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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Meridian 发布时间：2020-12-01 17:29:00

  疫情期间听作者讲座知道的这本书，这两个月断续看完吧，补充专业知识没错

• 作者：圆缺 发布时间：2019-08-13 13:19:14

  nurture the nature，2019年8月13日扔

• 作者：RosierRosier 发布时间：2015-09-19 00:19:12

  叶公

• 作者：筱堂 发布时间：2018-09-05 08:30:27

  十八年八月廿二日再读一过，精装版真是字大行疏，用纸也颇考究。

• 作者：eric8888cn 发布时间：2019-05-31 23:50:42

  草草翻了一遍，很一般。

• 作者：恩恩 发布时间：2015-04-10 12:59:53

  http://read.jd.com/8016/

• “建国历程的胜利与悲剧”

  作者：gqxing 发布时间：2018-02-01 23:41:00

  在《美国创世纪》一书中，作者讲述了六个故事，这些故事选自1775—1803年间，在美国独立前后、制宪建国以及共和国初创时期的几个关键节点上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有的事件对后世、对世界具有持续的影响，有的对北美大陆的前途具有扭转乾坤的重大意义，有的对之后的南北战争、种族冲突留下了隐患及遗憾。其中包括：独立宣言出现的前因后果、福吉谷冻营的思考及由此开始的战略转变、费城制宪及宪法批准会议上的大辩论、保护印第安原住民的努力及失败、国内政治分化与政党的诞生，以及开启向西扩张之路的路易斯安那土地购买案。

  阅读约瑟夫•埃利斯（Joseph Ellis）的书是一种令人赏心悦目的体验。在本书中，埃利斯的讲述以完整的过程演变为主线，以不同来源的丰富史料为依据，以深入的分析与理性思辨见长，秉持客观的立场，既不做刻意拔高，也不为尊者讳言。在讲述过程中不时流露出的调侃、反讽和幽默，令人忍俊不禁。埃利斯的历史作品既有故事情节的吸引力，又有思想洞开的提升，使读者能够从中得到意料不到的收获。

  一、独立宣言与美国自由精神的由来

  从1775年4月在列克星敦和康科德打响美国独立第一枪，到1776年7月公开发表《独立宣言》，这15个月是决定北美殖民地未来走向的关键时期。作为马萨诸塞派出的代表，约翰·亚当斯是大陆会议的核心人物，身兼战争与军备委员会主席，负责从各殖民地为乔治·华盛顿率领的大陆军征集兵员、筹备武器、弹药和粮食，是公认的“擎起独立事业的巨人”。正是他与华盛顿的领导显示出重大的创造性，保证了美国革命以审慎的速度推进，避免美国革命走上法国大革命的道路。

  在此期间，殖民地的精英分子分为两派：一是激进派，希望彻底脱离英国的殖民统治；二是温和派，力主寻求和解，避免与母国公开决裂。亚当斯虽属激进派，但他希望审慎处理。两派合作，大陆会议决定采用双管齐下的策略，一方面开始做好战争准备，并任命华盛顿为大陆军总司令，统领波士顿周围新英格兰地区的民兵。一方面提出和解方案，以其延缓革命日程。同时，根据大陆会议通过的决议，亚当斯也开始指导各殖民地起草自己的宪法，以便独立后“替代现存的英国治理宪章”。

  1775年邦克山战役的结果增强了殖民地战胜英军的信心，英军对待伤亡人员的暴行开始引起温和派的分化，态度逐渐发生变化，托马斯·潘恩发表的《常识》小册子犹如畅销书，激起殖民地脱离大英帝国，追求独立自由的热情，乔治三世与诺思勋爵招募雇佣军，决心惩治北美殖民地叛乱的消息也进一步激怒了殖民地民众，最终公投显示民众支持独立，这一切使得独立成为唯一的选择。

  至此，一切都尘埃落定，剩下的只是公开宣布独立。于是，会议指派了一个由亚当斯、本杰明·富兰克林、托马斯·杰斐逊等人组成的五人委员会，负责起草一份宣言。亚当斯指定由杰斐逊执笔，亚当斯和富兰克林仅对草稿做了少量的文字修改与润色，在7月2日通过“联合起来的殖民地从法理上有权成立自由独立的国家”的决议之后，大会又用了两天的时间，审议、修改和删节宣言草稿，修改的重点主要放在后面的控诉部分，对宣言的开始部分并未理会，编辑定稿后于7月4日正式对外公布。公布时也没有人注意到第一段有何意义，无非是为了引出后面的重大话题而已。没想到多年后，反而是第一段文字，55个英文单词，“越来越具有丰富的意义，成为美国信条的开创性表达”。

  二、独立战争的战略转变

  在独立战争中，英军与大陆军的战斗力严重不对称。从数量上，大陆军满员尚不足英军的一半。从质量上，当时的英军可谓世界公认的一流劲旅，官兵训练有素，战斗经验丰富，装备精良，大陆军只是各殖民地临时拼凑起来的一支杂牌部队，而且兵员来来去去，动态变换，犹如“旋转门一般的兵员更替”，“折叠门一般的兵力消长”，武器、弹药与粮食供应严重不足。如果正面对决，大陆军必败无疑。

