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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絜，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於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

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长皆前为寿，门廷车骑以千数。李斯喟然而叹曰：“嗟乎！吾闻之荀卿曰‘物禁大盛’ 。夫斯乃上蔡布衣，闾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驽下，遂擢至此。当今人臣之位无居臣上者，可谓富贵极矣。物极则衰，吾未知所税驾也！”

高曰：“君侯自料能孰与蒙恬？功高孰与蒙恬？谋远不失孰与蒙恬？无怨於天下孰与蒙恬？长子旧而信之孰与蒙恬？”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责之何深也？”高曰：“高固内官之厮役也，幸得以刀笔之文进入秦宫，管事二十馀年，未尝见秦免罢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诛亡。皇帝二十馀子，皆君之所知。长子刚毅而武勇，信人而奋士，即位必用蒙恬为丞相，君侯终不怀通侯之印归於乡里，明矣。

缓刑罚，薄赋敛，以遂主得众之心，万民戴主，死而不忘。罪七矣。

斯出狱，与其中子俱执，顾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

孔子学鼓琴师襄子，十日不进。

师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习其曲矣，未得其数也。”

有间，曰：“已习其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

有间，曰：“已习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为人也。”

有间，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曰：“丘得其为人，黯然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羊，如王四国，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师襄子辟席再拜，曰：“师盖云文王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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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momo 发布时间：2022-04-03 14:03:23

  读不下去，等我老点再来拜读。

• 作者：霡霂 发布时间：2022-07-18 19:52:28

  当年本科最爱的一本安藤老头的portfolio，年表排列的项目很绝也很详细，可惜买不起，只能借来抱着啃。

• 作者：熊寄望一 发布时间：2020-08-08 23:26:33

  “我把记忆当成可厌的东西，像服苦药一样接受着……而记忆本身，则是个带有根本性的领域，是摆脱不了的。”

• 作者：次山乃祖 发布时间：2020-01-05 00:23:32

  这本书写得真的是，一言难尽，这种东西怎么当得起序言里译者那样的赞美之词，当然，译者序写得本来就很应付。翻译也是有鬼，看着很奇怪。根本问题还是海外的汉学研究，整体水平太一般了，尤其是英文和法文体系下的中国研究，实在是大而无当。看上去问题很新颖，结构很漂亮，仿佛很有内容，但仅此而已了，不过是一团锦绣包着一堆破布，华而不实，内容空乏得很。翻译成汉语然后去捧臭脚，真的很没必要。

• 作者： 发布时间：2008-10-05 20:54:37

  参考参考而已

• 作者：兮兮言 发布时间：2022-08-12 13:38:19

  因认猛极不在行，想看书找找感觉。这本优缺点都明显：好处是资深爱好者写的书，有个人观鸟的经历和感受，比图鉴要鲜活。缺点也很显著，比如文笔当然朴素得过分。但真正想提的意见是，书名有“北京猛禽，看我就够”的气势，但实际记述北京猛禽种类不到一半，其余的连简单概述都没有。也没有附上一份可供参考的辨识图谱，只有表格名录，大大减损了这本书本来可以发挥的作用。

• 司马迁的情与意志

  作者：北溟鱼 发布时间：2017-04-26 09:59:00

  读《史记》，时时都有司马迁。哪怕他并非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你跟着他，他叫你，看这个，看那个，他叫你大概看看，他叫你仔细听好，你都亦步亦趋地跟着。篇章终了，你会期待听到他的解读，你会深深回味他的一点感想——太史公曰。

  后世史官觉得这个格式很好用，于是依样画葫芦，也在篇章最后留下传论。讲道理，谈得失。但这是一份工作，要讲“政治正确”，只能戴着镣铐跳舞。班固在《汉书》里写《司马迁传》，几乎原文照搬了司马迁自己写的《太史公自序》与《报任安书》。但在《汉书》里，丢掉了重要的一句。司马迁评价孔子的《春秋》，说是“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然而在班固这里，“贬天子”一句不见了。

  甚至，班固在《司马迁传》的传论里，专门批评了司马迁的这种“张狂”。说他“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班固认为司马迁崇尚道家黄老多于儒家六经，花了许多笔墨来写游侠刺客之类不法之徒，又写了货殖列传讲有钱人怎么发达，这是嫌贫爱富。

  但正因为这种“错误”的意识形态，司马迁以后无来者的共情能力表达了对于卷入历史的人之理解，之同情。“古今”之变，也因此在它一步步走来的时候有血肉，有温度。他写刘邦，游手好闲，爱酒好色，出了事儿就会大叫，咋办啊！然而他也写英雄气概。项羽一箭当胸，射中刘邦。刘邦痛弯了腰，却掩饰说，被射中脚趾了哟！

