼迪政府对古巴导弹危机的军事反应[J].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1(10):8-15.

  [3]张慧.论外交决策中的理性决策模式[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学科版),2008(08):48-49.

  [4]冯玉军.对外政策研究中的决策理论[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02):30-34.

  [5]Office of the Historian of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77-1980, Volume XIII, China[M].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2013.

  [6]郝雨凡.白宫决策——从杜鲁门到克林顿的对华政策内幕[M].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

  [7]薛鹏程.踌躇的抉择:卡特政府对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决策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9

  [8]薛鹏程.卡特政府对华外交决策模式探析——以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重大事件为例[J].潍坊学院学报,2020,20(01):84-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