  1777年冬与1778春，大陆军进入福吉谷冬营休整，附近的英军则占据费城过冬。福吉谷本是一个富裕的产粮区，但当地人宁愿把粮食卖给驻扎在费城的英军，也不愿卖给周围的大陆军，因为前者支付的是英镑，后者给的是毫无价值的“收据”。在福吉谷休整期间，华盛顿认识到控制农村与赢得战斗同样重要。“空间和时间都在美国人一边，唯一会输掉战争的方式就是奋力去赢得战争”。随着冰雪的融化，华盛顿做出了战略转变，汲取罗马对付汉尼拔的经验，采取防御策略，消耗、疲惫英军，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避免正面决战，保存大陆军。同时，采取控制农村，争取民心和持久战的方式，从时间和空间上拖垮英军。

  三、制宪与宪法批准

  美国革命是分为两个阶段完成的，但两个阶段体现的美国革命精神是完全不同的，独立战争代表的美国革命精神（或称“76”精神）是独立、自由，制宪建国代表的美国革命精神（或称“87”精神）是国家主义，两次美国革命最终形成了一个往返循环，前者的目标是挣脱大英帝国的殖民统治，赢得自由，后者是在各殖民地之上创建一个新的中央政府，以确保美国未来的发展。战时成立的联邦本质上只是过渡性的政治结构，最终要么走向解体，要么走向团结。

  1787年制定的宪法是现代美国人最引以为傲的成就，但在当时却面临重重障碍，几乎成为无法完成的任务。除了极少数在独立战争和议会工作中深有体会和富有远见的建国领袖，大多数精英人士并不赞同或心存忧虑，一些人甚至极力反对，而普通民众则漠不关心。之所以最终得以成功，主要是坚决反对制定新宪法的人大部分没有参加费城制宪会议，参加会议的主要是激进派与温和派。在各殖民地宪法批准代表大会上，由于采用的策略是要么批准，要么退出，首先抢占了先机。在此历史事件中，詹姆斯·麦迪逊、华盛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约翰·杰伊等人功不可没。1787年夏秋的费城制宪会议只是少数精英分子的闭门造车，1787年底与1788年上半年在各殖民地宪法批准代表大会上的大辩论才是民意的体现，才是87精神的高潮。在弗吉尼亚宪法批准代表大会上，麦迪逊与帕特里克·亨利旗鼓相当的辩论，充分说明了最终联产生的联邦主义宪法只能是一个忍痛妥协、临场发挥的产物，并非出自纯粹的政治理论，否则根本无法通过民意这一关。

  四、印第安原住民的问题

  印第安人的灭绝和奴隶制的维持是美国历史上永远抹不去的两个污点。导致印第安人灭绝的原因有多种，但主要是土地的竞争、病毒的传染和强迫迁移。当然，一开始也有欧洲人及后来的美国人的傲慢和对印第安人的蔑视，完全无视印第安人的存在和生存。在美利坚合众国成立之初，出于美国革命精神和道德层面的影响，以亨利·诺克斯、华盛顿和杰斐逊为代表的美国政府曾试图改变以往的印第安人政策，终止武力驱逐印第安人和渐进式蚕食印第安人土地的方式，与印第安部落谈判立约，以建立印第安领地的方式保护印第安人，通过引入农耕技术，改变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然后逐步同化为美国人。最终因为双方缺乏共识，印第安领袖三心二意，以及其他各种因素的干扰，“曾经的机遇已永远失去”了。对土地的渴望，汹涌的白人定居者继续西进，随着人口的消长，印第安部落最终一个个消失了。

  五、政党的诞生

  美国政党起源的主角是杰斐逊和麦迪逊，靶子是汉密尔顿，起因是联邦权力与州权的宪法解释之争。在华盛顿的第一届政府，汉密尔顿出任第一任财政部长，杰斐逊为第一任国务卿，麦迪逊未入阁，当选为众议院议员。当时，政党并非一个褒义词，政治家大都选择远离政党。主流信奉的“政治家的特征在于公正客观的品行，能超越派别之争和被误导的民众浪潮之上，以国家的长期利益为行动目标，不顾当下的政治代价。”

  建国之初的美国财政混乱不堪，国库空空如也，战时负债不堪重负，信用濒临崩溃。为增强中央政府的权威，作为共和国的财政金融总管，汉密尔顿提出了一整套整顿财政、发展经济的财经政策与管理制度，设立联邦银行，健全金融体系，重建美国的信用。由此，引起州权维护者杰斐逊的不满。在对法的外交关系上，华盛顿发表的中立政策，也引起对法国有好感的杰斐逊不满，认为华盛顿越权。

  1787-1788年的麦迪逊本是一个激进的国家主义者，也主张联邦权力大于州权。到了1790年，麦迪逊又开始走向另外一个极端。这一方面是受其政治导师杰斐逊的影响，此外也是对汉密尔顿设立联邦银行，出现金融投机者，影响到自己的家乡——弗吉尼亚种植园主的利益。

  因此，杰斐逊与麦迪逊一起，聚集起一批州权主义者及相关利益人，自称共和党人，针对汉密尔顿、联邦党人，以及华盛顿政府的内外政策，包括1795年与英国签订的《杰伊条约》，由麦迪逊出面，杰斐逊幕后运筹，展开一系列的攻击，造成不同政治理念的人进一步分化，裂痕进一步加深，作为反对党的共和党由此产生。

