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公教育2022中国人民银行招聘考试：真题汇编及标准预测试卷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申论 pdf mobi txt 2024 电子版 下载

《中公版·2022中国人民银行招聘考试：真题汇编及标准预测试卷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申论》是中公教育全国银行招聘考试研究院编写。本书在研究历年考试真题的基础上，依据考试难度，选择相关的内容编辑成书。 本书共包括3套真题和5套标准预测试卷。 每一套试卷分为两个模块，分别是： 行政职业能力测验 申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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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中公版·2022中国人民银行招聘考试：真题汇编及标准预测试卷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申论》是中公教育全国银行招聘考试研究院编写。本书在研究历年考试真题的基础上，依据考试难度，选择相关的内容编辑成书。 本书共包括3套真题和5套标准预测试卷。 每一套试卷分为两个模块，分别是： 行政职业能力测验 申论

• 作者：[已注销] 发布时间：2012-03-24 19:24:56

  不喜欢。。。

• 作者：五色全味 发布时间：2017-01-23 20:44:32

  說是表演課，其實更像是哲學課。學戲就是學做人，藝術不就是對人生的探求和叩問麼

• 作者：林里的Liam 发布时间：2023-07-26 20:32:50

  她从蕞初的无措到后来帮助他人构建良好亲子关系的导师，她的专业经验和个人经验值得我们学习，从婴儿期、学龄期到青春期这些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也许能够让你有所感触，原来还可以这样对待孩子而不使双方闹得不愉快。

• 作者：安德洛米达 发布时间：2020-07-04 19:58:13

  还可以

• 作者：雾雾雾 发布时间：2019-08-17 12:27:44

  图案都挺好看的，做些日常小物件非常合适，有几款想上手试试。

• 作者：xinom 发布时间：2022-04-05 15:55:47

  写的挺好的。军人终究是人。

• “虫”“气”“菌”——细菌学说在中国的落地与前行

  作者：某羊 发布时间：2023-02-23 23:10:49

  《尔雅》释“中馗菌”，地蕈也，小者曰“菌”，按菌乃植物中之微小者，今冠以“细”字而言其细微不易见，于义尚合，姑从之。 ——1918年《细菌学名词草案》

  大疫三年，我们对于卫生防疫的关注无疑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其中既包含对于“防疫”这一技术或知识本身浓厚的兴趣，同样也涉及技术知识背后更为广泛的政治与社会因素——毕竟，我们已经以切身的经历体验到了：

  所谓疫情防控，绝非是“医学”所能简单概括的，它所需要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以及它所塑造的政治经济文化后果，皆不可被忽视

  。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有着如此深刻的体验，也便不难理解三年来的“防疫卫生史”研究热与出版热——2020年全年扎堆面世的一系列关于西班牙流感、黑死病等“大疫”的作品自不必说，仅就中国史而言，有关口岸防疫研究、东北鼠疫、卫生书报的作品就有不少以再版或新版的形式与读者见面。

  

  卫生的现代性

  8.9

  [美]罗芙芸 / 2021 / 江苏人民出版社

  

  东北博弈

  7.1

  [美] 威廉·萨默斯 / 2022 / 光启书局

  

  出版与文化政治

  7.5

  张仲民 / 2021 / 上海人民出版社

  需要指出的是，此类研究大多以事件史或技术史的角度切入并展开，固然有趣而具体，却难免片断性——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我们当然可以通过阅读《卫生的现代性——中国通商口岸健康与疾病的意义》或《万国天津：全球化历史的另类视角》来了解近代卫生防疫的知识与技术如何在1900年代通过通商口岸进入中国，也可以透过《东北博弈：环境与地缘政治（1910—1911）》获悉1910年代中国鼠疫防控能力的已日渐成熟，但却缺乏对于二者之间联系的清晰认识：

  十年之间，卫生防疫何以在中国获得了如此明显的在地化成果？

  如果不考虑阅读一部卷帙浩繁的医学通史，那么从概念入手不失为一种了解诸如上述1900—1910年这样“发展中间期”的十分经济的方法。张仲民教授基于“卫生”这一概念展开的近代史研究已经成名在外，而浙江大学的姬凌辉研究员的新著《晚清民初细菌学说与卫生防疫》，则在借鉴的基础上另辟蹊径，从与前者密切相关的“细菌学说”入手，呈现清末明初卫生防疫知识与技术的引介与在地化进程。

