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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小嘀嗒 发布时间：2016-07-12 17:17:23

  你被爱着，别人也一样。20180530，再读，如何爱一个人只是爱他？

• 作者：J 发布时间：2019-10-13 09:27:28

  基本上入门可以看，有几篇确实写的下了苦功夫（《国际关系分析》《霸权之后》），有一篇有明显的错误（《永久和平论》），有几篇划水特别厉害（《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着重！以及其他的）总之看的挺轻松也非常辛苦，编者水平不一，不系统连贯，命题作文而已。

• 作者：颍原真吾 发布时间：2017-01-24 14:59:14

  在句子中比较重要的词都要重读，这些词大多是实词，如名词、形容词、数词、代词（除人称代词）、副词、动词（除在句子中部的be，have，情态动词和助动词；但若位于句尾，总重读；若在句首，可重读；与not缩写时总重读），而单音节的虚词（如冠词、连接词、前置词和感叹词）一般都不重读。

• 作者：L'etranger 发布时间：2024-02-06 16:11:15

  3.5。

• 作者：童年柯睿 发布时间：2008-11-18 11:48:12

  只看了达芬奇和拉斐尔部分。其他没看

• 作者：林渊22 发布时间：2021-11-30 18:22:11

  固体物理必选教材

• 《唐代藩镇研究》读后

  作者：書山幽帘夢 发布时间：2019-07-01 17:54:50

  读毕该书后，回荡在我脑海中的一句话是：“夫弱唐者，诸侯也。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诸侯维之也”。这是作者在书中屡次三番提到的。

  这本书初告成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如果放置于当时，此书的观点相当新颖，可谓力作。甚至当下研究唐代藩镇的著作几不可不征引本书。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其没有缺点。从文中的引证材料来看，多有重复，或许是因为这本书试图解决以“藩镇”为中心的多种问题而不得已为之，所以此书篇幅精悍却也失之啰嗦。但如作为了解藩镇的入门史学读物，尚可。

  事实上，该书主要观点，在其老师杨志玖的序中已基本体现出来，如只想了解大概，读序就行了。下面我们来大致勾勒作者的撰写思路。全书共有十三章与三篇带有考证性质的附录（还包含一篇“唐代藩镇动乱年表”）。前六章是围绕藩镇的政治史分析，第七章至第十一章是制度史研究，最后两章稍涉经济史分析。

  在该书引言部分，作者说，“唐代的藩镇称作‘道’。道的长官为观察史，雄藩重镇的长官又兼节度使，一般的则兼都团练使或防御使以掌军事。道在名义上是监察区，但实际上已成为凌驾于州县之上的一级行政实体”（页1）

  藩镇拥有的权力自不必提，那么为什么藩镇会成为一个问题，依作者观点，这是因为：藩镇实现了军事权与行政权的合一；而地方拥有重兵，中央却没有一支能够控摄全局的武装。（页8）那么藩镇又是如何形成的呢？本书第一章就是回答这个问题。书中提及，安史乱前，边疆节度使体制的形成和内地采访使权力的发展是藩镇形成的背景条件（其又根植于三个方面，一是均田制破坏、土地兼并发展使府兵制难以维持，表现为流民客户的激增，二者是一种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那么募兵制也就应运而生了。而募兵制下又存在着军费膨胀，军队成分复杂和军队难以驾驭（募流民客户为兵使这批人逐渐成为职业雇佣兵而不可去，页27）的问题；二是高宗后期之后到开元初年的动荡政局影响了边疆形势，唐王朝的羁縻府州促进周边部族国力上升反过来又威胁到边疆形势，唐朝初年所开拓的疆土须分兵把守，而开元天宝年间唐军的对外战争屡屡受挫，防线收缩，边镇则不断增置；三是采访使制度的设立及安史乱后通常由节度使兼任形成了藩镇政军合一的一元体制；这之中涉及到一个“长征健儿”的概念，页9至页19）；安史乱后以及肃代之际的政治军事形势则对内地藩镇林立局面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页9）。

  张氏在第一章提请我们注意：安史之乱以后所谓“道”或“藩镇”，实际上应该指观察使，因为观察使不一定带节度使，很多只带都团练使、都防御使或经略使，但节度、都团练、都防御、经略使则必带观察使。（页19）

  第二章详细论述了藩镇形成的第二个原因。作者认为，安史乱平前后，唐王朝的主要政治矛盾和军事斗争焦点都已发生转移。与安史叛乱势力的矛盾让位于与反叛乱势力（新军阀和宦官势力）的矛盾，与叛乱势力的斗争也让位于在京西京北地区进行的与吐蕃势力的武装斗争。因而唐廷对投降的叛乱势力采取了很大程度的宽大处理，事实上又为河朔地区安史旧将恢复元气、发展势力提供了机会。（页25）

