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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顾文 发布时间：2020-09-30 16:12:19

  给宝宝取名字买的。译文有些尬。大概古书是不应该看现代人注释的。

• 作者：果然 发布时间：2010-09-27 16:57:17

  书不错，纸张、版式、印刷都好，就是简单了点，像一本普及级别的读物。刚刚还发现了一点编辑错误，莫奈的夫人怎么可能在1991年去世？

  另：睡莲，被译成“水百合”，真是典型的意译啊，看着很别扭！

• 作者：艾窝窝 发布时间：2024-03-05 16:43:06

  内容还可以，但是我对这类书都有一个共同的疑问：孩子会主动看吗？内容是资料＋提问式的，虽然选择的材料都还可以，但是很难想象孩子会主动阅读，因为离他们生活有点远。另外，书里这些与现实相关的例子，大部分成人大概都没仔细思考过，所以成人看是不是也合适甚至更合适？忽然就有种成人是不是没救了，只能从孩子重新开始抓起的感觉。

• 作者：心无所著 发布时间：2019-01-12 20:26:35

  总觉得作者藏着掖着，提出了问题却不谈如何解决，大概类似于广告书吧。

• 作者：茅十八 发布时间：2023-09-15 12:00:53

  简明扼要

• 作者：伊卡洛斯 发布时间：2011-05-21 23:02:39

  其实就是两句话，但是是我寻找很久的：

  人性化趋势、补偿性媒介

• 肯抛心力写词经——评夏承焘选《宋词三百首》

  作者：梵阿一铃 发布时间：2019-04-19 09:13:01

  文/邢哲夫

  词选学是词学的重镇。晚清民国词人张尔田为词人、词学家朱祖谋《彊村遗书》所做序言称：万树《词律》出而后倚声者人知守律，是为一盛；戈载《词林正韵》出而后倚声者人知审音，是为二盛；张惠言《词选》出，而后倚声者人知尊体，是为三盛；朱祖谋《彊村丛书》出，而后校雠乃有专家，是为四盛。词选的意义，在今人看来固然有普及经典和节省时间的作用，但在词家看来，选政之重大更在于“抉择其至精，为来学周行之示也”（况周颐为朱祖谋《宋词三百首》所作序）。好的选本，可以为有意学词的素心人指出学词的康庄大道。

  　　当然，万物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不同的词人，因其所私淑之流派，宗奉的风格不同，对词的取舍去就也有所差异。词学作为一种小众的“为己之学”，操选政者自身的个体差异也更为突出。龙榆生先生《选词标准论》一文指出：“选词之目的有四：一曰便歌，二曰传人，三曰开宗，四曰尊体；前二者依他，后二者为我。”除了便于流传的意义，选政之学更着重于推崇心仪之风格，开启宗尚之风气。操选政者，便很难在“为我”与“依他”“为人”之间做到双美。通行于世的彊村朱祖谋选《宋词三百首》，便是这样一部“主观为己，客观为人”之作。彊村先生早年宗奉南宋吴文英《梦窗词》密丽险涩之风，重词之体格神志，而不重词之气韵生动，彊村词作亦有意法乳梦窗，故在《宋词三百首》（实有283首）中，吴文英词占25首，居数量之冠，周邦彦22首次之。梦窗之晦涩、清真之浑化，皆不易于初学者入门。而于东坡之雄奇俊逸，秦观之深婉清丽则有所抑黜，苏轼仅10首，秦观仅7首，且不录《念奴娇·赤壁怀古》《踏莎行·雾失楼台》一类脍炙人口的经典之作。此畸轻畸重之失，一是由于门户之蔽，二是“为己”趣味压倒“度人”心愿。而彊村先生晚年亦认识到对梦窗尊崇太过，流弊不小，于是改学东坡，以东坡之疏宕济梦窗之质实。其学生夏承焘先生有诗赞云：“论定彊村胜觉翁（按：梦窗号觉翁），晚年坡老识深衷。”

  　　夏承焘（1900——1989），字瞿禅，斋号月轮楼、天风阁。二十世纪著名词人、词学家。毕业于温州师范学院。早年曾问学于彊村先生朱祖谋。任教于之江大学、东吴大学。词风雄健旷逸，疏宕而有奇气，实可接武东坡，如“一雁不飞钟未动,只有滩声。”（《浪淘沙·过七里泷》）、“弥天一老闲无事，坐替雷峰管夕阳。”（《鹧鸪天》）而又不乏家国兴亡之沉郁苍凉，堪为词史，如“换了尊前筝笛耳，听北风鼓角从天下。香影拍，忍重打。”（《贺新郎》）、“一片斜阳，谁教哀角又吹破。”（《台城路》）瞿禅先生词学尤精于词人谱牒之学及词韵声韵之学，著有《唐宋词人年谱》《姜白石词编年笺校》等词学著作，并对《白石道人歌曲》做了整理和破译。胡乔木与瞿禅先生信中称瞿禅先生为“一代词宗”，词学家施议对先生将瞿禅先生与唐圭璋、龙榆生、詹安泰并称为“民国四大词人”。

