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详说 pdf mobi txt 2024 电子版 下载

※ 清代雍乾时期陕西学者刘绍攽的易学著作之一。

※ 琢磨宇宙与人生的根源，玄而又玄的思想，渐渐成熟的智慧。

※ 涵泳道德、政治的解释，指导古代中国人思想和行为的“群经之首”。

《周易详说》是清代雍乾时期陕西三原学者刘绍攽的易学著作之一，《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其评价甚高。刘绍攽著述颇丰，是当时 “关中四杰”之一，目前国内学界对其易学研究甚少。

本书主要是对《周易详说》的点校。根据目前所见三种版本进行校勘，整理标点。前言部分主要介绍刘绍攽易学背景及其生平、著述，并对《周易详说》的版本演变进行考述，梳理了刘绍攽的主要易学思想。附录部分选取了三种刘绍攽传记和两种《周易详说》提要，便于了解刘绍攽易学得失和学术地位。

序一/1

序二/3

《周易詳説》自序/5

卷一/7

論漢晉説《易》/7

論王輔嗣《易例》/11

論宋儒説《易》/11

論觀象/13

論玩辭/15

論觀變/16

論玩占/16

論《本義》九圖/17

卷二/35

論《本義》/35

卷三/69

乾/69

坤/80

屯/85

蒙/89

卷四/93

需/93

訟/96

師/99

比/102

小畜/104

履/108

泰/110

否/113

卷五/116

同人/116

大有/119

謙/121

豫/124

隨/127

蠱/129

臨/132

觀/134

噬嗑/137

卷六/141

賁/141

剥/144

復/146

无妄/149

大畜/151

頣/154

大過/157

坎/160

離/162

卷七/165

咸/165

恒/168

遯/170

大壯/173

晉/175

明夷/178

家人/181

睽/184

蹇/187

解/189

損/192

益/195

卷八/199

夬/199

姤/202

萃/205

升/208

困/210

井/213

卷九/216

革/216

鼎/219

震/222

艮/225

漸/227

歸妹/231

豐/234

卷十/238

旅/238

巽/241

兑/243

涣/246

節/248

中孚/251

小過/254

既濟/257

未濟/260

卷十一/.263

繫辭上傳/263

卷十二/280

繫辭下傳/280

卷十三/296

説卦傳/296

卷十四/.305

序卦傳/305

卷十五/312

雜卦傳/312

卷十六/.316

左氏筮法/316

卷十七/334

左氏筮法/334

歷代筮法/340

卷十八/.348

卜筮附論/348

附論卜法/357

附録一/.361

劉紹攽傳/361

劉先生紹攽/362

劉紹攽傳/362

附録二/.364

四庫全書《周易詳説》提要/364

續修四庫全書《周易詳説》提要/364

主要參考文獻/367

後 記/.369

刘绍攽（1707—1778），字继贡，号九畹，陕西三原县人。雍正十一年（1733），拔贡生，当时易学大家李光地的高足王兰生视学关中，举荐刘绍攽博学鸿词，刘绍攽因亲老未就。王兰生当时评点关中士人曰“关中人士，其刊落浮华，切实用力者，惟绍攽一人而已”。

刘银昌，河南漯河人，文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兼任陕西省周易研究会副会长，陕西省周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国际易学联合会学术部学术委员，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常务理事，西安市周易研究会副会长，西安市华胥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主要研究中古代文学、易学与术数文化，主持、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省部级课题多项，出版《焦氏易林文学研究》《周易入门》（合作）等著作，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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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 清代雍乾时期陕西学者刘绍攽的易学著作之一。

※ 琢磨宇宙与人生的根源，玄而又玄的思想，渐渐成熟的智慧。

※ 涵泳道德、政治的解释，指导古代中国人思想和行为的“群经之首”。

《周易详说》是清代雍乾时期陕西三原学者刘绍攽的易学著作之一，《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其评价甚高。刘绍攽著述颇丰，是当时 “关中四杰”之一，目前国内学界对其易学研究甚少。

本书主要是对《周易详说》的点校。根据目前所见三种版本进行校勘，整理标点。前言部分主要介绍刘绍攽易学背景及其生平、著述，并对《周易详说》的版本演变进行考述，梳理了刘绍攽的主要易学思想。附录部分选取了三种刘绍攽传记和两种《周易详说》提要，便于了解刘绍攽易学得失和学术地位。

• 作者：婊疙 发布时间：2021-01-04 16:54:40

  10数年前的念念不忘，形成了回响。这也是某种意义上的不忘初心。保持好奇心，保持学习力，身虽油腻，我心依然如小宝宝的屁屁一样滑嫩！

• 作者：水滴 发布时间：2013-01-28 00:07:10

  咖啡馆闲适文字，与咖啡馆音乐差不多。看完也就忘了。。

• 作者：霖柒 发布时间：2021-12-31 16:20:49

  当春天来临，就等待夏天

• 作者：罗斯唱国歌 发布时间：2019-11-28 23:21:08

  没《定位》那么经典，但文中有些东西还是可以和杰克特劳特的《商战》等书有共鸣。

• 作者：你好吗 发布时间：2015-05-02 20:50:14

  你可以看或者听别人撒谎，但如果你容忍了这种虚伪，别人就说你是傻瓜。那你就得忍气吞声，任人贬低，你还不敢公开说你站在城市和热爱自由的人那边，所以你只得昧着良心，陪别人笑脸。你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混口饭吃，为了得到一个遮风挡雨的栖身之所，为了捞取一个一文不名的小官。

• 作者：Amberrr 发布时间：2022-02-04 12:32:24

  “The future is already here, it’s just not very evenly distributed.”

