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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严格按照**《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经济类专业学位联考综合能力考试大纲》数学部分的考试要求进行编写，并依循历年考试命题思路、方法和原则，帮助广大考生准确把握考试命题的新动向，新题型。深入挖掘考生的不会的痛点、难点、易错点，生动详细的解释这方面的知识并并结合考试命题方向，有侧重点的讲解考点，附有例题和习题共学生学习练习之用，真正的帮助考生高效备考，高效学习不会的痛点、难点、易错点，使学生达到事半功倍的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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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本书严格按照**《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经济类专业学位联考综合能力考试大纲》数学部分的考试要求进行编写，并依循历年考试命题思路、方法和原则，帮助广大考生准确把握考试命题的新动向，新题型。深入挖掘考生的不会的痛点、难点、易错点，生动详细的解释这方面的知识并并结合考试命题方向，有侧重点的讲解考点，附有例题和习题共学生学习练习之用，真正的帮助考生高效备考，高效学习不会的痛点、难点、易错点，使学生达到事半功倍的学习效果。

• 作者：雪磨坊 发布时间：2019-11-07 16:40:32

  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几个字：开放档案

• 作者：娅 发布时间：2013-06-16 10:46:36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 作者：枣子 发布时间：2022-10-18 16:07:41

  题目都很好

• 作者：iamrebecca 发布时间：2020-04-09 09:18:48

  被王兴带火的一本…… 有限游戏追求输赢，无限游戏永远在探寻边界。看完立刻想到ig卖给fb,在当时很多人认为对于ig不是一个好deal,但看下来就发现Kevin远见超越一般人，如果他只在意”赢”这件事本身，将产品放在一个小的框架内成长，不引入fb商业化，很难相信ig会有今天的成长（对比另一家拒绝收购的公司）。太想赢会让自己陷入finite loop,公司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founder自身发展boundary optimize . 如何去突破和探求无限延续？将对个人winning的追求转化成play for a long live. 这个说法也很像Pony说的，克制好奇心。而自我迭代，也许就是一个从winning-seeking到 for a long live的过程。

• 作者：世界 发布时间：2018-10-14 16:08:39

  消灭人类暴政，地球属于奴斯（笑）

• 作者：徐徐来 发布时间：2020-11-06 13:07:52

  ①以后办公室零食首选坚果、巧克力咯

  ②以后要学会享受饮酒之乐咯（红葡萄酒抗氧化）

  ③以后饮食的顺序从蔬菜到蛋白质最后糖类咯

• 黄易=情色？为黄易正名

  作者：乐之读 发布时间：2016-06-13 00:45:36

  极少听到有人说金庸的作品不好，即使说不够喜欢的也不多。古龙的作品，有些人会说不够喜欢，但也不太会说古龙作品不好。黄易就不同了，直接说黄易作品不行的，大有人在。也很少听到有人说，我好喜欢黄易啊。也许是怕表达之后，被听到的人哂笑：你应该是喜欢黄易小说里的情色桥段吧？

  早期的《覆雨翻云》，被戏称为种马文，主角韩柏，到处留情，以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女秦梦瑶为首的各式美女，见了他都跟磕了春药似的。其后的《寻秦记》，走的也是类似的路子，项少龙自带雄性荷尔蒙无限诱惑属性。再往后的《大唐双龙传》，黄易开始在情色描写上大幅收敛了，可惜已经贴上的标签，就再难被撕下了。一代大家，就这样因为世俗的情色而掉了价。

  我今天要写的这篇长文，是希望借着《边荒传说》，让黄易的作品卸下情色的浓妆，展露一下素颜状态的惊人魅力。

  01. 读黄易，了解历史

  读古龙，基本不会和历史扯上关系；读金庸，能看到历史所铺设的舞台背景，和偶尔蹦出的几个历史人物；读黄易，你会发现，你所身处的，就是历史。

  《边荒传说》的历史时空，定位于东晋中后期，自淝水之战起。黄老师所上的历史课，完全超越了普通人读史所拘泥的战争胜负、权术斗争和成王败寇，而主讲天下大势、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比如淝水之战，表面是苻坚一意孤行，谢玄兵法通神，实际战争胜负的背后原因，是前秦尚未真正收服北方各胡族，巩固统一的局面，便仓促起兵，而东晋人心凝聚、气数尚存。

