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 新版（历史学者张宏杰代表作重装再现！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携长序！） pdf mobi txt 2024 电子版 下载

本书选取了七个能够全面反映大明王朝运作规则的人物：一个皇帝：朱元璋；一个篡位者：朱棣；一个清官：海瑞；一个太监：魏忠贤；一个造反者：张献忠；一个叛徒：吴三桂；一个忠臣：郑成功。

以文学化的笔法描述七个人物在历史场景与文化中的境况，剖析其生命历程背后难为人知的艰辛、焦灼和不得已，展现出大明王朝既强大又虚弱、既意志决绝又精神涣散的全貌。

第一章 历史的惯性：朱元璋

第二章 权力的奥秘：朱棣

第三章 偏执病患者：海瑞

第四章 一个开得过分的玩笑：魏忠贤

第五章 在劫难逃：张献忠

第六章 无处收留：吴三桂

第七章 血液里的海水：郑成功

历史比小说更好看（原版后记）

张宏杰，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清华大学博士后，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研究员。著有《简读中国史》《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全三册）《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等。曾在《百家讲坛》主讲《成败论乾隆》。大型纪录片《楚国八百年》总撰稿。

暂无出版社相关信息，正在全力查找中！

暂无相关书籍摘录，正在全力查找中！

在线阅读地址：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 新版（历史学者张宏杰代表作重装再现！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携长序！）在线阅读

在线听书地址：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 新版（历史学者张宏杰代表作重装再现！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携长序！）在线收听

在线购买地址：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 新版（历史学者张宏杰代表作重装再现！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携长序！）在线购买

什么传统时代的中国农民有这么强烈的生育冲动？

旧时代的人生活离不开家族。人多势大的家族往往恃强为胜，占尽上风，人丁孤单的弱族则往往处于受凌虐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人口自然多多益善。生存竞争的需要使旧家族产生一种无限扩张人口的内在冲动。传统时代的中国人，是被锁定为传宗接代链条上的一个环节，篆刻为祠堂牌位上的几个汉字。传统家庭中，家长是绝对的权威。因此，多生养子孙，是实现和扩张这一权威的最重要方式。至于孩子生下来，能不能受到教育，未来的生活能不能幸福，似乎不是他们认真思考过的问题。所以，尽管一生都是颠沛流离当中，朱五四还是不遗余力地像倭瓜甩蔓一样，东一个西一个地生。

在世界上其他国家，很少发现中国这样的生育激情。在欧洲几千年历史中，堕胎和弑婴一直是常用的控制人口手段。欧洲人老了之后不依靠儿女赡养自己，也根本不知道原来人死后在阴间得靠纸钱作为经济来源，他们死后或者魂飞烟灭，或者直接升了天堂花天酒地吃喝不愁。因此从文明源头开始，欧洲人对生育就抱着一种警惕的态度。古希腊思想家一直强调控制生育。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口增殖与城邦的经济政治状况有密切的联系：“繁殖如无限制，势必导致贫穷……跟着贫穷，又导致内乱和盗贼。”他说：“凡以政治修明著称于世的城邦，无不对人口有所限制。”他主张，国家应该根据诸如地产多少等经济条件控制人口。在一个财富资源相对固定的城邦中，人口也应该保持相对稳定。“各家繁殖的子嗣应有一定的限数，倘使新娠的胎儿已经超过这个限数，正当的解决方法应在胚胎尚无感觉和生命之前，施行人工流产（堕胎）”。

古希腊的年轻人比几千年后的中国人观念更为新潮，他们注重个人成就，不愿过早地为婚姻所困而影响其追求。希腊社会流行晚婚，一般男子结婚都在三十岁左右。古罗马帝国政府虽然大力提倡生育，但收效甚微。那时上流社会的人为了不受婚姻的束缚，逃避家庭责任，许多人选择终生独身。...

白莲教和朱元璋的专业——也就是佛教——关系很深，或者说，是佛教的一个变种。它本是源于佛教净土宗。

天下事物，只有足够“低幼”才能流行，这是永远不变的规律。要说正宗，中国佛教当然要以千辛万苦从印度取回真经的三藏法师创立的唯识宗为正宗。然而事实是，唯识宗因为经典太浩繁逻辑太细密，不适合普通人的智商而迅速湮灭。中国特色的净土宗却因为它超出寻常的简便易行而大行其道。

净土宗比方便面还要方便。它不需要你钻研什么佛经，也不需要你苦苦修行，它只要你会说“阿弥陀佛”四个字就可以。它的理论是，一声“阿弥陀佛”可以免除几十亿劫的罪过。只要你不停地念佛，积累的功德就越来越多，等到阿弥陀佛被你烦到不行了，就得把你救出苦海，往生净土。

所以它迅速深入民间，南宋之后，“家家阿弥陀，户户观世音”，底层信众完全被它垄断，种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这是天下万事的常态。

释迦牟尼天上有知，一定会晕倒在莲花宝座上。

白莲教是净土宗的一个变种。它的教义也同样简单，只不过它的组织比较严密。净土宗虽然也结社，但社内关系松散，众生平等。而白莲教将平等的关系变成严格的师徒关系，从上到下，形成了一个严格的师徒网络，成为政治动员的有力武器。当腐败蔓延、统治力衰微之际，往往是这类民间宗教兴盛发展的时期。一旦势力成熟，起义就不可避免。

