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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与犯罪是密不可分的，就像…嗯，就像飞机的运动与它的速度，当它速度为零时，它就是静止的，当人没有自由时，他就不会犯罪。这是很清楚的道理。不让人犯罪的唯一途径就是剥夺他的自由。

上帝曾经让天堂里那两位作出自己的选择：或者选择没有自由的幸福，或者选择没有幸福的自由，第三种选择是没有的。……

“告诉我们什么是最后的数字，最终的数字，最大的数字。”

“但这太荒唐了！数字的数目是无限的，怎么会有最后的数字呢？”

“那怎么会有最后的革命呢？最后的革命是不存在的：革命是无休止的。”

（摘自《我们》）

“这表明，你喜欢。你怕它，是因为它的力量大于你。你讨厌它，是因为你怕它。你喜欢它，是因为你无法使它顺从你。人只喜欢他无法占有的东西。”

我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进了沙子的眼睛、一根长了脓疮的手指，一颗蛀牙会感觉到其存在，知道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健康的眼睛、手指、牙齿是不会有感觉的——它们似乎并不存在。个体意识只是一种疾病，这不是明摆着的事情吗？

两个死去的黑暗的星星相撞了，在听不见又足以令人耳聋的撞击后，诞生出一颗明亮的新星：这就是革命。

一个分子脱离了自己的轨道，闯入邻近的一个原子宇宙，诞生出一种新的元素：这就是革命。

罗巴切夫斯基凭借一本书打破了千年之久的欧几里得世界的围墙，为无数人开启了通往非欧几里得空间的道路：这就是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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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风影慕遥 发布时间：2018-06-14 01:40:02

  开头的设定觉得蛮有趣的，可以看到后来就不太喜欢了，而且总觉得有些bug。比如野蛮人为何不穿衣服呢，原始人都会穿兽皮的呀。一个处于风暴中心的人，真的有机会每天都能写一点日记么。宇宙无限大，平均质量只会无限趋近于0并不会等于0，而且就算等于0又有什么关系，姚明和我“平均”身高是多少，对姚明有什么影响么。

• 作者：Alz Grey 发布时间：2018-06-01 11:30:07

  三部曲中最应该先看的一本(否则将像我一样品之无味)。在1984之前它当然是很好的标杆，在1984之后它自然黯淡失色。也许“野蛮人”的介入还影响了美丽新世界的构思。不知是不是因为俄语不好翻译，这版看得我真头疼。

• 作者：失翼之鹰 发布时间：2015-03-31 00:04:21

  像《1984》一样没有自由的世界，但却像《美丽新世界》一样人人都乐于接受这样的“幸福”，《美丽新世界》通过放纵肉体来麻痹心灵，而《我们》是用机械化的行动来禁锢思想

• 作者：Another℡ 发布时间：2016-03-28 15:28:12

  看到书中的男主就像看着高中时对所为理性充满狂热信仰的自己，执迷于工具理性却冷落了周围活生生的亲人朋友的感情。如今也是随遇而安了，唏嘘不已。早些看的话大概也不会有多少感触吧，读书还是要有一定阅历的。

• 作者：苏坡De Niro 发布时间：2013-01-08 23:04:18

  读着玩~

• 作者：少年夏不安 发布时间：2017-06-20 07:41:31

  反乌托邦三部曲都看完了，这一本相对来说单薄很多。

• 当我们吞噬了我

  作者：Esther 发布时间：2006-01-23 01:01:15

      我们。有的时候，这是一个温暖的词，不只是我，还有我们。

      但是，当“我们”吞噬了“我”的时候呢？

      大三的时候看了《一九八四》，震撼。原来一段历史是可以这样被提前讲述的。我想所有对那段荒唐岁月有所认知的中国人都会以一种不一样的心态去看《一九八四》。奥威尔，这个魔鬼一般的预言家，一眼就看穿了所有宏大叙事背后隐藏的极权主义的逻辑形式。从《动物农庄》到《一九八四》，奥威尔从现象进入了本质，他说过，他的文章绝不是针对共产主义或者苏联，他寻找的，是人类乌托邦思想本身的逻辑悖论：一切都是合理的，党说2+2等于几就等于几，不是被逼的，每个人都从心底里认为，党说是几就是几，因为党就是过去就是现在就是未来就是永恒就是真理。当权力最终获得语言的权杖，这种权力就不再具有可供反抗的外部空间。这是一种彻骨的寒冷，我们不仅被剥夺了言说的权力，而且被剥夺了思想的权力。