  他写刺客，写游侠，写倡优，儒家传统里值得、不值得注目的，他都写。在这点上，司马迁不为任何学说摇旗呐喊，诸子百家，读书人与屠狗辈，他有足够大的胸怀去容纳，去理解，去共情。

  他有这样的心气与可能。司马迁虽然是“体制”里的人，但写史书于他，不算公务。司马迁做太史，用他自己的话讲，职责是“掌天官”——管天文历法的官。所以，在《汉书》里，我们看到他出场是与壶遂联名上的一封奏议，建议改历，于是才有汉武帝时候的“太初历”。写历史，写《太史公书》是私活，这样一点腾挪辗转的空间，加上汉初残存的那点意识形态领域的缝隙，让他能自由地取舍官方的意识形态。

  中国的古书分“经，史，子，集”。经是儒家经典十三经，史是史书，子是成一家之言的诸子百家，而集，是文人的作品。《史记》自然是史部，但它又其实无法分类。它是历史，是看过成败兴亡，经历过风光与不幸的司马迁对于古今、天人的“一家之言”，也是文章家司马迁咏史、述怀的经典散文。

  司马迁写《孔子世家》便去鲁，去曲阜看孔子庙堂的车服礼器，看习礼的儒生，与他们一同讲学，所以他对于孔子“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仰慕才有比套话更多的真诚；他写《魏世家》写《信陵君列传》就去魏国曾经的都城大梁，看遗迹，依然居住在那里的人告诉他，秦破大梁，引河沟而灌，三月城坏。秦破大梁，不仅是材料里干枯的文字，还是他亲自到达过的场景。

  所以，《史记》当然是历史材料，是父亲司马谈临终前殷殷托付的家族野心，是他作为学问家，眼光、学识与能力的体现。但更重要的是，这是与他的生命实践融为一体的立场。有人叫这种“立场”为“史观”，但在司马迁这里，“历史”已经超过了作为研究的“对象”，它是他的经验，也是他对于世界的判断。

  《史记》有一百三十篇，有十篇因为各种原因有录无书，但是从司马迁对于一百三十篇的编排，总可以大概窥探他的“立场”与他的“意图”。本纪第一篇是《五帝本纪》，讲“为公”——尧老了，要找继承人，“贵戚及疏远隐匿者”都一视同仁。世家第一篇是《吴太伯世家》，讲“孝”——周太王有儿子三人，太伯，仲雍，季历。季历就是后来的周文王的父亲，周太王爱季历，想要他做继承人，太伯与仲雍不忍父亲为难，一气跑到了吴地。列传第一篇是《伯夷叔齐列传》，讲“仁”——孤竹国的国君有两个儿子，都想把王位让给对方，于是结伴跑了。原想定居西岐，武王伐纣，扣马而问，“以臣弑君，可谓仁乎？”也不能力挽狂澜，于是采薇首阳山，求仁得仁，饿死了。

  有时候，他的立场更过于强烈，甚至跑到“事实”的对面去了。现在我们知道，在《赵世家》里留下的那个“赵氏孤儿”的故事，多半是编的，而司马迁，必然看过另外的，更冰冷，也更符合常理与逻辑的版本。赵庄姬策划了赵家的覆灭。她与赵朔的叔叔赵婴私通，被赵家人发现，驱逐了赵婴。恼羞成怒而手握权力的公主庄姬告发赵家谋反，赵家倾巢之覆。

  但司马迁的故事里，赵朔被奸人屠岸贾陷害，庄姬留下遗腹子，在家臣程婴的忍辱负重中长大。在这个故事里，司马迁写了一个细节对话，公孙杵臼问程婴，“立孤与死孰难？”程婴说，“死易，立孤难。”这是司马迁的自我表白，关于他为什么选择自请腐刑免去一死。为了意气，尊严去死，自然是高尚的，但高尚而脆弱。忍辱负重可以完成襟抱里尚且幼弱的志向，那就忍。不管咽不咽得下去。

  中国有“写史”的传统，“历史”是对于世道最后的冷酷而公平的批判。法律尚且还要讲“诉讼期限”，但历史是没有的。每一笔下去都是最终审判。所以我们读史书会读到这样的段落：楚共王死之前，心心念念不忘他死后的谥号——历史对他的结论。他招来大臣，给了他们两个选择，“灵”或者“厉”。都是恶谥。哪怕楚共王在以退为进，但起码这是一种对历史的敬畏。在“地狱”的概念尚且还没有随佛教传入中国的时候，对一个人最有力，也最严厉的申戒是历史。