  六、路易斯安那土地购买案及其影响

  从拿破仑手中购买路易斯安那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领土扩张，曾以说出“不自由，毋宁死”闻名的亨利·亚当斯认为，“路易斯安那购地案是堪与赢得独立和采纳宪法相提并论的重大成就”。美国西部历史之父的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也曾评论说，“在跨过密西西比河的决定性一步之后，美国扩大了眼界，稳步前进，直到拥有太平洋，从这一事件开始，美国崛起并成为世界强国”。

  路易斯安那购地案既提供了美国人继续西进、扩张共和国的机会，也提供了解决印第安人问题的空间和机会，以及解决奴隶制的机会。对于印第安问题，杰斐逊采用的是加速西迁政策，不但把印第安人赶过密西西比河，现在还要继续西迁，然后出售腾出来的土地，以付清购地款。对于奴隶制的问题，可以利用购买路易斯安那土地与法国签订的协议条款，制定法律，规定路易斯安那土地上产生的新州必须禁止奴隶制才能加入联邦，然后利用出售土地的巨大收益，补偿南方几个蓄奴州的奴隶主，解放黑奴。本来，杰斐逊对奴隶制是有深刻认识的，在邦联议会时期，杰斐逊曾经提出一个议案（仅以一票之差未通过），禁止奴隶制扩散到其他领地。现在有了路易斯安那购地案提供的机会，作为总统的杰斐逊反而忘记了他早就一再谴责的、违背美国革命精神与原则的奴隶制了。对此，作者给出了深入的分析。

• 【转】朱雷：公羊经权义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3-08-12 08:50:48

  来源：《中国哲学史》2022年第5期

  摘要：汉代公羊的经权说并不仅仅讨论经/权、常/变的形式关系，或行权的形式条件之类的问题，更重要的思想在于对政权与君权的性质及二者关系的规定，也就是政道思想，才是经权说的实质涵义、内容涵义。通过分析《公羊传》对祭仲行权及董仲舒对逢丑父不知权的讨论，可得出如下看法：公羊学认为，在通常情况下，国与君为一体，君权能够全权代表政权，臣子效忠于君主即等同于效忠于国家；但在特殊情况下，当君权与政权发生冲突而分离时，臣子即当行权，即转而尽忠于国家与国民而不再效忠于君主个人。公羊经权说的实质涵义概括说来就是“国君以国为体”，社稷为重，“国重君轻”。

  作者简介：朱雷，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讲师。

  桓十一年《公羊传》云：“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这是公羊学经权说的源头。经表示常道、一般原则；权表示变道，是一般原则在特殊情况中的具体应用，而常常相反于常道的形式规定。一般对于经权说，都是从经与权、常与变的形式关系这方面去理解和讨论的。

  如果细致研究汉代公羊说，会发现经权说并不仅仅讨论经/权、常/变的形式关系，或行权的形式条件之类的问题，其中更重要的思想在于对政权与君权的性质及二者关系的规定，也就是政道思想，这才是经权说的实质涵义、内容涵义。然而，经权说中的政道思想，这一《公羊传》与董仲舒所要表达的真正要点，在何休以后似乎就失落无闻了，人们大多还是从形式关系去理解公羊经权说的。

  本文则在通常的理解之外研究经权说所包涵的政道思想。这一内容涵义得到揭明，仅就形式涵义去理解所遇到的那些语焉不详亦根本无法得到澄清的问题，如普遍的规定与原则到底是什么，行权在何种程度上是可以被允许的、而在何种程度上就成了权诈，等等，才能得到真正的回答。下面，首先来看《公羊传》中的经权说。

  一、《公羊传》的经权理论

  《公羊传》于祭仲行权一事集中阐发了经权说。本来，历史上真实的祭仲只是一个专权乱国之人，未必真能知权行权，但《公羊传》借事明义，假托其人其事以阐发经权说。《春秋》桓十一年九月，宋人执郑祭仲。《公羊传》云：

  祭仲者何？郑相也。何以不名？贤也。何贤乎祭仲？以为知权也。其为知权奈何？庄公死，已葬，祭仲将往省于留，涂出于宋，宋人执之。谓之曰：“为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从其言，则君必死，国必亡。从其言，则君可以生易死，国可以存易亡。少辽缓之，则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是不可得则病，然后有郑国。古人之有权者，祭仲之权是也。

  权者何？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权之所设，舍死亡无所设。行权有道：自贬损以行权，不害人以行权。杀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为也。

  这就是《公羊传》的经权说。《公羊传》许可祭仲逐君的做法为“知权”，有几个条件。

  首先，“祭仲不从其言，则君必死，国必亡。”当时的国际局势是宋强郑弱，郑国国内无人能抵抗宋兵，若祭仲不从宋国的胁迫，以死拒之，结果无非是宋国攻入郑国，杀忽立突。

  其次，祭仲观察到，暂且装作从宋之命，可能有机会使形势翻转。因为突虽为宋国雍氏之外甥，关系似乎较亲近，但宋庄公本也是一个弑君而立之人，他并非真心想帮助突得国，无非是欲借此求赂。所以不妨暂且应允，以图后谋。

  第三，也是最为关键的一点在于，《传》云：“是不可得则病，然后有郑国”。“病”，指受逐君之恶名。“有郑国”，意谓保存下郑国。这句话的意思是：就算突有贤才，遂终有郑国，而昭公终不得返国，那也好过昭公被弑、郑国被灭；虽然这样一来自己（祭仲）逐君的罪名就坐实了，没有机会洗刷了，但为了国家的存亡，也在所不辞，因为惟有如此才能保有郑国。这就是《传》后面所说的“自贬损以行权”。

