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法修订背景下中德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比较研究 pdf mobi txt 2024 电子版 下载

本书主要关于德国和中国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律比较。第一部分叙述中德两国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历史发展和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第二部分探讨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归类和设立中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律性质，同时分析作为基础的法人理论。第三部分讨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特殊点，包括一人股东决议、一人股东 董事的自我交易和直索。最后对比较进行总结。通过对比关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律规定、判决和文献，提出优化中国法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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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本书主要关于德国和中国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律比较。第一部分叙述中德两国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历史发展和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第二部分探讨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归类和设立中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律性质，同时分析作为基础的法人理论。第三部分讨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特殊点，包括一人股东决议、一人股东 董事的自我交易和直索。最后对比较进行总结。通过对比关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律规定、判决和文献，提出优化中国法的建议。

• 作者：芒果碎冰冰 发布时间：2021-12-16 22:18:28

  作为普及确实不错

• 作者：值得 发布时间：2023-10-14 00:02:03

  整体来说书的文字通俗易懂，虽然讲的是历史，当成三国人物的冷知识来看也行，看完之后长了很多见识。

• 作者：忧郁剑士 发布时间：2021-02-23 23:40:14

  前面写的不错，很冷酷！结尾处理的不好，主角光环护体，冷酷的杀手突然变的粘粘乎乎，好像舍不得杀主角，不合理！还是以情色取胜，没什么营养。

• 作者：一棵树 发布时间：2018-03-27 17:43:59

  一个精心布局数月的计划，在紧要关头被一丝不苟地执行，是犯罪亦是自救。精彩！绝妙！！！

• 作者：YJIE 发布时间：2013-03-26 17:04:12

  文字太有张力了！值得收藏的一本书！

• 作者：hygge 发布时间：2012-04-12 15:26:28

  从头到尾看一遍中国历史。和中小学教科书写法不同，让人耳目一新。“社会”二字，名符其实。从中华文明之外看中华，能发现许多新奇之处。

• 由鲁迅最早的藏书想起

  作者：YING 发布时间：2011-01-05 08:53:15

  鲁迅最早的藏书，是一部木刻绘图《山海经》。四本小小的书，纸张很黄，刻印都十分粗拙，图像差到几乎全用直线凑合，连动物的眼睛都是长方形的。可是年幼的鲁迅如获至宝：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一脚的牛，没有头而“以乳为目、以脐为口”的怪物，远古神话世界的奇烈想象透过粗鄙的纸页喷薄而来，让心智初开的少年惊慕不已。几十年后，念及不知何时散佚的这最初的收藏，早已年过不惑的鲁迅在一册思忆儿时故乡生活的集子里写道：“这四本书，乃是我最初得到，最为心爱的宝书。”

  这四本小书仅仅是一个起点。鲁迅的藏书单上随后添了石印的《尔雅音图》和《毛诗品物图考》，《点石斋从画》和《诗画舫》，又有了冠冕堂皇的《文昌帝君阴骘文图说》和《玉历钞传》，画的是冥冥之中赏善罚恶的故事。此外，《山海经》另买了一部石印的，每卷都有图赞，绿色的画，红色的字，比早先那部精致多了。少年鲁迅不仅多方搜罗，更炮制自家品牌的绘本：用一种“荆川纸”，蒙在小说的绣像上描摹，是他在三味书屋最愉快的消遣，尤其当先生读书入神的时候。书没有读成，画的成绩却不少，鲁迅日后自谦地说，比如《荡寇志》和《西游记》的绣像，各有一大本，后来卖给一个阔绰的同窗。