• 从《万历十五年》探究大明王朝衰败的症结

  作者：艾文 发布时间：2017-10-14 11:29:34

  　　《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之所以引起我的兴趣，有两个原因：一是黄仁宇老师自完成英文版《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四十年来，得到众多读者的广泛认可，拜读此书以冀从中学习黄先生的“大历史观”和“从技术角度看历史的主张”；二是今年演绎官场政治生态的反腐热播剧《人民的名义》由于情节需要，角色汉东省政法委书记高玉良经常引用书中内容，它可以帮助观众深入体会剧中深意。

  　　初读此书之前，我试图从中找到一个问题的答案：万历十五年作为大明王朝衰败进程中的一个时间节点，从帝王到臣民，谁该对这一段具有转折性的历史负责？

  一、万历皇帝：强权意志与封建礼制博弈下的失败承担者

  　　万历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慈圣太后和张居正大学士对万历幼时的学习要求极度严格，在经书、书法、历史方面尤甚，目的在于教导小皇帝“敬天法祖”。万历十岁时曾书写“责难陈善”赐予老师申时行，鼓励督促老师向他“规劝过失，提出益言”。即使张居正去世以后，他仍主动研读祖宗实录和新出版的各类书籍，足以说明好学、自律、自省的觉悟在幼时已根植帝王心底。

  　　当时万历的外祖父、武清伯李伟分管军服采购，以劣充好中饱私囊，万历皇帝和慈圣皇后接到举报后当即表示无论亲疏均要按国法处置，李伟被在宫门外当众申饬，张居正以此为契机撤换相关官员，整治纳贿行为，这件史事可以证明万历对整肃官僚风纪的决心。

  　　万历十七岁夜宴醉酒，难为宫女现场歌唱新曲并剪发调戏，责打求情随从，上演闹剧，太后和首辅严惩相关人员，责戒万历整改。此外，邹元标敢于进谏“欲人勿闻，莫若勿为”指出皇帝的不足，虽然未必出于大公之心，但至少说明这种直达圣听的渠道是畅通的。由此可见，当时已有一套机制在监管帝王的越轨行为。

  　　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帝王虽然是权力象征，但不表示他可以将个人意志绝对凌驾于封建礼制之上。当万历想要首先册封皇三子的母亲淑妃郑氏为皇贵妃时，给事中当即上疏异议认为此举有违礼制，相争甚烈，最终不了了之。而郑氏虽深得万历心悦，至死也未能和皇帝葬在一起。万历试图废长立幼，定皇三子代皇长子为太子时，文官集团同样认为其有违礼制予以坚决反对。帝王与臣僚之间的这种争议，实际上可以看作封建制度与强权意志之间的博弈。

  　　物有两极，万历后来的“无为而治”不应被看作是纯粹的懒政，他是用自己的选择性消极怠工向文臣集团和固化礼制示威对抗。他贵为天子，习字、练兵、立储、出巡均受到制肘，自然愤懑，这些行为虽不及“卫懿好鹤，鲁隐观鱼”，无法贯彻只是因为它不合于礼仪法制。

  　　事实上，万历年间内外形势已经日趋复杂，杨应龙西南叛变，哱拜宁夏造反，日本侵占朝鲜，努尔哈赤起兵。此外，文官集团走向分裂，皇帝举步维艰被迫消极怠工，东林党争随即出现。再者，财政制度和官员俸禄机制的缺陷，导致秉公办事成为一席空谈。如果将大明王朝的衰落归咎于万历一身，当然有失公允。

  二、大学士张居正：强势干预行政的文官集团代表

  　　明朝是典型的文人治国的农业国家，万历执政第一个十年能够巩固统治并且改善政局颓势，得益于张居正大学士的倾力攘助。大学士相当于供职于文渊阁中的文书，后来演变成了秘书兼顾问。对于张居正有一个评价，所谓“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这是高级臣僚的一种可贵品质，言辞精炼，直抵要害。

  　　首辅张居正对皇权威严的维护坚定不移，当新皇帝威信受到元老高拱的挑衅时，曾铁腕出手果断将其褫官囿居，显然与巩固的封建礼制站在同一条阵线。不可否认，这可能也与他肃清异己的政治考虑有关。此外，张居正曾对早朝仪式进行更改，一旬之中仅逢三六九早朝，精简过场仪式，腾出的时间皇帝可以读圣贤，臣僚可以理政务，应该是最早的关于精简会议的雏形，甚至在当下都与一些冗赘拖沓的文风会风和溜须拍马的下流风气形成鲜明对比。