  如作者在结语中所明确指出的，细菌学说在晚清民国时期的发展与传播，实则是引介于在地化这两个过程“纵横交织”的结果（319—325页），这也使得本书的叙述构成了两条线索：

  就纵线而言，清末民初细菌学说的引介历经晚清政府、民初北京政府、南京国民政府等不同时期，并在此过程中实现了中西古今的碰撞与交流

  ——鸦片战争后，最早一批由中国走向世界的外交官、留学生们开始在日记与书信中记录显微镜、细菌、现代医院、卫生的一系列新事物与新观念，特别是细菌这一新奇事物，与传统中医观念中的“因虫致病”说在中国人的脑海中实现了奇妙的结合——“照壁见蝎行”这一作者所见国人对于显微镜下微生物的最早记载（057页），便是这种古今结合的最佳脚注。而后，随着教会、留日学生等不同群体的争相译介，

  细菌学说于1880到1910年代间持续在华传播，并呈现出由普及化（作为域外奇闻的介绍）到专业化（作为先进技术知识的引介）再到普及化（作为与工农生产和日常生活相关的大众知识的宣传）的传播进程，并最终以1919年中央防疫处的设立为细菌学说被引介的标志性事件

  。在本书的相关论述中，有两方面特别值得注意：

  一者，就内容而言，

  清末民初细菌学说引介过程中，不同译名的争相竟逐可谓盛况空前

  。作者指出，清末民初虽是乱象丛生的年代，动荡的政局却也为民主、科学等思想与知识的传播创造了相对宽松的条件（170页），加之这一时期新旧、中西思想的碰撞与激荡，更兼“受近代科学进步主义思潮影响，人们往往努力找寻更为合适的后出概念去取代日益落后的前出者”（208页），关于bacteria的翻译从最开始的“虫”，音译的“百思笃”，到音意结合的“百”（从白从一，具体解释见205页），再到和制汉语“细菌”“霉菌”等，可谓种类繁多。

  而如其他大量译词一般，和制汉语“细菌”最终占得鳌头，亦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一种中西折中的结果。

  

  在此过程中出现的一个相当特别的译名，音miao，由“秒”“生”二字构成，区细菌增殖速度快之义

  二者，就表述而言，本书系由作者的硕士学位论文改写完成。而当“概念研究”与“学位论文”相结合时，行文方面的“失之过繁”便难以避免。特别是在考察细菌学说引介过程时，在资料的列举方面作者往往不要其烦，力求详尽——其中一些表格、议题复述本市可以进一步简化、省略或是置于书后附录部分的。而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大量的图表和要素列举难免让阅读的流畅性大打折扣。就此而言，本书由论文向著作的改编尚难说完善。当然，反过来说，若作为一部供后续研究者参考的简报集，本书到确实要有用得多。

  相对于纵线，

  横向的细菌学说在地化过程甚至更为复杂。对此，作者将之概括为“一张从条约口岸到东北三省，从东北三省到晋绥直隶，从晋绥直隶再到全国各地的社会文化版图”（321页）。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于这一主线的梳理和探索上，作者颇具创见地以1894年香港鼠疫（口岸）—1910年东北鼠疫（东三省）—1918年晋绥鼠疫（晋绥直隶）—1919年霍乱疫情（全国）这一“疫情防控史”为线索，通过考察不同阶段、不同地域的疫情防控情况，总结了清末民初近三十年间细菌学说在中国的传播不断深化的过程——

  既体现于相关观念地域影响力的不断扩张，亦表现在舆论宣传和认知主体的下沉不断深化，更内化于官方和民间在疫情防控工作中的科学程度上

  。

  这里就要谈到本书在表述方面的另一大特点——

  （纵）线与（横）点，也即作为概念史研究的细菌学说译介过程，与作为事件考察之重大疫情节点的两相结合

  ：作者匠心独运，将细菌学说引介的概念史范畴与防疫事件的考察依时间顺序两两搭配，由此我们得以看到甲午前后细菌概念的引入与香港鼠疫的防控（第二章）、清末细菌学说的传播与东北鼠疫防控（第三章）、民初细菌学说的深化与晋绥鼠疫的防控（第四章），以及中央防疫处的标志性成立及其在霍乱疫情防控中的作用（第五章）——观念的传播得以照进卫生防疫工作的现实，从而让读者对于前者的理解更加具体化。