  用学界近年流行的一个观点来看，鲁迅自启蒙时代便表现出一种对“视觉文化”的偏爱。这种偏爱亦伴随他负笈东瀛，最突出的例证（没有之一），便是如今广为人知的鲁迅先生因为一张时事幻灯片而决定弃医从文的故事。幻灯片上，被砍头的是中国人，看砍头的还是中国人。幻灯片外，仙台医学院里唯一的一个中国人自觉来到人生的转捩点。这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耳熟能详的典故，在周蕾Primitive Passions一书中获得了一种新的解读：鲁迅显然对给他带来巨大刺激的这种新兴媒介的本质认识不足，周蕾指出，不然他怎么会在亲身体验了视觉影像的深刻震撼之后，反讽地做出投身文学的决定？作为电影领域的学者，周蕾的这一观察是敏锐而独到的。然而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在于，文化研究多着眼于照片、电影、海报、月份牌及宣传广告等，其由此构建的“视觉文化”的概念，是否同样适用于或者说足够驾驭另一类从制造年代到性质都极为不同的视像文本，如绘图《西游记》、《玉历钞传》甚至《山海经》？

  关于鲁迅最早的藏书的故事收录于《朝花夕拾》。无论鲁迅如何被后世的文学史家塑造成一位鲜明而彻底的新文化的播种者与旧文化的掘墓人，一个读过其主要文学作品及片段日记书信的细致而诚实的读者，多少都能从字里行间捕捉到这位中国现代文学之父对巍巍五千载文明传统的复调而暧昧的态度；尤其在他追忆儿时江浙岁月的散文集《朝花夕拾》里，更让人一窥在新旧世界嬗替之际，最后一代为传统文化余晖所浸润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成长轨迹。与那个曾被无节制地神化、英雄化、经典化的鲁迅相比，我想，更让我感兴趣的是那个正值盛年却自囚于幽僻的绍兴会馆一宿接一宿地抄古碑抄佛经，那个重写中国小说史并对上古的神话寓言和宋以前的志怪传奇情有独钟，那个在引领新文学运动的同时始终没有间断旧体诗的创作，以及那个在四十岁上忆及故乡迎神赛会上的勾魂无常，亲切地称道其人情味够得上做一个“真正的朋友”的鲁迅。李欧梵在《铁屋中的呐喊》一书中谈到，概括地说，鲁迅在传统文化上的口味是在所谓的“大传统”（the great tradition）之外的，他的偏好更趋向于中国文化里的“反传统”（counter-tradition），即与自孔孟到程朱的儒家正统构成对立或保持疏离的思维与情感方式。举例来说，在小说文类里，鲁迅尤为唐以前、即宋明理学发端以前的作品所吸引；在诗人中，他最倾心的是以瑰奇的想象和澎湃的灵魂诉求著称的屈原；以散文而言，他推崇魏晋古风远胜唐宋八大家；以阅史而言，他对野史杂说的兴味比对正史浓厚得多。

  李欧梵以传统与反传统为轴，丈量鲁迅相对于中华文明传统的定位，这种两极对立的视角本身便带有现代文学领域里根深蒂固的割裂与对抗的思维模式的烙印。然而针对“大传统”，还有一种另类的可能，即“小传统”（the little tradition）。自我身份意识清醒的、诉诸理智的“大传统”以文字书写为载体，通过在文史、思想与艺术上的不断构建，表达出社会与文明总体的外露的理想；而未必自觉的、不倚赖思辩和书写的“小传统”寄身于不识字的阶层，并在代代相传的民间信仰与行为惯式里滋衍不息──鲁迅的第一套藏书在更大意义上正是后者的一个缩影。更典型的是，这套绘图《山海经》不是从书店寻获的，而是鲁迅幼年的乳母——一个连自身名姓都未留下的下层女性——在告假返乡时，不知从什么地方弄来的。“哥儿，有画儿的‘三哼经’，我给你买来了！”她这样告诉鲁迅。长妈妈显然没有受过教育；然而在《朝花夕拾》另一处，鲁迅说，即便不识字如阿长，一看《二十四孝图》的图画也能滔滔讲出一段事迹。