随着政治地位的不断上升，朱元璋越来越认识到，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必须是一个高明的演员。在建国之前，朱元璋最拿手的是扮演仁慈的角色。

朱元璋对根据地人民关怀备至，总是把他们的疾苦放在心里。龙凤三年（公元1357年），他亲征婺州，召见当地民众代表，询问他们对军队有什么不满。一个民众代表说，守将邓愈随便征发老百姓筑城，不给一分报酬，还要自带工粮，老百姓颇有怨气。朱元璋立刻严肃地批评了侍立一旁的邓愈，命令他立刻停工。

为了突显自己的仁慈，他对根据地老百姓采取轻刑政策。龙凤三年十二月，朱元璋下令释放监狱里的所有轻重罪囚。次年三月，他又分派官员巡视各地，大面积减轻刑罚。有的官员不理解朱元璋的政策，认为“去年释罪囚，今年又从末减，用法太宽，则人不惧法，法纵弛，无以为治”。也就是说，有部下说他用刑太宽，他却说：“老百姓受的苦够多的了，如今归顺于我，我当然应该照顾照顾。用刑应该以宽厚为本，对人应该以仁慈为本。我要尽最大努力，使老百姓不受冤狱之害。”

在登基之前，朱的部队一直是“仁义之师”，朱本人一直是行“王道”的表率。由此民心归附。岂料据有天下，全国人民被纳入他的牢笼之后，他从宽厚仁慈一变而苛刻残酷，举起手中的鞭子和屠刀，宰割天下，残杀功臣，成为让所有人胆战心惊的魔王。其实，变的并不是朱元璋的本性，而是时势。登基前，他有求于各个社会阶层，需要获得他们的支持。登基后，百姓已经成为他牧下的牛羊，他当然乐于以屠刀和鞭子指挥他们前进。

礼遇

正如阿Q之不敢与赵秀才说话一样，投奔起义军以前，朱元璋没“资格”也没机会和读书人打交道。对那些满腹诗书的“老爷”，身处社会最底层的他满怀敬慕，却高攀不上。

起义使一切颠倒了。自领军以来，知识分子居然主动前来投奔。朱元璋当然受宠若惊，毕恭毕敬。他们随随便便出几个主意，就令朱茅塞顿开，见识大长。冯国用一见朱，就建议他取建康以为根本，再四出征伐，平定天下。李善长一见面，就说他像刘邦，劝他“法其所为，不嗜杀人，天下不足定也”。这些建议让在黑暗中摸索的他如遇明灯，通往皇位的道路一下子清晰起来。朱元璋深刻地认识到——“知识就是力量”。

尝到了甜头的朱元璋全力争取知识分子。他专门派出手下，携带大量金银财宝，四处打听哪儿有读书人。他知道，请读书人出山其实成本不高：只要你客客气气，给足他们面子，再给个虚职，他们就会感激涕零，为你卖命。“费得不多，赚头极大，真是划算的买卖”。

听说朱升很有学问，朱元璋就学刘备三顾茅庐，“微服从连岭出石门，亲临其室”。

听说镇江的秦从龙学问很大，朱元璋特地派侄儿朱文正和外甥朱文忠前去邀请，并特意远出南京城门迎接，安排他和自己住在一起，“事无大小，悉与咨谋”，“称先生而不名”。每年秦从龙生日，朱元璋“皆有赠遗，或亲至其家，与之燕饮，礼遇甚厚”。秦从龙感激得见人就流泪诉说朱的知遇之恩。

知识分子瞧不起他这个出身寒微的山大王，他也不以为忤，而是愈加低声下气。刘基“自以仕元，耻为他人用”，说什么也不肯出山。朱元璋叫处州总制孙炎派人力请，又叫刘的朋友陶安和宋濂分别赠诗劝说。软磨硬泡，终于把刘基请了出来。朱大喜过望，专门建了礼贤馆给刘基等人居住，跟刘基说话，从来都称“老先生”，在给刘基的信中这样开头：“元璋顿首奉书伯温老先生阁下”（《慰刘基书》、《谕刘基书》，《全明文》卷34），语气恭敬虔诚得无以复加。

朱元璋的知识分子工作，做得确实太到位了。他的谦虚、热情、耐心、豪...

当然，朱元璋取天下，并不仅仅依靠厚黑手段。在群雄逐鹿的过程当中，他表现出的勇气、眼光、魄力、精细也是他人所不能及的。在他的军事生涯中，曾经制造过多个经典战例。

朱元璋的突出品质是大局观良好，善于把握时机，有决断能力。

朱元璋一生成功，有三个大关节点：一是离开江淮，渡江攻占南京，开辟新的根据地，创造了独立称雄的基础。二是东征西讨，次序正确地分别消灭了陈友谅和张士诚。三是南略北伐，稳扎稳打地消灭北元。在三个大关节点中又各具体部署了若干战役，无论是通盘计划或具体战役，谁者宜先，谁者宜后，诸者轻，谁者重，朱元璋都能精确地作出计算，作到知己知彼，用力不分，有条不紊，稳操胜券。

