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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fles 发布时间：2012-01-05 08:57:28

  书很好，不好的是我没怎么看

• 作者：Teasy 发布时间：2014-05-07 20:22:43

  這一類的情緒管理/焦慮自救等心理書籍看多了發覺核心思想都只有一個——在消極中尋找積極，以讚美的方式讓一切走向正面。治療方式也都止於冥想——各式各樣的冥想，其實因人而異，尋到最適合自己的一種就可以了，無需分類太多。總的來說這本書的大致內容還是可以的，但於我而言，沒有什麼突破罷了。

• 作者：恨嫁少女獨孤冰 发布时间：2020-01-05 02:54:45

  最喜歡江梅引•人間離別易多時，讀之肝腸寸斷

• 作者：马义Mark 发布时间：2013-05-17 10:03:27

  真心好，真是必读！！！！！

• 作者：Uraimh 发布时间：2017-10-09 22:23:16

  ＃98天读35本书＃第三期,1～4本.小时候看的电视剧和古龙原著差了好多啊.小鱼儿此生够传奇了,相比之下其他人物邀月,怜星等可悲了许多.十大恶人,十二星象,鬼童子一档,戏份不多出彩不少,最佳抢戏奖当之无愧.

• 作者：松果清显 发布时间：2023-12-27 19:10:04

  前面两章作为导论，可以窥见陶渊明身上一些矛盾点的来源（孟嘉真有名士风范啊……陶淡这个人也有意思得很！）。而后部分对于陶渊明的大事记和重要思想，作者论述得较为客观，所以语言就显得没有那么动人。“知命之年的感悟”，提到佛教和道教对陶渊明的影响，有点“浅尝则止”。整体来说，对于陶渊明一生的传记，还是提供了很多借鉴和思考途径～

• 读书笔记：用西方社会哲学为儒家打call

  作者：Uooio 发布时间：2018-01-10 12:14:43

  书籍信息：

  《家与孝：从中西间视野看》，张祥龙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1月

  内容摘要：

  “家”是与人最直接相关的，特别是在中国传统中，中国人的观念里，“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张祥龙认为在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都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这个问题。本书主要是借鉴东西方哲学、社会学及生物学，主要谈了以下几个问题：一、“家”是什么？二、为什么会有“家”与“孝”？三、与“家”“孝”非常相关的一个概念“乱伦禁忌”。四、批驳新文化运动的反家思潮，肯定儒家的“家孝”传统。五、以《哈利波特》的跨文化传播的成功来进一步强调“家与孝”对个人、对社会的重要性。其最终目的是引起人们对家与孝的关注，对儒家经典的关注。

  一、家是什么？

  作者在书中提到两种含义的“家”。第一种是西方哲学上的“家”，海德格尔认为“家”不是任何现成的存在者，而是哲学意义上的纯存在，是人类本性之家，是人在任何情况下也认同的或受其吸引的家园。第二种是中国儒家意义上的“家”，是一个特殊的存在者生存在这个世界之中，能够被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直接经验到，存在于亲亲、父子、母子等关系中。也就是说海德格尔的“家”是一个纯存在，而儒家的“家”是一个存在者。作者还通过比较这两种“家”的内涵和特点，说明了其相同点、不同点。

  而后面几个问题，以及涉及到的一些概念如“孝道”“乱伦禁忌”“人性”“亲子关系”“历史时间”等都是在儒家所定义的“家”的基础上来谈的。

  二、为什么会有“家与孝”？

  关于男女为什么要组成家庭，作者列举了人类学的几个常见的说法，并重点阐释了“育子需父说”，人类的直立行走，导致在婴儿非常不成熟的时候就需要生产，增加了生孩子的艰险和养育孩子的艰难、漫长。因此需要父亲、旁人的协助，于是就有了家庭。总之，现在几乎所有人类学家都承认人类的夫妇模式，人类从根本上有家庭，，构成家庭的夫妇和亲子关系既不是性欲造就，也不是文化造就，而是与人类的时间意识和本性内在的关联着。

  那么孝是如何出现的？一方面，人类新生婴儿的极度不成熟以及亲子连体，导致深长时间意识的出现，而当人类的内时间意识足够长，到人类子女去养育自己的子女之时，认识到父母的养育之恩，从而形成回报意识，就会出现孝。另一方面，与动物相比，人类的历时记忆是人类特别发达，历时记忆使人类能够以朝向自己儿女的这来方式回忆到父母对待自己的恩情，最终导致孝的出现。两个方面共同促成了“孝”的出现。孝意味着子代对老去的亲代的照顾、尊重、怀念和继承，这种人类子女与父母保持终生密切关联的孝，对男女形成夫妇关系也是具有重要意义。