  

  从左至右分别为1894、1910和1918年三次鼠疫期间《申报》《盛京时报》和《大公报》对于疫区疫情及防控工作的报道

  ——应当说，若仅有对细菌学说引介与转译过程的分析，那么作者便很容易陷入概念史研究的窠臼，沉迷于对译介著作与报刊文章的收集和梳理（如前所述，本书的相关部分已具有了明显的这一趋向）；而如果专注于近代历次防疫事件的考察，则又难免流于表层的事件史研究，无论基于比较热门的政治和社会文化角度，亦或更为专业性的医学史视角，本书都绝难达到目前的深度，更遑论望那些更为成熟和经典的近代卫生史研究著作之项背了。平心而论，就本书目前对于概念史与事件史研究的结合而言，有些部分仍略显生硬（如第五章），但在传达作者理念、引导读者理解方面，其价值已得到充分体现。

  而这种结合得以成立，除却作者研究思路上的匠心勾连之外，

  “细菌学说”这一案例本身亦得凸显其独特性

  。如作者在第一章所作着重分析的，在“细菌”这一概念开始进入中国人视野的19世纪中叶，距离其在西方被系统研究不过二三十年（1830年代复消色差显微镜的发明才真正推动了微生物学的研究），也即“当19世纪中后期细菌致病说西来之后，细菌致病说在同时期的西方也是刚刚起步”（077页），公共防疫观念亦处于传统的“瘴气论”（强调清洁）与近代“细菌说”（强调隔离传播渠道）的较量之中（这种较量在1894年港英政府主导的香港鼠疫防疫工作中展现得相当明显）。在此情况下，

  细菌学说的“西学东渐”不同于其他更为成熟的西方科学，其本身仍处在尚待完善的进程之中。而1894与1910年这两次发生在中国的鼠疫疫情，更是为中国学界、政府及民众提供了一次绝无仅有的“前沿体验”机会

  ，如作者所言：

  如果说1894年（在香港鼠疫事件中）腺鼠疫杆菌的发现是人类首次吹响了科学的号角向瘟疫宣战的话，那么宣统鼠疫期间经过各国医学专家的共同努力，肺鼠疫杆菌的发现则是细菌学说在东北这个特殊场域，得到各国专家认可的重要成就，这对于细菌学说本身而言，是其走向全球化的重要一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东北鼠疫的防治与肺鼠疫杆菌的发现均是具有世界意义的事件……亦构成晚清民初下层社会启蒙运动的重要一页。（168—169页）

  可以说，

  在“共时性”（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和“同域性”（中国东南—东北）的推动下， 细菌学说本身的理论发展、其在卫生防疫工作中的实践，以及作为域外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得以合而为一，并通过作者的文字体现出了独特的案例价值。

  当然，这种“同步”并不意味着细菌学说的发展及其引发的卫生防疫体系现代化进程得以在近代中国实现“弯道超车”，现实的状况远非乐观，甚至于“在地化”的过程中凸显了近代中国社会发展不平衡所带来的巨大反差

  ：一方面，在经过香港、东北的两次鼠疫疫情洗礼后，活跃于口岸地区的中国的精英学者们（以伍连德为代表）已然具备了全球性的卫生防疫观念与最为先进的细菌学知识；但另一方面，如果将视野转向1918年的晋绥鼠疫，则前述促进晚清民初知识传播的社会环境同样导致了内陆地区“乡民愚昧无知”“官员不作为”“军队飞扬跋扈”，以致发生“无双国士”伍连德在疫区因研究需要解剖因疫死者，而遭愚昧民众殴打的尴尬情况。（227页）

  

  伍连德，中国卫生防疫、检疫事业创始人，主导了1910年东北鼠疫及其后多次疫情的防控工作

  甚至于，这种状况不局限于“口岸—内地”的地域性差异。在本书第五章论及1919年全国性霍乱疫情的防控时，作者一方面肯定了新成立的中央防疫处在京畿地区所取得的成效，并指出“中央防疫处的专业水平并不比世界其他细菌学研究机构差多少，甚至在大规模应用血清、疫苗方面，亦积累了不少本土实战经验”（315页）。但另一方面，同样位于东部口岸地区的上海南市，却枉顾霍乱弧菌通过饮用水、食物传播的科学事实，而在民众支持、官方推动之下，以清理垃圾的方式抵御疫情。对于这一“倒退”情况，作者予以了重点关照，分析认为：