      《我们》探讨的是同样的问题。所不同的是，奥威尔是局外人，他冷静的观察，理智的分析，最后得出了天才的预言。而扎米亚京所经受的是切身的疼痛。俄罗斯土地上所经受的一次又一次的劫难，民族精英们所遭受的一次又一次的流放，话语被一次又一次的禁锢。因此他的述说带着一种切肤之痛，也就带着深深的怜悯。扎米亚京的悲剧在于他不属于他的时代，在人们为政治体制的归属所奔忙时，他舐到了人性的肌体上被割伤的血痕。

      当没有我，只有我们的时候，世界将会怎样？

      这也是乌托邦的致命悖论，我被我们所吞噬，个体被总体所吞噬，人被社会所吞噬。

      人异化的最高等级不是物的异化，而是体制的异化。

• 奥威尔评《我们》

  作者：Luke 发布时间：2006-06-09 10:58:25

  在听说有这么一本书的几年后，我终于得到了一本扎米亚京的《我们》，它是这个焚书年代里的文学奇品。在查阅了格列布·斯特鲁韦的《苏俄文学二十年》后，我发现其历史是这样的：

  1937年去世于巴黎的扎米亚京是俄罗斯小说家、评论家，他既在十月革命前，也在其后出版过几本书。《我们》约写于1923年，尽管它并非关于俄罗斯，而且与当时的政治无直接关系——它是一部描写第26世纪的幻想作品——但由于在意识形态上不合时宜，而被禁止出版。有一份手稿辗转到了国外，这本书到现在已经有了英语、法语及捷克语译本，但从未以俄语本出版过。英译本出版于美国，我一直未能找到一本，但的确有法语译本（书名为《Nous Autres》1），我终于借到了一本。依我所见，它并非一本一流的书，但无疑是本不寻常的书，令人吃惊的是，英国的出版商无一有足够胆识重出这本书。

  对于《我们》，谁都会首先注意到这一事实——我相信从未有人指出过——即奥尔德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的创作灵感肯定部分得自于它。此两书都描写了朴素的人类精神对一个理性化、机械化和简单化的世界所进行的反抗，而两书中的故事，都假定发生于现在往后约600年时。两书的氛围相似，大体而言，描写的是同一种社会，尽管赫胥黎的书在政治觉悟上显得少一些，更多受到了近期生物学和心理学理论的影响。

  在第26世纪，按照扎米亚京所写，乌托邦里的居民已经如此彻底失去个性，以至于只以数字命名。他们住在玻璃房子里（写于电视发明前），使政治警察——称为“护卫”——更容易监视他们。他们全穿同样的统一服，通常一个人不是以“一个号民”，就是以“一个统服”（统一服）相称。他们靠合成食物维生，通常的娱乐是四人一排行进，同时喇叭里播放着大一统国的国歌。按照规定的时间间隔，他们被允许可以放下玻璃公寓内的幔帘一小时（被称为“性小时”）。当然，那里没有婚姻，然而性生活似乎并非完全是滥交。为做爱目的，每人都有一种粉红色票券的配给薄，跟他度过规定的某次性小时的伴侣在票根上签字。大一统国是由一位被称为“造福主”的个人所统治，他每年由全体人民重选，总是全票当选。这一国家的指导原则是幸福跟自由互不相容。在伊甸园里，人是幸福的，可他愚蠢地要求自由，就被驱逐到荒野中。现在大一统国通过剥夺他的自由，令他重新享受到幸福。

  至此，它跟《美丽新世界》相似得惊人。但是扎米亚京的书尽管在整体结构上没那么好——它的情节很弱，很松散，复杂得不好总结——但它具有政治目的，而另一本则缺少。在赫胥黎的书里，“人性”问题从某种程度上得到解决，因为它设想通过出生前治疗、用药和催眠性暗示，可以做到需要什么样的人类机体，就专门生产出什么样的。一个一流的科学工作者跟一个智力低下的半痴呆人同样容易制造，在制造这两种人时，残余的原始本能，如母性感觉或对自由的渴望，都易于处理。同时，对社会为何以所描述的细致方式形成阶层，则未能给予一个清晰的解释。目的不是经济剥削，但欺压和操纵别人的渴望似乎也不成其为动机。不存在对权力的渴求，没有虐待狂，没有任何类型的冷酷无情。那些居于最上层的没有待在那里的强烈动机，尽管人人都以一种空虚的方式幸福着，但生活已变得如此缺乏目的，难以相信这种社会能够持久存在。