  子代对亲代的孝，与亲代对子代的恩，共同促成了人类终身性的亲子关系，维护了家的存在。

  三、与“家”“孝”非常相关的一个概念“乱伦禁忌”

  关于这个问题，作者从生物学谈起，有性繁殖殖能够产生出比无性繁殖和近亲繁殖更能应对关键时期新环境挑战的家族和种群，因而自然选择了有性繁殖。人乃至生命界的性别本身就含有“制度”制约或繁殖结构，它在人类这里被制度化为乱伦禁忌和婚外制。

  乱伦禁忌的核心是直系亲人之间不应该有性关系和生殖，因为它直接颠覆了家庭的生存时间本性。中国儒家的观念中一直有这一禁忌，比如说儒家提出“乱伦破坏亲子关系”，“男女有别，然后父子亲”，将亲亲之爱和父子之爱区别开，因为亲爱化的性爱会反噬亲爱。

  但是西方却与中国不同，似乎一直被一种无性生殖状态吸引，表现在科学、宗教、哲学上等各个方面，比如说希腊早期宗教中神的乱伦，柏拉图理想国中的精神乱伦等。好像在违背这一自然的选择，违背这一人类的制度之源。

  四、批驳新文化运动的反家思潮，肯定儒家的“家孝”传统。

  新文化运动受西方的影响而产生的反家思潮对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表现为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家庭阶级斗争撕裂，骨肉相残，夫妻反目；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商品化和全球化以另一种方式摧毁着家庭，孝道不再，离婚平常。

  而究其反家的主张，从根极处就是不对的。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批判中国家庭，崇尚西方个体契约式家庭崇尚，主张个体自由，最后必然会陷入否定和攻击人类自身家庭的合理性，而家庭在人类社会长河中一直都是存在的；二，针对鲁迅代表的对亲子关系的论述给予一一回应，指出其提出的亲子关系无恩义和道德可言是站不住脚的；

  最后指出，构成家庭的夫妇和亲子关系既不是性欲造就，也不是文化造就，而是与人类的时间意识和本性内在的关联着，新文化运动对中国家庭和人类家庭的糟践，正式对人性的糟践。

  五、以《哈利波特》的跨文化传播的成功来进一步强调“家与孝”对个人、对社会的重要性。

  作者认为《哈利波特》取得巨大跨文化成功，最关键的因素是其对于亲子关系和孝道的赞颂。他指出作者用了很多激活、深化亲子之爱和亲子意识的手法，亲子之爱是故事发展的潜在主动力，并在关键时刻显示出其光芒。

  他认为哈利波特是大孝子，因为他杀死伏地魔为父母报了仇，他继承了并完成了父母的志向，父母虽死，但父母的志向通过哈利波特的传承一直“生存”着，并将继续存在下去。

  通篇读下来，我觉得作者明显是站在儒家的立场上谈的，有抑西扬东的倾向。在对中国家孝传统肯定的同时，也暗含了对西方哲学遮蔽家庭这一“人在社会中的根本所在”的批评。整本书其实是借助西方社会学、生物学的观点来论证儒家的家孝传统的正确性和重要性，而对于西方意义上的家只在第一部分提到，这是第一点；第二，“新文化运动”的例子，说明了借鉴西方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而否定儒家的家孝是不对的；哈利波特跨文化传播的例子说明儒家的家孝是对个人、社会都很重要，世界各种文化都很认可。究其目的，作者是在附录的三篇文章中有较为清晰的阐释，在现代这个个体主义、体制主义盛行的社会中，人们需要重读儒家经典，儒家的家孝传统应该引起人们的重视。

  从中国电影中的家庭叙述来看“什么是孝？”

  其实张祥龙这本书中，“孝”是他要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但是他侧重在“为什么会产生孝？”“孝是人类的本性吗？”“孝与亲子关系”等，并没有提到“什么是孝？”的这个问题。

  在最后一章《《哈利波特》中的亲子关系与孝道》中他稍有提及，（P200）他提到的孝是”子代对上一辈亲代的敬爱、扶持、善待和继承。他同样提及了儒家的孝文化“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在此定义下，他认为哈利是一个大孝子，因为第一父母的大爱大恨也正是哈利的大爱大恨，第二哈利完成了父母未完成之事。但是哈利之所以能做到这些，有一个大的前提就是哈利遗传了父母的魔法基因，所以其爱好、兴趣恰好和父母是一样的，所以他在完成父母未完成之事的同时也在实现着自己的理想和愿望。