  这一看法透露出这样一层意思：“存国”的正义级别是高于“存君”的。祭仲固然为昭公的保护人，但在忠于君主个人和忠于国家难以两全的情况下，祭仲可以为存国而逐君。在祭仲的计划中，出忽（昭公）立突（厉公）固然只是一时缓兵之计，但《公羊传》指出，就算此计划没能成功，突终有郑国，祭仲背负逐君之罪名，那也还是得这样做，因为国家的利益高于君主个人的利益，“存国”高于“存君”。这背后的政治理念是：政权高于君权，君权乃政权之附属而非相反；臣子尽忠的实质对象在于国家社稷，而非君主个人。

  “是不可得则病，然后有郑国”这句《传》文，何休的解释是：“使突有贤才，是计不可得行，则己病逐君之罪。己虽病逐君之罪，讨出突[讨伐而驱逐突]，然后能保有郑国，犹愈于国之亡。”何休的意思是，如果听从宋国之言出忽立突，己（祭仲）先受逐君之罪名，但若之后能讨突而驱逐之，终究保有郑国，这当然比亡国要好。

  何休的意思看似与我以上的解释差别不大，但有一点关键的不同。何休实际上在《传》文“是不可得则病”与“然后有郑国”之间插入了一句“讨出突”。这样一来，终究得驱逐厉公、复立昭公才算是“有郑国”。但《公羊传》原文没有“讨出突”才算“然后有郑国”的意思。《传》文的意思就是：无论忽与突谁得国，都是保有郑国。

  因此，祭仲立突，即使没有万全的把握以后可以驱逐他，也还是得这样做，因为“国重君轻”。而且这样一来，祭仲永无洗刷自己名誉的可能，这就是祭仲“自贬损以行权”的精神。（如果按照何休的解释，祭仲既然最终“讨出突”，则其实并未“病逐君之罪”，《传》文所谓“自贬损”即无着落。）《公羊传》原义与何休释义的差别反映出一个深刻的不同，即忠于君主个人还是忠于一国的利益。《传》文的原义在于后者，何休则从此一立场稍有后退。

  何休对这句传文的解释虽略有问题，但他对《公羊》肯定祭仲知权的根本原因的解释，则是切中要害的。这一根本原因就在于“国重君轻”。国重君轻是行权的根本根据。祭仲虽为昭公的保护人，但作为郑相，他肩负的职责是相应于国家而非君主个人的，故他对于昭公没有绝对的效忠关系。即使祭仲行权的计划失败，祭仲对于昭公个人而言当然是不忠，但若能保全郑国，那也必须得如此做，因为国家重于国君，存国的正义级别高于存君。

  正是本于这种深层的政治理念，公羊学认可祭仲为“知权”，因为他权衡轻重而知国重君轻。此即《解诂》所说的：“权者，称也，所以别轻重，喻祭仲知国重君轻。”陈立《义疏》也说：“事有缓急，理有重轻。君臣之义，人之大纪；国之存亡，宗社所系。去缓就急，舍轻全重，所以为权也。”1君臣之义轻于、缓于国之存亡，这是祭仲行权在根本上能够被许可的原因，而不在于他之逐君是否仅仅是一时之计。

  此义既经点明，再来看贾逵对于公羊学“任权变”的批评，则知此并非泛泛而言（一般认为此批评只是针对公羊学不守常规、常礼而发），而是紧扣着政道问题而发的。也可以说，“任权变”的批评不仅针对经权之形式关系，更针对经权说的实质涵义。

  贾逵上章帝疏中曾说：“至如祭仲、纪季、伍子胥、叔术之属，《左氏》义深于君父，《公羊》多任于权变。”（《后汉书·贾逵传》）只就祭仲一事看，贾逵的批评是“正确”的、切中要害的。他所谓之“权变”，不是泛说，而是在与“君父之义”的对比中，指明公羊权变义不守君父之常道，多有溢出于君父伦常之外者。其实也就是溢出于专制君权之伦常之外。

  徐彦引贾逵《长义》中批评公羊经权义的话，就更为明白了：“若令臣子得行，则闭君臣之道，启篡弑之路。”贾逵批评公羊经权说是紧扣君臣大义等政道问题而言，此的确切中要害，由此益可知公羊经权说并不仅仅是在探讨经/权、常/变之形式关系。

  其实，公羊学所有讨论经权说的语境，都是与政权与君权问题有关的。在通常情况下，君权能够全权代表政权，此即所谓“国君一体”之一般义、表层义：国与君为一体（“国君一体”语见庄四年《公羊传》）。在此国与君为一体之通常情况下，尽忠于君权即所以尽忠于政权，故以忠君为常道。

  但在特殊情况下，君权与政权发生冲突而分离，君权不再能够全权代表政权，此时就要行权，宁尽忠于国家与国民而可不再忠于君主个人，因为君权之实质是源于政权的，君权不能凌驾于政权之上，国家并非君主个人的财产。

  故公羊学所说的行权在原初语境中的本义与实质义乃是：君权与政权发生冲突而分离时，维护政权而非效忠于君主个人，因君权之实质亦在于政权，故虽在形式上反经（不忠君）而在内容性质上是“有善”与“合道”的（维护政权，尽忠于国家与国民）。