  这正是鲁迅最早的藏书耐人寻味之处。与日后在城市环境里兴起的，以受过一定教育并追慕新奇趣味的读者为受众对象的“视觉文化”不同，这套粗制滥造的“三哼经”植根于一个长期以来被景仰文字书写的精英传统所鄙薄的另类传统，折射出一种与智识阶层未必势不两立却有显著分野的认知、价值与审美体系，并自有一套表达、流布与传播的方式。“小传统”与“大传统”之间未必是简单的两极对立，却更有可能如阴和阳，呈现出互动互补的张力和联系。对于治中国现代文学的学者来说，新与旧、现代与传统的断裂与鸿沟是否不言自明，而当我们说到“传统”时究竟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传统，都是值得细思的问题。那一套发黄的“三哼经”不知来路，亦不知去向，可它活在成年鲁迅的记忆里，并最终在他笔下永久定格。我想，在有兴趣进一步思索中国的现代经验的人们的意识里，这套绘图小书也应占有一席之地。

  2011.01.03 联合早报

• 一个被忽视的中国南方王国——《闽国》绪言

  作者：后浪 发布时间：2019-09-30 14:21:22

  在中国历史上，10 世纪是最被忽视的时代之一。尤其是传统史学称为“五代”的这个时期，无论是中国学者还是外国学者，都不约而同地存在着重视不够的情形。研究这个复杂而又重要领域的历史与文化时，欧洲各种语言中可资利用的材料极为贫乏，这一点，只要扫一眼诸如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的藏书目录和亨利·柯迪埃《汉学书目》之类的书目，或者浏览各种中国通史中有关这一时代的相关章节，就很容易理解。之所以忽视这一时期，一方面是因为研究那些大一统的王朝对于学者有更大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中文文献资料相对匮乏。

  但 10 世纪这一历史时期理应引起研究远东文明的历史学家的关注，以期揭示自晚唐至宋初这一时期历史事件与制度演进的连续性。在历史年代表中，将后梁与唐代隔开的那条黑粗线完全出自于我们的想象，这一点甚至比我们想象出来的赤道线更甚。

  

  闽国地图

  举一个恰如其分的例子：节度使，我翻译为“Legate”，“枢密使”，我翻译为“Chancellor”，这两个官职在唐代起源不明，多数情况下，居此高位者都成了唐朝行将就木时掌握实权的人，在五代时期他们也处于政治中心。研究远东政治制度的学者，如果只关注这些官职在 907 年之前的演变过程，而忽视其后的发展变化，必将所获甚少。

  或者，当我们观察此前的历史，宋代雕塑艺术和文学艺术中有一些重要的因素，我们倾向于笼统地认为它们是从 11世纪的天才们绝世聪明的头脑中迸发出来的，而且一出来就很成熟完备。事实上，它们早在五代时期就已经萌芽，并成为重要的形式。直线型“建筑风格”绘画—界画，就是其中一例，众所周知是出自宋代及宋以后画家之手，其实却是郭忠恕在五代首创的。

  各种西方语言中对原始资料进行认真研究者，只有几篇关于五代时期的文章，且大多数失之简略。我所见到的唯一完整勾勒这一时期历史图景的是查尔斯·弼顿（Ch.Piton）发表在《中国评论》（ China Review） 第 十 卷（1881—1882） 第240—259页，题为《中国历史的一页—通常所称“五代”时期概述》（APageintheHistoryofChina，aSketchofthePeriodCommonlyCalledthe“ Five Dynasties”）的文章。这篇文章根据《通鉴纲目》等资料汇编，勾勒了那个时期的政治事件以及统治家族成员的生活经历，描述老套，但是即使这些内容，许多也是研究中国的学者所未知的。

  幸运的是，近几年来，我们知识中的这条鸿沟已经被艾伯华（WolframEberhard）的劳动成果部分地填平了。他对10 世纪华北社会学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贡献，值得高度赞扬。我这里只提他的两篇文章：《五代主要政治集团的构成》（TheCompositionoftheLeadingPoliticalAdministrationduringthe“ Five Dynasties”），发表在《亚洲研究》（ Asiatische Studien）1/2（1947），第19—28页；《五代州级行政建制的社会学分析》（SomeSociologicalRemarksontheSystemofProvincialAdministrationduringthePeriodoftheFiveDynasties），发表在《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 Studia Serica）1948年第 7 卷，第 1—18 页。他对这一时期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特别是沙陀突厥人的研究，同样很重要。