1360年，以南京为中心的朱元璋势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与两侧的两大政权陈友谅，张士诚接壤，三分江南大势。雄踞长江上游的陈友谅，“跨有长江汉水之间广大土地，疆域广阔，军力强大，东南无二。矜其强大，日寻于长矛大镞之间。”下游的张士诚，“南包杭州、绍兴，北跨通、泰二地”，拥有相当实力。朱元璋中居南京一带，介处于东西两大强敌之间，你死我活之势已显。这时，陈友谅恃强，已做好了进攻朱元璋的准备。

对此严重局势，朱元璋进行了审惧的调查研究。先打张士城，还是先打陈友谅，朱元璋的决策集团分歧很大。绝大多数人认为应该先打张士诚：“张士诚，富而弱，宜先。”张士诚军战斗力较差，以先弱后强原则，先打张士诚顺理成章。只有刘基一人认为：“友谅踞上游，且名号不正，宜先伐之，陈氏既灭，张氏为囊中物耳。”

朱元璋的分析角度与众不同。他在实力之外，更主要地考虑了心理因素。与陈张二人周旋多年，他对二人的脾气性格充分了解。陈友谅是个热血汉子，骄横自大，易于冲动。而张士诚性格内向，进取欲不强。这一差别应该是选择次序的的关键。他对诸将说：“友谅剽悍而轻率，其志骄；士诚狡猾而懦弱，其器小。志骄则好生事，器小则无远图。如果我们先攻张士城，陈友谅必空国而来...

毛主席最佩服的古代军事家中，朱元璋排名第二。毛主席是这样说的：

“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

这个因一念之差投身军队的文盲后来居然以最伟大的军事家之一的身份载入了中国战争史。在群雄逐鹿的过程当中，他表现出的勇气、眼光、魄力、精细也是他人所不能及的。在他的军事生涯中，曾经制造过多个经典战例。朱元璋的军事传奇，产生于脚下这片独特的土地。

中华民族似乎不是一个非常智慧的民族。西方世界大哲学家、大科学家、大数学家辈出，而中国在这些领域没有取得过多少拿得出手的成绩。直到晚清，绝大多数中国人还是不相信地球是圆的。中国的自然科学成就只是工匠们在千百年的劳作中偶然发现的积累，社会科学更是缺乏严谨的理论体系，更多的是语录式的片断式的灵感火花。

但另一方面，中华民族又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一个民族。也许是因为在这片人口拥挤的土地上生存异常艰难吧，中国人把所有的智慧都用在了“捉摸人”上。“老子”、“论语”、“菜根谭”、“增广贤文”、“厚黑学”，林林总总，无非是讲如何与人相处。所以，中国人的谋略文化特别发达，中国人防范人和算计人的能力特别发达。马克思说，中国人“在一切实际事务中远胜于其他亚洲人”。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国人这样总结出这样多、这样深刻的绕弯弯的生存智慧：“逢人但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达练即文章”；“为人且学乌龟法，当缩头时便缩头”；“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吃小亏占大便宜”；“内要伶俐，外要痴呆，聪明逞尽，惹祸招灾”……那些智谋大师历来是中国人崇拜的对象：姜子牙、诸葛亮、刘伯温……而张仲景、张衡、祖冲之等科学家却不为普通人所知。到现在为止，谋略文化仍然在中国生机勃勃，随便找家书店一看，许多生存谋略类书籍占据了相当大的面积。中国人谋略化的思维方式与军事思维非常接近。中国...

书籍介绍

本书选取了七个能够全面反映大明王朝运作规则的人物：一个皇帝：朱元璋；一个篡位者：朱棣；一个清官：海瑞；一个太监：魏忠贤；一个造反者：张献忠；一个叛徒：吴三桂；一个忠臣：郑成功。

以文学化的笔法描述七个人物在历史场景与文化中的境况，剖析其生命历程背后难为人知的艰辛、焦灼和不得已，展现出大明王朝既强大又虚弱、既意志决绝又精神涣散的全貌。

• 作者：tuoyu 发布时间：2023-12-29 12:28:42

  。。。集中读作者的书感觉有点受罪，就感觉在听一个不停地叨叨同一件事

• 作者：Clyde 发布时间：2023-12-10 20:07:07

  看了后记才知道，这本书是张宏杰在银行上班“摸鱼”的成果。所以，“摸鱼”者中，不乏民间高手。张老师对明朝的批判一直都是最狠的，因为其制度桎梏在历朝中可谓登峰造极。你以为小区通行证是时代产物，其实，朱重八六百多年前就搞过了，真是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

• 作者：丁一 发布时间：2022-10-17 23:43:08

  太水了，知乎文章即视感，看了有限的几本史书之后靠自己出色的想象力完成的一部小说，几乎都是个人主观想象，误导性太强。

• 作者：熊童子 发布时间：2022-10-21 11:13:33

  作者主观性太强，夹带私货，很多说法都不敢恭维

• 作者：簡簡 发布时间：2023-12-24 17:08:09

  因为《饥饿的盛世》所以对作者颇有好感，然而这一本却有点失望…历史书籍的大忌莫过于加入太多自己的主观评断，说是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也只是作者本身看到的那一面，用西方哲学的角度来评说中国历史，本身就是一个很匪夷所思的角度，尤其是读到那句“中国古代缺少其他门类的专家大家，独大军事家层出不穷”，简直地铁老爷爷看手机.jpg；看到后记就明白了，一心追求有趣和讨好读者的，并不能称作史书。是人都有局限性，但可以封神的史书，都看到作者的克制和谦逊。

• 作者：曼 发布时间：2012-10-03 07:18:57

  Culural facts could be organized and identified by their patterns, for the sake of differentiation. Benedict was a balanced writer.