  这背后的理论是“国君一体”之实质义、根本义：“国君以国为体”（亦见庄四年《公羊传》）。国君以国为体，说明君权之本源与实质在政权与国体，君是从属于政权国体的存在，而非在现实上的绝对存在。君权从属于政权，君主个人从属于国家，此是公羊经权说的实质涵义。

  《公羊传》经权说之本义既经辨明如上，下面再来看董仲舒所阐述的经权说，其根本义不出《公羊传》所说，而所托则为逢丑父不知权一事。

  二、董仲舒的经权理论

  《公羊传》主要是由祭仲行权一事正面论述行权之旨。董仲舒论经权，最引人瞩目的则是他由丑父不知权一事从反面论述的行权之旨。逢丑父以其身代君死，当然是一个忠臣和勇士，连他的对手也承认他的忠义，认为戮之不详而放了他。从史实及（家天下之）历史中一般的、通行的观念来看，丑父杀身以救君，忠义之至，他的行为可称得上是舍身取义。

  西汉末的冯衍就曾称赞说：“昔逢丑父伏轼而使其君取饮，称于诸侯；郑祭仲立突而出忽，终得复位，美于《春秋》。盖以死易生，以存易亡，君子之道也。”（《后汉书·冯衍传》）既然如此，则公羊学之贬抑丑父（公羊学认为《春秋》书“齐侯使国佐”将齐侯与大夫相敌，此是绝贱顷公而间接地贬抑了丑父，不认可他舍身救君的行为），显然是在“忠君”这一一般的、通常的观念之上有更高的准则。那么，公羊学据以贬抑丑父的、在“忠君”之上的更高准则是什么呢？这就要分析董仲舒不许可丑父行权的理由了。《春秋繁露·竹林》云：

  逄丑父[即《公羊》之“逢丑父”]杀其身以生其君，何以不得谓知权？丑父欺晋，祭仲许宋，俱枉正以存其君。然而丑父之所为，难于祭仲，祭仲见贤而丑父犹见非，何也？

  曰：是非难别者在此，此其嫌疑相似，而不同理者，不可不察。夫去位而避兄弟者，君子之所甚贵；获虏逃遁者，君子之所甚贱。祭仲措其君于人所甚贵，以生其君，故《春秋》以为知权而贤之；丑父措其君于人所甚贱，以生其君，《春秋》以为不知权而简之。其俱枉正以存君，相似也；其使君荣之与使君辱，不同理。

  故凡人之有为也，前枉而后义者，谓之中权，虽不能成，《春秋》善之，鲁隐公、郑祭仲是也；前正而后有枉者，谓之邪道，虽能成之，《春秋》不爱，齐顷公、逄丑父是也。

  夫冒大辱以生，其情无乐，故贤人不为也，而众人疑焉。《春秋》以为人之不知义而疑也，故示之以义，曰：“国灭，君死之，正也。”正也者，正于天之为人性命也。天之为人性命，使行仁义而羞可耻，非若鸟兽然，苟为生、苟为利而已。是故《春秋》推天施而顺人理，以至尊为不可以加于至辱大羞，故获者绝之。

  以至辱为亦不可以加于至尊大位，故虽失位弗君也，已反国复在位矣，而《春秋》犹有不君之辞，况其溷然方获而虏邪!其于义也，非君定矣，若非君，则丑父何权矣!故欺三军，为大罪于晋，其免顷公，为辱宗庙于齐，是以虽难，而《春秋》不爱。

  丑父大义，宜言于顷公曰：“君慢侮而怒诸侯，是失礼大矣。今被大辱而弗能死，是无耻也，而复重罪。请俱死，无辱宗庙，无羞社稷。”如此，虽陷其身，尚有廉名。当此之时，死贤于生。故君子生以辱，不如死以荣，正是之谓也。由法论之，则丑父欺而不中权，忠而不中义。

  从表面来看，丑父与祭仲“俱枉正以存君”，都是在行权。而且丑父之所为又难于祭仲：祭仲是身受恶名，丑父则舍身取义。但《春秋》贤祭仲而非丑父，这是为什么呢？董仲舒说，因为祭仲行权是把昭公放在去位让国的处境，丑父行权则是把顷公放在获虏逃遁的处境；前者为人所贵，后者为人所贱，故而即使能生其君，也非真正的行权之道。

  那么，又为什么君主“获虏逃遁”是甚贱的处境呢？难道君主的性命不是国家的最高利益之所在吗？丑父作为臣子，难道不应千方百计救顷公脱险吗？而且顷公逃遁归国之后，发愤图强，大有作为，安宁家国，这不是比一死了之要“有利益”得多吗？公羊学却为何不许丑父行权，如此“顽固不通”呢？（这恰恰与公羊经权说给人以重在“反经”的变通性、灵活性的印象不一致。）要回答这些进一步的追问，就又要涉及到经权说关于政权与君权性质的实质思考。

  董仲舒指出，公羊学有“国灭君死之，正也”之义。意思是：国君为国而死，乃死得其所，这是真正的大义、正义所在。这就以十分简明、不容置疑的方式将国与君的地位与从属关系挑明了，无非就是前面论祭仲行权时反复申说的一句话：“国重君轻”；君从属于国，君主是为了国家而存在，而非相反；君权乃源于政权、从属于政权者，而非凌驾于政权之上把持政权者。