  司马迁的时代，对于“历史”不大友好。秦朝有一个高效而野蛮的措施，来对付历史手里的利剑——“偶语诗书，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到了汉代，承秦制，虽然没有高压政策，却也没有恢复先秦的史官传统。但眼光卓绝的父亲司马谈承担起了这份额外的工作，并且把它作为一项光荣的使命，传给了儿子。作为作者，司马迁的目标是作“礼”的周公，作“春秋”的孔子，是绍明是非，善恶，贤与不肖，德行与规则的准绳。所以，在《太史公书》里，司马迁两次提到了“获麟”——孔子作《春秋》绝笔那年捕获了一头麟，在司马迁的时代，汉武帝元狩元年，这头神秘而寓意丰富的瑞兽又一次出现了。司马迁认为这是对他使命感的肯定与昭明，于是这也是他预备将要搁笔的时候。

  他既然拿了这支笔，便不辜负。

  前些年，各种各样的“某某某说史记”很流行，我也听过。但这些打着讲“史记”旗号的讲座，只把《史记》当做一个八卦故事的一种来源，既不告诉你司马迁为什么要这么写，也不告诉你他怎样把他看见的材料组织成现在我们见到的《史记》篇章。他以怎样的宗旨做裁剪，他一定要带我们去看的细节。一百三十篇《史记》，在“某某某说史记”中，不过是历史故事大全。

  但这恰恰是最买椟还珠的一种读法。司马迁所见到的材料，大多数我们也能见到。《国语》，《战国策》，《楚汉春秋》，《春秋公羊传》，《左传》（他也许看过也许没有？）诸子百家之言，甚至，我们还看到了更多的金石碑刻，看到了各种各样出土的帛书简册，睡虎地的秦简，清华简系年……我们拥有甚至比他更多的材料去补充和反驳他的叙述。这是我们用两千年换来的珍贵机会，去逼近他通过裁剪、安排所传达的“意图”。这就是读懂。也是司马迁自己讲过的他等待的读者——“后世圣人君子”（挟时间之便，况且打肿脸充当一会儿）。

  把他当成一个普通的说书人，是我们后人的无知与敷衍。司马迁，他不提供茶余饭后的八卦材料，他也不等待庸俗。他以不寻常的毅力与忍耐，等待不可能的到来，哪怕他死了再也看不见，他也期待后来的圣人君子读懂他，也读懂他所指向的是非和善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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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晓读书笔记：隐士•道德原教旨主义

  作者：方晓 发布时间：2009-06-04 12:00:05

  在中国，真正的隐士是受尊崇的。隐士们也有一种道德标杆，就是和现实连接的紧密程度。

  这种判断，远在尧舜时代就开始了。

  唐尧到山西拜访许由，要把王位禅让给他，许由不接受，逃到颍水之滨，箕山之下。唐尧又说：“禅让不受，做个九州长吧。”许由觉得这是一种奇耻大辱，奔至颍水边，清洗听脏了的耳朵。不幸碰上巢父，看见许由在洗耳朵，问他缘故，许由说：“尧要我做九州长，我痛恨听到这件事，所以洗耳。”

  许由自认是清高的，政治是肮脏的，许由甚至连听到都觉得受不了，一定要去洗耳朵。

  巢父立刻觉得这河水脏得连牛都没法喝，牵去上游，并痛斥许由：“你如果居住在高岸深谷，不相往来，谁能找到你？你本自浮游于世，不过是沽名钓誉而已。你洗耳朵的水会污染我的牛的嘴。”

  自己标榜的高洁，居然被人戳破，之后不曾听闻许由的消息，也许就此呕死也未可知。

  许由让天下，伯夷、叔齐让国。

  伯夷是长子，叔齐是三子，孤竹君想立叔齐为国君。孤竹君死后，叔齐就让国给伯夷，伯夷认为父命不可违，逃走了。叔齐也不肯做国王，跟着遁去，两人逃到周文王的地方居住下来。武王即位，开始出兵讨伐商纣，两人试图螳臂当车，拉住马缰劝谏：“父亲死了还没安葬，就开始打仗，能说是孝顺吗？臣子杀死君主，能说是仁义吗？”武王手下要杀他们，太公望说：“这是仁义之人” 放他们走了。

  武王平定殷商之后，天下归顺，伯夷、叔齐认为这是可耻的，因此坚守气节，不食周朝的粮食，隐居于首阳山，采薇而食。薇，是一种野菜。

  好好的隐居，可惜经不起村妇轻轻的一问：“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们虽不食周粟，这薇菜难道就不是周薇？”这样的深刻，终于饿死。其实，问题还有很多，他们背弃祖国（孤竹），难道就是孝？纵容商纣，难道就是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伐纣难道不是忠于民？这不是本篇主旨，搁下不提。

  这两个典故里面的要诀，就是道德至上，许由洗耳、伯夷、叔齐食薇，拥有强大的道德优越感，已经可以称为道德原教旨主义者。然而原教旨是没有顶的，被巢父、村妇一推敲，立刻土崩瓦解，简直可以关进异端裁判所。