  扎米亚京的书总体而言，跟我们自己的处境更有关联。虽然有教育，也有护卫们进行防范，但很多古老的人类本能依然存在。故事的讲述者D-503尽管是位天才的工程师，但不过是个循规蹈矩的可怜人，可以说是个在乌托邦中生活的伦敦市的比利·布朗2，他经常因为返祖性的冲动占据他的心而震惊。他爱上了（这当然是一种罪）一位I-330，她是某个地下反抗组织的成员，而且暂时成功地带他走向了造反。造反开始后，好像造福主的敌人事实上数量相当多，这些人除了谋划推翻大一统国，放下幔帘后，他们甚至纵情于抽烟、喝酒这类恶习。D-503最终免受他自己的愚行所带来的后果。当局宣布已经发现近期动乱的原因：有人患上了幻想病。负责幻想的神经中枢的位置被确定，这种病可以用爱克斯光疗法冶愈。D-503接受了手术，之后，他就能轻松地去做他一直明白该做的——即向警方出卖他的同党。他看着I-330在玻璃钟形罩下被压缩空气折磨，却丝毫不为所动：

      她看着我，她的手紧抓椅子的扶手，直到她的眼睛完全闭上。他们把她拖了出去，用电震法使她恢复知觉，然后又把她放在罩下。如此重复了三遍，可她没招一个字。

      跟她一起被带来的别人都显得更老实一些。很多人在受过一次刑后就招了。明天他们将被送上造福主的机器。

  造福主的机器就是断头台。扎米亚京笔下的乌托邦里经常处决人，公开进行，造福主到场，伴随着官方诗人背诵的庆祝颂诗。当然，断头台并非那种古老的简陋器具，而是一种改进许多的型号，能使受害者完全液化，瞬间将他化为一缕烟和一摊清水。事实上，处决是以人为祭，而描写处决的那一幕被有意加上了远古世界邪恶的奴隶文明色彩。是这种对极权主义荒谬一面的直觉理解——以人为祭，为残忍而残忍，崇拜一位被涂上神圣色彩的领袖——使扎米亚京的这本书比赫胥黎的那本高出一筹。

  不难看出，这本书为何被禁止出版。下面D-503和I-330之间进行的对话（我做了少许删节）完全足以使审查员行使大权：

  “你意识到你所暗示的是革命吗？”

  “当然是革命。为什么不呢？”

  “因为不可能有革命，我们的革命是最后的，永远不会再来一场，这谁都知道。”

  “亲爱的，你是个数学家：告诉我，最后的数字是几？”

  “你什么意思，最后的数字？”

  “噢，那就说最大的数字吧！”

  “可是荒唐啊。数字是无限的，不可能有最后一个。”

  “那你干吗说最后的革命呢？”

  还有其他类似段落。然而很有可能的是，扎米亚京并非有意以苏维埃政权为特定的讽刺目标。他写时大约在列宁死的前后，不可能想到斯大林进行的独裁，而1923年俄罗斯的状况并非谁都会反抗，因为生活正变得太安全和舒适了。扎米亚京所针对的，似乎并非任何一个特定国家，而是工业文明不言自明的目标。他别的书我一本也没读过，不过从格列布·斯特鲁韦那里，我了解到他在英国待过几年，并写过一些尖锐讽刺英国生活的作品。从《我们》看来，他显然强烈倾向于尚古主义。他1906年坐过沙皇政府的牢，1922年又坐过布尔什维克的牢，是在同一所监狱的同一条走廊上，他有理由讨厌他在其中生活过的政治体制，但他的书并非单纯为发泄不满。实际上，它是对“机器”进行的研究，人类有欠思量地把这个魔鬼从瓶子里释放出来，却无法将其重新纳入瓶中。此书倘在英国出版，应该留意找来一读。

  刊于1946年1月4日《论坛报》

  孙仲旭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