  

  永隆通宝

  然而，天命世代传递的正统观念，使得对北方五代的研究显得比较彻底，而相对而言，对中国中部与南方十国的研究则几乎完全被忽视了，十国所宣称的正统性，并没有得到其后的帝国官方史学家承认。我在本书中所专力研究的，乃是这些几乎不为人知的王国中的一个，在 正史中，往往没有一句提到它，或者只有很短的一段记述。但在进入与闽国直接相关的问题之前，我要向那些在我之前已经踏平通往这一色彩斑斓之境的道路的学者们致敬，因为经过宋代征服者的践踏，这一时期已几乎消失于历史视野之中。我可能会漏掉一些人，在此谨向他们致歉。

  我注意到包腊（E.H.Bowra）的作品，他的论文《五代时期的广州刘氏家族》（TheLiuFamily，orCanton，duringthePeriodoftheFiveDynasties），发表在《中国评论 》（ChinaReview）1873 年 316—322 页。这篇文章勾勒出了这个事实上垄断南亚及其周边水域大量贸易长达 55 年之久的王朝的历史概貌。学术意义更大的是沙畹（EdouardChavannes）的精彩研究，即他在《通报》第十七卷发表的《吴越国》（LeroyaumedeWouetdeYue）一文。最后，为我们展示了蜀国君主王建墓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他们凭这个规模宏大的发现也值得我们向其致敬。这个蜀国位于四川，曾为 10 世纪艺术家和诗人提供了庇护。

  由于篇幅限制，我无法在这里提到所有有兴趣从历史废弃物中拼接出一幅所谓“十国”图画的中国学者们。但是，我必须向研究 10 世纪福建的前辈魏应麒致以敬意，他率先对王氏统治下的福建的文明展开详细研究，并在《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上以《五代闽史稿之一》为标题发表了他的研究成果。这篇论文完全是在讨论闽国的宗教和神话，其中大部分篇幅用来开列福建宗教建筑的目录，包括兴建时间以及其他相关史实。同样是这位作者，还分析了在 10 世纪初流行的传统观念（这与王氏集团统治闽国的必然性有关）以及这种观念所依托的一般玄学理念。

  

  王审知

  这段分析虽然篇幅不那么大，但价值却不容小觑。在研究闽国历史过程中，我时常引用这里面的一些材料，但我并不希望与魏先生在材料完整性上一争高下，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有些材料对他而言是唾手可得，而对我来说却是求之不得的。我之所以有勇气赓续这一已有良好开端的研究事业，只是因为我不知道魏先生是否已续写他的《五代闽史稿》，也因为用英语来研究同样的课题是可取的。

  说到原始材料，如果说有唯一应该参考的，那当然就是正史。而且，就众多中国历史研究而言，正史也确实给研究者提供了绝大多数有益的学术问题。然而就研究 10世纪的十国而言，它只有第二手的参考价值。但是这个通例中，有一个重要的例外：那些与唐朝末代皇帝或宋代开国之君命运攸关的历史人物，传记叙述都比较充分，尽管这些传记更多见于新、旧《唐书》或《宋史》，而较少见于新、旧《五代史》。

  黄河流域正统帝国的历代统治者们，在新旧《五代史》中都有相当充分的记述，那些有幸在这一时期生活于北方的历史人物也同样如此，而南方诸国的皇帝们（这些统治者许多都自称为皇帝），在史书中却只有寥寥数笔，并且诸多轻蔑之辞。在新、旧《五代史》中，欧阳修所作《新五代史》对这些分裂的王国描述较为充分，即使此书与其竞争文本相比，可能有这样那样的一些缺点。即便如此，此书仍然受到《十国春秋》的作者、清初吴任臣的批评，认为其对十国着墨不够充分。《新五代史》有几处显眼的史实错误，例如欧阳修写到一位藩王，名叫王继恭，将其当作第二代闽王之子，然而有充分证据表明其为第二代闽王之幼弟。