• 约等于虚构

  作者：powerlaw 发布时间：2014-05-30 15:58:28

      当我在从沈阳回来的火车上读到吴三桂的时候，从哈尔滨开往泰州的T158次火车正经过山海关。由于没座，我已经连续站了三四个小时了。我收起Kindle望向窗外，这列以每小时160KM运行的特快火车正经过一大片一大片的麦田。一路走来以平原居多，有种水稻的也有种小麦的。到了山海关附近时出现了一些山丘。

      如果这列火车再开快点，直追光速，像无极中的昆仑那样的速度，那我可能就可以回到明末吴三桂那个时期，看一看这地方在古代是什么样子。

      我对大明的历史了解的不多。当时我翻开这本书的时候，心里想着应该会有张居正吧，我看过熊召政的《张居正》，这是我看过为数不多的传记之一。但发现没有他。反而有海瑞。海瑞的出名应该是在文革初期的评海瑞罢官这件事。读完书中海瑞的章节，我觉得这本书应该算是小说，作者是在塑造人物，只是这人物所经历的事情在史书中有记载，作者根据这些记载揣测人物性格，再根据人物性格描述历史事件经过。读完吴三桂那一章我更加确信这一观点了。

      但恕我难以接受这样的艺术加工。虽然作者将这些人物还原到其所处的历史时空，使得这些面孔变得生动，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有血有肉，有些甚至颠覆了我们以往的认识，我本人还是更希望根据史料形成自己对此人的看法。强加于我的他人的认知约等于虚构。即便是我的看法间接上也是别人的牙慧，也强于不假思索全盘接受。

      这也是我为什么坚持在每本书读完后先要自己写书评。你可以觉得幼稚，你也可以觉得逻辑不够严密，你甚至可以觉得我对书的看法完全偏离作者原意，但这些是我的思考！我不在乎观点如何惊世骇俗抑或墨守成规，我在乎的是观点的形成有没有经过你的大脑。

      读一本书很容易，读完后的思考却很是费力，你得绞尽脑汁不停给自己提出问题填补漏洞理清逻辑，如此，你写完这短短一篇所谓书评敲击最后一颗句号的时候才会问心无愧。

      嗯，对我而言就是问心无愧。

• 这七张面孔

  作者：沉静的心 发布时间：2013-09-29 11:16:35

  尽管似乎张宏杰的《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似乎才是他的成名作品，但最早看的还是他写的《坐天下很累》。感觉他的作品风格和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有些相像。把历史的事实和人物的分析都做的十分到位，感觉又从不同的角度感受了一次他所叙述的年代。还是记录一下他是怎样叙述这七张面孔的，我记住了些什么。

  朱元璋

  朱元璋是大明王朝的开创者，农民出身，历史上仅有的一个乞丐皇帝，从小生活极其贫苦，经受过惨痛的经历，终其一生，大明王朝的开国皇帝的一举一动都受着农民思维方式的牢牢制约。对于外部世界，他们的基本反应是排斥、恐惧和不信任。封闭的生活状态让他们感觉安全、轻松。他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轻商的皇帝。朱元璋具有强烈的亲族观念，他规定了历代以来最薄的官俸，同时又规定了历代最厚的皇族俸禄，以至最后皇族的供应成了明中期之后帝国最沉重的财政负担。朱元璋是一个流氓化了的农民，农民为体，流氓为用。在毛泽东最佩服的古代军事家中，朱元璋排名第二，毛泽东说：“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朱元璋之所以在诸雄中脱颖而出，第一点是重视军纪，善于打造仁义之师的品牌。第二点是朱元璋对书籍的兴趣和对知识分子的态度。第三个不同点是朱元璋的谨慎，他最突出的军事个性是持重。大明帝国开国后的种种重大举措，与朱元璋长期形成的战争型思维方式有极大关系。在处理人际关系时，习惯军事思维的人总是以他人为手段，以自我为核心。保存自我打击他人，这是军人的行为本能。抢占先机，趁人不备，打闪电袭击战，往往能大获全胜。正是基于这种心态，他在功臣们还没有明白过来就大批把他们杀掉，消除内在的隐患。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农民帝王。他终生保持农民趣味、农民气派、农民作风。他绝无声色之好，所有的时间都用来打点朱氏家业，从登基到去世，几乎没有休息过一天。他的节俭，在历朝皇帝中也堪称登峰造极。尽管他的很多措施都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感觉是为了天下百姓，但生活在他统治时期的人和官员其实都不幸福。