  　　夏承焘先生选《宋词三百首》，可视作对乃师朱祖谋选《宋词三百首》的一个隐微的学术对话。如前所述，朱选《宋词三百首》因门户及为己之故，有不易初学及畸轻畸重之蔽。而夏承焘先生选《宋词三百首》则无此弊端。以选作中的重要词人选词数量而论，苏轼12首、秦观8首、周邦彦8首、李清照7首、辛弃疾12首、姜夔10首，大致比较平均，能够反映各个作家的特点和宋词的整体面目，易于让初学者把握。而对于乃师素所推重而瞿禅先生颇有微词的吴文英（《天风阁学词日记》：“梦窗素所不喜”；《读张炎〈词源〉》：“他有些作品，读了数遍，还体会不出是说些什么”），选作中也以持平之心选其9首。申其缘故，固有词人中正平和之公心，也因为此选本本是一部立足普及的读物。1979年，夏承焘先生《髯瞿论词绝句》出版，广受好评。中华书局遂邀先生新编《宋词三百首》。此时正当十年内乱刚刚结束，国家民族处于百废待兴之际，传统文化经历了巨大冲击而亟需重建，此时所需的不是踵事增华的“为来学周行之示”，而是雪中送炭的文化普及。龙榆生先生说“（选词）往往因时代风气之不同，各异其趣”。如果说朱祖谋选《宋词三百首》产生于词学已为显学，填词已成风尚词且坛皆祖梦窗的晚清，其选本之潜在读者，乃是致力于倚声填词的文士，那么夏承焘选《宋词三百首》则是为了在文化断层和重建的时代，让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知识青年了解传统，亲近经典，尚友古人。也由于走出了象牙宝塔，摆脱了词坛积习，所以夏承焘选本不仅仅是从词学的视角，更是从一种文化和历史的视角，去呈现宋词的经典意蕴。

  　　也正是由于站在更高的文化历史视角，夏承焘先生对“民族词人”的作品情有独钟。这固然也有艺术的考虑，如缪钺先生所言“惟民族词人之作，沉郁悲凉，独超众类，谓南宋词之精华多在此类作品，亦无不可”。但更多的乃是时代精神使然。然而此“时代精神”固然有新中国对民族精神的弘扬和爱国主义的提倡的因素，更和整个20世纪的民族氛围息息相关。抗日战争中，夏承焘先生和其他学人一样，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杭州沦陷后，夏承焘先生辟地上海之际，曾发愿选一部能鼓舞民族精神的《宋词系》，“顷者辟地沪渎，寇氛益恶，惧国亡之无日，爰取宋人词之足鼓舞人心、砥砺节概者，以授从游诸子。并取《诗大序》‘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名之曰《宋词系》”。而夏承焘先生《宋词三百首》，也延续了《宋词系》里对民族精神和民族词人的推崇。夏选《宋词三百首》，除了已经典化了的辛弃疾、张元干、张孝祥等民族词人经典之作之外，还选了许多宋元之际爱国词人黍离之悲、西山之恸的作品。文天祥《酹江月·驿中言别友人》、汪元量《水龙吟·淮河舟中夜闻宫人琴声》等作，为朱选《宋词三百首》不载。黄机《满江红》、陈人杰《沁园春·丁酉岁感事》《沁园春·次韵林南金赋愁》在选本中较为罕见，然词作沉郁顿挫、真气盘旋、酷似稼轩，可见瞿禅先生之只眼与匠心。而此后俞平伯先生《唐宋词选释》以及瞿禅先生之学生周笃文先生的《宋百家词选》均选陈人杰《沁园春·丁酉岁感事》一词，或由瞿禅先生导夫先路。而全书以宋宫昭仪王清蕙写亡国之悲的《满江红·自述》压卷，和选作中宋徽宗赵佶那首书写宫廷生活《南歌子》形成鲜明对比。“声音之道，与政通也。”（《礼记·乐记》）可以说，一部宋词史便是一部宋代史。清代词学家周济所言“词亦有史”，良有以矣。由此也可窥见瞿禅先生“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的旨趣。