  淝水之战后，以天下大势而论，北方各族势力重新洗牌，南方荆、扬两大势力相互对峙。以民族矛盾而言，北方五胡乱华，而北方汉人对南方腐朽政权亦无好感。胡汉之争的话题，黄易在《大唐双龙传》中着墨更多，天刀宋缺和李世民、梵清惠、寇仲之间，对于胡汉各族对立和融合话题的讨论之深刻，都够写一篇历史论文了。

  《边荒》历史背景的重点，在于阶级斗争。东晋偏安一隅，内部矛盾重重，因而羸弱不堪。自三国魏开始，社会形态已转变为以士族阶级为主体，因此高门大阀和寒门之间，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冲突。即使是高门大阀之间，也有冲突，主要源于西晋灭亡后北方世族南迁的时间先后导致的门阀高低之分。而南方以孙恩为首的起义，其背后的原因则是北方世族南迁后对南方本地士族的倾轧所导致的尖锐冲突。

  从这个层面讲历史，黄易已然超越了许多平庸的史学家。

  《边荒》里，有着大量的历史真实人物，大体走势，也不会违背历史事实。就像《寻秦记》里小盘总会征服六国，《大唐》里寇仲必然让位于李世民一样，《边荒》里的刘裕，也自然有免死金牌护体。而第一主角，按惯例都是虚构的人物。边荒第一剑客——燕飞，刚开始只是觉得这名字挺有味道，后来突然想到，这不就是《乌衣巷》中的“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吗？

  02. 读黄易，扫盲宗教

  读古龙，基本纯武侠，和历史一样，也几乎没有宗教的内容。读金庸，佛教和道教只作为少林和武当的渊源，宗教本身并无影响力，其它的明教、全真教、五毒教之流，就算不上宗教了。在黄易的世界里，宗教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足以左右天下大势。宗教一脉，贯穿历史，超越朝代的局限，就像《货币战争》里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一样，是能左右历史的隐身大鳄。

  《大唐双龙传》里，天下之主竟然不是靠实力打出来的，而是师妃暄选出来的，寇仲一直因为这次选秀的不公而愤愤不平，但也无能为力，原因在于，师仙女是佛教和道家两大派系的代言人，而宗教和武林，几乎是双生的关系，因此对抗李世民，就变成了对抗佛、道和整个武林白道的夸张局面。

  与之相应的，魔门实力庞大，隐藏至深，在最后关头都有机会颠覆李世民的天下。到了《边荒传说》这儿，佛教被作为伪佛教的弥勒教压制，道教则基本没出现，两者戏份都较少，而魔门还是一如既往的强大，在后半部里占了大量的篇幅。

  需要解释的是，所谓魔门，并非妖魔的魔，只是不被佛道正统所承认，刻意贬低的另一种宗教而已，魔门之人，固然离经叛道，但也并非集体大奸大恶，向雨田、慕清流的潇洒飘逸自不用说，即使是邪王石之轩，也是善恶难辨。

  因此表面看来，佛、道、魔之争，仿佛正邪之争，实际却是追求真理的方式和信仰的理念间的差异而已，并无对错之分。对一统天下的追求，也只是希望借助世俗的权力，将自家的教旨，更好地传播天下而已。当然，阴葵派、弥勒教之类至邪魔道，不在此范围之内。

  03. 读黄易，思考哲学

  我的个人理解，古龙、金庸和黄易在哲学高度上，是层层递进的。古龙的小说里，有大量的鸡汤，味道倒是不错，不过终究只停留在人生感悟层面。金庸的小说里，有人生观、民族观和世界观，三观齐整，有人性的光辉，有情怀的感动， 也有隐喻的深刻。黄易的小说里，主要讲他的宇宙观，即所谓“天道”。