  此时细菌致病说之于中国，仍处于初步引入阶段，即便是在较为开放的广州和上海，细菌致病说的普及也并不顺利，中医与西医防疫观念不同，广州与上海防疫观念各异，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之间也很难讲业已形成良性互动。所以淞沪警察厅当局作为上层，即便认识到了霍乱弧菌致病原理，但在当时，究竟有没有必要把细菌致病说这种仍处于发展阶段的知识，用一种启蒙性话语去启蒙普罗大众？在霍乱造成的恐慌情绪下，淞沪警察厅基于自身利益考虑选择着重解决南市垃圾问题，是一种理性选择。同理，普通民众选择“建醮”“游神”“验方”去因应疫情，实际上也是一种自有其“传统”的“理性回归”。从这个意义上讲，南市垃圾清理成为1919年上海南市霍乱防治工作的重点，看似意料之外，却又在情理之中。

  综上所述，在时人的防疫行为和观念中，事实上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历史场域，充斥着科学、宗教、地方习俗和信仰之间的“混战”。“混战”的结果是，在时人认为的细菌、垃圾、鬼神三种疫原之间，人们更倾向于相信后两者。毕竟此时的细菌致病说仍然存在于相对专业的医药卫生报刊里，停留在知识分子的脑海中，尚属于“精英知识”。（286—288页）

  某种意义上说，这可能是本书最值得深省的一个案例——从动态的角度看，最为科学的理论终究永远会处于少数“科学精英”的观念之中，科学知识的生成与传播亦处在一个以他们为金字塔尖的无止境下沉过程当中。而

  在疫情这样的公共危机下，无论是普罗大众面对未知的恐惧而选择基于“传统”的“理性回归”，抑或是政府基于“治理术”之需要的顺势而为，都无疑会凸显上述知识传播链条的无力，却又同时彰显了这一传播链条的重要性与急迫性

  ——一次次的“疫情”冲击不断提醒着我们这一现实，而作者对于过去的梳理则进一步明确了这一无止境工作的任重道远。

  

  登载于1927年《卫生》杂志上的《医学鸟瞰图》，关于卫生防疫的相关主题已占据左上四分之一的部分

• 耽溺阴翳，极致为美

  作者：任知 发布时间：2011-04-26 03:24:02

  日本自然主义时代从岛崎藤村的《破戒》开始，不论美丑，挖掘事物的最终根源，确立自我的意识，这就是日本的自然主义。明治四十年前后的数年间，自然主义横行的时期，森欧外和夏目漱石持有批判的态度。从森欧外的系统中表现出反自然的耽美主义派。其中永井荷风和谷崎润一郎以及以后的佐藤春夫都是强有力的代表。特别是谷崎作为耽美文学大师、“恶魔主义者”，他的创作经历了55个年头，先后跨越明治、大正、昭和三个时代，从初期的迷恋西方文明、中期寻找古典回归传统、晚年“恶魔”再生，执拗于女性美的病态追求，走向罪恶的深薮。日本文学史常用“大谷崎”、“ 谷崎朝”等字眼来形容其漫长文学生涯以及丰厚的创作成就。

  谷崎润一郎（1886-1965）生于一个世代商人家庭，少年时沉溺于放浪的生活，宽裕的环境令他受到良好的教育。中学时家道逐渐衰落，经济陷入困窘，昔日亲友的冷眼，导致他时常产生愤世情绪。在东京大学因拖欠学费中途辍学，其后与剧作家小山内薰、诗人岛崎藤村创办了《新思潮》杂志，并发表短篇小说。像《麒麟》描写春秋时代孔子游说卫灵公遭奚落的故事情节，南子夫人外表惊艳，内心却很狭窄恶毒，她凭借官能创造出强烈刺激的淫靡世界，令卫灵公不思“道化”， 耽于享乐。忘记道德，孔子深感绝望，怏怏而去。《刺青》则写的是一个以刺青为业的青年画师采取诱骗手段，迫使善良的女孩变成“魔女”，作者也是美“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以至于排斥伦理道德、世俗常规。这两篇小说因构思新颖、文笔流畅而受到永井菏风的青睐，给予高度评价，谷崎因此名声大噪，正式登上日本文坛。