  　　有趣的是，夏承焘先生早年曾撰《岳飞〈满江红〉词考辨》一文，认为著名的《满江红·怒发冲冠》并非岳飞所作，文中指出“贺兰山阙”与岳飞直捣黄龙府方向不同，黄龙府在今吉林省境内，贺兰山却在河套之西，南宋时属西夏，恐不能指代金国。然夏先生在《宋词三百首》中却选了此词并归于岳飞名下，揣其深意，或是因为一是夏先生之说只是一家之言，尚无定论，公论仍需尊重，由此可见先生胸次；二是价值真实超越了历史真实，此词无论何人所作，体现有宋一代御侮卫国的民族精神是无疑的。如赵汀阳先生所说：“也许言传的事实并不完全符合往事真相，甚至有较大出入，但那些故事的‘言传’是个事实，而且在历史中起到了塑造文化和心理的作用，承载着历史的意义和价值。”故此词是否归于岳飞名下，这只是历史细节问题，而民族精神才是主流和内核，学词者切不可小学大遗。

  　　为本书注释和赏析的吴无闻女士、周笃文先生、徐晋如先生均是诗词大家。吴无闻女士是夏承焘先生的遗孀，帮助夏承焘先生校注多部著作，词作亦深婉韶秀。如悼念先生之《贺新凉·戊辰五月十二日奉安先夫子夏承焘灵骨于千岛湖山墓地》“平生兴在林泉处。记流连、西湖北雁，竹筇麻屦。唤取桐君与严叟，还有南邻神姥。共商酌、诗词隽句。我有离愁如絮乱，任天风、吹梦成烟雾。鹃语咽，四山暮。”以健笔写哀情，殷殷感人。周笃文先生是夏承焘先生的高足，曾参与创建中华诗词学会并任副会长，词宗豪放派，雄健俊朗。著名诗人蔡厚示先生评其诗词“不拘一格，异彩纷呈”。徐晋如先生是当代著名诗人，有词集《红桑照海词》，词学家彭玉平先生评价道：“晋如为词寄意五代北宋。虽雅章短韵。而饶有生命之丹采。”由于赏析者均是作词的行家里手，故对所选词作均能从词心词笔的角度抉微。比如对晏殊《鹊踏枝》“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的赏析：“‘欲寄’二句，意转萧疏。于此可见，大晏的生命是恬淡的而非热烈的，是婉曲的而非劲直的。”对秦观《鹊桥仙》的赏析：“前面用‘忍顾’一句跌宕，更增加了后语反趯的力度，尤能见出笔法。”又如姜夔《暗香》《疏影》：“《暗香》《疏影》二词，自来说词者，多以为是有寄托之作，实则二词古谱见在，今依杨荫浏先生译谱，再三咏唱，只觉曲中一片和婉之气，殊无寄托词该有的沉郁悲凉之感。”赏析者能从词笔、词心乃至词谱的角度进行鉴赏，从而免于空疏皮相的翻译式解读。

  　　选词和赏析，都是对词作的二度创作。而二度创作关系到人们对作品的接受、理解和传播。中华文化的一大魅力，就在于历史长河中薪火相传的厚重。夏承焘选《宋词三百首》体现了几代词学人的心血心力，既是一部雅俗共赏的普及读物，也是词学特别是词选学的一部重要文献。在诗词在媒体和民间走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面复兴的今天，此书可谓恰逢其时。

  （本文发表于2019年4月10日《中华读书报》）

• 语焉不详

  作者：铅华淡淡 发布时间：2020-11-08 16:41:07

  第三章宛如处女有些意思，安格尔寻求重建过去，但又受制于“影响的焦虑”，只能通过新的“情欲化”/“冷静化”，以及被观看的东方/凝视的西方这一矛盾的二元形式复现圣女，米尔佐夫将其描述为《超越快乐原则》中的“复现痛苦”，以此逻辑，安格尔的创作实际上和儿童抛线团一样，是一个克服自我恐惧的过程，从而在发生的意义上为安格尔的新古典主义提供了一个新的阐释，即“既否认了大革命，又同现代宗教与性观念相匹配的后革命时代的视觉意识形态”。也正因此，米尔佐夫将安格尔称作“现代主义艺术家”，而非“新古典主义”画家。

  如果说这一假想尚能为作者的媒介考古思维，即——“现代艺术”实际上是从它的前辈处汲取资源，并同样受困于对对象的复现——这一观点提供证据的话，那么后一节的对麦当娜热潮与“圣母”/神性的暧昧关系则论述得太过语焉不详。就因为麦当娜反对奥康纳的渎神行为，便以此论证“（麦当娜）渎神的僭越式激情是建立在神圣的权威依然在那个社会中正常运作的理念之上。”这样毫无论据的猜测未免显得结论过于轻巧了。

  作者认为麦当娜的“渎神”是位于受控制的边界之内的，而并非是一个纯粹颠覆性的行为。但作者始终未能叙述：大众文化在何种方式和前提下接受了麦当娜这一“有界限的僭越”，以及这样一种“文化狂欢”在何种程度上抛弃了最终麦当娜的彻底“去性化”。或者说，这种“抛弃”是否意味着新的“影响的焦虑”？而当代艺术又该如何在焦虑下完成自身的实践，米尔佐夫似乎并没有告诉我们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