  朱棣

  书中所说，天下大义的道义力量是建立在利益的基础上的，如果没有利益作后盾，任何道德戒律都只能是空洞的口号。朱棣和建文之间的争夺，既不是民族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也不是整个社会范围圈内利益格局的大调整，而只是统治集团顶部的内部斗争。所以，从一开始，没有多少南军将领肯为老朱家的内争拼命，特别是燕王连续打了几个大胜仗之后，更没有多少人认真抵抗。对比一下朱棣和建文，还有他们的谋士集团，其实根本就不在一个层面，加上建文的削藩政策本身就非常失败，这也注定了最后的失败。不过夺得天下之后，朱棣美丽的面具被揭开，后面露出的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流氓，他发明诛十族、瓜蔓抄，惩治对手手段十分之残忍。不幸的是，这样的人在中国式残酷竞争中常常是胜利者，这些人一面愚弄天下，一面又野蛮践踏诚实的人所珍视的价值。后世士人谈起成祖时代，最为痛惜的是天下正气又一番被摧残，明亡之后，许多人士把明朝灭亡归于人心在永乐之时既已倾颓。明亡之日，殉国者尚不及靖难时殉建文者多。但作为君主，令人畏惧要比受人爱戴更安全。人民宁肯辜负一个自己爱戴的人，也不会违背一个自己畏惧的人。这是人的本性。确实，正是恐惧巩固了朱棣的权利。他谋得帝位后连续不断的行动凸显了朱棣的强者形象，这是巩固他统治的有效手段。明朝最耀人眼目的大事儿几乎都是他做下的，在他的治下，大明国力强盛，人民富庶，政治安定，文化繁荣，永乐时期，成为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充满活力和开拓精神的时代。

  海瑞

  海瑞任教谕的第二年，因为不主动恭维上司，获得了海笔架的名声，破格晋升的原因是狷介的名声，和现在一样，另类的举动往往能吸引人们的眼球。笔架先生的名声越传越大，另类行为为他赢得了通省官员的注意，而他任学官以来，实心实意，把一个最清苦没滋味的教官做得有声有色，种种实绩也就进入了大员们的视野。海瑞四岁，父亲即去世了。孤儿的性格往往是相似的，特别是那些早年丧父的人，母亲们会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对其严加管教，由于母亲的日夜灌输，他们的道德感比常人要强烈，异常孝顺。海瑞的耿介、顽强乃至偏执，早已深深植入了血液之中，而从小所受的儒学教育，又强化了这些倾向。明朝官俸微薄，海瑞任知县后公布了一个惊人的决定：革除所有常例。海笔架靠一个月五两银子，真还养活了一大家子。当然，生活水平和别人无法同日而语，而且还要想一点别的办法来维持生计。淳安的县丞、主簿纷纷要求调离，衙役、门子也都回家不干了。1566年嘉靖皇帝驾崩，因为给皇帝禁言而入狱的海瑞闻听大恸，尽呕出所饮食，陨绝于地，终夜哭不绝声。皇帝去世，于他，就是儿子失去了父亲，老马失去了主人，怎么能不有恸于心？新即位的皇帝隆庆在即位当天就释放了海瑞。不久在徐阶的推荐下，又一年三迁，升为大理寺左丞。海瑞遇到了政治生涯上最温暖的一个春天。隆庆三年，在徐阶的推荐下，海瑞被任命为位高权重的应天巡抚，登上了他政治生涯最辉煌的顶点，这一年他已经五十六岁了。谁都无法不正视这个政治现实：海瑞已经成了一面旗帜，一种象征，成了帝国政治清流力量的总代表。不过，由于在应天府任上处理土地兼并问题上引起众怒，也被当权者高拱利用，成为攻击徐阶的利器，最后被取消巡抚衔，调任南京总督粮储。海瑞不知道，像他这样不明白游戏规则的人，只会被高明的玩家当作一枚冲锋陷阵的特殊棋子，发挥完作用之后，被抛弃是必然的命运。清官注定不能进入政治主流，无法引导政治航向。隆庆皇帝去世后，小皇帝万历即位，当权者张居正认为，海瑞的品质无可怀疑，然而办事不能通达，这样的人只能享受名誉上的尊重，不能任为实职。他没有徐阶的天真，认为海瑞能够为他的班子建立政绩，也没有高拱的阴险，想用海瑞达到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所以他不能用海瑞。他只能做一块官场的门面，用来装点朝廷，用来让大家学习其精神。不过在官场上被视为异端，视为魔鬼的同时，在民间，海瑞却已经渐渐成了神，成为老百姓的寄托。在老百姓的心中，海青天就是善恶的最终裁判者，是传奇式的大英雄。从现有资料上，我们可以判断海瑞有强迫—强制型人格。对于海瑞的家庭我们知之甚少，海瑞前后娶妻多次，他对妻子和女儿感情冷淡，令人难以忍受，对妻子教育严厉。这个父亲不可爱。