  薛居正《旧五代史》强调十国的不合法性，故提及其中的官衔与爵衔时，往往冠以“伪”字。更有甚者，这位史官不屑于使用十国的年号，而是使用五代皇帝的年号作为时间坐标轴。欧阳修为十国各自设立一卷（卷 61—70），同时还有一个提纲挈领的年表（卷 71），而薛居正将其对十国君主的记述压缩到一卷世袭列传和三卷僭伪列传中。

  应该强调的是，两部关于这个时期的正史都没有叙述十国典章制度的“志”。写一部肤浅表面的政治史是相对容易的，相对而言，从众多史料中一点点儿搜集散落各处的信息，以便勾勒这些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要艰难得多，往好里说，也必然充满缺漏和不确定性。

  但是，确有一部可读性很强的史书，提供了有关 10 世纪这些南方王国的大量信息，远远超逸那两部纪传正史，这就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司马光是欧阳修的同时代人，在处理这一历史时期的不同地区和不同人物时，其公正性远超欧阳修。由于他的不朽之作填充了帝国各个地区的史实细节，我们才有可能十分客观地探究那个时期的正统王国与非正统王国。《资治通鉴》是我考察 10 世纪福建历史，特别是政治史和外交史领域时，极为重要的一种原始文献。

  此外的材料极为有限，只有各种各样小书中零碎记载的材料，诸如有关名人怪癖的逸事掌故，其中许多显然旨在揭露那些意图挑战北方统治者公认权威的南方王国国君的轻浮举止与不伦之行。

  尽管如此，此类文献却提供了非常可观的材料，这些材料涉及宫廷节日、艺术、宗教生活，涉及指称常见事物的方言词、乡村习俗、民间传说以及其他许多事物，这些事物比起杀人奸臣与有德谋士的事迹或许更值得研究。除了这一批资料，还有碑传材料。

  这些材料不是太丰富，而且多数并非第一手材料，只保存在从10世纪到20世纪的学者的抄录中，然而，这些碑传材料却是不容忽视的，特别是它们能够补充重要政治家的职官与生平行事。为什么十国的史馆最终没有留下当代的历史，马令在其《南唐书》自序中解释了一部分原因。他指出，十国的朝廷事实上都设有史官，他以南唐为例说明这些史官的共同命运：在新建立的宋帝国的道德压力下，可能还有更多现实的原因，南唐那些品德高尚的史官焚毁了自己的手稿。

  为英语读者撰写一部闽国的文化与政治史，最简易的方法莫过于将吴任臣（1628—1689 ？）《十国春秋》中的闽国部分翻译过来。这部由负责《明史·历律志》的博雅数学家撰写的著作，共114卷，后来，周昂又增补了两卷新材料。

  吴任臣在序言中引征了较早的补史之作如《十六国春秋》等，以其为他编纂此书的先驱。西晋帝国瓦解之后占据中国北方的“蛮夷”自治政权，在晋代正史中记述不足，《十六国春秋》等旨在弥补这些不足。尽管吴任臣著作很有价值，但要核查其资料来源，仍很困难，而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他是在事件发生 6个世纪之后才记述这一事件。因此，纵然《十国春秋》近来被许多作者作为一种主要而权威的文献来源而频繁引用，但我仍对使用其中的材料持谨慎态度，不管这些材料多有吸引力，除非能够查证出处，否则我不会使用。

  本书的研究并不自诩已穷尽10世纪福建地区文明的每一个细节。这只是初步的研究，无疑充满谬误，但我希望它将有助于为未来如何研究一个完整的文化指明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