  　　张居正试图推行“一条鞭法”和“考成法”，改革赋税，整理财政，加强行政效率，本意在于富国强兵，这是他的公心。但是，整饬税制引起官僚抵触并转嫁为农民负担，当无法有效在大范围考评遴选优秀人才时任命亲信，这些都为日后悲惨结局埋下隐患。他曾自称“如入火聚，得清凉门”，显然已料到改革之阻力。可惜的是，这种制度痼疾已经病入膏肓，留给大明帝国改良崛起的时间已经余日不多。

  　　身为内阁首辅位高权重，张居正权倾一时显得有些恃才自傲不合群，个人意志和影响力明显体现在政务处理中，提拔亲信的同时排挤打压异己，比如高拱、汪道昆等，在他眼里看来只因“芝兰当路，不得不锄”就可以解释，由于压制和得罪不少臣僚，所以死后不足半年危机爆发，反张派形成有力阵线。张居正对其它文官要求节俭苛刻，自身却无法以身作则，在京城置办豪宅、纵容亲属敛财济私；四子有三人高中进士，其中两人供职于翰林院，难免让反张派落下口实。这种律人不律己的行为自然无法使人信服，包括万历皇帝。

  　　个人意志凌驾于制度之上、对立于大部分文官集团，朝局必然引起震动。张居正死后，高拱撰写的《病榻遗言》揭露了他的用心，宦官集团中以冯保为典型的司礼太监在政务处理过程中对皇帝决策影响明显，这也为破坏皇权埋下了隐患，王大臣事件更是触犯了皇帝威严，成为张居正案件的导火索。万历觉得昔日恩师不过是一个假借维护皇权的幌子来玩弄权术的高级政客，最终下令对张居正褫衔抄家清算，定罪“污蔑亲藩，专权乱政”。张居正事件使年轻的万历似乎陷入了纠结与困惑，他无法理解为何自己的励精图治换来的是官僚的腐化堕落和纲纪松弛。

  三、首辅申时行：面临“阴阳调和”两难困境的高级官僚

  　　申时行与张居正的行政风格迥异，源于他深刻认识到“我们的政事，注重体制的安定，而不计较对一人一事的绝对公允”，这可能也是他在张居正风波后之所以愈加淡定的原因。王世贞评价他“蕴藉不立崖异”，更有甚者称其“首鼠两端”。

  　　于我看来，申时行是一个政治上的中庸主义者，他既承认妥协于现实，又不放弃对理想的追求。但是从他坚决辞谢太师职衔和伯爵俸禄可以看出，至少他对功名没有那么贪婪。彼时的文官制度看似因循守旧，实际上已经由于利益捆绑难以撼动，前续财税制度的改革难以推进，就是因为它试图打破这种固化的病态平衡。申时行对文官集团采用了“恕道”的理念，“使不肖者犹知忌惮，而贤者有所依归”，既稳定了动荡政局，也使自己站稳了脚跟。

  　　这一时期文官集团站队抱团的风气日渐嚣张，通过乡谊、年谊、姻谊和其它关系捆绑起来的直接利益冲突趋于明显，皇帝对重大案件和人事任命的决策，很大程度上是文官集团间权力博弈甚至互相抨击的结果。这种温和恕道待人的思路，与张居正强势整饬纪律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这两种理政思路和以个人性格好恶为前提的执政理念奏效均难以持久，其症结可能在于：制度能否连续、能否因时而变。至于申时行的历史评价，具体到事务则是有争议的，比如万历年间的立储问题、后来努尔哈赤部落的崛起。

  四、海瑞与戚继光：法制建设与军事改革的举步维艰

  　　海瑞是明朝有名的清官，关于他的清廉，历史上曾有这样的评价：官至二品，死时十余两存银，不够殓葬之资。值得史学家、政治家、法学家思考的是，他虽然被人仰慕，为何却少有人按照他的榜样做事？他的清正廉洁、执法不阿、敢于诤谏，在当时如何推广是一大难题，道德榜样的力量毕竟不如健全完善的制度约束。

  　　事实上，纪检监察制度至少可以追溯到明朝。当时的“风宪官”，官袍上绣“獬豸”—这是传说中一种能辨善恶、袭坏人的猛兽，其寓意不言而喻。都察院的言官可以弹劾皇帝，批判小吏，监督范围非常广泛。建立伦理道德体系，有助于倡导共同的价值认同，维护官员阵线统一和皇权尊严。但是，私心和公心必然长期共存，有人善于游走在合法与非法边缘攫取灰色收入，有人私心沉重搜刮自肥，有人自律自省严守道德戒律。道德伦理与私心贪欲共存的情况下，如何有效监督官僚行为，单纯依靠道德体系已经难以奏效。