  而后，作者阐述道，在唐朝，对地主豪强割据势力存在制约因素，表现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不稳定性，其根植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所有权的不稳定性；封建庄园经济与社会经济的广泛联系和依赖；农民人身依附关系一定程度上的减弱（页32至页34）。张氏或者说其与杨志玖意在批驳一种把唐代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归结为大土地所有者的观点，张氏认为其割据的社会基础应是投身军戎为职业雇佣兵的破产农民和无业游民，而这主要是从割据现象的社会属性入手的。（页37）藩镇割据主要的表现是赋税不上供中央，节帅由士族拥立，而节帅的任命权最根本的经济意义还在于本镇赋税的支配权。

  当然，该书最为人所熟知的是其依据古人议论而概括出的四种藩镇类型：

  （1）河朔割据型：魏博（魏）、成德（镇）、卢龙（幽）、易定、沧景、淮西、淄青（2）中原防遏型（3）边疆防御型（4）东南财源型（页44至页47）

  作者认为河北藩镇有三个最基本的特征：政治上节度使由本镇拥立而不由中央派遣；财政上税赋截留本镇，拒不上供中央；军事上违背中央意志养蓄重兵，专恣一方，并以此作为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的凭借（页46）张氏强调：河朔型藩镇具有游离性和依附性双重特点，不能把其割据绝对化。（页49）其所赖的论点在于唐王朝的政策法令曾在河北地区施行，河北官员也有从中央调进或从本镇调出的以及进士科也是河朔文人的主要仕途（页47至页48）那么各类藩镇同中央关系又有什么特点呢？作者进行了极妙的总结。见下图。

  

  图1

  张氏接着分析了唐代藩镇的动乱特点。他认为，唐代藩镇割据具有区域性和制约性共存的特点，而唐代全部藩镇动乱有具有封闭性、凌上性、反暴性和嗜利性的共同特征。（页60至页61）而藩镇动乱也可以分为四种表现形式：

  兵士哗变、将校作乱、反叛中央、藩帅杀其部下，只有第三种发生于外部（页60）

  于是，作者论证得出，唐代藩镇动乱绝大多数是发生于藩镇内部的以骄兵为主体，以反抗节度使为主要形式，以邀求赏赐、瓜分本镇赋税为指归的变乱，它们同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的藩镇割据和叛乱是有重大区别的。（页63）

  那么藩镇动乱为什么会具有如上（封闭性等）特点呢？张氏以为，第一，其与各类藩镇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以及它们各自的力量对比有关（河朔型与中原型的割据与反割据、中原型与边疆型藩镇维持着内外均势的平衡关系、边疆型与东南型藩镇同中央在武力和财力的相互依赖关系）；第二、与藩镇割据凭借的骄兵的政治品格有关；第三、牙兵组织的存在；第四、与唐代财政制度上的军费开支地方化密切相关（与两税法相联系，建中元年财政改革后，形成了“量出以为入，定额以给资”的原则，表现为上供、留使、留州的三分制），其至少包括两方面内容：第一。兵饷在地方财政中开支而不是中央调拨；第二，财政权由藩镇节度使掌握而不是由中央政府支配。（页63至页68）张氏于此更指出：影响藩镇内部动乱的基本因素是财政上的军费开支地方化，军政上的雇佣职业兵政治品格与牙兵制度，和各类藩镇间的相互制约关系及其政治上的不否定中央政权这三条。而河朔藩镇与其他诸镇最大的不同在于其藩帅不由中央派遣由军士拥立，此权力的根本意义在于取得了财政支配权和兵士豢养权。（页68至页70）此可谓发人深思。

  我们知道，藩镇割据在安史之乱后就已经形成了，维持时间之长令人诧异。那么唐王朝的藩镇割据为何能长期存续呢？张氏将从三个角度分析了原因。于河朔方面来说，在于：一、内部形成了严密的军事统治网；二、外部有巩固的政治军事同盟即河北三镇依托易守难攻的地理环境和共同的政治利益互为依托；三、河朔诸镇不否定唐王朝或者说同其游离性与依附性并存的特点密切相关。于唐王朝来说，一、它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其维持均势是依赖于各个藩镇之间的平衡；二、唐王朝并不具备平定叛乱，消灭地方割据雄厚的财政力量；三、唐廷中枢机构内部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对讨叛战争的严重干扰（对于这一点，我们似乎应注意元和年间与宣和年间，再者，其似乎并不是张氏所宣称的“重要因素”）；于边疆形势而言，一、河朔藩镇尤其是幽州镇在捍御奚、契丹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受到了唐廷的相当重视，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唐廷对河朔藩镇采取“姑息”的政策；河西陇右之地的失守使吐蕃造成的对京师的威胁以及西南地区南诏的骚扰。（页72至页82）