  魏忠贤

  河北肃宁历来是个出太监的地方，一个地方出太监要有两个条件，一是比较穷苦，另外一个，需要某种示范效应。不过和大多数出身肃宁的太监比起来，魏忠贤的例子仍是特殊的。一般人是在幼年时由家人做主净身，而他是在娶妻生女的二十二岁盛年，毅然自阉。这个事实，反映出这个人的性格中确实有某种敢作敢当的不凡素质。不过魏忠贤做太监有三大难题。首先，净身需要交一大笔手术费。其实，净身的死亡率很高。三是净了身也不一定能当上太监。最后魏成功净身，在全家投资的情况下（把仅有的三亩薄田卖了，用家里把女人卖给人家当童养媳的钱）入宫。但从此，他就湮没在底层太监之中，一连十几年没有踪迹。在宫中飞黄腾达需要有三个条件，一是识文断字，二是富于心机，三是有强烈的野心。而这三条，魏忠贤无一具备。魏忠贤没上过一天学，说到心机，人们对他的评价是憨。至于野心他更是绝缘，一直到他五十三岁，进宫整整三十年，头发开始花白了，他还是停留在这个伙食管理员的职务上。不过这个伙食管理员的位子，阴差阳错，是在东宫太子身边。又恰巧，他侍候的这位相貌平常的 ，后来居然为太子生下一个儿子，而且是长子。魏忠贤在宫中很有些忠心耿耿的口碑，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性格讨人喜欢。小皇孙刚懂事就喜欢跟在他屁股后面玩。在他骑马射箭或者运斤成风的时候，总有一个身躯高大的人跟在身边，那就是魏忠贤。这一老一小之间形成了一种说不清楚的亦主亦仆、亦亲亦友的关系，这孩子后来几乎成了他的命根子，他的忠诚，已经不是基于尊卑关系，而成了内心的感情需要。明宫的规矩，后妃从不亲自抚养婴儿，皇子是在奶妈、太监和宫女们的照顾下长大的，皇孙最热爱、最依恋的，是自己的奶妈客氏。万历四十八年，魏忠贤的命运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首先是七月万历崩逝，随后的光宗登基一个月，就因为纵欲过度，一命呜呼。一转眼，皇孙朱由校变成了天子。转变还不止于此，魏忠贤和客氏形成了对食关系，客氏的亲信就是皇帝的亲信，他成了皇帝最信任的太监。这一地位意义深远，因为，与对木匠活的强烈兴趣相比，刚刚登基的天启皇帝对政治十分厌恶，老太监魏忠贤成了其代言人，为一个对政治没有兴趣的皇帝批奏折，就意味着掌握了帝国的所有权力。虽然他一字不识，但他有他自己的办法：他让别人替他讲解奏折，然后他发号施令。不懂硬要装懂，用错误来掩盖错误，这是魏忠贤执政时常见的现象。由于缺乏起码的从政经验，所以魏忠贤解决政务难题时，常常会别出心裁，让人哭笑不得。他连起码的避讳之道都不懂。东林党人是一群忠臣，他们反对魏忠贤，原因不在于魏忠贤的水平太低，也不在于政治见解不同，而在于魏忠贤的身份。明朝祖制，太监不可干政，即使魏忠贤真的才略能经天纬地，也不能由他来代天理政。因此在魏氏掌权之后，各种反对的奏疏就一上再上。而由于皇帝的庇护，慷慨激烈的东林党人毫无办法，许多政治嗅觉敏锐的人立刻转变风向，果断地向魏忠贤投靠。很短的时间内，一批大臣就聚拢在魏忠贤身边，而且形成了滚雪球效应，越聚越多。明朝中叶以前，阉寺之祸虽盛，士大夫还是耻于公然与之为伍，到了末世，他们连这一点廉耻也不要了。事实证明，这些东林党人其实不堪一击，魏忠贤在他的谋士指使下，寻找各种借口，组织人对东林党人进行弹劾，再以皇帝名义罢免，东林党人好面子，有时不用魏氏罢免，自己就提出了辞职。这样数月之间，东林党人就已经被清洗殆尽。

  魏忠贤执政后，有个近乎病态的爱好：爱讲排场，爱听恭维，无论怎么过分的吹捧他都能欣然接受。于是，恭维魏忠贤就成了朝中大小官员的一个升官的捷径。其实在意识深处，魏忠贤一刻也不能忘了自己出身至卑至贱，每天都在怀疑自己的能力，每天坐在这至高的权位上，他其实无时不在忐忑。为了拯救自己，他采取了两种策略：一种是继续加大剂量，服用恭维；一种是全力镇压反对者，草木皆兵。当时恐怖气氛深入人心，全社会都战战兢兢谁也不敢乱动乱说的时候，对魏忠贤的颂扬却越来越响，这场崇拜运动发展到帝国各地纷纷为魏忠贤造起了生祠。如此情况固然是因为魏氏一人的头脑简单，但也反映了整个民族素质在精神层面的进一步劣化。

  1627年，天启七年，朱由检去世，由于无子，其弟朱由校即位，他对政治有着强烈的兴趣，一心一意要挽救大明王朝，权奸魏忠贤最后落得一个上吊而死的结局。

  张献忠

  农民起义军的作风和军纪，是历史阅读者所无法回避的问题。和我们在课本上和电视里所看到的不同，中国历史上历朝的农民起义军，真正秋毫无犯的并不多见，大多数起义军所过之处，难免玉石俱焚。其实，农民军自己并不讳言自己的暴力和残酷。其实对于起义军的军纪也不能苛求，他们文化素质低下，聚集在起义的大旗下，绝大多数情况下不是为了什么纲领，而仅仅是因为饥饿。很难相像，仅仅因为握住了武器，他们就会从愚昧狭隘的中国农民瞬间化蛹为蝶成革命战士。众所周知，中国农民是世界上最好的老百姓，他们选择起义解释只能有一个：别无选择。也许是一场天灾让他破产，也许是一次仇杀让他逃离家乡，也许是被过路的农民军烧了房子，挟裹而来。然而，战场往往使人丧失人性，短短几个月时间，他就从中国社会最老实本分的农民角色，转化为一个杀人为乐的暴徒。人性远比我们所了解的要复杂得多。