  　　据说，海瑞的刚直不阿与母亲的教育有直接关系，而这种刚直不阿带有偏执色彩或个人英雄主义情结。他对化解社会顽疾固症的动机绝对纯洁，但在解决土地所有制和高利贷等难题时更多的是依赖个人意志和现有道德，这种强势执法的行为难免不对症，或者治标不治本。海瑞当时显然没有理解，个人意志上的鼎力支撑显然无法解决制度上的腐朽短板。究其细节，是忽视了币制、赋役、法律等制度因素，而这种宏观制度的建立和健全，必然依赖缜密完善的顶层规划和自上而下的鼎力推行。遗憾的是，当时的制度未能针对商业萌芽的出现适时调整。对于明朝当时的社会治理，如果缺乏健全得力的制度，单纯依靠个别圣贤、依靠严刑重典、依靠道德伦常，奏效均非常有限。

  　　戚继光作为明朝军事领域的典型，最初源于他在平定倭寇上建立的显著功勋，因而受到谭纶和张居正等人的大力赏识。面对军事领域内忧外患的双重困境，他试图在蓟州开始革新军队训练、作战、补给模式的尝试，最终受限于当时的利益牵扯，不了了之。既然得益于张居正的提携支持，那么当张居正被清算时，戚继光的下台在当时也就不难解释。

  　　史学家不愿对戚继光的其它历史做评价，因为我们打心底里都有崇尚英雄、塑造榜样的美好夙愿。失败的教训需要人们省悟，自下而上的只能称之为改良，自上而下的才能称之为改革。让人遗憾和痛惜的是，此后三十年，努尔哈赤的建州铁蹄就向大明王朝证明，腐朽松弛的军备如果依然没有成体系成建制的改革，就无法担负起抵御外侮的责任，则必然在战役中不堪一击，成为重创没落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

  五、李贽：试图冲破心灵桎梏束缚的前卫思想家

  　　李贽是明末著名的思想家，他主张个性解放、正视人欲，反对封建礼教，与当时程朱理学的主流核心价值思想具有明显不同，对其具有坚定的批判性和冲击性。明朝理学是传统儒家思想的泛化和发展，属于传统精神信仰。“存天理，灭人欲”是统治阶级在重农抑商环境下推崇的“以儒治天下”的思想认识基础，李贽的思想尽管在当时可能尚未形成具有一定气候影响的流派，但这在当时已经被看作异类，已属冒天下之大不韪，自然不受统治阶层推崇，也难以为普罗大众接受，因此被冠以“惑世诬民”的罪名。李贽为自己的著作取名《焚书》和《藏书》，说明他已经意识到自身思想过于另类和超前，无法为大明政府所容忍。

  　　在当时推崇“三纲五常”的封建礼教制度下，思想领域想要突破这种禁锢实现个性解放正视人欲，实属难以逾越的鸿沟，这是历史局限性造就的必然。悲哀的是，他虽然信奉佛学和王阳明心学，但思想偏向主观唯心主义，反对客观唯心主义，所以内心难逃迷茫。“七十老翁何所求”，他宁可选择剃刀自刎结束自己的生命，也不愿向传统思想信仰妥协，足见他对内心的尊崇程度，说其是笃定也罢固执也罢。

  六、最终的思考：谁该为大明王朝的衰落负责

  　　黄仁宇老先生向我们揭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军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都无法扭转时局”。上至天子，下至庶民都成为那个腐朽制度的牺牲品。大明历史步入万历年间，纵使再有“重华大孝，武穆精忠”之类的贤君良将，也难扭转历史滚滚前进的车轮。

  　　之所以说大明王朝的颓势在万历年间已经显现，是因为当时的生产关系已经明显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需要不相适应，而想要打破这种腐朽制度造成的僵局，紧靠一己之力和个人勇气明显不够。大明王朝衰败的症结，非一日之败笔，非一人之罪责，而是制度积弊造成的。当社会诟病和制度缺陷益深，再想扭转时局则为时晚矣，仅凭个人意志难以改变历史发展的方向。是沿袭旧制固步自封，还是鼎新革弊改革图强，可能是明朝由盛至衰过程中未曾及时察觉、妥善权衡、有力处置的关键问题。

• 【转】刘银昌：刘绍攽《周易详说》的版本及其易学思想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4-01-10 21:27:17

  摘 要：清代陕西三原学者刘绍攽博学多识，治学以程、朱为宗旨，旁涉多个领域，著述颇丰。其易学著作《周易详说》目前有三种刻本和一种抄本。三种刻本最早者为乾隆年间的“本衙藏板”，稍晚者为在其基础上稍作删节修订的“刘传经堂藏板”，最晚的是晚清《清麓丛书》外编本，乃直接采用“刘传经堂藏板”。《周易详说》所反映的刘绍攽易学思想主要为尊奉程、朱，贬斥汉易，强调义理而不废象数，将寡过视为学《易》之鹄的。

  作者简介：刘银昌（1976—），男，河南漯河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古代文学与易学。

  文章来源：

  咸阳师范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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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38(01)