  但是，在中国的很多电影中，却恰恰是相反的。中国电影中很多父亲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子承父业”，或者说希望孩子能够帮助完成自己未实现的愿望，但这一愿望往往与孩子自己的兴趣、愿望不一样的，这成为导致父子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现象可以在第六代导演张扬的集中表现父子关系的三部影片《洗澡》《昨日》《向日葵》中看到。在《洗澡》中，父亲希望儿子能够留在身边，帮助照顾澡堂的生意，而大儿子大明想要的却是去外边闯荡打拼自己的事业；《昨日》中父母希望儿子能够像他们一样规规矩矩做一个演员，但是儿子贾宏声却不想被这些“规矩”束缚，想要追求自由；《向日葵》中父亲希望儿子向阳成为一个画家出人头地，而儿子好像并不喜欢画画，也没有考上美院。除了张扬的电影，还有很多电影都或多或少地表现了这一矛盾，比如《那山那人那狗》中，父亲是一个山里的邮递员，退休时希望儿子能够接替他的工作，但是儿子想要的却是走出山里，出去打工、当兵。还有近几年的一部电影《百鸟朝凤》，让游天鸣去拜师学艺学习吹唢呐是出于父亲的意志，父亲把自己的梦想加筑在了年幼的天鸣身上，天鸣拿着芦苇杆在吸河水的时候，他的内心是真正想学唢呐吗？是因为喜欢吹唢呐而学吗？好像不是的。

  比较分析这些电影中父子冲突的发展，以及最后的结局，发现子辈对父辈是从反叛归于继承，最终以子辈对父辈的理解和继承化解冲突、达成和解。《洗澡》中大明在回来看父亲和弟弟时，看到了父亲这些年来的艰辛，理解了澡堂对于父亲的意义，开始帮助父亲为客人搓背，父亲死后接管了澡堂的生意；《向日葵》中向阳也如父亲所愿成为了小有名气的画家，并在画展展出的画中表现了对父亲的理解；《那山那人那狗》中，儿子理解了父亲所肩负的责任，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山间邮递员的道路。这样的结局，体现了儒家的家孝观念、忠恕传统在中国人、中国家庭中的深刻影响。

  但是在达成和解前，由这一矛盾导致的父子之间的冲突也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父亲与儿子在理想、志向上的矛盾，使得父亲对儿子的爱和关心，在儿子那里变为了干预与限制，引起儿子对父亲的反抗和疏离。这一冲突和反抗在《向日葵》中表现的尤为明显。父亲希望张向阳完成自己画家的夙愿，强行逼迫他学画画，张向阳为了反抗，不惜自残，将自己的手伸向了缝纫机。张向阳想要要偷跑去广州追逐梦想， 父亲追到火车站把他拖了回来。 得知张向阳的女友怀孕，父亲带着女孩去医院做了堕胎手术，由此向阳决定与父亲脱离父子关系，而且也不再想生儿育女。由此可以看出，这一矛盾无论对亲辈，还是子辈都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这一现象，引起我们对儒家家孝传统的反思，“父为子纲”“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这些传统在我们当今社会是否还试用。通过以上几部片子，我们发现在现代家庭生活中，单纯地强调子辈对父辈的尊重与服从已经不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不能单纯地以尊父敬父，继承父辈志向来衡量子辈是否孝顺；而在多元价值观的碰撞和交融的当今社会中，子辈与父辈双向的尊重、关爱、担当似乎才是更重要的。