  而后，作者就藩镇本身的体制进行了分析。其指出，“唐代自安史之乱以后，中央建立了以神策军为核心的北衙禁军。地方上从内地到边疆建立了藩军”（页83），藩镇内部的军事体制，大致分三个层次，如下图

  

  图2

  作者于该章最后提醒道：除了唐廷无法控制的割据藩镇和晚唐五代的情况外，县镇遏使一般与本县令不得相兼。县镇除隶属各支郡者外，重要的军镇仍由节度使直接统领。而关于唐代的藩镇军将职级，其认为，“职级就是军将升迁的职位等级”（页90）而唐代藩镇主兵军将大约可划分为都头（都知兵马使）、副兵马使、都虞候、十将、副将等职级。（页100）

  关于唐代藩镇宦官监军制度，是本书另一个很具价值的话题。张氏提到，“监军制度是中央政权监督将帅、控制军队的一种手段”（页102），“隋末唐初，以御史为监军。这种变化是监军督察职能固定化并趋向制度化的表现，在监军制度史上具有转折性意义”（页103）。关于宦官监军的具体设置时间及其具体制度，见下图（页119）

  

  图3

  监军使有两个职能，“监视刑赏，奏察违谬”是监军使最基本的监察职能，而消弭兵乱，稳定军情是皇帝明确规定给监军的另一重要职责。（页111至页112）张氏文中还论述道，“唐代的监军制度是府兵制变为募兵制的产物”，“是唐中后期中央与藩镇矛盾的产物”，“宦官势力对于中央皇权具有寄生性与侵蚀性、向心性与离心力并存的双重特点”，“宦官监军一般不直接与皇权发生尖锐对立，却能直接助长中央宦官的权势”，“由于监军对中央皇权的寄生性特点，决定了他们虽然沽权干政，却一般地仍处于维护中央皇权的立场上”，而方镇与幕僚及郡县官员的这种关系加上监军使这层影响力以后便削弱了节帅对支郡刺史和墓职的控制力，“这有利于唐廷对藩镇的控制”，“唐人入仕之途”受宦官自上而下势力网的影响。（页115至页119）那么唐代监军制度如此完备和发达的原因是什么呢？作者认为，“它是在唐代从府兵制到募兵制的过程中，中央与方镇的矛盾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而宦官监军制度“构成了中央与骄藩联系的桥梁，又是控制其他方镇的工具”。（页120）

• 知人论世说三国

  作者：danyboy 发布时间：2014-10-10 12:25:50

  　　学术大家肯腾出时间写点通俗读物，或是编些学校教材，这绝对是大好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像朱熹编蒙书，叶圣陶在民国编过中小学生《国文》，狄更斯有《写给孩子的英国史》，布罗代尔为法国中学生写《文明史》，都是例证。这些书，受惠的主要不是学术界而是普罗大众。遗憾的是，如今坊间的各类通俗史学、哲学读物水平普遍不高，或者以八卦当有趣，或者以媚俗当通俗，或者错讹疏漏、瞎编乱造，读了不仅没有教益，反而有害。这些书，有些是大学的研究生们赚外快一天一万字写的，有些是文抄公们攒的，还有些是青年教师为了应付微薄的收入，不得以而炮制的。

  　　这些书大多数都不值得读——摸一下就很给面子了。

  　　好书当然有。以前中华书局出版过一套“大家小书”就很好。吕思勉的这本《三国史话》也很好，很多非专业人士因为读过或看过《三国演义》的小说或连续剧，自以为对三国很熟悉，其实真未必。读读这本史话，至少可以澄清一部分小说或影视剧里的错误。例如吕思勉会告诉你，华雄明明是被孙坚所杀，不是关羽。还有些内容是吕思勉治史的结论，正史里也未必可信，例如他说董承，“本来是牛辅的余孽，哪里是什么公忠体国的人？就是要除曹操，如何会托付董承呢？这话怕靠不住吧。”（p56）

  　　不仅如此，吕思勉老先生虽然毕生治古代史，但他绝非那种书斋里的老夫子，他年轻时新派的很，还在报纸上写侦探小说。《三国史话》同样是他“玩”出来的，所以，他大可以在书中以古讽今、借题发挥，大有“渔樵闲话”的风致，也颇见出他虽为书生却不输于政治家的见识和谋略，譬如他说：