  基金：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古籍整理与研究项目（2018GJ05）

  刘绍攽（1707—1778），字继贡，号九畹，著述颇丰，为清代雍、乾时期陕西三原县著名学者。学界目前尚未对其经学思想及《周易详说》进行研究，不可不谓一件憾事。

  刘绍攽的生平，《清史列传》和《清儒学案》均有其简要记载。雍正十一年（1733），刘绍攽膺选拔贡生。当时，易学大家李光地之高足王兰生视学关中，举荐刘绍攽博学鸿词，刘绍攽因亲老未就。其后，刘绍攽因朝考第一，于乾隆元年(1736)出为四川什邡知县。乾隆六年（1741），刘绍攽调任南充知县；乾隆十年（1745），以丁忧归故里。乾隆十三年（1748）冬天，刘绍攽又入川。乾隆十五年（1750），刘绍攽被大学士史贻直、两广总督硕色荐举经学，后补山西晋阳知县。乾隆二十六年（1761），刘绍攽主讲兰山书院。[1]352刘绍攽博学通明，所治之处均能以经术融合吏治，遇灾振卹，活人无数。王兰生评点当时关中士人曰：“关中人士，其刊落浮华，切实用力者，惟绍攽一人而已。”[2]5382刘绍攽的敦学务实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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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刘绍攽治学倾向及著述

  刘绍攽之学，宗程、朱而排斥陆、王。他认为陆、王之学不纯，窃佛禅以入儒。从周密《齐东野语》中，刘绍攽发现张子韶曾经参宗杲禅师，陆九渊又参宗杲之徒德光，于是探究陆学的佛禅思想渊源，著《卫道编》二卷，上编批驳异学，下编阐明正统儒学。张骥评价刘绍攽说：“先生之学以程朱为主，而攻击象山、阳明不遗余力。为文抒独是之见，成一家之言。汪洋恣肆，粹然不诡于正，可谓根底深厚，学有本原者也。”[3]485由此可见其为学主脑。对于朱熹之学，刘绍攽有自己独到的体认，他说：“世之叛朱者，非宗良知，则诵古注。然尊朱者，守其一说，不知兼综众说，非善学朱子也。”[2]5382刘绍攽认为，当时的读书人，违朱子者要么归于阳明心学，要么记诵汉儒经注；可是尊朱子者却独守朱熹一家之言，不能博采众长，这不是善学朱子的表现。可知刘绍攽虽取朱熹之说，但却不固守一家，而是以朱子为主，兼综众说之长。桐城方宗诚见到刘绍攽的著作，赞叹不已，认为刘绍攽“洁净精微，平湖陆陇其外，未有如此之纯粹者，可谓真儒”[2]5382。“洁净精微”为“洁静精微”之化用，为学《易》之最高境界，语出《礼记·经解》：“洁静精微，《易》教也……洁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方宗诚以“洁净精微”赞刘绍攽，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对其易学修养的肯定。正是因为刘绍攽虽博学多识，但能守儒家之真醇，故被誉为纯粹“真儒”。

  刘绍攽学识渊博，堂庑极大，深于经学，工于诗文，旁涉韵学、算学、掌故及术数卜算，有《四书凝道录》《周易详说》《周易观象》《皇极经世书发明》《书考辨》《春秋笔削微旨》《春秋通论》《卫道编》《学韵纪要》《经馀集》《九畹古文》《九畹续集》《于迈草》《三原县志》等著作。著述之外，他又选编清代关中一百四十家诗人作品为《二南遗音》，以保存乡贤诗歌。李华春在所撰《皇清诰授朝议大夫湖南沅州府知府吴松崖先生传略》中称吴松崖“尝与潼关杨子安、三原刘九畹、秦安胡静庵，称为关中四杰”[4]589。在四杰之中，又以刘绍攽和吴松崖名声最盛，说明其学识与诗文为当时所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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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周易详说》的版本流变

  刘绍攽精于易学，著《周易详说》十八卷，《周易观象》上下两卷。其中，《周易观象》乃本于李光地《周易观彖》而著，目的是弥补解《易》时详于玩辞而略于言象之阙，故专主观象，以羽翼《周易观彖》诸书。此书不见著录，坊间藏家有残抄本。《周易详说》一书，则有不同版本流传。

  《周易详说》的版本，《中国古籍总目·经部》载有三种：“《周易详说》十八卷，清刘绍攽撰，清乾隆间三原刘毓英传经堂刻本，国图、北大、中科院；《西京清麓丛书》（光绪刻）；抄本，国图。”[5]145据此可知，《周易详说》目前所见为三种版本：一是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和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有藏的乾隆间刘传经堂藏板本；二是《清麓丛书》中的光绪刻本；三是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抄本。本文主要对《周易详说》的刻本进行考察，梳理不同版本之间的关系。