  张献忠、李自成出现在史书上时，前面总是被冠以流贼两个字。从崇祯三年到十七年，张献忠度过了整整十四年名副其实的流寇生涯。流动的目的有二，一是为了躲避官军的追击，起义之初，农民军与官军在诸多方面存在巨大差距。一是为了打粮，即劫掠财物，以养活部队。流动作战是农民军不得已的选择，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这种作战方式也自有其不可抵挡的魅力。流动作战痛快淋漓，令人上瘾。底层文化中的第一个缺失即使人道精神的缺失。另一个严重缺失是对妇女的尊重，张献忠在这方面表现一样鲜明。底层生存更需要的是实用主义和物质主义。不择手段、心狠手辣往往能最后成功。底层文化毫不掩饰物质欲望。农民起义带给中国的，无非是以下功用：一是消灭人口，二是文明的毁灭和劣化。三是专制思维越来越强化。

  崇祯十七年冬十一月十六，张献忠正式开朝于成都，国号大西。因为过于一直奉大顺军名义，一时不好回避，遂以大顺为纪年，改元大顺，张献忠称大西王。张建立大西国之初，军纪确实相当严明，除了抵抗者之外，并不滥杀无辜。因此，各地秩序很快得到平定，生产生活开始恢复，大西国开国之初，呈现一片兴旺景象。这一段是张献忠入蜀后军民相处最融洽的时期。

  如果说张献忠是杀人魔头其实并不过分，关于他杀人的历史记录非常之多。在明末农民起义军里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两大起义军领袖李自成和张献忠都没有后代。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时代，这一事实给人带来的挫折感是今天的人们很难体会的，这也许是强化张献忠厌世情绪的一个重要因素。大顺二年夏，大西皇帝张献忠对读书人进行了一次大清洗，他在全川境内发布“选举考试令”，命令全川读书人一律赴成都应考。一个月后，各地报告，生员已经齐聚。于是，张献忠采取了行动。考了三天，除了十几名年幼的、张献忠看着喜欢想留为己用的孩子之外，剩下的一万七千人，全消灭了。大顺二年十一月，大西军在汉中前线连连失利，清军节节进川东，川南又逐渐为南明军队攻占。张献忠决定，剿灭各地城市人口，以彻底消除内应，二十二日，张献忠剿洗全城居民。他也许是疯了，问题是：为什么他的数万部下居然依旧对这个疯子俯首帖耳，一丝不苟地执行这个疯子的任何疯狂指令？这就是东方集权体制的威力。这个体制的特点就是没有对最高权力的制约机制，因而会把一个人的英明放大为全体的胜利，把一个人的疯狂放大为全体的罪恶。张献忠控制地区内的各地城民剿灭净尽，他又从郊区强迫村民们入城。毕竟，城里还需要有人为军队服务。不过接连的失败让张献忠挺不住了，他无比怀念起了当日的流寇生涯。放弃四川，到他出重新开始的念头越来越强烈。然而他又不甘心这样走，因为实在太恨四川人了，他决定屠蜀，这是古往今来最最宏伟的屠杀计划，执行得也相当坚决。他发出了除城尽剿令，令军队出城，消灭农村人口。人已经杀得差不多了，张献忠开始撤退。人口消灭净尽，自然粮食就越来越难找。数十万军队，没吃没喝，如何行军？张献忠想到了屠杀自己的部下。当然，要杀必先杀那些掳来的四川人，他们虽然被征入伍，心却不附，却经常有人开小差。张献忠还认为，随营妇女是自己行军作战的累赘。在杀过自己士兵以后，把屠刀探向军中妇女。顺治三年，他离开成都时，首先将自己的三百嫔妃杀掉二百八十名，只留了二十名伺候自己。收拾干净后，他率部启程。开国时的一千多文官，此时被杀剩二十五名，忠心耿耿跟在身边。士兵人数亦只剩三分之一。可惜行至凤凰山，遭遇清兵被杀，死时方四十一岁。

  张献忠的死，并不意味着四川人灾难的结束。幸存下来的人，大多也没有逃过以后的连续不断的灾难。第一重灾难是饥荒。第二重灾难是摇黄起义军。第三重灾难是官兵。不管是南明的官兵，还是清朝的军队，到了这个军粮匮乏的四川都得靠抢粮为生。第四重灾难是瘟疫。第五重灾难是虎灾。这就是所谓的定业难逃。佛也管不了定业呀。

  吴三桂

  吴三桂武举出身，堪称美男子，年仅二十八岁就做到了镇守一方的宁远总兵，三十一岁，即已被破格提拔为辽东提督，总领关外军事。用高富帅来形容他似乎都一点也不合适了。明末的辽东烽烟不断。吴三桂是洪承畴辽东遭遇全过程的见证人之一，他亲眼目击了洪承畴在内外夹击下走向覆灭，这令他胆寒不已。他每时每刻都感到充斥帝国的死亡气息。这个帝国就像一艘庞大而破烂的大船，在风雨飘摇之中，不知还能支撑多久。他吴三桂，风华正茂才华横溢，为什么非要用自己的新鲜亮丽的生命去做这艘破船的殉葬。