  这是公羊经权论所涉及之问题的实质内容。“国灭君死之，正也”，见于襄六年《公羊传》。《春秋》襄六年十有二月，齐侯灭莱。《公羊传》：“曷为不言莱君出奔？国灭，君死之，正也。”意思是，之所以不书莱君出奔，是因为实际上就未出奔，而是随国战死，故因其事而发国灭君死乃得正之义。何休云“不书杀莱君者，举灭国为重”，由此亦可见国重君轻之义。

  正因为国君是为国家而存在的，所以应当为保卫国家而战死；若面临侵伐就出奔他国，弃国家人民于不顾，则《春秋》皆贱绝之。若国君在战事中被敌方捕获又不能死难，此更是奇耻大罪，当绝。鲁隐公就曾为敌军所获，又不能死难，《春秋》以为内大恶而讳之。

  隐公六年春，郑人来输平。《传》：“狐壤之战，隐公获焉。然则何以不言战？讳获也。”《解诂》：“君获不言师败绩，故以输平讳也。郑擅获诸侯，鲁不能死难，皆当绝之。”是其义也。又如，《春秋》定四年夏四月庚辰，蔡公孙归姓帅师灭沈，以沈子嘉归，杀之。《解诂》云：“不举灭为重，书以归杀之者，责不死位也。”亦见国重君轻，君当死国难之义。

  正因公羊有此义，故而顷公被获而不能死难，实已绝去其为君的资格。此义实际是在君主个人生物意义的性命之上，翻上一层，指明更有天之所与意义上的性命，此即仁义羞恶之性。故董仲舒申明此更高一层之大义曰：“《春秋》以为人之不知义而疑也，故示之以义，曰：‘国灭，君死之，正也。’正也者，正于天之为人性命也。天之为人性命，使行仁义而羞可耻，非若鸟兽然，苟为生、苟为利而已。”

  公羊学揭明的在君主的生物性命之上更高一层的仁义之性、天命之性，方是真能相应于、相当于政权与国体者，而君主个人的利益，乃至其生命，都只是从属于其下者。君主保全其仁义之性，维护其君位的尊严，方堪真正与政权国体相配，方堪真正作为政权国体之代表。臣子所当效忠者，乃此真能代表政权国体之君主，而非君主个人。

  在特殊情况下，君主个人之利益乃至生命与政权国体发生冲突，则君主个人当赴死以彰明其仁义之性，以维护政权国体之尊严，此是真正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而臣子在此种特殊情况下就当行权，权其君主个人与其政权国体之轻重，而知国重君轻，于是不效忠于君主个人而是转而尽忠于国家之大义，此方是真正的知权与行权。

  而丑父之行为，恰恰违反此特殊情况下真正的行权之涵义，把国君个人的生死看得高于政权国体之尊严，故为不知权。丑父之不知权，表面看是“措其君于人所甚贱”，更根本的原因在于，丑父不知君主作为政权国体之代表，被俘不死有辱国家尊严，更不知道君主个人与政权国体孰轻孰重、君权与政权孰本孰末。丑父权其轻重不知国重君轻，以苟且偷生的方式救出顷公，自以为忠君，实则有辱宗庙，故公羊学贬顷公而及丑父。

  《左传》和《史记》都记载晋军对丑父甚敬佩而免其死，冯衍也说丑父“称于诸侯”，从中都可见“忠君”是通行观念中无可置疑的正义。另外，董仲舒还说到齐顷公返国后，发愤有为，勤政爱民，最终安定国家。这不是比一死了之更为“有利”的行为吗？公羊责顷公不死难，无乃太“迂”而不知“权”乎？焦循即持这种观点，他在《凋菰集》卷十《说权（七）》一文中曾驳董子云：

  余谓逢丑父千古之大忠，非身死于国亡事败之后，无补于君父者可较也。君子知权莫过于是，董仲舒以为不如祭仲，失之甚矣。况《左氏》述丑父之言，晋人实免之，晋人固许其忠，讵有忠于事君而为枉、为邪道者乎？公羊氏以祭仲为知权，姑置勿论，董子斥丑父不知权，董子固未知权也夫。【2】

  焦循的看法很有典型性，值得提出来讨论。焦循认为丑父知权，原因有两点，一是因为丑父“忠君”，而“忠君”怎么可能有错呢？二是顷公后来发愤有为，大振齐国，因此丑父救君导致有利的后果。这两点原因，一是忠君原则，一是功利原则，其实很准确地反映着流俗的行权观的理据：只要后果有利，可以“不拘小节”，但又不能违反“忠君”这一最高原则。而这两点恰恰都与真正的公羊经权义针锋相对。

  其一，公羊经权义正是要指出，当君主个人利益与国家大义发生冲突时，臣子可以不忠于君而是转而效忠于国家与国民，因国重君轻也。其二，行权的“有善”，不能从功利原则去理解。就个人来说，忍一时之辱，成长久之功，这当然是被允许的。如韩信受胯下之辱，位至封侯；史迁遭大辱，终成《史记》，这都比一死了之更有意义。

  但就国君来讲，他之受辱非他个人之事，因为他是国体与国民之代表，他之受辱即是一国受辱。故国君被俘，惟有死难才是正途，如此才能维护政权与国体之尊严。他受辱逃生，就算后果“有利”，也已有亏大义。这就是董子所强调的“至辱不可以加于至尊大位”。根据以上两点，故公羊学以为丑父不知权，此岂是焦循辈所能了解的呢？