  所谓乾隆间刻本者，所据为此版本前刘绍攽于乾隆十三年（1748）冬十一月书于成都官舍的自序。此版本即今天所见《续修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续修四库全书》乃选用国家图书馆藏本，第一卷首页右下方钤有“国立北平图书馆珍藏”印章，题“三元刘九畹著”，“本衙藏板”，每半页10行，行20字，白口，四周双边，单鱼尾。《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以为所用乃乾隆十三年刻本。[6]62《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选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本，以为乃清乾隆刻本。杜泽逊先生《四库存目标注》曰：“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清乾隆刻本，十八卷八册，题‘三原刘绍攽著’，半叶十行，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双边。前有会稽周长发序，淮阴项樟序，乾隆十三年十一月自序。《存目丛书》据以影印。山西省图书馆亦有是刻。○清同治传经堂刻本，十八卷，《西京清麓丛书外编》之一，北京大学、北京师大、上海图书馆、甘肃图书馆藏。”[7]104则将本衙藏板定为乾隆年间刻本，传经堂藏板定为同治刻本，同治刻本后收入光绪时的《清麓丛书》。可见，被《中国古籍总目》认为是光绪年间刻的《清麓丛书》本，杜泽逊先生则认为乃同治年间刻本。这种看法，也与《陕西省志》的说法相同。《陕西省志·著述志》（上册）第一编“哲学、宗教”第一章“哲学、易学”类曰：“《周易详说》18卷，清刘绍攽撰。清同治十二年（1873）刘氏传经堂刻本，8册，已收入《清麓丛书》中。”[8]14则将传经堂刻本的时间锁定于同治十二年，亦认为《清麓丛书》本即此版本。

  其实，《清麓丛书》所收《周易详说》，正是刘氏传经堂刻本。《中国古籍总目》所谓的光绪间所刻《清麓丛书》本，其实就是被《四库存目标注》和《陕西省志》认定的同治间所刻刘氏传经堂本。尽管《清麓丛书》晚出，但其所用版本为刘传经堂藏板。同时，查北京大学所藏《周易详说》，其实也是刘氏传经堂刻本，与《续修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所用版本不同，《中国古籍总目》认为北大藏本为清乾隆间三原刘毓英传经堂刻本。这正是《中国古籍总目》与《四库存目标注》《陕西省志》的分歧所在。

  如前文所言，《续修四库全书》选用的国家图书馆藏本，第一卷首页右下方钤有“国立北平图书馆珍藏”印章，题“三元刘九畹著”，“本衙藏板”；《四库存目》选用的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本，第一卷首页右下方钤有“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所藏图书印”和“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两枚印章，书牌题“三元刘九畹著”，“本衙藏板”，二者均每半页10行，行20字，白口，四周双边，单鱼尾，可知为同一版本。此本前有三序，依次为会稽周长发序，淮阴项樟序，乾隆十三年十一月刘绍攽自序。而北京大学所藏《周易详说》，书牌镌“周易详说/刘九畹先生著/刘传经堂藏板”，卷首有淮阴项樟序、乾隆十三年十一月刘绍攽自序，但无会稽周长发序。考察这两个版本，版式相同，每半页皆10行，每行皆20字，均为白口，四周双边，单鱼尾，字体相同；所不同者，如前所言，一是书牌镌字不同，一是序言篇数不同。

  从“本衙藏板”本首列周长发序言可知，乾隆甲戌夏，周长发掌教钟山时，凤阳太守项樟出示刘绍攽著《周易详说》，索序于周。项樟为安徽歙县人，雍正十一年（1733）进士（此年刘绍攽拔贡生），乾隆十五年（1750）任黄冈知县。又据乾隆《凤阳县志》卷五记载，项樟于乾隆十八年（1753）始任凤阳知府。这两种版本中均存项樟所作序。周长发，字兰坡，浙江山阴人，雍正二年（1724）进士，乾隆元年（1736）诏试博学鸿词科，被授翰林院检讨。周长发生平见《清史列传》卷七一。乾隆十八年（1753）至乾隆二十年（1755），周长发任钟山书院山长。乾隆甲戌年，即乾隆十九年（1754），此时周长发刚任钟山书院山长一年。该年夏天，刚任凤阳知府一年的项樟替刘绍攽索序于周长发。因此，“本衙藏板”中的周长发序，当作于乾隆十九年。考《周易详说》刘绍攽自序，乃于乾隆十三年（1748）作于成都官舍。由此推断，“本衙藏板”中周序与刘绍攽自序之间的项樟序，应作于刘绍攽自序以后、周长发作序之前，即1748—1754年之间。刘绍攽自序以后，索序于项樟，项樟作序后，又替刘绍攽索序于周长发。出于尊重，刊行时将最后完成的周长发序置于卷首，其次为项樟序，最后是刘绍攽自序。因此，“本衙藏板”当刊刻于乾隆十九年（1754）或以后，而非像有的图书馆如燕大著录为乾隆十三年刘传经堂刻本。从刘绍攽自序内容，看不出乾隆十三年刊刻的信息。

  “本衙藏板”的文字，亦透漏出一些避讳信息。如其中《坤》卦爻辞与《彖传》中的“玄”字与“弘”字，均避康熙与乾隆讳，末笔一点均缺笔；《观》卦的注解中引刘炫观点，“炫”字末笔一点作钩处理以避讳；但《观》卦卦辞、《彖传》与刘绍攽注释文字中的“颙”字，均不做避讳处理。可见，“本衙藏板”避康熙、乾隆讳，不避嘉庆帝颙琰讳，当刊刻于乾隆年间而非乾隆后的嘉庆或更晚时间。