  之前写过的一篇短书评，在此处引用最为合适：

  《覆雨翻云》的精华只在最后数十页的“拦江之战”，整本书无数英雄人物、起伏剧情，都是这最后一战的配角。

  浪翻云、庞斑，两位武道大成的巅峰者对决的精彩之处，不在于招式的精妙，武功的高下，或是胜负的悬念，而在于黄易再一次地表达了他的宇宙观和哲学观，这些观点，是他在《大唐双龙传》、《边荒传说》里反复表达的，那就是：什么是生命的终极意义。

  这个题目太大了，无数哲学家为此前仆后继，也有无数的鸡汤文哗众取宠。作为一个武侠小说家，黄易所描述的生命的终极意义，在于摆脱生命的局限。任何和生命有关联的东西，不管是英勇盖世，称王称霸，还是享尽荣华富贵，阅尽人间极乐，都会因为生命长度的局限，而犹如过眼云烟。人生一世，和南柯一梦相比，真正的区别，只在于时间的长短。那应该如何摆脱生命的局限？黄易给出的答案是——跨过天人的界限，由人“入圣”。

  自古以来，入圣之路各异，但也殊途同归。释迦摩尼参佛入圣，老庄由道入圣，孔孟以儒入圣，而黄易笔下的武学天才们，“籍武道窥天道”，勘破生死之祕，经武道的极致而入圣。通俗地解释，“入圣”两字，在于参悟世间万物的至理，将精神与其融合为一，最终在肉身消亡时，精神已永存，形灭神在。（是不是想到了《超体》？）

  这是一条难以言喻甚至有点无法理解的奇诡之道，但我相信，这确实是千百年来，人类中有大智慧的巅峰智者们，所不断追求的——“终极”之道。

• 【转】吴震丨邓艾民《传习录注疏》评述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1-10-20 00:37:08

  作者简介：吴震教授，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此文为吴震教授应陈来教授之邀为邓艾民先生《传习录注疏》所撰写的评述，原文载于《中国学术》第10辑）

  治哲学者须稍通“汉学”，从把握经典文本的知识入手，才能打下扎实的学术根基，这应当是众所周知的事情。然而，涉及经典的注疏则是一门专且深的学问。一部具有学术分量的注疏体著述，对于我们理解经典的义理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但这又是一门吃力不讨好的学问。在我们的印象中，它是近代以前清代考据学家们所推崇的治学方法。所谓“治经先考字义，次通文理”（戴震语），听起来确乎是“至理名言”，但做起来却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令人望而却步。而在当下，受学术功利主义等风气之影响，不惟从学者不屑于“回到经典”，甚且有些出版商对此类考证性专著的出版亦往往兴趣淡然。于是，此类注疏体专著也就日渐稀少。

  近读北京大学已故教授邓艾民先生的遗著《传习录注疏》，不禁为之心头一震，令我有“久违”之感。据书首所附陈来先生《序》，邓先生撰述此著，距今大约已有十七、八年了。正确地说，是在1983年，邓先生因病住院期间最后完成的，是一部名副其实的晚年遗著。当然，这部专著绝非一时之作，事实上是邓先生集数十年研读宋明理学的结晶。

  如所周知，《传习录》是王阳明的一部语录体著作。自从其问世以来，对其下注作疏者，可谓代不乏人。远的不说，就说最近二十年以来，除了邓氏此著以外，已故旅美著名学者陈荣捷先生曾将《传习录》译成英文出版，该英文本即是《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的前身，后者由台湾学生书局刊行于1983年。据邓书卷首所付杨祖汉先生《传习录注疏序》所言，邓先生似乎得见其前者而未见其后者。将陈书与邓书两相比较，可谓各有所长。总体而言，陈著长于名物考证，详于介绍历代各种主要《传习录》的评注文献，但对《王文成公全书》（以下简称《阳明全书》）所收的阳明其它文字与《传习录》中的观点有何理论关联，却未免缺乏整体性的考察，这当然与陈著的着力点在于收集各类评注而不在于心学义理之分析有关。邓著在《传习录》各版本的把握以及在名物出典的注释方面虽稍逊色于陈著，但邓著的最大特色在于将《传习录》与《阳明全书》作了严密的对照比勘，同时将《传习录》上中下三卷打通，对其中互有思想关联的条目展开了统一的考察和探讨，这就为人们从整体上把握阳明思想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根据笔者读后所获得的初步观感，邓著此书的主要目的也许并不在于对《传习录》作章句训诂式的注解，而是企图结合文本的考察，进而从思想义理的角度对《传习录》作严密的解读。故通过阅读邓氏此书，不仅有助于我们掌握有关《传习录》文本的基本知识，而且可以使我们在《阳明全书》文本话语的背景中去了解阳明思想的整体风貌。可以说，具有这样一种特色的《传习录注疏》实为历来注本所不多见。