• （转帖） 张荣华：梁谱长编整理的退步之作

  作者：焚香听琴 发布时间：2013-09-20 14:38:54

  　　丁文江、赵丰田编纂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简称《初稿》）自1936年成稿并油印问世后，因多采用未刊书信遗稿、内容翔实丰赡而备受重视，成为研究梁启超和晚清民国思想文化的基本史源之一，迄今尚被誉为同类体裁著述的典范。台湾经世书局在1958年将油印本排印出版，胡适撰序称赞：“这是一部没有经过删削的长编初稿，所以是最可宝贵的史料，最值得保存，最值得印行。”至1999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又据油印本原稿影印出版，纳入“北京图书馆藏年谱珍本丛刊”系列。但是在盛名之下，不能忽略稿中存在着为数众多的各类错误，包括系年考订不确、一函误作两信、内容弃取失当和字迹辨认错漏等。赵丰田及其助手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对《初稿》加以修订，在保持原稿内容和框架的前提下，作了不少增补和删改，并易名《梁启超年谱长编》（简称《长编》）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刊行。《长编》修订稿虽已有较大改进，而上述各种问题依旧屡见不鲜。以谱主与康有为往来记载为例，由于两人关系的特殊重要性，相关内容的完整、准确与否，直接制约着年谱的信实程度和价值高低。我在参与编校《康有为全集》的过程中，曾获读一批康氏致谱主书札手稿，这批书札藏于国家图书馆，今已悉数收入《康有为全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12月版），其中1910年有二十六通，1911年两通，1912年十四通，三年合计四十二通，可印证《初稿》编者谓1910年两人通信频繁的判断。丁文江等编《初稿》时接触过这批书札，仅摘录1910年的五通，其余两年只字未录，相应地也不记述反映两人矛盾冲突的谱主信函，对康函的摘引也有舛误，尤其是不恰当地删去多处关键性文字，明显与“编例”揭示的“全函照录”准则相悖。此后的修订本《长编》，也只是对其中一件增补了五百余字，其余未作任何改进。如果说当年丁文江的失当举措是由于谱主后裔及友人的掣肘，事出无奈（其弟丁文渊在台湾版《初稿》“前言”披露，丁文江曾因引用一件康氏责备谱主的电文而招来责问：“康、梁的关系，天下皆知，你又何必来翻这个成案？”康梁两家似达成共识，在刊行遗稿时避免披露涉及两人不和的内容，故而康同璧为乃父编年谱续编时，干脆将1910年前后有关两人矛盾的文字删得一干二净），那么在赵氏修订时已无此羁绊，理当恪守史家信以传信的原则，使修订本趋于客观完善，而不必延续《初稿》的诸多阙失。

  　　有鉴于此，近日见书店有新刊《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以下简称“整理本”），颇觉欣然，盖因此书以《初稿》为底本，又有赵氏修订本作为整理基础，整理者圈起“初稿”二字，想必在编例与内容两方面大有改观。不料翻阅一过后颇为失望，除了添加“人名索引”为读者检索提供了便利，“整理本”内容并无明显改善，较之赵氏修订本反而显得逊色退步。限于篇幅，以下举出例证以供商榷。

  　　

  　　“整理本”第278页收录宣统二年七月廿日、十月廿二日、十二月十七日康氏致谱主的三封信，除了一封误署日期（“七月廿日”应订正为“ 七月廿一日”），问题较严重的在引录十二月十七日（1911年1月17日）函，凡两段文字，其中第二段“又顷吊阅港中华益各数……吁！起屋难，放火易”近两百字，经与原信手迹比对，实为前录十月廿二日（1910年11月23日）函中的内容，被无端割裂为两函。而十二月十七日函中被编纂者抹去的一段文字如下：

  　　匆匆来坡（一切数目书皆不及料理），坐视数日，为母八十寿而不得称祝，寸心如割。到坡数日犹惘惘，住客舍无聊，万事不挂眼。终年常避人，吾生有涯，何命之穷也。弟与我如比翼连枝，无事不同，而弟安居于东著书读书，则与我若天壤矣。以家以国，待命北中（吾母亟欲还城乡），然而如此，只得随遇安之，欢喜顺受。日间定舍馆再告。

  　　这段内容显然比已经采用者更有价值，其中隐约透露了对梁的不满，以及急于离开新加坡赴日的沮丧心情。在此前两三年里，康氏尚接连有六七封信致梁，责怪后者在助其移居日本之事上不肯多出力，催促加紧交涉入境签证事。这些信件内容在梁谱长编中均不见述及，而正是编纂者的刊落之举，使得研究者不能了解康氏至1911年6月方遂愿自南洋抵达神户，并很快与梁决裂的基本背景。整理者若能拨冗参考一下《康有为全集》中订正复原的相关书信，当可避免上述错漏情形，使梁谱长编内涵趋于完善。

  　　