  对比《四库存目标注》与《陕西省志》所说的同治年间的“刘传经堂藏板”，发现“玄”“弘”“炫”的避讳如出一辙，手法相同，且“颙”字也不避讳。至于传经堂重刊《周易详说》时，为何删除了周长发序文，原因尚不可知。于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乾隆年间“本衙藏板”与所谓同治年间的“刘传经堂藏板”，除书牌文字字体、内容与序言不同外，避讳字的字形处理方式均相同，只是“刘传经堂藏板”在文字内容与图示方面，略有删节。因此，“刘传经堂藏板”应为模仿“本衙藏板”版式的重刻删节本，《中国古籍总目》将北大所藏的“刘传经堂藏板”著录为清乾隆间三原刘毓英传经堂刻本，从避讳方面看，其年代判断是可取的。

  有没有另外一种情况存在呢？即保存有两篇序言的“刘传经堂藏板”早于保存有三篇序言的“本衙藏板”，“本衙藏板”中多出的周长发序言是后刻时增补上去的。这种情况其实不太可能发生。如果是这样，根据周长发序言中的乾隆十九年这个时间，再联系刘绍攽自序时间乾隆十三年，仅仅相隔六年，再版的可能性很小。从项樟序言中的“圣天子敦崇文学，知君必有所遇，以应侧席之求，当不仅以循吏著声巴也”[9]594可知，项樟为《周易详说》作序时，刘绍攽尚在四川任上。刘绍攽在乾隆十五年（1750），被大学士史贻直、两广总督硕色荐举经学，不久以后，便补山西晋阳知县。故项樟序言必作于乾隆十三年冬天至乾隆十五年之间。假设项樟序作于乾隆十三年，则距离周长发作序为六年；如果项樟序作于乾隆十五年，距离周长发作序仅四年，重刊《周易详说》的可能性更小。还有一个有力的例证，晚清贺瑞麟在编纂《清麓丛书》时，将《周易详说》收在外编，所收即“刘传经堂藏板”，也是仅存刘绍攽自序和项樟序，无周长发序。如果存有周长发序言的“本衙藏板”为后刻，贺瑞麟收录时，一定会收录此版，保留项樟委托周长发所作序言。但今日所见《清麓丛书》外编本，并非如此。

  综上所论，常见的《周易详说》有三种：较早者为乾隆年间的“本衙藏板”，《续修四库全书》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采用此版；稍晚者为“刘传经堂藏板”本，此版乃在“本衙藏板”的基础上重刻的删节本，如卷一“论《本义》九图”之“河图”与“伏羲八卦方位图”部分，均删去大段文字，但版式与“本衙藏板”悉同；最晚者为晚清贺瑞麟所收《清麓丛书》外编本。《清麓丛书》外编直接采用“刘传经堂藏板”本，此本相比“本衙藏板”本少了钟山书院山长周长发所作序言。传经堂为刘绍攽一支的堂号，刘氏以此堂号刻书甚多，在乾隆初年就以传经堂的名义刊刻《九畹古文》，直至光绪年间以传经堂名义刊印《刘氏传经堂丛书》十四种。《周易详说》的“刘传经堂藏板”应晚于“本衙藏板”，刊于贺瑞麟编纂《清麓丛书》以前。

  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有“本衙藏板”“刘传经堂藏板”和《清麓丛书》外编本。“本衙藏板”与“刘传经堂藏板”（含《清麓丛书》外编本）均将《周易详说》分为八册：卷一、卷二为一册；卷三、卷四为一册；卷五、卷六为一册；卷七为一册；卷八、卷九为一册；卷十、卷十一为一册；卷十二至卷十五为一册；卷十六至卷十八为一册。对比三者的形制，《清麓丛书》外编本开本最大，高27.7cm，宽16cm；其次为乾隆间的“本衙藏板”本，高26.1cm，宽16cm；最小的是同治年间刘毓英“刘传经堂藏板”本，高23.7cm，宽16.5cm。对比“本衙藏板”和“刘传经堂藏板”的版面（半页），前者高17cm，宽12.4cm；后者高16.5cm，宽12.4cm。二者版面几乎同大，故行数、字数相同。

  除以上“三个”（实为两个）常见的刻本外，国家图书馆尚存抄本《周易详说》。《中国古籍总目》著录该本为抄本，但国家图书馆网站对该本的描述却为稿本：“《周易详说》[善本]：十八卷附论卜法一卷/（清）刘邵邠撰，稿本，8册，9行25字，白口，左右双边，红格。”将刘绍攽的名字误作“刘邵邠”，或系工作人员误录，或系此本误抄。如果属于误抄，则该本定非稿本，刘绍攽不可能写错自己的名字，一定是抄者笔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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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周易详说》的主要易学思想