  不待说，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对阳明学的思想有一通盘了解。正如我们从邓先生的另一部力作《朱熹王守仁哲学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所看到的那样，邓先生对阳明思想的内在义理及其演变之过程，有精当切实的了解和较为全面的把握。按陈来先生的说法，读了《朱熹王守仁哲学研究》之后，“使人有‘眼前有景道不得’之叹”。❶恐非虚言。在此不妨举几个例子。譬如，《传习录》卷上第13条所载阳明的“五经亦史”说，邓氏指出该说与朱熹的经书观不同，对后世影响甚大，章学诚便是其中著名人物之一，与此同时，邓氏注意到了阳明《稽山书院尊经阁纪》（《阳明全书》卷七）中的“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也”一语，指出阳明“晚年的观点又有变化”（第44页）。的确，参之阳明晚年所言“凡看经书，要在致吾之良知”（《阳明全书》卷六《答季明德》），可以推知，阳明晚年更为注重从良知心学的立场出发，强调“六经之宝，则具于吾心”（《稽山书院尊经阁纪》）的观点。显然，这与后来章学诚等人从历史角度来审视儒家经书的立场是有所不同的。又如，关于阳明早期的知行合一说，邓氏特意揭示出阳明晚年的《答友人问》（《阳明全书》卷六），指出该书所云“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的观点，不见于《传习录》卷上，是阳明“晚年对知行合一说的深入阐发”（第156页）。这类提示不仅可以使我们透过《阳明全书》来解读《传习录》，同时对于我们了解阳明思想的前后变化也是很有助益的。

  邓著的另一重要特色在于他的视野从阳明学扩展到了阳明后学。也就是说，他通过对王门各主要弟子的著作及其思想的了解，进而观察王门弟子对《传习录》有何评论或新的阐发，由此向人们“立体”地展示阳明学的思想展开之进程。从其引用的王门诸子的著作来看，其中包括王畿、欧阳德、邹守益、聂豹、陈九川等人的文集。如所周知，由于奉朱子学为官方“意识形态”等原因，这些著名的阳明大弟子的文集无一例外地被清朝考据学家剔除在《四库全书》之外，造成了这方面资料流离失所的后果。由于第一手原始资料难以寻找和查阅等客观上的原因，造成了长期以来对阳明后学的思想不够重视以及缺乏系统研究的状况。即便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这一状况也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因此可以说，邓氏此著注目于王门诸子对《传习录》以及对阳明思想本身的理解和阐发，对于开拓人们的研究视野，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就此而言，可以说邓著在陈著之上。

  举例来说，譬如针对阳明的“知行合一并进”之说（《传习录》卷中《答顾东桥书》，第132条），后人大都没有注意到阳明弟子欧阳德曾经表示过不同的见解，他指出：“谓之并进，谓之交修，犹有二也。二则不能无先后也。若无物不实致其知，无时不实致其知，则一而已。孰为知焉？孰为行焉？而何先后之可言哉！”（《欧阳南野文集》卷一《答傅石山》）邓先生认为，王阳明用“并进”二字有失“斟酌”（第154页），而欧阳德之说正可作为佐证。需要说明的是，阳明讲“知行并进”，出现在阳明晚年（嘉靖四年）的《答顾东桥书》当中，共有五处。看来，“并进”二字对阳明来说，似非一时之失考。然而也应注意的是，阳明在该书中是以“合一”联结“并进”来讲的，并没有着意强调知行属于一种“并进”之关系。较为合理的解释也许是这样的：“并进”二字在阳明的知行合一说那里，本无独立的重要意义。尽管如此，不得不承认“并进”与“并行”仅一字之差，讲知行“并进”，的确会给人以这样一个印象：知与行毕竟分属“两事”，故而两者是一种“并行”而非“合一”之关系。若此，则诚如欧阳德所批评的那样，未免“犹有二也”。因为按照阳明心学的一个重要思路，朱子讲“心与理一”，下一“与”字，便已有割裂“心与理”为二之嫌。显然，欧阳德的批评正是基于这一思路。由此亦可看出，邓氏所见非常敏锐，诚有以也。❷