  董仲舒的经权说这种与《公羊传》相同的实质涵义，至何休已不甚能坚持之。何休解释《春秋》何以不贤丑父的原因说：

  丑父死君，不贤之者，经有使乎大夫，于王法顷公当绝。如贤丑父，是赏人之臣绝其君也。若以丑父故不绝顷公，是开诸侯战不能死难也。如以衰世无绝顷公者，自齐所当善尔，非王法所当贵。

  何休的意思是：《春秋》书“齐侯使国佐”，是君行使乎大夫，君与大夫相敌，表明君已非君，齐侯当绝。如果《春秋》贤丑父而绝齐君，这是褒下而贬上，不符合君臣之义。如果因为贤丑父的缘故而恩及其君，不绝之，则诸侯应当为国战死之义又无法表明了，故不贤丑父。何休的意思实际是说，丑父实有当贤之处，此即是他的“死君”（为君而死），而《春秋》之所以不贤之，是碍于君臣名分，不好贤其臣而绝其君，故为了表明顷公不死难当绝之义，并丑父而不贤。实则丑父是可贤的。

  在何休的解释中，《春秋》不贤丑父的关键在君臣的名分问题。但在董子，丑父的行为本身就是错的，本就不当贤，而非碍于君臣之义。简单来说，何休维护君臣之义，董子则指明在此一情况下通常的君臣之义已行不通，因顷公已非君，不再能代表国家利益与尊严，故丑父当转而尽忠于政权国体。二人的解释显然不同，这是应当特为辨明的。

  前人于此则多颟顸儱侗之见。如陈立云：“董生于丑父事反复申论，第言无可贵之义耳，亦无讥丑父意，与何氏合。”【3】董子说丑父“欺而不中权，忠而不中义”，合得谓无讥之之意？云与何氏合，乃无稽之论也。苏舆释仲舒这段文字，引何休注并谓“正用董义”【4】，亦可见于董义、何义两不解矣。

  由以上所论可见，行权之实质义在重宗庙社稷与维护政权国体，此为《公羊传》与董仲舒反复申明的共同义理。

  三、经礼与变礼的经权关系

  公羊学还以经权说来处理经礼与变礼的辩证关系。《孟子·离娄上》云：“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这是最早地把经权义引申应用于礼制问题，以解释看似矛盾的制度之间的辩证关系。董仲舒亦由经权义以论经礼与变礼之关系，主要见于《春秋繁露·玉英》所举的三个例子，及大夫有无遂事之礼规。以下主要分析大夫有无遂事之礼规，对此《公羊传》与董仲舒俱有讨论，先看《公羊传》的说法。

  《春秋》僖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师，遂如晋。[按，前遂字是人名，后遂字是于是、遂而之意，即遂事之遂。]《传》云：“大夫无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为政尔。”《解诂》：“不从公政令也。时见使如京师，而横生事，矫君命聘晋，故疾其骄蹇自专，当绝之。”

  按，遂字的本意是因而、遂及，乃继事之辞。遂事，谓大夫奉君命出使，遂及于别事，乃违矫君命、专断行事之意，与《论语》“遂事不谏”意不同。大夫奉君命出使，不得擅生事，即便有事，亦当派人禀告国君而后行。大夫无遂事者，经礼也。但在此经礼外，遇有特殊情况，则不能仅执此经礼以行。《春秋》庄十三年秋，公子结媵陈人之妇于鄄，遂及齐侯、宋公盟。《公羊传》云：

  媵不书，此何以书？为其有遂事书。大夫无遂事，此其言遂何？聘礼，大夫受命不受辞。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者，则专之可也。

  《解诂》云：“先是鄄、幽之会，公比不至。公子结出竟，遭齐、宋欲深谋伐鲁，故专矫君命而与之盟，除国家之难，全百姓之命，故善而详录之。”公子结本为鲁庄公迎媵而出国，但在国外遇到齐宋合谋欲伐鲁，公子结遂专矫君命而与之盟。此虽违背大夫无遂事之经礼，但因有除国家之难、全百姓之命之功，不得执一义以非难之，而《公羊》嘉许之。并讲明变礼之义云：“聘礼，大夫受命不受辞。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者，则专之可也。”可见在无遂事之常规外，若遇有涉及国家及国民利益之大事，则大夫必以国家及国民为重，可不顾君命而专断自行。这仍然是政权国体高于君主个人的体现。

  此特一例也。又如，《春秋》襄十九年，晋士匄帅师侵齐，至榖，闻齐侯卒，乃还。《公羊传》：

  还者何？善辞也。何善尔？大其不伐丧也。此受命乎君而伐齐，则何大乎其不伐丧？大夫以君命出，进退在大夫也。

  《解诂》云：“礼，兵不从中御外，临事制宜，当敌为师，唯义所在。士匄闻齐侯卒，引师而去，恩动孝子之心，服诸侯之君。是后兵寝数年，故起时善之。”所谓“兵不从中御外”，即“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义。此军法之常义，如《司马法》云：“阃外之事，将军裁之。”大夫作为将帅领兵而出，军机瞬息万变，裁夺由己，不必待君命而行，此亦大夫有遂事之变礼的一种情况。此即《传》所说“大夫以君命出，进退在大夫也”。