  从洪承畴的角度来说，他不是腐儒，清和明之间的上下优劣，明眼人一目了然。在和满洲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他亲身感受到了这个民族大有前途，必将取代朱明。而是他最后下了决心投降的，还是这个满洲统治者不可抵御的个人魅力。但在苛刻的道德伦理标准下，一个人很容易被推入冰炭相激的两极选择之中，承受自然人性和社会伦理两方面同样强烈的撕扯，而没有第三条路可走。在这种情况下，死亡甚至是最简单最轻松的选择，而活下来，却需要勇气。你必须承受社会舆论和内心负罪感的双重挑战。

  崇祯十七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开朝改元，旋即渡河东征，一路势如破竹。北京的陷落只是时间问题。三月初，崇祯帝诏封吴三桂为平西伯，命其入关勤王。吴三桂也许能在北京城下阻挡李自成几天，却没有能力挽狂澜于既倒。如果只是单纯地送死，他实在没有必要那么兴冲冲地自投罗网。当然他也不能按兵不动。所以，他选择了拖延。他摆出一副对朝廷尽职尽责的姿态，在行进的路上等待着大明朝的灭亡。他的前途中剩下的，只有家族的平安，个人的功利地位，还有陈圆圆。吴三桂的算盘打得很准，三月十九，农民军贡献北京城，崇祯煤山自杀。得到这个消息，吴三桂刚刚走到河北丰润，距京城尚有数百里之遥。他忙撤兵返辔，率领大军奔回山海关。后面的事情就很耳熟能详了，吴冲冠一怒为红颜（书中所说陈圆圆又回到吴三桂手中，不过其父吴襄及其全家被杀），投奔了满清，帮助清朝打江山。顺治十七年，在为满洲人卖了十七年命之后，吴三桂终于获得了他的报酬，被封藩云南，位享人臣之极。虽然如此，但他还是处处察觉到了满洲人的防范心理，察觉到他们目光中隐藏着的一丝轻蔑和不信任。

  满洲人对吴三桂失去信任，应该是吴三桂亲身入缅甸擒杀永历的那一刻起。顺治皇帝可以理解吴三桂在命运的压迫下屈辱地投靠，也可以用混合着欣赏也蔑视的眼光看着他拼尽心力在大江南北为他卖命。但是为了讨好新主而再一次扑向故主时，福临不寒而栗了。吴三桂做得太过分了，一个没有任何道德原则的人，可以为功，更可以为祸。即位的康熙皇帝基本上是在和平环境长大的，他与自己的祖先不同，他接受的是正规而系统的汉文化教育。到了康熙这一代，爱新觉罗家族才真正弄明白了儒臣所说的天理人欲和世道人心的关系。出于内心的道德信条，他不能对吴三桂当初的投奔抱理解态度，这位王爷的卖主求荣，他更是觉得无法接受，对这位功高权重的汉人王爷，他心底只有鄙薄、厌恶，还有深深的猜疑和不安。亲政不久的康熙皇帝就把三藩作为困扰他的首要问题。为了帝国的长治久安，他必须用伦理纲常来整合人心。而任用叛臣作为帝国藩篱实在是不可接受的现实。吴三桂的后话自不必说了。或许一开始他就无奈的走错了路，也注定这个结局。

  郑成功

  郑成功出身海盗之家，二十二岁入南京国子监，文坛领袖钱谦益一见而喜，伟其器，因给别字大木。收复台湾之战，荷兰人的兵器占绝对优势，但郑军人数是荷兰军队的二十倍，此外郑军具有惊人的战斗力，它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海盗遗风，一是郑成功的个人风格。郑军也具有突出的学习能力。

  郑成功起兵后，重新形成了一支庞大的商业力量，郑成功由此也成为东南亚最大的国际贸易商，在东南亚国际贸易中占据绝对垄断地位，利润大概在平均每年二百三十四万至二百六十九万两银，数目十分惊人。如此庞大的利润来源于武力支持，没有占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郑成功也不可能在东南亚海上贸易占据垄断地位。那些不在他直接控制之下的商人，也不得不向他交纳高额的保护费，以获得海上安全，不听从他的命令的中国商船，随时可能遭受灭顶之灾。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不妨称郑成功是当时海上最大的海盗集团。

  春秋以降，在日益严密的专制权力的不断挫辱下，中国人日益软熟圆滑，英雄气质不断从这个民族体内消散，实用主义越来越向着苟且、丑陋的方向发展。生命尊严和生命质量已经成为不可兼得的鱼与熊掌。只有郑成功重新接续起了春秋传统，把荣誉放在了生命之前。不过他也有性格上的弱点，在中国史学家眼中，他“不成熟”、“急躁”、“冲动”、“不沉稳”，嫉恶如仇，执法过严，许多将领忍受不了他的严刑峻法，纷纷投奔清人。后来替清军收复台湾的施琅即是其中之一。本书作者认为郑成功拥有中国人严重缺乏的可贵性格品质——少年性。少年意味着活力和创造力。因此当清军南下时，他才会做出与父亲截然不同的选择。

  我不知道张宏杰老师是如何选择这七个人作为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的，为何没有王阳明、于谦、张居正，不过这也并不重要，可能这七个人和我们当时的民族、国家很多地方紧密相连，还是喜欢从人性和历史的真实写的书，这样的书看着很有兴趣，和真实的生活贴近的书当然有兴趣，并不像我们的历史书本所说，伟人是如此伟大，一点瑕疵都没有，小人就烂得透彻，这不是历史。

  用了一个月才断断续续写完书评，惭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