  再如，邓氏在注释“天泉证道”（《传习录》卷下，第293条）时，除了引用王畿的《天泉证道纪》（《王龙溪先生全集》卷一）、邹守益的《青原赠处》（《邹东廓文集》卷一）这两篇较为著名的文章以外，❸还特别注意到了钱德洪的一篇文字，即《复杨斛山》。向来，史家只注意到这样一个方面：钱德洪在“天泉证道”之际，以阳明“四句教”为“定本”，从而反对王畿的“四无说”。据此以为，钱德洪在思想上与王畿格格不入。但是，历来对于上述钱德洪《复杨斛山》这篇重要书信未加注意。事实上，我们可以从中清楚地了解到钱德洪在“无善无恶”问题上与王畿其实并无根本分歧，甚至在某些方面，钱德洪的见解表现出其对阳明“四句教”的旨意有深入切实的把握，可补王畿之不足。❹应当说，邓氏特意将钱德洪的这封书信表出，对我们了解钱德洪的思想具有启发意义。❺

  不过，关于阳明学史上的重大事件——“天泉证道”，邓氏所注亦有尚不完备之缺憾。既然对王、邹、钱三者作了介绍，或应再介绍一下聂豹和陈九川的相关观点。事实上，阳明后学中“归寂”派的思想人物聂豹与“现成”派的王畿在思想上的争执虽异常尖锐，但他不惟对阳明的“四句教”，甚至对王畿的“四无说”，均有赞同之词。从历史上看，聂豹的观点实在不可忽视。令人难解的是，刘宗周与黄宗羲疑“四句教”是出自阳明门人之杜撰，却未能注意到聂豹的言论。同样，梁启超以为“天泉证道”是王门分化的主要原因（参见《节本明儒学案》），《饮冰室丛书》第六册所收），也没有注意到聂豹的观点。若以聂豹之说为据，再参之以欧阳德、陈九川等人在“无善无恶”问题上的观点，那么刘、黄、梁的说法则另有考察之余地。❻至于陈九川在“无善无恶”问题上的观点，深受王畿影响亦极明显。❼若能对此稍作提示，则刘宗周、黄宗羲之疑可以释然矣。不仅如此，甚且还可以引伸出一个重要结论：“无善无恶”问题并非是导致阳明后学诸派分歧的关键因素。

  尽管邓氏此著在引用他文注解《传习录》之时，或有失当之处，特别是对《传习录》下卷部分的注亦有再充实之余地，❽此外，对古籍版本及国内收藏情况未作说明，在运用之际似亦有混乱之处；❾但总的说来，诚所谓“瑕不掩瑜”，邓艾民先生的《传习录注疏》完全可与陈荣捷《详注集评》相得益彰，不失为一部考辩严谨、义理性强的注疏体学术专著。

  注解：

  ❶《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19页。

  ❷其实，在朱子的知行观当中，已有“并进互发”说，如朱子曾说：“知与行工夫须着并到。”（《朱子语类》卷十四）“知与行须是齐头做，方能互发。”（同上书卷一一七）“穷理涵义，要当并进。”（《朱子文集》卷四十五《答游诚之·二》）与阳明同时的罗钦顺亦指出：“致知力行工夫要当并进。”（《困知记》卷上）如邓氏能够注意到这些言论，则更能有力地证明阳明讲“知行并进”确实容易引起不必要的误会。顺便指出两点：一，陈荣捷在《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中，对“并进”说未作任何评注；二，关于欧阳德在阳明学史上的地位，日本学者荒木见悟曾有这样的评价：“若要理解阳明，南野思想是一必不可少的参照系数。”（《欧阳南野解说》，载《阳明学大系》卷五《阳明门下·上》。东京：明德出版社，1973年，第34页）反观国内学界，有关南野思想的专题研究至今尚未得见，亟待补阙。