  而大夫之进退，又当如《解诂》所说，“唯义所在”。士匄还师之义，在于不伐丧。伐丧，谓他国国君有丧事而侵伐之，为《春秋》所深恶。不伐丧乃本于人的仁义之性，而天所与人的仁义之性是高于一时一地的君权之上的（见董子论丑父义）。大夫奉君命征伐他国，闻丧事而仍伐之，这固然是尊了君命，却斵丧了人的仁义之性，且有辱政权国体（因伐丧为大恶）。

  大夫若能知道君权非最高者与绝对者，知君权之上尚有政权国体之尊严，与天命之性，则此时不必拘于一时一地之君命也。此是士匄闻丧而还师乃“唯义所在”的实质涵义，亦是《公羊》在大夫无遂事之外，又必规定“进退在大夫”、“专之可也”之变礼的实质义之所在。《公羊》论经礼变礼之经权关系与其论一般的经权义，固义理相通也。

  以上是对《公羊传》论大夫有遂事这一变礼的意义之剖析，下面来看董子的说法。《春秋繁露·精华》云：

  难者曰：《春秋》之法，大夫无遂事。又曰：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者，则专之可也。又曰：大夫以君命出，进退在大夫也。又曰：闻丧徐行而不反也。夫既曰无遂事矣，又曰专之可也，既曰进退在大夫矣，又曰徐行而不反也，若相悖然，是何谓也？

  曰：四者各有所处，得其处，则皆是也，失其处，则皆非也。《春秋》固有常义，又有应变。无遂事者，谓平生安宁也；专之可也者，谓救危除患也。进退在大夫者，谓将率用兵也；徐行不反者，谓不以亲害尊，不以私妨公也。此之谓得其处，知其指。故公子结受命，往媵陈人之妇于鄄，道生事，从齐桓盟，《春秋》弗非，以为救庄公之危。公子遂受命使京师，道生事，之晋，《春秋》非之，以为是时僖公安宁无危。故有危而不专救，谓之不忠；无危而擅生事，是卑君也。故此二臣俱生事，《春秋》有是有非，其义然也。

  所谓“《春秋》固有常义，又有应变”，落实于礼制的规定，必产生经礼与变礼在形式上的差异。当然，变礼之应变，无非是为了在特殊的情境中维护、实现经礼之常义，匡正变势归于常道。在大夫有遂事的变礼中，所要维护并实现的常道常义是什么呢？董仲舒在这一段议论中，并未直接点透，但分析他的说法，可见其实质也在于维护政权国体之尊严与利益。

  董子分为四种情况来说明相关礼规。（1）“无遂事者，谓平生安宁也。”——在通常情况下，君权可以完全代表政权，尊君命即所以尊政权国体，则大夫奉命出使绝不允许擅自专断。

  （2）“专之可也者，谓救危除患也。”——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君主未能尽到为君之责，君权与政权产生分离而不能完全地代表政权，则大夫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者，许其专断行事，如公子结行遂事即是。《春秋繁露·灭国下》亦云：“幽之会，庄公不往，戎人乃窥兵于济西，由见鲁孤独而莫之救也。此时大夫废君命，专救危者。”可见，在君主不能代表国家利益时，大夫“废君命”有正当性。

  （3）“进退在大夫者，谓将率用兵也。”——在战事之瞬息万变中，君权亦不能与政权之利益完全合一，此时进退之权在将帅，而君命可不受。此即有不臣之义，《白虎通·王者不臣》所谓“不臣将率用兵者”是也。

  （4）“徐行不反者，谓不以亲害尊，不以私妨公也。”这是说，大夫出使途中闻父母之丧，不敢即刻返国奔丧，因以君事国事为重，不敢以私废公。但在另一方面，人有父母之丧，必无心它事，惟欲尽孝于灵前，这是仁义之性的体现。故礼制又有规定，大夫出使闻丧，即可徐行，君当派遣其他大夫追而代之，如此则恩义得以两全。

  可见，虽君命为重，私事为轻，但天命于人的仁义之性亦不可斵丧，当珍重护全之。在大夫之礼当徐行不反，在君之礼当使人追代，如此则恩义两全，曲尽其义。此礼规显非一味尊君、以公废私也。在君权之上，有政权国体，有天命之性，此二者皆非君权所能凌驾而笼罩者。此是由董子论大夫可行遂事之变礼义所分析出的道理，也是公羊学政道思想的反映。

  根据以上研究，公羊学经权说的内容涵义、实质涵义可总结如下：

  经权说往往是在涉及政权、君权、君臣关系问题的语境中被提出并讨论的，这一理论的实质涵义也正在于对政权与君权性质的思考。此义概括来说就是：“国君以国为体”（《公羊传》语），社稷为重（董子义），“国重君轻”（何休语），也即是孟子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公羊学认为，在通常情况下，国与君为一体，君权能够全权代表政权，臣子效忠于君主即等同于效忠于国家。

  但在特殊情况下，当君权与政权发生冲突而分离时，臣子即当行权，当转而尽忠于国家与国民而不再效忠于君主个人。此外，董仲舒还指出，天命于人的仁义之性，也要重于君主个人的性命，因为君主是国家的代表与象征。公羊学对于变礼的制定，重点也在于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与尊严，维护人的仁义之性。

  注释

  1陈立：《公羊义疏》，中华书局，2017年，第546页。

  2焦循：《凋菰集》，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48页。

  3陈立：《公羊义疏》，中华书局，2017年，第1931页。

  4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第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