  刘绍攽易学的主要思想为尊奉程朱，贬斥汉易；归于义理，不废象数；强调学《易》寡过的人伦日用。由于刘绍攽所处之雍乾时代，官方科举所倡为程朱之学，而当时士人，又有省思明代学问空疏之敝的学风，于是倡汉学而辟宋学。刘绍攽以科举而晋身，对程朱之学了然于胸，但并不限于朱熹一家之言，而是倡导兼综众家。与清代汉易兴盛的大环境不同的是，刘绍攽对汉儒之易学一一批驳，独尊易学中的宋学，且不唯朱子是尊，显得尤其可贵。故《四库全书总部提要》论此书曰：“是书大旨以程《传》为宗，与《本义》颇有同异，于邵子先天之说亦不谓尽然，不为无见。惟于汉儒旧训掊击过当，颇近于傎。”[10]80刘绍攽这种黜汉崇宋的易学主导思想，在《周易详说》中显得格外突出。

  刘绍攽对汉代易学颇有微词，认为汉儒解《易》，牵强附会，支离破碎。他在《周易详说》卷一“论汉晋说《易》”部分，从焦赣、京房，一直到郑玄、虞翻，均进行批驳。汉以后的魏晋易学，刘绍攽亦贬多褒少。对于影响深远的王弼易学，刘绍攽认为其多为老庄之理，并赞同《周易折中》的说法，认为“不能尽合于圣人之道”，且以为“王弼解释句读而已，尚多依稀蒙混”[9]599。

  相对于汉晋易学，刘绍攽更推崇宋易，且本之程朱。刘绍攽在《周易详说·自序》中说：“本之程朱，参之诸儒。”[9]595其注解多以程颐《易传》与朱熹《周易本义》为主，所参考的诸儒易说，也多为宗于宋学者。此与明清之际关中儒学的取向是一致的。

  刘绍攽虽然服膺程朱易学，但能不废象数，归于义理。在《周易详说·自序》中，他说：“《易》所以难明者，汉儒主数，宋儒主理……汉宋异论，统归一致，易道无歧趋、无遗蕴矣。”[9]595由于汉学与宋学的割裂，导致《易》之象数与义理的分离，于是《易》之大旨难明。要昌明《易》道，必须消除门户之见，汉宋合一。因此，尽管刘绍攽本于程朱，但认识到程颐“说理精到，而于卜筮未合”，朱熹虽言《易》之卜筮，“第于象无所发明”[9]595，他们均疏于象数。再加上刘绍攽对当时较为流行的易学著作均认为有些不足，因此，他自己在注《易》过程中就要弥补这些缺陷，强调辞、象、变、占合参的易学主张。

  黄宗羲在《明儒学案·师说》中指出：“关学世有渊源，皆以躬行礼教为本。”[11]11这说明关中学者治学，讲究重礼务实，强调经世致用，看重践履。刘绍攽的易学，也突出反映了这种特征，即立足人伦日用。

  刘绍攽在注解完《系辞下》第九章之后，做了一个总结：“右第九章言系辞之要，在于惧以终始。惧者，敬也。修身之要，所以寡过者也。”[9]781根据刘绍攽的理解，“惧以终始”就是始终主敬，这正是张载的主张。而“修身之要，所以寡过者也”，则将学《易》的目的效法于孔子。孔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12]71关中另一位易学家，即李颙的高足王心敬也在《丰川易说》中说主张《易》为寡过之学。[13]9因此，关中学者将学《易》的旨归，导向人伦日常的寡过，而非追求玄远之思，正是关学重实践的表现。

  刘绍攽释《系辞上》“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说：“乐而玩者，知也。䌷绎爻辞，知之明而后能行之力也。”[9]762学习《易经》，品玩卦爻辞，这只是为了明白道理，属于知，知道之后，尚需在生活中力行。“能行之力”也是关中学者所体现出的一种普遍品格。正是因为立足于人伦日用的学《易》导向，刘绍攽才遵循“本之程朱，参之诸儒，寡过以立体，知来以致用”[9]595的原则，撰写了《周易详说》。

  总之，刘绍攽《周易详说》一书，思想内涵非常丰富，正如周长发《序》所说：刘绍攽于“进退消长、穷通得丧之旨，无不究其理，兼通其数，可不谓深于《易》者乎？”“知君于乘承比应之外，深探渊微，本乎《程传》之论理，复究朱子《本义》之论数。举凡河洛律吕，以及纳甲筮法，无不穷厥根柢，入其奥窔。而《左传》诸书所引《周易》，疏通证明，了如指掌。安溪而外，得是说也，可以为羽翼矣”[9]591。项樟《序》也极称《周易详说》曰：“博而精，详而核，总括百氏，辨析微芒，此四圣之功臣而易学之全书也。以之修身则寡过，以之行政则化成。以之应世接物，彰往察来，则靡所投而不中，岂徒为经生呫哔之具已尔哉？”[9]592-594《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认为该书“引朱子先儒旧说，皆不可废之语，皆能化门户之成见，非墨守一先生之说者所及”[6]62-63。这是对刘绍攽《周易详说》价值的高度认可。