  ❸按，《青原赠处》记阳明“四句教”之首句为：“至善无恶者心”，与《天泉证道纪》（包括《传习录》等）所记“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异。刘宗周（亦含黄宗羲）根据《青原赠处》，怀疑“四句教”为阳明门人之杜撰。个中详情，可参见陈来《有无之境》第八章。又，《东廓文集》的版本情况较为复杂，未知邓氏所据为何种版本。据笔者所见，今存明隆庆年间所刻“安成佑启堂藏板”《邹东廓先生文集》，《青原赠处》在卷二而非卷一，现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65册所收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刻本亦如是。

  ❹比如钱德洪将阳明“无善无恶”说与阳明反对朱子学的“定理”观这一问题联系起来进行了考察。由于本书评的篇幅所限，这里不必赘述。请参拙文《钱绪山の思想について——王龙溪·罗念庵を通じて》，载京都大学中国哲学研究会《中国思想史研究》第十九号，1996年12月。

  ❺惟感不足的是，邓氏所用《钱绪山遗文》是据《明儒学案》本。其实，钱德洪的文集虽已亡佚，但是周汝登《王门宗旨》所收的钱德洪遗文远较《明儒学案》详甚。该《复杨斛山》一书，即是一例。两相比较，黄宗羲对该书中颇为重要之内容作了删除。关于“钱绪山遗文”，日本学者吉田公平所作的辑佚工作，堪称详备（参见吉田公平《钱绪山解说》，载《阳明学大系》卷五《阳明门下·上》。东京：明德出版社，1973年）。

  ❻参见《双江聂先生文集》卷十《答戴常伯（即幽居答述）》，同上书卷十一《答董明建》。尤其是后者，书中提出了与王畿的“四无说”颇为相似的观点。近代以后，最早注意到聂豹之说（就王门四句教而言）的似是日本学者楠本正继，他在1937年所作的博士学位论文《陆王学派思想の发展》（收于《楠本正继先生中国哲学研究》，东京：国士馆大学附属图书馆，1975年）当中，提到了《答戴常伯》一书，但没有作进一步的展开论述。

  ❼ 参见《明水陈先生文集》卷一《答聂双江》等。

  ❽试举两例。譬如《传习录》卷下第319条注⑥引王畿《书先师过钓台遗墨》一文，似应移至《传习录》卷下第316条“严滩问答”条下，更为恰当。又如《传习录》卷下第307条注，引聂豹《困辨录》一文，其中有“便自能”云云，或当移作《传习录》卷上第72条之注。理由有二：一，聂豹所说“便自能”，是为其“立体以达其用”的“归寂说”张目，未可视作是对阳明“人之本体，常常是寂然不动的，常常是感而遂通的”（《传习录》卷下第307条）之善解也。二，欧阳德曾经指出聂豹的“便自能”说的理论依据即是阳明的“便自能感而遂通，便自能物来顺应”（语见《传习录》卷上第72条。按，引文与原文略有异同）。顺便指出，欧阳德对聂豹此说有严厉批评，参见《欧阳南野先生文集》卷四《寄聂双江·三》。

  ❾譬如，邓氏在《传习录》卷上第99条注⑥中，引用了朱得之《稽山承语》。然而在同上卷中第170条注中，却引《明儒学案》中的《朱得之语录》，其实该条语录见诸《稽山承语》第10条，且后者较前者详甚。未知何故不直引《稽山承语》之原文？该《承语》附刻于闾东《阳明先生文录》卷末，从邓氏该著多处（如卷下的第205条及第219条等等）引述闾东本以补他本之不足等情况来看，邓氏似尝亲睹闾东本。若是，则对《稽山承语》盖亦熟知矣。顺便指出，陈荣捷的《详注集评》似是依据佐藤一斋《传习录栏外书》，得知闾东本以及该本所附《王阳明先生遗言录》，然却未知《稽山承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