  　　1903年1月11日康氏在日本箱根致谱主的信，是继公开发表《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答美洲华侨论中国只可行君主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之后，仍一直不能释怀，再次提笔以示训诫。因为是私函，语意更为直捷显豁，有助于研究者深入一层地解读著名的“南海政见书”和保皇会在海外的活动内幕。这封信有两千三百余字，《初稿》仅摘录三百字左右，《长编》则难能可贵地增补了两段约五百余字，而“整理本”却又倒退回《初稿》状态，既不吸纳《长编》的修订进展，也不对两者相异之处加以说明，“整理”云乎哉？进一步说，相对于摘取的部分，此信中被《初稿》、《长编》舍弃的内容更具独特价值，如其中写道：

  　　若革事深中于人，恐酿成印祸，到时无论何人，能发不能收也，岂可复虑无人而以身任之乎？即如吾亲到印，目睹印祸，印人又告吾如狗如猫，而午两夕不寝，为长书以谕汝等（上海、美洲合言之）。先与同璧言，曰如此明白确切哀痛之实证，无论何人见之，必心动无言，须改其辙，不然则是好招名而甘亡国者也。不料云、勉及汝等皆置不论，言革如故（吾至今不解，岂以吾为妄造耶？不然何复忍言革而亡中国？），其余等等各人皆然，于此印亡之大事不以一毫激刺于心，若以欧洲革扑之旧方为万应膏药，无施而不可者。勉及曼则以人心大变，不可不从众为言。噫！岂知印变之时，举国上下皆变，其中岂无一有识之人？而以从众之故，永奴其国也。我岂为此？而汝等见此文而不变（云、勉等皆不置一词），除非为名，不顾亡国，岂有他言可解乎？然则风俗已成，深入脑中，岂复可以空言解之乎？汝若欲再种此毒，是力欲亡中国而已。汝言并非决攻满，不过借言之；若此则更谬矣，此毒一种于人人心，即为分兆，既分则必益外人，故吾谓革扑之说万不可言。若欲以挟持伪政府，则全朝政权皆在汉人手，此事但当内转，不可内讧，而内转亦甚易之。因此症如内伤，亦非峻攻所能施也。吾思其消息甚微甚奇，汝留此信，可于三二年后觇此是否。若必用狂医峻攻，徒杀其命而令外人分之而已。孝高曰今日当民族帝国之时，万不可言扑满，真一言中的。自行者及汝等皆以粗材行医，徒读欧美革书，持为独步单方而医此国，则惟有杀之而已。

  　　荣禄乎，此在中国则为国贼，在我则为不共戴天之仇（兄弟之仇不反兵，而幼博则以我而死也）。每念幼博辄为心痛，自恨无才无勇，不能剸刃之，若有言不杀之者，吾即以荣禄视之，无论何人不必言此。雅昔以沈某攻疑，虑在京被累，故颇以此为未可。在雅故可宽也，他人则不可。雅虑办此事人皆疑我，其实亦有他法，今报上不言董遭刺乎？是吾布置耳。除介外我岂无人？昔者我与尔不同道（汝不办此），我亦不告汝其人。树园、孝高亦言汝疏，此非攻汝者，我专心之事，汝岂以目前之人遂论我无人乎？况介即有不检，办此等事亦不必规行矩步者也。果能去荣，则大事更易，于楚策无碍。然荣岂易去哉（其难甚多不待言）？汝一面行雅策，一面暗办荣事，原两不相碍也。此事不必商，亦不告汝。若有言不为者，其人即作为杀六烈士者也。（《康有为全集》第七集189-190页）

  　　这些文字表明，虽然谱主在“政见书”刊布后即去信表示认错和悔过，但并未获得谅解，康氏不信谱主会改弦易辙，将他与孙中山并论，斥责其“为名”、“好招名而甘亡国”；其中述及保皇会实施的暗杀活动，可证明谱主在保皇会内部承担的事务分工不涉及暗杀事项，他也确曾对康氏重金雇用刺客之举颇致不满，并为此招来后者霸气凌厉的申辩。其间透露派人行刺董福祥一事，即不见于其他任何记载，显现出保皇会策划的暗杀活动已颇具规模，仍有不少鲜为人知的隐情尚待考证发覆。

  　　

  　　又如“整理本”277页录载康氏1910年3月23日致谱主函，仍沿袭此前编纂者弃取不当之失，既略去指责谱主在康遭受私挪公款的指控时，也轻信谣传、从众疑师的几句话：“即如林贼所攻而不辨，汝亦中毒，为之传教，将来恐林之使徒多至不可思议。”也删掉了信中数落谱主“言革”之外的另一重“非孔”之罪、并流露出分道扬镳之意的大段内容：