  　　　　“政治的斗争虽非人人所能直接参加，政治的好坏是人人都要受其影响的，并不能置诸不管。而各个人，只要能明于政治的好坏，也并不要丢掉自己的事情去做政治工作，只要站在自己的本位上，对于当时的政治家，或者帮助或者制裁，就很可以决定他们的胜负了。”（p92）

  这句话，乍一看似乎是在讲“群众”“人民”如何决定政治，实则恰恰相反，他这段话至少有两层含义：第一，政治是分“好坏”的，是绝对的，而非相对的，正义是有标准的，熟悉西方政治哲学史的人应该都会觉得这是洞见；第二，任何人都无法超脱于政治之外，什么是政治？政治就是人和人的关系，不论这关系是敌友抑或同盟、造反或是服从。政治也并非抽象，而是以生活方式、乡规民约、法律政体等制度化的方式表现出来。吕思勉这段话揭示的道理，一言以蔽之：人必须选择自认为好的政治并承担选择的后果。这种见识，远非民国的一些政客和多数知识分子所能及。特别是49年前后那些民主党派里的知识分子，其何等幼稚，与吕思勉判然分明。

  　　而最能体现吕思勉政治偏好的，则是他对魏武帝曹操的评价。

  纵观古今，对曹操如何评价，本质上不是史学问题，而是政治问题，特别是在对曹操评价发生变化时，往往与时局变化关系甚深。众所周知，毛泽东就对曹操极为推重，其推重程度，与毛对宋襄公的贬低程度形成两极，这与他一贯赞赏法家思想的态度有关。直至今天，尚健在的文革风云人物、原上海市委常委、复旦大学历史系教师朱永嘉，仍然在其《论曹操》一书中坚持毛的观点。这些当代史就不展开了。

  　　一说到对曹操的评价，大家想到的往往就是“忠奸”之辩，其实，历史上对曹操的褒贬，主要不是他是否忠于一家一姓，而是认为曹操“任人唯能”，用人只看能力，不看道德，是法家作风，把东汉儒家涵养的公义正直的士风毁于一旦。像汉末李膺、郭泰、张俭等类型的士大夫，到了魏晋基本上就看不见了，变成了竹林七贤乃至后来的清谈之士。改朝换代只是亡国，道德沦丧就是亡天下，这是儒家普遍坚持的道理。因此，这个时代的转折据说要由曹操负责。例如民国史家夏增佑就持这种观点，其名作《中国古代史》的第三十七节，对曹操的批判极为苛刻，认为正是曹操的用人态度，导致了一代道德风气的沉沦。

  　　吕思勉也认为风气从两汉到魏晋的确一变，“从魏武帝到司马懿可以说是中国的政局，亦可以说是中国的社会风气一个升降之会。从此以后，封建的道德，就澌灭已尽，只剩些狡诈凶横的武人得势了。”（p97）但对这种专捩负责的不是曹操，而是司马懿。他认为曹操是忠直、勇敢、公忠体国、匡扶汉室的大英雄，甚至每次读曹操自述，都会感动的“怆然流涕”（p149《论魏武帝》），说“从古英雄，坚贞坦白，无如魏武帝者”。而司马懿则是“用尽了深刻的心计，暴虐的手段，全是为一个人的地位起见，丝毫没有魏武帝那种匡扶汉室、平定天下的意思了”。（p101《从曹操到司马懿》）

  　　吕思勉不仅在能力上深许曹操，道德上也认可。在本书中，他把几乎所有按在曹操头上违反儒家道德的事情都做了澄清或辩驳，并说：“其人物愈大，则其志愿愈大，其志愿愈大，则其为人的成分愈多，而自为的成分愈少，则是一定不移的。哪有盖世英雄，他的志愿只为自己为子孙的道理？”（p95，《替魏武帝辩诬》）

  　　吕思勉身处乱世，武夫当国，日寇入侵，他亲身经历，对曹操的期许或许确有深意，读惯了影射史学的人可能会想，吕思勉说的这种英雄，是不是暗指什么人啊？其实，他说的是谁，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此书最初是30年代中共苏北游击区创办江苏文化社印刷所，在所里当编辑的吕思勉的学生杨宽（杨宽后来也是著名史学家）约的稿，却连载于孤岛杂志《知识与趣味》1939年期上；成书已经是1943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了。

  　　这么复杂的背景，却叫人如何影射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