  1915年谷崎与石川千代子成婚，温良的千代子不合谷崎的心意，谷崎恋慕小姨，《痴人之爱》以她为原型。谷崎有外遇，疏远了妻子，妻子与婚姻失败的诗人佐藤春夫产生恋情。谷崎得知此事，与佐藤达成口头协议，愿拱手相让，不料他中途反悔，导致俩位文友绝交，直到1926年和解，此后将妻子转让佐藤，三人登报署名公之于众。此事一出闹的满城风云，成为坊间笑谈。这就是文坛上著名的“小田原事件”，在以后他的小说《各有所好》中亦有所体现，颓废作家与妻子性格不合，由于中间有个年幼儿子的牵绊，两人无法离婚，作者将夫妇的微妙复杂心理描绘得淋漓尽致。

  1931年4月他与女学生谷川丁未子结婚，这段婚姻只维持一年，恍如流星滑过天空。在别人邀请芥川龙之介的宴会上，谷崎对松子夫人一见倾心，无奈当时俩人天差地别，关东大地震，谷崎搬到关西，与松子再续前缘，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终身伴侣，家庭生活趋于稳定，婚后松子一度怀孕。谷崎表为了艺术表现出自私的一面，他劝松子打胎，怕他蜕变为只会给娃娃喂奶、换尿布的平庸妇女，心目中的那个“高贵的女性”形象就幻灭了。松子忍痛照办了，对此事也深感隐痛。俩人付出的代价换来了谷崎30、40年代的黄金时期。

         在谷崎的作品里，思慕母亲是其重要主题，这都源于他对早逝母亲的追念和向往。从早年的《恋母记》；昭和初期的《吉野葛》；昭和中期的《少年滋干之母》；最后到晚年的《梦浮桥》，“母”的含义并不多变，随着谷崎对于美的理解不断深入拓展。《恋母记》写了幼童在寻母的路上哀伤独行，遇到发鬓斑白的老妪，误认做母亲，被老妪拒绝。又遇到年轻妇人，女人弹着三弦、时而沉痛哭泣，幼童陷入被母亲宠爱的回忆里，这让他恍惚，女人告诉他自己就是母亲时，他投入母亲的怀抱，融化在温暖的乳香里。其实这部是作品是借一个成年人的口吻在写自己的一个梦，结尾写到“我今年三十四岁，而我的母亲已在前年夏天离开了人世……当我的脑际涌出这一想法时，新的眼泪便滴落到枕头上了” 。《吉野葛》写的是津村到母亲生活过的吉野时，总会浮出母亲的幻影。丧失母亲的男孩子，其恋母的情绪和恋慕年轻女子的联系情同此理，作品中这样描述：“那幻影既是母亲，又是妻子，所以自己幼小心中的母亲形象，才不是上了年纪的妇人，为永远是年轻的漂亮女性”。

      《 少将滋干之母》是其恋母题材的巅峰之作，评论家龟井胜一郎认为《少将滋干之母》是谷崎文学所有要素之综合、最高之结晶。这则小说取材于《源氏物语》、《今昔物语》、《大和物语》等经典古籍，以滋干与母重逢的故事为主线，中间穿插平中、时平、国经与其母亲的恩怨纠葛。书中的女性，作为国经的少妻，被老夫百般宠爱，她与好色者平中暗通款曲，又被权倾一时的时平掠取为妻。年迈的国经失去爱妻的肉体，抚摸不到妻子鲜滑而富有青春活力的肌肤之后跑去修不静观，以期达到对肉欲抗拒和厌恶，然而“恶魔”不仅攫取了感觉、理智和情感，也带走了他的灵魂，以至他在失去爱妻后像个孤魂野鬼。滋干对母亲永远停留在四五岁的美好印象，当她抱住四十年未见的母亲，贪婪地闻着母亲衣服身上散发出的香气，像个撒娇的孩子，用母亲的袖子不停擦拭着奔涌而出的泪水。在《阴翳礼赞》里他说“日式建筑的屋檐和回廊的设计都是为了让外部的墙光进入屋内时得以递减，以达到屋内阴翳的效果，而格子窗和窗户纸更是增加了这种效果。除此之外屋内房梁的结构、墙壁肌理的处理、家具的陈设无一不是对光影变化起到作用”。举出了房檐、回廊、壁龛等日式房屋的特点，意在说明隔断室内与日常空间的联系，形成一个独立的“让人忘却时间”的绝对空间，这就构成了一个观念世界。他对女性的肉身朦胧化，切断其与现实的联系，升华为美的意念，这也是想成了阴翳之美。像《春琴抄》仆人出身的佐助在精神上受尽孤傲的盲女春琴姑娘的折磨。她被毁容后，佐助为了在脑海里永远保持她的姣美面貌，竟用针刺入自己两眼的瞳仁，也成为盲人。就受虐而言——《痴人之爱》中“河合与小女纳奥米的畸形恋爱”也如是，河合领养了一个“洋气”日本女孩，要想把她培养成杰出的女孩，让她去学英语和音乐，后来没想到却把她培养成一放荡女人，她与日本人偷情后觉得没意思，又和西方男人混，河合面对纳奥米的一次次欺骗和背叛居然逆来顺受，继续养着她，即使她整天戏弄他也无所谓，这一切就是因为他喜欢纳奥米身上的“洋气”。