  道德原教旨主义的表现，轻度的是唯道德崇拜。道德，比如廉洁、孝顺、友恭当然是好事，可是一旦把这些标准无限拔高成为唯一得标杆，就会把道德（廉洁、孝顺）等同于能力，不道德（贪污、不孝）等同于无能。

  贪污、不孝者固然不道德，然而道德原教旨主义者的上位有时造成更大的问题，因为一来他觉得自己廉洁了、孝顺了，所以做什么都理所应当的是正确的，二来廉洁的人自己没有欲望，往往觉得别人也没有欲望。这样说貌似有些不公平，且待将来慢慢分解。

  道德崇拜带来的第二个后果是作秀。最高级的叫做禅让，传自许由，一代代的依样画葫芦，王莽、曹丕、司马炎…被禅让者一定要三番五次的推让才显得不得已，禅让者战战兢兢的五次三番表明诚意，这种皇帝的新装，直到宋朝，几乎每次朝代更替都少不了这一番表演。

  低一级的是隐居。作秀和真隐往往不能分辨，因而出了山，做了官，就不配称为隐士，而且还会受人讥笑，称之为“东山”、“钟南”，孰不知太公望、诸葛亮，特别是谢安，都由隐士而庙堂。

  道德崇拜的第三个后果是官场失意者崇拜，官场失意就意味着道德高尚，道德高尚就意味着这些人都是治世能臣，为奸臣所冤屈，比如屈原、贾谊，要不就是千里马，无人识得，比如曹雪芹、蒲松龄。其实这些人真的上了位，又能如何？苏轼就曾批评贾谊说：“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贾谊论》），容后慢考。

  深度的是自虐崇拜，因为自虐就等于道德。

  伯夷、叔齐让国，陈仲子让相位。

  战国时期，陈仲子的哥哥是齐国相国，仲子以为哥哥的俸禄是不义之财，逃到楚国，夫妻俩靠织布、编鞋为生。穷到三天没饭吃，耳朵聋眼睛瞎，爬着去吃井沿上被虫吃了一大半的一个李子，才恢复听觉和视力。

  回家看望母亲的时候，母亲杀鹅给他吃，当他知道这是别人送给哥哥的鹅，出门就吐了出来。楚王闻名，想请他为相国，他又和妻子逃走了。

  陈仲子大概是饿死的，战国时期他的名声并不好，孟子把陈仲子比作蚯蚓，荀子、韩非子更看不起他，《战国策》里面还记载赵威后，就是《触龙言说赵太后》里面的那个赵太后，向齐国使者问起齐国的国情时说：“陈仲子还活着吗？这种人上不听命于君王，中不能交友诸侯，下不能治理家业，把百姓往无所事事的邪路上引，齐王为什么还不处死他？”

  汉武帝推行察举、征辟，征辟就是由朝廷或高级官员直接选用名望之士，察举则是由高级官员推荐，经过考核，任以官职，有方正、孝廉、文学、秀才等科，其中孝、廉最为重要，以至于察举统称为孝廉。总之一句话，做官靠的是名望，既然靠名望，那么免不了就有人作秀。

  在这种作秀的风气下，陈仲子这种苛求自己的态度就逐渐成为正面形象，后来被皇甫谧编入《高士传》。

  桓温读《高士传》读到这一篇，把书扔掉，说：“谁能作此溪刻自处！”怎么能如此苛刻不近情理的对待自己呢？

  当然，骂的是陈仲子，但更多的是当时的名士们，陈寅恪先生早就指出：“然史论之作者，或有意或无意，其发为言论之时，即已印入作者及其时代之环境背景，实无异于今日新闻纸之社论时评。”孔融说“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也是一例，本书亦当以此眼观之。

  我还是比较欣赏《古诗十九首》，“无为守穷贱，轗轲长苦辛”,“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人生一世，贱如草木，何苦还要自己虐待自己。桓温此言，深得我心。

  毫无疑问，自虐是自由，而且这些人对信仰的执着，令人深敬。正如韩愈所说，坚持主张，一家非之、一国非之、举世非之而力行不惑，已经是很了不起，何况是伯夷这样穷天地、亘万世非之而不顾。

  然而，宣传自虐是可耻的。道德标杆既然竖起，后人就不得不层层加码，自己虐无可虐，只能虐妻虐子，因为他们都是自己的附属物。王祥把脑袋升过去让后母砍不算什么，郭巨埋了儿子要省下吃喝给母亲，还有邓攸弃己子活弟子，活生生的人，就被当成了实践道德的牺牲品。

  另一个极端的后果就是既然学无可学，那就索性不学。雷锋光芒万丈，既然一辈子做好事实在是做不到，那索性不学了。不要说一辈子做好事，就像广濑淡窗那样日行一善，也是不容易坚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