  　　吾昔在患难，以昔日讲学所积激厉之力，尚收一二之效。然庚、辛之际（事久无成），人已倦矣，又离索已久，不复讲学，无复有摩厉之益。而世变日积，汝又不深思而大发权利之说，贩运来华，以破二千年孔孟义理之学，故全国移风，至有今日败坏之极。夫孔学已被攻而无可恃，则人不猖狂妄行，假借西俗以趋新利用，其将安之？故汝今论《国风》极纯正严切，然致此之由，汝实尸其咎。此事与革同，皆汝致之，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功首罪魁皆在汝也。云樵各人猖狂，尤汝所制造。今汝悔之亦晚矣，故古君子慎其出口，择而后发。今汝以无定之资，听一时游行之识，随意所之而妄尽言之，故至今日也。已矣任甫，后其慎之！天运人事，合沓并至，致今大败。既责己省躬，又不能不诵曾文正言，曰不信书信运气。公之言告万世而已。庇中热极苦病，然不敢他行，亦不能他行。阅报极喜，与昔见《新民报》汝极得意者，吾乃极怒之，汝乃经七八年又反为吾。总而言之，汝真一极流之质，吾一凝质，望汝后勿再流而已。（《康有为全集》第九集129页）

  　　此信中提及的“林贼”是指林兆生，康氏游欧时的心腹随员，兼保皇会欧洲支部负责人之一。他曾对康氏海外活动产生过关键性影响。由于康梁往来书信涉及此人的内容在梁谱长编中均被略去，造成若干疑团难以解开。譬如康氏在经年游历欧美后相中瑞典一地，在那儿买地皮盖楼阁，决意在瑞典定居度过余生，为何新楼甫成，即于1908年7月仓促离去，此后再未踏入瑞境？肇因即在于他与贴身卫士林兆生闹翻。他在1909、1910年间的数封信里，曾对梁氏细述林某扣压他的房契，投靠瑞典黑手党以和他作对，以及夜半持枪爬上卧室对面的大树欲射杀他，而他又是如何在深夜三卧三起，欲手刃林而又顾忌其背后势力等等，情节之曲折堪称离奇。康氏离瑞后来到南洋，在他视作蛮荒之地、极不愿久居的地方无奈地滞留了近三年。对此他迁怒于梁氏偏信“林贼”的谣言，有意让他“居夷”多时。在1911年6月遂愿“入东”后，他的满腹怨气最终在年末给梁氏的两封长信中尽数发泄。由于这些信函在梁谱长编、康谱续编中只字未录，使得研究者不能理解为何一入民国，两人关系即告破裂，从此天各一方，老死不相往来。“整理本”若能参考新出资料，填充相关记载的残缺之处，无疑能使梁谱长编获得内涵的充实和质量的提升，从而为研究者提供可靠的基础。

  　　“整理本”与《初稿》、《长编》内容相同点之一，即在于同样摘引了康有为1903至1911年间致谱主信十二通，这固然符合“保持原稿内容不变”的整理原则，但对《长编》修订后遗下众多显而易见的舛误也原貌继承，则显然与所揭“修订”原则不合。据估计，“整理本”摘录的这十二封信中存在的错、漏、倒、衍字达一百二十余处，与《长编》中存在的舛误雷同。其实在整理时稍加留意，很多舛误是不难发现的，或者有心取新出相关资料作比勘，也不至于以讹传讹。

  　　

  　　以上从一个侧面对梁谱长编的新出“整理本”提出若干商榷，或许会招来以偏概全之讥，但撰文目的是想强调，整理这部海内外影响广泛的名著，是需要耗费“大力量”的“大工作”（胡适语）。时至今日，在《初稿》原貌影印本和排印本业已面世的前提下，再持“保持原稿内容不变”的编例进行整理，实已无甚意义；而在内容趋于完善方面，如果较之《长编》的修订成就不进反退，则新出“整理本”的价值究竟体现在哪里？近年来，梁启超佚札遗稿有陆续不断的发现，梁氏师友文集的新刊也为数不少，已经比《长编》修订时具备了更好的整理基础，通过一番博综广采、索隐疏证的艰辛劳作，就可以使这部名著趋于完善。在缺乏前提准备工作的情况下，似不应率尔灾及梨枣。日本学者岛田虔次、狭间直树等费时多年编译的梁谱长编日译本已在东瀛刊行，据介绍，其中包含了大量校注形式的考订成果。此书尚未得寓目，如果所闻属实，则新出“整理本”能充分吸取日人研究成就，也不失为明智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