  中村光夫在《谷崎润一郎论》里说：谷崎自开始写作以来，一直就与时代背离，他对政治既不理解，也不感兴趣。虽然他有着旺盛的创作欲，但丝毫也没有作为社会的一员的自觉。他的作品很少根植现实，不是回归传统古典，就是长期将东西方文化相互渗透于融合，谷崎著作等身，其文学生涯的最高杰作当推《细雪》。他在纷乱的战争环境下，背向时代开辟出的一个具有古典趣味的“桃花源”，他这部小说以松子夫人四姐妹为原型，描写了出身大家的四姐妹的感情和莳冈家族的生活形制，也将自己在关西生活的体验娓娓道来，并借樱花的意象阐释了自己对日本传统美意识的理解，将有限的人生与无限的自然融合在一起这是和谐的永恒的美，这是美的极致。

   谷崎耽溺于阴翳的神秘、官能的愉悦，他的文字性情毕露，女体对他而言就是宗教。他的小说充满荒诞与怪异，排斥艺术对道德的功力。在《卍》里光子导演了一场毁灭性的四角恋悲剧。作为大阪律师柿内孝太郎之妻柿内园子，与同一画院的光子发生了同性恋，而孝太郎又受到光子的诱惑，光子又有情人荣太郎。荣太郎生理有缺陷，一再利用自己的女朋友光子，而园子为了和光子在一起欺骗丈夫，又想办法赶走荣太郎。荣太郎为了复仇，将此事情公诸于新闻。光子在绝望中屡次逼迫园子夫妇喝药，虐待二人，最后光子和夫妇饮鸩殉情，独园子生还。施虐是光子生存的快乐，当光子失去这一快乐的器具时，“恶魔”也随之灭亡。谷崎分别通过安西教授与郁子的私人日记，记载了整起事件，由于安西夫妇同为当事人，也就是说，这是位处同一件事中的二人的两种主观感受，因而并不存在确切的客观“事实”。由于二人的日记都是有意写给对方偷看，使夫妇二人逾越世俗义理“谈性色变”的屏障，在羞于启齿的性问题上促膝谈心，袒露心声。晚年的《疯癫老人日记》(1962) 更是登峰造极，此书采取77 岁老人所写的日记形式，集中地表现了谷崎极端享乐主义的一面：追求官能的美，耽于变态性欲的描写。老人与他那个舞女出身的儿媳飒子的暧昧关系。他将“母”与“女”统一、“性”与“死”统一，于死亡中思考生存之意。。老人患过脑溢血，每次接近飒子，血压就会增高，达到死的临界状态。他生前拓下了飒子的脚印。在遗嘱中，要求把这脚印刻在他的墓碑上。这样，她的脚就可以永远踩着他了。

   

     谷崎独创的一体两性的“恶魔”，使男女两性的矛盾相生又并行不悖，令美和丑恶在相互撞击中走向两个极端，呈现分离的状态，但由于两极处于同一个矛盾体中，美和丑最后又合为一体。这正符合《金色之死》里批判莱辛所说：“男性美的东西无非是模仿女性罢了。”他对男性美的否定归纳起来即是要强调两性同体，这也切合了他所歌颂的“阴翳之美。”在阴翳与狂乱之后，由于发现不了美而哀，最终陷入空寂闲寂。正所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